《高尔基自传三部曲》【作者：高尔基 译者：郭家申】

童年

献给我的儿子

第一章

在昏暗狭小的房间内，我父亲躺在窗前的地板上，全身素白，显得身子特别长。他光着双脚，脚指头怪模怪样地向外翻着，一双亲切的手平静地放在胸前，手指头也是弯曲的。他那双欢快的眼睛紧紧闭着，可以看见铜钱在上面留下的黑色圆圈；和善的面孔乌青发黑，龇牙咧嘴，挺吓人的。

母亲半光着上身，穿一条红裙子，跪在地上，正在用那把我常用它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将父亲那又长又软的头发从前额向脑后梳去。母亲一直在诉说着什么，声音嘶哑而低沉，她那双浅灰色的眼睛已经浮肿，仿佛融化了似的，眼泪大滴大滴地直往下落。

外婆拽着我的手；她长得圆滚滚的，大脑袋、大眼睛和一只滑稽可笑的松弛的鼻子。她穿一身黑衣服，身上软乎乎的，特别好玩；她也在哭，但哭得有些特别，和母亲的哭声交相呼应；她全身都在颤抖，而且老是扽我，把我往父亲跟前推；我扭动身子，直往她身后躲；我感到害怕，浑身不自在。

我还从没有见过大人们哭，而且不明白外婆老说的那些话的意思：

“跟你爹告个别吧，以后你再也看不到他啦，他死了，乖孩子，还不到年纪，不是时候啊……”

我得过一场大病，这才刚刚能下地；生病期间——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父亲照看我时显得很高兴，后来他突然就不见了，换成了外婆这个怪里怪气的人。

“你从哪儿走过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说：

“由上头，从下——下诺夫戈罗德过来的，不过不是走过来的，是坐船来的！水上是不能步行的，小傻瓜！”

这话听起来很好笑，叫人感到莫名其妙：屋内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发的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里住着一个做羊皮生意的黄种人——一个卡尔梅克族老头。从这儿可以骑着栏杆沿楼梯顺势而下，不过一旦摔下来，便一溜跟斗地往下滚——这事儿我最清楚不过了。这和水有什么关系呢？真是乱弹琴，实在可笑。

“干吗说我是小傻瓜？”

“因为你的话太多了。”外婆说着，也在笑。

外婆说话亲切，快乐，有条不紊，顺理成章。从见面头一天起，我就跟她相处得很好，现在我只想让她赶快带我离开这个房间。

母亲使我的心情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和哭号使我心里有一种新的惶惑不安的感觉。我头一次看见她这副样子——她一向很严厉，很少说话；她清洁，整齐，人高马大，身体结实强壮，两只手非常有力。可是不知怎么搞的，现在她整个人好像都浮肿了，头发披散着，衣服凌乱不堪；平时端端正正盘在头上，像戴了一顶漂亮大帽子似的满头秀发，如今却披散在裸露的肩头，遮住了面孔，而她的另一半头发则编成了辫子，在父亲沉睡的脸前一直摇来摆去。我在屋子里已经站了很长时间，但母亲甚至一次都没有看我——她一直在给父亲梳头，边梳边哭，泣不成声。

几个粗壮的农民和一名巡警在向门内张望。巡警气鼓鼓地嚷道：

“赶紧抬走！”

窗上挂着一块深颜色的披肩，被风一吹，很像是一面扬起的风帆。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划一条带帆的船。忽然一声雷响。父亲笑了，他用腿紧紧地把我夹住，喊道：

“没关系，洋葱头，不用怕！”

这时母亲忽然从地上艰难地站起来，但立马又一屁股坐了下去，仰面朝天地倒下，头发披散在地板上；她双目紧闭，煞白的面孔开始变青，而且像父亲那样龇着牙，用可怕的声音说：

“把门关上……让阿列克谢——走开！”

外婆一把将我推开，直奔到门口，喊道：“乡亲们，不用害怕，看在基督的分上，不要瞎动！这不是霍乱，是要生孩子了，乡亲们，你们请便吧！”

我躲进一个黑暗的角落，藏在柜子后面，只见母亲一面在地上打滚，一面叫个不停，牙齿咬得嘎嘎响，而外婆则围着她爬来爬去，亲切、高兴地对她说：

“为了圣父和圣子！瓦留莎，你忍一忍！……圣母会保佑的……”

我非常害怕，她们在父亲身边的地上忙个不停，外婆把她拖来拖去，一面唉声叹气，大呼小叫，可父亲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还在笑呢。这样过了很长时间——一直在地上忙活；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来，又倒下去；外婆像一只又大又黑的软皮球，从屋子里滚了出来；随后从黑暗中突然传出了婴儿的哭声。

“托上帝的福！”外婆说，“是个男孩！”

于是她点上了蜡烛。

我大概在屋角睡着了——后来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一个阴雨天，在一个墓地的荒凉角落；我站在打滑的黏土堆上，望着放置父亲棺木的墓穴；墓穴底部有许多水，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已经爬到发黄的棺木顶上了。

坟墓旁有我、外婆、一名浑身湿透的巡警和两个沉着脸、手持铁锹的农民。温暖的雨点像细小的珠子洒落在每个人的身上。

“埋吧。”巡警说着，开始离去。

外婆哭了起来，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两个农民弯着腰，急忙往墓坑里填土，墓坑里的积水被土块砸得啪啪作响；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来，刚要往墓穴壁上爬，马上便被土掩埋在底下了。

“离远点儿，廖尼亚。”外婆说着，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我从她手里挣脱出来，不想离开。

“天哪，你这孩子。”外婆抱怨说，不知是在抱怨我，还是在抱怨上帝；她低着头，一声不响地站了很久；墓坑已经填平，可她仍旧站在那里。

两个农民用铁锹轻轻拍打着坟地的泥土。这时候起风了，接着雨也被吹没了。外婆拉起我一只手，领我去远处的一座教堂，那里有许多颜色发黑的十字架。

“你怎么不哭呢？”一走出墓地围栏，她就问我，“应该哭啊！”

“不想哭。”我说。

“喏，不想哭，不想哭就别哭。”她小声说了一句。

事情说来也怪：平时我很少哭，哭也是因为受了委屈，从未因为疼痛哭过；父亲总笑我爱抹眼泪，而母亲则大声叫嚷：

“不许哭！”

后来我们坐车沿着一条宽阔但非常脏的大街急驶而去，从许多暗红色的房子中间穿过；我问外婆：

“那几只青蛙爬不出来了吗？”

“没错，爬不出来了，”她回答说，“愿上帝保佑它们！

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如此亲切地经常把上帝的名字挂在嘴边。

几天后，我同外婆和母亲登上轮船，坐在一间小舱里；我的新出生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就躺在船舱角落的桌子上，身上裹着白布，外面扎了条红带子。

我在众多包袱和箱子中间找了个地方，向窗外张望，窗口朝外凸出，圆鼓鼓的，很像马的眼睛；浑浊的、泛着泡沫的河水在湿润的玻璃窗外没完没了地流过。河水不时地溅起浪花，舔舐着窗玻璃。我不由得跳了下来。

“别怕。”外婆说，她用柔软的双手轻轻把我托起，又放回到行李上。

河面上一片灰蒙蒙的雾气，远处呈现出黑压压的陆地，随后，陆地在大雾和河水中又消失了。周围的一切都在颤动。只有母亲双手放在脑后，背贴墙壁，牢牢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的脸色阴暗、冷峻、木然，双目紧闭，始终一言不发，她整个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新人，甚至她身上的衣服，都是我从前没看见过的。

外婆不止一次地小声跟她说：

“瓦里娅，你吃点东西吧，少吃点，啊？”

她一声不吭，纹丝不动。

外婆跟我说话的声音很小，跟母亲说话——声音要大一些，但不知为什么，总是小心翼翼，怯声怯气，而且话语很少。我觉得，她害怕我母亲。这一点我心里明白，它使我和外婆的关系更加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冷不丁地大声说道，而且显得很生气，“水手到哪儿去了？”

她的话简直莫名其妙，让人摸不着头脑：萨拉托夫，水手。

一个肩膀宽宽、头发花白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穿一件蓝衣服，带来一只小木匣子。外婆接过匣子，开始将弟弟的尸体往木匣子里装，装殓完毕，她便张开双臂，捧着木匣子，向舱门口走去；但外婆的身体太胖了，要通过狭小的舱门，她只能将身子侧过来，因而在舱门前，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看上去非常可笑。

“哎呀，妈妈！”母亲喊了一声，从外婆手里接过小棺材，两人一块儿便不见了，我一个人留在舱内，打量着那位穿蓝衣服的男人。

“怎么，是小弟弟死了吗？”他俯身对我说。

“你是谁？”

“水手。”

“那萨拉托夫——是谁？”

“是一座城市。你往窗外看，那就是萨拉托夫！”

窗外时而露出移动着的黑土地，黑压压的一片，有许多悬崖陡壁，上面雾气腾腾，像是刚从大圆面包上切下来似的。

“我外婆去哪儿了？”

“掩埋外孙子去了。”

“要埋到地下吗？”

“还能怎么样？会掩埋的。”

我告诉水手，埋葬我父亲的时候，有几只活的青蛙也被埋进去了。他将我抱起来，紧紧把我搂到胸前，吻了吻我。

“唉，小老弟，你现在还不懂事！”他说，“那些青蛙用不着可怜，上帝会保佑它们的！该可怜的是你母亲——瞧她那伤心的样子！”

我们头顶上的汽笛响了，发出一阵阵的长鸣。我已经知道这就是轮船，所以并不感到害怕，可是水手急忙将我放到地板上，边跑边说：

“我得赶紧跑！”

我也想往外跑。我走出舱门。幽暗狭窄的过道里空无一人。距舱门不远处，舷梯上镶嵌的铜踏板闪闪发光。往上一瞧，只见有许多人手里拿着大包小包的。显然，大家在等着下船了——这就是说，我也该下船啦。

但当我和一群男人刚走到轮船码头上岸踏板旁边时，大家冲我直嚷嚷：

“这是谁家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

“我不知道。”

人们好一通地推我，扽我，抚摸我。最后，那位头发花白的水手来了，他一把抓住我，解释说：

“他由阿斯特拉罕来，从船舱里跑了出来……”

他抱起我，跑回船舱，把我往行李上一放便走了，走时还伸出一个指头威胁我说：

“当心我收拾你！”

上面的嘈杂声逐渐平静下来，船体已不再颤动，也不再发出拍击河水的声音了。船舱窗口被一堵潮湿的墙面挡住了；舱内黑暗、闷气，行李仿佛都膨胀了起来，一直在挤压着我，一切都叫人感到难受。说不定我就这样永远被单独留在这空空荡荡的轮船上了？

我来到舱门口。舱门打不开，门上的铜把手怎么也拧不动。我拿起一瓶牛奶，使劲朝门把手砸去。奶瓶碎了，牛奶溅了我满腿，顺势流进了我的靴子。

因失败而苦恼的我，躺在行李上小声哭了起来，后来哭着哭着便睡着了。醒来后，轮船又响起拍打水面的声音，船体也颤动起来，船舱的窗子明亮得像一轮红日。外婆坐在我的身边，一面梳头，一面皱着眉头小声在说些什么。她的头发多得出奇，密密麻麻地盖住了她的双肩、胸口和双膝，一直拖到地面，乌黑乌黑的，透着蓝光。她用一只手将头发从地面上托起，使劲将一把稀齿的木梳梳进浓密的发绺里；她撇着嘴唇，两只黑眼睛气鼓鼓的，闪闪发光，而她那张脸，在浓密头发的衬托下显得既小巧，又滑稽可笑。

今天她的样子看上去很凶，但当我问她为什么有这么长的头发时，她用昨天那样温暖柔和的声音对我说：

“显然是上帝要惩罚我——让她梳去吧，这该死的头发！年轻时我为这满头秀发，着实骄傲过，现在老了，我要诅咒它！睡你的觉！时间还早着呢——太阳经过一夜，刚刚才露头……”

“我已经不想再睡了！”

“喏，不想睡就别睡啦，”她当即表示同意，同时一面编着辫子，一面朝沙发看了一眼，母亲正直挺挺地仰面躺在上面，“你昨天是怎么把牛奶瓶摔碎的？悄悄跟我说！”

外婆说的话，不知怎么的，就跟唱出来似的，特别好听，而且一下子就被牢牢记住了；她说的话像盛开的鲜花，是那样亲切、鲜艳，生动活泼。她微笑时，一对黑眸子睁得大大的，像两颗樱桃似的，闪耀着难以形容的愉快的光芒，她的微笑使她高兴地露出坚固洁白的牙齿，尽管她双颊的皮肤有些灰暗，脸上已有不少的皱纹，但她的整个面孔，仍然显得非常年轻，神采飞扬。可惜她那松软的鼻子、张大的鼻孔和红红的鼻头颇有些煞风景。她用一只黑色镶银的鼻烟壶嗅鼻烟，全身都着黑装，但是她的内心却在光芒四射——透过一双眼睛——放射出永不熄灭的、欢快、温暖的光芒。她有点驼背，几乎成了罗锅，人又非常胖，可是活动起来倒轻便灵活，像一只大灵猫——加上她又是那么轻柔温和，太像这种可爱的动物了。

外婆来之前，我好像一直在睡觉，躲进黑暗之中；但是她来到后，唤醒了我，将我引向光明；她把周围的一切联结成一根没完没了的长线，把它编成一条五彩缤纷的花边；她一下子变成了我毕生的朋友，成了我最贴心、最理解和最珍爱的人——她这种对世界的无私的爱，丰富了我的心灵，使我在面对艰难的人生时充满了毅力。

四十年前，轮船航行得很慢；我们到下诺夫戈罗德要走很长时间，我清楚记得头几天沿途所看到的绮丽景色。

天气很晴朗，我和外婆从早到晚一直都待在甲板上，头上是明朗的天空，金秋时分，伏尔加河两岸仿佛全都铺上了丝绸锦缎。一艘黄色的轮船逆流而上，船两侧的轮桨叶片轻轻地拍打着蓝灰色的河水，不慌不忙，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船尾有一条长长的缆绳，拖着一艘驳船。驳船呈蓝灰色，看上去很像一条潮虫。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悄悄地移动着，周围的一切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令人耳目一新；绿色的群山，宛如大地盛装上的华丽的褶皱，两岸的城市和村落，远远望去，仿佛是一块块的甜食点心；金色的秋叶在河面上顺流漂动。

“瞧，多漂亮呀！”外婆不停地说着；她兴奋地在甲板上来回走动，兴高采烈地瞪大了眼睛。

她常常只顾自己往岸上看了，把我给忘得一干二净：她伫立在甲板一侧，双手抱胸，面带微笑，默默无语，但两眼却饱含泪水。我拽了拽她那条深色的印花裙子。

“干什么呀？”她不觉一愣，“刚才我好像打了个盹，还做梦来着。”

“那你哭什么呀？”

“亲爱的，那是因为我高兴，也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她微笑着说，“要知道，我已经老了，我已经活了六十个春秋了。”

她嗅过鼻烟，开始给我讲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有绿林好汉，有先贤圣徒，还有各种猛禽走兽和妖魔鬼怪。

她讲故事时声音不高，样子很神秘，紧贴着我的脸，眼珠子瞪得老大，直盯着我的两眼，仿佛要往我心里灌输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她说起话来就像唱歌，越说越带劲，出口成章，头头是道。听她讲故事令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我一面听，一面求她：

“再讲一个！”

“喏！那就再讲一个：一位家神爷坐在灶台下面，被面条烫伤了脚，他一瘸一拐的，叫个不停：‘哎哟哟，小耗子们，疼死我啦，哎哟哟，小耗子们，我受不了啦！’”

外婆抬起一只脚，双手抱定，左右摇来晃去，滑稽地皱起眉头，好像她真的感到很疼似的。

周围站着许多水手——有的留着大胡子，有的很和蔼可亲——他们一边听，一边笑，直夸外婆讲得好，他们也求她说：

“老婆婆，再给讲一个吧！”

后来，他们说：

“干脆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吃饭时他们招待外婆喝伏特加酒，给我吃的是西瓜和黄瓜。这都是背地里干的，因为船上有一个人禁止吃瓜果，他会把这类东西抓起来扔进河里。他的穿着很像一名巡警——衣服上钉着铜纽扣——总是醉醺醺的；人们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去，总是离我们远远的。她一直不说话。她修长匀称的身材，阴郁冷峻的面孔，还有她那将一头亮发梳成发辫后盘成的庄重的王冠——她整个人，看上去既威严，又刚强，回想起来，总觉得她和我好像是隔着一层迷雾或者是薄薄的云层；她那双和外婆一样的浅灰色的大眼睛总是从远处在冷冷地打量着什么。

有一次，她疾言厉色地说：

“人家在笑您呢，妈妈！”

“随他们的便！”外婆毫不在乎地回答说，“让他们笑去好了，只要他们开心就好！”

我记得外婆一看见下诺夫戈罗德市，就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她拽住我的手，把我拉到船舷边上，嚷着说：

“瞧呀，瞧呀，多么漂亮！我的天，这就是下诺夫戈罗德市呀！瞧它有多棒，简直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你瞧瞧那些教堂，好像都在飞起来似的。”

于是，她呼喊着母亲，几乎哭出声来：

“瓦留莎，你快来看呀，啊？快，难道你都忘了！应该高兴才是！”

母亲沉着脸，露出一丝微笑。

轮船在一座漂亮城市的对面停下了，河面上的船只摩肩接踵，千百只桅杆直插云天，一条满载乘客的大木船慢慢地靠近了轮船，有人用一根带钩子的长竿将放下的舷梯钩了过来，人们从木船上一个接一个地沿着舷梯登上了轮船的甲板。飞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干瘪的小老头，他穿一件黑色的长袍，留着金黄色的小胡子，长着一副鹰钩鼻和两只绿色的小眼睛。

“爸爸！”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喊道，一头便扑到他身上，而他则一下子抱住她的脑袋，用他那发红的双手急忙抚摸着她的脸颊，尖声叫道：

“傻孩子，是你呀？啊！这就好……我说，你们呀……”

不知为什么，外婆忙得像陀螺似的，一直转个不停，转眼工夫，她把所有的人都拥抱和亲吻个遍。她把我推到大家面前，忙不迭地说：

“喏，快过来！这是你米哈伊洛舅舅，这是雅科夫……纳塔利娅舅妈，这两个，是你的表哥，都叫萨沙，这是你表姐卡捷琳娜，他们全是我们一家子，瞧一共有多少人！”

外公对她说：

“身体好吗，老婆子？”

他们相互吻了三下。

外公把我从人群里拉出来，摸着我的头，问道：

“你是谁家的孩子呀？”

“阿斯特拉罕的，从船舱里出来的……”

“他说什么来着？”外公对母亲说，没等母亲回话，他便把我推向一边，说：

“颧骨长得跟他父亲一模一样……到木船上去吧！”

我们乘船上了岸，一群人沿着山坡往上走；路上铺满了巨大的鹅卵石，两边高坡上覆盖着东倒西歪的枯叶败草。

外公和母亲走在大伙的前面。他的个子只有母亲肩头那么高，一直迈着快速的小碎步；母亲看他时居高临下，好像从空中向下俯视似的。两个舅舅一声不吭地跟随着他们：米哈伊洛满头黑发，梳得很光溜，跟外公一样干瘪；雅科夫一头浅黄色的卷发，还有几个身着鲜艳连衣裙的胖女人和五六个孩子，他们都比我大，都很安静。我跟外婆和小舅妈纳塔利娅一块儿走。小舅妈脸色苍白，一双蓝眼睛，挺着个大肚子，她不时地停下来，喘着粗气，小声说：

“哎呀，我不行了！”

“他们干吗要叫你来呢？”外婆生气地抱怨道，“真是一帮蠢货！”

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我都不喜欢，我觉得我走在他们中间是个局外人，不知为什么，甚至连外婆也失去了光彩，跟我疏远了。

我特别不喜欢的是外公，从他身上我一下子就感觉到了敌意，于是我格外地注意他，有一种畏惧的好奇心。

我们到了山坡的最高处。紧贴右边的山坡是一条街的起点，这里有一座低矮的单层房屋，外面刷了粉红色的油漆，已经显得有些陈旧，房子屋顶很矮，窗子向外突出。从外面看，我觉得这座房子还挺大，但是里面的房间却很小，光线昏暗，显得很拥挤；像在靠码头之前的轮船上一样，到处都是焦急、忙乱的人们；小孩子们像一群偷吃东西的麻雀，四处乱窜，周围有一种陌生的、刺鼻的气味。

我来到院子里。院子也叫人不喜欢：满院子晾晒的都是大块大块的湿布，摆放着许多大缸，缸里的水稠乎乎的，各种颜色都有。缸内浸泡的也是布匹。院子角落有一间很矮的、快塌了的厢房，里面生着炉子，木柴烧得正旺，炉子上在煮什么东西，咕嘟咕嘟的，一个看不见的人在大声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词汇：

“紫檀——洋红——明矾……”

第二章

一种重彩浓墨、光怪陆离的生活开始了，它离奇得难以言表，而且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在我的记忆中，这段生活像一个严酷、动听的童话故事，它出自一位善良的、难得真诚的天才人物之口。如今，回首往事，我自己有时都很难相信，事情真的就是那样，有很多事情我都想要辩解，想要否认，因为在“那帮蠢货”那里过的暗无天日的日子中，残酷的事例实在太多了。

但真实是高于怜悯之心的，何况我讲的并不是我自己，而是关于那个令人窒息的、阴森可怕的狭小天地里的情形，普通的俄罗斯人至今仍然生活在那里。

外公一家人互相充满了敌意，他们之间弥漫着一种炽热的气氛；这种敌意在毒害着大人，甚至孩子们也都积极参与其中了。后来我从外婆的话里得知，母亲回来时正好碰上她弟弟们在跟自己的父亲闹分家。母亲的突然归来更激化和加剧了他们分家的愿望。他们害怕我母亲要求她应该得到的那份被外公扣着没给的嫁妆，因为母亲出嫁时是“私订终身”，违背了外公的意志。舅舅们认为，这份嫁妆应当由他们两个平分。他们还为了谁进城去开染坊，谁去奥卡河对岸的库纳维诺镇，彼此早已争吵得不可开交了。

就在我们刚到不久，大家在厨房吃午饭的时候就爆发了争吵：两个舅舅突然跳起来，隔着饭桌，冲着外公大喊大叫，像狗一样地龇牙咧嘴，气得浑身直打哆嗦，而外公则用勺子敲打着饭桌，脸涨得通红，像公鸡打鸣似的大声吼叫道：

“你们给我滚出去！”

外婆痛心至极，脸都气歪了，她说：

“都给他们得了，老头子——这样你也落得个安静，给他们吧！”

“住嘴，都是你惯出来的！”外公喊道，两眼闪闪发光；说来也怪，别看外公个子矮小，喊起来嗓门可够大的。

母亲从桌旁站起身，不慌不忙地走到窗前，转身背对着大家。

突然，米哈伊尔舅舅对准他弟弟的脸挥手就是一拳，对方大吼一声，立刻和他厮打起来，两人在地上滚作一团，只听见他们的喘气声、吼叫声和谩骂声。

孩子们哭了起来；怀了孕的纳塔利娅舅妈死命地喊叫；我母亲赶紧抱住她，把她拖到别的地方；生性快乐、满脸雀斑的保姆叶夫根尼娅把孩子们从厨房里往外轰；满地倒的都是椅子；宽肩膀的年轻帮工“小茨冈”骑在米哈伊尔舅舅的背上，而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师傅——一个戴着墨镜、秃头、满脸大胡子的人——正在慢条斯理地用毛巾捆扎米哈伊尔舅舅的双手。

米哈伊尔舅舅伸长脖子，稀稀拉拉的黑胡子蹭在地面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外公急得围着桌子团团转，气急败坏地叫道：

“同胞兄弟，啊！骨肉亲情！你们就这样，哎呀呀……”

由于害怕，吵架一开始，我便爬到灶台上去了；从那里，我吃惊地看到外婆用铜盆里的水在擦洗雅科夫舅舅脸上被打出的血；雅科夫放声大哭，捶胸顿足；而外婆则沉痛地说：

“该死的东西，亡命之徒，也该懂事了！”

外公将撕破的衬衫搭在肩上，冲她喊道：

“老妖婆，这不都是你生的两个畜生吗？”

雅科夫舅舅走后，外婆躲在屋角，鬼哭狼嚎地一通喊叫：

“至高无上的圣母啊，让我的孩子们脑子开开窍吧！”

外公站起来，侧过身来对着她，看着餐桌上一片狼藉的样子，小声说：

“你呀，老婆子，看着他们点儿，当心他们会欺负瓦尔瓦拉，说不定……”

“得啦，你算了吧！把衬衫脱下来，我给你缝缝……”

她双手抱着外公的头，在他脑门上吻了一下，而他呢——因为个头比外婆矮——便把脸贴在她的肩头。

“看来，是得分家了，老婆子……”

“应该分，老头子，应该分！”

他们谈了很长时间；开头两个谈得很好，后来外公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一只脚开始老踹地板，伸出一个指头威胁外婆，大声唠叨说：

“我还不知道你，你最疼爱他们了！可你的米什卡是个伪君子，而雅什卡则是个共济会分子！而且他们尽挥霍我的家产，整日花天酒地……”

我在灶台上扭动一下身子，不小心把熨斗给碰倒了，于是它顺着阶梯滚了下去，扑通一声，掉进一个大脏水盆里了。外公跳上梯子，一把将我拖了下来，仔细地端详着我的脸，好像头一次看见我似的。

“是谁让你爬到灶台上去的？是你母亲吗？”

“是我自己爬上去的。”

“你撒谎。”

“不，是我自己爬上去的。我吓坏了。”

他推开我，用手轻轻在我额头上拍了一下。

“跟他父亲一个样！滚开……”

我高兴地跑出了厨房。

我看得很清楚，外公那双聪明敏锐的绿眼睛一直都在盯住我，所以我很怕他。记得，我总想躲开他那双火辣辣的眼睛。我觉得外公这个人非常凶狠，他跟所有的人说话总是冷嘲热讽，嘴巴不饶人，摆出一副好斗的架势，直到把对方惹急了才算罢休。

“唉，你们——这帮人啊！”他常常这样感叹地说，总是把“这帮人”几个字的声音拉得很长，我一听就觉得很烦，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休息的时候，喝晚茶期间，外公、两个舅舅和伙计们，从作坊里来到厨房；他们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两只手都染成了紫檀色，全被明矾给蜇伤了；他们的头发都用带子扎着，看上去个个活像是厨房角落供奉的黑乎乎的圣像，在这种危险的时刻，外公总是坐在我的对面，这让他的其他孙子感到非常羡慕，因为相比较而言，外公跟我说话的机会要多一些。外公的身材非常匀称，人很瘦削，很精明。他那件丝线包边的圆领缎子坎肩已经很破旧了，印花衬衫也已经皱皱巴巴，裤子膝盖上有两块大补丁，可是和身穿夹克、戴着衬领、脖子上系着丝质三角巾的两个儿子相比，外公的穿戴毕竟比他的儿子们要整洁和好看一些。

我们到了几天后，他就一定让我学做祷告。别的孩子都比我大，已经在跟着圣母安息教堂的执事学习认字了；从家里的窗口就能够看见教堂金色的圆顶。

教我学祷告的是纳塔利娅舅母，她这个人既文静，又胆小，长有一张娃娃脸，眼睛清澈明亮；我觉得透过这双眼睛能够觉察出她脑海深处的一切。

我喜欢长久凝视着她的眼睛，眼睛一眨也不眨；她眯起眼睛，摇晃着脑袋，几乎耳语般地小声让我跟着她学：

“喏，你跟着我说：‘我们在天之父……’”

要是我问：“‘雅科热’是什么意思呢？”

她会惶恐不安地向周围看看，劝我说：

“快别问了，这样会更糟！你只用跟着我说：‘我们在天之父’……懂吗？”

我很纳闷：为什么问一下就会更糟呢？“雅科热”这个词显然含有弦外之意，所以我千方百计故意对它加以歪曲：

把“雅科热”念成“雅夫科热”……

但是，脸色发白、仿佛全身都瘫软了的纳塔利娅舅妈一直耐着性子在纠正我，她的声音听来有些断断续续：

“不，你只用说‘雅科热’……”

但无论是她本人，还是她说的话，都不那么简单易懂。这使我感到非常恼火，妨碍我熟记祷文。

有一次，外公问道：

“喂，阿廖什卡，你今天就干什么了？都玩了吧！我看见你额头上鼓起一个包。弄出个鼓包可算不上有多大本事！‘我们在天之父’，背会了吗？”

舅妈小声说：

“他的记性不好。”

外公嘿嘿一笑，棕红色眉毛欢快地扬了起来。

“要是这样，就得用鞭子抽！”

接着，他又问我：

“你父亲抽过你吗？”

由于不明白他的话的意思，我没有吭声，母亲说：

“没有，马克西姆从没有打过他，而且也不许我打他。”

“那是为什么？”

“他说：靠打是教不好孩子的。”

“那他——这个马克西姆，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不过他已经死了。求上帝原谅他！”外公气鼓鼓地说，吐字非常清楚。

他的话使我感到非常生气。他看出了这一点。

“你干吗噘着嘴？你呀你……”

然后，他摸摸头上发白的棕红色头发，补充说：

“顶针的事，瞧，看我星期六怎么收拾萨什卡吧。”

“怎么个收拾法？”我问道。

大家都笑了，可外公说：

“你等着瞧吧……”

我静下心来一想：收拾，无非是把送来染色的衣服抖搂开，捶打一番，看来，收拾和捶打是同一回事。有打马、打狗、打猫的；在阿斯特拉罕，巡警打波斯人，这我看见过。但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打小孩的，尽管这里的舅舅们对自己的孩子时不时地就用指头弹他们的脑门或后脑勺，不过孩子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不当一回事，只是用手揉揉被弹过的地方也就算了。我不止一次地问过他们：

“疼吗？”

他们总是勇敢地回答说：

“不疼，一点都不疼！”

顶针的事我是知道的。每天下午，从喝茶到吃晚饭这段时间内，舅舅们和格里戈里师傅把各块染好的布料缝成为“一件”，然后在上面缝上个标签。米哈伊尔舅舅想跟眼睛半瞎的格里戈里师傅开个玩笑，便让九岁的侄子把格里戈里师傅的顶针在点燃的蜡烛上烧热。萨沙用剪烛芯的镊子夹起顶针，在火上将它烧得滚烫，然后悄悄地放在格里戈里师傅的手边，自己则藏到炉子后面去了，但这时正巧外公走了过来，坐下来想干点活，便把手指头伸进那只灼热的顶针里了。

记得当我闻声跑进厨房的时候，外公正一面用被烧伤的手指抓挠着耳朵，一面滑稽地一蹦一跳的，并且大声喊叫着：

“这是谁干的事？真够缺德的！”

米哈伊尔舅舅弯着腰，用指头在桌子上拨弄着那只顶针，对它不停地吹气，格里戈里师傅平心静气地在缝他手中的活儿，烛影在他巨大的秃顶上跳跃着；雅科夫舅舅从藏身的炉子后面跑出来，暗自发笑；外婆正在用擦子擦新鲜的土豆。

“这是雅科夫的儿子萨什卡干的！”米哈伊尔舅舅突然说。

“你胡说！”雅科夫从炉子后面蹿了过来，大声叫道。

他的儿子在屋角里边哭边嚷：

“爸爸，别信他的话。是他教我干的！”

两个舅舅相互吵骂起来。这时外公一下子变得没脾气了，往手指上敷了些生土豆末，拉着我的手，一声不吭地走了。

大家都说这事应该怪米哈伊尔舅舅。自然，喝茶的时候我曾问过外公——会不会狠狠收拾他一顿？

“应该好好地收拾他。”外公咕哝一句，斜眼看了我一下。

米哈伊尔将桌子一拍，冲母亲嚷道：

“瓦尔瓦拉，管好你的小崽子，不然我会把他脑袋揪下来的！”

母亲说：

“你试试看，只要你敢动他一下……”

这时大家都不作声了。

母亲能说会道，三言两语就能够把人给噎回去，好像一下子就堵住了别人的嘴，拒人于千里之外，使他们感到自己完全是在自讨没趣。

我知道，大家都害怕我母亲，连我外公跟我母亲说话时都轻声细语，不像跟别人说话时那样粗声大气。这使我感到很高兴，所以我常在表哥们面前骄傲地夸耀说：

“我母亲最厉害了！”

他们没有表示反对。

但是星期六发生的事，改变了我对母亲的态度。

星期六之前，我也做了件错事。

我感到非常好奇：大人们是如何巧妙地改变布的颜色的？他们把黄颜色的布料浸入黑颜色的水中，布料一下子变成深蓝色——他们称之为“宝蓝”；把灰颜色的布在棕红色的水里一泡，马上就变成了浅红色——他们称之为“殷红”。事情很简单，可我却不明白。

我很想亲自染点什么东西，于是我把这一想法跟雅科夫的儿子萨沙说了，他是个很严肃认真的小伙子；他经常在大人们身边转悠，跟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随时准备帮助大家，什么活都肯干。大人们都夸奖他听话，人又聪明，但是外公总是斜着眼睛看他，说萨沙：

“整个一个马屁精！”

雅科夫的这位萨沙又黑又瘦，两只螃蟹眼向外突出着，说话慌里慌张，声音很轻，好像想说的话被卡在喉咙里似的，而且总是神秘兮兮地往四下打量，仿佛随时都打算逃跑，找个地方躲起来。他的栗色的瞳孔一动不动，但是情绪一激动，两个瞳孔和眼白便一起颤动起来。

我不喜欢他。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米哈伊尔舅舅的儿子萨沙，这小伙子非常安静，不爱张扬，行动有点笨拙，长有一双忧郁的眼睛，笑起来样子很好看，很像他温顺贤良的母亲。他的牙齿很难看，全都伸到嘴唇外面来了，因为他的上颚长了两排牙齿。这使他觉得很有意思；他经常把手指头伸进嘴里，摇晃它们，想把里面的那排牙齿拔掉，而且谁要是想摸一摸他的牙齿，他都老实巴交地让人去摸。但我从他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其他更有趣的地方。家里的人员很多，但他却独来独往，喜欢一个人坐在昏暗的角落里；晚上就坐在窗口。和他默默地待在一起也很有意思——坐在窗边，紧靠着他，整整一个小时谁都不说话，只是仰望着天空红色的晚霞，观看成群的乌鸦围绕着圣母安息大教堂金色的圆顶来回盘旋，上下翻飞，它们有时飞得很高，有时飞得很低；突然，它们像一张黑色的大网，遮天蔽日，挡住了落日的余晖，然后便在我们眼前消失了，留下一片虚无的空间。面对此情此景，这时什么话你都不想说，一丝甜蜜的惆怅在胸中油然而生。

而雅科夫舅舅的儿子萨沙无论什么事都能说上一通，而且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像大人似的。当他听说我想学染匠的手艺后，便建议我把柜子里一块节日用的白桌布拿出来染成蓝颜色。

“白的最容易染，这我清楚！”他正经八百地说。

我拖着沉甸甸的桌布，跑到院子里，但是，当我把桌布的一角刚要放进“宝蓝”的染缸时，“小茨冈”不知从哪儿向我飞奔过来，一把将桌布夺过去，而且用他的一双大手拧了又拧，冲站在过道里看我怎样染桌布的表哥喊道：

“快去喊你奶奶来！”

他知道事情不妙，摇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对我说：

“瞧吧，这件事会让你倒大霉的！”

外婆跑了过来，她惊叫一声，甚至哭了起来，并且连声地骂我，显得很滑稽可笑：

“哎呀，你这个彼尔米亚克人，该死的冒失鬼！真想一下子把你摔死！”

然后，她开始劝说“小茨冈”：

“瓦尼亚，你可别告诉他外公！事情由我来兜着；没准儿能瞒过去……”

瓦尼卡一面在花围裙上擦着一双湿手，一面忧心忡忡地说：

“关我什么事？我不会说的；要看好萨舒特卡，别让他乱说！”

“我会给他两戈比的。”外婆说着，把我领回到屋里。

星期六晚祷之前，有人把我领到厨房；厨房内光线很暗，非常安静。记得通往过道和其他房间的门都关得严严实实，窗外是秋日的黄昏，细雨蒙蒙，天空一片灰暗。“小茨冈”坐在黑乎乎的炉口前面，在一张宽大的长椅上，一脸怒气，人都变了样；外公站在屋角的一只大木盆旁，正在从盛满水的木桶里选取细长的枝条，打量着它们的长度，将它们一条条地码放好，而且拿起来在空中挥舞几下，发出飕飕的响声。外婆站在旁边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使劲地嗅着鼻烟，嘴里嘟哝着说：

“这回可高兴了……净折磨人……”

雅科夫的儿子萨沙坐在厨房中间的椅子上，用两只拳头揉着眼睛，人吓得连声音都变了，像一名老叫花子似的，拉长声调说：“看在耶稣的分上，饶了我吧……”

米哈伊尔舅舅的孩子们——我的表哥和表姐——肩并肩地站在那里，跟木头人一样。

“抽过后——再饶你吧，”外公说着，拿过一根湿漉漉的枝条在手中捋了捋，“喏，快把裤子脱下来！……”

外公说话时非常平静，无论是他说话的声音，还是萨沙这孩子在吱吱作响的椅子上的挣扎，以及外婆的两只脚在地板上的摩擦声——都未能打破在被熏黑的低垂的天花板下昏暗厨房里令人难忘的寂静。

萨沙站起身，解开裤子，用两只手提着，一直褪到膝盖处；他弯着腰，跌跌撞撞地向长板凳走去。看他走路的样子，真让人难受，我的双腿也不禁打起战来。

但当他老老实实地脸冲下趴在长凳子上，瓦尼卡用一条很宽的手巾，把他从胳肢窝下和脖子处都绑在凳子上，然后弯下身子，用黑乎乎的双手按住他脚脖子的时候，情况就更糟了。

“列克谢，”外公叫道，“靠近一点儿！……喂，我在跟谁说话？好好看看什么叫挨抽……一下！”

他的手扬得并不高，对准萨沙的光身子就是一树枝子。萨沙发出一声尖叫。

“装出来的，”外公说，“这一下并不疼！现在这样抽才有点疼！”

于是，他一树枝子抽下去，萨沙的身子立刻像被火烧了一样，当即就起了一道红印，表哥扯着嗓子，发出一声号叫。

“不好受吧？”外公问道，同时他的手在有节奏地一起一落，“不喜欢，是不是？这一下，是为了顶针儿的事！”

他的手往上一扬，我的心也跟着被提了起来，他的手一落，我整个人也好像跌落了下来。

萨沙的号叫声非常尖厉，听着令人厌恶：

“我再也不敢了……桌布的事，我不是说了吗……是我主动说出来的呀……”

外公平静地、像读圣诗似的说：

“告密——也不能为自己开脱！告密者首先得挨上一鞭子。现在，为桌布的事，该轮到你了！”

外婆立刻向我奔来，一把搂住我，喊道：

“不许你打列克谢！就是不许，你这个恶魔！”

她开始用脚踹门，一面大声喊叫：

“瓦里娅，瓦尔瓦拉！”

外公向她扑过去，将她推倒在地，一把抓住我，就往凳子边拖。我在他手中拼命地挣扎，揪他的红胡子，咬他的手指头。他暴跳如雷，紧紧地夹着我，最后终于把我往长凳上一摔，我的脸被碰破了。只记得他疯狂地大喊大叫：“把他捆起来！非打死他不可！”

我清楚记得母亲煞白的面孔和她那双大眼睛。她沿着长凳跑过来，声音嘶哑地喊道：

“爸爸，不要打了！饶了他吧……”

外公一直把我打得失去了知觉，之后我一连病了几天；在一间只有一个窗户的小屋里，我背朝上趴在一张又宽又热的床上，屋角有一个神龛，里面供奉着许多圣像，神龛前点着一盏红色的长明灯。

对于我来说，生病的几天，是我一生中意义非常重大的日子。应该说，这期间我长大了许多，有一种特殊的感受。从那时起，我对人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时时留意着身边的人们；我的心仿佛被揭掉了一层皮，对于一切屈辱与伤痛，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再也无法忍受了。

首先，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外婆和我母亲发生了争吵：在拥挤不堪的小屋里，身体胖大、黑衣黑裙的外婆向母亲冲过去，把她一直推到屋角，推到圣像面前，然后压低嗓音埋怨说：

“你为什么不把他抢过来，啊？”

“我给吓呆了。”

“亏你还长得人高马大的！你就不嫌害臊吗，瓦尔瓦拉！我一个老婆子，都不害怕！真不嫌害臊！”

“别说了吧，妈妈，我直觉得恶心……”

“不对，你不爱他，你不可怜他这个孤儿！”

母亲沉痛地，而且大声地说：

“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个孤儿！”

后来，她们俩坐在屋角箱子上哭了很久，最后我母亲说：

“要不是阿列克谢，我早就走了，远走高飞了！我没法在这人间地狱里待下去，实在没法，妈妈！实在待不下去……”

“你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是我的心肝宝贝。”外婆轻声细语地说。

我明白了：母亲并不是一位强者；她和其他人一样，也害怕外公。我妨碍她离开这个她无法待下去的家。这太叫人伤心了。不久，母亲真的从这个家里消失了。她到什么地方做客去了。

突然，好像从天花板上跳下来似的，外公来了，他坐在床上，伸出一只冰冷的手，抚摸着我的脑袋：

“你好啊，先生……你倒是回个话呀，别生气了！……喏，怎么样？”

我真想狠狠地踢他一脚，但是身子一动就疼。外公的头发比以前更红了；他忐忑不安地摇晃着脑袋；两只闪亮的眼睛在墙上搜寻着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山羊形状的动物饼干，两块犄角糖，一个苹果和一些紫葡萄干，他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在枕头上靠近我鼻子的地方。

“瞧，我给你带来的礼物！”

他弯下腰，吻了一下我的额头；然后用一只瘦小僵硬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脑袋；他的手被染成了黄色，尤其是他那弯得跟鸟爪子似的指甲显得更黄一些；他说：

“当时我对你是有些过分，小家伙。我正在气头上，你咬我，抓我，喏，我的气也就来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你吃点苦头也不是坏事——今后对你会有好处！要知道：自己人、亲人打你，这不是屈辱，而是教诲！外人打就不行，自家人打两下没关系！你以为我没有挨过打吗？我挨的那个打呀，阿廖沙，那才叫狠呢，你做噩梦都不曾梦见过。我受的那份委屈呀，恐怕上帝见了也会流泪的！可结果怎么样呢？我，一个孤儿，讨饭婆的儿子，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上了行会的会长，出人头地了。”

他那干瘦匀称的身躯使劲贴着我，开始讲述自己童年所度过的日子；他用的词汇艰涩难懂，但他把它们搭配得非常巧妙，听起来毫不吃力。

他那双绿色的眼睛闪闪发光，金色的头发欢快地竖了起来，他把自己的尖嗓门压低一些，对着我的脸，一通瞎吹：

“你这次是坐轮船来的，是蒸汽把你送过来的，可我年轻的时候，全凭自己的力气，在伏尔加河上给驳船拉纤，逆流而上。船在水中行，我在岸上走，光着双脚，踩着尖利的顽石和滑落下来的石头碎片，一天到晚，没日没夜地干！太阳晒着后脑勺，火辣辣的，脑袋就像溶化了的生铁，灼热难当，可是还得弯腰拱背地一个劲儿地往前拉——浑身的骨头都嘎嘎作响——而且看不见脚下的道路，两眼完全被汗水蒙住了，心里那个难受就别提了，眼泪哗哗直流——唉呀，阿廖沙，真是有苦没处说啊！只好往前拉呀，拉呀，有时候纤绳忽然滑脱了，人一头栽倒在地——也算是因祸得福吧，因为这时人一点气力都没有了，跌倒了，至少可以休息一会儿，喘口气！瞧，人们在上帝的眼皮底下，在仁慈的耶稣我主面前过的什么日子！……就这样，这条伏尔加母亲河，我走了三趟：从辛比尔斯克到雷宾斯克，从萨拉托夫一路过来，又从阿斯特拉罕到马卡里耶夫，到马卡里耶夫集市——这其间有好几千俄里呢！而到第四个年头上，我已经当上驳船的工长了——我向老板展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他讲着讲着，我仿佛觉得他在我面前变成了一块彩云，而且在迅速地变大，从一个瘦小的干瘪老头，变成了一个具有神奇力量的巨人——他独自一人，拉着一艘巨大的灰色驳船，逆流而上……

有时候，他从床上跳下来，摆动着胳膊，让我看纤夫们拉着纤绳走路的样子，看他们怎样从舱里往外排水；他还用男低音唱着什么歌曲，然后又像年轻人似的跳回到床上——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惊奇——说话的声音也更加深沉、凝重了：

“喏，不过，阿廖沙，到了夏天的傍晚，该歇歇脚，休息一下的时候，在日古里丘陵地一带随便找一个山青草绿的地方，点起篝火，熬上稀粥，一肚子苦水的纤夫们唱起了心爱的歌曲；只要有人开个头，所有的人便都跟着号叫起来——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好像整个伏尔加河的流速都加快了——这么说吧，像野马奔腾，直冲云天！于是，所有的痛苦，像万里尘埃，都随风而去了；人们唱得如醉如痴，有时锅里的粥溢出来了都不知道；这时必须得用木勺子敲打熬粥人的脑袋：玩归玩，但不能忘了正事儿！”

有好几次，有人朝门里直张望，叫外公出去，但我总是求他：

“别走！”

他嘿嘿一笑，对来人摆摆手：

“先等一会儿……”

他一直讲到晚上，而且走的时候，跟我亲切地道了别；我知道外公并非那么凶，而且也并不可怕。但我一想起他曾那么残忍地毒打过我，我就忍不住直掉眼泪，这件事我总也无法忘掉。

外公来看我，给所有来探望我的人敞开了大门，从早到晚，我的床边总是有人来坐，他们千方百计地逗我开心；我记得，他们这样做并不总是能让我高兴和开心。来我这里次数最多的要算外婆了；连睡觉她也跟我躺在一张床上；但这些天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小茨冈”了。他人长得敦敦实实，宽胸脯，一头卷发。他傍晚的时候来看我，穿得像过节似的：金黄色的丝绸衬衫，绒布裤子，带皱褶的、咔吱咔吱作响的靴子。他的头发油光锃亮，两道浓眉下一双快活的外斜视眼和小黑胡子下面洁白的牙齿闪闪发光，他的衬衫在长明灯红色烛光柔和地映照下像着了火似的。

“你看看，”他说着，一面卷起袖子，给我看胳膊肘以下露出来的红色伤疤，“瞧，肿成什么样子了！原先肿得还更厉害，现在好多了！你知道不：老爷子当时被气疯了，我一看他要把你往死里打，我就赶紧把这只胳膊伸过去挡一下，我本想这样一挡，树枝会折断的，等你外公再去换另一根树枝的时候，你外婆或者你母亲，准会把你拖走！唉，谁知道树枝子没有被折断，非常有韧性，是在水里浸泡过的呀！但你毕竟少挨了几下子——瞧，少挨多少下？我呀，小老弟，还是很机灵的！”

他笑了，笑得像绸子那么柔和、亲切，这时，他又看了看他那红肿的胳膊，笑道：

“我真觉得你很可怜，喉咙都哽住了，我预感到了！大事不好！而他死命地打……”

他像马那样打着响鼻，摇晃着脑袋，还讲了些染坊里的事；我立刻感到他这个人非常亲切，像孩子一样单纯。

我跟他说，我很爱他；他的回答非常朴实。令人难忘：

“要知道，我也同样爱你啊……别的什么人我管过吗？我才不管呢……”

后来，他老是朝门口张望，悄悄地跟我说：

“下次再打你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别老是缩着，可不能紧缩着身子——感觉出来了吗？紧缩身子会感到加倍的疼。你要把身子放松，顺其自然，让身子软绵绵地趴在那里——像果冻似的！而且不要憋住气，要深呼吸，要拼命地喊叫——你一定要记住这些，很有用的！”

我问：

“难道还会打我吗？”

“怎么不会？”“小茨冈”若无其事地说，“当然会的！没准儿会经常找你的茬儿……”

“为什么呢？”

“老爷子会找出理由的……”

然后他又非常关心地教我：

“要是他由上往下打，树枝子直接落下来——这时你就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全身放松，要是他断断续续地打——抽下去马上就往回拉，那就是要叫你皮开肉绽——这样你一定要把身子向他那个方向翻滚，顺着树条子转动，懂吗？这样会好受一些！”

他挤弄着一双黑色的外斜眼，说：

“这方面我比警察局长本人还精明！小兄弟，我的皮简直可以拿去做手套了！”

望着他那张兴冲冲的脸，我回想起外婆讲的关于伊万王子和傻瓜伊万的童话故事。

第三章

我康复后才开始明白“小茨冈”在这个家里所占的特殊地位：外公对他的呵斥并不像对儿子们那么经常，也不那么动气，背后谈起他时，总是眯缝起眼睛，摇晃着脑袋说：

“小伊万这鬼东西可有一双金不换的手啊！你记住我说的话：他将来可是个人物！”

舅舅们对“小茨冈”也很友好，亲如家人，从不像对格里戈里师傅那样对他搞“恶作剧”；对格里戈里师傅，他们几乎天天晚上都搞些名堂，欺负他，给他使坏：有时将剪刀用火烧热，有时往他椅子座上钉钉子，或者把不同颜色的布料放在这个眼睛半瞎的师傅手边——让他随手把它们缝成“一块”，为此外公会大骂他一通的。

有一次，午饭后他在厨房的吊床上睡觉，有人把他的脸涂上些红颜料，他就带着这张脸来来去去走了好长时间，因为从花白胡子中隐隐约约显露出两块圆圆的眼镜片，很像舌头的红色长鼻子无精打采地向下耷拉着，看上去既可笑，又怪吓人的。

他们没完没了地搞这种恶作剧，但格里戈里师傅都默默地忍受了，只是在他接触熨斗、剪刀、镊子或顶针之前，总是轻轻地啧啧嘴，在指头上多吐点唾沫就是了。这已成了他的一种习惯；甚至午饭用刀叉时他也先要在指头上蘸些唾沫，逗得孩子们都笑他。当他被烫疼的时候，他的宽脸膛上便现出一道道皱纹，皱纹奇怪地滑向前额，托起双眉，最后消失在光光的秃顶上。

不记得外公是怎样看待儿子们这些恶作剧的了，但外婆总是握紧拳头，吓唬他们，骂道：

“不要脸的东西，一帮坏蛋！”

不过舅舅们背后议论起“小茨冈”时心里也有气，冷嘲热讽，说他干活不行，骂他是小偷和懒汉。

我问外婆，这是为什么？

像往常一样，外婆很乐意回答，给我解释得清清楚楚：

“你想嘛，他们俩一旦自己开染坊，都想把万纽什卡拉过去，所以他们尽量在对方的面前贬损他，说他干活不行！他们这是在胡说，在耍花招。他们还担心万纽什卡不到他们那里去，留下来跟着你外公干呢，而你外公这个人的脾气很怪，说不定真会跟‘小茨冈’伊万开办第三家染坊——这样对你两个舅舅就不利了，懂吗？”

外婆轻声笑了：

“他们净耍滑头，简直是笑话！喏，你外公看破了他们的这些花招，故意拿雅沙和米沙开涮，说：‘我要掏钱给伊万办个免役证，使他不至于被征兵：我需要他这个人！’可他们一听就很不高兴，他们不愿意这样做，而且又舍不得花钱——办一个免役证贵着呢！”

现在我又和外婆住在一起了，就跟在轮船上似的；每天晚上入睡前，她总是给我讲故事听，或者给我讲她自己的生活往事，跟童话故事差不多；一讲到家务事——孩子们分家、老爷子购置新房产——她话里总带有一种嘲笑的意味，态度非常冷漠，不知为什么，好像距离自己很远，是邻居家的事，而不是这个家的第二把手的事。

我听外婆说，“小茨冈”是捡来的孩子。一个早春的日子，是个下雨的夜里，人们在大门旁的长凳上捡到了他。

“他躺在那里，身上裹了条皮围裙，”外婆若有所思地、神秘兮兮地叙述道，“勉强还会哭，已经被冻僵了。”

“为什么要把孩子给扔了呢？”

“母亲没有奶，没有东西喂；于是她就打听谁家刚生的孩子死了，便把自己的送过来。”

外婆沉默片刻，理了理头发，长叹一声，眼睛望着天花板，接着往下说：

“都是因为穷啊，阿廖沙；有时候穷得简直没法说！加上人们认为没出嫁的姑娘是不能生孩子的——太丢人啊！你外公本想把万纽什卡往警察局里送，后来是我劝住了他：我说咱们收养了吧：这是上帝给我们送来的，上帝清楚谁家死了孩子。要知道，我生了十八个孩子；要是全都活下来——能占满整个一条街，十八个家人哪！因为我十四岁上就嫁人了，十五岁已经生孩子了；可是上帝喜欢上了我的亲骨肉，把我的孩子一个个地都召去当天使了。我真是又心疼，又高兴啊！”

她穿一件长衬衫，坐在床边上，一头黑发披散着；庞大的身躯、披头散发的样子，使她很像不久前从谢尔加奇来的那个林区大胡子农民牵到院子里来的大狗熊。她一面在白净的胸脯上画着十字，一面轻声地笑着，整个身躯不停地摇来晃去：

“好的被上帝召去了，差的给我留下了。我很喜欢小伊万——非常非常喜欢你们这样的小孩子！于是，我便收养了他，给他行了洗礼，他就这么活下来了，挺好的。开头我管他叫茹克——因为有时候他喜欢发出一种特殊的嗡嗡声——很像一个甲壳虫，边爬边叫，满屋子爬来爬去。一定要关爱他——他人朴实，心眼好！”

我也很喜欢伊万，他常常使我惊讶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每逢星期六，等外公把一周来作恶多端的孩子们收拾个够，自己做晚祷告去了，这时厨房里的娱乐活动便开始了，简直没法形容：“小茨冈”从炉灶下面逮来几只乌黑的蟑螂，然后用细线绳很快做了一副马具，又用纸剪裁一辆雪橇，然后套上四只黑蟑螂，让它们拉着雪橇，在刨得非常光滑的黄色桌面上一通奔跑，而伊万则用一根细松针驱赶着它们，兴奋地喊着：

“接大主教去喽！”

他在一只蟑螂的背上贴了一张小纸片，赶着它，让它跟在雪橇后面奔跑，并且解释说：

“忘记带口袋啦。这位修士背着口袋追上来了！”

他用一根线拴住蟑螂的腿；这小虫子往前爬的时候头一低一低的，这时小伊万便拍手大叫：

“教堂执事从小酒馆里出来，正急着去做晚祷告呢！”

他拿出几只小老鼠，它们在他的指挥下能够直立起来，还会行走，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两只小眼睛像黑珠子似的滴溜溜地直转，煞是可笑。他对小老鼠们非常爱护，把它们揣在怀里，嘴对嘴地喂它们糖吃，亲吻它们，还振振有词地说：

“老鼠这玩意儿可聪明啦，非常可爱，家神爷都非常喜欢它们！谁喂养老鼠，家神爷就会保佑他平安……”

他会用纸牌和钱币变戏法，跟孩子们一起玩时，他喊叫的声音比他们还高，简直跟他们一点区别都没有。有一次，孩子们跟他玩牌，一连几次被孩子们抓了“傻瓜”——弄得他非常泄气，气得嘴噘得老高，扔下牌不玩了，可是他后来气鼓鼓地向我抱怨说：

“我知道，他们事先都串通好了！他们互相递眼色，在桌子底下偷偷换牌。哪有这种玩法？我自己也会作弊，不比他们差……”

当时他十九岁，比我们四个人加起来的岁数还要大。

但令我特别难忘的是节日的那些夜晚：外公和米哈伊尔做客去了，雅科夫舅舅披着一头乱糟糟的卷发，带着吉他来到了厨房；外婆备好了丰盛的茶点、小吃和伏特加酒，绿色的玻璃酒瓶底上带有人工镌刻的红花。一身节日打扮的“小茨冈”像陀螺似的忙得团团转；格里戈里师傅不声不响、侧着身子走进来，他的两只黑色的眼镜片闪闪发光；一脸雀斑的保姆叶夫根尼娅也来了，她脸色红红的，胖得像一只大坛子，长着一对狡猾的眼睛，说话瓮声瓮气的；有时，来人中还有圣母安息教堂那位毛发旺盛的执事和一些像狗鱼和江鳕一样面色阴郁、来去匆匆的不速之客。

大家敞开肚皮地一通吃喝，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给孩子们分发了糖果，每人一杯甜果子酒，然后，一场热闹非凡但有点怪异的狂欢活动就渐渐开始了。

雅科夫舅舅细心地调着吉他，调好之后，总要老生常谈地说一句：

“好啦，现在我就开始演奏……”

他晃了晃满头的卷发，躬身抱着吉他，像公鹅一样向前伸着脖子；他那圆圆的、无忧无虑的面孔变得昏昏欲睡的样子，两只动人的、难以捉摸的眼睛在油雾弥漫中黯然失色了，他轻轻地拨动琴弦，弹了一支激动人心的曲子，使你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

他的演奏需要集中注意力，保持安静；乐曲像一条湍急的溪流，从某个远处奔腾而来，浸润着室内的地板和墙壁，激荡着人心，诱发人们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一种令人愁肠百结、骚动不安的感觉。听着这样的音乐，一种怜悯之心——既怜悯他人，也怜悯自己——油然而生；大人们也变得像小孩子似的，大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默默无语，陷入一片沉思。

米哈伊尔舅舅的儿子萨沙听得特别入迷；他的身子一直朝着雅科夫舅舅，张大嘴巴，眼睛盯着吉他，口水不断从嘴里流下来。有时他听得太痴迷了，从椅子上跌下来，双手撑着地板，即便是这样，他也会就势往地板上一坐，瞪着两只直勾勾的眼睛。

大家听得都很着迷，如醉如痴；只有茶炊在低声歌唱，但它无碍于人们倾听那如怨如诉的吉他声。两个方形小窗口的外面是秋夜漆黑的天空，时而有人轻轻敲打这两扇窗户。桌上两支蜡烛的黄色火焰摇曳不定，尖尖的，宛如两支长矛。

雅科夫舅舅演奏得越发投入了，他似乎在酣睡，牙齿紧紧闭着，只有他的两只手在分别活动着：右手弯曲的手指在深颜色的吉他腹板孔上飞快地弹奏着，仿佛鸟儿在拍打着翅膀，拼命地挣扎；左手的手指在琴弦上来回移动，速度快得让人难以分辨。

几杯酒下肚后，他几乎总是要用他那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唱那首没完没了的歌——真是难听极了：

如果雅科夫是条狗——

从早到晚叫个不休：

哎哟哟，我好寂寞啊！

哎哟哟，我多么忧愁！

一个小尼姑在街上行走；

一只乌鸦落在墙头。

哎哟哟，我好寂寞啊！

蟋蟀在灶台后叫个不停，

成群的蟑螂折腾个没够。

哎哟哟，我好寂寞啊！

一个叫花子晾晒包脚布，

另一个叫花子将它偷走！

哎哟哟，我好寂寞啊！

唉，确实叫人发愁！

这首歌听得我真是受不了，雅科夫舅舅一唱到那两个叫花子，我就忍不住难过得放声大哭起来。

“小茨冈”和大家一样，听得也很专心，他把手指头插进自己乱蓬蓬的头发里，眼睛望着墙角，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有时候他突然惋惜地冒出一句：

“嘿，要是上帝给我一副好嗓子——我也能唱！”

外婆叹了口气，说：

“行啦，雅沙，你把人的心都唱碎了！你呀，瓦尼亚特卡，还是给大家跳个舞吧……”

外婆的要求，他们也不总是有求必应，立即兑现的，但这时乐师往往突然用手掌往琴弦上一按，停那么一刹那，然后紧握拳头，仿佛把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东西从自己身上使劲往地板上一甩，煞有介事地喊道：

“把忧愁和烦恼抛开吧！瓦尼卡，上场！”

“小茨冈”理了理蓬乱的头发，抻了抻黄色的衬衫，像踩在钉子上似的，小心翼翼地走到厨房中央；他黝黑的脸膛泛起了红晕，然后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请求道：

“请把节奏加快一些，雅科夫·瓦西里耶维奇！”

于是吉他像发疯似的弹了起来，靴后跟在地板上噼里啪啦地跳起来，桌子上和橱柜里的餐具震得哗哗直响，“小茨冈”在厨房里像一团燃烧着的烈火，他张开双臂，宛如雄鹰展翅，两条腿悄无声息地在飞快移动；一声尖叫，只见他身子往地面一蹲，像一只金色的雨燕，穿梭飞舞，橘黄色的绸衬衫使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光彩夺目。它在颤抖，在流动，又仿佛在燃烧，在熔化。

“小茨冈”不知疲倦地跳着，他是那样地忘我和投入，似乎只要敞开大门，让他尽情去跳的话，他肯定会跑到街上，然后满城跑着跳，走到哪里跳到哪里……

“来个串场！”雅科夫舅舅喊道，脚下一面踏着拍子。

他尖厉地吹了一声口哨，接着用颤抖的嗓音喊了几句俏皮话：

哎哟哟！若不是我心疼草编的鞋子，

我早已远走高飞，撇下老婆和孩子！

桌边的人们全身也跟着抖动起来，他们时而高喊，时而尖叫，好像被火烧着了似的；大胡子师傅用手在自己的秃顶上一拍，嘴里嘟囔了句什么。有一回，他朝我弯下身来，毛茸茸的大胡子完全盖住了我的一个肩膀，他像对待大人似的，直接凑到我耳边说：

“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要是你父亲能在这儿，他肯定会掀起另一个热潮！他是个乐观的男人，能给人带来欢乐。你还记得他吗？”

“不记得。”

“是吗？有时候他和你外婆……等会儿，你等一下！”

这时他站了起来，高高的身量，样子很疲惫，跟圣像差不多；他向我外婆鞠了一躬，用异常庄重的口气，邀请她跳个舞。

“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请赏个光，跳一个吧！就像过去跟马克西姆·萨瓦捷耶夫跳那样。助个兴，让大伙开开心！”

“你说什么呀，亲爱的，你这是怎么了，格里戈里·伊万内奇先生？”外婆笑着说，一面将身子往回缩，“我哪会跳舞呀！只能逗人发笑……”

但是众人一致请求她；于是，她像年轻人似的，霍地一下站起身，理了理裙子，挺直身板，昂起沉重的脑袋，接着便在厨房里跳起来，同时喊道：

“大家笑吧，开心地笑吧！我说，雅沙，换一支曲子！”

雅科夫舅舅噌的一下站了起来，他把身子一挺，眼睛一眯缝，立即弹得慢了一些；“小茨冈”停了片刻，然后跳到外婆面前，开始蹲下身子围着她跳起来，而外婆则舒展双臂，扬起眉毛，两只乌黑的眼睛凝视着远方，在地板上无声地缓缓滑动，就跟在空中飘荡一样。我觉得她的样子非常可乐，便扑哧一声笑了；格里戈里师傅马上伸出一个手指严厉地警告我，而且所有的大人们都朝我这边看，表示很不以为然。

“别跳了，伊万！”格里戈里师傅说，然后嘿嘿一笑。“小茨冈”听话地跳到旁边，坐在门槛上，这时保姆叶夫根尼娅悦耳的嗓音小声唱了起来：

每周从早到晚，

姑娘忙着织花边，

累得她精疲力竭——

唉，只有一口气在喘！

外婆不是在跳舞，而仿佛是在诉说着什么。瞧，她在缓缓地移动脚步，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她的身子摇摇摆摆，时而手搭凉棚，四下打量；庞大的身躯一摇三晃，欲行又止，两只脚小心翼翼试探着道路。忽然，她被什么东西吓了一跳，停住脚步，脸上不觉一怔，皱起了眉头，但立刻又露出善良的、和蔼可亲的微笑。为了给什么人让路，她闪身一旁，伸出一只手，指了指方向；她低着头，屏息静听，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了，这时候，她忽然跃身而起，身子像旋风似的转动起来，整个人的体态显得更加端庄匀称，个子也更高了，让人简直无法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因为此时此刻，她变得是那么美丽动人，奇迹般地恢复了青春！

而保姆叶夫根尼娅放声唱道：

礼拜天午祷后，

一直跳到深夜。

她最后一个离开广场，

可惜啊，节日的美景不长！

跳完后，外婆坐回到自己靠近茶炊的地方；大家对她赞不绝口，都夸她舞跳得好，而她则一面整理头发，一面说：

“你们得了吧！你们是没见过真正会跳舞的人。我们巴拉赫内从前就有一个姑娘——我不记得是谁家的了，叫什么名字——这么说吧，有人看她跳舞，高兴得竟然哭了起来！有时你只要看她一眼——那就跟过节一样，别的什么都不需要了！我真羡慕她呀，实在是罪过！”

“会唱歌、跳舞的人是世界上最棒的人。”保姆叶夫根尼娅一本正经地说，这时她自己开始唱一支关于大卫王的什么歌，而雅科夫舅舅拥抱着“小茨冈”，对他说：

“你要是到酒吧去跳，准能让人们发疯！……”

“我真想有一副好嗓子！”“小茨冈”不无惋惜地说，“如果上帝能给我一副好嗓子，我就先唱他十年，然后——哪怕出家都行！”

大家都喝了伏特加酒，要数格里戈里喝得最多。大家一杯接一杯地向他敬酒，外婆警告他说：

“当心啊，格里沙，眼睛会完全喝瞎的！”

他大大方方地回答说：

“瞎就瞎吧！眼睛对我已经没有用了，我什么都见识过了……”

他没有喝醉，但话却越来越多，几乎总跟我提起我父亲的事：

“马克西姆·萨瓦捷伊奇跟我是朋友，是条心地宽广的汉子……”

外婆叹了口气，接上去说：

“是啊，是上帝的孩子……”

一切都非常有趣，一切都使我感到紧张与兴奋，它在我心里唤起一种淡淡的无尽的忧伤。无论是忧伤，还是欢乐，它们都同时存在于人们的身上，相辅相成，几乎无法分开；它们相互交替，变幻无常，令人难以捉摸。

有一次，雅科夫舅舅并没有太喝醉，但他开始撕自己身上的衬衫，拼命地揪自己的头发和稀稀拉拉的白胡子，拧自己的鼻子和往下耷拉的嘴唇。

“这算怎么回事呢，啊？”他放声大哭，泪如雨下，“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一再扇自己的耳光，拍打自己的脑门和胸膛，哭喊着说：

“浑蛋，王八蛋，不要脸的东西！”

格里戈里吼叫道：

“太对了！一点没错儿！”

外婆也有几分醉意，拉着儿子的手，劝道：

“够了，雅沙，上帝知道该怎么做！”

几杯酒下肚，她变得更好看了：一双乌黑的眼睛，满脸堆笑，向大家传送着温暖人心的目光；她挥着头巾，在自己发烫的脸前不停地扇动，像歌唱地说道：

“上帝啊，上帝！这一切是多么好啊！是的，您好好瞧瞧，这一切是多么美好！”

这是她发自内心的呼喊，是她毕生的座右铭。

雅科夫舅舅一向无忧无虑，这次他的眼泪和喊叫使我大为惊讶。我问外婆：雅科夫舅舅为什么痛哭流涕，为什么大骂自己，扇自己的耳光。

“什么你都想知道！”她一反常态，很不情愿地说，“等等吧，你打听这些事还太早了点……”

她的话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来到作坊，缠着伊万不放，但他也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偷偷地发笑，眼睛老往格里戈里师傅那里瞥；后来他把我从作坊里扽出来，喊道：

“别老缠着我了，走吧！不然我可要把你扔进染锅里，把你也给染了！”

格里戈里师傅站在不高但很宽大的灶台前面，灶台上安放着三口大锅，他用一根黑色的长木棍在锅里进行搅拌，不时地把木棍拿出来看看，看木棍下端滴下的颜料水怎么样。炉火烧得很旺，火光映照在他那很像神父长袍的五彩缤纷的围裙上。几口大锅里，颜料水煮得咝咝作响，刺鼻的水蒸气像团团浓雾向门口慢慢散去，院子里飘落着干雪花。

格里戈里师傅用他那浑浊、血红的眼睛，透过镜片，看了我一眼，粗鲁地对伊万说：

“你没长眼睛？抱木柴去！”

“小茨冈”去院里抱木柴的时候，格里戈里在紫檀色颜料袋上坐了下来，他向我招招手，让我过去：

“过来！”

他抱起我，让我坐在他膝盖上，用他那柔软的、湿烘烘的大胡子贴着我的脸，语重心长地跟我说：

“你舅舅把老婆往死里打，百般折磨，现在他感到后悔了，良心受到了谴责——你明白吗？所有的事情你都应该了解，要不你会吃亏的！”

跟格里戈里在一起非常随便，就跟和外婆在一起一样，只是觉得有点吓人，好像他从眼镜后面能看透一切似的。

“怎么往死里打？”他不慌不忙地说，“就这样：跟老婆一块儿睡觉的时候，用被子把她的头一蒙，使劲按着打。为什么？他自己恐怕也不知道。”

这时，伊万从外面抱着木柴进来了，正蹲在炉子前烤火取暖，格里戈里师傅未加理会，一个劲儿地接着往下说：

“他打老婆，也许是因为老婆比他好，他感到嫉妒。小老弟，卡希林父子可不喜欢好人，他们嫉妒好人，容不下他们，非除掉不可！你可以去问问你外婆：他们是怎样把你父亲从这个世界上撵走的。她会都告诉你的——她不喜欢撒谎，也不会撒谎。虽然她又喝酒，又嗅鼻烟，但她纯洁得像个圣徒。看上去有点傻气。你一定要好好跟着她……”

他推开了我，于是我向院子里走去，心情非常糟糕，也感到害怕。瓦纽什卡在过道里追上了我，一把抱住我的头，小声跟我说：

“你不要怕他，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你要直接看着他的眼睛，他喜欢这样。”

这里的一切都很奇怪，使人忐忑不安。我不了解别的生活，但我模糊地记得，我父亲和母亲的生活就不是这样：他们的言谈话语不同，娱乐方式也不同；他们无论是外出，还是在家里待着，总是成双成对，非常亲热。他们晚上久久地坐在窗前，有说有笑，大声地唱着歌；街上的人们看着他们。他们仰着脸往上面瞧，样子非常滑稽，使我想起了午饭后的一张张脏碟子。这里人们很少发笑，而且往往不清楚他们在笑什么。他们经常互相喊叫，相互威胁，躲在没人的地方，嘁嘁喳喳地议论着什么。孩子们都不声不响，很少被人注意；他们像是被雨水冲到地上的尘土。我感到自己在这个家里完全是个外人，而且，这里的整个生活，使人感到荆棘丛生，到处暗藏着杀机，它使我遇事多疑，对身边的一切不得不瞪大眼睛，处处小心，事事留意。

我和伊万的友谊越来越深。外婆从早到晚忙于家务，我几乎整天围着“小茨冈”转。他和往常一样，外公一打我，他就把自己的手伸过去，挡着树枝子，第二天给我看他被打肿的手指头，向我抱怨说：

“不行，总这样挡也不是个办法！你并没有少挨打，可我呢——瞧，成了什么样子！下次我不想再挡了，你自己瞧着办吧！”

可是到了下一次，他又承受着这不必要的皮肉之苦。

“你不是说不想再挡了吗？”

“说是不想，可到时候手就伸过去了……”

没过多久，我打听到关于“小茨冈”的一件事，这件事更加激发起我对他的兴趣和我对他的喜爱。

每逢礼拜五，“小茨冈”便套上那匹叫沙拉普的枣红色的骟马，拉着大雪橇去集市上采购吃的；沙拉普很受外婆的宠爱，这畜生既滑头，又调皮，而且嘴馋，爱吃甜食。“小茨冈”穿一件到膝盖长的短皮大衣，戴一顶沉甸甸的帽子，腰里紧紧扎一条绿颜色的宽腰带。有时候已经很晚了他还没有回来，全家人都非常着急，不时地走到窗子跟前，用嘴里哈出的热气把玻璃上的冰化开，向外面张望。

“还没回来？”

“没有！”

最担心的人是外婆。

“哎呀，”她对两个舅舅和外公说，“连人带马，都让你们给毁啦，全毁啦！你们怎么这样不知羞耻，没有良心呢？家里的东西还少吗？唉，简直是一群废物，贪得无厌的东西，上帝会惩罚你们的！”

外公耷拉着脸，嘟囔说：

“算啦，别说了，这是最后一次——”

有时候“小茨冈”一直到晌午才回来；两个舅舅和外公急忙跑到院子里，外婆像一头大狗熊似的紧紧跟在他们身后，拼命地嗅着鼻烟；不知为什么，每到这个时候，她总是显得特别笨拙。孩子们跑了出来，他们从雪橇上兴高采烈地把东西卸下来，雪橇上满载着小猪崽、宰杀好的家禽、鲜鱼、肉类，品种齐全，应有尽有。

“该买的都买了？”外公问道，一面用敏锐的目光打量着拉回来的东西。

“该买的全都买了。”伊万高兴地应答着，一面不停地拍打着手套，满院子地又蹦又跳，想借此暖和暖和身子。

“别拍了，手套都是花钱买的，”外公厉声叫道，“找回零钱了没有？”

“没有。”

外公围着雪橇慢慢地转了一圈，声音不高地说：

“你又拉回来这么多东西。该不是买东西不要钱吧？我可没有说要买这些东西。”

说罢，他皱着眉头，迅速走开了。

舅舅们高兴地冲到雪橇前，拿起鸡鸭、鲜鱼、鹅内脏、小牛腿、大块的鲜肉，在手里掂量着，一面吹着口哨，一面赞许地嚷嚷道：

“好，你真会挑选！”

米哈伊尔舅舅特别兴奋：他围着雪橇又蹦又跳，伸着他那啄木鸟似的尖鼻子闻来闻去，垂涎三尺地直吧咂嘴唇，一双从不安分的眼睛美滋滋地眯成了一条线；他长得像外公一样干瘦，但个子比外公高一些，黑黑的头发像一把烧焦了的木柴。他把冻僵了的双手抄在衣袖内，开始盘问起“小茨冈”来了：

“我父亲给了你多少钱？”

“五卢布。”

“可这些东西值十五卢布。你到底花了多少钱？”

“四卢布十戈比。”

“这么说，有九十戈比落进了你的腰包。瞧见了吗，雅科夫，钱究竟是怎么攒起来的？”

雅科夫舅舅穿一件衬衫，站在寒风里，望着凛冽的蓝天直眨巴眼睛，他轻声笑着：

“万尼卡，你给我们俩来半瓶伏特加酒吧。”他懒洋洋地说。

外婆在卸马。

“说什么呀，孩子们？什么，小猫们？是不是想玩呀？好，那就好好玩吧，上帝是允许的！”

高大的沙拉普抖动浓密的鬃毛，用洁白的牙齿轻轻地蹭着外婆的肩头，扯下她头上的丝巾，两只欢快的眼睛看着外婆的脸，忽闪忽闪地将凝结在睫毛上的白霜抖落一空，它发出轻微的嘶鸣声。

“想吃面包吗？”

她把一大块咸面包塞进它嘴里，一面将围裙伸到马头下面接着，现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看着它怎么个吃法。

“小茨冈”像一匹小马驹似的，也欢蹦乱跳地跳到外婆跟前。

“我说，奶奶，这骟马真叫棒，非常聪明……”

“一边待着去，少跟我耍滑头！”外婆跺了跺脚，冲他喊道，“知道吗，今天我不喜欢你。”

她跟我解释说，“小茨冈”在集市上与其说是买东西，还不如说是在偷盗。

“你外公给他五卢布，他用三卢布买东西，另外十卢布的东西都是他偷来的，”外婆闷闷不乐地说，“他喜欢偷东西，都是给惯出来的！头一回试着偷一下——得手了，家里人都笑了，还夸他干得很麻利，这样他就养成了偷盗的习惯。你外公打小受穷，吃了不少苦——老了老了，变得贪心了，把钱看得比亲生儿女还金贵，爱占个便宜，喜欢白拿人家的东西！而米哈伊尔和雅科夫……”

她挥了挥手，没有再说下去，等一会儿，她看了看打开的鼻烟壶，唠唠叨叨地又补充说：

“这里，廖尼亚，都是些花边活计，而编花边的人是一个瞎眼老婆子，我们哪懂得那上面的花纹！一旦伊万卡偷东西时被逮住了——人们会往死里打的……”

她停了片刻，又低声说：

“唉——唉！我们有许多规矩，可真理却没有……”

第二天，我求“小茨冈”以后不要再偷了。

“不然人家会把你打死的……”

“他们逮不着我——我会及时脱身的：我手脚麻利，是一匹快马！”他说着，嘿嘿一笑，但他立刻又皱起眉头，一脸的忧愁，“我当然知道：偷东西不好，也很危险。我这样做是出于无聊。我又攒不着钱，你的两个舅舅不出一个礼拜能把我的钱全都骗走。我不感到心疼，拿去就拿去吧！我能吃饱饭就行。”

他突然把我举起来，轻轻地摇晃着。

“你身子很轻，很单薄，可是骨头很硬，你会成为大力士的。听我一句：你一定要学会弹吉他，求雅科夫舅舅教教你，真的！你还小，容易学！你人不大，可气性不小。是不是不喜欢你外公，啊？”

“不知道。”

“我可是除了你外婆，卡希林一家人我都不喜欢，让恶魔喜欢他们去吧！”

“包括我吗？”

“你不是卡希林家的人；你是彼什科夫家的，血统不一样，另一个家族……”

突然，他紧紧把我抱住，几乎是在发出呻吟，说：

“唉，要是我能有一副好嗓子，上帝啊！你瞧，我准能让人们听得热血沸腾……走吧，小兄弟，该干活去了……”

他把我放在地上，往嘴里塞一些小钉子，然后把一幅湿的黑布料抻平，钉在一块方方正正的大木板上。

没过多久他便死了。

事情是这样的：院子大门旁紧靠围墙的地方，停放着一个很大的橡木十字架，主干体很粗，下面有许多枝杈。它在那里停放很久了。我到这个家的最初几天就看见它在那里放着——当时它还比较新，也比较黄，但是经过一个秋天，风吹雨淋，颜色已经变得黑多了，而且散发出一种被雨水浸泡过的橡木的苦涩气味，而且，在这个狭小脏乱的院子里，它在这里显得完全有些多余。

雅科夫舅舅买下这个十字架，是想把它竖立在自己妻子的墓前，而且他曾经许下诺言，说等她去世一周年时他将亲自把十字架扛到墓地里去。

这天是个礼拜六，初冬时分，天寒地冻，还刮着风，房上的积雪被吹得纷纷扬扬，到处都是。大家都从屋子里出来，到了院子里，外公和外婆领着三个孙子，提前去墓地准备祭典的事了。我因为犯了什么错误被留在家里，以示惩戒。

两个舅舅身穿着同样的黑色短皮袄，将十字架从地上扶起来，自己则站在十字架的左右两翼下面；格里戈里和另外一个什么人费了很大劲才把十字架沉重的底部搭在“小茨冈”宽阔的肩膀上；“小茨冈”的身子摇晃一下，两腿叉开，站住了。

“受得了吗？”格里戈里问道。

“不知道。好像挺沉的……”

米哈伊尔舅舅吼叫道：

“把大门打开呀，你这瞎鬼！”

雅科夫舅舅则说：

“你好意思说吗，瓦尼卡，我们俩加起来也没你的身体结实！”

不过格里戈里打开大门时严肃地嘱咐伊万说：

“当心，别压坏身子！上帝保佑你！”

“这个头上不长毛的蠢货！”米哈伊尔舅舅从外面喊了一嗓子。

院里的人都笑起来，开始大声地议论，好像大家都很乐意把十字架从这儿搬走。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拉着我的手，领我去了作坊，他说：

“兴许今天外公不会打你了，他的样子看起来很和善……”

在作坊里，他让我坐在一堆待染的毛线上，细心地用毛线围好我的肩部；他闻了闻染锅里冒出来的蒸汽，若有所思地说：

“我呀，亲爱的，认识你外公已经有三十七年了，他干这一行，前前后后我全清楚。我和他以前是朋友关系，我们共同策划，创立了这个染坊。你外公这个人很聪明！所以就当了老板，我不行。然而上帝比我们大家都更聪明，他只用微微一笑，即使最聪明的人也会变成傻瓜。你现在还不明白人们言谈话语的意思，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可是这一切你都应该了解。孤儿的生活是很艰难的。你父亲马克西姆·萨瓦捷伊奇仪表堂堂，是个人才；他什么事都明白，所以你外公才不喜欢他，不承认他……”

听这些良言佳话是很愉快的。我一面听，一面观看红色和金色的火焰如何在炉膛内嬉戏玩耍，染锅里升起一团团乳白色的蒸汽，飘过屋顶的斜坡，在倾斜着的木板上留下一层瓦灰色的霜迹，透过许多参差不齐的缝隙，条条蓝天尽收眼底。风减弱了，太阳不知从哪儿照了进来，整个院子像撒满了一层玻璃粉末，到处都在闪闪发光；外面传来雪橇行进时滑板发出的刺耳的响声，缕缕青烟从屋顶的烟囱中袅袅升起，一道道隐约可见的影子随之便滑落在皑皑的白雪上，它们仿佛也在诉说着什么。

个子高高、骨瘦如柴的格里戈里，一脸大胡子，两只大耳朵，没戴帽子，活像一位善良的魔法师；他一面搅拌着煮开的颜料水，一面开导我说：

“要敢于正视所有人的眼睛；就是一条狗向你扑来，也要敢于正视，这样它就会停下来……”

沉重的眼镜压在他的鼻梁上，和外婆一样，他鼻梁下凝积着发紫的血斑。

“等一等，怎么了？”他突然说，一面仔细地倾听外面的动静；然后他用一只脚关上炉门，迅速跑到院子里。我也跟着他冲了出去。

“小茨冈”仰面躺在厨房的地上，从窗子里射入的两束阳光，一束照在他的脑袋和胸上，另一束照在他的腿上。他的额头奇怪地发亮；两道眉毛向上扬起，那双斜视的眼睛直盯着漆黑的天花板；发紫的嘴唇一直在抽动，不停地向外吐着粉红色的泡沫；鲜血从嘴角里流出来了，顺着面颊流向脖子和地板；浓浓的血的溪流正从他的背后向外流出。伊万的两条腿僵直地伸着，看得出，肥大的裤腿已经湿透，紧紧贴在地板上。地板已经用粗砂子清理过，非常干净，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血的小溪经过太阳照射在地板上的光带，向门口缓缓地流去，颜色显得非常鲜艳。

“小茨冈”一动不动，只有放在身边的两只手的手指还稍微有点会动，不时地在地板上抓挠几下；他的染了色的指甲在阳光的照耀下非常醒目。

保姆叶夫根尼娅蹲下身子，把一根细蜡烛往伊万的手里塞；伊万攥不住，蜡烛掉了下来，烛芯杵到了血泊里；保姆捡起蜡烛，用围裙角擦了擦，又试着在他颤动的手指头间把蜡烛塞好。厨房里一片嘁嘁喳喳，有人在窃窃私语。这声音像一阵风，把我从门口向前推去，但是我紧紧地抓住门把手不动。

“他脚底绊了一下。”雅科夫舅舅说，声音有些无精打采，而且一个劲地直摇晃脑袋。他整个人都显得蔫头耷脑，萎靡不振，两只眼睛黯然失神，而且不时地眨巴着。

“他摔倒了，于是被压到了下面，砸在背上了。我们一看不妙，赶紧撂下十字架，不然我们也会被砸着的。”

“是你们把他砸死的。”格里戈里闷声闷气地说。

“是的，有什么办法……”

“你们啊！”

血一直在流，门口流了一大摊，颜色已经发黑，好像都鼓了起来。“小茨冈”口吐血沫，像在梦中似的一直在哼哼，他整个人都瘫软了，身子越来越往下塌，紧紧贴着地板，好像要陷进去似的。

“米哈伊尔骑马请教堂神父去了，”雅科夫舅舅小声说，“我把他往马车上一放就赶紧回来了……好在当时我不在十字架底下，不然我也会被……”

保姆叶夫根尼娅又在把蜡烛往“小茨冈”手里塞，烛泪和眼泪一起落在“小茨冈”的手掌上。

格里戈里粗声粗气地说：

“把蜡烛一头粘在地板上呀，笨蛋！”

“那倒是。”

“把他的帽子摘下来！”

保姆从伊万的头上把帽子拽了下来；他的后脑勺在地板上着着实实地被磕了一下。现在他的头歪向一边，流出来的血更多了，但只从一边的嘴角里流出。这种状态延续的时间非常长。起初，我期待着“小茨冈”休息一会儿便会起来，坐在地板上，吐一口唾沫说：

“呸，真热呀……”

他每个礼拜天午睡醒来后总是这样说。但这次他再也没有起来，一直瘫躺在那里。阳光已经照射不着他了，明亮的光束渐渐变短了，后来只能照到窗台上。他整个人变得都发青了，手指头已经不再动弹，嘴角的血沫也没有了。他的头顶和左右两个耳朵旁边竖着三支蜡烛，金黄色的烛焰来回摇晃，映照着他那蓬乱乌黑的头发，颜色发黄的一个个光点在他那发黑的脸上不停地抖动，尖尖的鼻子和红红的嘴唇在光照下闪闪发亮。

保姆叶夫根尼娅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小声地诉说：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我的快乐的小鹰……”

我感到毛骨悚然，全身发冷。我钻到桌子底下，藏了起来。后来，外公和外婆风风火火地闯进了厨房；外公穿一件貂皮大衣，外婆穿一件带尾领的斗篷式的女外套，此外还有米哈伊尔舅舅、几个孩子和许多不相识的人。

外公脱下皮大衣，往地上一扔，叫道：

“混账东西！一个多好的小伙子，让你们白白给毁了！要知道，再过四五年他可是个无价之宝啊……”

地板上堆放的衣服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见伊万，于是我从桌子底下爬出来，刚好爬到外公的脚边；他一脚把我踢开，举起红通通的小拳头，冲舅舅们恶狠狠地骂道：

“狼心狗肺的东西！”

然后他坐在长凳上，双手撑着凳面，干号了几声，真是欲哭无泪，于是用嘶哑的声音说：

“我知道，他是你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唉，瓦纽舍奇卡……一个小傻瓜！现在可怎么办，啊？我是说，该怎么办呢？别人的马——缰绳易断啊。孩子他妈，这些年上帝老跟我们过不去，是不是？你说呀，孩子他妈？”

外婆趴在地板上，伸手抚摸着伊万的脸、头和胸部，她对着他的两只眼睛直呼气，抓着他的手，又搓又揉，把蜡烛全都给弄倒了。后来，她好不容易地站了起来，黑色的连衣裙闪闪发光；她铁青着脸，眼睛瞪得老大，声音不大地说：

“滚，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

除了外公，所有的人都跑出了厨房。

“小茨冈”被不声不响地埋葬了，没有任何悼念。

第四章

我躺在一张很宽的床上，身上裹着叠成四折的厚毛毯，只听见外婆在向上帝做祷告；她跪在地上，一只手按住胸前，另一只手不时地画着十字，动作从容不迫。

外面寒气袭人；浅绿色的月光，透过窗户玻璃上的冰花，清楚地照见外婆那张慈善的、鼻梁高高的面孔，使她那双乌黑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像燃烧的磷火。外婆用来包扎头发的丝巾光彩夺目，像精心锻造出来的一样；她身上的黑色连衣裙在微微地颤动，从肩头飘然下垂，拖落在地板上。

祷告完毕，外婆默默地脱去衣服，精心把它叠好，放在屋角的柜子上，然后走到床前，而我则假装已经睡着了。

“我知道你在装睡，捣蛋鬼，没睡着吧？”她轻声地说，“看来还没睡着，在装蒜，是不是？喂，把毯子给我！”

我早知道她会这样，所以忍不住就笑了；于是她冲我大叫：

“好哇，你竟然拿老外婆开起玩笑来了！”

她抓住毯子边，使劲往回一扽，动作非常麻利，于是，我便被悬空抛了起来，打了几个转身，落在柔软的羽绒垫子上，而她却哈哈大笑说：

“怎么样，小萝卜头？吃亏了吧？”

不过有时候她会祷告很久，我真的睡着了，不知道她是怎么睡下的。

一般总是在有了烦恼、吵架、打架之后的日子里，外婆才会做很长的祷告；听她祷告非常有意思；外婆总是把家里发生的一切事情，详详细细地告诉上帝；她跪在那里，臃肿庞大，像一座山丘；起初她嘟嘟哝哝，说得很快，听不清楚，后来就大声抱怨起来：

“上帝啊，你明明知道——谁都希望日子过得好一些。米哈伊尔是老大，原本该留在城里，让他到河那边去住，他感到冤屈得慌；再说，那是个新地方，没人住过，到底怎么样还很难说。而老爷子——他更喜欢雅科夫。对孩子们有亲有疏——难道这样好吗？老爷子死心眼，固执得很——上帝啊，但愿你能够开导开导他。”

她用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望着黑乎乎的圣像，向上帝进言道：

“上帝啊，你能不能好好给他托个梦，让他明白应该怎样把孩子们分开！”

她又是画十字，又是趴在地上磕头，宽大的前额，在地板上磕得梆梆响，然后，她再次把身子伸直，认真严肃地说：

“你能不能对瓦尔瓦拉露出点儿笑脸，让她也有点高兴事儿！她什么地方惹你老生气了，什么地方比别人的罪孽更重？这到底是怎么了？一个年轻女子，身强力壮，可整天生活在愁苦之中。上帝啊，请关心关心格里戈里吧——他的眼睛越来越不行了。一旦两只眼瞎了，流浪街头，这有多不好！他给老爷子干了一辈子，真是力气使尽，可老爷子难道帮助过他吗！唉，上帝呀，上帝……”

她半天不说话，恭顺地低着头，耷拉着双手，好像睡着了或冻僵了似的。

“还有什么呢？”她微微皱起眉头，大声回忆道，“救救所有的东正教徒吧；请宽恕我这个该死的蠢人吧——要知道：我犯的罪过都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因为头脑愚蠢。”

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态度亲切、非常满意地说：

“亲爱的主啊，你明察秋毫，无所不知。”

我非常喜欢外婆的这个上帝，他和她是那样亲近，我常常请求外婆：

“讲讲上帝的事吧！”

她讲起上帝时有其独到之处：声音很低，莫名其妙地把语调拉得很长，双目微阖，而且一定要坐着；先是稍微欠欠身，然后再坐下，理理头发，系好头巾，一讲，时间就很长，直到你睡着为止：

“上帝就住在山丘上，周围绿野芳草，景色宜人，他端坐在银色椴树下镶有蓝宝石的宝座上，这种树四季常青，花香不断；天堂里既没有寒冬，也没有深秋，因此那里鲜花似锦，永不凋谢，专门愉悦各位神灵。而上帝身边，天使们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他们像飘舞的雪花，成群的蜜蜂，又像一群群白鸽，一会儿飞临人间，一会儿又飞回天上，将我们人间的万事万物一一禀告给上帝。这里你、我、外公——每个人都有一位自己的天使，上帝对大家一视同仁。比如，你的天使就会向上帝禀告说：‘列克谢咬了外公！’而上帝则吩咐说：‘喏，让老头子抽他一顿吧！’就这样，上帝对所有的人都就事论事，赏罚分明。而且上帝这样做一直都很好，天使们兴高采烈地扇动着翅膀，不停地对上帝唱道：‘上帝啊，光荣属于你，光荣属于你！’而他，亲爱的，只对他们微笑，意思是说：得了吧！”

外婆自己也露出了笑容，频频地直摇头。

“这你都看见过？”

“没看见过，但是我知道！”她若有所思地回答说。

她一谈起上帝、天堂和天使们，马上就变得像小孩子似的，人变得温顺了，脸也变得年轻了，两只水汪汪的眼睛流露出特别温柔的目光。我攥着她那像丝绸一样沉甸甸的发辫，把它绕在自己的脖子上，一动不动地倾听她那没完没了的、永远也听不够的故事。

“凡人是无法看见上帝的——一看见了眼睛就会瞎；只有圣徒睁大眼睛才能够看见。不过我看见过天使；当人们心灵纯洁、排除杂念的时候，他们就会出现。一次，我在教堂里做早祷，就看见祭坛上有两位天使，他们像云雾一般，全身透明，透过他们什么都能够看见，一切都那么清澈明亮，毫发可鉴；他们的翅膀一直垂落到地面，像镂空的花边，又像轻薄的绸缎。他们穿梭于祭坛宝座的周围，帮助年迈的伊利亚神父：当他举起衰弱无力的双臂向上帝祈祷的时候，天使们便往上托着他的肘腕。伊利亚神父已经是老态龙钟，双目失明，走路跌跌撞撞，后来很快就离开了人世。当时，我一看见天使便高兴得愣住了，心里怦怦直跳，眼泪哗哗地直往下流，啊，真是美妙极了！哎呀，廖尼卡，我的宝贝，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上帝身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真是妙极了……”

“我们这里不是也很好吗？”

外婆在自己胸前画了个十字，回答说：

“托圣母的福——一切都很好！”

这下我可就纳闷了：很难说这个家里一切都很好；我觉得这里的生活越来越糟。

有一次，我从米哈伊尔舅舅门口经过，看见纳塔利娅舅妈穿一身白衣服，双手抱着胸口，满屋子乱滚，喊叫的声音不大，但是非常可怕：

“上帝啊，把我招去吧，带我走吧……”

我明白她这话的意思，我也懂得格里戈里抱怨的含义，他说：

“一旦我眼睛瞎了，我就满世界去流浪，那也比在这儿好……”

我希望他快点瞎，这样我就可以要求给他带路，我们一块儿出去，浪迹天涯。这话我已经跟他说了。格里戈里师傅噘起大胡子嘿嘿一笑，回答说：

“那好啊，咱们一起走！到时候，我就满大街地喊着：‘这位是行会会长瓦西里·卡希林的外孙子！’那才叫有意思呢……”

我不止一次看见纳塔利娅舅妈的两眼发呆，眼眶下有肿起来的淤斑，蜡黄的脸上——嘴唇肿着。

我问外婆：

“舅舅在打她吗？”

她叹了口气，回答说：

“他悄悄地打她，这个挨千刀的畜生！你外公说了：不许打她，可是他夜间打。他这个人非常歹毒，而她——又太软弱……”她说着说着便激动起来：

“毕竟他现在不像以前那样打她了！喏，他朝她嘴上打，耳朵上打，偶尔还揪她的辫子，而以前他能一连几个小时地折磨她！你外公有一次打我，从复活节头一天的午祷开始，一直打到傍晚。打累了，休息一会儿再打。连绳子什么的都用上了。”

“因为什么事？”

“已经不记得了。有一次，他把我打得死去活来，五天五夜不给我吃东西，当时勉强活了下来，要不他还要……”

这事太让我吃惊了：外婆的体格比外公大两倍，因此很难相信他能够打得过她。

“难道他比你的力气大吗？”

“力气不比我大，可是年龄比我大呀！再说了，他是我丈夫！上帝让他来管我的，我注定只能忍耐……”

看着她把圣像上的灰尘拂去，把神袍擦拭干净，我觉得很有意思，也感到很愉快；那些圣像都很珍贵，他们一个个都披金戴银，浑身珠光宝气；外婆麻利地捧起一尊圣像，满面笑容地仔细端详着，而且很动情地说：

“多慈爱的面孔啊！……”

她一面画着十字，一面吻了吻圣像。

“上面落满了灰尘，烟熏火燎的；你啊，万能的圣母，你是永远伴随着我的欢乐！瞧呀，廖尼亚，乖孩子，这笔画画得多细腻啊，圣像上的人物这么小，可是个个显得活灵活现，出神入化。这是十二节，中间是费奥多罗夫斯卡娅圣母，大慈大悲，乐善好施。这个是在说，圣母啊，不要看见我躺在棺材里就痛哭流涕……”

有时候我觉得，外婆侍弄这些圣像态度十分虔诚，非常地投入，就跟我表姐卡捷琳娜受委屈时摆弄木偶玩具一样。

外婆时常看见鬼，有成群结队的，也有单个的。

“有一次，在大斋期间的夜里，我从鲁道夫家门口经过；当时明月当空，天气很冷，我忽然看见：屋顶烟囱旁边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头上长着犄角，正低着头，在烟囱上闻来闻去，还打着响鼻；这东西个头很大，身上毛茸茸的。它一边闻，一边甩尾巴，把屋顶扫得沙沙作响。我冲它画了个十字，嘴里念道：‘愿上帝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这时只听见它低声尖叫一下，叽里咕噜地从屋顶滚到院子里——转眼间便消失了！兴许那天鲁道夫家在炖肉，让小鬼儿给闻见了，一高兴……”

一想到小鬼儿从房顶上滚了下来，我不禁笑了，外婆也笑了，她说：“这些鬼非常喜欢恶作剧，完全跟小孩子们一样！比如，有一次，我在浴室里洗衣服，已经是半夜了。这时，壁炉的火门突然大开！成群的小鬼儿从里面纷纷跳出来，一个比一个小，红的、绿的、黑的全有，跟蟑螂似的。我赶紧往门口跑，但已经无路可走；我被小鬼们团团围住，整个浴室都被它们挤满了，我被挤得无法动弹，想转身都不可能。它们在我脚下到处乱钻，又扯又拽，搞得我连画个十字的工夫都没有！它们一身茸毛，软绵绵、热乎乎的，很像小猫，只不过它们个个都能直立行走；它们围着你转呀，闹呀，龇着像老鼠一般细小的牙齿，小小的眼睛闪着绿光，头上的犄角刚露出一点，鼓起一个个小圆包，尾巴很像小猪的尾巴——哎呀，我的主啊！我一下子便晕过去了！等我醒过来时——蜡烛已经快熄灭了，洗衣盆里的水也凉了，洗过的衣服被扔得满地皆是。哎呀，我说你们这帮小鬼，真应该统统把你们轰走！”

我闭上眼睛，就看见那些五颜六色的毛茸茸的小东西从炉口和炉壁灰色的圆石头上蜂拥而出，把小小的浴室挤得水泄不通；它们乱吹蜡烛，伸出故意捉弄人的粉红色的小舌头。这的确很逗，但却很瘆人。外婆摇了摇头，停了片刻，突然来了劲头，好像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了：

“此外，我还看见过恶鬼；这事也是发生在夜里；冬天，暴风雪天气。我正穿过久科夫峡谷；还记得吗？以前我说过这个地方，就是雅科夫和米哈伊尔要把你父亲淹死在池塘冰窟窿的那个地方。喏，当时我正在往前走，走着走着，忽然摔了个跟头，顺小路滚了下去，一直滚到谷底；这时峡谷里传出一片口哨声和喊叫声！我一看，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雪橇正在向我奔来，驾驭雪橇的是一个戴红色尖顶帽子的大个子鬼，他站在驾驭的位置上，像伫了一根木头桩子，两只手向前伸着，紧紧拉着用铁链子做的缰绳。可是峡谷中无法行驶，雪橇直奔被白雪覆盖着的池塘而去。雪橇上坐的也全是厉鬼；它们吹着口哨，喊叫着，挥动着帽子，身后紧跟着还有七辆三匹马拉的雪橇，它们像消防车似的急驰而过，拉雪橇的马清一色全是黑的，而且所有这些马都是人变的，全是遭父母诅咒而被逐出家门的人；这些人现在专门供群鬼取乐，给它们拉雪橇，每夜被驱赶着，送厉鬼们参加各种节庆活动。这次我看见的这些鬼，大概正要去参加一个鬼的婚礼……”

很难不相信外婆说的话，她讲得是那么实在，那么令人信服。

不过外婆念起诗来特别好听，诗中讲述圣母如何察访人间疾苦，如何规劝女强盗“公爵夫人”安加雷切娃不要打骂和抢劫俄罗斯人，还有讲述神人阿列克谢和勇士伊万的诗；关于绝顶聪明的瓦西里萨的故事；关于波佩科焦尔和上帝的教子的故事；关于玛尔法夫人、强盗首领女强人乌斯塔、埃及女罪人玛丽亚，以及强盗母亲的诸多苦衷等可怕故事；她知道的故事、传说和诗歌不计其数。

无论什么人，包括外公和各种妖魔鬼怪，外婆都不害怕，但是对黑黢黢的蟑螂却怕得要命，离得很远她都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有时候她半夜里把我叫醒，小声跟我说：“阿廖沙，亲爱的，有个蟑螂在爬动，看在上帝的份上，快去把它打死！”

我睡眼惺忪地点着蜡烛，趴在地板上来回寻找敌人；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发现蟑螂在哪里的。

“哪儿也没有。”我说。可是，别看外婆躺在那里不动，用毯子蒙着脑袋，她却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要求我：

“哎呀，有的！你再找找，求求你了！我知道它还在那儿爬……”

她从来没有说错过，我在离床很远的一个地方，果然发现了蟑螂。

“打死了吗？好，感谢上帝！也谢谢你……”

于是她掀去头上蒙的毯子，松了一口气，露出了笑容。

要是我找不到这个小虫子，她便无法入睡；我感觉得到，在悄无声息的深夜，只要有一点点动静，她就会浑身打哆嗦，而且我听见她连大气都不敢出，小声跟我说：

“它就在门槛附近……在柜子下面爬……”

“你干吗害怕蟑螂呢？”

她理直气壮地回答说：

“因为我不知道它们要干什么。爬来爬去，黑黢黢的。上帝给每个小生命都分派有任务：潮虫表明家里太潮湿；臭虫——说明墙壁太脏；虱子咬人——说明这个人健康有问题。这都能够理解！可是这些蟑螂——谁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派它们来做什么呢？”

有一次，外婆正跪在地上跟上帝推心置腹地进行交谈，外公突然推门进来，声音嘶哑地说：

“喂，老婆子，上帝光顾我们了——失火啦！”

“你说什么呀！”外婆喊道，赶紧从地上站起身来，两人捶胸顿足地向黑洞洞的正堂屋奔去。

“叶夫根尼娅，快把圣像取下来！纳塔利娅，赶快给孩子们穿好衣服！”外婆严厉地、语气坚定地在进行指挥，而外公却在那里低声哭泣：

“哎哟——哟——哟……”

我跑进厨房，冲院子的窗户被火光照得一片金光灿灿，地板上有许多黄色的斑点在不停地晃动；光着脚的雅科夫舅舅一面在穿靴子，一面在黄色的斑点上蹦来蹦去，仿佛他的脚底被烫着了似的；这时他大声喊道：

“这是米什卡放的火，他放完火便跑了，没错！”

“呸！狗东西。”外婆说着，使劲把他朝门口推了一把；差点把他给推倒了。

透过玻璃窗上的冰花，可以看见染坊屋顶的熊熊大火，火舌借着风势，打着旋从门里一个劲儿地往外蹿。在寂静的夜里，红色的火焰看不见浓烟，只见高空处有一块灰蒙蒙的浮云在飘动，不过仍能够看见乳白色的银河。积雪被映红了，建筑物的墙壁在颤抖，在摇晃，好像争着想要到院中火势烧得最欢的炽热角落里去，染坊墙壁上宽大的裂缝被烧得通红，墙缝里露出许多被烧扭曲了的钉子。房顶上干燥发黑的木板很快被大火包围了，金黄色的火舌蜿蜒而上，细长的陶制烟囱刺目地伫立在那里，冒着浓烟；窗户上的玻璃不时发出轻微的破裂声和窸窸窣窣的响声；火势越来越猛，整个作坊被火光映照得光怪陆离，蔚为壮观，很像教堂中珍藏圣像的殿堂，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离它近一些，再近一些。

我把挺沉的一件短皮袄往头上一蒙，把一双不知是谁的皮靴往脚上一套，便跌跌撞撞地跑进过道，来到台阶上一看，顿时就被吓傻了；冲天大火照得人们睁不开眼睛；外公、格里戈里和雅科夫舅舅的喊叫声和大火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响声，震耳欲聋；外婆的举动简直把我给吓坏了：

她把一条空麻袋往头上一顶，把一块马被往身上一裹，一边喊叫，一边向大火直冲过去：

“硫酸盐，这些蠢货！硫酸盐会爆炸的……”

“格里戈里，拉住她！”外公绝望地喊道，“哎呀，这下她完了……”

但这时外婆已经从大火中钻了出来，她浑身冒着烟，摇着头，弯着腰，双手抱着一个水桶般大小的硫酸盐瓶子。

“老爷子，快把马牵出去！”她咳嗽着，声音嘶哑地喊道，“赶快把马被从我肩头拽下来呀，没看见我身上在着火吗？”

格里戈里把烧糊了的马被从她身上拽下来，一撕两半，然后开始用铁锹大铲大铲地往染坊门里扔雪；雅科夫舅舅手里拿一把斧头在他身边跳来跳去；外公围着外婆跑前跑后，一直在往她身上撒雪；外婆将硫酸盐瓶子埋进雪堆里，跑到大门口，把门打开，向跑过来的众人鞠了一躬，说：

“库房，街坊们呀，赶紧去抢救库房！大火会烧到库房的，会烧到干草棚，等我们家的东西烧光后，也会烧到你们家的！快把房顶给掀了，干草——扔到园子里去！格里戈里，往房上扔呀，你怎么老往地下扔哪！雅科夫，别光跑来跳去，把斧子拿给大家，还有铁锹！街坊乡亲们呀，一起动手干吧，上帝会保佑你们的！”

外婆像大火一样灿烂夺目，光彩照人：火光仿佛一直都在紧跟着她，她身上的黑衣服被照得通明锃亮，她满院子忙个不停，哪里需要她就出现在那里，指挥着人们的行动，一切都躲不过她的眼睛。

那匹骟马沙拉普跑到院子里，它的后腿忽然直立起来，把外公掀到一边，两只大眼睛被火光照得通红，闪闪发亮；它打着响鼻，两只前蹄高高扬起；外公松开了手里的缰绳，闪到了一边，大声喊道：

“老婆子，快笼住它！”

她跑过去，站在直立起来的沙拉普的面前，伸展开双臂，像一尊十字架；沙拉普不耐烦地嘶叫着，慢慢地向她走去，眼睛不时斜视一下大火。

“你不用害怕！”外婆低声说，拍了拍马的脖子，拉住了缰绳，“我能丢下你不管，让你担惊受怕吗？哎哟，你呀，我的小耗子……”

个头儿比她大三倍的“小耗子”老老实实地跟着她向大门口走去，一面望着她那通红的面孔，不时地打着响鼻。

叶夫根尼娅保姆从屋里领出来几个穿得严严实实、哇哇直哭的孩子，她喊道：

“瓦西里·瓦西里奇，没看见列克谢……”

“走吧，赶快走吧！”外公答道，一面挥着手；为了不让保姆把我也带走，我躲藏在台阶下面。

染坊的屋顶已经坍塌，细小的房架椽木，冒着浓烟，指向天空，燃烧着的火炭还在发着亮光。只听见染坊内一片噼噼啪啪的响声，一团团绿色、蓝色、红色的火焰借着风势，直接向院里和人们身上扑去，大家面对这一大型篝火，纷纷用铁锹向火中抛撒积雪。染坊里的几口黑色大染锅早已经沸腾，蒸汽和浓烟形成了团团云雾，院子里弥漫着一种古怪的气味，呛得人们直流眼泪；我从台阶下钻出来，正好来到外婆腿边。

“走开！”她喊道，“会砸着你的，快走开……”

这时一个骑马的人闯进了院子，他头戴铜盔，铜盔上有一个像鸡冠似的东西。他座下的枣红马嘴里吐着白沫，骑马人高高扬起手中的鞭子，样子很凶地喊道：

“都快闪开！”

铃声急促而欢快地响了起来，一切都像过节一样，煞是好看。外婆把我往台阶上一推，说：

“没听见我的话吗？快走开！”

此时此刻，不听她的话是不行的。我走进厨房，重又贴紧窗户往外看，但隔着黑乎乎的人群已经看不见火光了，只能看见一些铜盔在许多黑色棉帽间闪闪发亮。

火势很快被扑了下去，浇灭了，踩实了；警察驱散了众人，最后外婆来到了厨房。

“这是谁呀？是你？你没有睡，害怕吗？别怕，一切都过去了……”

她在我身边坐下来，一声不响地摇晃着身子。多么好啊，寂静、黑暗的夜晚重新又恢复了常态，只可惜不见了大火。

外公走进来，站在门口，问道：

“是老婆子吗？”

“怎么啦？”

“烧伤了吗？”

“没事儿。”

他划着了一根火柴，蓝色的火苗，照亮了他那张沾满烟尘的黄鼠狼脸，他看清楚了桌上的蜡烛，然后慢吞吞地坐在外婆身边。

“洗把脸去。”她说，其实她自己也是一脸烟黑，身上有一股刺鼻的烟熏味。

外公叹了口气，说：

“上帝对你总是宠爱有加，赋予你过人的胆识……”

然后，他抚摸着她的肩膀，咧嘴嘿嘿一笑，又来了一句：

“时间虽短，只一个小时，可是真有你的！”

外婆同样嘿嘿一笑，想说点什么，但外公忽然拉下脸来，说：

“应该找格里戈里算账——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个乡巴佬是干够了，活得不耐烦了！雅什卡正坐在台阶上哭呢，蠢东西……你去看看他……”

外婆站起身出去了；她把一只手举到脸前，对着手指头直吹气，外公则看看我，小声问道：

“大火你都看见了吧，一开始就看见了？你外婆怎么样，啊？一个老太婆……一辈子吃苦受累，体弱多病……尽管这样！……可是你们这些人啊……”

他弯下腰，半天没说话，然后直起身，用手指头掐去烛花，又问道：

“你害怕吗？”

“不怕。”

“是没什么好怕的……”

他气鼓鼓地脱下衬衣，走到屋角洗手池前；那里一片漆黑，他跺着一只脚，大声说：

“这场火灾真是愚蠢透顶！应该把纵火者拉到广场上抽一顿鞭子，因为他不是傻瓜，便是小偷！就应该这么办，这样以后就不会有火灾了！……去吧，睡去吧。干吗老坐着？”

我去睡了，但这夜我怎么都睡不着：我刚躺到床上——一声鬼哭狼嚎的吼叫把我从床上惊了起来；我赶紧跑到厨房；这时外公正站在厨房中间，没有穿衬衫，手里拿一根蜡烛；蜡烛一直在抖动，他两只脚在地上蹭来蹭去，始终不离开那个地方；他声音嘶哑地说：

“老婆子，雅科夫，这是怎么回事？”

我跳到壁炉上，躲进一个角落，家里人忽然又忙乱起来，跟失火时差不多；有节奏的、声嘶力竭的喊叫声越来越大，像波浪似的冲击着天花板和四周的墙壁。外公和雅科夫舅舅急得跑来跑去，外婆大声喊叫着，把他们往外赶。格里戈里将劈柴扑通一声放在地上，拿起来便往炉膛里塞，然后又往大铁锅里添水，在厨房里忙个不停，脑袋一摇一晃的，像一头阿斯特拉罕大骆驼。

“你还是先把炉灶生起来！”外婆吩咐道。

格里戈里急忙去找引火用的松明子，一下子摸着了我的脚，惊叫道：

“谁在这儿？呸，吓我一大跳……哪儿不该去，那里准少不了你……”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舅妈纳塔利娅要生孩子了。”他冷冷地说了一句，从壁炉灶台上跳了下来。

我记得母亲生孩子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大喊大叫。

格里戈里把铁锅放到火上，又爬到壁炉灶台上面来找我，他从口袋中掏出一个陶制的烟斗给我看。

“为了眼睛，我开始抽烟了！你外婆劝我闻鼻烟，可我认为抽烟更好一些……”

他坐在灶台边上，两条腿耷拉着，眼睛向下看着微弱的烛光；他的一只耳朵和一边脸已经被烟熏黑了，衬衫的一侧也破了，我看见他那宽宽的像桶箍似的一根根肋骨。他的眼镜有一块镜片被打碎了，眼镜框里几乎没有了镜片，透过这个空眼镜框能够看见他的眼睛：湿乎乎、红霞霞的，像个伤口。他一面往烟斗里装烟叶，一面倾听着产妇的呻吟；他像喝醉了酒似的嘴里嘟嘟哝哝，前言不搭后语：

“你外婆么，毕竟手被烧伤了。她怎么能接生呢？听你舅母叫得多么痛苦！大家简直把她给忘了。她还是在刚失火时开始阵痛的——是吓的了……瞧，生孩子有多么的不容易，可是人们还不尊重妇女！你可要记住：应该尊重妇女，也就是说，要尊重母亲……”

我直打瞌睡，但是嘈杂的说话声，叮咣啷当的关门声和醉醺醺的米哈伊尔舅舅的喊叫声，吵得我根本无法入睡；一句很奇怪的话传进了我的耳朵：

“赶紧把圣像壁中门打开……”

“用长明灯里的油，掺上点罗姆酒和烟灰给她喝：半杯油、半杯罗姆酒，再加一汤勺烟灰……”

米哈伊尔舅舅死乞白赖地要求：

“让我进去看看吧……”

他坐在地板上，两腿叉开，一面往自己面前吐口水，一面用两只手拍打着地板。炉灶上热得实在让人受不了，于是我爬了下来，但我刚爬到米哈伊尔舅舅旁边，他一把抓住我一条腿，往回一扽，我就倒了下来，后脑勺被狠狠地磕了一下。

“浑蛋。”我冲他说。

他一下子跳了起来，伸手又抓住我，怒不可遏地使劲把我一抡：

“我在炉灶上摔死你……”

我醒来时是在一间正堂屋的一个角落，上面有许多圣像，我躺在外公的腿上；外公望着天花板，一面摇晃着我，一面轻轻地说：

“我们都脱不了干系，谁也不行……”

长明灯在他头顶上大放光明，屋子中间的桌子上点燃着一支蜡烛，然而窗外已经是冬日朦昽的早晨了。

外公弯下身子问我：

“哪儿疼？”

我浑身都疼；头上湿漉漉的，身子沉甸甸的，但我不想说这些，当时周围的情况非常奇怪：屋子里几乎所有的椅子上坐的都是外边的人——有穿着紫袍子的神父，戴着眼镜、穿着军服的白胡子老头，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跟木头人似的，在等待着什么，一面听着附近什么地方哗哗的流水声。雅科夫舅舅站在门框边，挺直身子，两只手藏在背后，外公对他说：

“喏，带他去睡觉……”

雅科夫舅舅用指头做个手势，让我过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向外婆房间的门口走去；我上床的时候他小声说：

“你纳塔利娅舅妈死了……”

这并没有使我感到惊讶——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她了，家里跟没有她这个人似的，既不见她下厨房，也不见她出来吃饭。

“那外婆在哪儿呢？”

“那边。”舅舅回答说，挥了挥手，然后便走了，仍是光着脚，踮着脚尖走的。

我躺在床上，四下打量，只见有许多人的脸紧贴在窗户的玻璃上，他们的头发全白了，披头散发，双目失明；屋角柜子上挂着外婆的衣服——这我知道——但现在那里好像藏着一个大活人，正在等待着什么。我把枕头往头上一蒙，露一只眼看着门口；我恨不得从床上跳下来，跑出去。我感到很热，有一种很重的、难闻的气味让人透不过气来，令人不禁想起“小茨冈”死时候血流满地的情形；我只觉得头脑发涨，心里堵得慌。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正在慢慢向我压来，它像冬天街上络绎不绝的载重马车一样，一路轧过去，把一切都碾得粉碎……

门轻轻地被推开了，外婆用肩膀顶开门，蹑手蹑脚地挤进来，背靠在门上，然后向长明灯蓝色的火苗伸出双手，小声地、像孩子似的抱怨说：

“我的手啊，我的手好疼啊……”

第五章

开春前，两个舅舅分开过了；雅科夫舅舅留在城内，米哈伊尔舅舅搬到河对岸去了；外公在波列瓦雅大街购置了一幢很有意思的住宅；房子很大，底下一层是石头建筑；有一间小酒馆，阁楼上有一个很舒适的小房间；另外还有一个花园，走下去是一条沟壑，里面生长着许多小柳树，看上去尽是些光秃秃的枝条。

“树枝真不少啊！”外公说着，高兴地冲我挤了挤眼睛；察看花园时，我和他沿着冰雪消融的松软小路缓缓而行，“很快我就要教你学认字了，所以，这些树枝还是用得着的……”

整座住宅住满了房客；外公只在楼上为自己留了一个大房间，同时接待客人；外婆和我住在阁楼上。阁楼的窗户面对大街，每逢晚上和节假日，将身子探出窗外，可以看见东倒西歪的醉鬼们从酒馆里出来，在街头上大呼小叫，跌跌撞撞。有时他们被推出酒馆，像麻袋似的被抛在路边，但他们爬起来，仍一个劲儿地往酒馆门里挤；门被敲得砰砰直响，玻璃都快震碎了，门框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接着便是一番打斗，这一切，从上面往下看，非常有意思。外公一大早就去儿子们的染坊，帮助他们料理事务；晚上回来又累又窝火，总是气不打一处来。

外婆做饭、缝衣服、侍弄菜园子和花园，整天忙个不停，像一个大陀螺，被一条无形的鞭子，抽得团团转；她不时地闻着鼻烟，然后痛快地打上几个喷嚏，擦着满脸的汗水说：

“常言道，吉人自有天相，好人一生平安！可不是吗，阿廖沙，我的心肝宝贝，我们可是过上安静的日子了！托上天圣母的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我并不觉得我们的生活有多么安静；房客们一天从早到晚总是在院子和房间里出出进进，忙个不停，有时候来一些女邻居，她们好像急着要到什么地方去，总是因为时间来不及而唉声叹气；她们打算要做一件什么事，总在喊我外婆的名字：

“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

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对所有的人都笑脸相迎，亲切友好，而且关怀备至，她用大拇指将烟草塞入鼻孔，用一块红方格子手帕仔细擦了擦鼻子和指头，说：

“亲爱的夫人，要想不长虱子，就应该勤洗澡，洗薄荷蒸汽浴；如果长了疥疮，就用一汤勺鹅油——要非常干净的，一茶匙氯化汞，三滴沉甸甸的水银，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在盘子里，用一块陶瓷片研磨七遍，然后抹在患处就可以啦！要是用木勺或骨勺来研磨，水银就会跑掉；决不能用铜器和银器研磨——对人体有害！”

有时候，她若有所思地向别人建议说：

“大婶，您到佩乔雷修道院去问问苦行僧阿萨夫吧，我解答不了您的问题。”

她给别人接生；调解家庭纠纷；为孩子们治病；《圣母梦》讲得滚瓜烂熟——女人们学会它能“交好运”；她还能在操持家务方面给人出主意想办法：

“黄瓜自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腌制了；如果它不再有土腥味或别的什么怪味，那您就可以动手腌制了。格瓦斯必须发酵，才能够芳香扑鼻，产生泡沫；格瓦斯不能太甜，放点葡萄干就可以了，要不放点砂糖也行，不过每桶只能放一点点。酸奶的做法有各种各样：有多瑙河口味的和西班牙口味的，此外，还有高加索口味的……”

我整天跟着她在花园和院子里转悠，有时到女邻居家去坐坐；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喝茶、聊天，不停地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在这段日子里，我似乎成了她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这位忙里忙外、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外，我不记得还有别的什么事情。

有时候我母亲不知从哪儿回来待上一会儿；她显得很高傲，态度严厉，一双冷漠的灰眼睛，像冬季的太阳，对周围一切进行观察，然后很快便消失了，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可回忆的印象。

有一次，我问外婆：

“你是女巫师吗？”

“喏，亏你想得出！”外婆嘿嘿一笑，但立刻又若有所思地补充说，“我哪儿行呀，巫术是一门科学，可难学了。而我又没有什么文化——大字不识一个；你外公才是有文化的人，圣母没让我的脑子开窍啊。”

接着她又向我吐露一段她的生活往事：

“要知道，我打小长大，也是个孤儿。我妈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还落个残疾，那还是她当姑娘时被老爷吓坏的。她夜里受了惊吓，从窗户里跳下去，把腰给摔坏了，肩膀也摔伤了；打那时候起，她的右手——最最紧要的右手——开始肌肉萎缩，而我妈原先可是一位织花边的高手。喏，这样一来，老爷们就不需要她了，他们给了她自由——自己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可是缺一只手日子怎么过呀？于是她便四处流浪，乞讨为生，而当时人们的日子比现在过得富裕，人也比现在善良——巴拉赫纳的木工和织花边的女工们心肠都非常好——他们都是些与人为善的人！我们娘俩经常不分冬秋地外出乞讨，加百列大天使将宝剑一挥，把冬天给赶走了，春天拥抱了大地，这时我们就往远处走，走到哪儿算哪儿。我们到过穆罗姆市，到过尤里耶韦茨市，沿伏尔加河往上走过，也曾沿着静静的奥卡河两岸乞讨过。春天，还有夏天，在野外行走是很惬意的，春暖大地，草木葱葱，圣母马利亚把鲜花撒向田野，此时此刻，不禁令人欢欣鼓舞，心旷神怡！而我妈则往往微微闭上蓝色的眼睛，引吭高歌起来，她的嗓音并不怎么好，但是非常响亮，周围的一切似乎已如醉如痴，一动不动地在倾听她的歌声。向基督保证，这种日子确实很不错！可是我九岁一过，母亲觉得，再领着我到处讨饭，面子上不好看，挺难为情的，于是就在巴拉赫纳住了下来。她一个人沿街挨家挨户地乞讨，节假日时就到教堂门口接受大家的施舍。我就坐在家里，学习织花边，我拼命学习，想尽快地能够帮助母亲；有时候织坏了，急得我直掉眼泪。瞧，花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我学会了这个手艺，而且在城里还小有名气：只要有谁需要高质量的花边，马上就会来找我们，说：‘阿库利娅，帮帮忙，给织一件吧！’对此我非常高兴，我正求之不得呢！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的手艺高超，而是因为有妈妈的指点。虽然她只有一只手，自己不能干活，但她能指导我怎么做。一个好的指导比十个学徒更为可贵。喏，这时我骄傲了起来，我说：妈妈，你不要再出去讨饭了，现在我能够独自养活你了！可是她却对我说：‘你给我闭嘴，知道吗，我这是在给你积攒嫁妆。’后来，没多久，你外公出现了，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小伙子：二十二岁已经当上了驳船上的工长！他母亲来相了我一次，看到我会干活，是穷人家的女儿，就是说，老实听话，又很本分，于是……她是个卖面包的商贩，是个歹毒的女人，不说她的事了……唉，我们何必提这种歹人呢？上帝自己是能够看见他们的；上帝看见他们，魔鬼喜欢他们。”

这时，她发自内心地笑了，她的鼻子不住地颤动，样子挺逗人的，而她的一双眼睛，在沉思中闪闪发光，使我感到非常亲切，它们所表达的一切情意，要比言辞更加明白。

记得是一个宁静的傍晚；我和外婆在外公的屋子里喝茶；外公身体不舒服，坐在床上，没有穿衬衫，肩上披一条大浴巾；他呼吸急促，声音嘶哑，一刻不停地擦拭着他满身的大汗。他的两只绿眼睛变暗淡了，面部浮肿，颜色紫里透红，两只小耳朵红得尤为明显。他伸手接茶杯的时候，手哆嗦得很厉害，真是可怜。他变得很温顺，和以往的他已大不相同。

“为什么不给我放白糖？”他像一个被娇纵的孩子，用任性的口吻质问外婆。外婆态度和蔼但语气坚定地回答说：

“和蜂蜜一块二喝，对你身体更好一些！”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啊啊两声，迅速喝下热茶，然后说：

“你瞧着点儿，别让我死了！”

“别怕，我瞧着呢。”

“这就好！要是现在我死了——那我就跟没活过一样，一切都完啦！”

“别说话，好好躺着！”

他闭上眼睛，沉默片刻，同时吧咂着发黑的嘴唇；随后，他突然像被针扎了似的，全身颤动，自说自话起来：

“要尽快地给雅什卡和米什卡成个家，兴许老婆和新出生的孩子能够使他们的精神振作起来，是不是？”

接着他便历数起城里谁谁家有合适的姑娘。外婆一声不吭，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茶。我坐在窗前，望着城市上空升起的红色晚霞，房子窗户的玻璃被映照得一片通红——我是因为犯了什么错误外公才不许我到院子里和花园里玩的。

花园里，一些甲壳虫围绕着白桦树飞来飞去，发出嗡嗡的叫声；桶匠在隔壁邻居家的院子里打制木桶；附近什么地方有人在磨刀；许多孩子在花园外的峡谷里嬉戏打闹，在浓密的灌木丛中胡乱奔跑。我非常想出去尽情地玩耍，傍晚常有的忧伤情绪不禁在心中油然而生。

突然，不知外公从哪儿摸出一本崭新的小书，在手掌上啪的一声拍了一下，兴致勃勃地叫我过去：

“喂，你这个小调皮，捣蛋鬼，快过来！坐下，你这个长着卡尔梅克人高颧骨的家伙。看见这个字母了吗？这个念：阿斯。你念：阿斯！布基！维迪！这个是什么？”

“布基。”

“念对了！这个呢？”

“维迪。”

“胡说，是阿斯！你仔细瞧：格拉戈尔，多布罗，叶斯季；这个是什么？”

“多布罗。”

“对啦！这个呢？”

“格拉戈尔。”

“没错儿！那么这个呢？”

“阿斯。”

外婆插话了：

“老头子，你还是老老实实地躺着吧……”

“拉倒吧，你给我闭嘴！这样对我正好，反正脑子也闲不住。接着念，列克谢！”

他用一只滚烫的、汗津津的胳膊从后面搂着我的脖子，隔着我的肩膀指着摊在我面前的书上的字母。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热烘烘的汗酸味和烧洋葱味，熏得我几乎透不过气来，可是他却来了劲头，哑着嗓子在我耳边大喊：

“泽姆利亚！柳季！”

这些词我都认识，但斯拉夫语字母的写法和发音并不一致：“泽姆利亚”像“蚯蚓”的发音，“格拉戈尔”则像弯腰拱背的“格里戈里”的发音，“亚”——像外婆和我，外公身上则具有某种和字母表上所有字母共同的东西。他督促我把字母表念了很久，正着念念，倒着念念；他的满腔热情感染了我，我也念得满头大汗，放开喉咙大声地念。这下可把他给逗乐了；他捂着胸口，不住地咳嗽，把书都给弄皱了；他声音嘶哑地说：

“你瞧呀，老婆子，你看他念得有多带劲儿，啊？哎呀，你这个阿斯特拉罕的学习狂，你喊什么呀？有什么好喊的？”

“是您在喊……”

我看着他和外婆，感到非常开心：她用胳膊肘撑着桌子，一只手托着脸，望着我们，声音不高地笑着说：

“你们别再扯着嗓子喊了！……”

外公友好地对我解释说：

“我大声喊，是因为我有病，可你喊什么呢？”

然后，他晃着满头大汗的脑袋对外婆说：

“已故的纳塔利娅说他的记忆力很差，她这话不对；他的记忆力，托上帝的福，像马的记忆力一样好！往下念，翘鼻子！”

最后，他开玩笑地把我推下了床。

“行了。拿好书。明天你给我把字母表整个念一遍，不许有错；念对了，我给你五戈比……”

当我伸手去接书的时候，他又把我拉到自己身边，神情忧郁地说：

“小家伙，你妈呀，把你扔在这个世上……”

外婆不禁一愣，说：

“哎，我说老头子，你说这干吗呀？……”

“是不应该说——可我心里难受呀……哎，好好一个姑娘家，净犯糊涂……”

他使劲推了我一下。

“去吧，玩去吧！不许到外面去，只能在院子里，在花园里玩……”

正好我也只想到花园里去玩，因为：我在花园的小山上一露面，峡谷里的孩子们便开始向我扔石子，而我则可以痛痛快快地回击他们。

“贝里来了，”他们一看见我就这样喊，并且赶紧做好战斗准备，大叫，“用石头砍他！”

我不知道“贝里”是什么意思，因此我对这个绰号并不感到生气，不过我一个人能够抵挡他们许多人，我还是很高兴的；看见我砍出去的石子准确无误地击中敌手，迫使他们狼狈逃窜，纷纷躲进灌木丛中，心里非常得意。这种战斗没有什么恶意，最后双方几乎都没有伤感情。

学习认字对我毫不费力，外公对我越来越关心了，打我的次数也少了，尽管在我看来，他应该比以前更经常地打我，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违反外公清规戒律的次数也多了，但他只不过是责骂几句，顶多拍打我几下也就完了。

我想，以前他打我也许都是冤枉的，有一次，我把这个想法跟他说了。

他轻轻地托起我的下巴，使我的脑袋向上扬起，然后眼睛一眨一眨的，拉长声调说：

“你说什么？”

于是，他嘿嘿一笑，说道：

“我说你呀，这个邪教徒！你怎么知道应该打你多少次？这事除了我，还有谁能知道？走吧，赶快走吧！”

可他立刻又抓住我的肩膀，再次盯着我的眼睛，问道：

“你说，你是个狡猾的人，还是个老实的人？”

“不知道……”

“不知道？那么我来告诉你吧，还是狡猾一点好，老实——就是愚蠢，懂吗？绵羊老实。要好好记住！去吧，玩儿去吧……”

不久，我已经能够按照拼音朗读圣诗了；通常我都是在喝完晚茶之后进行朗读，而且每次都由我来读赞美诗。

“布吉-柳季-阿斯-拉-布拉；日维-捷-伊热-布拉热；纳舍尔-布拉任。”我指着圣诗的章节念完后，觉得非常无聊，于是我问道：

“布拉任-穆日，是指雅科夫舅舅吗？”

“我这就照你的后脑勺上来一巴掌，好叫你明白谁是幸福的人！”外公气鼓鼓地说，但我感到他这种生气只不过是出于习惯，装装样子而已。

而且我几乎从未猜错：过不了一会儿，外公看来已经忘记了我刚才的问话，嘟囔着说：

“是啊，在唱歌和娱乐方面，他称得上是大卫王，可做起事来则像押沙龙一样狠毒！他能编能唱，能说会道，幽默诙谐……唉，我说你们这些人啊！‘用你们轻快的双腿尽情地跳吧’，可是能跳出个什么名堂呢？我是说——能长久跳下去吗？”

听他这么一说，我就停下来，不接着往下读了；我望着他那阴沉沉的、心事重重的面孔；他眯缝起眼睛，越过我，向什么地方看去，眼睛里流露出忧伤、温暖的感情；于是我明白了：此时此刻，外公平常的严厉在他身上已经冰消雪融，荡然无存。他用干瘪的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桌子，染了色的指甲在闪闪发光，金黄色的眉毛在微微地颤动。

“外公！”

“嗯？”

“给我讲点什么吧。”

“你往下念啊，懒家伙！”他抱怨地说；好像他刚睡醒似的，还用手指头擦了擦眼睛。“爱听故事，不爱念圣诗……”

但我猜想他自己也是喜欢故事甚于喜欢圣诗；不过他几乎能够从头到尾把圣诗背下来，他发誓每晚入睡前一定要大声朗读一段赞美诗，就跟教堂的执事朗读日课经一样。

我诚心诚意地求他，老头子的心渐渐变软了，向我做了让步。

“那么，好吧！《圣诗集》你可以永远保留在身边，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去接受审判……”

他往一把老式安乐椅上一坐，仰靠在绣花靠垫上，身子缩成一团，仰头看着天花板，小声地、若有所思地开始讲一些陈年往事，讲自己父亲的故事。

“有一次，一伙强盗到巴拉赫纳来抢劫商人札耶夫，我爷爷的父亲赶紧跑向钟楼去敲钟，可是强盗们追上了他，用马刀将他劈死，抛到钟下。

“当时我年纪还很小，这件事没有亲眼见到，根本不记得；我开始记事，是因为法国人的原因，那是1812年，我刚好满十二岁。当时有三十多个法国俘虏被押解到我们巴拉赫纳来了；他们长得全都又瘦又小，穿得五花八门，破烂不堪，连叫花子都不如；一个个冻得浑身发抖，有几个甚至都冻僵了，连站都站不住。有几个农民想要打死他们，可是押解人员不让打，后来地方驻军来了，才把农民们驱散。日后大家习惯了，相处得还算可以。这些法国人都很机灵能干，甚至相当乐观——有时候还唱歌。从下诺夫戈罗德来了几位老爷，他们坐着三驾马车来看这些法国俘虏；他们来后，有的破口大骂，伸出拳头威胁这些法国人，甚至还打了他们；有的和他们用法语交谈，态度和蔼，给他们钱和各种御寒物品。有一位上了岁数的老爷双手捂着脸哭了起来，说拿破仑到头来把法国人给害苦了！瞧，俄国人怎么样，连一位贵族老爷的心肠都这么好：对外国人也不乏怜悯之心……”

他沉默片刻，闭上眼睛，用手掌抚摸一下头发，仔细地回忆着往事，继续说道：

“冬天，外面狂风大作，寒气一个劲儿地往屋里钻，可他们这些法国人常常跑到我们窗前，又是敲玻璃，又是喊叫，跳来跳去，求我母亲——她是卖烤面包的——给他们块热面包吃。我母亲不放他们进屋来，只是把面包递到窗外；法国人抓过面包就揣进怀里，趁着热乎劲儿，把它直接贴在身上，贴在心窝里；他们怎么能受得了这份苦——我真不理解！有许多人被冻死了，他们是温带人，不习惯这种严寒天气。我们园子里有间浴室，里面住着两个人：一位军官和他的勤务兵米朗；这位军官个子很高，瘦得皮包骨，穿一件女人的外套，因此只到膝盖长。他人非常和气，酗酒；我母亲私下自酿自卖啤酒，他买回去一喝醉便开始唱歌。他学会了说我们的话，时常抱怨说：你们这边没有白的天，天总是黑乎乎的，很恶劣！他的俄语讲得很糟，但是可以听懂，而且他的话说得也对：我们伏尔加河上游这一带气候确实很不招人喜欢，下游的气候要暖和一些，而一过里海，根本就见不到雪。这话确实不假：无论是《福音书》里，《使徒传》里，还是《圣诗集》里，都不曾提到过雪，连冬天也没有提到过，而耶稣生活的地方就在那边……等读完《圣诗集》，我们就开始读《福音书》。”

他又沉默不语了，好像要睡着的样子；他在思考着什么，斜着眼睛向窗外望去，整个人显得既瘦小，又精明。

“往下讲啊。”我小声提醒他。

“好，我这就讲，”外公不觉一怔，然后开始说，“就是说，法国人！法国人也是人，一点也不比我们这些戴罪之人差。有时他们冲我母亲高喊：玛达姆、玛达姆，——这就等于是在喊太太、贵妇人——可面包店的贵妇人能够扛五普特重一口袋的面粉。她力气大得简直不像个女人，我二十岁之前，她能够轻而易举地揪着我的头发摇来晃去，其实我二十岁时身体已经很不错了。而那个叫米朗的勤务兵非常喜欢马。他在院子里转来转去，用各种手势表示：能不能让他来给马洗澡！起初人们担心：怕他使坏，毕竟是敌人嘛；后来农民们开始主动喊他：米朗，快过来呀！他总是嘿嘿一笑，低着头，老老实实地走过来。他有一头棕色的头发——甚至有些发红，大鼻头，厚嘴唇。他很会养马，还是一位给马看病的高手。后来，他就在下诺夫戈罗德这个地方凑合着当起了兽医。但他最后得了疯病，被消防队给打死了。那个法国军官开春前就病倒了，尼古拉节那天也不声不响地死了：他坐在浴室窗前想什么心事，想着想着就死了，脑袋还伸在窗外呢。我觉得他很可怜，甚至还为他悄悄流过泪；他性情非常和蔼，常摸着我的耳朵，亲热地用法语自说自话一通，虽然我听不懂，但觉得他这个人挺好的！人的情义在市场上是买不来的。他本想教我学他的语言，但母亲不允许，甚至把我领到神父那里，神父让人把我打了一顿，对法国军官也颇有微词。当时啊，小伙子，人们对生活的管理很严，这你没有体验过，是别人替你吃了这份苦，受了这份罪，这一点，你可要牢牢记住！就说我吧，这种事我可经历过……”

天黑了下来。在黑暗中，不知为什么，外公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他的眼睛像猫的眼睛一样闪闪发光。讲别的事情时，他的声音不高，谨小慎微，深思熟虑，可是一讲到他自己，他的热情便高涨起来，滔滔不绝，而且有些自我夸耀。我不喜欢听他讲自己的事，也不喜欢他总是在命令人：

“要记住！这一点你一定得记住！”

他讲的事情，有许多我都不愿意去记，但这些不愿意记的事，即使没有外公的命令，也能使我牢记不忘，刻骨铭心。他从来不讲童话故事，只讲发生过的真事，而且我发现他不喜欢别人提问题，所以我一定要缠着他问个究竟：

“到底谁更好一些：法国人，还是俄国人？”

“喏，这怎么好说呢？我又没看见过法国人在自己家里是怎样过日子的。”他气鼓鼓地嘟哝着说，然后又补上一句：

“黄鼠狼在自己的洞穴里也是好样的……”

“那俄国人是好样的吗？”

“什么样的人都有。地主时代人要好一些，因为人们事事都被束缚着。现在，大家都自由了——面包没有了，盐也没有了！当然，地主老爷的心肠没那么仁慈，可他们的脑子更聪明一些；不是说所有的老爷都这样，不过要是碰上个好的老爷，那也是一种福分！有时候遇上个草包老爷，傻瓜蛋一个，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有许多虚有其表的东西；看上去是个人，但仔细一瞧——肚子里没有东西，整个一个饭桶。应该让大家受教育，智慧是磨炼出来的，可真正的磨刀石又没有……”

“俄国人的力气大吗？”

“有大力士，但问题不在于力气大小，要看是否机灵；你力气再大，总大不过马吧。”

“那法国人为什么要攻打我们呢？”

“喏，战争是沙皇的事；这种事我们是搞不清楚的！”

但当我问他拿破仑是怎样一个人时，外公的回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是个勇猛彪悍的人，想征服整个世界，让大家过同样的生活，什么老爷、官吏统统不要，而是简简单单：过不分等级的日子！大家只是名字不同，权利上一律平等。信仰也只有一个。当然，这样想很愚蠢：只有虾才无法区分，鱼就各种各样，彼此不同：鲟鱼和鲶鱼就不是同类，鲟鱼和青鱼也很难为伍。这种拿破仑式的人物我国也有过几位——斯杰潘·季莫菲耶夫·拉辛、普加奇·叶米里扬·伊万诺夫；他们的事，我以后再跟你讲……”

有时候他一声不响，眼睛睁得老大，长时间地望着我，好像头一次看见我似的。他这样叫人很不舒服。

他从未跟我讲起过我父母的事。

我和外公谈话的时候，外婆也时常过来，悄悄地往屋角一坐，很长时间一声不吭，一点也不惹人注意，但她偶尔也会突然问上一句，声音柔和亲切得好像要把你搂在怀里似的：

“老头子，还记得我们俩到穆罗姆朝圣的事吗？多么好啊！这是哪年的事了？……”

外公想了想，郑重其事地回答说：

“确切的年份说不准了，不过是在霍乱大流行之前，记得那年森林里到处在缉拿奥洛涅茨人。”

“对了！我们还怕他们……”

“没错儿。”

我问道：“奥洛涅茨人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逃进森林？”外公不大乐意地解释说：

“奥洛涅茨人——不过是些普通农民，因为不愿受官府管制，不愿到工厂做工才逃出来的。”

“怎样抓捕他们呢？”

“怎样抓捕？跟小孩子玩游戏一样：一些人跑，另外一些人搜寻、抓捕。逮住了，就用鞭子、树条对他们一顿猛抽；也有把鼻孔刺穿的，在额头上烙上印记的，以示惩戒。”

“因为什么？”

“因为需要。这事很难说清楚；究竟是谁的错：是逃跑的人呢，还是追捕的人，我们弄不明白……”

“你记得吗，老头子，”外婆又说，“那次大火之后……”

凡事喜欢一丝不苟的外公严厉地反问：

“哪次大火？”

他们一心在回忆往事，把我给忘了。他们说话的声音不大，非常投机，有时让人感到他们好像是在唱歌，是在唱一支关于疾病、火灾和遭受鞭打的悲歌，一支关于意外死亡、营私舞弊的歌，一支关于——看在耶稣基督的分上——痴呆者和满腔怒火的老爷的歌。

“活得越久，见识就越广！”外公小声咕哝道。

“难道我们的日子过得不好吗？”外婆说，“你想想，我生完瓦里娅后，那年春天的日子过得多好啊！”

“那是——1848年，镇压匈牙利那年的事；洗礼过后第二天，她的教父吉洪就被拉去当兵了……”

“从此便没了消息。”外婆叹了口气。

“没错，杳无音信！从那年起，上帝的恩赐，像流水载着木筏似的向我们家滚滚而来。唉，瓦尔瓦拉呀……”

“你算了吧，老头子……”

外公生气地皱起了眉头。

“什么叫算了吧？无论从哪方面讲，你看看这些孩子，他们没有一个成器的。我们花的心血都到哪儿去了。我和你一心一意想把他们往花篮里放，可上帝递到我们手上的却是一只破筛子……”

他大喊大叫，像被火烧着了似的，满屋子乱跑，痛苦得直哼哼，破口大骂孩子，伸出干瘪的小拳头威胁外婆说：

“都是你把他们给娇惯坏的；这帮强盗，你总是护着他们！都怪你，老妖婆！”

他悲痛地喊叫着，声泪俱下地跑到屋角，面对着圣像，抡起拳头，在自己干瘪的胸口上捶打起来：

“上帝啊，难道我比别人的罪孽大吗？为什么呀？”

这时他浑身都在颤抖，满含泪水的眼睛，露出委屈、凶狠的目光。

外婆坐在暗处，默默地画着十字，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到外公身边，劝说道：

“唉，你何必这样自寻烦恼呢？上帝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比咱们孩子好的能有几家？老头子，家家都一样——吵吵嚷嚷，骂骂咧咧，没完没了。所有做父母的都得用自己的眼泪来赎自己的罪孽，不光是你一个人……”

有时候这些话对他能起到些安慰作用，他默默地、无精打采地在床上躺了下来，这时我和外婆便悄悄地离开，回到自己的阁楼上。

但是，有一次，当她走到外公身边好言相劝的时候，他却突然转过身来，挥拳朝她的脸上啪的就是一下。外婆身子摇晃一下，一只手捂住嘴唇，站稳脚跟，平心静气地低声说：

“唉，傻瓜……”

然后在他脚前吐了一口带血的吐沫，而他却一而再地挥动双拳，大声吼叫着：

“走开！不然我打死你！”

“傻瓜。”外婆向门口走去时又说了一遍，这时外公向她猛扑过去，但她不慌不忙地跨过门槛，将门一带，正好把外公挡住。

“老东西！”外公气呼呼地骂道，脸涨得像火炭一样通红；他抓着门框，乱挠一通。

我坐在暖炕上，吓得半死，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事：外公头一回当着我的面殴打外婆，这实在让人无法容忍，令人厌恶，它暴露出外公身上某种新的、我难以忍受的品性，使我感到非常压抑。然而外公却一直站在那里，抓着门框，好像身上蒙了一层尘土，灰头土脑的，紧缩着身子。突然，他走到屋子中间，双膝跪下，因没有跪稳，身子向前倾斜下去，他急忙伸出一只手撑着地板，但他身子马上就跪直了，然后两只手在自己胸口上便捶打起来：

“哎呀，上帝啊……”

我从暖炕上像滑冰似的溜了下来，一溜烟地跑了出去；楼上，外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直在漱口。

“你痛吗？”

她走到屋角，朝污水桶里吐一口水，平静地回答说：

“不碍事，牙齿没伤着，只伤了点嘴唇。”

“他为什么打你？”

她望着窗外的大街，说道：

“他心里有气，年纪大了，日子艰难，事情不顺心……你好好躺下睡吧，别操这份心……”

我又问了她点什么，但她一反常态地厉声喝道：

“你没听见我说让你躺下睡觉吗？怎么这样不听话……”

她坐在窗口，不时地吸吮着嘴唇，老是在往手绢里吐口水。我脱衣服时看了看她：透过她黑色投影上方蓝色的窗框，可以望见闪烁的群星。外面悄无声息，屋内——一片漆黑。

我躺下后，她走了过来，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脑袋，说：

“好好睡吧，我下楼到他那儿去看看……你不要太为我难过，亲爱的，因为我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睡吧！”

她吻过我后便下楼走了；当时我心里难受极了，我从宽大、柔软、暖和的床上跳下来，走到窗口，望着下面空荡荡的大街，沉浸在难以忍受的苦闷之中。

第六章

又一件可怕的事接踵而至。一天晚上，喝过了茶，我和外公一起坐下读圣诗，外婆开始收拾餐具；这时雅科夫舅舅忽然闯进屋来，像往常一样，头发乱得像一把破笤帚。他跟大家连招呼也不打，把帽子往屋角一扔，激动得浑身直发抖，挥舞着双手，急不可待地讲起来：

“爸爸，米什卡闹得太不像话啦！他在我那儿吃午饭，酒喝多了，便胡闹起来，简直是在发疯：他把餐具打得粉碎，把一件染好的毛料衣服撕成了碎片，窗户也打破了，还把我和格里戈里臭骂了一顿。现在他正在往这里来，还大喊大叫地威胁说：‘要把老爷子的胡子揪下来，非打死他不可！’您可要当心……”

外公两只手按着桌子，慢慢站起身来；他紧绷着脸，肌肉向鼻子收缩，看上去怪瘆人的，像一把斧头。

“听见没有，老婆子？”他吼叫道，“怎么样，啊？要打死自己老子了，你听听，这是亲生儿子呀！到时候啦！孩子们，到时候啦……”

他伸展着双肩，在屋内走了一圈，然后走到门口，猛然把门上的挂钩扣上，转身对雅科夫说：

“你们不是一直想把瓦尔瓦拉的嫁妆据为己有吗？喏，给你！”

他紧握拳头，做出一个轻蔑的手势，伸到雅科夫舅舅的鼻尖下；雅科夫舅舅恼怒地赶紧闪到了一边。

“爸爸，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还不了解你！”

外婆一声不吭，急忙把茶具收拾好，放进橱柜里。

“我是来保护您老人家的呀……”

“是吗？”外公冷笑道，“那好哇！谢谢你了，儿子！老婆子，给这只狐狸一件什么东西——火钩子什么的，要不铁熨斗也行！而你，雅科夫·瓦西里耶维奇，只要你哥哥一闯进来，你就替我照他脑袋上狠狠地打！”

雅科夫舅舅把两只手往口袋里一插，退到屋角去了。

“要是您不相信我……”

“相信你？”外公跺着脚叫道，“不，什么动物我都相信——狗呀、刺猬呀，可是对于你，我得等着瞧！我知道：是你把他灌醉的，是你教唆的！来吧，现在你就打吧！由你选择：是打他，还是打我……”

外婆悄悄跟我说：

“快到上面去，从窗口向外盯着，只要米哈伊尔舅舅在外面一出现，你就赶紧跑过来说一声！快去吧……”

我呀，对于狂暴的米哈伊尔舅舅威胁要打外公的事，是有些害怕；但是对于我所肩负的任务，我又感到很自豪。我站在窗口，注视着外面的大街；街道很宽，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一个个大鹅卵石，像突起的肿块，从尘土下面显露出来。大街向左延伸很远，穿过一道峡谷，通往监狱广场，一座古老的监狱就牢牢伫立在这片黏土地上；这是一幢灰色的建筑，四角各有一座瞭望塔；看起来庄严威武，有一种忧郁的美。从我们家往右过三幢房子就是干草广场，广场占地面积很大，两边是犯人连队的黄色楼房和灰色的消防瞭望塔。一个值勤的消防队员围绕着瞭望塔的瞭望孔来回不停地走动，像一只用链子拴住的狗。整个广场被峡谷分割成数块；其中一块谷底有一个浅绿色的池塘，靠右一点，是一个臭气熏天的久科夫大水塘，据外婆讲，我两个舅舅冬天就是在这里把我父亲扔进冰窟窿的。差不多正对着窗户，是一条胡同，胡同里尽是些五花八门的小木屋；胡同尽头是矮墩墩的三圣教堂。放眼望去，能够看见教堂的屋顶，它像一只小船，倒扣在花园绿色的波浪中。

漫长冬季的风雪侵蚀，连绵不断的秋雨冲刷，我们这条街上的房屋已经是面目全非，满目疮痍了；它们相互拥挤在一起，像教堂门前企求施舍的乞丐；各个窗口也和我一样，瞪大怀疑的眼睛，在期待着什么人的到来。街上行人不多，他们不慌不忙地走着，好像炉灶前小平台上优哉悠哉爬行的蟑螂。我感到身上一阵阵的闷热；闻到一股我讨厌的大葱胡萝卜馅儿饼的浓重气味；这种气味总是让我感到非常沮丧。

苦闷，不知为什么感到特别的苦闷，简直难以忍受。我胸中灌满了热乎乎的铅水，这铅水由里向外，一个劲儿地鼓胀，眼看就要把我的胸腔和两肋给溢满了；我觉得我像一个气囊似的自我膨胀起来，在这小小的斗室里，在这棺材似的天花板下面，我感到憋得发慌。

是他，米哈伊尔舅舅果然来了。他出现在胡同一幢灰色楼房的拐角处；他把帽子往下拉得很低，以至于两个耳朵都被压得向外支棱着。他穿一件棕红色的夹克，一双沾满灰尘的长筒皮靴；他一只手插在方格子布的裤兜里，另一只手摸着胡子。我看不清楚他的脸，但他站立的那个架势，仿佛打算纵身跃过大街，用他那双毛茸茸的黑手紧紧抓住外公家的房子。必须跑下楼去告诉一声，就说他来了，但是我无法离开窗口，我眼见米哈伊尔舅舅蹑手蹑脚地穿过大街，好像怕把他的灰色皮靴弄脏似的；我听见他推开小酒店的门——门吱呀一声，门上的玻璃哗哗直响。

我跑到楼下，敲响外公房间的门。

“谁呀？”外公没有开门，粗暴地问道，“是你？什么事？进小酒店啦？好，你去吧！”

“我怕在那儿……”

“再坚持一会儿！”

我又守候在窗口。天黑了下来，街上尘土飞扬，显得更浑浊、更黑暗了；各家的窗户内透出黄色的烛光，像融化中的点点油脂。对面房子里传出了乐声，众多琴弦的演奏，听上去既忧郁，又动听。小酒店里人们在演唱。店门一开，一个疲惫、沙哑的声音便传了出来；我知道，这是独眼乞丐尼基图什卡的声音；这个大胡子老头的右眼红得像一块火炭，左眼紧紧地闭着。到酒店关门时，他的歌声就像被斧子砍断了似的，戛然而止。

外婆很羡慕这个乞丐：她听着他唱歌，叹息道：

“真是个有福之人，能记住这么好的诗句，真是幸运！”

有时外婆把他叫到院子里；他坐在台阶上，扶着拐杖，唱一会儿，说一会儿；外婆就坐在他身旁，边听，边问。

“停一下，难道圣母也到过梁赞这个地方吗？”

独眼乞丐用低沉的声音信心十足地说：

“圣母无处不在，各个州都去……”

睡意与困倦无形地在大街上流动，它挤压着我的心房和眼睛。要是外婆能来这里该有多好啊！就是外公来也行啊。我父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外公和两个舅舅都不喜欢他，可外婆、格里戈里和保姆叶夫根尼娅谈起他时都认为他很好呢？我母亲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越来越经常想到母亲，把她当作外婆所讲的故事和传说中的核心人物。至于母亲不愿住在自己家里，这愈加抬高了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我觉得，她下榻在交通要道旁边的大客栈里，与绿林强盗们为伍；他们抢劫过往富人，把劫来的财物分给穷人。也许她生活在森林和山洞里，当然，也是跟好心的强盗们在一起，给他们做饭，看守劫来的金银财宝。也许她跟“女公爵”延加雷切娃一样，带着圣母像，云游四方，圣母也会像规劝“女公爵”那样，劝说我的母亲：

贪得无厌的奴隶啊，

你收不尽天下的金银财宝；

欲壑难填的灵魂啊，

世间一切财富也遮不住你裸露之身……

然后，母亲用强盗“女公爵”的话回应圣母道：

宽恕我吧，至高无上的圣母，

可怜可怜我有罪的灵魂，

我打劫不是为了我自己，

只为独生儿子能够长大成人！

于是，圣母像慈善的外婆，宽恕了我母亲，她说：

你呀，你，玛留什卡——

你这个鞑靼人的血亲，

怎么竟成了基督眼中之钉！

去吧，走你自己的道——

路任你挑，泪任你流！

林中去抢莫尔德瓦人，

草原去劫卡尔梅克人，

但是对俄罗斯的百姓，

千万不要伤损！

回忆着这些童话故事，我仿佛置身在梦中；楼下过道和院子里的脚步声、吵闹声和吼叫声把我从梦境中惊醒过来；我探头窗外，看见外公、雅科夫舅舅和酒店跑堂的——一个滑稽可笑的切列米斯人——麦里扬，他们使劲将米哈伊尔舅舅从侧门里往外推；米哈伊尔舅舅死活不肯走开，于是他们便朝他手上、背上、脖子上一通乱打，用脚踢他；最后他只好溜之大吉，逃进街上的尘雾之中。侧门被关上了，传来了锁门的声音；一顶皱巴巴的帽子被扔出了大门；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米哈伊尔舅舅在地上躺了一会儿，慢慢站起身来，他身上的衣服全被撕破了，一头乱发；他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照准大门扔了过去，只听扑通一声，像砸在桶底上似的。酒店里蹿出几个黑乎乎的人影，他们挥舞着拳头，大喊大叫；各家窗口的人们探出头来——街面上活泛了，有了生气，笑的笑，叫的叫。这一切也是一种童话故事，令人好奇，但让人不愉快，使人感到心惊肉跳。

转眼间，一切都消失了，沉寂了，踪影全无。

外婆弯着腰，坐在门槛旁的箱子上，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我站在她面前，抚摸着她那温暖、柔软、湿润的面颊，但她似乎并未感觉到我的触摸，她神情忧郁地嘟哝说：

“上帝啊，你的关怀难道就不能施给我和我的孩子们一些吗？上帝啊，请发发慈悲吧……”

我觉得，外公在波列瓦雅大街这幢房子里住了不到一年——从春天到秋天，但就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地方已经是名声大噪了，孩子们几乎每个礼拜天都要跑到我家大门口来看热闹，高兴地满大街直嚷嚷：

“卡希林家又打起来啦！”

通常，米哈伊尔舅舅总是晚上过来，在周围转悠，弄得全家整夜不得安宁，人心惶惶；有时他带两三个帮手，都是些社会上的混混儿，库纳维诺当地的无赖；他们从峡谷里悄悄潜入花园，趁着酒力，大发酒疯，把成片的马林浆果和醋栗统统拔掉；有一次他们把浴室也给拆了，里面的东西能毁的全都毁掉——浴架、长椅、锅炉等，炉灶被捣毁了，几块地板也给拆了，门窗被砸坏了。

外公站在窗口，黑丧着脸，一声不吭，听着他们在毁坏他的家产；外婆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因为天黑也看不见她人影，只听见她在求告他们：

“米沙，你这是干什么呀，米沙！”

花园里回答她的是俄国人不堪入耳的辱骂声，这些乌七八糟的骂人话的含义，也许连这些骂人的畜生在理智和感情上也无法理解。

这种时候，根本找不着外婆，可是没有她，我又感到害怕；于是只好下楼去外公的房间，但他迎面冲我大声吼叫：

“滚开，该死的东西！”

我转身又跑回阁楼，通过气窗望着黑洞洞的花园和院内，眼睛紧盯着外婆，只怕她被人打死了，我大声呼唤着她。但是她没有上楼来。喝醉酒的米哈伊尔舅舅听到我的呼唤声，开始对我母亲破口大骂，言语之污秽，令人发指。

有一次，也是这样一个晚上，外公身体不舒服，躺在床上，头上包一块毛巾，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地折腾，唠唠叨叨，抱怨个没完：

“这算怎么回事儿，活了一辈子，吃苦受累，积下家产，为了什么！要不是嫌丢人现眼，真该去叫警察了；明天我就去找省长……真丢人啊！“哪有父母向警察局告自己儿女这样的事呢？唉，老头子，还是好好躺着吧。”外婆劝着说。

他突然将腿伸下床，摇摇晃晃地向窗口走去，外婆急忙抓住他的胳膊，说：

“你要到哪儿去，到哪儿去？”

“把灯点着！”他吩咐道，一面呼哧呼哧地直喘气。

外婆点着蜡烛后，他接过烛台，像战士拿枪似的把它端在胸前，然后对着窗口，用嘲弄的口气大声喊道：

“喂，米什卡，你这个夜行窃贼，一条发疯的癞皮狗！”

话音未落，哗啦一声，窗户上面的一块玻璃被打碎了；外婆身边的桌子上掉下了半截砖头。

“没有砸着！”外公吼叫道，一面在笑，也许是在哭。

外婆像对我那样，一把将外公揪过去，放到床上，惊魂未定地说：

“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耶稣保佑你！他这样闹可是会被送到西伯利亚去的；他正在气头上，难道他知道什么叫去西伯利亚吗！……”

外公两条腿拼命地乱蹬，一个劲儿地扯着嗓子干号：

“让他把我砸死好了……”

窗外，咆哮声、跺脚声、撞墙声不绝于耳。我抓起桌子上的砖头，跑到窗口；外婆一把揪住我，将我推到屋角，咬牙切齿地低声说：

“我说你呀，不要命啦……”

另外有一次，米哈伊尔舅舅拿着一根大木棍，从院里闯进了过道，他站在黑乎乎的台阶上拼命地砸门；外公拿着木棍，两位房客手提大棒，人高马大的酒店老板娘手持擀面杖在门里边等着他；外婆在他们身后急得团团转，一个劲儿地央求他们：

“你们让我去见见他！我去跟他说……”

外公站在那里，像《猎熊图》上手持钢叉的勇士那样，一条腿向前跨出一步；当外婆跑到他跟前时，他一句话不说，用胳膊肘和一条腿把她挡到了一边。四个人站在那里，严阵以待；高处墙上挂着一盏灯，灯光闪烁不定，影影绰绰地照着他们的脑袋；这些我都是从阁楼的楼梯上看见的，我很想把外婆拉到楼上来。

米哈伊尔舅舅拼命地砸门，而且他得逞啦；门轴松动了，上面的轴孔，眼看就要掉下来，下面的已经脱开了，而且发出刺耳的声音。外公也用他那刺耳的声音对自己的战友们说：

“你们给我往他的胳膊和腿上打，不要打脑袋……”

门边墙上有一个小窗口——只能伸进一个脑袋；米哈伊尔舅舅已经把小窗的玻璃打碎了，因此，这个残留着玻璃碎碴的小窗口，看上去黑洞洞的，很像是一只被挖掉眼珠的眼睛。

外婆直奔小窗口，把手伸到院子里，一面挥手，一面喊道：

“米沙，看在耶稣的分上，你快走吧！他们会把你打成残疾的，快走吧！”

米哈伊尔舅舅对准她的胳膊就是一棍子；眼瞅见一根很粗的东西在窗口一闪，着实打在她胳膊上，紧接着，外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仰面倒了下去，嘴里还在喊着：

“米沙，快跑……”

“啊，老婆子？”外公惊恐地大叫一声。

门被打开了，米哈伊尔舅舅闯进了这黑乎乎的门洞，但立刻他便像垃圾一样，被从台阶上铲了出去。

酒店老板娘把外婆扶到外公的房间里；外公很快就过来了，他神情忧郁地走到外婆跟前。

“骨头没伤着吧？”

“哎哟，看来骨头是断了，”外婆说着，眼睛并没有睁开，“你们把他怎么样了，把他怎么了？”

“拉倒吧，你！”外公严厉地说，“怎么，难道我是头野兽不成？捆起来了，在草棚子里躺着呢。我往他身上浇了点冷水……喏，真够恶的！这一点也不知道像谁？”

外婆呻吟起来。

“我已经叫人去请正骨大夫了，你先忍一下！”外公说着，挨着她坐到床边，“老婆子，他们能把你我都折磨死；早早就折磨死！”

“你把东西都给他们吧……”

“那瓦尔瓦拉呢？”

他们谈了很久：外婆轻声细语，如怨如诉，外公则大呼小叫，怒气冲冲。

后来，来了一个小老太婆，驼背，嘴巴很大，嘴角一咧能咧到耳根；她的下巴直哆嗦，嘴巴像鱼似的，老是张着，她的鹰钩鼻子越过上唇，直往口腔里张望。看不见她的眼睛，她用拐棍在地上探路，勉强移动着双脚，手里拿着一个叮当作响的小包。

我觉得这是外婆的死神来了；我跑到她面前，使尽全身力气，大吼一声：

“滚开！”

外公一把抓住我，不容分说地把我拖上了阁楼。

第七章

我很早就知道，外公有一个上帝，外婆另有一个上帝。

有时候，外婆醒来，长时间地坐在床上；她用梳子梳着自己非常亮丽的头发；她歪着脑袋，咬紧牙关，一把一把地梳理那一绺绺又黑又长的秀发，因为怕把我吵醒，嘴里一直在小声地责骂：

“哎呀，真是讨厌！这该死的头发……”

最后，头发总算梳通了，她很快就把头发编成粗粗的辫子，然后赶紧去洗脸，大声地哼哧着鼻子；还没等从她那张睡得满是皱褶的大脸上把怒气洗掉，她已经站到了圣像的面前——只有这个时候，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晨祷才算开始，她整个人立马来了精神劲儿。

她挺直腰板，昂起头，亲切地仰望着喀山圣母圆圆的脸庞；她庄重而虔诚地在胸前画着十字，满怀激情地低声祷告道：

“至高无上的圣母，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未来平安吧，圣母啊！”

她深深地鞠了一躬，脑袋都快要碰到地面了；然后慢慢地挺起身，重又小声祷告起来，语气更热烈，也更令人感动：

“圣洁美丽的圣母啊，你是快乐的源泉，你是鲜花盛开的苹果树！”

她差不多每天早晨都能想出些新的溢美之词，而这一点总使我不能不全神贯注地倾听她的祷告词。

“我的纯洁之心，上天之灵啊！你是我的保护神，我的庇护者，我的金色的太阳，圣母啊，祈求你能够为我们消灾祛邪，保一方平安，让任何人都不要受欺侮，也不要让我无端受气！”

她乌黑的眼睛里含着微笑，仿佛一下子变得更年轻了；她再一次抬起沉重的右手，动作缓慢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求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看在圣母的分上，能够施恩于我这个有罪之人……”

她的祷告从来都是一片赞美，至诚至信，发自肺腑。

早晨她祷告的时间不长：她必须得把茶炊的火生着，因为外公已经不雇用人了；如果外婆茶水准备得晚了，过了外公规定的时间，那么他就会非常生气，大骂不止。

有时候，他醒得比外婆早，便会走上阁楼，看见外婆在做祷告，口中念念有词，他会听上一会儿，轻蔑地撇了撇两片发青的薄嘴唇，等喝茶的时候便会唠叨说：

“怎样进行祷告，你这个橡木脑袋，我都教过你多少次了，可是你仍然在嘚啵你自己那一套，整个一个异教徒！也不知道上帝怎么竟容忍了你！”

“他会明白的，”外婆有把握地说，“不管跟他说什么，他都能听清楚……”

“该死的楚瓦什女人！唉，你们这些人呀……”

外婆的上帝整天和她形影不离，她甚至跟动物们也谈论上帝。我非常清楚，无论是人、狗、鸟、蜜蜂、花草，都非常乐意听命于这位上帝的安排；对于世间万物，这位上帝是一视同仁，亲近而友善。

酒店老板娘养了一只郎猫，娇惯得不得了，这猫非常狡猾，爱吃甜食，很会讨人喜欢；它长着一身烟色绒毛，两只金黄眼睛，全院的人没有不喜欢它的。有一次，它从花园里叼来一只椋鸟；外婆急忙把那只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鸟夺下来，开始数落那只猫：

“你就不怕上帝惩罚吗，你这个无赖！”

酒店老板娘和看院子的人听见她这样说都笑了，但外婆生气地斥责他们说：

“你们以为动物不理解上帝，是不是？其实任何动物都理解，而且不比你们差，这些冷酷无情的家伙……”

她在给那匹体态肥胖、萎靡不振的骟马沙拉普上套时总要和它唠叨几句：

“你这上帝的奴仆，为什么总这样愁眉苦脸，啊？你已经老了……”

沙拉普喘着粗气，摇了摇脑袋。

不管怎么说，上帝的名字在外婆那里，并不像外公那样，经常挂在嘴上。外婆的上帝我能够理解，而且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不过在她的上帝面前不能够撒谎——也羞于撒谎。他在我心目中激起一种不可战胜的羞耻感，所以我从不对外婆撒谎。对这位善良的上帝，简直无法对他隐瞒什么，甚至压根儿就没有要隐瞒的想法。

有一次，酒店老板娘和我外公发生口角，她把没有参与争吵的外婆也一起给骂了，而且骂得很难听，甚至还往她身上扔胡萝卜。

“嗳，我的老板娘，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外婆心平气和地跟她说，但我却被这个女人气得够呛，决心要报复一下这个泼妇。

我琢磨很久，考虑用什么方法狠狠惩治她一下，让这个双下巴、红头发、眯眯眼的胖女人尝尝厉害。

根据我的观察，邻里间发生口角，他们相互进行报复的方法，不外乎是将对方的猫尾巴剁掉，把他们家的狗毒死，鸡打死，或者夜里钻进对方的地窖，往腌白菜和腌黄瓜的桶里倒上汽油，把桶里装的格瓦斯饮料放掉等，但这些办法我都不喜欢；必须得想出个更激烈、更可怕的办法。

我想出来了：趁酒店老板娘进入地窖时，我把地窖盖给合上了，还上了锁，还在上面跳了个复仇舞，然后，把钥匙往房顶上一扔，一溜烟地跑进了厨房——外婆正在那里做饭。她最初没有在意我洋洋得意的神情，可是当她明白是怎么回事后，立刻给了我两个巴掌，而且把我拽到院子里，让我到房顶上把钥匙捡回来。她对这事的态度使我感到非常惊讶，我一声不吭地把钥匙捡了回来，跑到院子的一个角落，看外婆怎样将我俘获的老板娘给放出来，看她们俩如何谈笑风生、亲切友好地在院里走着。

“看我怎么收拾你。”老板娘握紧胖乎乎的拳头吓唬我说，但她那看不见眼睛的脸上露出的却是宽厚的微笑。而外婆则揪住我的衣服领子，把我拉到厨房，问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因为她用胡萝卜砸你……”

“你这是因为我呀？明白了！我这就把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塞到炉灶底下喂老鼠去，这样你才会清醒过来！你算什么保护人，整个一个肥皂泡——不攻自破！要是我告诉你外公，他不扒了你的皮才怪呢！快到阁楼上念书去……”

整整一天，她都不理我。晚上，做祷告之前，她坐在床上，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了一番话，令我永志不忘：

“听着，廖尼卡，我的心肝宝贝，一定要记住，不要管大人们的事！大人们都变坏了，上帝正在考验他们；可你还没有变坏，因此，你要保持自己的一颗童心。等上帝要启发你的心智，他会指点你该做什么，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明白吗？至于什么人犯了什么错误，——这不关你的事。上帝会评判和惩戒的。这是他的事，我们管不着！”

她停了一会儿，闻了闻鼻烟，然后眯缝起右眼，补充说：

“是啊，有时连上帝自己也搞不清楚谁对谁错。”

“上帝难道不是能够洞察一切的吗？”我惊讶地问道。外婆伤心地低声回答说：

“要是他能够洞察一切，那么好多事情人们便不会去干了。他老人家从天上俯视人间，看着我们大家，有时候也止不住落泪，甚至失声痛哭，说‘人们啊，我亲爱的子民！唉，我真为你们感到难过’！”

外婆自己也哭了起来；她没有擦拭脸上的泪水，到屋角祷告去了。

打那以后，我感到外婆的上帝变得更加亲近，更易于理解了。

外公教导我的时候也说上帝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上帝在各种事情上都帮助大家，与人为善，但外公做祷告时却和外婆不一样。

早上，在他面对屋角的圣像祷告之前，光洗脸就要洗很长时间，然后要穿得整整齐齐，将棕红色的头发仔细地梳理好，修整完胡子，接着再照一照镜子，把衬衫拉拉平，将一条黑色的三角巾塞入马甲内，之后，这才小心翼翼地，好像偷偷摸摸地来到圣像前。他总是站在同一个地方，那里地板上有一个像马眼似的节疤；他低着头，像军人那样双臂贴身，默默地站上一会儿。然后他才挺直瘦小的身子，郑重其事地祷告说：

“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

我好像觉得，这句话说过之后，屋里变得特别肃静，甚至苍蝇嗡嗡叫的声音都变小了。

外公站在那里，昂着头，扬起双眉，头发竖着，金黄的胡子平直地向前撅着；他做祷告时像是在课堂上回答问题：声音清晰，严肃认真。

“审判官不期而至，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暴露无遗……”

他用拳头不太使劲地捶打着自己的胸口，一再恳求道：

“我的罪孽只有你知道，——请你背过脸去，不要盯住我的罪行……”

他一字一板地念着《祷告词》，右腿一颠一颠的，仿佛在悄悄地为他的祷告词踏着拍子；他全身心地向圣像倾斜着身子，他的个子好像长高了，人也更瘦了，更干瘪了；显得是那样整洁，那样一丝不苟：

“有了医生，我内心多年的欲念给治愈了！我打内心一再向你呼唤：降福于我吧，主宰一切的圣母！”

这时，他的绿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大声喊叫着：

“信仰对于我绝对重于事业，我的上帝，请决不要用事业为我洗刷罪孽！”

这时他的手哆嗦着，连连在胸前画十字，不住地点头，像要用脑袋顶人似的；他的声音又尖又细，还夹杂着抽泣。后来，我多次去过犹太教堂，才明白外公是在按犹太人的方式做祷告。

桌上的茶炊早已煮开了，热腾腾的奶渣燕麦饼满屋飘香，让人食欲大增！外婆的两眼望着地板，神情忧郁地靠在门框上连连叹气；太阳欢快地从花园那边向窗内窥视，树上的晨露像颗颗珍珠在闪烁发光，早晨的空气散发着莳萝、醋栗和成熟中的苹果的芳香，而外公依然在做他的祷告，摇晃着身子，尖声尖气地念叨着：

“请扑灭我这个乞丐和恶人心中的欲火吧！”

所有晨祷和睡前的祷告词我全都铭记在心，我不光是记住，而且还聚精会神地进行跟踪监督：听外公会不会念错，哪怕是漏掉一个字。

念错或念漏的情况很少发生，一旦发生，总使我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做完祷告，外公对我和外婆说：

“你们好！”

我们向他躬身还礼，然后大家在桌旁就座。这时我对外公说：

“你今天把‘理应’两个字给念漏了！”

“你在瞎说吧？”外公有些不安和疑惑地问道。

“就是念漏了！你应该说：‘但我的信仰理应高于一切’，可是你漏念了‘理应’两个字。”

“原来是这样！”他惊叫道，一面抱歉地眨巴眨巴眼睛。

以后他肯定会因为我指出他的纰漏找茬儿狠狠地报复我，但当时我看见他尴尬的样子觉得很开心。

有一次，外婆开玩笑地说：

“老头子，上帝听你做祷告，大概会觉得非常乏味，因为你总是唠叨同样一些话。”

“你这是哪里话？”他恶狠狠地拉长声调说，“你胡扯些什么呀？”

“我是说，我听了多少遍了，你从来没有对上帝说过掏心窝子的话，一句也没有！”

他气得满脸通红，浑身哆嗦，然后从椅子上一跳而起，抄起碟子便向外婆头上扔去，边扔边大声尖叫，就像锯子锯到木节疤一样：

“滚出去，你这老妖婆！”

外公跟我讲上帝的威力无所不在时，他总是，而且首先是，强调这种威力的严酷性：比如，有些人造了孽——后来被洪水淹死了，又有些人造了孽——后来活活被烧死了，他们的城市也被毁于一旦；还有，上帝常用饥荒和瘟疫来惩戒世人，他历来都是悬挂在大地上方的一把宝剑，是惩罚罪人的鞭子。

“不管什么人，谁违反上帝的戒律，他就会受到苦难与死亡的惩罚！”他用瘦骨嶙峋的手指敲着桌子，语重心长地说。

我很难相信上帝会这样残酷。我怀疑这是外公有意编造出来吓唬我的，目的不是要我惧怕上帝，而是惧怕他。于是，我开门见山地问他：

“你讲这些话的目的是要我听你的话，是不是？”

他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那当然了！你还敢不听话吗？！”

“那外婆会怎么说呢？”

“你不要信她的话，她老糊涂了！”他严厉地教训我说，“她打小就很笨，既没有文化，脑子又不好使。我这就吩咐她，不让她跟你谈论这种大事情！我问你：天使分多少等级，知道吗？”

我做了回答，并反问道：

“他们都是什么官衔？”

“看你扯到哪里去了！”他嘿嘿一笑，眯缝起双眼，蠕动着嘴唇，不太情愿地解释说：

“这跟上帝没关系；官员是人间的事！官员是吃法律的人，他们把法律都吃下去了。”

“什么样的法律？”

“法律？法律就是习惯，”老人说，他忽然来了兴致，也愿意说话了；两只聪明、讥讽的眼睛炯炯发光，“人们活着，活着就得商量着办事：这是为人处世的最好办法，我们把这称为习惯，定出规矩，奉为法律！打个比方：一群小孩子在一起玩，说好怎么个玩法，什么规则。喏，这种约定的规则就是法律！”

“那官员们呢？”

“官员就好比调皮捣蛋的孩子，他一来，所有的法律全都被他破坏了。”

“为什么呢？”

“喏，这你就不懂了吧！”他严厉地皱着眉头说，而且再次语重心长地言道：

“人们的一切事，应由上帝来主宰！人们希望这样，而上帝希望那样。人间的事都是靠不住的。上帝只用吹一口气，一切都化为灰烬，变为尘土！”

有许多原因使我对官员们发生了兴趣，于是我刨根问底地说：

“可是雅科夫舅舅是这样唱的：

上帝的官员是光明的天使

世上的官员是魔鬼的走狗！”

外公用手托起胡子，把它塞进嘴里，双目紧闭。他脸上的肌肉在颤动。我明白了：他在偷偷地乐。

“真该把你和雅什卡的腿捆起来扔进河里去！”他说，“这些歌他不应该唱，你也不应该听。这是库鲁古尔们耍的把戏，是异教徒们用来搞分裂的。”

这时，外公陷入了沉思，他将目光投向我身后的某个地方，声音很低地拉长音调说：

“唉，你们这些人啊……”

不过，虽然他认为上帝很厉害，而且高高在上，但他也和外婆一样，事无巨细，都要把上帝拉扯进来，不光是上帝，还有他的难以计数的众多圣徒。外婆除知道尼古拉、尤里、弗罗尔和拉夫尔这几位圣徒外，别的圣徒似乎一概不知，尽管他们也非常善良，对人们也非常亲切：他们走遍乡村和城市，关心人们的生活，具有他们的一切品性。而外公的圣徒差不多都是受难者，他们不承认偶像，同罗马教皇争论，为此，他们被拷打，被烧死，被剥皮。

有时外公也有幻想：

“要是上帝能帮我把这幢房子卖掉就好了，哪怕能赚上五百卢布也行，我一定会为圣徒尼古拉做一次祷告！”

外婆觉得好笑，对我说：

“要是圣徒尼古拉果真帮这个老糊涂卖起房子来，那就说明尼古拉这位老爷子手头实在没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了！”

外公的教历上有他亲自做的各种各样的批注，它在我身边保存了很久。比如，教历上的约雅敬节和亚拿节那一页的背面就有用棕红色墨水写下的字：“恩人使我摆脱一场灾难。”

我记得这场“灾难”：为帮助两个不争气的孩子，外公开始放高利贷，暗中收受别人典当的东西。有人告发了他。一天夜里，警察突然来进行搜查。一通乱翻，最后平安无事。外公一直祷告到日出，一大早当着我的面在教历上写下了上面那句话。

晚饭前，他和我一块儿读圣诗、日课经或叶夫列姆·西林那本非常难懂的书，饭后他又去做祷告，在宁静的夜色中，可以长时间听到他那单调乏味的忏悔声：

“大慈大悲、永世不朽的上帝啊，我该怎样酬谢或报答你的恩情……请你保佑我们不要受各种幻想的诱惑……上帝啊，保佑我不要受某些人的气……请发发慈悲，不要忘掉我……”

而外婆则常说：

“哎呀，我今天可累坏啦！看来，躺下前做不成祷告了……”

外公常带我到教堂去：每逢礼拜六——我们通宵达旦地祷告，遇上节日——我们只做晚弥撒。我在教堂里也能够分辨出人们什么时候对什么样的上帝做祷告：凡是神父和执事念的祷告词，都是念给外公的上帝听的；而唱诗班唱的祷告词，从来都是给外婆的上帝听的。

当然，我的分辨只是一个孩子对不同上帝的粗略划分；我记得这种划分曾使我感到很苦恼，在我心里造成很大矛盾，但外公的上帝令我感到恐惧，产生恶感，因为他不爱任何人，只是严厉地盯住大家；他在人们身上寻找和看到的首先是丑恶、凶狠、犯罪的一面。他不相信人，总是等着人们去忏悔，喜欢惩罚他们。

那些天，对上帝的思考与感悟，是我主要的精神食粮，是我生活中最美好的经历，而其他各种印象都使我感到非常窝火，因为它们太残酷、太肮脏了，只能让人产生反感和憎恶。在我的周围，上帝是万事万物中最美好、最光明的化身了，外婆的上帝是一切生灵的最亲密的朋友。当然，有个问题不能不使我感到烦恼：为什么外公竟看不到这样一个仁慈善良的上帝呢？

家里不让我出去玩，由于外面对我太有吸引力了，外面给我的印象让我如醉如痴，因此差不多每次出去都要闯祸，惹是生非。我没有伙伴，邻居家的孩子们对我都抱有敌意；我不喜欢他们叫我卡希林家的人，这一点他们知道，可是他们一看见我反而叫得更欢。

“快来看呀，抠门儿瘦老头卡希林的小外孙出来啦！”

“收拾他！”

于是便打了起来。

我年纪不大，但力气不小，打起架来动作也很机敏，这一点我的对手们自己也承认，他们对付我的办法总是合着伙子一哄而上。因此，经常是满大街的孩子打我一个，所以通常我回家时总是被打得鼻青眼肿，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衣服被撕破，浑身是土。外婆看见我，大吃一惊，心疼地说：

“怎么，小萝卜头，又打架啦？这算怎么回事儿呢，啊！我简直想伸手给你两巴掌……”

她给我洗了洗脸，在青肿的地方敷上些海绵，上面压块铜钱，再不就是抹上些铅水洗剂，然后对我劝说道：

“唉，你怎么老是打架呢？在家里老老实实的，怎么一出去就变了呢！真不害臊。我这就告诉你外公，让他别放你出去……”

外公看见了我脸上的紫块，但他从来不骂我，只是咂巴咂巴嘴，嘟哝着道：

“又挂彩啦？你这位阿尼卡武士，以后别再往外跑啦，听见没有？”

要是街上没什么动静，我也不急着往外跑，但是，当我听见孩子们嬉笑打闹的声音，我就顾不上外公的禁令，从院子里跑了出去。被打得鼻青眼肿，伤痕累累，我都不生气；但最让我气不过的，是那些极其残忍的恶作剧，这种残忍，我太熟悉了，简直达到疯狂的地步。孩子们唆使狗跟狗咬架，或者公鸡斗架；他们虐待小猫，驱赶犹太人家的山羊，侮辱喝醉酒的乞丐，耍弄绰号“短命鬼”的傻子伊戈沙，这种事我实在忍受不了。

伊戈沙个子高高的，人很干瘪，像被烟熏过似的；他身上穿一件厚厚的羊皮袄，面容消瘦、焦黄，一脸胡子拉碴。他在街上走起路来弯腰弓背，身子莫名其妙地东摇西晃，而且不哼不哈，一门心思地只盯着自己的脚下。他那张铁青脸上长着一双忧郁的小眼睛，这使我有一种敬畏的感觉，心想，此人正在从事一件大事，他这是正在寻找什么东西，不应当打扰他。

小孩子们跟在他背后追着跑，直朝他的驼背上投掷石子。有很长时间，他好像根本没发现有人在用石子砸他，也不觉得有什么疼痛，但是，他走着走着，忽然停了下来，抬起戴着皮帽子的头，伸出哆哆嗦嗦的手，扶了扶帽子，回头看了看，好像刚才睡醒似的。

“短命鬼伊戈沙！你要到哪儿去？要当心——那死鬼可就在你口袋里啦！”孩子们喊道。

他用手捂住口袋，然后迅速弯下腰，从地上捡起石头、碎木块或土坷垃之类的东西，笨拙地挥动长胳膊，嘴里嘟嘟囔囔地骂着。他骂人时用的总是那么两三个脏字，在这方面孩子们的用词儿可就比他多多了。有时候他一瘸一拐地跑着追赶他们；长羊皮袄在脚下一绊便摔倒在地上，他只好用干瘪得像枯树枝一样的两只黑手撑着地面，两条腿跪在地上。这时候孩子们便向他的腰部和背上扔石块，胆子大的径直跑到他跟前，朝他头上撒一把土便迅速逃之夭夭。

另外，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师傅在大街上的境况叫人看着就更加难受了。他的眼睛已经完全瞎了，靠沿街乞讨为生；他个子高高，仪表堂堂，像哑巴似的一声不吭。一个头发灰白的小老太婆拉着他的手，来到人家窗下，她的眼睛总是朝旁边看着，尖着嗓子喊道：

“行行好吧，看在上帝的分上，可怜可怜这瞎了眼的穷苦人吧……”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默不作声。他戴着墨镜直勾勾地看着房屋的墙壁、窗户和迎面过来的行人的面孔；他的被颜料浸泡过的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大胡子，两片嘴唇紧紧地闭着。我常常看见他，但从来没有从他那双唇紧闭的嘴里听到任何声音，老人的沉默，使我产生一种痛苦的压抑感。我没有走近过他，从来没有，相反，我一看见他就赶紧往家里跑，告诉外婆说：

“格里戈里在大街上讨饭呢！”

“是吗？”外婆不安地叫道，很是同情，“拿着，快给他送去！”

说什么我都不肯去，而且态度非常坚决。于是外婆只好亲自走出大门，跟格里戈里在人行道上谈了很长时间。他嘿嘿地笑着，胡子一直在抖动，但他自己很少说话，只不过只言片语。

有时外婆把他叫到厨房里，让他喝茶，吃东西。有一次，格里戈里问我在哪儿。外婆就喊我，但我跑出去躲在柴火垛里。我不能去见他，在他面前，我感到羞愧难当；我知道外婆也非常尴尬。只有一次，我跟外婆谈到了格里戈里：她把格里戈里送出大门后，默默地低着头，在院子里，边走边哭。我走到她身边，拉着她的手。

“你为什么跑出去，躲着不见他呢？”外婆小声问我，“他很喜欢你，他可是个好人……”

“为什么外公不养活他呢？”我问。

“你外公？”

她停住脚步，紧紧搂着我，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预言道：

“记住我的话：因为你外公这个人，上帝会狠狠惩罚我们的！肯定会惩罚的……”

她没有说错：十年之后，当时外婆已经长眠于地下，外公自己果然也沦为乞丐，流浪街头，变得疯疯癫癫的，在别人的窗下哀声乞讨：

“好心的厨师们呀，给块馅儿饼吃吧，请给我一个馅儿饼吧！唉，你们这些人啊……”

从他过去生活中留下来的也只有这一句痛苦、持久、动人心魄的话了：

“唉，你们这些人啊……”

除伊戈沙和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外，使我感到心情压抑，一看见就想从街上躲开的人，就是那个行为放荡的女人沃罗尼哈了。她身材高大，头发蓬乱，经常醉醺醺的，每逢节日总少不了她。她走路的样子非常特别，好像不是迈动双脚在地上走，而像腾云驾雾似的，脚不着地地向前飘动，而且嘴里唱一些淫秽的歌曲。所有遇见她的人都急忙回避，拐进别人家的大门，躲进墙角和小店里，她简直将大街上的行人一扫而光。她的脸几乎呈铁青色，肿得像个气囊，一双灰色的大眼睛瞪得溜圆，看上去既吓人，又带些嘲弄人的意味。不过有时候她边喊边哭：

“我的孩子们，你们在哪里呀？”

我问外婆：这是怎么回事儿？

“这种事你不应该知道！”外婆忧郁地回答说，但她还是简要地讲了一些：这个女人原来有丈夫，姓沃罗诺夫，是一名小官员，他想另谋高就，就把老婆出卖给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而那位上司把她不知带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两年时间她没有着家。她回来时，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已经死了；丈夫因为赌输了公款，被关进了大牢。经受了这样的打击，她便开始喝酒，放荡不羁，胡作非为起来。每到节假日的晚上，她便被警察收容管制起来……

的确，在家里要比在外面好，特别是午饭后，那时外公到雅科夫舅舅的染坊去了，外婆坐在窗前给我讲非常好听的童话、故事，讲我父亲的事情。

外婆从猫嘴里救出的那只椋鸟，翅膀被咬断了，她把它剪了去，而在被咬伤的那条腿上精心地绑上了一根小木棍，小鸟被医治好后，她便开始教它说话。有时，她靠在窗口，对着鸟笼，一站就是整整一个小时；像一头体格庞大、性情温和的野兽，用低沉的声音，教那只黑得像煤块似的、爱学舌的小鸟一遍一遍地说话。

“喂，说一个：给小椋鸟喂食啦！”

小椋鸟歪着脑袋，用活泼的圆眼睛看着她，显得非常滑稽；它用腿上绑的小木棍敲击着薄薄的笼底，伸长脖子，学习黄莺的啼鸣，滑稽地模仿着松鸦和布谷鸟的叫声，还一再学猫的咪咪叫声和狗的狂吠声，但学人说话总是不像。

“你不要调皮！”外婆严肃地对它说，“你快说：‘给小椋鸟喂食啦！’”

这个长着羽毛的猴崽子大叫一声，听上去很有点像外婆说过的话，老太太开心地笑了起来，赶紧用指头蘸些玉米粥喂喂它，并且说：

“我知道你在耍滑头，故意装蒜，其实你都能模仿，什么都会说！”

后来她确实教会这只小椋鸟说话了：没过多长时间，它会相当清楚地向人要粥吃，一看见外婆，就扯着嗓子叫：“你好哇……”

起初，小椋鸟挂在外公的房间，但很快外公就把它送到我们阁楼上来了，因为它老是学外公说话；外公一字一板地做祷告，小椋鸟把它的小黄嘴伸到笼子外面，叽叽喳喳地乱叫：

“啾啾啾，咿咿咿；啾咿，啾咿！”

外公感到有些不耐烦了；有一次，他把祷告停下来，跺着脚，大声吼道：

“把它拿开，这鬼东西，非打死它不可！”

这个家里有许多有意思和令人开心的事，不过有时我又感到一种难以摆脱的苦闷，我好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压住了；又好像掉进了黑暗的深渊，在里面待了很久；看不见，听不见，没有任何感觉，又聋又瞎，半死不活……

第八章

我外公出人意料地将房子卖给了酒店老板，在卡纳特大街购置了另外一处住宅；这条街的路面未铺过石子，杂草丛生，但却清洁、安静；街道直接通往田野，两旁都是漆得五颜六色的小房子。

新住宅比原先的住宅要漂亮一些，可爱一些；房子正面油漆成温暖、安详的暗红色；上面开了三个窗子，三个窗子的护板都是浅蓝色，顶楼上窗子装的是单扇网状护栏，看上去非常招眼；左边的屋顶被榆树和椴树的浓荫遮掩，显得非常好看。院内和花园里有许多舒适幽静的去处，仿佛是专门为玩捉迷藏游戏设置的。这里的花园尤其漂亮；园子不大，但花木繁茂，纵横交错，景色宜人；花园的一角有一间浴室，小巧玲珑，看上去像是个玩具；花园的另一角有一个相当深的大坑，里面杂草丛生，草丛里伫着几根烧焦了的粗大木头，它们是以前被烧浴室的残留物。花园左边隔墙是奥夫相尼科夫上校的马厩，右边是贝特连格家的房子；园子深处紧靠着卖牛奶的女人彼得罗夫娜家的宅院。彼得罗夫娜体态肥胖，面色红润，说起话来哇啦哇啦，像一只响铃。她的房子很矮，紧贴着地面，而且又黑又旧，上面长了一层很厚的青苔，两个窗户像眼睛一样温厚地眺望着沟壑纵横的田野，远处的森林则像一块沉重的乌云。田野里整天有士兵们在跑步和操练，刺刀在秋天阳光斜晖的映照下银光闪闪，发出耀眼的光芒。

整座房子住满了我从未见过的人：前院住着一名鞑靼军人，他的妻子又矮又胖，像个圆球；她从早到晚都在大呼小叫，嘻嘻哈哈，在装饰豪华的吉他的伴奏下引吭高歌，大多是唱一些挑逗性的歌曲：

爱一个姑娘不算快活，

你必须再找一个！

大胆地去寻找吧，

只要你方法得当，

肯定能得心应手，如愿以偿！

噢，等待你的将是：

甜甜蜜蜜，逍遥舒畅！

那位军人也胖得圆鼓鼓的，像只气球；他坐在窗口，绷着他那张铁青脸，两只红棕色的眼睛，明显地往外凸着；他不停地抽着烟斗，咳嗽起来声音非常奇怪，像狗叫似的：

“呜汪，呜汪，呜……”

地窖和马厩上面有一间暖和的小屋，里面住着两个拉货的车夫——小个子、灰头发的彼得伯伯和他的哑巴侄子斯捷帕；斯捷帕长得敦敦实实，体格健壮，脸庞像一只红铜托盘；这里还住着一位个子高高、愁眉苦脸的鞑靼人，他是个勤务兵，叫瓦列伊。这几个人对于我都是新面孔，许多情况我都不了解。

但特别使我感兴趣，而且使我不能不接近的人，是一个叫“好事儿”的包伙的房客。他在住宅的后半部租了一间房子，紧邻着厨房，房子很长，有两扇窗户——一扇对着花园，另一扇对着院子。

此人面目清瘦，驼背，白白的面孔留着两绺黑胡子；他的目光和善，戴一副眼镜。他寡言少语，也不引人注意，每当我们请他吃午饭或者喝茶时，他总是回答说：

“好事儿。”

于是，无论当面还是背后，外婆就这样叫他“好事儿”了。

“廖尼卡，喊‘好事儿’来喝茶！”“您呀，‘好事儿’，怎么吃得这么少呢？”

他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箱子和许多大厚本的书，这些书上印刷的是社会上通用的字型，我都不认识；屋里放了许多盛着各色液体的瓶子、铜片、铁片和铅条。从早到晚，他都穿一件棕红色的皮夹克，一条灰色的格子布裤，身上沾满了各种涂料，有一种很难闻的气味；他头发蓬乱，笨手笨脚地在熔化铅水，焊接什么铜件，在很小的天平上给什么东西称着重量，嘴里还不停地哼哼着；偶尔烫着了手指头，就赶紧吹一吹；有时他跌跌撞撞地走到挂在墙上的图纸前，擦了擦眼镜，他那白得出奇的尖细、端正的鼻子，仿佛在闻什么似的，几乎就挨到了图纸。有时候，他在屋内或窗前，突然驻足不动，一站就是很长时间；这时他两眼紧闭，仰着脸，一言不发，泥塑木雕一般。

我爬到草棚顶上，隔着院子，通过敞开的窗口，观察着他的动静，看见桌上冒着蓝火的酒精灯和他的黑暗的身影；看见他在一个破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他的眼镜像冰一样泛出冷冷的蓝光；这个人的魔术师般的工作，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在草棚顶上一连待了几个小时，它极大地诱发了我的好奇心。

有时候，他站在窗口，仿佛，镶在镜框里似的，背抄着手，眼睛直望着棚顶，但他好像并没有看见我，这使我大为扫兴。突然，他急急忙忙跑到桌子前，使劲弯下腰，在桌子上一门心思地寻找着什么。

我想，如果他是个有钱人，穿得很阔气，兴许我会怕他，但是他这个人很穷：他的夹克领口露出来的衬衫领子又皱又脏，裤子上污迹斑斑，打着补丁，脚上是一双破便鞋，而且还没穿袜子。穷人并不可怕，也不危险，这是我从外婆对他们的同情和外公对他们的蔑视态度中不知不觉悟出的道理。

住在这里的人没有谁喜欢“好事儿”。大家都用嘲笑的口气谈论他。那个爱嘻嘻哈哈的军官太太叫他“白灰鼻子”，彼得伯伯叫他药剂师和魔术师，外公则称他为巫师，共济会会员。

“他是干什么的？”我问外婆。她很严厉地回了一句：

“不关你的事；记住，少多嘴……”

有一次，我大着胆子，走到他窗子跟前，强压着内心的激动，问道：

“你在做什么呀？”

他被吓了一跳，从眼镜片上方打量我好一阵子，然后向我伸出一只他那被烧得满是溃疡和疤痕的手，说：

“从窗口爬进来吧……”

他没让我从门口进去，而是让我从窗口爬进去，这更加提高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他坐在一只木箱子上，让我站在他的对面，一会儿把我推远点，一会儿又把我拉近点，反复地一再打量，最后他低声问道：

“你是从哪儿来的？”

这就怪了：一天四次在厨房里吃饭、喝茶，我都坐在他身边啊！我回答说：

“我是房东的外孙……”

“啊，没错儿。”他说。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指，便没有再说什么。

当时我寻思，我得向他解释清楚：

“我不姓卡希林，而姓彼什科夫……”

“彼什科夫？”他疑惑地重复说，“好事儿。”

他把我推向一边，站起身，走到桌前说：

“喏，坐在那儿不要动……”

我坐了很长时间，看他在干什么；只见他用锉刀在虎钳上夹的一块铜片上打磨，金黄色的铜末纷纷落在虎钳下的硬纸板上。他把这些铜末收集起来，装在一个粗杯子里，又从一个小罐子里倒入一些像盐一样的白色粉末，再从一个深色的瓶子里倒进一点什么，于是，粗杯子里就发出咝咝的声响，开始冒烟，一股呛人的气味扑面而来；我连声咳嗽，直摇晃脑袋，而他，这位魔法师却得意洋洋地问道：

“气味不好闻吧？”

“没错儿！”

“这就对了！小老弟，这就太好了！”

我寻思：“这有什么可炫耀的！”于是我冷冷地说：

“既然不好闻，那就说明不好……”

“什么？”他眨巴着眼睛，惊问道，“小老弟，这可不一定！你玩不玩羊拐？”

“是羊拐吗？”

“对，是羊拐，玩不玩？”

“玩。”

“想不想要我给你做一个灌铅的羊拐？打起来可好使了！”

“想。”

“拿好了，我现在就给你做一个。”

他又走到我跟前，手里拿着正在冒烟的杯子，一只眼睛往里面瞧着，说：

“我给你做一个灌铅的羊拐；而你以后就不要再到我这儿来了。好吗？”

这使我大为恼火。

“你做不做我以后永远都不会再来了……”

我气鼓鼓地去了花园。外公正在那里忙着给苹果树的根部施粪肥；已经是秋天啦；树叶早已开始脱落了。

“拿着，给马林果树打打枝。”外公说着，递给我一把剪刀。

我问外公：

“‘好事儿’在搞什么名堂？”

“他把房子都给住坏了，”外公生气地回答道，“地板被烧坏了，糊墙纸也给弄脏了，有的地方给撕掉了。我这就要通知他——让他搬走！”

“就应该这样。”我表示同意，接着我就动手修剪马林果树的枯枝了。

但我的表态有点操之过急了。

每逢晚上下雨，只要外公不在家，外婆就在厨房里举办非常有意思的聚会，请各位房客前来喝茶：有车夫、勤务兵，性格开朗的彼得罗夫娜也常来凑热闹，有时连喜欢说笑的军官太太也到场助兴，“好事儿”总是站在屋角灶台旁边，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哑巴斯捷帕跟那个鞑靼人在玩牌；瓦列伊抓过纸牌，拍了拍哑巴的大鼻子，说：

“这个恶魔！”

彼得伯伯带来一大块白面包和一大罐马林果酱，他把面包切成薄片，分别抹了好多果酱，然后捧在手里，躬身施礼，把这一片片美味可口的马林果酱面包分送给大家。

“请赏光，尝一尝！”他亲切地请求道。当对方从他手里接过面包后，他总是很仔细地察看一下自己那黑乎乎的手掌，一旦发现手上沾有果酱，便立刻用舌头把它给舔了。

彼得罗夫娜带来一瓶樱桃酒，那位快乐的军官太太带的是花生和糖果。外婆最喜爱的盛大宴会就这样开始了。

就在那次“好事儿”向我行贿，叫我以后不要再到他那儿去之后不久，外婆举办了这样一次晚会。秋雨连绵，金风凄凄，树枝划在墙壁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厨房里温暖如春，十分惬意。大家挤坐在一起，不知为什么，显得特别亲切、安详，外婆很少像今晚这样慷慨大方，故事接连不断地讲，而且一个比一个精彩。

她坐在炕沿上，两脚踩着炕前的踏板，身子略微前倾，正好面对着被小马灯照亮的几个听众；每次都是这样：只要她来了精神劲儿，她一定会坐到炕上去，而且还解释说：

“我要坐在高处讲，从高处讲效果会好一些！”

我坐在宽宽的踏板上，偎依在外婆的腿边，几乎就在“好事儿”的头顶上方。外婆讲的是关于武士伊万和隐士米隆的美丽故事；美妙动人、字字珠玑的诗句从外婆的嘴里脱口而出，娓娓道来：

有个将军叫戈尔季昂

心狠手辣，灵魂肮脏，

他像树洞里的恶枭，坏事做绝，

欺压群众，丧心病狂。

戈尔季昂最恨的是哪一个？

就是那隐姓埋名的老米隆，

老米隆无私无畏讲实话，不声不响把名扬。

将军开口把武士叫，勇敢的伊万你听端详：

“你赶快去除掉老米隆，

这家伙为人太张狂！

你把他的首级割下来

抓紧他的胡子手别放，

提着他脑袋来见我，

我要叫几条恶狗来品尝！”

伊万闻听不敢怠慢，

边走、边想、边思量：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

将军的命令怎敢违抗！”

伊万把利剑衣内藏，

上前向隐士道吉祥：

“你老贵体可安好？

上帝可保你安然无恙？”

隐士当时嘿嘿一笑，

心里早明白伊万之所想，

于是机智地对他讲：

“伊万你不必把真相瞒，

上帝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是善是恶他自有公断！

为何你来找我，

我心里明镜一样！”

面对隐士的一席话，

伊万虽然羞愧万分，

但却不敢把军令违抗。

他从皮鞘里抽出宝剑，

在宽大的衣襟上擦了又擦。

“米隆，我本想一剑杀了你，

让你根本看不见宝剑相向。

现在你可以向上帝祈祷了，

这是你祷告的最后时光，

为你自己，为了我，也为了全人类，

然后我再取你的首级也无妨！……”

老米隆双膝着地，

默默跪在小橡树旁，

小橡树连忙向他还礼相让。

老米隆面带微笑开言道：

“哎呀，伊万，你听我讲：

这样你等的时间会很长！

为全人类进行祈祷，

这件事可非同凡响！

还不如你干脆一剑将我刺死，

也免得劳驾你再等一场！”

伊万闻听心中不悦，

眉头一皱，大言不惭地开了腔：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你祈祷吧，我等一辈子也无话可讲！”

老隐士祈祷到傍晚，

又从傍晚到天亮，

再从早晨到深夜，

又从盛夏直祈祷到满院春光。

老米隆年复一年地在祈祷，

小橡树直插云天，一直往上长，

橡树林已是黑压压一片，

可神圣的祈祷声还在回响！

这祈祷至今一直在继续，

老隐士对上帝仍在诉说衷肠：

他祈求上帝能够降福人间，

祈求圣母赐给人们希望。

伊万武士伫立在一边，

他的宝剑早已化成了灰烬，

铁盔铁甲也已被锈蚀殆尽，

华贵服饰已面目全非，朽败不堪；

严冬盛夏，伊万全然不为所动，

烈日暴晒，晒不干他的躯体，

蚊虫叮咬，吸不尽他身上的汗血，

风雪严寒，奈何他不得，

豺狼熊豹，看见他便逃之夭夭，

但他自己，手举不起来，话说不出来，想动也动弹不得。

瞧，他遭受的惩罚有多么惨厉，

他不该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也不该以恶人的马首是瞻。

老隐士一直在为我们有罪之人进行祈祷，

他的祷告声，

像清澈的河水，流向大海，

直到现在，一直未间断！

外婆的故事刚开始讲，我就发现“好事儿”有点不对劲儿：他的两只手莫名其妙地直哆嗦，一会儿把眼镜摘下来，一会儿又戴上，随着外婆优美动听的叙述，他的手来回摆动，频频点头，不时地摸摸眼睛，使劲地揉一揉，好像用手掌在迅速抹去额头和脸上的汗水似的。要是听众中有人动一下，咳嗽几声，或是脚下有声音出来，这位房客便会严厉地发出“嘘”声：

“嘘——嘘！”

当外婆一讲完故事，他马上一跃而起，手舞足蹈，很不自然地转着圈子，嘴里咕哝道：

“简直太好听了，应该把它记录下来，一定要记下来！故事太真实动人了，它是我们的……”

这时明显可以看出：他哭了——两眼满含泪水，泪水正在由上往下移动，整个眼睛都浸润在泪水中；这简直太奇怪了，令人非常感动。他在厨房里跑来跑去，笨手笨脚地又蹦又跳，手里拿着眼镜，在鼻梁前挥来舞去，想戴上，可眼镜腿就是挂不到耳朵上。彼得伯伯看着他，嘿嘿直笑，大家都沉默不语，感到很尴尬，这时外婆赶忙说：

“那就记下来吧，这事儿没什么坏处；这种故事我还多着呢……”

“不，就记录这一个！这是道地俄罗斯的东西。”这位房客兴奋地喊道，这时，他在厨房正中间忽然停下来，一动不动，开始高谈阔论，右手在空中不住地挥舞，左手里的眼镜在不停地抖动。他讲了很久，情绪非常激动，声嘶力竭，捶胸顿足，他总是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不能只听别人的，对，太对了！”

然后他好像嗓子坏了似的；忽然不说话了，他看了看大家，随后悄悄地、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低着头走了。大家面面相觑，嘿嘿一笑，颇有些尴尬，外婆在炉炕上往后面挪了挪，坐在黑影里，然后深深叹了口气。

彼得罗夫娜用手掌擦了擦鲜红的厚嘴唇，问道：

“他是不是生气了？”

“不，”彼得伯伯回答说，“他就是这个样子……”

外婆从炉炕上下来，一声不吭地把茶炊点着，而彼得伯伯则不慌不忙地说：

“老爷们都是这个样子——非常任性！”

瓦列伊愁眉苦脸地嘟哝道：

“单身汉向来都很固执！”

大家都笑了，彼得伯伯慢条斯理地说：

“眼泪都流出来了。显然，以前连狗鱼都上钩，如今鳊鱼也未必来了……”

我感到很没意思，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好事儿”的表现让我非常惊讶，我觉得他很可怜，他那双泪汪汪的眼睛，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那天夜里他没有回来，次日午饭后他才回来，不声不响，衣服皱皱巴巴的，明显感到很不好意思。

“昨天我失礼了，”他抱歉地对外婆说，像小孩子似的，“您没生气吧？”

“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是说，是不是我不该插嘴，乱说话？”

“您并没有伤害着谁……”

我觉得外婆有点怕他，不敢直接看着他的脸，说话也有些不一样——声音特低。

他走到外婆跟前，极其坦诚地说：

“您瞧，我形单影只，孤身一人，没有任何亲友！整天闷声不响，一句话不说，可是，突然间，我的心沸腾了，冲出来了……我要说话，哪怕是跟石头，对树木……”

外婆从他身边退后一步，说：

“您可以结婚嘛……”

“唉！”他皱着眉头叹息道，然后挥挥手便走开了。

外婆闷闷不乐地望着他的背影，闻了一下鼻烟，然后严厉地对我说：

“你给我听着，不要跟他太接近了；天晓得他是怎样一个人……”

可是我对他又发生了兴趣。

我发现，当他说“我形单影只，孤身一人”时，他的脸一下子全变了，变得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他这些话里有某种我能够理解而且令我感动的东西，于是我便找他去了。

从院子里透过窗户往他屋子里看，屋内空空荡荡的，像个贮藏室，里面胡乱堆放一些杂七杂八的废旧物品；这些东西跟它们的主人一样——怪里怪气。我走进花园，在那里，在一个土坑里，我看见了他；他弯着腰，双手抱着脑袋，胳膊肘顶着膝盖，非常不舒服地坐在一根烧焦了的木头的一端；木头的一头埋在土里，另一头露在外面，伫立在艾蒿、荨麻、牛蒡的枯枝败叶丛中，木头尽端烧焦的地方还有点光泽。他这种很不舒服的坐姿，更使人对他产生一种好感。

有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发现我，他那双像猫头鹰似的灰眼睛一直在向远处什么地方望去，后来，他好像有点不高兴似的，忽然问道：

“是找我的吗？”

“不是。”

“那你来干什么？”

“不干什么。”

他摘下眼镜，用一块有红黑斑点的手绢擦了擦，说：

“喂，你过来吧！”

当我和他并排坐在一起的时候，他使劲搂着我的肩膀。

“坐好！我们就这样，坐着，别说话。好不好？就这样……你脾气挺拗的吧？”

“没错。”

“好事儿！”

我们沉默了很久。这是个寂静而温馨的傍晚，是秋高气爽时节人们常有的多愁善感的黄昏，身边的花木依然繁茂，但不知不觉间已渐渐失去光泽，每时每刻都在萧疏，败落，大地那沁人肺腑的芳香已经消耗殆尽，如今只散发着寒冷的潮气；空气显得格外清澈透明，寒鸦在殷红的天空中匆匆掠过，此番情景，令人愁肠百结，黯然伤神。周围一切都静悄悄的，万籁俱寂；每一种声音小鸟的嘁嘁，落叶的沙沙——听起来都很大，能把人吓一得激灵，但是激灵过后，一切又沉浸在寂静之中——它拥抱着整个大地，填满了人们的心胸。

在这种时刻，常常会萌生出一些特别清新轻快的想法，不过这些想法非常精细，像蜘蛛网一样清澈透明，很难用言语来表达。它们像天上的流星，转瞬即逝；它们会勾起内心的某种忧思，然后给予慰藉或平添烦恼，于是你的内心便沸腾起来，熔化、形成你自己一种终生的模式，这样，一个人的心灵面貌就产生了。

我紧贴在这位房客温暖的身旁，和他一起，透过苹果树黑压压的枝杈，望着红彤彤的天空，注视着不断飞翔的朱顶雀，只见几只金翅雀在干枯的牛蒡子上拍打着翅膀，啄食它们那酸涩难吃的果实；朵朵白云参差不齐地呈现在大地的远方，周围环绕着一道殷红的边缘；白云下面，几只乌鸦吃力地向墓地上的鸟巢飞去。这一切是那么美好，那么别有情趣，不像通常感觉的那样——简单明白，亲切自然。

有时，他这个人会长长地叹一口气，问道：

“这里不错吧，小老弟？确实挺好！是不是有点潮湿，冷吗？”

当天色渐渐暗下来之后，周围的一切仿佛都膨胀起来，完全笼罩在湿气很重的暮色之中了。这时他说：

“喏，好啦！我们走……”

在花园门口，他停下来，小声说：

“你外婆这个人真好，啊，多么好的土地呀！”

他闭上眼睛，露出笑容，一字一板地低声念道：

这是上天给他的惩罚：

他不该助纣为虐，充当帮凶，

也不该对恶人唯命是从！……

“小老弟，你可要记住这一点，一定牢牢记住！”

这时，他让我走在前头，问道：

“你会写字吗？”

“不会。”

“要学会写字。学会了——把外婆讲的故事都记下来，这可是非常有用的，小老弟……”

我们成了朋友。从这天起，只要我想去，我就可以到“好事儿”那里去，坐在一只装破布的箱子上，随便看他如何熔化铅块，怎样给铜条加热，怎样把铁块烧红后放在一个小铁砧上，用一把带红把的小锤子反复捶打；我还看见他用木锉、钢锉、钢砂和线锯在做什么东西。所有的东西，他都在一个灵敏度很高的铜制天平上一一称过。他把各种不同的液体，倒进一只厚厚的白杯子里，然后观察它们冒烟的情况；房间里充满了刺鼻的气味；只见他皱着眉头，在厚厚的书本里查找着什么，嘴里一面哼哼，一面紧咬着发红的嘴唇，或者拉着声调，用沙哑的嗓音，低声唱道：

啊，沙仑的玫瑰花……

“你这是要做什么？”

“一件小东西，小老弟……”

“什么东西？”

“哦，是这样，我也说不好，说了你也不懂……”

“我外公说，你可能是在造假钱……”

“你外公说的？嗯……喏，他这是在胡诌！钱嘛，小老弟，不值一提……”

“那用什么来买面包呢？”

“是啊，小老弟，买面包是得用钱的，没错儿……”

“怎么样？买牛肉同样要用钱……”

“买牛肉也要用……”

他像揪小狗似的，笑嘻嘻地轻轻揪着我的耳朵，特别亲切地对我说：

“我怎么也辩不过你，你可算把我给问住了；我们最好别争了……”

有时候，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和我并排坐下，这时我们久久地望着窗外，看雨滴如何洒落在屋顶和杂草丛生的院子里，看苹果树渐渐凋零，叶子纷纷落下。“好事儿”的话不多，但一开口总能说到点子上；经常是，他想让我注意一件什么事情时，总是轻轻地推我一下，眨巴眨巴眼，向我使个眼色。

我看不出院子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经他用胳膊肘这么一推和三言两语的点拨，眼前的一切就显得特别重要，一切都能够牢牢记住。比如，一只猫在院子里奔跑，在一个清水洼前停住了，它望着水里的影子，举起柔软的爪子，好像要抓挠自己的倒影似的，这时“好事儿”便轻声说：

“猫傲气，而且多疑……”

大红公鸡马迈飞上花园的篱笆，站稳后，两个翅膀一拍打，险些掉了下来，于是它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伸着脖子，咯咯直叫。

“将军八面威风，可不见得非常聪明……”

笨手笨脚的瓦列伊走了过来；他像一匹年迈的老马，走在泥泞的道路上，显得非常吃力；他的颧骨很高，看上去一脸的不高兴；他眯缝起眼睛，仰望着天空，金秋的阳光直接照射在他的胸前，瓦列伊夹克衫上的铜纽扣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于是这位鞑靼人停下脚步，用弯曲的手指一直摆弄着这枚铜扣子。

“他像得了一枚勋章似的，爱不释手……”

很快我对“好事儿”就有点恋恋不舍，形影不离了，无论是伤心受气的日子，还是欢欣鼓舞的时刻，我都离不开他。他自己寡言少语，但并不禁止我说话，我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然而，外公总是用严厉的斥责打断我的话：

“别胡诌八扯了，像鬼推磨似的，没完了你！”

外婆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根本没工夫听别人说话，管别人的事。

“好事儿”总是很仔细地听我胡诌八扯，而且常常笑着对我说：

“喏，小老弟，事情不是这样，这都是你自己编出来的……”

他的简短的点评总是来得很是时候，非常必要，他好像对我的所思所想，了如指掌，我所有的废话、错话，尚未说出来他已经猜到了，用一两句很亲切的话便把我挡了回去：

“小老弟，你是在瞎说！”

我常常故意验证一下他这种魔术师般的本领；我瞎编个故事，讲起来头头是道，煞有介事，但是他一听便直摇头：

“喏，小老弟，你在瞎编……”

“你怎么知道我是在瞎编呢？”

“我呀，小老弟，我一听就知道……”

外婆常常带我去干草广场打水，有一次，我们看见有五个城里人打一个农民，他们把他按倒在地，像狗咬架似的打成了一团。这时外婆把水桶往地下一扔，抡起扁担便向那几个城里人跑去，一面冲我喊道：

“快走开！”

但是我吓坏了，跟着她往前跑，并且捡起地上的砖头和石块便向那些人扔去；外婆勇敢地抡起扁担，朝那些人的肩上、脑袋上一通乱打。后来又来了几个人帮忙，那些城里人才被打跑了。外婆开始给挨打的农民擦洗伤处；他的脸被那些人踢得血肉模糊，一想起他用脏手捂着被打破的鼻子的情形，现在还让人感到不寒而栗；这个农民一边吼叫，一边咳嗽，鲜血从他的指缝里直往外流，一直溅到外婆的脸上和胸口；外婆也在大声地喊叫，气得浑身发抖。

我一回家就跑到“好事儿”那里，把这件事讲给他听。他放下手头的工作，站在我面前，手里举着一把像马刀似的长长的钢锉，从眼镜下面直盯着我，神态十分严厉；然后，他突然打断我的话，声色俱厉地说：

“太好了，就应该这样！非常之好！”

刚才的所见所闻使我太震惊了，对于他的话，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仍一个劲儿地接着往下讲；但是他搂住我，在房间里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嘴里说：

“行了，不用多说了！小老弟，该说的你已经都说了，懂吗？全都说了！”

我不再说了，但心里很不高兴，不过仔细一想，我惊奇地——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发现，他非常及时地不让我再往下讲，因为该说的的确我已经都说了。

“你呀，小老弟，这种事没有必要老去说它，——老讲这种事不好！”他说。

有时候，他出人意料地对我讲些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我跟他讲起我的敌手克留什尼科夫——新街有名的打架好手，一个胖乎乎的大脑袋男孩。我打不过他，他也打不过我。“好事儿”仔细听了我心中的苦恼，说：

“这算不了什么；这种力量——算不上力量！真正的力量，在于动作迅速；动作越迅速，力量就越大，懂吗？”

到了礼拜天，我试着把出拳的速度加快，结果我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克留什尼科夫。这使我更加看重这位房客说的话了。

“任何事情都要善于把握，懂吗？善于把握——非常困难！”

我一点都不懂，但我不由自主地记住了诸如此类的话，之所以能记住，是因为这些言简意赅的词汇中蕴含着某种神秘莫测的内容，因为抓取石头、面包、杯子、锤子并不需要任何特别的技巧！

可是大家越来越不喜欢“好事儿”；连性格快乐的女房客养的那只活泼可爱的小猫，谁的膝盖上它都爬，就是不往“好事儿”的膝盖上爬，对他的亲昵的呼唤也不理不睬。为此，我打过它，揪过它的耳朵；为了让它不要怕这个人，我苦口婆心地一再劝导过它。

“我衣服上有一股子酸味，所以小猫不愿意接近我。”这是“好事儿”的解释，但我知道，所有的人，包括我外婆，对此却有另外的、对这位房客怀有敌意的解释；这种解释既不正确，又带有侮辱人的意味。

“你为什么老待在他那里？”外婆生气地问我，“当心他教你学坏……”

而我每次到“好事儿”那里去，都瞒不过外公这只金毛黄鼠狼，而且为此总要狠狠地挨他一顿揍。当然，我没有告诉“好事儿”，说家里人不许我和他来往，但大家对他的态度，我坦率地告诉他了。

“我外婆怕你，她说你是个巫师；外公也怕你，他说你是上帝的敌人，是个危险分子……”

他像挥赶苍蝇似的甩了一下脑袋；惨白的脸上泛起红晕，露出一丝笑容，他的微笑不禁使我心头一紧，眼前一阵发黑。

“我也看得出来，小老弟！”他低声说，“这很让人伤心，是不是？小老弟！”

“是的！”

“很让人伤心，小老弟……”

最后，终于叫他搬走了。

有一次，喝过早茶，我到他那里去，看见他正坐在地板上把东西往箱子里装，一面低声在唱沙仑的玫瑰花。

“喏，再见了，小老弟，我要搬走了……”

“为什么？”

他仔细地看了我一眼，说：

“难道你不知道吗？要腾出房子给你母亲住……”

“这话是谁说的？”

“你外公……”

“他胡说！”

“好事儿”拽住我的手，把我拉到他身边；我坐在地板上，他小声对我说：

“别生气！小老弟，我以为你知道却故意不告诉我呢；这样可不好，我想……”

我真不忍心生他的气。

“听我说，”他像说悄悄话似的笑着对我说，“你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别到我这儿来吗？”

我点了点头。

“当时你还生了我的气，是不是？”

“是的……”

“可我，小老弟，当时并不想惹你生气；不过我知道：如果我们成了朋友，你们家里的人肯定会骂你的，是吧？是这样吧？你明白为什么我要说这话吗？”

他说起话来像个跟我年纪一般大的小孩子；我非常爱听他说话；当时我觉得我甚至很早就了解他了；我也是这样说的：

“这我早就明白！”

“噢，原来如此！是这样呀，小老弟。这就对了，亲爱的……”

我心里非常难受。

“他们为什么都不喜欢你？”

他搂住我，让我紧紧地贴着他，眼睛一眨一眨地回答说：

“我是外人——懂吗？就是因为这个。跟他们不一样……”

我抓住他的衣袖，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会说什么。

“是的！”

“很让人伤心，小老弟……”

最后，终于叫他搬走了。

有一次，喝过早茶，我到他那里去，看见他正坐在地板上把东西往箱子里装，一面低声在唱沙仑的玫瑰花。

“喏，再见了，小老弟，我要搬走了……”

“为什么？”

他仔细地看了我一眼，说：

“难道你不知道吗？要腾出房子给你母亲住……”

“这话是谁说的？”

“你外公……”

“他胡说！”

“好事儿”拽住我的手，把我拉到他身边；我坐在地板上，他小声对我说：

“别生气！小老弟，我以为你知道却故意不告诉我呢；这样可不好，我想……”

我真不忍心生他的气。

“听我说，”他像说悄悄话似的笑着对我说，“你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别到我这儿来吗？”

我点了点头。

“当时你还生了我的气，是不是？”

“是的……”

“可我，小老弟，当时并不想惹你生气；不过我知道：如果我们成了朋友，你们家里的人肯定会骂你的，是吧？是这样吧？你明白为什么我要说这话吗？”

他说起话来像个跟我年纪一般大的小孩子；我非常爱听他说话；当时我觉得我甚至很早就了解他了；我也是这样说的：

“这我早就明白！”

“噢，原来如此！是这样呀，小老弟。这就对了，亲爱的……”

我心里非常难受。

“他们为什么都不喜欢你？”

他搂住我，让我紧紧地贴着他，眼睛一眨一眨地回答说：

“我是外人——懂吗？就是因为这个。跟他们不一样……”

我抓住他的衣袖，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会说什么。

“不要生气，”他又说一遍，然后对着我耳朵小声补充说：“同样不要哭……”

可他自己却在哭，泪水在模糊的眼镜片后面直往下流。

后来，像往常一样，我们长时间地坐在那里，相对无言，只是偶尔说一句半句话。

晚上，他走了，和大家亲切地道了别，还紧紧地拥抱了我。我走出大门，看见他坐在马车上，车轮碾压着冰冻的泥巴疙瘩，一路颠簸。他刚一离开，外婆就动手打扫那间脏房子，而我则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故意跟她捣乱。

“走开！”外婆撞到我身上，叫道。

“你们为什么要把他撵走？”

“用不着你说三道四！”

“你们全都是些蠢货。”我说。

外婆用湿抹布向我打来，嘴里喊道：

“你疯了吗，淘气鬼！”

“我没说你，其他人全是一帮蠢货。”我纠正说，但这并没有使外婆平静下来。

晚饭时，外公说：

“喏，谢天谢地！不然我一看见他就好像心上插了一把刀：唉，是应该把他撵走！”

盛怒之下，我把汤勺一撅两段，为此，我又挨了一顿毒打。

我和我认识的我国无数优秀陌生人中的第一个人的友谊就这样结束了……

第九章

我把自己的童年看作是一个蜂巢，各种各样的普通百姓、庸碌之辈——他们像蜜蜂一样，把自己生活的知识与思考的蜜汁带给了我；他们尽其所能，慷慨大方地丰富着我的心灵。这种蜜汁往往是肮脏的、苦涩的，但是，任何知识——毕竟是蜜汁。

“好事儿”搬走后，彼得伯伯和我成了朋友。他长得很像外公：也是那么干瘦，穿戴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但他的个子比外公矮一些，整个人都小一圈，像一个为了好玩才打扮成老头儿的半大小子。他的脸像一张筛子，布满了细小的皱纹，皱纹间一双眼白发黄、滑稽可笑、机智灵敏的眼睛不停地在跳动，像是关在笼子里的两只黄雀儿。他长着一头浅灰色的卷发，胡子也都卷成了小卷；他常吸烟斗，烟斗里冒出的烟，跟他头发的颜色一模一样，同样也打着卷儿；他说起话来也常爱兜圈子，而且净是些俏皮话。他讲话细声细气，显得很亲切，但我总觉得他是在嘲弄人。

“最初，伯爵夫人塔季扬·列克谢夫娜跟我说：‘你去当铁匠吧。’过了一些时候，她又吩咐说：‘你去帮帮园丁吧！’行，帮园丁就帮园丁吧。只不过我一个乡下农民，给我什么活我都干不好！有一次，她对我说：‘你呀，彼得鲁什卡，打鱼去吧！’对于我来说，干什么都一样，于是我就去打鱼了……但打鱼的事刚刚入门——又不让我干了，和鱼再见了；让我到城里去赶马车，作为代役租。好吧，赶马车就赶马车，还能叫我干什么呢？可是还没等到伯爵夫人再次调换我的工作，农奴制便废除了，我便留下来照料这匹马，现在它在我这里倒成了伯爵夫人了。”

这是一匹老马，好像曾经被一位喝醉酒的蹩脚画家在本来是白色的身上乱涂一气，最后不了了之，因此，马的身上什么颜色都有。马的腿脱了臼，它的整个身子仿佛是用许多破布缝起来的，它的脑袋瘦得皮包骨，两眼浑浊，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马身上青筋暴绽，只是披一张磨掉了毛的老皮而已。彼得伯伯很尊重这匹马，从未打过它，还亲切地管它叫塔尼卡呢。

外公有一次对他说：

“你怎么用一个基督徒的名字称呼一头牲口呢，这是为什么？”

“没有的事儿，瓦西里·瓦西里耶夫，绝无此事，尊敬的先生！基督徒可没有叫塔尼卡这个名字的，——有叫塔季扬娜的！”

彼得伯伯识文断字，对《圣经》也很熟悉，经常和外公争论圣徒中谁是至圣；他们对古代那些违反教规者严加谴责，而且一个比一个严厉，对押沙龙的谴责尤其严厉。有时候，他们的争论纯系语法方面的争论，外公说“犯罪、违法、诈骗”三个词的词尾都是子音，念霍姆，属阳性名词，而彼得伯伯则认为它们结尾的字母是母音，念瓦沙、希沙，应该是阴性名词。

“我说的是一码事，而你说的是另外一码事！”外公火了，脸涨得通红，而且故意学着他的腔调说：

“瓦沙，希沙！”

彼得伯伯一面在吞云吐雾，一面挖苦地问道：

“你那‘霍姆’又有什么好？它们对上帝一点好处都没有！说不定上帝在听祷告时心里想：随你怎么祷告，分文不值！”

“出去，列克谢！”外公恶狠狠地叫道，两个绿眼珠子闪闪发光。

彼得伯伯非常喜欢干净、整齐；他走在院子里时总是把一些木片、砖头瓦块、碎骨头等踢到一边去，而且边踢，边骂：

“没用的东西，净碍事！”

他这个人喜欢说话，为人和善，总是乐呵呵的，但他的眼睛时不时地总是充血，显得很浑浊，像死人的眼睛那样，一动不动。有时候，他随便坐在一个黑暗的角落，蜷缩着身子，虎着脸，和他侄子一样，一句话没有。

“你怎么啦，彼得伯伯？”

“一边去。”他低声说，态度很严厉。

在我们那条街上，有一家新搬来一位老爷；此人额头上长了一个瘤子，生活习惯非常奇特：每逢节假日，他就坐在窗口，专门用猎枪的霰弹，射击狗、猫、鸡、乌鸦等小动物；对于过往行人，只要他看着不顺眼，也照射不误。有一次，他打出的霰弹，击中了“好事儿”腰部，霰弹末曾穿透他的皮夹克，掉进了他的口袋；我至今还记得那位房客透过眼镜仔细打量那些灰色霰弹的情形。外公劝“好事儿”去告那个房客，但“好事儿”把那几粒霰弹往厨房角落里一扔，说：

“不值得。”

又有一次，这位枪手的几粒霰弹打中了我外公的一条腿，盛怒之下，外公把他给告了，民事法官开始在这条街上召集受害者和目击证人，但这位老爷却突然消失了，不知去向。

事情也怪了，每当街上一响起枪声，彼得伯伯——只要他在家——便急忙把他那顶节日才戴的、已经褪了色的宽边帽子往头发灰白的脑袋上一扣，火烧火燎地就往大门外跑。这时他把两手藏在背后的长衫下面，把长衫撑得老高，活像只公鸡尾巴，昂胸挺肚，大摇大摆地沿着人行道，在枪手的面前走着；走过去，再走回来，来回走着。我们，所有住在这幢房子里的人，都站在大门口，那位军人房客，铁青着脸，从窗口里向外张望，在他的上方，是他老婆那一头金发的脑袋。贝特连格家院子里也有人出来观看，只有奥夫相尼科夫家那幢死气沉沉的灰房子里没有一个人出来。

有时候，彼得伯伯在街上溜达半天，一无所获，看来猎手不认为他是个值得猎取的猎物，但有时候听见双筒枪连发两枪：

“咚——咚……”

这时，彼得伯伯不慌不忙地走到我们跟前，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说：

“打中长衫的下摆了！”

有一次，霰弹击中了他的肩膀和脖子；外婆一面用针把霰弹往外拨，一面责怪彼得伯伯：

“他这个人怪里怪气，你招惹他干什么？当心他把你眼睛打瞎！”

“不会，决不会的，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彼得伯伯轻蔑地拉长声调说，“他算不上什么射手……”

“你干吗要招惹他呢？”

“难道我是在招惹他吗？我是想逗逗这位老爷……”

然后，他把拔出来的霰弹放在手掌里仔细打量一番，说：

“算不上什么射手！伯爵夫人塔季扬·列克谢夫娜有一个临时丈夫——她更换丈夫就跟更换用人一样——住在她家里，名叫马蒙特·伊里奇，是一位军人，喏，他的枪法可准了！他不用猎枪的霰弹，阿婆，而是用手枪子弹射击！他让傻子伊格纳什卡站在远处，距离约四十步的光景，腰里系一个瓶子，吊在两条腿中间；伊格纳什卡傻笑着，叉开双腿。马蒙特·伊里奇用手枪瞄准后，砰的一枪！瓶子被打得粉碎。只有过一次，伊格纳什卡不知是因为被牛虻还是别的什么虫子咬了——他的身子动了一下，结果子弹打着了膝盖，击中了髌骨！叫来了医生，当时就进行了截肢——一条腿就这样没了！被掩埋了……”

“那傻子呢？”

“他倒没什么。傻子用不着脚，也用不着手，就凭自己那副傻样，饱吃饱喝。人人都怜爱傻子，因为傻并不招谁惹谁。常言道：无论是教堂的执事，还是法院的录事——只要是傻子就不欺侮人……”

外婆对诸如此类的故事并不感到新奇，她自己就知道一大堆，然而我却感到有些毛骨悚然，于是我问彼得伯伯：

“那位老爷会把人往死里打吗？”

“怎么不会呢？会的。他们甚至互相还打呢。有一名枪骑兵来找塔季扬·列克谢夫娜，他和马蒙特发生了口角，当即便掏出手枪，前往公园，在公园的一个池塘边的小路上，这位枪骑兵对马蒙特‘砰’的就是一枪——打中了肝脏！结果马蒙特进了坟墓，枪骑兵被发送到高加索——事情就此才算了结！这是他们自己打死了自己人！要是打死农民什么的——那就根本不在话下！如今，对他们这种人来说，你瞧，压根儿不拿人当回事儿，因为已经不是他们的人了，喏，不比以前，以前他们还有些心疼——自家的私人财产嘛！”

“唉，以前他们也不感到心疼。”外婆说。

彼得伯伯表示同意，说：

“这话没错：自家的财产，何况很廉价……”

彼得伯伯对我很好，跟我说话要比跟大人们说话和善一些，而且能够正眼地看着我，但他身上有一种我不喜欢的东西。他请大家品尝人们爱吃的果酱，给我的那片面包上抹得特别厚，还给我拿来在城里买的甜饼干和罂粟饼，而且和我谈起话来，总是一本正经，声音很低。

“将来想干什么，小少爷？是当兵，还是去做官？”

“去当兵。”

“很好。眼下当兵也不那么苦了。当神父也不错，随便说几声‘愿上帝保佑’也就完事啦！当神父甚至比当兵还轻松，要想再轻松一些，那就是当渔公了；当渔公什么学问都不需要——只要习惯就行了！”

他活灵活现地描述鱼儿怎样围着饵料转悠，鲈鱼、雅罗鱼、鳊鱼如何上钓等。

“外公打你时，你肯定非常生气，”他安慰我说，“其实，小少爷，根本用不着生那么大的气，他是为了让你有所长进才打你的，这种打，是对孩子的一种教育！而我的那位塔季扬·列克谢夫娜太太，嘿，她打起人来那才叫闻名呢！她手下养了个专门打人的人，叫赫里斯托福尔，在打人方面很有两下子，有时附近庄园的邻居们上门央求伯爵夫人：‘塔季扬·列克谢夫娜夫人，请您让赫里斯托福尔把我们家的用人揍一顿吧！’于是伯爵夫人就让他去了。”

他说，伯爵夫人身穿洁白的细纱连衣裙，头上系着轻薄透明的天蓝色丝巾，坐在门廊台阶上的一把红色安乐椅上，而赫里斯托福尔就当着她的面鞭打那些男女用人；他讲得非常详细，而且毫无恶意。

“而且，小少爷，这个赫里斯托福尔虽说是梁赞省人，样子长得却像茨冈人和乌克兰人，八字胡一直留到耳根，嘴脸发青，下巴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怕别人有事问他而故意装傻。有时他在厨房里往杯子里倒上水，逮着了苍蝇或者蟑螂、甲壳虫之类的东西，就用树枝把它们淹在水里，要淹很长时间。再不然就把从自己衣领上捉到的虱子放到杯子里淹死……”

这类故事我听得多了，许多都是从外婆和外公嘴里听来的。故事虽然五花八门，但它们彼此却出奇地相似：每个故事讲的都不外是折磨人、捉弄人和欺压人。这种故事我都听腻了，不愿意再多听，于是我恳求车夫说：

“讲点别的吧！”

他把脸上全部的皱纹集中到嘴角，然后又抬升到眼角，并表示同意说：

“好吧，你这么想听，我就讲点别的。话说我们那里有一个厨子……”

“谁们那里？”

“就是伯爵夫人塔季扬·列克谢夫娜那里。”

“你为什么叫她塔季扬？难道她是个男的吗？[128]”

他嘿嘿地笑了。

“不，她是位夫人，不过她长有小胡子；黑黢黢的，是黑头发的德国人所生，好像是阿拉伯人。咱们还是回到关于厨子的话题上来吧。小少爷，这个故事非常可笑……”

这个可笑的故事是这样：厨子把馅儿饼做砸了，主人逼着他把馅儿饼全都吃下去；他吃下去后便病倒了。

我愤愤地说：

“这根本不可笑！”

“那什么可笑呢？喂，你说个听听！”

“我不会……”

“这不结了——你就别挑三拣四了！”

他又编了些枯燥无味的所谓故事。

遇到节假日，两位表哥有时来做客；一个是愁眉苦脸、懒惰成性的萨沙——米哈伊尔舅舅的儿子，另一个是循规蹈矩、无所不知的沙拉——雅科夫舅舅的儿子。有一次，我们三个爬到房顶上玩，看见贝特连格家院子里有一位身穿绿色毛皮常礼服的老爷；他坐在墙边的木柴堆上，正跟几只小狗逗着玩；他的脑袋不大，谢顶头，黄黄的，没戴帽子。两个表哥中有一个建议偷走他一只小狗，于是我们当即便制订一个巧妙的偷狗计划：两个表哥先到街上去，在贝特连格家的大门口等着，由我来吓唬那位老爷，趁着把他吓跑的工夫，他们俩乘机溜进院子里，将小狗偷走。

“怎么吓唬他呢？”

一个表哥建议说：

“你往他那谢顶头上吐口唾沫！”

往一个人头上吐口唾沫，这能算多大的罪过？我听说的和亲眼见过的对一个人干的坏事，比这多了去了，于是我就当仁不让，忠实地完成了我所担负的任务。

谁知这下子可惹了大麻烦了，贝特连格家一大帮男女，由一位年轻漂亮的军官领着，找到我们院子里；因为在我干坏事的时候，两位表哥正在街上溜达，外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恶作剧——所以他只是把我一个人打了一顿，为贝特连格家所有的人出气。

我挨过打后，躺在厨房的一张吊床上，这时穿着节日盛装、乐呵呵的彼得伯伯爬到我的吊床上。

“你想的这个主意太妙了，小少爷！”他小声地说，“他这是活该，这只老山羊，就该治治他，用唾沫啐他！用石头砸他那烂脑袋瓜才好呢！”

那位老爷没长胡子的、圆圆的娃娃脸浮现在我的眼前，记得当时他像小狗一样不停地低声喊叫着，如怨如诉，可怜巴巴；我感到万分羞愧，简直无地自容；我恨我这两个表哥，但是，当我仔细看清楚马车夫那张满是皱纹的脸时，这一切马上便全被忘记了：他的脸同样在颤抖，跟外公打我时的那张脸一样可怕，一样令人憎恶。

“你走开！”我喊道，一面手推脚蹬地赶彼得快走。

他嘿嘿地笑着，眼睛眨巴着，爬下了吊床。

打这以后，我再也不想跟他说话了，我开始躲避他，同时用怀疑的目光，注意着马车夫的一举一动，模模糊糊地觉得要有什么事情发生。

往老爷头上吐唾沫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还出过一档子事。奥夫相尼科夫那幢安静的房子早就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觉得这座灰色房子里人们的生活非同寻常，带有一种神秘莫测的童话般的色彩。

贝特连格家里一向很热闹，欢声笑语不断；许多漂亮的小姐，军官、大学生是他们家的常客；他们说笑，喊叫，唱歌，弹奏乐曲。甚至这幢房子的外观看上去就令人心旷神怡，窗户的玻璃闪闪发光，窗内繁花似锦，五彩缤纷。但外公不喜欢这家人。

“都是些异教徒，不信仰上帝。”外公谈起这家人的时候总是这样说，至于说这家的女人，他用的字眼儿就很难听了；彼得伯伯有一次向我解释过这个词儿，意思非常下流，而且有点幸灾乐祸。

奥夫相尼科夫家的房屋庄严肃穆，令外公肃然起敬。

这是座单层建筑，但是房子很高，房前有一个庭院，植满了草皮，干净而僻静；院子里有一眼水井，有两根柱子支撑着井上的顶盖。这幢房子好像要避开大街似的，建造在距街道稍远的地方。三个狭长的拱形窗子距离地面很高，窗上的玻璃灰涂涂的，在太阳的映照下出现一片彩虹。大门的另一侧是一座仓库，从前面看，和正房的结构完全一样，也有三个窗子，但它们都是假的：只是在灰色的墙面上做了三个装饰性窗口，再用白色涂料画上窗框。这些虚有其表的假窗户让人看着很不舒服，而且整个仓库再一次向人暗示：这家人愿意深居简出，不喜欢显山露水。整个院落，包括院里闲置的马厩和两扇门很大但同样闲置不用的干草棚，让人有一种息事宁人、忍气吞声或深藏若虚、自命清高的感觉。

有时候，院子里有个老头——走路有点瘸，高高的个子，光头，小白胡子，胡子向上翘着，像一根根针似的。有时候，还有另一个老头——一脸络腮胡子，鼻子歪着；他把一匹胸窄腿细的长脸灰马从马厩里牵出来，这匹马一到院子里，便向周围不住地点头，好像一位性格温顺的修女。瘸子老头用手掌使劲拍了拍这匹马，吹着口哨，大声地直叹气，然后又把这匹马藏回黑暗的马厩里了。我觉得这老头很想离开这个家，但他无能为力，被魔法缠住了。

院子里每日都有三个小孩，从中午一直玩到晚上，几乎天天如此；他们穿着一样的灰衣裤，戴着同样的帽子，都是圆圆的脸，灰色的眼睛，彼此长得非常相似，我只能根据其个子的高矮来分辨他们。

我透过墙缝观察他们，他们看不见我，可我很想让他们看见我。看着他们玩我没玩过的游戏，玩得那么开心，那么默契，我非常高兴；我也很喜欢他们穿的衣服，喜欢他们相互之间的细心照料，尤其是两个哥哥对滑稽可笑、非常好玩的小胖子弟弟的特别关照。要是小弟弟跌倒了，——他们会发出笑声，就像人们平常笑跌跤的人那样，但是他们的笑，不是在幸灾乐祸，他们会立刻把他搀扶起来；如果他的手或膝盖被弄脏了，他们会用牛蒡叶、手绢擦去他手上和裤子上的污垢，而那位当二哥的则会和善地说：

“瞧你真够笨的！……”

他们相互间从不吵骂，谁也不骗谁，而且三个孩子全都非常麻利，强壮有力，精力充沛。

有一次，我爬到树上，向他们打口哨，他们听见口哨声便立即站住了，然后慢慢地聚拢在一起，瞅着我，小声地在商量着什么。我想，他们肯定要向我扔石头，于是便从树上爬下来，捡些石头放进口袋里，抱在怀里，然后又爬回到树上，但他们这时已经跑到院子一个角落里去玩了，离我很远；看来，他们已经把我给忘了。这让我很扫兴，不过我不愿意第一个挑起战争，不一会儿，有人从气窗口冲他们喊道：

“孩子们，快回来！”

他们乖乖地、不慌不忙地回去了，像三只小鹅仔。

有好多次，我爬到树上，隔着围墙，我期待着他们叫我过去和他们一块儿玩，可是他们没有叫我。我心里早就想着和他们在一起玩了，有时候想得太入神，不禁喊出声来，甚至大声笑起来；这时他们三个人一齐看着我，小声地在说着什么，而我则被弄得怪不好意思的，便从树上爬了下来。

有一次，他们玩捉迷藏游戏，轮到老二去找；他站在仓库拐角的地方，老老实实地用两只手把眼睛捂住，一点儿也不偷看，他的两个兄弟跑着躲藏了起来。老大迅速、麻利地钻进仓库屋檐下一辆大雪橇里，小的一时没了主意，可笑地绕着井台直转圈，不知道藏到哪里好了。

“一、”老大喊道，“二……”

这时只见小的纵身一跳，跳到井架上，伸手抓住井绳，两只脚往空桶里一伸，这只桶便顺着井壁，磕磕碰碰地滑了下去，转眼便不见了。

眼见那收拾得好好的辘轳在无声地飞快旋转，我一下子愣住了，但我很快就明白会发生什么事，我一个纵身，跳到他们院子里，大喊：

“有人掉井里啦！……”

老二和我同时跑到井架旁，他一把抓住井绳，使劲往上拉，他的手被磨得火辣辣的，但这时我已经把井绳抓到手里了，老大此时也跑了过来，帮助我往上拽井绳；他说：

“请轻一点！……”

我们很快便把小弟弟拉了上来，他自己也吓得够呛；他右手的指头流着血，一边脸也被蹭破了，腰以下全是湿的，脸色白里透青，但是他还露出微笑，身上直打战，两只眼睛瞪得老大，边笑边拉长声调说：

“我是怎么掉进去的……”

“疯了呗，这不明摆着嘛。”老二说，一面搂住他，用手绢擦去他脸上的血；老大皱着眉头说：

“咱们回去吧，反正也瞒不住……”

“你们会挨打吗？”我问道。

他点了点头，然后伸出手对我说：

“你跑过来得真快呀！”

听见他的夸奖，我很高兴；我还没来得及和他握手，他又对他二弟说：

“快回去吧，他会感冒的！我们就说他摔倒了，关于井的事——就别提了！”

“对，不要提，”小的表示同意，一面直打寒战，“就说我跌进水坑里了，行吗？”

他们走了。

这一切发生得是如此之快，当我回头看一眼我纵身跳进院子里时脚下蹬的那根树枝时，它还一直在那里摇晃呢，发黄的叶子正从上面纷纷落下。

兄弟三人有一个礼拜没到院子里玩了，后来出来了，比以前玩得更加起劲儿；那个大的看见我正在树上，冲我亲切地喊道：

“来我们这儿玩吧！”

我们钻进仓库屋檐下那辆宽大的旧雪橇里，面对面，彼此相望，谈了好长时间。

“打你们了吗？”我问道。

“打了。”大的回答说。

真让人难以置信，这三个孩子跟我一样，也会挨打，我真为他们感到委屈。

“你为什么要捕捉小鸟？”那个小的问。

“它们叫得可好听了。”

“不，别逮它们，最好让它们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那好，以后我不逮了！”

“不过你得先逮一只送给我。”

“送给你——什么样的鸟？”

“欢蹦乱跳的，而且要装在笼子里。”

“那就是黄雀了。”

“猫会把它吃掉的，”那个小的说，“而且爸爸不让养鸟。”

老大表示同意，说：

“肯定不让养……”

“你们有妈妈吗？”

“没有。”老大说，但老二纠正他说：

“有，不过是另外一个人，不是我们的亲妈，我们的亲妈没有了，她死了。”

“另外一个人——那叫后妈。”我说；老大点了点头，说：

“没错。”

这时他们三个都不说话，陷入了沉思，情绪非常低落。

从外婆讲的童话故事中我知道后妈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很能理解他们都不说话的含义。他们坐在那里，紧紧地靠在一起，像三只模样相同的小雏鸡；我想起了童话故事里骗取亲妈地位的巫婆后妈，于是我向他们保证说：

“等着吧，你们的亲妈还会回来的！”

老大耸了耸肩膀说：

“如果她已经死了呢？这是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的事？老天在上，死而复生的事太多了，甚至被卸成八大块的人也能够活过来，只用往他们身上洒点圣水；有多少次，人的死并不是真死，不是上帝的意志，而是被妖人和巫师施了魔法！”

我兴致勃勃地开始向他们讲述我从外婆那里听来的故事；老大最初只是嘿嘿地发笑，他轻声对我说：

“这我们听过，是童话故事……”

他的两个弟弟默默地听着，最小的弟弟绷着嘴，气鼓鼓的；老大用胳膊肘顶着膝盖，探身冲着我，一只手从后面搂着小弟弟的脖子。

天色已经很晚了，屋顶上空出现一块块红云，这时，一个白胡子老头，穿一件像神父那样的酱红色长袍，戴一顶毛茸茸的皮帽子，来到我们身边。

“他是谁？”他指着我问道。

老大站起来，指指我外公家的房子，说：

“他是那家的……”

“谁叫他过来的？”

三个孩子一声不吭，立即从雪橇中爬出来，往家里走去，这使我重又想起了那些老实听话的小鹅仔。

老头儿一把抓住我的肩膀，将我往院子大门口拽去；他把我吓得直想大哭一场，但是他走得很快，步子又大，我还没来得及哭出来，就已经到大街上了；他站在门口，用手指着我，威胁道：

“不许到我这儿来！”

我勃然大怒，说：

“我根本就不是来找你的，老东西！”

他伸出长长的胳膊，又将我一把抓住，使劲往人行道上拉，边拉边问；他的话就像锤子似的在敲击着我的脑袋：

“你外公在家吗？”

倒霉的是，外公刚好在家。面对这个恶老头儿，外公仰起脸，噘着胡子，看着对方跟两戈比的硬币差不多的浑浊的圆眼睛，急忙解释说：

“他妈妈出远门了，我是个忙人，没有人管他，还请上校多多包涵！”

上校冲着整个宅院咳嗽一声，然后像一根木头柱子似的转身而去，可我呢，过了一会儿，被抛在彼得伯伯停放在院里的马车上了。

“又惹事了吧，小少爷？”他边卸着马，边问，“为什么挨打了？”

当我告诉他是为什么时，他一听就火了，并且咬牙切齿地说：

“为什么你要跟他们一起玩？他们是阔少爷，是毒蛇；看，因为他们，你被打成什么样子了！现在该你自己好好教训他们一顿了，走着瞧！”

他唠叨了很长时间；我因为挨了打，心里非常窝火，起初听他唠叨还有些共鸣，但他那张不停抖动的筛子脸，越来越让我感到厌恶，它使我想到这三个小孩也一定会挨打，可他们在我面前是无辜的呀。

“把他们打一顿——没这个必要；这三个小孩很好，你净在胡说八道。”我说。

他看了看我，突然大喝一声：

“从车上滚下来！”

“你是个老浑蛋！”我跳下马车，冲他吼道。

他开始满院子追我，但就是逮不着，他边追，边阴阳怪气地叫道：

“我是老浑蛋？我胡说八道？看我把你……”

外婆来到厨房的台阶上，我立刻向她扑了过去，于是他向外婆抱怨说：

“这小子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我年纪比他大五倍，可他竟然敢对我破口大骂，骂些不堪入耳的话……骂我胡说八道……”

听见有人当面撒谎，我茫然失措，一时竟愣住了，不知如何是好，不过外婆坚定地说：

“我说，你呀，彼得，你纯粹是在撒谎，他不会骂你太难听的话的！”

要是换成外公，他可能就相信马车夫的话了。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就引发了一场无声的恶战：他存心仿佛无意间撞我一下；用马缰绳刮我；把我的鸟放跑；有一次竟然让猫把它们给吃了。他总是因为一点小事，添枝加叶，向外公告我的状；我越来越觉得他跟我一样，还是一个孩子，只不过是长一副老头相罢了。我把他用树皮编的鞋拆开，偷偷把捆扎它们的带子弄松，把鞋带扯断，这样只要彼得一穿，鞋就准坏。有一次，我把胡椒粉撒到他帽子里，使他打了整整一个钟头的喷嚏，总之，我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地对他进行报复。每逢节假日，他整天监视着我，从不懈怠，而且不止一次地抓住我违反不许和那几个阔少爷来往的禁令；一旦被他抓住，他就去向我外公打小报告。

和几个阔少爷的来往一直在继续，而且我感到越来越开心。在一个狭小的墙角里——一边是外公家的院墙，一边是奥夫相尼科夫家的围墙——长了许多榆树、椴树和茂密的接骨木丛；我在这灌木丛下的围墙上挖开个半圆形的小洞，他们弟兄仨，或者弟兄俩，轮流到洞口来，我们蹲在那里，或者跪在那里，小声地进行交谈。他们总得有一个人在远处放哨，以防上校冷不丁地发现我们。

他们讲述自己枯燥乏味的生活，我听后感到非常难过，他们讲了我给他们逮的几只小鸟的情况，讲了许多小孩子们的事，但是对于他们的继母和父亲，从来绝口不提，至少我不记得他们提到过。通常他们只是要我给他们讲故事听；我一五一十地把外婆给我讲的故事再给他们讲述一遍，要是中间忘掉了什么，我就请他们等一下，我跑回去找外婆，把忘记的地方问问清楚。对此，外婆总是感到非常高兴。

我还向他们讲了许多关于外婆的事；有一次，那个老大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当外婆的大概都非常好，我们也曾有过一个很好的外婆……”

他经常神情忧郁地说：也曾有过，以前曾经有过这样的词，好像他在世上已经活了上百年，而不是十一年。我记得他的手掌很小，手指头非常细，而且，他整个人都十分瘦弱，单薄，然而他的眼睛却十分明亮和非常柔和，像教堂里长明灯的灯光。而且他的两个弟弟也非常可爱，同样能够使人对他们有一种广泛信任的感觉，总想为他们做点好事，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他们的大哥。

我只顾谈话了，常常没注意彼得伯伯从哪儿冒了出来；他阴阳怪气地让我们散开：

“又凑到一起了？”

我看得出，他的忧郁症发作得越来越勤了，我甚至学会了事先知道他收工回家时的心情，因为通常他开门时不急不忙，门轴发出的吱扭声拖得很长，听起来懒洋洋的，要是马车夫的心情不好，门轴发出的吱扭声就很短，好像痛得哎哟一声似的。

他的哑巴侄子到乡下完婚去了；彼得一个人住在马厩里，房子又矮又小，一个小窗口，里面有股子很重的臭皮革、焦油、汗水和烟草的气味，因为这种气味，我从来没有到他的住处去过。现在，他睡觉不熄灯，这一点外公非常不乐意。

“彼得，当心别把我的房子给烧了！”

“决不会的，你放心吧！夜里我把灯放在盛水的碗里。”他心不在焉地回答说。

不知为什么，他现在看东西一般眼睛总是往一旁瞟着，而且他早已经不参加外婆的晚会了，也不再请大家吃果酱了；他的脸变干瘪了，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而且，走起路来一摇三晃，步履维艰，像个病人。

有一次，是个平常日子，早上，我和外公在院子里清扫下了一夜的大雪，这时，院子侧门的门闩忽然咣当一声，听起来声音很有些特别，接着，从外面进来一名警察，他用后背关上侧门，脸冲着外公，向自己这边勾了勾发灰的粗指头，让外公过去。外公走了过去，那警察一低头，他那张长个大鼻梁的脸，仿佛要啄外公的额头似的，开始跟他悄悄地说了些什么，外公赶紧回答说：

“这里！什么时候？让我想想……”

这时他突然很滑稽地一蹦，叫道：

“愿上帝保佑，真的吗？”

“小声点。”警察严厉地说。

外公向周围看了看，发现了我。

“把铁锹收起来，回屋去吧！”

我躲在一个角落里，他们去马车夫的小屋里了；那警察摘下右手的手套，在左手掌上拍了一下，说：

“他呀，明白着呢；把马扔下不要了，自己这不先躲了起来……”

我跑到厨房，把我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事都跟外婆说了，当时她正在面盆里和面，准备做面包，头一扬一扬的，脑袋上沾了好多面粉；她听完我的话，平静地说：

“显然是偷了什么东西……玩儿去吧，关你什么事！”

当我又跑到院子里时，外公正站在侧门边，脱掉帽子，仰望着天空，在胸前画着十字。他一脸怒容，气得毛发都竖起来了，一条腿直打哆嗦。

“我不是说过叫你回屋去吗！”外公跺着脚，冲我喊道。

这时他自己也跟着我过来了；一走进厨房他便喊道：

“老婆子，你过来一下！”

他们到隔壁房间里去了，在那里小声说了很长时间，等外婆又回到厨房时，我明白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

“你有什么好怕的？”

“你给我住嘴。”外婆轻声地说。

一整天，家里人都在担惊受怕，气氛很紧张；外公和外婆一直忧心忡忡，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话声音很低，三言两语，听也听不清，这就更加重了焦虑的气氛。

“老婆子，把各处的长明灯都点起来。”外公一边咳嗽，一边吩咐说。

午饭大家都没有心思吃，急急忙忙，草草了事；仿佛在等待什么人到来；外公一脸疲惫，鼓着腮帮子；他清了清嗓子，嘟嘟哝哝地说：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知道，当教徒的好像都比较虔诚，可是你呢，啊？”

外婆叹了口气。

白茫茫、灰涂涂的冬日过得非常之慢，令人心烦意乱；家里人越来越感到六神无主，忧心如焚。

天快黑的时候，另外来了一名警察，棕色头发，胖胖的；他坐在厨房的长凳上直打瞌睡，小声地打着呼噜，头一歪一歪的；外婆问他：“怎样才能调查清楚？”他没有立即回答，等一会儿才瓮声瓮气地说：

“我们会调查清楚的，请放心好了！”

我记得，当时我坐在窗口，嘴里含着一枚旧钱币，想把它焐热后贴在玻璃窗的冰花上，把打败恶龙的常胜将军格奥尔吉的画像印出来。

突然，门厅里一阵骚动，房门大开，彼得罗夫娜在门槛外大声喊道：

“快瞧瞧去吧，你们家后院是怎么回事！”

一看见有警察在，她急忙又往门厅里缩，但警察一把拽住了她的裙子，同时自己也被吓了一跳，大声吼道：

“站住，你是什么人？看什么来了？”

这时她在门槛上绊了一跤，跪倒在地上，声泪俱下地大声喊叫着说：

“我正要去挤牛奶，一看：卡希林家花园里这个像靴子一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这时外公暴跳如雷，捶胸顿足，大声喊叫道：

“胡说，你这个蠢货！你怎么能看见花园里的东西？围墙那么高，上面又没有缝隙！你在胡说！我家花园里什么都没有！”

“老爷子！”彼得罗夫娜放声大哭；她一只手指着外公，另一只手扶着脑袋，“你说得对，老爷子，就算是我在胡说！我正往前走着，忽然看见有脚印往你们花园围墙那边去了，而且有一个地方的雪被踩得一塌糊涂，我隔着围墙，往里一瞧，看见他躺在那儿……”

“谁——谁？”

这一声喊叫，拉得特别长，一点也听不出它的含义；但是所有的人像疯了似的，争先恐后地从厨房里涌出来，向花园里跑去，彼得伯伯躺在一个大坑里，身下铺着软绵绵的积雪，后背紧贴着一根烧焦了的木头，脑袋一直耷拉到胸口。他的右耳朵后面有一道很深的裂口，红红的，很像人的嘴；裂口内有些青紫色的碎块向外凸着，像人的牙齿；我吓得赶紧把眼睛眯起来，从眼睛缝里，我看见彼得两个膝盖间有一把我见过的马具刀；他右手的手指弯曲着，已经发黑，就在马具刀的旁边；左手伸向一边，被埋在雪里。马车夫身下的积雪已经开始融化，其瘦小的身躯深深陷入松软柔和的皑皑白雪之中，看上去他更像是一个孩子。他右边的雪地上有一幅奇怪的图案，很像一只鸟，而他左边的积雪未曾被人动过，平整光滑，发出耀眼的光芒。他的脑袋无力地向下垂着，下巴直接抵着胸部，浓密卷曲的大胡子被挤压得凌乱不堪；他裸露的胸口上凝聚着一条条红色的血迹，上面放着一只硕大的青铜十字架。嘈杂的人声，令人头昏目眩。彼得罗夫娜一直在不停地喊叫；警察也一直在嚷嚷；外公正打发瓦列伊到什么地方去，对他喊道：

“别踩坏了现场痕迹！”

但他忽然紧皱双眉，往自己脚下看了看，然后神气活现地大声对警察说：

“你瞎嚷嚷什么呀，老总！这是上帝的安排，是上帝的裁决，可你尽说些没用的废话，唉，你们这些人啊！”

这时所有的人一下子都不吭声了，大家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死者身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在胸前画着十字。

院外有许多人跑进花园里来，他们从彼得罗夫娜家围墙那边越墙而入，一路跌跌撞撞，跑得呼哧呼哧的，但总体上——花园里还算安静，直到外公环顾四周，愤怒地大声吼叫起来，才打破了这种安静：

“街坊邻居们啊，你们怎么能踩坏我的马林果苗呀，你们这样做不感到于心有愧吗！”

外婆拉着我的手，边哭边带我回屋里去……

“他都干了些什么？”我问道。外婆回答说：

“难道你没看见……”

整个晚上，直至深夜，厨房和隔壁房间里都有许多陌生人跟外婆在一起，他们大呼小叫地嚷嚷个没完；警察一直在发号施令，一个类似教堂执事的人在写着什么，不时地提出些问题，声音像鸭子叫似的：

“嘎克？嘎克？”

外婆在厨房里招待大家喝茶；桌边坐着一个胖胖的人，长一脸雀斑，留着小胡子，说起话来尖声尖气，他介绍说：

“他的真名、外号都不清楚，仅查出他是叶拉季马人。哑巴是假装的，他根本不是个哑巴，对此他供认不讳。这里还有第三个人，这第三者也已经招认。他们很早以前就抢劫过教堂，他们主要就是干这个的……”

“哎呀，上帝啊。”彼得罗夫娜叹息道；她满脸通红，浑身是汗。

我躺在吊床上，往下张望，觉得所有的人都十分矮小、肥胖，而且可怕……

第十章

有一回，是个礼拜六，我一大早就到彼得罗夫娜家菜园子里去捕捉灰雀，网张了很久，可这些大模大样的红肚皮小鸟就是不往网子里钻；它们一面炫耀自己的美丽，一面在银白色的冰面上，蹦来跳去；它们时而飞上冰霜覆盖的灌木枝头，宛如一朵朵鲜花开放其间，还不时地抖动身子，摇落许多晶莹透明的雪花。此情此景是如此之美，甚至未捕到灰雀也变得无所谓了，不值得懊恼；我不是个捕鸟迷，我更喜欢的是捕鸟的过程，而不是结果；我喜欢观察小鸟们的生活，心里总是想着它们。

一个人坐在茫茫雪原的边缘，倾听小鸟儿在冬日洁白可鉴的宁静中叽叽的叫声，真是令人心旷神怡；而在远处什么地方，俄罗斯冬天发愁的云雀和过路的三套马车的铃声，在歌唱中渐渐远去……

我在雪地里直打寒战，感到耳朵要被冻僵了，于是我便收起网子和鸟笼，翻过外公家花园的围墙，回家去了，我看见临街的大门敞开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农民正在把一辆很大的带篷雪橇从院子里往外拉，雪橇上套有三匹马，个个身上冒着热气，赶雪橇的农民高兴地吹着口哨；我心里头一震。

“谁来了呀？”

赶车的转过身来，手搭在额头上看了看我，然后跳到驾驶座上，对我说：

“神父呗！”

喏，这事跟我没关系；既然是神父，那大概是找房客的。

“驾，小鸡们！”那农民吆喝道，一面打着口哨，抖动缰绳，催马上路；三匹马齐心协力，向田野里奔驰而去，我从后面望着它们，把大门半掩上，但是，当我走进空荡荡的厨房时，旁边屋子里便传出了母亲大声说话的声音，字字句句听得都非常真切：

“现在怎么办——非置我于死地不可吗？”

我没脱外面的衣服，把鸟笼一扔，便往过道里跑去，正好一头撞在外公身上了；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直眉瞪眼地看着我的脸，喉咙里像有个很难咽下去的东西似的，哑着嗓子说：

“你母亲来了，去吧！等一等……”他用力摇了我一下，使我差一点没站稳脚跟，然后又把我向门口一推，说：“去吧，去吧……”

我一头撞在包着毛毡和漆布的门上，由于天气寒冷和内心激动，我两手一直在发抖，摸了半天还没有摸着门把手；最后，我轻轻地推开房门，站在门槛旁，只觉得头晕目眩。

“瞧，他这不是来了，”母亲说，“天哪，都长这么大了！怎么，不认识我了？瞧你们给他穿的衣服，也真是……连耳朵都冻白了！妈妈，快给我拿点鹅油……”

她站在屋子中间，弯着腰帮我脱下衣服，她把我像转皮球似的转来转去；她高大的身躯穿一件红色的柔软暖和的连衣裙，又宽又大，像农民穿的长袍，黑色的大纽扣从肩膀——斜着——一直缀到裙子下摆。这种款式的连衣裙以前我从没有见过。

她的脸我觉得比以前小了，变小了，也更白了，而眼睛则显得大了些，眼窝更深了，金黄色的头发更亮了。她把我脱下来的衣服往门槛边一扔，撇了撇深红色的嘴唇，一脸很嫌弃的样子，只听见她发号施令的声音：

“怎么不说话呀？高兴吗？呸，这么脏的衬衫……”

接着，她用鹅油擦了擦我的耳朵；我感到很疼，但从她身上散发出的清新的香味减轻了我的疼痛感。我紧挨着她的身子，看着她的眼睛，心里非常激动，而且，我从她的话里听到了外婆那声音不大，但是不堪其忧的声音：

“他现在的主意可大了，谁都管不了他，连外公都不怕……哎呀，瓦里娅，瓦里娅……”

“喏，别抱怨了，妈妈，他会好起来的！”

和母亲相比，周围的一切，显得都很渺小、可怜和老朽，我也感到自己像外公一样老了。她用膝盖把我紧紧夹住，用她那沉重而温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发，说：

“应该理发了。也到该上学的时候了。想学习吗？”

“我已经学过了。”

“还应该再学一些。嘿，你长得真够结实的，是吗？”

她一面逗我玩，同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这笑声使我感到非常温暖。

这时外公进来了，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头发乱蓬蓬的，两只眼睛通红；母亲用一只手把我推开，大声问道：

“喏，怎么样？爸爸！要我走吗？”

他站在窗前，用指甲在玻璃窗的冰层上刮来刮去，很长时间，一声不吭，周围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使人感到非常难受；像往常一样，在这种紧张时刻，我全身上下都长满了眼睛和耳朵，胸腔也莫名其妙地鼓胀起来，我直想大声地喊叫。

“列克谢，你出去一下。”外公低声说。

“为什么？”母亲问道，又把我拉到她自己身边。

“你哪儿也别去，我不允许……”

母亲站起身，像一块早霞的彩云，在屋子里款款飘动着；她在外公背后停住了脚步。

“爸爸，请听我说……”

他转过身来，对她尖声尖气地说：

“你给我闭嘴！”

“告诉您，我不许您对我大喊大叫。”母亲平静地说。

外婆从沙发上站起来，伸出一个指头，吓唬她说：

“瓦尔瓦拉！”

这时外公坐到椅子上，嘟嘟囔囔地说：

“等一下，我是谁？啊？你怎么能这样跟我说话呢？”

这时他突然大发雷霆，连声音都变了：

“你把我的脸面都丢尽了，瓦里卡！”

“你出去。”外婆对我说；我来到厨房，心情感到非常压抑；我爬到炕灶上去，很长时间我都一直在听隔壁的谈话——他们时而大家一齐说，相互打断对方的话头，时而大家忽然都不说了，好像一下子都睡着了似的。他们在谈论妈妈生了一个孩子而且把他送了人的事，但难以理解的是，外公为什么那样恼火：是因为妈妈生孩子没跟他打招呼，还是因为她没把孩子给他带回来呢？

后来，外公到厨房里来了，头发乱蓬蓬的，满脸通红，样子很疲惫；外婆跟在他身后，一面用衣襟擦着脸上的眼泪；外公坐在凳子上，两手撑着凳面，猫着腰，浑身直打哆嗦，紧紧咬着发灰的嘴唇；外婆跪在他面前，低声但热诚地说道：

“老爷子，你还是饶了她吧，看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你就饶了她吧！不光我们这样人家会出这种事，那些老爷、商人家里，这样的事还少吗？一个女人——长得又这么漂亮！唉，你就原谅她吧，要知道，谁能没点错呢……”

外公伸直腰，往背后的墙上一靠，望着外婆的脸，痛苦地冷笑着，同时抽抽搭搭、嘟嘟囔囔地说：

“是啊，那还用说！不原谅又能咋样？什么人你不原谅？所有的人你都原谅，可不是吗，唉，你们这些人啊……”

他弯下身，抓住外婆的肩膀，使劲地摇晃着她，小声地对她快速地说：

“可只怕上帝对谁都不会原谅的，不是吗？我们都是快进坟墓的人了，上帝还要进行惩罚，临了临了——我们是既没有安宁，也没有快乐——而且也不可能有！因此——你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我们会沦为叫花子的，非饿死不可！”

外婆拉着他的手，坐在他身边，小声、轻松地笑了。

“这有什么不得了的！瞧把你吓的——沦为叫花子！喏，叫花子就叫花子呗。记住，到时候你就坐在家里，我出去讨饭——不用怕，人们会施舍给我的，我们饿不着！你什么都别管！”

他忽然嘿嘿一笑，像山羊似的扭转脖子，一下搂住外婆的脖子，紧紧地抱着她；憔悴、瘦小的他抽抽搭搭地说：

“唉呀，你这个傻瓜，一个从不知发愁的傻瓜，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呀，这个傻瓜，什么都不知道怜惜，什么也不懂得！你想想看：要是我们两个不卖力干活，我不为他们遭那么多的罪，喏，即便是现在，即使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对于他们来说，会怎么样呢……”

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一下子从炉灶上跳下来，向他们扑了过去；我高兴得号啕大哭起来，因为我没想到他们的谈话是那么融洽，那么投机；我为他们也感到难过，因为我母亲回来了；还因为他们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让我和他们一块儿哭泣，他们两个人一起拥抱我，紧紧地搂住我，一个劲儿地直掉眼泪，而外公这时在我耳边冲着我的眼睛小声说：

“哎呀，你这个小鬼头也在这里！现在好了，你母亲回来了，你可以跟她在一块儿了，你外公这个老鬼，整天对你吹胡子瞪眼睛的，现在该滚一边去了，是不是？你外婆对你总是宠着、惯着，也该靠边了，啊？唉，你们这些人啊……”

这时他松开两手，把我和外婆推开，站起身，气鼓鼓地大声说：

“所有的人都想走，大家都想袖手一旁——各奔前程……喏，还不把她叫过来！快去叫呀……”

外婆从厨房里出去了。这时外公低着头，冲着墙角说：

“仁慈的上帝啊，瞧，你都看见了，全看见了吧！”

于是他用拳头使劲扑通扑通地捶打着胸部；我不喜欢他这副样子，一般地说，我不喜欢看他在上帝面前祷告，他好像总爱在上帝面前瞎吹。

母亲来了，她的红色连衣裙顿时使厨房亮堂了许多；她坐在桌旁的长凳上，外公和外婆分别坐在两边，她那宽大的衣袖搭在他们两人的肩上；她轻声细语，但态度严肃地在讲述着什么；两位老人默默地听着，也不插话。此时此刻，他们两个则变成了小孩子，好像她是他们的母亲似的。

由于兴奋，我感到有些劳累，便在吊床上睡着了。

傍晚，两位老人像过节似的穿戴打扮一番，要去做晚祷告；外婆高兴地直向我递眼色，让我看看外公；只见他穿着行会会长的礼服，貂绒皮大衣，下面是散腿裤；外婆瞟了母亲一眼，对她说：

“瞧你父亲这身装束，变成一只洁净的小山羊了！”

母亲高兴地笑了。

当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妈妈的时候，她坐到沙发上，把双腿盘起来，两个巴掌一拍，说：

“到我这儿来！说说，你生活得怎么样——不好，是不是？”

我生活得怎么样？

“不知道。”

“外公打你吗？”

“现在不怎么打了。”

“是吗？你随便跟我讲讲，想说什么都行，好不好？”

我不想讲外公的事；我开始讲，就在这间房子里，住过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但是谁都不喜欢他，因此外公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他住。看来，母亲并不喜欢听这个故事，她说：

“喏，还有别的事吗？”

我讲了那三个小孩的事，讲上校把我赶出院子的事，母亲紧紧地搂住我。

“这个浑蛋……”

这时她一声不吭，眯起眼睛看着地板，直摇晃脑袋。我问她：

“外公为什么生你的气？”

“我对不住他。”

“要是你把孩子给他带回来就好了……”

她身子往后一仰，眉头一皱，紧紧咬着嘴唇，接着，她使劲地搂住我，哈哈大笑起来。

“你呀，真是个冤家！不要再说这事了，听见了吗？别再提了——甚至连想都不要想！”

她小声地在说些什么，说了很长时间，态度严厉，听不太明白，然后，她站起身，开始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一面用手指敲着下巴，两道浓眉一纵一纵的。

桌上点燃的蜡烛在往下淌油，映照在空空的镜面上，一些黑乎乎的影子在地上晃动；一盏长明灯在屋角圣像的面前发出微弱的亮光；结了冰的玻璃窗上涂了一层银色的月光。母亲环顾四周，好像想在光秃秃的墙壁和天花板上寻找什么。

“你什么时候睡觉？”

“稍微再等一会儿。”

“是啊，你白天已经睡过了。”母亲想起来了，叹了口气。我问她：

“你想要走吗？”

“去哪里？”母亲吃惊地回应一句；她捧着我的头，久久地看着我的脸，看得我的眼泪都出来了。

“你怎么啦？”

“脖子疼。”

我的心也在疼；我马上感觉到：她不会在这个家里住下去的，她一定要走的。

“你将来肯定像你父亲，”她用脚把毡垫踢到一边，对我说，“外婆跟你讲过他的事吗？”

“讲过。”

“外婆很喜欢马克西姆，非常喜欢！而且他也喜欢你外婆……”

“我知道。”

母亲看了看桌上的蜡烛，皱起了眉头；她把蜡烛熄灭后，说：

“这样好一些！”

的确，这样屋内的空气要新鲜、清洁一些，不再有那些黑乎乎的影子了，地板上现出许多月光的亮点，窗户玻璃上显现出许多金灿灿的火花。

“你在这儿之前住在什么地方？”

她仿佛在回忆早已忘了的事情，举了好几个城市的名字，而且一直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像鹰一样在无声地盘旋不定。

“那你从哪儿弄的这件连衣裙？”

“我亲手缝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

令人高兴的是，她跟谁都不像；但叫人难受的是，她很少说话；要是不问她，她干脆一句话也没有。

后来，她又挨着我坐到沙发上；我们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互相紧紧靠着，一直坐到两位老人家从教堂里回来；他们一身蜡烛和香火的气味，显得庄重沉稳，和蔼可亲。

晚饭既丰盛，又隆重，像过节一样；大家在饭桌上很少说话，非常谨慎，好像生怕把什么人吵醒似的。

不久，母亲就开始努力教我学习“普通”识字课本了；她买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叫《国语》；几天工夫我便学会念普通读物了，但母亲马上又让我学着背诗，从此，我们相互间的麻烦就开始了。

诗中说：

一条大道长又宽，

上帝的田野没少占……

不用斧铲来修筑，

马踏路面起尘烟。

我把“田野”错念成了“普通”，把“铲”字错念成了“坎”字，把“马踏”错念成“马踢”了。

“喏，好好想想，”母亲开导我说，“究竟是什么？是‘普通’吗？真是怪了！是‘田——野’，懂吗？”

我知道是“田野”，可是一念又念成了“普通”，我自己也感到非常奇怪。

母亲生气了，说我脑子糊涂，死心眼儿；我听了感到很难受，我是真心实意想背会这首该死的诗的，我在心里默默念的时候一点错儿都没有，可是等我一念出声来，准出错儿。我恨透了这几行令人捉摸不透的诗句，于是我赌气故意把它们念错，把发音相近的单词胡乱搭配在一起；我挺喜欢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魔鬼诗句。

但这种游戏我可没有白玩儿：有一天，我顺利做完功课后，母亲问我那首诗最后背会没有，我不假思索地随口念道：

一条大道，两只角，

奶酪，神父，便宜货，

洗衣槽，马蹄子……

等我醒悟过来时已经晚了：母亲两手撑着桌子，站起身来，一字一板地问道：

“你背的这是什么？”

“不知道。”我说；自己都觉得已经麻木了。

“不，究竟是什么？”

“这个，就是这么一说。”

“什么叫就是这么一说？”

“念着玩儿呗。”

“站到墙角去。”

“为什么呀？”

她平静地，但是很威严地又说一遍：

“站到墙角去！”

“哪一个墙角？”

她没有理我，只是紧盯着我的脸看，弄得我完全没了主意，我不明白她到底想要我干什么。有一个墙角的圣像下面摆着一张小圆桌，桌上放着一只花瓶，里面插着已经枯萎了的花草；前面另一个墙角有一只大箱子，上面罩着一块壁毯；最里面的那个墙角放着一张床；第四个墙角没有了——被房门占去了，因为门框紧靠着墙壁。

“不知道你想要我干什么。”我说，同时尽量想弄清楚她的意思。

母亲坐下来，一声不响，擦了擦前额与脸颊，然后问道：

“外公让你站过墙角吗？”

“什么时候？”

“平时，随便什么时候！”她两次拍着桌子喊道。

“没有，不记得了。”

“你知道不知道站墙角是一种惩罚？”

“不知道。为什么是惩罚呢？”

母亲叹了口气。

“嗨，你过来。”

我走到她跟前，问道：

“你为什么要对我大喊大叫？”

“谁让你故意把诗念得颠三倒四的呢！”

我尽量跟她解释，说我只要一闭上眼睛，那些印在书上的诗句便历历在目，可是只要我一念，诗句就走了样。

“你不是在假装吧？”

我回答说——不，但我马上又想：“也许是装的呢？”忽然，我从容不迫地把这首诗念了一遍：完全正确，这使我惊讶不已，十分难堪。

我觉得我的脸好像忽然膨胀了似的，两耳发热，直往下坠，脑袋发出嗡嗡的响声；我面对母亲，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透过泪水，我看见母亲难过地沉下脸来，她紧紧咬着嘴唇，两道眉毛皱了起来。

“怎么能这样呢？”她问道，声音都变了，“就是说，你是假装的了？”

“不知道。我并不想……”

“你这孩子真是难弄，”她说着，低下了头，“你去吧！”

母亲要求我要背的诗越来越多了，可是对于这些一行行的诗句，我的记忆力越来越差，同时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难以遏止的愿望，总想将这些诗句变变样子，歪曲一下它们的意思，给它们加上些另外的词儿；这种事干起来我得心应手，那些没用的词儿像成群的蜜蜂，招之即来，很快就把书上应该记住的诗句给弄混淆了。往往是：整行整行的诗我视而不见，无论我多么努力地想抓住它们，可我就是记不住它们。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一首感伤诗好像就让我吃了不少苦头：

无论是傍晚，还是清晨，

许多老人、寡妇和孤儿，

以基督的名义，都在寻求帮助，

下面一行是：

他们背着袋子，在窗下行乞。

可是我齐刷刷地把这一行诗给漏掉了。母亲非常生气，把我的这一壮举，告诉了外公；外公恶狠狠地说：

“他这是在故意捣乱！他的记性好着呢：祷告词他比我记得都牢固。他在胡说，他的记忆力就像一块石头——刻在上面的东西是抹不掉的！你必须狠狠揍他！”

外婆也来揭我的短：

“故事——他能够记住，歌词——他能够记住；那歌词不也是诗吗？”

这些话都在理，我也觉得是自己不对，但是只要我一开始读诗，其他一些词儿就像蟑螂一样，不知从哪儿都纷纷爬了出来，而且也排得整整齐齐，一行一行的。

在我们家大门口，

有不少孤儿和老头；

他们喊叫着，沿街乞讨，

把讨来的东西汇总在一起，

卖给彼得罗夫娜去喂奶牛，

完了他们便去峡谷里尽情喝酒。

夜里，和外婆躺在吊床上，我只好不厌其烦地把我从书上学来的和我自己编的东西，给她学说一遍；有时候她听后哈哈大笑，但更多的是把我数落一顿。

“瞧，这不就结了，你是能够记住的！只是不应该嘲笑乞丐，上帝会保佑他们的！耶稣基督就要过饭，所有的圣徒也都要过饭……”

我随口小声念道：

我不喜欢乞丐，

外公对他们也不爱，

这事可怎么办？

上帝啊，切莫把我错怪！

外公总是在寻找借口，

打我一顿他才痛快……

“你念的是什么呀，小心烂你的舌头！”外婆生气地说，“这话让你外公听见了可怎么办？”

“听见就听见好了！”

“你不要惹是生非，让你母亲生气了！她的日子已经够不好过的了，你就别再给她添乱了。”外婆若有所思地、亲切地劝我说。

“她为什么不好过？”

“记住，不许乱问！你不懂……”

“我懂，是外公不让她……”

“听见没有，给我住嘴！”

我生活得很不开心，有一种近乎绝望的感觉，但不知为什么，我总希望将这种心情掩盖起来，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照样胡闹。母亲教我的课程内容越来越难懂；我很容易地就学会了算术，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作文，对语法也一窍不通。而让我最难受的，是我亲眼所见、亲身感受到母亲在外公家里的日子过得多么艰难；她的情绪越来越低落，看所有的人都用局外人的目光，她常常坐在靠近花园的窗口，一声不响，一坐就是很长时间，不知怎么回事儿，整个人都变憔悴了。刚回来的头几天，她动作敏捷，精神饱满，可现在眼睛下面出现了两个黑圈，整天头也不梳，衣服皱巴巴的，上衣的扣子也不扣；这样就破坏了她的形象，我感到非常气恼，因为她在我心目中永远都应该是美丽端庄、衣着整洁的，应该比所有的人都优秀！

上课的时候，她常常用陷下去的眼睛望着我身后的墙壁或窗户，有气无力地向我发出提问；有时她竟忘记了回答我的问题；而且，还越来越爱发脾气，冲我大喊大叫，——这也使我感到非常不满，因为在我看来，当母亲的就应该像童话故事里讲的那样，比所有的人都要公正，讲道理。

有时候我问她：

“你跟我们在一起感到很难受吗？”

她生气地回答说：

“干你自己的事去。”

我还发现外公正准备干一件外婆和母亲都很担心的事。他常常把自己关在母亲的房间里，在里面唉声叹气，尖声喊叫，像趔腰牧人尼卡诺尔吹的木笛似的，非常难听。有一次，他们谈话时，母亲大声喊叫起来，整个宅子都能够听见。

“不行，这绝对不行！”

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外公一直在吼叫。

有一天晚上；外婆坐在厨房桌子旁，给外公缝一件衬衫，一面自言自语地小声在说什么。这时，只听见门“砰”的一声，她侧耳仔细听了一下，说：

“哦，天哪，她到房客那里去了！”

突然，外公闯进厨房，直奔外婆，对着她，当头就是一拳；他一面甩着打痛了的手，一面尖声叫道：

“不许你乱嚼舌头，老妖婆！”

“你是个老浑蛋，”外婆理了理被打歪的头巾，平静地说，“我会保持沉默的，还能够怎么样！你的所有的鬼点子，只要我知道，我都会跟她说……”

他向外婆扑过去，用拳头在她头上一通乱打；外婆既不抵抗，也不避让，只是说：

“喏，打吧，打吧，你这个浑蛋！给，给你打！”

我从吊床上开始把枕头、被子、炉灶上的靴子，通通往他们身上扔，但打红了眼的外公压根儿没注意我扔过去的这些东西；外婆摔倒在地上，他还用脚踢她的头，最后他自己绊了一跤，也摔倒了，把一桶水也打翻了。他跳起身来，连着吐几口唾沫，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恶狠狠地向四周打量一下，跑回顶楼自己的房间去了；这时外婆哼哼着站起来，坐在凳子上，开始整理自己被弄乱的头发。我从吊床上跳了下来，她气鼓鼓地对我说：

“把枕头等东西捡起来，放到炉炕上去！亏你想得出来：用枕头乱扔！这关你什么事？那老东西是发疯了，——蠢货！”

这时她忽然“哎哟”一声，皱起了眉头，然后低下头来，叫我：

“你给我看看，这儿为什么这么疼？”

我把她浓密的头发扒开一看，原来头皮上扎了一根发针，扎得还很深；我把它拔了下来，可马上又发现了一根，我的手指头都发麻了。

“我还是把妈妈叫来吧，我害怕！”

外婆摆了摆手：

“你怎么啦？我叫的是你！谢天谢地：这种事，她眼不见，耳不闻，而你可倒好——还要去叫她！你走吧！”

于是，她自己用织花边的灵巧的手指，开始在乌黑浓密的头发里仔细查找。我鼓足勇气，帮助她把另外两根已经弄弯了的、又粗又大的发针从头皮里拔了出来。

“你疼吗？”

“没关系，明天我烧好洗澡水，洗个澡就好了。”

这时她亲切地恳求我说：

“你呀，我的宝贝儿，可不要跟你妈妈说外公打我的事，听见了吗？没这些事他们父女间的关系就已经够紧张的了。你不会说吧，啊？”

“不会。”

“那好，可别忘了！现在咱们把这里的东西收拾一下。我的脸没有被打伤吧？那就好，这样谁也看不出来……”

她开始擦洗地板，我诚心诚意地说：

“你简直是一位圣徒，别人欺侮你，折磨你，可你却从不放在心上！”

“你胡说什么呀？我是圣徒……你真会说话！”

她唠叨了很长时间；四肢着地，趴在地板上擦来擦去，身子一摇一晃的；这时我坐在炉炕前的台阶上，一直在琢磨如何报复一下外公，给外婆出出气！

这是他当着我的面第一次如此残忍地毒打外婆。暮色苍茫中，我眼前又浮现出他那张涨得通红的脸，他那乱糟糟的棕黄头发：我满腔怒火，热血沸腾，同时又恨自己未能想出一个报复的良策。

但是，过了两三天，因为什么事情我上顶楼去找他，走进屋子，看见他坐在地板上，面前是一只打开的小匣子，他在整理匣子里的一些纸片；椅子上放着他心爱的圣像——十二张灰色的厚纸板，那些纸片，按照月日分为四个板块，每个板块上都有这一天所有圣徒的画像。外公非常珍爱这些圣像，只有在他对我感到特别满意的时候——而这种情况是非常稀少的——才拿出来让我看看；而每当我仔细观看这些密密麻麻排在一起的、灰色的、可爱的小人时，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其中有些圣徒的传记我是知道的，如基里克和乌莉塔、苦行者瓦尔瓦拉、潘捷列伊蒙等，我特别喜欢圣徒阿列克谢的悲伤经历和关于他的美妙的诗篇，因为外婆常常讲给我听，非常感人。有时，望着几百个这样的圣徒，你会暗自感到欣慰：受苦受难者历来都有。

但现在我决定把这些圣徒的画像给剪了，因此，当外公到窗前去看一件印有鹰徽的蓝色公文时，我抓起几张圣徒的画像，迅速跑下楼去，从外婆的桌子里拿出剪刀，爬到吊床上，开始把圣徒们的脑袋一个个地往下剪。剪掉第一排圣徒后，我感到有点惋惜；于是我开始按照板块的线路剪，可是，还没有等我把第二排剪下来，外公便过来了；他站在炉炕的台阶上，问道：

“谁让你动这些圣像的？”

看见木板上散落的方纸片，他抓起几张，凑到眼前看了看，扔掉后又抓起了几张；他一下子脸都气歪了，胡子一撅一撅的，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把纸片都吹到了地上。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他终于大叫一声，拽着我一只脚，用力往后一扽；我凌空翻了个个儿，外婆急忙双手接住了我，然而，外公对着她和我，抡起拳头便打，一面叫道：

“非打死他不可！”

母亲赶来了，我躲在一个角落里，在炉炕边上，母亲用身子护着我，她边说、边推挡着外公在她面前挥舞的双手：

“像什么样子呀？请冷静一下！……”

外公倒在窗前的长凳上，号叫道：

“气死我了！你们，你们全都在跟我作对，哎——呀……”

“您就不害臊吗？”是母亲低沉的声音，“您为什么老要装疯卖傻呢？”

外公一个劲地大喊大叫，两只脚在长凳子上乱蹬乱踢，胡子滑稽地往上翘着，两只眼睛使劲闭着；我也觉得他在母亲面前感到面子上过不去，所以他真的装模作样起来，把眼睛闭得死死的。

“我把这些零散小纸片给您贴在布上，这样还会更好看一些，也更结实一些。”母亲说着，看了看那些剪碎的和没有剪碎的圣像：

“瞧，全都给弄皱了，折坏了，搞乱了……”

母亲跟他说话，就像在教我功课时我有不懂的地方跟我解释一样，这时，外公突然站起身，正儿八经地理了理衬衫和坎肩，清了清嗓子，说：

“你今天就给我贴好！我现在就去把剩下的几张拿来……”

他向门口走去，但是，走到门槛处，又转过身来，用弯曲的手指头指着我说：

“但必须得揍他一顿！”

“该揍，”母亲表示同意，同时转身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是存心这样做的。谁让他打外婆呢，要是他再打，我一定要把他的胡子剪掉……”

这时外婆正在脱去被撕破的上衣，她一边摇着头，一边嗔怪地说：

“你就不能像答应过的那样不说这事吗！”

然后她朝地板上吐了一口唾沫，说：

“非得让你的舌头烂得不能动弹，只有这样你才能不多嘴多舌！”

母亲看了看外婆，在厨房里转了一圈，重又走到我跟前。

“他什么时候打你外婆的？”

“我说，你呀，瓦尔瓦拉，你怎么好意思问这种事呢？这是你该管的事吗？”外婆生气地说。

母亲拥抱了她。

“哎呀，妈妈，我的好妈妈……”

“就知道叫好妈妈！你给我走开……”

她们相互看了看，一句话没说，便分别走开了，因为外公正在过道里跺脚呢。

母亲刚回来的那段日子，就跟那位性格开朗的房客——军人的妻子——成了朋友，因此，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前院去，贝特连格家的人——一些漂亮太太、军官——也常到这里来。这一点外公很不高兴，在厨房吃晚饭时他不止一次威胁性地举起汤匙，嘟哝着说：

“这帮该死的家伙又聚集到一块儿啦！等着瞧，从现在起到明天一早就别打算睡觉啦！”

没过多久，他要求房客们都搬出去；房子腾出来后，他不知从哪里拉来两车各式各样的家具，他把它们摆放在前面几间房子里，用一把大挂锁锁了起来：

“我们用不着再招揽房客，我自己要接待客人！”

于是，逢年过节，客人们纷纷登门：常来走动的人有外婆的妹妹马特廖娜·伊万诺夫娜——女洗衣工，喜欢叽叽喳喳，大鼻子，穿一件条纹绸连衣裙，系一条金黄色头巾；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叫瓦西里——绘图员，留一头长发，人很善良，活泼开朗，穿一身灰衣服；另一个叫维克多，一副马脸——又长又窄，穿得花里胡哨，一脸雀斑，他一走进前厅就脱去套鞋，像彼得鲁什卡那样尖声尖气地唱道：

“安德烈老爹，安德烈老爹……”

这使我非常惊讶，吓了我一跳。

雅科夫舅舅也常来走动；他带着吉他，还带来一个秃头、独眼的钟表匠，这位钟表匠穿一件黑色的长礼服，不大张扬，像一名传教士。他总是坐在屋角，歪着脑袋，面带微笑，而且莫名其妙地用一个手指头顶着刮得光光的双下巴。他的肤色较黑，他唯一的一只眼睛看任何人都显得特别专注；此人很少说话，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

“不必劳驾，反正……”

我头一次看见他时，让我突然想起一件很久以前的事，还是我们住在新街的时候，有一天，大门外人声嘈杂，鼓声阵阵，一辆高高的黑颜色的马车从监狱沿街向广场那边驶去，马车周围全是士兵和人群，马车上——凳子上——坐着一个个头不大、戴圆毡帽的人；他手脚上都戴着镣铐，胸前挂一块黑板，上面写着很大的白颜色的字；这个人低着头，仿佛是在看胸前写的字；他的身子不停地在摇晃，镣铐也在叮当作响。当母亲对钟表匠说“这是我的儿子”时，我吓得直往后退，把两只手藏了起来。

“不必劳驾。”他说。这时他的整个嘴巴向右耳朵方面咧去，样子非常吓人；他一把扯住我的腰带，把我拉到他身边，迅速、麻利地把我转了个圈，然后又将我放开，赞许道：

“不错，这孩子长得很结实……”

我跑到屋角，爬上一把皮沙发椅，这把沙发椅非常之大，能够躺下整个一个人，外公总是吹嘘它是格鲁津斯基王爷的宝座，我爬到沙发椅上，看大人们在一块玩是多么没意思，看钟表匠的面孔变化得是多么莫名其妙和令人生疑。他的脸上油脂麻花，水不渍渍，像要融化的样子；一旦他露出笑容，那两片厚嘴唇便跑到了右脸上去，小小的鼻子也随着滑向一边，好像盘子上的一只水饺。他的两只大招风耳朵莫名其妙地摇来晃去，一会儿和那只好眼睛上的眉毛一起向上抬起，一会儿又移向脸上的两块颧骨，看样子，只要他愿意，他能够用这两只像巴掌一样的大耳朵将自己的鼻子盖住。有时候，他一声叹息，嘴里伸出像杵槌似的暗红色的圆滚滚的舌头，接着，很麻利地在嘴的周围画个圆圈，再舔舔两片油脂麻花的厚嘴唇。所有这一切并不可笑，只能让人感到惊讶，使人不得不一直盯着看下去。

他们喝着掺了朗姆酒的茶——这东西有一种烧焦了的葱皮的气味；喝着外婆酿造的各种果酒——有金黄颜色的，有黑得焦油似的，也有翠绿翠绿的；吃着道地的自制果酱和罂粟籽奶油鸡蛋蜂蜜饼；他们一个个吃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一个劲儿地夸奖外婆。吃饱喝足后，每个人都红头涨脸，撑肠拄腹，一本正经地坐到各自的椅子上，懒洋洋地请雅科夫舅舅来上一曲。

雅科夫舅舅弯腰，拿起吉他，轻轻拨动一下琴弦，很不耐烦地勉强唱道：

啊，生活呀，生活，

满城风雨，自得其乐，

喀山来的贵妇啊，

请听我慢慢细说……

我觉得这支歌曲非常忧伤，可外婆却说：

“雅沙，来个别的吧，唱个好听点的，啊？记得吗，马特里娅，以前人们都唱些什么歌曲？”

女洗衣工理了理窸窣作响的连衣裙，一本正经地说：

“亲爱的，现在那些歌曲都不时兴了……”

舅舅眯缝起眼睛看着外婆，好像外婆坐得离他很远似的，但他仍然继续坚持弹他那些令人忧伤的曲调，唱那些让人心烦的歌词。

外公神秘兮兮地在跟钟表匠说话，手指头一个劲地在比画着什么；钟表匠扬起眉毛，直往母亲那边看，一面不住地点头，他那张油脂麻花的面孔变化无常，令人难以捉摸。

母亲总是坐在两个谢尔盖耶夫中间，跟瓦西里认真地小声交谈；瓦西里则叹道：

“是——啊，这事是应该想一想……”

然而，维克多满脸堆笑，两只脚蹭来蹭去，忽然尖声尖气地唱道：

“安德烈老爹，安德烈老爹……”

大家一下子静了下来，惊讶地看着他，洗衣女工正经八百地解释说：

“他这是从戏园子那儿学来的，那里就是这样唱的……”

这种枯燥无味的晚会开过那么两三次，后来，钟表匠在白天来了，是个礼拜日，刚做完午祷之后。当时我正坐在母亲的房间里，帮助她把一件破损绣品上的玻璃珠串起来，他冷不丁地一下子将门推开了个缝，外婆一脸惊慌地向屋里探一下头，马上又缩了回来，压低声音说：

“瓦里娅，他来了！”

母亲一动未动，毫无反应，这时，门又开了，外公站在门槛处，郑重其事地说：

“穿好衣服，瓦尔瓦拉，走吧！”

母亲既没有站起来，也没有看他，只是问了一句：

“去哪儿？”

“去吧，上帝保佑你！别争了。他这个人非常稳重，业务上是个行家里手，对列克谢来说，是个好的父亲……”

外公说话时态度极其庄重，两个手掌一直在腰的两侧摩挲着，两个胳膊肘弯在背后，一扽一扽的，就好像他的两只手一直想伸到前面去，而他却竭力不让它们向前伸去。

母亲心平气和地打断了外公的话：

“我跟您说吧，这事根本不行……”

外公向她迈近一步，伸出双手，像盲人似的，弯腰弓背，毛发竖立，哑着嗓子喊道：

“快走！不然——我拉着你走！揪住你的辫子……”

“拉着我走？”母亲站起身来问道；这时她脸色变得煞白，眼睛可怕地眯了起来；她迅速脱掉了外衣和裙子，只剩下一件衬衫，走到外公跟前，说：“您拉拉看！”

外公攥紧拳头，龇牙咧嘴地对她威胁说：

“瓦尔瓦拉，快穿好衣裳！”

母亲一只手推开外公，另一只手抓住门把手，说：

“喏，咱们走着瞧！”

“我诅咒你。”外公小声说。

“我不怕。那又怎么样？”

她打开了门，但外公一把抓住她的衬衣下襟，扑通一声，双膝跪了下来，口里喃喃道：

“瓦尔瓦拉，你这鬼丫头，你会毁了自己的！别再丢人现眼了……”

这时他低声地、如泣如诉地哀求道：

“老婆子呀，老婆子……”

外婆已经阻挡住了母亲的去路，她两只手像轰鸡似的在母亲面前挥舞着，她把母亲挡回门内，咬着牙埋怨道：

“瓦里卡，傻丫头，你怎么啦？回去，真不知害臊！”

她把我母亲推进屋里，将门扣上，冲外公弯下腰，一只手把他拉起来，另一只手指着他，威胁说：

“哎呀呀，你这个老恶魔，真是老糊涂了！”

她把他扶到沙发上，而他则像一个布娃娃似的一头栽倒在那里，张着大嘴，一个劲儿地直摇脑袋；外婆冲母亲喊道：

“快穿上衣服呀，你！”

母亲从地板上捡起连衣裙，说：

“我不去见他，听见了吗？”

外婆把我从沙发上一推，说：

“舀一勺水去，快点！”

她说话的声音不大，跟耳语差不多；心平气和，但非常威严。我跑进过道里，听见前院有沉重、均匀的脚步声，而母亲的房间里传出了她说话的声音：

“明天我就走！”

我走进厨房，坐在窗口，一切都像是在做梦。

外公长吁短叹，泣不成声，外婆一直在唠叨，后来，她砰的一声，把门一关，便什么都听不见了，静得有些瘆人。一想起外婆让我来舀水，我赶紧舀了一铜勺，来到过道——这时钟表匠从前院走了过来；他低着头，一面摸着皮帽子，一面在清理嗓子。外婆双手按着腹部，在他身后躬身一礼，低声说：

“您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他在台阶的门槛上绊了一跤，一下便跳到了院子里，而外婆一再在胸前画着十字，吓得浑身直打战，不知她是在暗暗地哭，还是在悄悄地笑。

“你怎么啦？”我跑上前去，问道。

她从我手里把勺子夺过去，将水泼了我一脚，喊道：

“你这是到哪儿打水去啦？把门关上！”

然后她到母亲房间里去了，而我呢，再次来到厨房，听们在旁边唉声叹气，感慨万端，哼哼嗨嗨的，好像在搬什么很重的东西似的。

天气晴朗，冬天的阳光透过两个结冰的玻璃窗，斜射进屋内；准备午餐的饭桌上，锡制餐具发出暗灰色的光芒，餐桌上摆放着一瓶棕红色的格瓦斯饮料，另外还有一瓶外公喜欢喝的深绿色的伏特加酒，里面泡有药慧草和金丝桃。透过冰雪已经融化了的玻璃窗，可以望见外面屋顶上耀眼的皑皑白雪；围墙木桩的顶端和为椋鸟搭建的鸟巢上拢起的雪堆，闪耀着银色的光芒。阳光洒落在我挂在窗框上的鸟笼上，我的那些小鸟在嬉戏玩耍：乖巧的小黄雀在欢快地歌唱；红肚子灰雀在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红额金翅雀发出抑扬婉转的叫声。但是，在这阳光灿烂，鸟声悦耳的欢快日子里，我却并不感到高兴，我不需要这样的天气，一切对我都不需要。我想把鸟都给放了，于是开始把笼子往下摘，这时外婆跑了进来，双手拍打着腰部，向炉炕奔去，嘴里一边骂道：

“哎呀，真是该死！你怎么啦，阿库林娜，老糊涂了……”

她从炉炕里拿出一个馅儿饼，用手指头在上面敲了敲，气恼地啐了一口唾沫。

“得，糊了！这下全烤焦了！哎呀，这该死的鬼炉灶，应该把你们统统砸碎！你们干吗老是瞪着眼睛，是猫头鹰吗？真该把你们一个个砸得稀巴烂，就像砸碎破瓦罐一样。”

这时，她气得哭了起来，拿着馅儿饼翻来覆去地看，用指头在烤煳的地方敲来敲去，硕大的泪珠洒落在一张张馅儿饼上。

外公和母亲来到了厨房；外婆把馅儿饼往桌子上一扔，震得盘子都跳了起来。

“瞧，烤成这个样子，全得怪你们，你们个个都不得好死！”

母亲高兴而安详地拥抱了外婆，劝她不必懊恼；外公的衣服皱皱巴巴，显得非常疲惫，他坐到桌旁，将餐巾系在脖子上，两只有些浮肿的眼睛在阳光的照射下眯缝着，嘴里一面嘟哝道：

“算啦，算啦，没关系！好馅儿饼又不是没吃过。上帝总是有些吝啬，他用几分钟时间就能毁掉你整年的心血……他从不承诺补偿。坐下吧，瓦里他在台阶的门槛上绊了一跤，一下便跳到了院子里，而外婆一再在胸前画着十字，吓得浑身直打战，不知她是在暗暗地哭，还是在悄悄地笑。

“你怎么啦？”我跑上前去，问道。

她从我手里把勺子夺过去，将水泼了我一脚，喊道：

“你这是到哪儿打水去啦？把门关上！”

然后她到母亲房间里去了，而我呢，再次来到厨房，听们在旁边唉声叹气，感慨万端，哼哼嗨嗨的，好像在搬什么很重的东西似的。

天气晴朗，冬天的阳光透过两个结冰的玻璃窗，斜射进屋内；准备午餐的饭桌上，锡制餐具发出暗灰色的光芒，餐桌上摆放着一瓶棕红色的格瓦斯饮料，另外还有一瓶外公喜欢喝的深绿色的伏特加酒，里面泡有药慧草和金丝桃。透过冰雪已经融化了的玻璃窗，可以望见外面屋顶上耀眼的皑皑白雪；围墙木桩的顶端和为椋鸟搭建的鸟巢上拢起的雪堆，闪耀着银色的光芒。阳光洒落在我挂在窗框上的鸟笼上，我的那些小鸟在嬉戏玩耍：乖巧的小黄雀在欢快地歌唱；红肚子灰雀在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红额金翅雀发出抑扬婉转的叫声。但是，在这阳光灿烂，鸟声悦耳的欢快日子里，我却并不感到高兴，我不需要这样的天气，一切对我都不需要。我想把鸟都给放了，于是开始把笼子往下摘，这时外婆跑了进来，双手拍打着腰部，向炉炕奔去，嘴里一边骂道：

“哎呀，真是该死！你怎么啦，阿库林娜，老糊涂了……”

她从炉炕里拿出一个馅儿饼，用手指头在上面敲了敲，气恼地啐了一口唾沫。

“得，糊了！这下全烤焦了！哎呀，这该死的鬼炉灶，应该把你们统统砸碎！你们干吗老是瞪着眼睛，是猫头鹰吗？真该把你们一个个砸得稀巴烂，就像砸碎破瓦罐一样。”

这时，她气得哭了起来，拿着馅儿饼翻来覆去地看，用指头在烤煳的地方敲来敲去，硕大的泪珠洒落在一张张馅儿饼上。

外公和母亲来到了厨房；外婆把馅儿饼往桌子上一扔，震得盘子都跳了起来。

“瞧，烤成这个样子，全得怪你们，你们个个都不得好死！”

母亲高兴而安详地拥抱了外婆，劝她不必懊恼；外公的衣服皱皱巴巴，显得非常疲惫，他坐到桌旁，将餐巾系在脖子上，两只有些浮肿的眼睛在阳光的照射下眯缝着，嘴里一面嘟哝道：

“算啦，算啦，没关系！好馅儿饼又不是没吃过。上帝总是有些吝啬，他用几分钟时间就能毁掉你整年的心血……他从不承诺补偿。坐下吧，瓦里娅……算啦！”

他似乎有点精神不正常，吃饭时口口声声地讲上帝，讲罪孽深重的亚哈，讲做父亲的沉重的命运，外婆生气地阻止他说：

“你呀，吃你的饭吧！”

母亲闪动着明亮的眼睛，一直有说有笑。

“怎么，刚才吓坏了吧？”母亲推我一下，问道。

不，当时我并不害怕，可是现在我却不知如何是好，只觉得莫名其妙。

他们跟过节的时候一样，吃了很长时间，而且吃得很多，让人非常厌烦；好像他们不是原来那帮人似的——半个小时前，他们还在相互吵骂，差点要打起来，个个哭天抹泪的。不知为什么，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是严肃认真的，他们是不轻易落泪的。无论是他们的眼泪还是喊叫，他们相互间的种种折磨，经常的感情爆发和迅速的平息，对于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越来越不再引起我的注意，我也很少再为这种事激动了。

很久之后我才明白，一般地说，生活贫困、乏味的俄罗斯人，喜欢拿痛苦来寻开心，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把痛苦当儿戏，很少因不幸而感到羞愧的。

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痛苦——是节日，火灾——是乐趣，在空无表情的面庞上——伤疤也是一种修饰……

第十一章

这件事情之后，母亲一下子变得坚强起来，挺直了腰杆，俨然成了家里的女主人，而外公则却变得无声无息，心事重重，寡言少语，与往日相比，判若两人。

他几乎足不出户，整天一个人待在阁楼上，读一本神秘兮兮的书——《我父亲的笔记》。他把这本书锁在箱子里，我不止一次地发现，外公在取出书之前总要先净净手。这本书的开本很小，但是很厚，棕红色的羊皮封面；在扉页前面的浅蓝色封二上，有一行褪了色的花体字，非常醒目：“尊敬的瓦西里·卡希林留念”；下面落款的姓氏很奇怪，字迹潦草，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小鸟。外公小心谨慎地翻开厚重的书皮，戴上银边眼镜，望着书上的题词，有很长时间一直在耸动鼻子，想把眼镜戴好。我不止一次地问过他：“这是本什么书？”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这你用不着知道。等将来我死了，我会把它留给你的，连同那件貂绒大衣，一块儿留给你。”

他跟母亲说话的态度，开始变得缓和一些，说的话也少了；母亲的话他也能够细心倾听了，像彼得伯伯那样，眼睛忽闪忽闪的；末了把手一挥，嘟囔着说：

“好吧，随你的便！你爱咋办就咋办……”

他箱子里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衣服：花缎裙子、绸子背心、银线绣边的丝绸长衫，还有镶着珠子的女式双角帽和盾形头饰、各种花哨的帽子和三角巾、分量很重的莫尔多瓦项圈和用不同颜色宝石串起来的项链；他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地抱到母亲的房间里，摆放在几把椅子和几张桌子上；母亲欣赏着这些宝贝，而外公却说：

“当年我们穿得比现在可好看多了，也阔气得多！衣服考究，但生活简朴，比较和谐。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一去不复返了！喏，试试，穿上试试……”

有一次，母亲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一会儿，出来时穿了一件绣着金边的蓝长衫，头戴镶有珍珠的双角帽；她向外公深深地鞠了一躬，问道：

“不错吧，父亲大人？”

外公干咳一声，人一下子变得容光焕发起来；他张开双手，舞动着指头，围着她转了一圈，像做梦似的含混不清地说：

“哎呀，瓦尔瓦拉，你要是有大把的钱，身边又都是些好人，那该有多好……”

现在，母亲住在前院的两间房子里，她那里时常有客人走动，最常来的要数马克西莫夫兄弟了：一个叫彼得·马克西莫夫，是位身材魁梧的军官，美男子，留着浅黄色的大胡子，蓝眼睛，就是那个外公曾经当着他的面把我打一顿的人——因为我向老贵族的秃头上吐了唾沫；另一个叫叶夫根尼·马克西莫夫，个子也很高，细长腿，脸色很白，留着黑黑的短胡子。他的眼睛大大的，像两只李子，他身穿浅绿色的制服，金色的纽扣，狭窄的肩头上有两个金黄色的缩写字。他常常很潇洒地将头一摆，将波浪般的长发，从宽阔的前额一直甩到后面；他的微笑显得十分敦厚，讲什么事情时声音总是有些低沉，一开口少不了来句客气话：

“是这么回事，我是想……”

母亲眯起眼睛，嘿嘿地笑着，听他说话，并常常打断他的话：

“您呀，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整个一个小孩子，对不起……”

那位军官用宽大的手掌拍着膝盖，叫道：

“就是个小孩子嘛……”

圣诞节节期大家过得非常热闹与快乐，母亲那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衣着漂亮的人来来往往，母亲自己也打扮一新，而且总是最为出众，然后和客人们一同离去。

每当母亲和这帮花枝招展的客人走出大门后，整座房子就好像钻入地下了似的，到处都变得静悄悄的，令人心烦意乱。外婆像一只老母鸡到各个房间里去走走看看，把东西整理好；外公则背靠着炉炕的暖墙，自言自语地说：

“喏，算了，好吧……什么乱七八糟的，咱们走着瞧……”

圣诞节过后，母亲把我和萨沙——米哈伊尔舅舅的儿子——送进了学校。萨沙的父亲又结婚了，而后妈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丈夫前妻的这个儿子，经常打他，在外婆的坚持下，外公才把萨沙接到家里来。我们在学校里学了一个月左右，我记得，学的东西不外乎是回答问你的一个问题：

“你姓什么？”不能简单地回答说：

“彼什科夫。”而必须说：

“我姓彼什科夫。”

同样，也不能对老师说：

“你呀，老兄，别瞎嚷嚷，我不怕你……”

我一上来对学校就非常反感。我表哥从一开始就感到十分满意，一下子结交了许多伙伴，但有一次上课时他睡着了，在梦中忽然大叫：

“我再也不……”

被叫醒后，老师叫他离开课堂一会儿，为此，他被同学们狠狠地嘲笑一通；第二天，我俩一块儿去上学，走到通往干草广场的山峪时，他停下来对我说：

“你上学去吧，我不去了！我还不如去玩儿呢。”

他蹲下身，把书包小心地埋进雪堆里后便走了。当时是一月天，天气晴朗，到处洒满了灿烂的阳光，我非常羡慕表哥，但我还是横下一条心上学去了——我不想让母亲感到伤心。萨沙埋在雪里的书包，当然给弄丢了；因此，第二天他不去上学便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可是到了第三天，他的这一行为已经被外公知道了。

我们被叫去进行审问——坐在厨房桌旁具体审问的有外公、外婆和我母亲，记得萨沙对外公的提问，回答得非常可笑：

“你究竟为什么不去上学？”

萨沙怯生生地盯视着外公的脸，从容不迫地回答说：

“忘记学校在什么地方了。”

“忘记了？”

“是的。我找呀，找呀……”

“你跟着列克谢不就得了，他知道学校在哪儿！”

“我把他给丢了。”

“把列克谢丢了？”

“是的。”

“这怎么会呢？”

萨沙想了一下，叹道：

“暴风雪很大，什么也看不见。”

大家全都笑了，因为那些日子，天气晴朗，风和日丽。萨沙赔着小心，也露出了笑容，可是外公龇着牙，挖苦地问道：

“你不会拉住他的手，拽着他的腰带吗？”

“我拉了，但大风把我给吹开了。”萨沙解释说。

他说话时显得无精打采，露出一副万般无奈的样子；听着他编的这些愚蠢的、毫无用处的瞎话，我感到非常尴尬；他这种顽固劲儿真让我非常惊讶。

我们被打了一顿，然后家里决定雇一名专门送我们上学的人；这人是个小老头，以前当过消防队员，一条胳膊有残疾，他应该进行监督，不要让萨沙在上学的半道上跑到别处去。但是这同样也无济于事：就在第二天，表哥刚走到山峪边，便忽然弯下身子，把一只脚上的毡鞋脱下来，向远处扔去，然后又脱掉另一只，朝另一个方向扔去，自己光穿着袜子，拔腿向广场跑去。老头儿一声惊叫，一溜小跑，赶紧去捡毡鞋，然后，惊慌失措的他，把我领回家了。

整整一天，外公、外婆和我母亲，都在满城寻找逃走的萨沙，直到晚上，才在修道院旁边的奇尔科夫小酒店里找到他，当时他正在给大家跳舞取乐呢。他被领回家后，这孩子始终一言不发，弄得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甚至都没有打他；他跟我一块儿躺在吊床上，把腿跷得老高，脚底掌直蹬着天花板；他小声跟我说：

“后妈不喜欢我，父亲也不喜欢我，连爷爷都不喜欢我，干吗我要跟他们一起生活？我这就去问奶奶：哪里有强盗，我去投奔他们，到时候你们全都会知道……咱们一块儿跑好不好？”

我不能跟他一起跑：当时我有自己的目标——我决心要当一名军官，留着浅黄色的大胡子，为此，我必须得学习。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表哥后，他想了想，便同意了我的计划，说：

“这样也好。等你当了军官，我已经是强盗头目了，那时你就得到处抓我，谁打死谁还说不定，没准儿还能生擒活捉呢。反正我不会杀死你。”

“我也不会杀死你。”

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这时外婆来了，她爬到炉炕上，看了看我们，开口说：

“干什么哪，小耗子们？哎呀，两个孤儿，两块破碎的瓦片！”

她觉得我们非常可怜，于是便大骂萨沙的后妈——小酒馆老板的胖女儿，我的娜杰日达舅妈；然后把所有的后妈和继父骂了个遍，而且顺便还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位圣明贤达的隐士约拿，少年时和后妈发生争执，求上帝进行裁决；他的父亲是乌格齐人，是白湖上的一位渔民——

年轻的妻子起了歹意，

一心要置丈夫于死地，

她把安眠药投进啤酒，

使他昏昏沉沉，不知所以；

再将他放入橡木小舟，

犹如放进了小小的棺木——

一块容身的方寸之地。

她抓起槭木打造的桨叶，

亲自驾起小舟，

向白湖的中心划去。

那里暗藏着险恶的漩涡，

这妖妇干起了无耻的行径。

她将身子一斜，来回一晃，

转瞬间，小木舟倾覆湖中。

丈夫像铁锚一样沉入湖底，

而她却迅速向岸边游动。

上岸后，她一头扑倒在地，

呼天抢地，泣不成声，

她的假慈悲骗过了好心的众人，

大家将她的话信以为真，

和她一块儿落泪，

同她一起伤心：

“哎哟，你年纪轻轻就守寡！

这可是女人最大的不幸，

不过我们的生活全凭天意，

生死全由上帝决定！”

只有约拿心存怀疑，

不相信后妈的眼泪，

他伸出小手按住她的心口，

怯生生地对她说：

“后妈呀，后妈，你是我命运的机缘，

可你是一只夜行鸟，诡计多端，

我不相信你的泪水，

因为你的心正在欢呼雀跃，乐而忘返！

让我们现在对天发誓，

问一问上天诸位神灵：

随便请人拿出一把宝剑，

请他把利剑抛向万里晴空，

你说的若是实话——宝剑取我的性命，

我说的若是实话——宝剑直落你的头顶！”

后妈瞅了他一眼，

横眉怒目，七窍生烟，

她猛然站起身，

跟约拿争辩道：

“哎呀，你这个不长脑子的畜生，

你这个不足月的杂种，

你都胡诌些什么？

怎么会有这种言行？”

人们看着他们，悉心倾听，

都认为此事疑窦丛生，

大家左右为难，暗自思忖，

彼此间议论纷纷。

后来一位老渔夫挺身而出，

向大家躬身一礼，

然后道出自己的决定：

“善良的人们啊，

请你们把宝剑递给我，

由我来将它抛向天空，

等它落下时，肯定能找到真凶！”

人们把宝剑递给老人，

他接过宝剑，抛向头顶，

宝剑像飞鸟一样，直插云霄，

等来等去，仍不见踪影。

人们脱下帽子，聚作一团，

凝神仰望明净的天空，

大家默默无语，黑夜也悄然无声，

空中的宝剑，仍迟迟不见踪影！

朝霞在湖面上冉冉升起，

后妈洋洋得意，脸上露出了笑容，

刹那间宝剑像飞燕一样落下，

直接刺中后妈的心胸。

善良的人们双膝跪下，

只听见一片祈祷声：

“上帝保佑，感谢你主持了公正！”

老渔夫拉着小约拿的手，

领着他到远方去修行。

修道院就坐落在光明的直尔任查河畔，

附近就是基杰什这座无形之城……

第二天，我睡醒后，发现自己长了一身红斑，原来是出水痘了。我被安置到后面的阁楼上，在那里一躺就是很久，什么也看不见，手脚被很宽的绷带绑得结结实实，尽做些各种各样的噩梦，有一个噩梦差点儿要了我的命。只有外婆经常来看我，她像喂婴儿似的一勺一勺地喂我吃东西，给我讲很多很多的故事，而且每次都是新的内容。有一天晚上，我的身体已经康复，躺在那里手脚已经不再捆绑了——只有手指头还用绷带裹住，以免我在脸上胡乱抓挠——不知为什么，外婆这天来得比平时都要晚，这使我感到非常不安；忽然，我看见她了：她躺在门外满是灰尘的阁楼台阶上，脸部朝下，胳膊张开，像彼得伯伯那样，脖子被割开一半；一只大猫从落满尘土的昏暗角落里瞪着两只绿眼睛，贪婪地向她慢慢走过去。

我急忙从床上跳下来，用脚踢，用肩撞，把窗户框打掉，纵身跳到院子里，落在一个雪堆上。那天晚上母亲那里有许多客人，谁都没听见我砸碎玻璃、打掉窗框的声音，所以我在雪地里躺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什么地方都没有摔坏，只是一条胳膊脱了臼，身上被玻璃狠狠划了几道，但是我的两条腿不听使唤了；于是我躺了三个月，完全不能动窝；我只能躺在那里洗耳恭听：家里越来越热闹，楼下开门关门的声音不绝于耳，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风雪在门外肆虐，屋顶被刮得哗啦啦直响，令人心烦意乱；门内阁楼上，四下透风，烟囱在发出悲鸣；阵阵狂风传来刺耳的呼啸声；白天，乌鸦嘎嘎的叫声不断，夜深人静时，只听见旷野狼群凄厉的嚎叫声，在这种音乐的伴奏下，我的心在成长壮大。后来，春天慢慢地到了，它怯生生地、悄无声息地，但却一天天更加亲切地透过三月清澈明媚的阳光，小心翼翼地窥探着每一个窗口；猫在屋顶和阁楼上开始活跃起来，叫声不断，春天的信息透过墙壁传了进来，晶莹透明的小冰柱正在涣然冻释；融化了的雪水正从屋顶的高处往下流淌；马车的铃声也比冬天更加清脆响亮了。

外婆经常来看我；我发现她说话时嘴里常带有一股白酒的气味，而且越来越浓重；后来她来时老是带一只白颜色的大茶壶，把它藏到我的床底下，冲我使个眼色，说：

“你呀，我的心肝宝贝，千万不能对你外公这位灶王爷说呀！”

“你干吗要喝酒呢？”

“少插嘴！长大后——你就会明白……”

她就着壶嘴喝了一口，用袖子擦擦嘴唇，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问道：

“好啦，我亲爱的小少爷，昨天我讲什么来着？”

“讲到我父亲。”

“讲到哪儿啦？”

经过我的提醒，她便像小河流水似的，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是她自己向我讲起我父亲的事的；有一次，她到我这里来，没有喝酒，样子显得很忧伤，一脸倦容，她说：

“我梦见了你父亲，他好像在田野里行走，手里拿一根核桃木棍子，吹着口哨，身后跟着一条小花狗，舌头一伸一伸的。不知为什么，最近我经常梦见马克西姆·萨瓦捷伊奇，显然，他的灵魂未能得到安宁，还在四处游荡……”

她一连几个晚上都在讲我父亲的故事；这些故事跟她讲的其他故事一样好听。

我爷爷行伍出身，当过军官，因为虐待下属，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父亲就是在西伯利亚出生的。当时家里生活很苦，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常常从家里逃走。有一次，爷爷为寻找父亲，带着几条狗到森林里像猎兔子似的好一通搜寻；还有一次，逮到父亲后，把他一顿猛揍，多亏邻居们把他拉走藏了起来。

“小孩子总要挨打吗？”我问道；外婆平心静气地回答说：

“总要挨打的。”

奶奶死得很早，父亲刚九岁时，爷爷又去世了，他只好跟着当木匠的教父生活，教父让他参加彼尔姆市的同业行会，教他木匠手艺，但是父亲离开了他，到集市上去给瞎子领路，十六岁上来到下诺夫哥罗德，在一艘轮船上干活，给一位包工木匠打下手。二十岁时他已经是一位很好的细木工、裱糊匠和装修工了。他的店铺作坊紧挨着外公家，就在科瓦利赫大街。

“围墙虽然不高，可人倒是挺麻利，”外婆笑道，“是这么回事。我和瓦里娅正在花园里采摘马林果，他——你父亲——突然从围墙外面跳了进来，我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穿着白衬衫，绒布裤子，然而打着赤脚，没戴帽子，长头发上系了一根皮筋，从苹果树中间走了过来。他是来求婚的！我以前看见过他；他常从我们的窗前走过，现在，看见他，我心里想：这小伙子挺不错的！他一过来，我就问他：

“‘小伙子，你怎么不堂堂正正地进来呀？’

“可他扑通一声便跪了下来，说：

“‘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我整个人全都在这儿了，我的整个灵魂、心思，也全都呈现在你面前了；这不——瓦里娅也在这儿，看在上帝的分上，帮帮我们吧，我们想结婚！’

“当时我一下子愣住了，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一瞧，你母亲这个机灵鬼，躲在苹果树后面，脸红得跟马林果似的，正在跟他打手势呢，她自己眼睛里也含着泪水。我说：

“‘哎呀，你们这两个遭天打的，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你疯了吗，瓦尔瓦拉？’我说：

“‘还有你，小伙子，你也该想一想：这朵花你配不配来摘取？’

“你外公当时很富有，孩子们还没有分家，有四处房产，既有钱，又有名气；前不久，还因为一连当了九年的行会会长，奖给他一顶带金丝绦带的帽子和一身制服呢，当时他可神气啦！我告诉他们俩事情该怎么办，可我自己都吓得浑身直发抖，加上我又觉得他们非常可怜：两个人全蔫了。这时你父亲说：

“‘我知道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不会同意把瓦里娅嫁给我的，我想悄悄地把她娶走，只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

居然要我来帮忙！气得我当即给了他一巴掌，他连躲都没躲，说：

“‘就是你用石头砸我，我也认了；只求你能够帮帮我们，反正我是不会退缩的！’

“这时瓦尔瓦拉走到他身边，一只手搭在他肩上，说：

“‘你告诉她，其实我们早就结过婚了，还在五月份的时候，现在我们只需要举行一下婚礼。’

“这一下可把我给气昏了，我的老天爷呀！”

外婆笑了起来，全身都在颤动，然后她闻了闻鼻烟，擦去眼泪，高兴地叹了口气，接着讲道：

“什么叫结婚，什么叫举行婚礼，这种事你还不懂得；不过要是一个姑娘没有举行婚礼便生孩子，那可是一种大逆不道！这一点你可要牢牢记住，你长大后可不要引诱姑娘们干这种事；这样的话，你造的孽可就大了，姑娘会遭到不幸，孩子也是非法的，你一定要记住，要当心！人生在世，一定要怜惜妇女，真心诚意地爱她们，可不能玩世不恭，逢场作戏；我这可是对你认真说的！”

她坐在椅子上轻轻摇晃着，陷入了沉思，然后，忽然又来了精神劲儿，开始说：

“喏，事情可怎么办呢？我打马克西姆的脑袋，揪瓦尔瓦拉的头发，可他却很理智地跟我说：

“‘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瓦尔瓦拉也说：

“‘您还是先想想该怎么办吧，打的事——以后再说！’

“我问他：

“‘你手里有钱吗？’

“他说：

“‘有，不过我给瓦里娅买戒指，花了。’

“‘你手里就这几卢布吗？’

“‘不，差不多有一百卢布呢。’

“而当时的钱很值钱，东西很便宜；我看着他们俩——你的父母，心里想，你们这些年轻人啊，都是些傻瓜！你母亲说：

“‘因为怕你们看见，我把戒指藏在地板下了，可以把它卖了！’

“唉，还完全是两个孩子！不过，说来说去，最后说好，过一个礼拜给他们举行婚礼，事情由我亲自和神父进行安排。而我自己则大哭一场，一直提心吊胆，怕老爷子知道，瓦里娅也非常紧张。

“喏，事情总算安排好了！

“不过你父亲有个仇人，是位师傅，此人不怀好意，对这件事早有猜疑，并且一直在暗中盯着我们。就这样，我把我唯一的女儿打扮一新，穿上最漂亮的衣服，领到大门外；一辆三驾马车就在街角等着，瓦尔瓦拉上了车，马克西姆一声口哨——马车便扬长而去！我回家时眼泪汪汪的——突然，这个人朝我迎面走来，并且恬不知耻地跟我说：

“‘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我这个人心地善良，不想干涉别人的人生大事，只不过因此你得给我五十卢布！’

“可是我没有钱，因为平时我不喜欢钱，也就没有积攒，于是，我一时糊涂，便对他说：

“‘我现在没有钱，也不会给你！’

“‘你答应以后给也行呀！’他说。

“‘怎么答应——以后我到哪儿去弄钱？’

“‘喏，你丈夫有钱，从他那里偷点，这有什么难的？’他说。

“我也真是笨，应该跟他多磨一会儿，拖住他，可我只是冲着他那副嘴脸，啐了一口，就回家去了！他赶在我的前头，跑进院子——便张扬开了！”

外婆闭上眼睛，微笑道：

“直到今天，一想起他们干的这种鲁莽事儿，还叫人感到不寒而栗！你外公听说后火冒三丈，咆哮如雷，这还了得？平时，他打量着瓦尔瓦拉，夸耀说：我要把她嫁给一个贵族，一位老爷！

“这下可好——什么贵族、老爷！万能的圣母比我们更清楚：谁跟谁有缘。你外公像火烧着了似的，满院子蹦来跳去，把雅科夫和米哈伊尔喊出来，又把那个麻脸师傅和车夫克里姆叫了出来；他拿着短柄流星锤——哑铃上拴一根皮带，米哈伊尔抄起火枪；我们家的马都是好马，性情暴烈，加上那辆四轮马车——轻便快捷，我想，这下肯定能够追上他们！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瓦尔瓦拉的守护天使忽然让我茅塞顿开——我拿起刀，把车辕上的轭索割了一道口子；心想，这下好了，路上一定会断的！事情果然不出所料：半道上轭索突然断了，差一点没把你外公、米哈伊尔，还有克里姆当场摔死；他们被耽误了下来；等他们把马车修好，赶到了教堂，瓦里娅和马克西姆已经举行完婚礼，正在教堂门口的台阶上站着呢；真是老天有眼呀！我们家这老少几个，不由分说，扑过去就要打马克西姆；嘿，怎奈马克西姆身强力壮，气力过人！一下子便把米哈伊尔掀翻到台阶下，摔断了胳膊，把克里姆也摔伤了；你外公和雅科夫舅舅，还有那个麻脸师傅，全给镇住了。

“马克西姆虽然在气头上，但却没有失去理智；他对你外公说：

“‘快把流星锤收起来，别在我面前摇来晃去；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可是一旦它到了我的手里，那可就是上帝的恩赐了，谁也别想从我这里再把它夺回去，别的我也不用再对你说什么了。’

“他们退了回去，你外公坐到马车上后，喊道：

“‘永别啦，瓦尔瓦拉，你不是我的女儿了，我也不想再见到你；你愿意怎么过就怎么过，冻死饿死——随你的便。’

“老爷子回到家里，打我，骂我，我只是逆来顺受，一声不吭，心想：一切都会过去的，如今木已成舟，有什么办法！过后，你外公跟我说：

“‘给我听着，阿库林娜，今后你再也没有这个女儿了，这一点你要好好记住！’”

“我心里想的一直是，赤发鬼，你说的这些，都是一派胡言；怨恨是坚冰，天一暖和就会融化的！”

我听得津津有味，全神贯注。外婆讲的有些地方使我感到惊讶，外公给我描述的我母亲的婚礼完全不是这样；他说当时他反对这桩婚事，婚礼过后也不许母亲进家门，但婚礼还是举行了；按照外公的说法——婚礼不是偷偷举行的，当时他也在教堂里。我不想问外公：这两种说法究竟谁说的更正确，因为外婆讲的故事更生动，我更喜欢听。她一边讲，身子一边摇晃，就跟坐在小船上一样。一旦讲到悲伤或可怕之处，她的身子就摇晃得更厉害了，一只手向前伸着，好像要从空中抓取什么东西似的。她常常半阖着眼睛，在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盲目的、善良的笑容，一双浓浓的眉毛在微微地颤动。有时候，她这种盲目的、与世无争的善良心态使我深受感动，但有时候我又很希望外婆能够说几句发狠的话，责骂几声。

“最初，大概有两个礼拜时间，连我也不知道瓦里娅和马克西姆在什么地方，后来有一个毛头小子从她那里来告诉我了。我等到礼拜六，装着要去做晚祷，我亲自到他们那儿去了！他们住的地方很远，在苏耶金斯基坡地的一间不大的厢房里，整个院子住的都是手艺人，到处都是垃圾，又脏又乱，闹哄哄的，可他们却不在乎，像两只快乐的小猫，在一块儿嬉戏玩耍。我尽可能给他们带了点东西：茶叶、白糖、各种杂粮、果酱、面粉、干菇和零花钱，不记得是多少了，是我从你外公那里悄悄偷出来的，因为只是我自己花，偷一点还是可以的！你父亲什么都不要，老大不乐意地说：

“‘我们是叫花子，咋的？’

“瓦尔瓦拉也帮着他说：

“‘哎呀，妈妈，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嗔怪他们说：

“‘傻小子，我和你谁跟谁呀？我是你丈母娘；至于你，傻丫头，我是你亲妈！难道你们要惹我生气吗？要知道，世上要是有人惹母亲生气，天上的圣母就会伤心落泪！’

“那好，这时马克西姆一下子把我抱了起来，而且满屋子地转悠，一边转悠，还一边跳着舞，他的力气可真大呀，整个一头大狗熊！而瓦里娅这鬼丫头在一旁仪态端庄，步履从容，像赞美新的布娃娃似的一个劲儿地夸奖丈夫；她睁大眼睛，东瞧瞧，西看看，俨然是一个管家婆，煞有介事地大谈起家务事来了，那神情看着实在叫人觉得好笑！她端来了就茶吃的摊面饼，硬得能够把狼的牙齿硌掉，而且奶酪——也都是些碎渣子！

“事情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你已经快要诞生了，可是老爷子仍然一声不吭，顽固得很，整个一个灶王爷！我悄悄地常去看他们，这事他好像知道，可又好像不知道。全家人都不许提瓦里娅的事，大家都闭口不谈，我也一声不吭，可是我自己心里清楚——做父亲的心是不会长期保持沉默的。这不，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一个暴风雪的夜晚，各个窗口好像有狗熊正在往里撞似的，烟囱发出呜呜的叫声，所有的妖魔鬼怪仿佛都挣脱了锁链，我和你外公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于是我就说：

“‘遇到这样的夜晚，穷人的日子可就难过了，要是心里再感到不踏实，那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这时你外公突然问道：

“‘他们俩过得怎么样了？’

“‘好像没什么，过得还挺好。’我说。

“‘你知道我指的是谁吗？’他说。

“‘指女儿瓦尔瓦拉和女婿马克西姆呗。’

“‘你怎么猜到我指的就是他们呢？’

“‘得了吧，老爷子，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这出戏不要再演下去了——有谁高兴看呢？’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唉，你们呀，全都是魔鬼，全是些面目可憎的恶魔！’

“然后，他进一步地问：

“‘那个大浑蛋，’他这是指你父亲，‘真的是个浑蛋吗？’”

“我说：‘那些自己不想干活，骑在别人脖子上靠人养活的人才是浑蛋呢，你睁开眼看看雅科夫和米哈伊尔吧——他们两个不都是浑蛋吗？家里谁在干活？谁在挣钱？是你。他们帮过你多大的忙？’

“于是他破口大骂起来，骂我是蠢货，下贱坯，纵容女儿和别人私奔，骂得别提有多难听了！

“我一声不响。他说：

“‘你一不了解他是哪里的人，二不了解他为人如何，怎么能够轻易相信他呢？’

“我仍然一言不发，等他说累了，我才说：

“‘你去看看就知道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了，他们过得好着呢。’可是你外公说：

“‘那也太抬举他们了，叫他们自己过来吧……’

“我一听他这话，高兴得甚至哭了起来；这时他把我的头发松开——他喜欢摆弄我的头发，嘟嘟囔囔地说：

“‘别哭了，傻瓜，难道我就那么没心肝吗？’

“要知道，你外公这个人以前好着呢，后来不知他怎么想的，认为再没有比他更高明的人了；从此以后，他就变得又爱发火，又愚蠢。

“这样，你父母他们就来了；那是个神圣的日子，是大斋前最后一个礼拜日；他们俩个子都很高，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马克西姆站在老爷子面前——比你外公高出一头，说：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以为我来是向你要嫁妆的，不，我是来向岳父大人请安的。’老爷子一听满心欢喜，嘿嘿笑道：

“‘我说你呀，傻大个儿，整个一个强盗！喏，有你撒欢的时候，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吧！’

“‘这要看瓦里娅什么意思了，我无所谓！’马克西姆眉头一皱说。

“他们两个当时就戗戗起来了，怎么也谈不到一起！我向你父亲又是递眼色，又是在桌下踩他的脚，可是不行，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他的两只眼睛很漂亮：清澈，快乐；眉毛黑黑的，有时候他把眉头一皱，眼睛便藏到眉毛下，板起脸，样子很倔强；他谁的话都不听，只听我的；我对他比对亲生儿子都好多了，他知道这一点，他也很喜欢我！他紧贴在我身边，有时候还拥抱我，再不就把我抱起来，满屋子转悠，嘴里一边说：

“‘你是我真正的母亲，像大地一样；我爱你胜过爱瓦尔瓦拉！’

“当时你母亲喜欢说笑，非常调皮，她一听这话便向你父亲扑了过去，嘴里喊道：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彼尔米亚克人，多难听呀！’

“就这样，亲爱的，我们仨在一块儿日子过得挺好！你父亲跳舞也是一把好手，唱的歌也很好听——是从瞎子们那里学来的，而瞎子——再没有比他们更好的歌手了！

“他和你母亲都搬过来了，住在花园里的一间厢房里；你就是在那里诞生的，当时正是中午——恰好赶上你父亲回来吃午饭。他那个高兴呀，像疯了似的，你母亲被他折腾得够呛，真是傻透了，好像他就不知道女人生孩子有多么艰难！他把我背在肩上，穿过整个院子，去向你外公报喜，说是又添了一个外孙，你外公甚至笑了起来，说：

“‘哎呀，马克西姆，就你的妖蛾子多！’

“可是你两个舅舅不喜欢你父亲——因为他从不喝酒，嘴头不饶人，点子又多，而且非常能干——为此，他们没少给他苦头吃！有一次，正逢大斋期，忽然刮起了大风，所有屋子都响了起来，呜呜直叫，怪吓人的，——大家都愣住了，是什么妖物在作怪？你外公吓得不得了，吩咐把各处的长明灯点上，跑前跑后地大声喊叫：

“‘赶紧祈祷！’

“忽然，所有的响声都没有了；这样大家更感到害怕了。你雅科夫舅舅猜想：

“‘这准是马克西姆捣的鬼！’

“后来马克西姆自己说了出来，的确是他在气窗处摆放了各式各样的玻璃瓶子，大风一吹，瓶子就发出呜呜的响声，不同的瓶子，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外公吓唬他说：

“‘开这种玩笑，马克西姆，小心再把你发配到西伯利亚，永远不得回来！’

“有一年天气特别冷，野外的狼群直往城里跑，有时咬死一条狗，有时把马给吓惊了，有个喝醉酒的守夜人就被狼吃了，狼群进城的事，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可是你父亲拿起猎枪，蹬上滑雪板，夜里去到野外；你还别说，还真的能拖回一只甚至两只狼来。他把狼皮剥下来，把狼头一撑，装上两只玻璃眼睛——看上去跟活的一样！正好你米哈伊尔舅舅到过道里去方便，冷不丁一看——掉头便跑，头发都竖起来了，眼珠子也鼓了起来，喉咙也堵住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他的裤子滑落下来，把他绊了个跟斗，嘴里有气无力地直嚷嚷：狼！狼！大家一听，立即抄起手边的家伙，打着灯笼，向过道奔去，到那儿一瞧，果然木箱子里有一只狼脑袋向外伸着！于是大家一通乱打，开枪射击，可是它全然不动！仔细一看——原来只是一张狼皮和一个掏空了的狼脑袋，狼的两条前腿用钉子钉在木箱子上！这时你外公非常恼火——对马克西姆大发雷霆。后来雅科夫也跟着起哄，学会了开这种玩笑：马克西姆好像用硬纸板做了个狼头——鼻子、眼睛、嘴巴都有，再粘上些麻絮当狼毛，然后便和雅科夫一起，来到街上，把狼的这种可怕嘴脸伸进人家的窗户——人家当然被吓坏了，大声呼救。而他们往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身上披个床单出去吓唬神父，神父吓得转身就往岗亭里跑，而值班巡警也被吓坏了，大喊救命。这种恶作剧他们搞了多次，怎么劝他们都不听；我也说过他们——别胡闹了；瓦里娅也说过，可是没用，他们不听！马克西姆总是笑着说：

“‘真来劲，看见人们因为一点小事就吓得抱头鼠窜，太有意思了！’

“跟他简直没法说……”

“后来，这种事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你米哈伊尔舅舅非常像你外公——心胸狭窄，爱记私仇，一心想除掉你父亲。这不，一个初冬的日子，他们做客回来，一共是四个人：马克西姆、你两个舅舅，还有一位教堂执事——此人因打死一个马车夫被赶出了教堂。他们从亚玛街走回来，把你父亲骗到久科夫池塘，说是去滑冰，像小孩子那样，不用穿冰鞋；他们连哄带骗，把他推进冰窟窿里，记得这件事我跟你讲过……”

“为什么两个舅舅这么歹毒？”

“他们不是歹毒，”外婆平心静气地说，一面闻着鼻烟，“他们只不过是——愚蠢！米什卡非常狡猾，但是很愚蠢；雅科夫倒没什么，但有点傻气……喏，他们把他推进冰窟窿里，但他又钻出水面，两手紧紧扒住冰窟的边沿，可是他们开始用脚踩他的手，他所有的手指头都被他们用鞋后跟踩破了。

“所幸他没有喝酒，而他们都醉醺醺的；在上帝的保佑下，他总算从冰层下面钻了出来，在冰窟窿中央，坚持把脸露在外面，以便呼吸；这样他们便够不到他，于是他们朝他头上扔了一会儿冰块也就走了——心想，他自己会沉下去的！然而他却爬了上来，立刻跑到警察局——警察局就在附近——他知道警察局就在广场上。警察分局局长认识他，也认识我们全家，便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外婆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感慨万千地说：

“上帝啊，请保佑马克西姆·萨瓦捷伊奇和你虔诚的信徒们安息吧，他是无愧于您的保佑的！

“因为他向警察隐瞒了事情的真相，他说：

“‘是我自己喝醉了酒，路过池塘，不小心掉进冰窟窿的。’

“‘不对，你从来不喝酒的呀！’警察分局局长说。

“不管怎么说，警察局的人用酒给他擦了身，换上干衣服，用皮袄裹着，把他送回家来了；分局局长亲自送他，随行的还有其他两个人。这时雅什卡和米什卡两个人还没有回来，到酒馆里转悠去了，到处去说你父母的坏话。我和你母亲一看马克西姆：他完全变了一个样子，浑身冻得发紫，手指全破了，在流着血，鬓角全白了！

“瓦尔瓦拉大叫一声：

“‘是谁把你弄成这副模样的？’

“分局局长东看看，西看看，盘问得非常仔细，我打心眼里感觉到：坏了，事情不妙！我让瓦里娅先稳住分局局长，自己背地里悄悄问马克西姆——到底怎么回事？他小声说：

“‘你赶快去迎着雅科夫和米哈伊尔，告诉他们，让他们说他们是在亚玛街和我分手的，之后他们俩就去波克罗夫卡大街了，而我呢，就说我拐到纺织胡同去了！千万别说错了，否则警察会叫他们倒大霉的！’

“我找到你外公，跟他说：

“‘你去招呼一下分局局长，我到大门外去等两个儿子。’

“然后，我告诉你外公出了什么娄子。他边穿衣服，边哆嗦，嘴里嘟囔着说：

“‘我早就知道会出这样的事！’

“你外公这是在信口胡说，他压根儿什么都不知道！唉，我拦住了两个孩子，啪啪给了他们两个耳光——米什卡吓了一跳，但马上就清醒过来了，而雅什卡这小子醉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不过他也嘟嘟哝哝地说：

“‘我什么也不知道，都是米哈伊尔干的，是他挑的头！’

“我们好说歹说，才稳住了那位分局局长——他真是位好好先生！他说：

“‘嘿，可得当心，要是你们家发生什么事，我一定要查清楚是谁的责任。’

“说完他就走了。你外公走到马克西姆面前说：

“‘喏，谢谢你，要是换个人，处在你的位置上，便不会这样说了，这件事我心里全明白！还有你，闺女，谢谢你把一位大好人领到爸爸家里来！’

“你外公这个人，只要他愿意，说话好听着呢，可是后来他却变糊涂了，心里话对谁也不说，自己把自己封闭了起来。后来，只有当我们娘仨在一块儿的时候，马克西姆·萨瓦捷伊奇才哭了起来，他仿佛在说梦话似的对我说：

“‘他们为什么要害我？我哪儿对不起他们了？妈妈，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没有管我叫‘岳母’，而是喊我‘妈妈’，完全像个孩子；他确实也是个孩子，就性格来说，的确像个小孩子。他问我：‘到底是为什么？’我放声大哭，我能够说什么呢？他们是我的儿子，我怜爱他们！你母亲把上衣上的所有扣子都扯掉了，披头散发地坐在那里，像刚打完架似的，大声吼道：

“‘我们走，马克西姆！两个哥哥把我们当成仇敌，我害怕他们，我们离开这里！’

“‘别火上浇油了，家里的火势已经够旺了！’我赶紧制止她。

“这时你外公正让这两个浑蛋前来请求宽恕；你母亲一见，立刻跳起来，向米哈伊尔扑过去，照他脸上就是几个耳光，这就是对他的宽恕！可你父亲则抱怨说：

“‘两位兄长，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因为你们这样，很可能会把我弄成残废，没有手我可怎么工作啊？’

“喏，就这样，马马虎虎他们算是和解了。之后你父亲大病一场，在床上躺了差不多七个礼拜，他偶尔和我提起，说：

“‘唉，妈妈，跟我们一起到别的城市去吧，这儿没多大意思！’

“没过多久，他要去阿斯特拉罕；那里夏天要准备迎接沙皇，你父亲承接了修建凯旋门的工程。他们是乘第一班轮船走的；和他们道别，我心里简直难受极了，实在是难舍难分，你父亲心里也很难受，一个劲儿地劝我，让我跟他们一块儿到阿斯特拉罕去。然而，瓦尔瓦拉可高兴了，甚至不想掩饰内心的快乐，真不害臊……他们就这样走了。就这些，全跟你讲了……”

她喝了口白酒，闻了闻鼻烟，若有所思地望望窗外的蓝天，说道：

“是啊，我跟你父亲没有血缘关系，可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有时候，外婆正在给我讲故事，外公忽然走了进来；他仰起自己那张黄鼠狼脸，用尖鼻子在空气中东闻闻，西闻闻，狐疑地打量着外婆，看见她正在讲故事，嘴里便嘟囔道：

“瞎说，尽瞎说……”

他突然问我：

“列克谢，她刚才喝酒了吗？”

“没喝。”

“你在撒谎，从你眼睛里我就能够看出来。”

然后，他犹疑不决地走了。外婆在他背后挤了挤眼睛，说了句俏皮话：

“阿夫杰依，您赶快走人；别惊着了我的马群……”

有一次，他站在屋子中间，眼睛看着地板，小声问道：

“老婆子？”

“啊？”

“那事情怎么样了，你看到没有？”

“看到了。”

“你怎么认为？”

“老爷子，都是命啊！还记得你总是说要她嫁个老爷的话吗？”

“嗯，记得。”

“他就是一位老爷。”

“一个穷光蛋。”

“喏，那是她的事！”

外公走了。我感到有点不对劲儿，便问外婆：

“你们讲的什么事情呀？”

“什么事你都要打听，”外婆抱怨说，一面在给我揉腿，“从小爱打听——老了就没什么可问了……”说着，她摇晃着脑袋，笑了起来。

“唉呀，老爷子，老爷子，在上帝心目中你太微不足道了！廖尼卡，这事你可不许乱说！你外公彻底破产啦！他借给一位老爷一大笔钱，可那位老爷破产了……”

她脸上带着笑容，陷入沉思，久久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宽大的脸庞上布满了皱纹，显得忧心忡忡，黯然伤神。

“你在想什么呀？”

“我在想给你讲点什么呢。”外婆忽然来了精神，“喏，就讲叶夫斯季格涅伊的故事吧，好不好？你听着：

从前有一位教堂执事，

名字叫叶夫斯季格涅伊。

他认为自己聪明绝顶，老子天下第一，

神父、贵族全不在话下，

连资格最老的看家狗，

也无法和他相比！

他走起路来，

昂首阔步，像只公火鸡，

自称是美人鸟西林，

左邻右舍他教训个遍，

没有一件事合他的心意。

抬头看看——教堂太矮！

低头瞧瞧——街道太挤！

苹果他认为不够红！

太阳不应该早升起！

不管大家跟他说什么，

他总是说——

外婆鼓起腮帮子，瞪大眼睛，她那慈眉善目的脸庞，看上去有些傻相和滑稽，她有气无力地用低沉的声音说：

这些事我样样都行，

做起来比谁都麻利，

只是我实在没时间，

——心有余而力不足。

她沉默片刻，满面笑容地接着小声往下讲：

一天夜里，

小鬼们来找这位执事：

“执事先生，

你对这里是不是很不满意？

那就跟我们一起，到地狱里去，

那里的炭火正旺着呢！”

聪明的教堂执事

还没来得及戴上帽子，

小鬼们一拥而上

将他死死抓在手里，

拖的拖，挠的挠，大呼小叫，

有两个干脆骑在他脖子上，

最后把他扔进了地狱的火炕。

“叶夫斯季格涅伊，在这里感受如何？”

教堂执事酷热难耐，向四下打量，

双手叉着腰，

高傲地噘着嘴说：

“你们这地狱呀，黑幕重重，乌烟瘴气！”

她用浑厚的声音，慢条斯理地讲完了这个寓言故事，脸上表情一变，笑嘻嘻地跟我解释说：

“这个叶夫斯季格涅伊没有认输，顽固坚持自己那一套，执迷不悟，跟咱们家老爷子一模一样！好啦，到时候了，该睡觉了……”

母亲很少到我住的阁楼上来，即便来了，跟我待在一起的时间也不长，匆匆忙忙说几句话就走。最近她变得越来越漂亮了，穿得比以前也更好了，但是从她身上，就跟从外婆身上一样，总使我感到发生了某种新的、不让我知道的情况，这只是我的感觉和猜想。

外婆的故事对我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连她讲的关于我父亲的往事也无法平息我心中的疑虑与不安，我的这种情绪有加无已，与日俱增。

“为什么父亲的灵魂不能安息呢？”我问外婆。

“这我怎么知道？”她半闭着眼睛说，“这是上帝的事，由上天做主，我们无法知道……”

我整夜整夜地失眠，透过蓝色的窗户，遥望夜空，只见群星在天际缓缓移动，我忽发奇想，杜撰出一些伤感的故事，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我的父亲，他总是独来独往，孑然一身，手里拿一根棍子，一条长毛狗紧随其后……

第十二章

有一回，傍晚时我睡着了，醒来后，我的两条腿也有了知觉；这时我把腿从床上放下来，站在地板上——可是它们却又不听使唤了，但是我已经有了信心：相信我的腿是好的，将来还可以走路。这太让人兴奋了，我高兴得叫了起来，把全身的重量都放在两条腿上，可是我摔倒了，不过我立刻向门口爬去，沿着楼梯往下爬，我能够清楚地想象出，楼下的人看见我时有多么惊讶。

不记得我是怎样来到母亲房间的了；我坐在外婆的膝盖上，有好多我不认识的人站在她的面前，一个穿绿衣裳的干瘪老太婆嗓门比谁都高，她严厉地说：

“给他灌马林果汁，把头包起来……”

她浑身上下都是绿颜色——连衣裙是绿的，帽子是绿的，脸也是绿的，甚至眼睛下面那颗痣上长的一撮毛也像一撮青草似的。她的下嘴唇向下耷拉着，上嘴唇往上翻着，看我的时候露出她那满嘴的绿牙，还用那只戴着绣有花边的无指黑手套的手半遮着眼睛。

“她是谁呀？”我小心地问道。外公不耐烦地回答说：

“她也是你奶奶……”

母亲嘿嘿一笑，把叶夫根尼·马克西莫夫推到我跟前说：

“他就是你父亲……”

她的话说得很快，听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马克西莫夫眯起眼睛，俯下身跟我说：

“我送给你一盒油彩。”

屋子里非常明亮，前面一个角落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有一台银质枝形灯，五根蜡烛同时都点着，蜡烛中间是外公心爱的圣像——“勿哭我，圣母”，圣像衣饰上的珍珠在灯光的映照下光彩夺目，清澈明亮，圣像头顶金色光环上镶嵌的红宝石闪闪发光。有几张模糊不清的圆脸，从外面紧贴在临街的玻璃窗上，他们一声不吭，把鼻子都挤扁了；周围的一切仿佛在向某个地方飘动，而那位一身绿色的老太婆用她那冰冷的手指摸了摸我的耳朵说：

“一定要让他喝，一定……”

“他晕过去了。”外婆说罢，便抱着我向门口走去。

但我并没有晕过去，我只是闭上了眼睛；当她抱着我上楼的时候，我问她：

“这事儿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呢？……”

“你呀，算啦，别说了！”

“你们在骗人……”

她把我放到床上后，自己便一头扑在枕头上，放声大哭起来，浑身都在哆嗦，肩膀抖动得很厉害，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她抽抽搭搭地说：

“你也哭吧……都哭出来……”

我不愿意哭。阁楼上又暗又冷，我浑身发抖，连床都直摇晃，发出吱吱的响声，那个绿色老太婆就站在我的面前。我假装着睡着了。后来外婆走了。

几天来，日子过得单调乏味，空虚无聊，犹如一条小溪在潺潺流过；事情说好后，母亲便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时家里变得非常安静，但我的心情却十分压抑。

一天早上，外公手里拿一把凿子，走到窗前，要动手拆除冬天窗户上的防寒板条。外婆端来一盆水，带着抹布，外公小声地问她：

“怎么样，老太婆？”

“什么怎么样？”

“高兴了吧，是不是？”

她像在楼梯上回答我时那样回答他：

“你呀，算啦，别说了！”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现在却具有特殊的含义，它包含着一件人人都知道但却心照不宣的令人伤心的事。

外公小心翼翼地拆下窗户上的防寒板条，放到一边，外婆将窗户打开——花园里马上传来了椋鸟的鸣叫和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一股春回大地的泥土芳香涌进了屋内，炕灶上浅蓝色的瓷砖有些发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望着它们，令人不禁感到有些寒意。我从床上下了地。

“不能光着脚走路。”外婆说。

“我想去花园看看。”

“等等再去吧，那里的地还湿着呢！”

我听不进她的话，甚至一看见大人心里就烦。

花园里到处已经吐出了新绿芽，苹果树上的叶芽、花蕾，正含苞待放，彼得罗夫娜房顶上的青苔已经发绿，看上去令人心旷神怡；周围有很多鸟儿在自由飞翔；欢快的叮当声，清新的空气，扑鼻的芳香，令人心醉神迷，头晕目眩。在彼得伯伯自杀的那个土坑里，满目都是被积雪压得乱七八糟的枯草，看上去乱糟糟的，一点春天的气息都没有；那被烧得发黑的一根根木头，显现出一副败落相，因此，整个土坑给人的印象是令人生厌，而且绝对多余。我真想将那些杂草统统拔掉，踩碎，把这些破砖碎瓦、烧焦的木头拿走，把一切肮脏的废物统统清理掉，从而给自己在土坑里营造一个干净的空间，夏天可以避开大人，一个人到这儿来住。说干就干，于是，我立刻动手，花了很长时间；这件事使我避开了家里发生的许多事情，尽管有时候仍不免生气，但日复一日，对它们的兴趣也就淡漠了。

“你怎么总噘着嘴呀？”外婆和我母亲时不时地老这样问我，她们这样问我时，我总感到有些尴尬，其实我并没有生她们的气，只是感到我在这个家里处处都是个局外人。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时，那个一身绿色的老太婆经常就坐在旁边，很像旧篱笆上的一根腐朽的木桩。她的眼睛像是用无形的针线缝合在脸上的，轻易就能从干瘪的眼眶内鼓出来，转动起来非常灵活；她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能发现，谈到上帝时，她眼睛望着天花板，要是谈到家务事，两只眼睛便垂到了脸上。她的眉毛像是用麦麸做成粘上去的。她的牙齿很大，而且外露，总在不声不响地咀嚼着她塞进嘴里的一切东西；而她在拿东西的时候总是滑稽地将手往下弯着，小拇指翘得老高；耳垂下各有一个骨质小球晃来晃去，耳朵一动一动的，连那颗痣上的一撮绿毛也跟着在微微颤动，仿佛是在她那满是皱纹的、干净得令人讨厌的皮肤上慢慢地蠕动。她和她的儿子一样，浑身上下异常洁净，让人不好意思和他们靠近，也不便接触。最初几天，她总想把一只死人般的手伸到我嘴边让我吻，可是她手上有一股子喀山产的黄肥皂和乳香的气味，于是我转身就跑。

她经常对她的儿子说：

“男孩子一定得好好教育，懂吗，热尼亚？”

他听话地低下脑袋，眉头紧锁，一声不吭。在这位绿老太婆面前大家都皱着眉头。

我恨透了这个老太婆，也恨她的儿子，为此我挨过不少的打。有一次吃午饭的时候，她瞪大眼睛跟我说：

“哎呀，阿廖申卡，你干吗这样狼吞虎咽的，这么大的块儿就一口吞下！会噎着你的，亲爱的！”

我把那块东西从嘴里掏出来，用叉子扎着，递给她说：

“要是觉得可惜，您就拿去吧……”

母亲把我从饭桌上拉开，让我到阁楼上去，弄得我很没面子，外婆来看我，她捂着嘴，哈哈大笑，说：

“哎呀，老天爷！你也太胡闹了，基督保佑你……”

我不喜欢她捂着嘴的样子，便躲开她，爬到屋顶上，在烟囱后面坐了很久。是的，我很想胡闹一通，对所有的人恶语相向，而且我很难克制这种愿望，但是没办法，不得不克制：有一回，我在我未来的继父和奶奶的椅子上抹了些樱桃树胶，他们两人都被粘住了；这件事太可乐了，但外公把我揍了一顿；母亲到阁楼上来看我，把我拉到跟前，用两个膝盖使劲夹住我，说：

“听着，你干吗要这样使坏呢？要知道，你这样做叫我多伤心呀！”

她眼睛里饱含着泪水，把我的头紧紧贴在她的脸上，她这样让我难过极了，还不如把我打一顿呢！我说，我再也不会对马克西莫夫母子使坏了，永远不会，但愿母亲不会再哭了。

“是啊，这就对了，”母亲小声说，“不要再淘气了！我们很快就要举行婚礼，然后去莫斯科，回来后，你就跟我住在一块人。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人很好，也很聪明，你会跟他和睦相处的。你将来要上中学，然后上大学，就跟他现在一样，然后，当博士。想干什么都可以，有了学问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了。现在你去吧，玩儿去吧……”

她一连用了好几个“然后”，我觉得这些“然后”是通往深处某个地方的阶梯，距离她越来越远；黑洞洞的，漆黑一片，孤身一人，我不喜欢这样的阶梯。我很想对母亲说：

“求求你，别嫁人了，我养活你！”

但这话我没有说。母亲常常唤起我对她的无限亲情与思念，但要把这些想法说出来，我一直下不了决心。

在花园里，我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我手拔、刀砍，清除了杂草，将土坑四周塌陷的地方用碎砖砌起来，再砌一个宽大的平台，这样不仅可以坐人，甚至可以躺下。我找来许多彩色的玻璃片和餐具碎片，填在砖缝里，抹上灰泥，这样太阳一照，土坑里马上便显得喜气洋洋，五彩纷呈，像置身于教堂一样。

“这主意很不错！”有一次外公看了我的工程后这样说，“只是杂草会长得比你还高，必须把它们连根拔掉！我来帮你用铁锹把地翻一翻，去把铁锹拿来！”

我取来了铁锹，外公清了清嗓子，朝手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一只脚踩着铁锹，把它深深踩进肥沃的土壤里。

“把草根捡出去！以后我帮你栽上向日葵与锦葵——肯定能够成活！长好……”

这时，他弯下腰，扶着铁锹，忽然不说话了，在那里发愣；我仔细瞧了瞧他——只见眼泪正从他那双像狗一样聪明的小眼睛里不住地往下滴呢。

“你怎么啦？”

他打起精神，用手掌擦了擦脸，泪眼模糊地看了看我。

“我出汗了！快瞧，那么多蚯蚓！”

然后他又开始翻地；这时他突然说：

“你干的这些活，都算是白干！瞎耽误工夫，小伙子。因为很快我就要把房子卖掉。大概入秋前就卖。我需要钱，给你母亲做嫁妆用。是的，但愿她能够过上好日子，上帝会保佑她……”

他扔下铁锹，挥了一下手，便到浴室后面去了；他在花园一角有几间小温室；于是我便动手挖地，刚一开始就碰伤了脚指头。

这样我便无法陪母亲到教堂去参加她的婚礼了，我只能把她送到大门外，看着她挽起马克西莫夫的胳膊，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走在砖砌的人行道上，踏着从砖缝里长出来的青草，好像走在一颗颗钉子上似的。

婚礼很冷清；从教堂里回来，大家喝茶时，情绪都不高，母亲当即换下婚纱，到卧室去收拾箱子了；继父坐到我身边，对我说：

“我答应过送给你油彩，可是这城里没有好的，我自己用的又不能给你，等我到莫斯科后，给你寄来……”

“我要油彩有什么用？”

“你不喜欢画画吗？”

“我不会。”

“好吧，我给你寄别的礼物。”

母亲走过来说：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你父亲一考完试，结束学业，我们马上就回来……”

他们跟我说话像跟大人说话一样，这一点我心里感到非常舒服，但我有点纳闷的是，一个长了胡子的人怎么还要上学呢？于是我问他：

“你在学习什么呀？”

“土地测量……”

我也懒得问：这究竟是干什么的？家里安静得令人心烦，只听见有一种收拾毛料子的窸窣声；真希望夜幕能尽快降临。外公背靠着炉灶站在那里，眯缝着眼睛望着窗户；那个一身绿色的老太婆在帮助我母亲打点行装，唠唠叨叨，哼哼咳咳，而外婆中午就喝醉了酒，为了顾全面子，家里人把她送到阁楼上，门上落了锁。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便走了；临行前她拥抱了我，把我轻轻地从地上抱起来，用一种从未见过的目光看着我，亲吻我，说：

“喏，再见了……”

“跟他说，让他听我的话。”外公望着天空，脸色阴郁地说；这时天空刚出现红霞。

“好好听外公的话。”母亲说着，在我胸前画了个十字。我期待着她还能再说点什么，可是被外公给打断了，因此我非常生外公的气。

他们坐上一辆轻便马车，母亲的裙子下摆不知钩在什么地方了，她解了好长时间，显得非常烦躁。

“去帮她一下呀，你没看见吗？”外公对我说。

我没有去帮忙，当时我的心情坏透了。

马克西莫夫在马车上耐心地把穿着蓝窄脚裤的两条长腿摆放好，外婆往他手里塞了一包什么东西，他把它放在膝盖上，用下巴顶着，惊讶地皱起了他那张苍白的脸，拉长声调说：

“够——了……”

那位绿色老太婆和她的大儿子——一位军官——坐到另外一辆轻便马车上，她正襟危坐，像画上画的一样，她儿子却在用马刀把拨弄自己的大胡子，而且直打哈欠。

“这么说，您这是去打仗了？”外公问道。

“没错儿！”

“这是件好事。土耳其人就是该打……”

他们走了。母亲几次回过头，向我们挥动手绢，外婆一只手扶着墙，哭得泪人似的，另一只手也在空中不停地挥动；外公也一直在流泪，不断地揉着眼睛，他小声断断续续地说：

“这事儿不会有……好结果……不会……”

我坐在一个石墩上，看着两辆马车一颠一颠地往远处驶去，眼看着它们转过弯去；此时此刻，我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一下子被关了起来，紧紧地关闭住了。

天色尚早，各家各户的百叶窗还在关着，街上冷冷清清——我从未看见过大街上如此空旷冷清，死气沉沉。只听见远处有牧人吹笛子的声音，吹得没完没了，实在烦人。

外公扶着我的肩膀说：

“我们喝茶去吧，看来你是命中注定——非跟我一块儿生活不可了；我们俩就跟火柴与石头一样，你就在我身上划吧！”

从早到晚，我和外公一直默默地在花园里忙活；他平整畦土，绑扎马林果，清除苹果树上的苔藓，捻死小毛虫，而我却一直在营造和装饰我那个小窝。外公把烧焦了的那一段木头砍去，在地上插了几根木棍，我把鸟笼分别挂在上面；我用干草编成草帘子，盖在长凳上遮挡阳光和露水，把我这儿收拾得舒舒服服，停停当当。

外公说：

“你自己学着给自己营造一个舒适的处所，这对你很有益处。”

我非常珍惜他的话。有时候，他躺在我搭的草铺上，慢条斯理地开导着我，好像他的话是很不容易才说出来的。

“现在你和你母亲已经一刀两断，她另外有了孩子，她对他们比对你要亲。这不，你外婆又开始喝起酒来了。”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仿佛在倾听什么，然后又很不情愿地开了口，语气非常沉重。

“这是她第二次开始喝酒了，米哈伊尔被征兵时她也喝过。当时她这个老糊涂劝我掏钱给他买了一个免役证。他要是当了兵，说不定日后还能变一个样子……哎呀，你们这些人呀……我活不了多久了。就是说，将来就剩下你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得你自己操心，自己照料自己，明白吗？喏，就是这样。必须学会自食其力，不能依赖别人！要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地做人，但一定要倔强！大家的意见要听，但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

整个夏天——当然恶劣天气除外——我都是在花园里度过的；遇上温暖的夜晚，我甚至在那里过夜，就睡在外婆送给我的那块羊毛毡上；有时外婆自己也在花园里过夜，她抱来很多干草，摊在我的床边；然后她躺下来，随便什么事她都能跟我讲很长时间，其间，她往往突然停下来，插话说：

“瞧，一颗星星陨落了！不知是谁的纯洁的灵魂在思念大地母亲了！就是说，现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好人诞生了。”

再不，有时候她指给我看：

“你瞧，出现了一颗新的星星！多么明亮！啊，上天呀，上天，你是上帝光辉的法衣……”

外公嘟囔着说：

“怎么这样不懂事，你们这样会感冒生病的，没准儿还会引起中风。小偷进来，会掐死你们的……”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太阳落山时，天空会出现一条条燃烧的河流，当这些河流燃烧殆尽时，金光灿灿的红色灰烬，会撒落在花园天鹅绒般的大片绿茵上，然后，周围的一切，在温暖、昏暗的笼罩下明显地在变暗，在扩展，在膨胀；充分沐浴了阳光的树叶往下耷拉着，草儿都垂向地面；一切都变得更加柔和，更加朦胧，空气中散发出各种淡淡的香味，它们像音乐那样沁人肺腑，亲切宜人，这时正好有乐声传来，来自远处的旷野：是兵营里的军号声。夜幕在降临，人们心中不禁涌起一种强烈的、像母亲的爱抚那样令人振奋的激情；宁静用它那温暖的毛茸茸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人的心扉，拂去心头上一切应该忘掉的东西——白天沾染上的一切有害的细小灰尘。一个人躺在那里，仰望天空，观看闪烁的群星，遐想深邃的夜空，这是多么惬意的事啊！这无限深邃的夜空，越看越高，越能够不断发现新的星星，它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够把你从地上托起，而且——说起来也怪——不知是整个大地在你面前变小了，还是你自己神奇地长高了，变大了，和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了。夜，越来越黑，越来越静，但是感觉灵敏的琴弦无处不在，而且它的每一个音响——无论是小鸟梦中鸣叫，刺猬跑动的响声，还是什么地方忽然传来的悄声细语——都显得非常独特，与白天的声音就是不同，因为它被充满爱心的、敏感的寂静凸显出来了。

远处传来了手风琴的演奏声和女人的笑声，有用马刀砍击人行道上砖头的声音，还有狗的尖叫声，这一切都没有必要，多此一举，是日暮途穷的白昼所留下的最后几片残叶。

有时候，夜深人静，在荒郊野外，或者大街之上，忽然传来醉鬼们的喊叫声，有人在急速奔跑，迈着沉重的脚步，这些都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不值得注意了。

外婆很长时间没有睡着，她躺在那里，双手放在脑后，不觉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她激动地在给我讲述着什么，至于我是不是在听她的故事，这一点看来对她毫不重要。她非常善于选择故事，每次讲的内容，都能够使夜晚变得更加有趣，更加美丽。

听着她那富有节奏的叙述，我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醒来时鸟儿已经在歌唱了；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早晨的空气在徐徐流动，苹果树叶子上的露珠被纷纷抖落下来；湿润的草地在阳光照耀下像水晶一样清澈透明，显得愈发鲜艳漂亮；薄薄的雾气在青青的草地上冉冉升起，徘徊缭绕。只见雪青色的天空里霞光万道，紫气千条，整个天空变得更蓝了。云雀在展翅飞叫，直插云天；一切色彩和声响像雨露一样滋润着人们的心田，使人有一种平静喜悦的心情，希望赶快起来做点什么，和身边的一切生灵和睦相处，共同生活。

这是我毕生最安静和感受最多的一段时间，也正是这个夏天，我形成并建立了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心。我变得孤僻了，不愿与人交往；我明明听见奥夫相尼科夫家的孩子们在喊叫，但是我不愿意去找他们；表哥们来了，我一点也不感到高兴，反而担心他们可能会毁坏我花园里的建筑——我独立干成的第一件事。

外公的话我也不爱听了，因为他的话越来越没有意思，整天长吁短叹，唠叨个没完。他开始经常跟外婆吵架，赶她出门；她不是到雅科夫舅舅那里，就是到米哈伊尔舅舅那里去住。有时一连几天都不回家；于是外公只好自己做饭，经常烫着自己的手，疼得他嗷嗷直叫，破口大骂，摔碟子砸碗，显得特别不耐烦。

有时候，他来到我的草棚子里，找块草皮，舒舒服服地坐下，长时间地注视着我，一声不吭，然后突然问道：

“你为什么一句话不说？”

“不为什么。怎么啦？”

他开始教训我说：

“我们不是有钱的老爷。没有人来教我们。我们得自己去弄明白事情的道理。书倒是有，那是为别人写的，学校也是给别人盖的，根本没我们的份儿。一切都得靠自己……”

这时他陷入了沉思，蔫头耷脑的，一动不动，像哑巴似的，简直有些吓人。

秋天，外公把房子卖了；卖之前不久，有一天喝早茶的时候，突然，他阴沉着脸，态度坚决地向外婆宣布：

“喏，老婆子，我一直养活你，养活到现在——也够了！以后你自己挣饭吃吧。”

外婆对他的这些话根本不在乎，好像她早就料到他会这样讲，而且正等着他这样说呢。她不慌不忙地取出鼻烟壶，放在自己海绵似的鼻子下闻了闻，说道：

“喏，好吧！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办吧……”

外公在山脚下一条死胡同里租了两间房子，是一幢老房子的地下室，光线非常阴暗。搬家时，外婆拿来一只系着长带子的树皮鞋，把它扔进炉灶里，然后蹲下身，对家神爷祷告说：

“家神爷呀，家神爷，这是给你预备的雪橇，请你跟我们一块儿迁往新居，寻求新的幸福……”

外公从院子里往窗内一望，大声喊道：

“看我拉不拉他走，异教徒！别给我丢人了……”

“哎呀，当心，老头子，说这种话是要倒霉的。”她严肃地警告说，但外公咆哮如雷，不许她把家神爷请过去。

家具等各类杂物，他卖给了几个收破烂的鞑靼人，有两三天时间，他一直在和他们讨价还价，甚至破口大骂；外婆隔着窗子看着他们，时而伤心落泪，时而不禁发笑，她低声喊道：

“让他们拿走吧，不要了……”

我也快要哭了，舍不得我的花园，我的小草屋。

搬家时我们用了两辆大车，我坐的那一辆，上面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颠簸得很厉害，简直就要把我抛出去了。

有两年左右的时间——直到我母亲去世——我一直就是在这种颠簸不定、不知要把我抛向何处的感觉中度过的。

外公迁到地下室后不久母亲就回来了，她脸色苍白，人变瘦了，眼睛也大了，眼里流露出炽热、惊异的神色。不知为什么，她对什么东西都要仔细察看一遍，好像头一次看见外公、外婆和我似的，她认真地打量一切，一句话没有，而继父则一直在屋子里晃来晃去，小声地吹着口哨，不时地咳嗽几声，背抄着手，指头一直在乱动。

“天哪，你长得可真够快呀！”母亲用热烘烘的双手捧着我的脸对我说。她的衣服样子非常难看——穿一件又宽又大的棕色连衣裙，肚子挺得老高。

继父向我伸出了手：

“你好哇，小老弟！喏，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他闻了闻周围的空气，说：

“知道吗，你们这里可真够潮湿的！”

他们两个好像经过长途跋涉，已经非常劳累，衣服皱皱巴巴的不说，还磨出了窟窿；现在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只想躺下好好休息一下。

大家都在闷着头喝茶，外公看着雨水如何在冲刷窗户上的玻璃，问道：

“这么说，全都烧光了？”

“全都烧光了，”继父的语气非常肯定，“我们俩算侥幸逃了出来……”

“是啊，大火可不是儿戏。”

母亲俯在外婆的肩膀上，在她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外婆眯缝着眼睛，好像害怕强光刺激似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沉闷了。

这时外公突然开口了；他的话非常尖刻，语气平静，声音很高：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先生，我听说根本就没有失火，只是你玩牌把什么都输光了……”

屋子里鸦雀无声，像在地窖里一样；茶炊在突突作响，雨点在抽打着窗上的玻璃，后来母亲说：

“爸爸……”

“爸爸什么，啊？”

外公大发雷霆：

“还要怎么样？难道我没跟你说过三十岁的人不要嫁给二十岁的小伙子吗？这下你可好，找了一位翩翩少年！你是贵族小姐吗？是不是呀，闺女？”

四个人全都在大喊大叫，继父的嗓门最大。我跑进过道里，坐在木柴上，简直被惊呆了：母亲仿佛换了一个人，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在屋子里时还不太明显，但是到了这里，在昏暗的过道里，我清楚地回想起了她以前的样子。

后来，不知为什么，我不记得是怎样到了索尔莫沃的。我们住的房子，一切全是新的，墙上没有贴壁纸，木头墙的缝隙里填的都是絮麻，墙缝里有很多蟑螂。母亲和继父住两间窗户临街的房子，我和外婆住在厨房里，房顶上有个天窗。工厂烟囱像一个个又粗又黑的手指头，耸立在厂房的上空，滚滚浓烟，被寒风一吹，整个村子里烟雾弥漫；在我们所住的冰冷的房间里，经常有一股呛人的煤烟味。一大早，汽笛像狼嗥一样地呜呜吼叫着：

“呜——呜——呜……”

要是站在长凳上，透过窗子上面的玻璃，顺着一排排屋顶，在灯光的映照下，可以看见工厂敞开的大门，它像一个老年乞丐张开的没有牙齿的黑洞洞的嘴巴，密密麻麻的人群蜂拥而入。到了中午，汽笛又响了；工厂大门的两片黑嘴唇又张开了，好像打开的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被工厂咀嚼得疲惫不堪的人们一股脑地被吐了出来，他们像一股黑色的洪流涌向大街，街上白毛风肆无忌惮地催赶着人们回到自己家里。村子上空难得看到天日：时间长了，房顶上，雪堆上，蒙上一层烟尘，像是另外加上了一个罩——灰灰的、淡淡的；它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想象力，以它那郁闷、单一的色调使人感到头晕目眩。

每当夜晚，工厂上空就浮现出一片烟雾缭绕的火光，把一个个烟囱的上端照得非常明亮，看上去这些烟囱好像不是从地面向上耸起的，而是从这片烟雾中垂落下来的，其间，它喷出烟雾，吐出火光，咆哮着，吼叫着。看着这一切，简直令人作呕，无法忍受，一种寂寞难耐的怒火在噬咬着你的心。外婆当起厨娘来了——她每天做饭、拖地、劈柴、担水，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躺下睡觉时已经是累得精疲力竭，哼哼咳咳，长吁短叹了。有时候，厨房的活干完了，她穿上短棉袄，把裙子下摆往腰里一掖，便要进城去：

“去看看老头子在那儿过得怎么样……”

“带我一块儿去吧！”

“会把你冻坏的，瞧，外面的风有多大！”

她在风雪交加的旷野里得走七俄里的路才能到达城里。母亲怀孕了，脸色发黄，身上裹一条带穗子的灰色破披肩，还显得有些冷。我恨透了这件披肩，因为它破坏了母亲高大、匀称的身材，我也讨厌披肩上的那些穗子，把它们一个个都揪了下来；我恨这所房子、工厂和这个村子。母亲脚上穿一双破毡鞋，挺着个大肚子，不住地咳嗽，肚子一起一伏的，难看极了；她那蓝灰色的眼睛目光呆滞，透着几分恼怒，她常常一动不动地盯着光秃秃的墙壁，目光像钉在了墙上似的。有时她望着窗外的大街，能花上整整一个钟头；这条街很像人的颌骨，一部分牙齿因老化而变黑了，东倒西歪的，另一部分牙齿已经脱落，镶上了新牙，但因为技术不佳，镶上去的牙齿很不合槽，显得过大。

“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我问。她回答说：

“哎呀，你就别问了……”

她很少跟我说话，一张嘴就像下命令似的：

“快去，递给我，给我拿来……”

他们很少放我到街上去，每次从街上回来，我都被外面的孩子们打得鼻青眼肿，打架成了我唯一的爱好和享受；我乐此不疲。母亲用皮带抽我，但这种惩罚更加刺激了我，下一次我和那些孩子打得更凶，而母亲对我的惩罚也更加严厉。有一回，我警告母亲，说要是她再打我，我就咬她的手，然后跑到野外，冻死在那里，母亲吃惊地把我一把推开，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这头小野兽！”

在我的心目中，那种被称为爱的绚丽多彩、沁人肺腑的感情，已经黯然失色，我对一切都充满了仇恨，心里常常爆发出一阵阵无名孽火；在这种单调乏味、死气沉沉的环境中，那种难以忍受的不满情绪和孤掌难鸣的感觉已经渐渐泯灭了。

继父对我十分严厉，他跟我母亲也很少说话；他老爱吹口哨，总是咳嗽，午饭后喜欢站在镜子面前，拿根牙签，仔细剔着他那参差不齐的牙齿，一剔就好长时间。他跟我母亲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总是气鼓鼓地对她用“您”称呼，他的这种称呼“您”的态度，使我大为恼火。吵架时他总是把厨房门关得紧紧的，显然是不希望我听见他的话，但我还是听见了他有些低沉的说话声。

有一次，他跺着脚，大喊大叫：

“就因为您挺着个难看的肚子，我根本没法请客人到家里来，唉，你这头母牛！”

我先是一惊，简直肺都要气炸了；我从吊床上一跳而起，脑袋狠狠地撞着了天花板，舌头都被咬出了血。

每到礼拜六，工人们成群结队地到继父这里来卖代币券，这种券在工厂开办的店铺里去领取，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们，而继父花半价把这些券买下来。他在厨房里接待工人们：神气活现地坐在桌旁，眉头一皱，接过代币券说：

“一半卢布。”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凭天地良心……”

“一半卢布。”

这种黑暗、愚蠢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母亲临产前，我被送到外公家去了。这时外公已经搬到了库纳维诺镇，在沙子街一幢两层楼房里租了一个小房间，有俄式炉灶和两个朝院子的窗户；这条街沿山坡而下，一直通往纳波尔教堂墓地的围墙。

“怎么啦？”外公问道，他一看见我便尖声笑了起来，“人们常说，朋友亲不如亲妈亲，看来现在应该说：亲妈还不如外公这个老鬼亲！哎呀，你们这些人啊……”

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看看新的环境，紧跟着，外婆和母亲抱着一个婴儿便到了，原来继父因为盘剥工人被工厂开除了，但是他出去到什么地方活动一下，火车站马上便聘他当了售票员。

过了好长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他们又把我送到母亲那里去了——她住在一幢砖房的地下室里——母亲立刻就把我送进了学校；从第一天起，学校就让我感到非常讨厌。

我上学时脚上穿的是母亲的一双旧皮鞋，大衣是用外婆的一件外套改的，里面穿一件黄衬衫，下身穿一条“散腿裤”；这身打扮马上遭到同学们的嘲笑，他们笑话我的黄衬衫，给我起个外号叫“囚犯”。我和小伙伴们很快就混熟了，但老师和神父不喜欢我。

老师是个秃头，脸色发黄，经常流鼻血，他进教室时鼻子里塞着棉花；他坐到讲桌后面，鼻音很重地开始讲课，有时一句话讲了半截突然就停住了，这时，他把棉花球从鼻孔里拔出来，左看看，右看看，一个劲儿地直摇头。他有一张很普通的脸，面色黄里透青，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脸上皱纹里有一种类似铜锈的东西；他那双目光呆滞的眼睛，看上去完全是多余，特别是把他的整个面孔都丑化了；他一直令人讨厌地死盯着我的脸，使我总想用手掌在脸上擦一把。

有好几天我都坐在第一组头排的位置上，几乎挨着老师的讲桌，这让我简直受不了，好像除了我他谁都不看，只听见他操着浓厚的鼻音，说道个没完：

“彼斯（什）科夫，请换一件衬衣！彼斯（什）科夫，腿不要乱动！彼斯（什）科夫，你的鞋里又往外流水了！”

为此，我想出了个恶作剧，决定狠狠报复他一下：有一次，我弄来半个冰镇西瓜，挖去瓜瓤后，穿上线，连在光线阴暗的过道门的滑轮上。这样门打开的时候，西瓜就上去了，当老师随手将门带上时，西瓜便像帽子一样，直接扣在老师的秃头上。学校门卫拿着老师的条子，把我送回到家里；为了这场恶作剧，我又受了一顿皮肉之苦。

另外一次，是我往老师抽屉里撒了一些鼻烟末，害得他连连打喷嚏，上不成课，只得派他的女婿来代课；此人是一位军官，他命令全班一起唱《上帝保佑沙皇》和《自由啊，我的自由》。谁唱错了，他就用尺子敲他的脑袋，不知为什么，他敲的声音特别响，非常可笑，但是并不疼。

教神学的老师是一位神父，人年轻，又漂亮，一头浓密蓬松的头发；他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没有《新旧约使徒》这本书，还因为我老模仿他说话的样子。

一进教室，他的第一件事就是问我：

“彼什科夫，书带来了没有？对，书带来了吗？”

我回答说：

“没有。没有带来。的确没带。”

“什么？‘的确没带’？”

“没带。”

“那好，你回家去吧！对，回家去。因为我不想教你了。没错，我不想教了。”

对此，我并不感到太伤心；我离开了教室，一直到下课，我都在镇上肮脏的街道上闲逛，仔细观察镇上热闹的生活。

神父的相貌有点像耶稣基督，端庄文雅，仪表堂堂，有一对温柔体贴的女人般的眼睛和一双纤细的小手；这双手无论接触到什么东西，同样都使人感到温暖可爱。每样东西——无论是书、尺子，还是羽毛——他拿起它们时的动作都十分优美，好像这东西都是有生命的，非常娇嫩，他很喜欢它们，生怕由于自己不小心而伤着了它们。他对学生们可没有这样温和，但他们还是很喜欢他。

尽管我的学习还算凑合，但没过多久，我就被告知：我被学校开除了，说我的操行不及格。我非常懊丧，这会使我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母亲的脾气越来越不好，打我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救星来了，赫利桑弗主教突然来到了学校；他很像一个魔法师，记得他的背还有点驼。

主教的个子很矮小，穿一件宽大的黑衣服，头上戴一顶非常滑稽的长筒帽；他坐在讲台上，把两只手从袖筒里伸出来，说：

“喏，我的孩子们，咱们谈谈吧！”

这时教室里立刻变得十分温暖、快乐，这种愉快的氛围，以前从来没有过。

他问了许多学生，最后把我叫到讲台前，严肃地问道：

“你——多大了？才这么点儿大？小老弟，你长得可够高的了，啊？是不是经常在雨地里站来着，啊？”

他把一只手——它又干又瘦，而且留着长长的指甲——放在讲台上，另一只手捋着稀疏的胡子，慈眉善目地望着我的脸，提议说：

“这样吧，你给我讲一段圣经中你喜欢的故事，好吗？”

当我告诉他，说我没有书，没有学过圣经时，他正了正头上的长筒帽，问道：

“怎么能这样呢？要知道，这是必须学习的呀！不过，也许你知道或听别人讲过些什么？你会背圣诗？好呀！还会背祷告词？嗨，你瞧！连使徒传也会背？还会朗诵诗？你简直是无所不能呀。”

这时，我们那位教神学的神父赶到了，他赶得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主教向他表示了祝福，但当神父讲到我的时候，主教扬起手说：

“请等一下……好吧，你就讲讲圣徒阿列克谢的故事吧……”

“多好的诗篇呀，孩子，是不是？”当我忘记了某句诗，背不下去时，他说，“你别的还会背什么？……大卫王的故事呢？我很想听听！”

我看得出，他真的是在听，他很喜欢诗；他问了我很长时间，然后突然停下来，急切地向我打听：

“你学过背圣诗？谁教你的？是慈祥的外公？他很凶？真的吗？你是不是非常淘气呀？”

我犹豫起来，但我还是说了：是。老师跟神父说了好多话，肯定了我的所思所想；主教听了他的介绍，垂下眼睛，然后叹了口气，说：

“听见都说你什么了吗？喏，你过来！”

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我闻到一股檀香的气味。他问我：

“你为什么那么淘气？”

“学习太没意思了。”

“没意思？孩子，这话你说得可有点不对。要是你觉得学习没意思，那么你学习的成绩肯定很差，然而老师们说你学习的成绩很好。就是说，这里一定有别的原因。”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写道：

“彼什科夫·阿列克谢。是这样。孩子，你毕竟得收敛一些，不能太淘气了！有一点淘气——是可以的，但过分淘气，人们就讨厌了！孩子们，我说得对不对？”

大家异口同声，高兴地回答说：

“没错儿！”

“你们都不太淘气吧？”

孩子们嘿嘿笑着说：

“不，也淘气着呢。非常淘气！”

主教往椅子背上一靠，使劲搂住我，令人惊讶地说：

“这种事呀，我的孩子们，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就是个大淘气包！孩子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主教的这番话把大家——甚至老师和神父——都逗乐了。

孩子们都笑了，主教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巧妙地启发大家，使他们相互展开争论，活跃现场气氛。最后他站起来说：

“好了，淘气的孩子们，非常高兴和你们在一起，不过，现在我该走了！”

他举起一只手，把袖筒一直捋到肩膀，然后挥动胳膊，为大家画了个十字，并祝福说：

“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祝福你们，祝你们好好学习，发奋用功！再见。”

大家齐声喊道：

“再见了，大主教！请您一定再来。”

他戴着长筒帽，频频点头说：

“我一定来，一定来！给你们带书来！”

离开教室时，他对老师说：

“让他们放学回家吧！”

他拉着我的手来到过道，小声跟我说：

“你呀，应该收敛一点，说好了？我知道你为什么搞恶作剧！好了，再见，孩子！”

我感到非常激动，心中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难以平静下来；老师让全班同学都放学回家了，他把我一个人留下来，跟我说，今后我应该比水还要安静，比小草还要服帖，我听的时候很上心，也很乐意。

神父穿皮大衣的时候亲切地跟我说：

“今后你应该来听我的课！是的，应该来。但是——要老老实实地坐着听！对，老老实实。”

我在学校里的事情总算过去了——可是在家里又闹出了事端：我偷了母亲一卢布。这是一桩没有事先预谋的罪行。

有一天晚上，母亲有事出去了，让我在家照看小孩子；我闲着没事儿，随便打开继父的一本书——大仲马的《医生札记》——发现书里夹着两张票子——一张是十卢布的，一张是一卢布的。书我看不懂，便把它合上了，但我忽然一想，一卢布不仅能够买一本《使徒传》，大概还可以买一本关于鲁滨孙的书。不久前我在学校里听说有这么一本书；当时天气很冷，是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正在给同学们讲童话故事，突然有一个同学很不以为然地说：

“童话故事——尽是胡说八道，那鲁滨孙才真正叫故事呢！”

有几个读过鲁滨孙故事的同学都夸这本书好，不喜欢听我外婆讲的故事，这使我非常生气，当时我就下定决心，非读读鲁滨孙不可，到时候我就可以说：鲁滨孙同样是胡说八道！

第二天，我带着《使徒传》和两本破烂不堪的安徒生童话，还有三俄磅白面包和一俄磅的香肠，来到了学校。弗拉基米尔教堂围墙旁边有一家光线很暗的小店，那里就有关于鲁滨孙的书——书很薄，书皮是黄的，第一页上画了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头上戴一顶很高的皮帽子，肩上披了张兽皮，我一看就不喜欢，可是那两本童话故事，别看它们破破烂烂，光看外表就觉得非常可爱。

午间休息时我把面包与香肠和同学们分着吃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读一篇非常好听的童话《夜莺》——它一下子就抓住了大家的心。

“在中国，所有的居民都是中国人；皇帝本人也是中国人，”记得这句话使我感到既惊异，又舒畅，因为它是那样朴实无华，像一支其乐融融的乐曲，以及某种非常美妙的东西。

由于时间原因，我未能在学校里把《夜莺》读完；回到家里，母亲正在炉灶前攥着煎锅把儿煎鸡蛋，她用一种奇怪的、压低了的声音问我：

“你拿了一卢布吗？”

“拿了；瞧，这就是我用它买的书……”

她举起煎锅把儿就打我，而且打得相当狠，安徒生的童话也给收走了，藏到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了，——这比打我一顿还让我痛苦。

有好几天我都没去学校上学，在这段时间内，大概我继父把我拿钱的事迹讲给他的同事们听了，而他的同事们又告诉了自己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把这件事又传到了学校，所以我一到学校，人们便给我起了个新的绰号——小偷。简洁、明了，但是——有失公正：因为我没有隐瞒那一卢布是我拿的。我试图对这件事进行解释，但没有人相信我，于是我回家对母亲说，我不再去上学了。

母亲又怀孕了，样子显得很憔悴；她坐在窗前正在喂弟弟萨沙吃东西，一双痛苦的眼睛绝望地看着我，像鱼一样张着嘴巴。

“你胡说，”她小声说，“谁都不知道你拿了一卢布的事。”

“不信你可以去问。”

“是你自己说出去的吧。喏，你说，是你自己说的吧？当心我明天亲自去了解个明白，究竟是谁散布到学校去的！”

我说出一个学生的名字。母亲当即皱起眉头，显得很无奈的样子，眼泪马上就流出来了。

我回到厨房，躺在自己的床上——我的床是在炉灶后用木箱子搭起来的——听见母亲在房间里低声地哭泣：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我躺在那里，实在受不了那被烤得热烘烘的抹布的油腻味，于是起来到院子里去，可是母亲喊住了我：

“你到哪儿去？去哪里？过来！”

后来，我们坐在地板上，萨沙躺在母亲的腿上，直揪她连衣裙上的扣子，边摇晃着脑袋边说：

“扣扣。”他的意思是想说：扣子。

我坐在那里，紧紧偎依着母亲，她搂住我说：

“我们是穷苦人家，我们的每一戈比，每一戈比……”

后面的话，她一直没说出来，只是用那只发烫的胳膊使劲搂住我。

“这个浑蛋……王八蛋！”她忽然说出我曾经听见她说过的那个词儿。

萨沙也学着说：

“蛋，蛋！”

这小孩很怪：笨手笨脚的，脑袋特大，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喜欢东张西望，经常笑眯眯的，仿佛在期待着什么。他开始学话的时间特早，从来没哭过，总是乐呵呵的。他身体很虚弱，勉强会爬，一看见我就非常高兴，挣着要我抱；他喜欢用他那柔软的、不知为什么散发出紫罗兰香味的小手指头摆弄我的耳朵。他死得很突然，因为没有得什么病；上午还好好的，和平常一样，高高兴兴，可是到了傍晚，当晚祷钟声响起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桌子上不会动了。这事发生在第二个弟弟尼古拉刚出生不久的时候。

母亲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我又顺利地回到了学校，但是我又一次被送回到外公的身边。

有一天喝晚茶的时候，我从院子里正要走进厨房，忽然听见母亲撕心裂肺地喊道：

“叶夫根尼，我求你了，求求你……”

“一派——胡言！”继父说。

“可我明明知道你要到她那儿去！”

“那又怎么样？”

两个人沉默片刻，母亲咳嗽一阵说：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听见继父在打母亲，我便冲进屋内。只见母亲跪倒在地上，背和胳膊肘靠着椅子，挺着胸，仰着头，呼哧呼哧地喘不过气来，眼睛的神色非常可怕；而继父却穿得干干净净，一身新制服，飞起他那长长的腿，对准母亲的胸口就是一脚。我从桌子上抓起一把镶银的骨把刀子——它是我父亲身后留给我母亲的唯一物品，平时用来切面包——竭尽全力向继父的腰间刺去。

幸好母亲一把将马克西莫夫推开了，刀子从他腰旁擦边而过，把制服戳了个大窟窿，只是划破了他一点皮。继父哎呀一声，捂住腰从屋子里跑了出去，母亲一把抓住我，把我从地上提起来，大吼一声，把我摔到地板上。这时继父急忙从院子里跑回来，把我拉到一边。

晚上，已经很晚了，继父还是从家里出去了，这时母亲到炉灶后来看我，她轻手轻脚地拥抱我，吻我，哭着说：

“对不起，是我不好！可是，亲爱的，你怎么能？怎么可以动刀子呢？”

我对她说，我要杀死继父，然后我自己也自杀。我这话完全是发自内心，而且我完全明白它的含义。我想，我能够做得出来，至少我会试一试。直到现在，他那条穿着镶有鲜艳饰边裤子的该死的长腿还清楚地出现在我眼前，我亲眼看见他是如何飞起长腿，脚尖对准一个女人的胸口踢过去的。

一想到野蛮的俄国生活中这令人感到压抑的种种劣迹，有时我会反问自己：这种事值得去谈吗？但每次我都满怀信心地对自己回答说：值得！因为这就是活生生的丑恶的现实，至今也还没有消亡。这种现实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认识，以便把它从人们的记忆和心灵中，从我们整个痛苦与可耻的生活中连根拔除。

我之所以描写这些丑恶现象，还有另外一个更加积极的原因。尽管这种丑行令人反感，使我们备感压抑，使许许多多心灵美好的人感到难以生活下去，但俄罗斯人的心灵毕竟还是健康和年轻的，他们正在消除，而且将来一定能够消除这种丑恶行径。

我们的生活之所以是那样惊心动魄、发人深省，不仅是因为它有滋生各种禽兽不如的败类的肥沃土壤，而且还因为穿过这层土壤，一种光明的、健康的、富有创造性的力量，正在顺利地成长起来，人们善良的本性在增长，它唤起了我们恢复人类美好生活的永不泯灭的希望。

第十三章

我又回到了外公家。

“怎么样，淘气鬼？”外公一看见我，一只手便敲着桌子说，“喏，现在我可不能再养活你了，让你外婆养活吧！”

“我养活就我养活，”外婆说，“瞧你说的，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你就养活吧！”外公甩了一句，但立刻态度便平静下来，跟我解释说；

“我和她已经完全分开过了，现在我们的一切都各是各的……”

外婆坐在窗前，很麻利地编织着花边，线轴不时发出欢快的碰击声；枕座上密密麻麻，到处别的都是铜针，在春天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像一只金色的刺猬。外婆自己像铁打铜铸一般，总是这副样子，永远不变！然而外公却日渐消瘦，脸上的皱纹也增多了，棕红色的头发变白了，沉着稳重的举止不见了，人变得浮躁忙乱起来，一双绿色的眼睛，看什么都觉得可疑。外婆边笑边给我讲起她和外公分家的事：外公把盆盆罐罐、锅碗瓢勺、所有的餐具都给了她，说：

“这些都归你，别的你就不要再向我要了！”

然后，他把外婆所有的旧裙子、各种用品、狐皮大衣，统统拿走，一共卖了七百卢布；他把这笔钱贷给了自己的教子——一个做水果生意的犹太人，专门吃利息。外公完全变成了一个吝啬鬼，而且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他不断去找自己的老朋友，找那些曾经和他在手工业行会共过事的熟人和一些富商，一个劲地向他们哭穷，说孩子们弄得他破了产，希望他们能对他解囊相助，扶困济贫。他利用人们对他的尊重，要来了不少的钱，得到大把的钞票；他拿着这些钱，在外婆的眼前摇来晃去，说大话，吹牛皮，像小孩子似的故意逗她：

“看见了吧，傻瓜！要是你去要，人家连这个数目的百分之一也不会给你！”

他把弄来的这些钱，贷给了自己的一位新朋友——此人是个毛皮匠，高个子，秃顶，镇上人叫他“鞭子”——和这位新朋友的妹妹——一家小店的女老板；此人长得人高马大，满面红光，两只棕褐色眼睛，一副懒洋洋、甜腻腻的样子，整个一堆蜜糖。

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分得一清二楚：头天由外婆掏钱买东西准备午饭，第二天就由外公来买副食和面包；每逢外公负责买东西，午饭肯定比较差，因为外婆买的都是好肉，而外公买的都是下水：肝、肺、肚什么的。茶和白糖各人分别存放，但是在一个茶壶里沏茶，所以外公往往不放心地说：

“慢着，等一等，你放多少茶叶？”

他把茶叶倒在自己手上，仔细数了数，说：

“你这茶叶比我的要碎，就是说，我应该少放一些，因为我的茶叶叶片大，比较耐泡。”

他非常在意外婆给自己倒的茶和给他倒的茶，浓度是不是一样，他们俩茶杯里的茶是不是一样多。

“是不是每人只剩最后一杯了？”壶里的茶快倒完时外婆问道。

外公朝茶壶里看了一眼，说：

“哦，是啊，每人最后一杯！”

甚至连圣像前放的长明灯用的油，两人也是分开的，两个人同甘共苦生活了半个世纪，最后竟成了这个样子！

外公这一切反常行为，使我觉得既好笑，又反感，然而外婆只是觉得好笑。

“你呀，甭理他！”外婆劝我说，“喏，有什么大不了的？人老了，犯糊涂了！他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等你活到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糊涂就糊涂吧，招谁惹谁啦？你我两个——由我挣钱养活，用不着担心！”

我也开始干活挣钱了：一到节日，我早早地背起麻袋，到各家各户、大街小巷去捡拾牛骨头、破布、废纸和钉子。一普特破布和废纸，卖给收破烂的，能卖二十戈比，一普特废铁——也是这个价钱，一普特碎骨头，能卖十或八戈比。平日里放学后我也去捡，每到礼拜六，我把捡来的各种破烂儿一卖，也能换上三十五十戈比，运气好的话，还要多一些。外婆接到我的钱时，总是赶紧塞进裙子口袋里，低着头，夸我说：

“谢谢你啦，我的心肝宝贝！谁说我们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有什么大不了的！”

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她把我挣的几枚五戈比的硬币放在手里，看着它们，默默地流泪，一滴浑浊的眼泪悬挂在她那泡沫般的、满是微孔的鼻子上。

到奥卡河上的木材栈或彼斯基岛去盗窃木料和板材，要比捡破烂的油水更大，每逢集市，人们在这里搭起许多临时售货棚，经营铁货。集市过后，临时售货棚全都拆了，木料和板材也都整整齐齐地垛放在彼斯基岛上，几乎要等到下年春汛期来临时再启用。一块好板材，城里的房业主出价十戈比；一天能偷出来两到三块。但这只有在天气不好的情况下才行，因为大风雪或者下雨天看守人员在外面待不住，都躲避起来了。

我们几个要好的哥们儿凑在一起：有讨饭的莫尔多瓦女人十岁的儿子桑尼卡·维亚希尔——既文静，又可爱，总是笑嘻嘻的；没爹没妈的科斯特罗马——人长得特瘦，一头卷发，眼睛黑黑大大的，十三岁那年，因为偷人家一对鸽子，进了少年犯教养院，后来上吊自杀了；鞑靼孩子哈比——十二岁，力气可大了，忠厚善良；塌鼻子雅兹的父亲是一个替人家挖墓和守墓的人，这孩子有七八岁，跟鱼一样，不声不响，是个羊癫风；哥们儿中以寡妇裁缝的儿子格里什卡·丘尔卡的年龄最大，头脑清楚，办事公正，特别喜欢拳击；这些个孩子都是同一条街上的。

在镇上，偷东西不算什么，它是一种风气，几乎成了饥民们谋生的唯一手段。一个半月的集市交易要养家糊口一年是不够的，所以，许多有头有脸的业主也“到河上去讨生活”打捞发大水时冲下来的木料和板材；用小船做些小宗运输；但主要是在货船上进行盗窃活动。总之，他们在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上“见机行事”，只要有空子可钻，他们便乘机捞上一把。一到节日，大人们夸耀自己成功的业绩，孩子们在一旁边听，边学习。

春天，开集前总有一段时间非常热闹，每天晚上，镇上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喝醉酒的工匠师傅、马车夫和各行各业的工人，这时候，镇上的孩子们便瞅准他们的口袋，进行扒窃；这是一种合法的营生，孩子们就在大人的眼皮底下公然行窃，根本不害怕。

他们偷木匠的工具，偷客运车夫们用的扳子，从货运马车夫那里盗窃枢轴和车轴上的衬铁，不过我们几个人不干这种事；丘尔卡有一次坚决表示：

“我决不偷东西，妈妈不让我偷。”

“我是因为——害怕！”哈比说。

科斯特罗马对小偷小摸极其反感，他提到“小偷”这个词时语气总是特别重，而且，只要他发现别的小孩在扒窃醉汉，他会将他们赶走，要是被他逮住了——少不了一顿猛揍。这个眼睛大大、老成持重的孩子自以为是个大人了，走路的样子非常特别，一摇一晃的，像个装卸工；他说话时竭力把嗓子压得很低，粗声大气的；一个人整天绷着脸，好像城府还挺深的。而维亚希尔则坚信盗窃是一种罪行。

但是，从彼斯基岛上顺走些板材和木料，算不上什么罪过，所以干起来我们谁都不害怕，而且，为了干起来方便和顺手，我们还想出了一整套的办法。晚上，等天黑以后，或者趁着风雪天，维亚希尔和雅兹便顺着河湾，沿着潮湿的、凹凸不平的冰面向彼斯基岛出发，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尽量把巡逻人员的注意力吸引过去，而我们四个人则分别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地摸了过去。巡逻人员只顾对付雅兹和维亚希尔了，一直盯住他们俩，这时我们已经在事先约好的木垛旁会合了，各人看准自己要拿的木料，趁腿脚快的同伙们把巡逻人员逗得东奔西突，对他们紧追不舍的时候，我们几个就开始往回撤。我们每人都带一条绳子，绳子末端有一个大铁钩子；我们的钩子把木料或板材钩紧，沿着雪地和冰面一路拖去，巡逻人员几乎从未发现过我们，就是发现了，他们也追不上。卖了木料，我们把钱分成六份——每人五戈比，有时候能分到七戈比。

用这些钱，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地吃一天饱饭，但维亚希尔一定要给他母亲带回去一什卡利克或半瓶伏特加酒，否则回家就要挨她的打；科斯特罗马把钱都攒起来，一心想要养鸽子，丘尔卡的母亲有病，他尽量想多挣点钱；哈比也在攒钱，他想回到他出生的城市去，但他舅舅到下诺夫戈罗德后不久便被淹死了。哈比忘记他出生的城市叫什么名字了，只记得它在卡马河上，离伏尔加河很近。

不知为什么，哈比说的这个城市我们觉得非常可笑，便老是逗这个眼睛有点斜的鞑靼小孩，我们唱道：

卡马河上有座城，

什么地方说不清！

伸出两手摸不着，

迈开双脚难成行！

起初，哈比非常生气，但有一次，维亚希尔果真像他的外号说的那样，跟鸽子叫似的对他嘀嘀咕咕地说：

“怎么啦，你？真的生哥们儿的气啦？”

小鞑靼感到很不好意思，于是自己也唱起了“卡马河上有座城”来。

和偷木料相比，我们毕竟更愿意去捡破烂。尤其是春天，特别有意思：雪已经融化，集市空空荡荡，石子路的街道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在集市上，我们总能从排水沟里捡到许多钉子和废铁，有时还能捡到一些钱币——铜币和银币，但是为了不让市场管理人员把我们赶走，夺去我们的麻袋，还得给他们几枚两戈比的铜币，不然就总是得向他们鞠躬敬礼。总之，我们挣这点钱是很不容易的，不过我们几个人相处得很好，虽然有时也吵几句嘴，但我一次也不记得我们曾经打过架。

维亚希尔是我们的调停人，他总能够及时地跟我们说些独出心裁的话；话虽简单，但却一针见血，使我们自愧不如。他自己说这些话的时候也感到很惊讶。对于雅兹的种种越轨行为，他既不生气，也不担心；他认为雅兹的这些劣迹败行都是没必要的，而且，他总能够心平气和但却令人信服地加以反对。

“喏，你何必要这样呢？”他问道；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了：实在没有必要！

他管自己的母亲叫“我那位莫尔多瓦妇女”，这并不使我们感到有什么好笑。

“昨儿个我那位莫尔多瓦妇女回家时又是烂醉如泥！”他兴冲冲地说，两只金黄色的圆眼睛闪闪发光。“她咣的一声推开门，一屁股坐在门槛上，接着便唱了起来，唱呀，唱呀，活像只老母鸡！”

爱刨根问底的丘尔卡说：

“就唱些什么？”

维亚希尔一只手轻轻地拍着膝盖，尖声尖气地学着他母亲的样子唱道：

一个牧人年纪轻轻，

手持牧杖在街上行，

看见窗户便敲几下，

哎哟哟，耳边一阵咚咚声！

大伙儿急忙往外跑，

晚霞已照得满天红，

牧人鲍尔卡的笛声起——

全村上下，一片肃静！

维亚希尔会好多这种热情奔放的歌曲，而且唱得非常娴熟。

“是啊，”他继续说，“她就这样在门槛上睡着了；屋子里冷得要命，差一点没把我冻僵，但是拖她我又拖不动。可今天早上我对她说：‘你怎么醉得这么厉害呢？’她说：‘没什么，你再忍一忍，反正我活不了多久啦！’”

丘尔卡严肃地证实说：

“她是活不久啦，全身都浮肿了。”

“你不觉得她很可怜吗？”我问道。

“哪能够呢？”维亚希尔有些惊讶，“要知道，她是我的好母亲呀……”

我们明知道这个莫尔多瓦女人动不动就打维亚希尔，可是我们仍然相信她是一位好母亲；遇到时运不佳的日子，丘尔卡总是提议说：

“大伙儿每人凑一戈比，给维亚希尔的母亲买酒喝吧，不然他母亲会打他的！”

我们这帮人中只有两个人识字——我和丘尔卡；维亚希尔非常羡慕我们，他揪着自己尖尖的老鼠耳朵，嘟嘟哝哝地说：

“等我把自己那位莫尔多瓦妇女安葬之后，我也要去上学；我给老师跪下来，恳求他能收下我。学完后，我就去给大主教当园丁，或者去为沙皇本人效力！……”

春天，这位莫尔多瓦妇女，跟一个为修建大教堂进行募捐的老头一块儿，还有一瓶伏特加酒，被倒下来的木头垛压在下面了；人们把这个莫尔多瓦妇女送进了医院，老成持重的丘尔卡对维亚希尔说：

“住到我那里去吧，我妈会教你认字的……”

没过多久，维亚希尔仰起头，会念商店的招牌了：

“食品杂拌店……”

丘尔卡纠正他说：

“是食品杂货店，乱弹琴！”

“我看清楚了，可那些字总让人看眼花。”

“是看花眼！”

“这些字跳过来，跳过去。有人念它们，它们觉着挺高兴呢！”

他酷爱花草树木，对此，我们大伙儿觉得既好笑，又惊奇。

镇子就坐落在一片沙漠上，难得有植物生长；只是各家院落里的某些地方，孤零零地生长着几棵瘦弱的白柳和东倒西歪的一丛丛接骨木，顶多在围墙下很不起眼的地方，还羞答答地长着一些枯黄的小草。要是我们有谁想在草地上坐一下，维亚希尔便会生气地抱怨说：

“喂，为什么要践踏草地呢？坐在旁边的沙地上对你们不是一样吗？”

只要他在场，谁都不好意思去折一根白柳枝，采一朵接骨木花，或者从奥卡河岸上柳树林里折一根柳条，——他一看见有人攀折花木，总是表现出很惊讶的样子：肩膀一耸，两手一摊：

“为什么你们要乱折花木呢？真是活见鬼了！”

看他那大惊小怪的样子，大家都感到很不好意思。

每到礼拜六，我们就搞一次快乐的恶作剧，这得准备一个礼拜：要满大街去收集各种破草鞋，然后将它们码放在一些偏僻的角落里。礼拜六晚上，当成群结队的鞑靼装卸工从西伯利亚码头下班回家时，我们预先找一个街口，摆好阵势，开始朝这帮鞑靼人身上扔草鞋。起初，他们非常生气，一个劲儿地追我们，嘴里骂骂咧咧，但不久，他们自己也觉得这样很好玩；他们知道会遭到伏击，于是在进入战场时也用许多草鞋把自己武装了起来；不仅如此，他们事先还侦察到我们藏匿军火的地方，曾不止一次地把我们的草鞋偷个精光，对此，我们向他们抱怨说：

“哪有这种玩法！”

这时他们才把草鞋分给我们一半，然后双方才开始战斗。通常，他们在一片空地上摆好阵势，我们从四面八方将他们围起来，一面尖声喊叫，一面往他们身上扔草鞋；一旦我们有人在奔跑时被他们扔过来的草鞋击中，倒在沙地上，他们同样也大喊大叫，笑得震天响。

游戏持续很长时间，有时能一直玩到天黑；有一些市民前来观看，从各个角落探头张望，颇有些怨言，说应该顾全体面。满是尘土的破草鞋像成群的乌鸦，满天飞舞，有时我们的人难免被击中，但游戏的乐趣总是大于疼痛和不快的。

鞑靼人的玩兴不亚于我们；战斗结束后，我们常常和他们一起到装卸工人同业会去，在那里，他们给我们吃甜马肉，还有一种特殊烹制的菜汤；吃过晚饭，我们就着黑桃仁甜面点，喝一种煮得很浓的砖茶。我们很喜欢这些人高马大的男子汉，他们全是挑选出来的大力士，他们身上有一种我们很熟悉的充满稚气的东西；使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他们相互之间都没有恶意，一向为人厚道，彼此以诚相待，互相照应。

他们所有的人都喜欢开怀大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眼泪都能笑出来，他们中间有一个卡西莫夫市的人，其人鼻子有点毛病，力大无比；有一次，一口二十七普特重的大钟，他竟然一个人从货船上一直扛到距离很远的岸上；他边笑，边喊，边叫：

“嗨哟，嗨哟！有的话——闲扯淡；有的话——赚小钱；而有的话呀——金不换！”

有一次，他把维亚希尔抱起来，举得高高的，说：

“嗨，你应该生活在那里，住在天上！”

遇到坏天气，我们都到雅兹家里去，他们家就在墓地上，他父亲有一间看墓的小屋。他父亲佝偻得很厉害，骨头都弯了；他的胳膊很长，穿得又脏又破；他的脑袋很小，脸也很黑，上面密密麻麻长了满头满脸脏兮兮的毛发；整个脑袋看上去就像是一棵干枯的牛蒡草，又长又细的脖子正好是牛蒡草的秸秆。他时常甜蜜蜜地眯起有点发黄的眼睛，急急巴巴地嘟囔着说：

“上帝保佑，可别让我失眠呀！哎哟哟！”

我们买了三佐洛特尼克的茶，八分之一俄磅的白糖，还有面包，自然一定还得给雅兹的父亲带上半瓶伏特加酒；丘尔卡严厉地对他吩咐说：

“没用的家伙，快把茶炊的火生起来呀！”

老汉嘿嘿一笑，点着了铁皮茶炊，我们一边等着喝茶，一边商量自己的事；这时他给我们出主意说：

“这不，后天就是特鲁索夫家的四十天忌辰，他们一定会大摆筵席，那里骨头肯定不少，有你们捡的！”

“特鲁索夫家的骨头都被他们家厨娘捡走了。”无所不知的丘尔卡说。

维亚希尔一直在望着窗外的墓地出神：

“很快咱们就可以到森林里去了，这太棒了！”

雅兹总是一声不吭，他目光忧郁地仔细瞧着大家，不声不响地给我们看他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那些玩意儿——木头士兵、缺了腿的木马、碎铜烂铁、衣服扣子等。

他父亲将各种各样的杯子、茶碗摆放在桌子上，把茶炊端了上来，这时，科斯特罗马坐下来，给各位倒茶；雅兹的父亲喝罢自己的酒，便爬到炉炕上去，从那里伸出长长的脖子，用猫头鹰似的眼睛打量着我们，嘴里嘟哝道：

“我说呀，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好像也都不是小孩子了，是不是？哎哟，你们这帮窃贼，上帝保佑，可别让我失眠呀！”

维亚希尔对他说：

“我们压根儿不是窃贼！”

“好，是小偷小摸……”

要是我们对雅兹的父亲实在感到不耐烦了，——丘尔卡就愤怒地呵斥他：

“少废话，没用的家伙！”

他这个人，一说起某某人家有谁生病，镇上某某人快要死了等，便津津乐道，如数家珍，毫无恻隐之心；我、维亚希尔和丘尔卡，对他这一点非常反感；他看得出我们讨厌听他说话，于是便故意地气我们，刺激我们：

“哈哈，害怕了吧，你们这些小鬼！果不其然！眼下很快就有一个胖子将要死去，哎呀，不过他的尸体得很长时间才会腐烂！”

他的话几次被打断，可是他一个劲儿地往下讲：

“要知道，你们也都会死的，在污水坑里是活不长久的！”

“喏，死就死呗，”维亚希尔说，“到时候我们都去当天使……”

“就你们？”雅兹的父亲这一惊不打紧，连话都说不利落了，“你们几个？去当天使？”

他哈哈大笑，又接着气我们，讲了些关于死人的乱七八糟的恶心人的事。

但是，有时候，这个人忽然又把声音压得很低，娓娓动听地给我们讲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听我说，孩子们，别着急呀！是这样，三天前，埋葬了一个女人，孩子们，我打听了关于这个女人的情况——她究竟是怎样一个娘儿们？”

他经常谈论女人，而且总是乌七八糟，不堪入耳，但从他的讲述中，总使人感到有一种发人深省、如怨如诉的东西，他好像是在请我们和他一起进行思考，所以我们听他讲的时候都非常认真。他不善于辞令，说话没条理，常常用一些问题把自己的话打断，但他的故事在我的脑子里总能留下一些令人忐忑不安的零星记忆：

“有人问她：‘是谁放的火？’她说：

“‘是我放的！’

“‘怎么会呢，傻瓜？那天夜里你并不在家，你在医院里躺着呀！’

“‘是我放的火！’

“她这样说，是为了什么呢？哎哟哟，上帝保佑，可别让我失眠……”

他几乎了解镇上每一个人的生平故事，因为是他亲手把他们一个个埋进这片凄凉荒芜墓地的沙土里的；他仿佛在我们面前打开了各家各户的大门，我们走进去，看看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从而得到某种严肃的重要的感悟。看来他能够通宵达旦地讲下去，直到第二天早晨，但每当他小屋的窗户暗淡下来，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候，丘尔卡便从桌旁站起来，说：

“我要回家了，不然妈妈会担心的。谁跟我一块儿走？”

大家伙全都要走；雅兹将我们送到围墙边，关上大门，然后把他那又黑又瘦的脸，紧贴在栅栏上，粗声粗气地说：

“再见了！”

我们也冲他喊了声：再见！每次把他一个人留在墓地里的时候，总感到心里不是滋味。有一次，科斯特罗马回头看了一眼，说：

“等明天我们一觉醒来，没准儿他已经死了。”

“雅兹的生活最苦了。”丘尔卡时常说，但维亚希尔总是反对，他说：

“我们生活得并不坏……”

照我看来，我们生活得并不算坏，我很喜欢这种流浪街头、自由自在的生活，喜欢我的伙伴们；他们能够激起我的某种远大抱负，使我无法安于现状，总想为他们做点好事。

我在学校里的日子仍然不好过，同学们都嘲笑我，叫我捡破烂的，叫花子。有一次，我跟他们吵了一架；他们向老师反映，说我身上有一股子垃圾味儿，没法跟我坐在一块儿。记得这一指责深深刺痛了我，以后我很难再来上学了。这一指责是他们恶意编造的，因为每天早上我都认真仔细地洗过澡，而且，上学时我从不穿捡破烂时穿过的衣服。

但我终于通过了三年级的考试，得到的奖品是一本福音书，一本精装的克雷洛夫寓言和一本书名有些莫名其妙的平装书——《法塔—莫尔干纳》，还颁发给我一张奖状。我把这些奖品拿回家后，外公非常高兴，他动情地宣布：这些东西必须珍藏起来，还说要把书锁在自己的箱子里。外婆躺在床上，已经病倒好几天了；她手头没有钱，外公只是唉声叹气，尖声喊叫：

“你们吃我的，喝我的，现在我就剩下一把骨头了，哎呀，你们这些人呀……”

我把几本书拿到店里，卖了五十五戈比，钱给了外婆，在奖状上我胡乱写了些字，交给了外公。他像宝贝似的收藏了起来，居然没有打开看看，没发现我在上面捣的鬼。

不去上学后，我又到街上混日子去了，不过现在好过多了——正是万物复苏、大地回春的时候，我们挣的钱比以前也多了；每到礼拜天，我们大伙一早就来到野外，走进松树林，一直到很晚才回到镇上来，尽管感到有些劳累，但大家心情很愉快，彼此也更加亲密了。

但是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很久——继父被解职了，他再次外出，不知去向；母亲带着小弟弟尼古拉搬到外公家去住，保姆的责任便落到了我的肩上，因为外婆到城里一个富商家，给人家绣盖圣体用的经麻布去了。

母亲十分憔悴，像哑巴似的，成天不言不语，迈步都非常困难；她用一双可怕的眼睛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小弟弟患淋巴结核病，踝骨上有溃疡，身体十分虚弱，连大声哭的气力都没有，饿了只会哼哼唧唧，浑身哆嗦，吃饱了就打瞌睡，睡着时还发出一种奇怪的叹气声，像小猫似的轻声打着呼噜。

外公小心地摸了摸他，说：

“应该好好地喂养他，可是我养活不起你们所有的人……”

母亲坐在屋角的床上，声音嘶哑地叹了口气说：

“他只须吃一点点……”

“这个一点点，那个一点点，加在一起可就多了……”

他挥了一下手，对我说：

“把尼古拉抱出去，让他晒晒太阳，用沙把身子埋上……”

我用口袋背来许多清洁的干沙子，倒在窗前可以晒到太阳的地方，堆成一堆，按照外公的吩咐，我把小弟弟放在上面，然后将沙子一直埋到小弟脖子处。小家伙坐在沙子里非常高兴，他美滋滋地眯缝起眼睛，神情很不一般——没有眼白，只有浅蓝色的瞳孔，瞳孔外面有一道发亮的圆圈。

我顿时对小弟产生一种深深的依恋之情，我觉得，我和他并排躺在窗前沙堆上时的心思他全都明白；这时耳边传来外公尖细的声音：

“死——并不难，可你得想办法活下去呀！”

母亲咳嗽不止……

弟弟的两只小手从沙里抽出后，向我伸过来，小白脑袋一摇一晃的；他的头发稀稀拉拉，显得有些斑白，小脸蛋看上去有点老气，非常聪明。

一旦有鸡和猫走近我们，科利亚便久久地看着它们，然后望着我，露出一丝微笑——他的笑使我颇为尴尬——是不是他觉察到了我和他在一起感到有些枯燥乏味，正想丢下他跑出去玩呢？

院子很小，院里又脏，又挤；紧挨着院子大门，有一排用碎木料搭建的板棚、柴屋和地窖，然后，往里拐进去，尽头是一间浴室。房顶上堆满了破船板、各种木料、板材和湿刨花——这都是市民们在奥卡河解冻和春汛期间从河里打捞上来的东西。整个院子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各种各样的木料；这些木料都非常湿，经太阳一晒，散发出一股发霉的气味。

旁边有一家牲口屠宰场，差不多天天早上都能够听见牛羊哞哞、咩咩的叫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有时候我简直觉得浑浊的空气中有一层透明的血的薄雾……

宰杀牲畜前，先用锤子在它们的脑门上——两个犄角之间——猛击一下，将其打昏，这时它们会发出一声惨叫；每当这个时候，科利亚便眯起眼睛，噘着嘴唇，可能是想模仿它们的叫声，但结果只是哈口气而已……

“哈……”

中午时，外公从窗口探出脑袋，喊道：

“吃午饭啦！”

他把科利亚抱在膝盖上，自己亲自喂他，将土豆和面包在嘴里嚼碎，再弯起手指，把它塞到科利亚的小嘴里，把孩子的薄嘴唇和尖下巴弄得很脏。喂了一会儿后，外公便掀开孩子的小衬衣，用手指在他鼓起的小肚子上摸了摸，估摸着说：

“吃饱了吗？要不要再吃点儿？”

从门旁黑暗的角落里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您明明看见——他伸着手，还想要面包呢！”

“这小孩有点傻！他不知道自己该吃多少……”

于是，他又往科利亚嘴里塞了一口嚼过的土豆和面包。看着他这样喂科利亚，我感到又难受，又心疼，我的嗓子眼里直堵得慌，觉得恶心。

“喏，好了！”外公终于说，“给你母亲抱过去吧。”

我接过科利亚，他哼哼哝哝地还要往桌子那边撑。母亲站起身，喉咙呼哧呼哧地向我走来，她伸出骨瘦如柴的双手；修长的身材，像一棵被砍去了枝叶的云杉。

母亲变得完全不说话了，很少听见她能呼哧着说上只言片语，有时候整天都没有一句话，默默地躺在一边等死。当然，母亲将不久于人世，这一点我已经感觉到了，我知道她活不了多久，加上外公老是不厌其烦地讲到死亡；特别是到了晚上，院子里天一黑，一股暖烘烘的、像熟羊皮那样浓重的霉味从窗外飘进来的时候，他讲得就越发起劲儿。

外公的床放在前面的屋角，几乎就在圣像下面；他躺下睡觉时脑袋正好冲着圣像和窗户，他躺下后在黑暗中总要唠唠叨叨说好长时间：

“说话间——死的时候便到了。我有何脸面去见上帝呢？对他说什么呢？要知道，忙忙碌碌一辈子，也干了些事情……可结果如何呢？”

我睡在炉灶和窗户之间的地板上，由于这地方对于我太小了，我便把两条腿伸进底下的炉膛里，有许多蟑螂在我腿上爬来爬去，弄得我直痒痒。这个狭小的角落曾经给过我不少幸灾乐祸的满足，因为外公做饭时炉叉和火钩子的把手经常撞碎窗上的玻璃。说来好笑，也让人感到奇怪，像他这样聪明的人，竟然没想到把火钩子截短一些。

有一次，他在瓦罐里熬什么东西，一下熬过头了，他一急，连忙用火钩子去钩，不料火钩子的把手撞着了窗框，震碎两块玻璃，瓦罐也被碰翻打破了。这使老人大为伤心，坐在地板上哭了起来。

“天哪，天哪……”

白天，趁他出去时，我用面包刀把火钩子的把手砍去四分之三，但外公一看见便大骂起来：

“没用的东西，应该用锯子锯才对，用锯子——锯！这样锯下来的那一截还可以当擀面杖卖钱，你呀，真是个废物！”

他挥舞着双手，急赤白脸地向过道跑去；这时母亲跟我说：

“你别管这些闲事……”

母亲是八月间死的，是个礼拜天的中午。继父刚从外地回来，又在什么地方找了个差事，在火车站附近有一处干净房子，外婆和科利亚搬过去住了，过几天母亲也打算搬过去。

就在母亲去世的那天早上，她小声地对我说（不过声音比平时更清晰、更微弱）：

“你去叫一下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就说我请他来一趟！”

她从床上欠起身，一只手扶着墙，坐了起来，又补充说：

“快点去！”

我觉得她好像露出了笑容，眼睛里闪现出一种异样的神情。继父当时正在做午祷；外婆让我到一个犹太女人开的小铺去买点烟来，因为没有现成的，得等老板娘现去研磨，然后再拿回来给外婆。

我回到外公家时，母亲正坐在桌旁，她穿一件淡紫色的干净连衣裙，头发梳得非常漂亮，像从前一样神气十足。

“你好点了吗？”我问道，不知为什么感到有些胆怯。

她令人可怕地望着我，说：

“过来！你到哪儿玩去了，啊？”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便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抓起一把用锯条做的软刀，用刀的平面在我身上一连打了几下，刀子从她手里落到了地上。

“捡起来！给我……”

我捡起刀子，把它扔在桌上，母亲把我推向一边；我坐在炉灶前的小台阶上，吃惊地看着她。

她从桌边站起身，缓慢地向自己的角落一点一点移动着脚步，躺到床上后，一直在用手绢擦拭着脸上的汗水。她的手已经不听她使唤了，有两次手都从脸旁滑过，落在枕头上，手中的手绢在枕头上擦拭着。

“给我点水喝……”

我从桶里舀了一杯水，她吃力地抬起头，稍微喝了一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用冰冷的手将我的手挡开。然后看了一眼屋角的圣像，又把目光转向我，嘴唇一动一动的，好像是在微笑，之后她那长着长睫毛的眼睛便慢慢地闭上了。她的两个胳膊肘紧挟住双肋，两只手的手指头在微微颤动，慢慢地摸向胸口，向喉咙处移动。她脸上蒙了一层阴影，而且越来越暗，同时皮肤渐渐发黄，鼻子显得更尖了。她惊恐地张开嘴，但已经听不到她呼吸的声音了。

我站在母亲的床前，手里端着杯子，待了很长很长时间，眼看着她慢慢地变僵了，脸色发灰了。

外公走了进来，我跟他说：

“母亲死了……”

他往床上看了一眼，说：

“你胡说什么呀？”

他走到炉灶前，开始往外取馅儿饼，把炉门和烤盘碰得丁零当啷。我知道母亲已死；我望着他，等着他能够明白这一点。

继父来了，穿一件帆布夹克，戴一顶白色鸭舌帽。他轻手轻脚地搬了把椅子，走到母亲床前；突然，他把椅子往地上一扔，像吹喇叭一样，大声喊道：

“可她已经死了，你们瞧呀……”

外公瞪大眼睛，手里拿着炉盖，一声不吭，像瞎子似的跌跌撞撞离开了炉灶。

当人们向母亲的棺材上填埋干土时，外婆像盲人似的在墓地里东奔西走，十字架把她的脸都撞破了。雅兹的父亲将外婆领到看护墓地的小屋，让她洗洗脸，这时他小声安慰她说：

“我说，你呀，上帝保佑，可别让我失眠——你怎么啦，啊？人生不就是这么回事嘛……我说的话对不对，老奶奶？不管是富人、穷人，到时候都得进坟墓，是不是这个理儿，老奶奶？”

他向窗外看了一眼，忽然从小屋里跑了出去，但立刻同维亚希尔又转了回来，一脸高兴劲儿。

“你看呀，”他说，把一个坏了的马刺递给我看，“瞧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我和维亚希尔送给你的礼物。你看，还有小齿轮呢，啊？肯定是哥萨克人用的，后来丢失了……我打算把这东西从维亚希尔手里买过来，我出两戈比……”

“你胡说什么啊！”维亚希尔声音不高，但却很生气地说，可是雅兹的父亲当着我的面，手舞足蹈，冲他一个劲地递眼色，并且说：

“是你维亚希尔送的，行了吧？你也太认死理了！好吧，不是我，是他送给你的，他……”

外婆洗过脸，用头巾把肿得发青的脸包好，喊我回家去，我不想回去；我知道葬完人后家里人要吃上一顿，要喝酒，说不定还要发生争吵。还在教堂的时候，米哈伊尔舅舅就唉声叹气地对雅科夫说：

“今天咱们喝他个够，怎么样？”

维亚希尔竭力想让我开心：他把马刺挂在下巴上，用舌头舔那上面的小轮子，雅兹的父亲故意放声大笑，一面大声喊道：

“快看呀，快看呀，看他在干什么！”但他见我并不感到高兴，便严肃地对我说：

“行了，行了，别难过了！将来我们大家都会死的，连小鸟也会死的。这样吧：你愿不愿意我给你母亲的坟上铺一层草皮？咱们现在就到野外去，你、维亚希尔和我；把我的小爬犁也带上；我们铲好草皮，把坟铺起来——这样再好不过了！”

我觉得这样挺好，于是我们便到野外去了。

安葬罢母亲，几天之后，外公对我说：

“是这样，列克谢，你也不是一枚勋章，老挂在我脖子上也不是个事儿，到人间闯荡去吧……”

于是我就走进了人间。

《童年》主要人物表

本书主人公——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别称：马克西梅奇、阿廖沙、阿廖什卡、列克谢、列克谢伊卡、廖尼亚、廖尼卡、阿廖申卡、奥廖哈）

父亲——马克西姆·萨瓦捷伊奇（马克西姆·萨瓦捷耶夫）

母亲——瓦尔瓦拉·瓦西利耶维奇·彼什科娃（瓦里卡、瓦里娅、瓦留莎）

外婆——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阿库利娅）

外公——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卡希林（瓦西里奇·卡希林）

大舅——米哈伊尔·卡希林（米什卡、米哈伊洛、米沙）

二舅——雅科夫·卡希林（雅科夫、雅什卡、雅沙）

表兄——萨沙·雅科夫（萨什卡）

染坊工人——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格里沙）

染坊工人——伊万（“小茨冈”、瓦尼亚、瓦尼卡、万纽什卡、瓦纽舍奇卡、万尼亚特卡、瓦尼卡、伊万卡）

神秘房客——“好事儿”

继父——叶夫根尼·马克西莫夫·康斯坦丁诺夫斯基

在人间

第一章

我来到了人间，在市内主要大街上的“时尚鞋店”里当了学徒。

我的老板个子矮小，身体肥胖；有一张极普通的古铜色的脸，牙齿发黑，眼睛湿乎乎、脏兮兮的。我觉得他是个瞎子，为证实这一点，我朝他做了个鬼脸。

“别做鬼脸。”他声音虽低，但十分严厉。

我讨厌他用那双混浊的眼睛看着我，而且我不相信它们能够看得见——兴许老板只是猜想我在做鬼脸吧？

“我说过了——别做鬼脸。”他又说一遍，声音更低一些，厚厚的嘴唇几乎没有动弹。

“别老抓挠你的手，”只听见他冷冷地小声跟我说，“你现在是在市内主要大街上的一流商店工作，这一点你必须得记住！当学徒的就应该像雕像一样，伫立在店门前……”

我不知道什么叫雕像，也不能不抓挠我的手——因为从胳膊肘往下，我两只手上长满了红红的脓包疮，疥螨虫咬得我奇痒无比。

“你在家里时都干些什么？”老板问道，仔细打量着我的手。

我答话的时候，他一直在摇晃他那圆圆的脑袋，他的花白头发在他头上黏合得牢牢实实。然后，他恶语伤人地说：

“捡破烂儿，这比要饭还要糟糕，连偷盗都不如。”

我不无骄傲地宣称：

“我也偷过东西。”

这时，老板将两只像猫爪子似的手，往账桌上一放，吃惊地瞪大一双无神的眼睛，凝视着我的脸，咬牙切齿地说：

“什么？你还偷过东西？”

我一五一十地向他做了说明。

“喏，我认为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将来你要是在我这里偷皮鞋或钱的话，那我可要把你送进监狱，一直关到你长大成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态度很平静，但我却被吓了一跳，因此就更加不喜欢他了。

除老板外，在店里干活的还有我的表哥萨沙·雅科夫和一位大师兄——此人面色红润，非常机灵，很会揽生意。萨沙穿着浅咖啡色的礼服，一件胸衬，打着领带，下身穿一条散腿裤，傲气得很，根本没把我当回事儿。

当外公领我去见老板，并请求萨沙对我要多多帮助、指教时，萨沙神气活现地把眉头一皱，警告说：

“他必须得听我的！”

外公把一只手按在我头上，使我的脖子弯了下去。

“你要听他的话，他比你年长，职位也比你高……”

萨沙瞪大眼珠子，教训我说：

“记住外公的话！”

于是，从第一天起，他便真的在我面前摆起谱来。

“萨沙·卡希林，别老瞪着眼。”老板跟他说。

“我，没瞪眼呀，老板。”萨沙回答说，把头低了下去。但老板仍不罢休，说：

“别总板着个脸，不然顾客还以为你是头骚山羊呢……”

大师兄恭顺地笑了，老板怪模怪样地撇动着嘴唇，萨沙羞得满脸通红，躲到柜台后面去了。

我不喜欢听这种话，有许多词儿的意思我也听不懂；有时我觉得这些人好像在讲外国话似的。

每当有女顾客光顾本店，老板便将一只手从衣袋里抽出来，摸着自己的小胡子，满脸堆着甜蜜的微笑；这微笑使他脸上布满了皱纹，但却改变不了他那呆滞的眼神。大师兄挺直身子，两个胳膊肘紧贴腰部，毕恭毕敬地将两手悬在空中；萨沙战战兢兢地直眨巴眼睛，一心想把他的鼓起的眼珠子掩盖起来；我则站在门旁，悄悄地挠着手，注意着卖货的规矩。

大师兄在女顾客面前，双膝跪地，动作麻利地张开手指，给女顾主测量鞋子的尺码。他两只手直哆嗦，小心翼翼地触摸着那女人的脚，好像生怕把她的脚碰坏了似的，而女顾客的脚非常肥，活像一只倒放着的歪脖瓶子。

有一次，一位太太抖动着她的一只脚，缩着身子说：

“哎呀，您弄得我直痒痒……”

“这是出于对您的礼貌。”大师兄急忙热情地解释说。

他缠着女顾客的那副模样，看着真叫人好笑；为了不笑出声来，我转过身去，面对着门上的玻璃。但我却非常想看看他是如何揽生意的——大师兄的手法太使我感到可笑了，但同时我又想，我永远也不会这样彬彬有礼地张开手指在顾客的脚上量尺码，也不会这样麻利地把鞋穿到顾客的脚上。

有时候，老板常常离开商店，到后面的小屋里去，而把萨沙也叫过去，这时店里就只剩下大师兄和女顾客两个人了。有一次，他的手触摸到了一位褐色头发女人的脚，然后他就把那几个手指头攥在一起，在自己的嘴上吻了一下。

“哎哟，”那女人惊叹道，“你真够调皮的！”

他却鼓起腮帮子，使劲发出接吻的声音：

“啧——啧！”

这时我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我前仰后合的，伸手去抓门的把手，结果把门给拉开了，门上的玻璃也被我的脑袋撞破了。大师兄气得冲我直跺脚，老板用他那戴着大金戒指的手指头直敲我的脑袋，萨沙则使劲揪我的耳朵。晚上回家的时候，他严厉地对我说：

“这样老板会把你赶走的！喏，这有什么好笑的？”

并且解释说：“要是太太们喜欢大师兄，生意就会好做一些。”

“即使那位太太不需要买鞋，但为了看一眼她喜欢的店员，也会买上一双的。这你就不懂了！真让人替你操心……”

这话我很不爱听——没有谁关照过我，更不用说他了。

每天早上，那个病病歪歪、脾气很不好的厨娘，总是比萨沙早一个小时先把我叫醒。起来后，我得把老板一家人、大师兄和萨沙的皮鞋擦好，把他们的衣服弄干净，把茶炊摆上，给所有的炉灶预备好木柴，再把午餐时用的饭盒洗刷干净。到了店里，我便扫地，擦灰尘，准备茶水，给顾客们送货，然后回家取午饭。这时守店门的差事就由萨沙替我来干，他认为这活儿有伤他的尊严，便骂我说：

“笨蛋！要别人替你干……”

我感到烦闷与无聊，我过惯了独立自主的生活，从早到晚，一直在库纳维诺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在浑浊的奥卡河岸边、在田野和森林中游荡惯了。这里没有外婆、没有伙伴，没有人可以说话，然而生活却使我感到愤愤不平，它让我看到了它丑恶的、虚伪的一面。

经常有这样的情形：女顾客什么东西都没有买便走了——这时，他们三个人会有一种被人欺弄的感觉。老板将自己甜蜜的微笑装进了衣袋，命令道：

“卡希林，把东西收起来！”

接着便开始骂骂咧咧：

“呸，这头母猪，鼻子拱到这儿来了！在家里坐得无聊了，跑到商店里闲逛来啦。你若是我的老婆，瞧我不把你……”

他老婆人长得很干瘦，黑眼睛，大鼻子，经常冲他跺着脚，大声吆喝，像对待用人似的。

他们经常一面鞠着躬，一面说着恭维话，彬彬有礼地将熟悉的女顾客送出店门，然后便恬不知耻地对她大加诋毁，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我真想跑出去，追上那女人，把他们背后议论她的话告诉她。

我当然知道，人们一般背后都互相说坏话，但他们几个人是无人不说，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好像他们是被什么人认定的几个最优秀的人物，他们的使命就是来评判世界的。他们对许多人都感到嫉妒，从未夸奖过什么人，对每一个人，他们都知道一些他的短处。

有一回，店里来了一位年轻女人，面色红润，容光焕发，两眼炯炯有神，身上穿一件黑毛皮领的天鹅绒斗篷，其容貌在黑毛皮领的衬托下简直就像一朵奇妙的鲜花。她从肩上脱下斗篷，递到萨沙手上，这时她显得更加楚楚动人了：浅灰色的丝绸衣裙紧紧裹着她那苗条的身材，耳朵上的钻石在闪闪发光——她不禁使我想起了聪明美丽的瓦西里萨，因此，我相信她就是省长夫人本人。他们对她是毕恭毕敬，点头哈腰，像对待圣母似的，甜言蜜语，不绝于口；三个人像魔鬼似的在店里忙得团团转；他们的身影在货橱的玻璃上迅速滑过，让人觉得周围的一切好像都燃烧了起来，正在熔化之中，马上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形态，另外一副样子。

可是当她很快选中一双价钱昂贵的皮鞋，离开鞋店后，老板立刻将嘴巴一咂，打着口哨说：

“一条母狗……”

“总之——不过是一个女戏子。”大师兄轻蔑地说。

于是，他们便相互谈论起这位太太的几个情夫和她那花天酒地的生活了。

吃过午饭，老板到鞋店后面的一间小屋里歇息，我便打开他的金表，往机芯里滴了几滴醋。看见老板睡醒后，手里拿着金表，惊慌失措的样子，我心里高兴极了；他嘴里嘟哝着说：

“真是怪了？这表竟突然出汗啦！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表会出汗！会不会是不祥之兆呀？”

尽管店里工作繁忙，家里的事情也不少，我似乎仍然觉得非常烦闷，总是在寻思：想个什么办法才能让他们把我从店里赶走呢？

满身雪花的人们默默地从店门口一闪而过——看上去他们仿佛在为什么人送葬，紧着往墓地赶，不过他们误了出殡的时间，现在正心急火燎地在追赶灵柩。几匹马一路颠簸前进，吃力地翻过一个个雪丘。单调凄凉的钟声，从鞋店后面教堂的钟楼上传来，天天如是，雷打不动，因为正值大斋期间；钟声瓮声瓮气，仿佛是在用枕头击打人的脑袋：疼倒不是疼，但却使人变得头脑麻木，两耳重听。

有一次，在鞋店门口的院子里，我正在打开一个刚刚收到的货箱，教堂的看门老头儿向我走来，他斜着个肩膀，软绵绵的样子，好像整个人都是用碎布头制作的，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凌乱不堪，好像被狗撕咬过一样。

“你这个上帝的奴仆，能不能给我偷一双套鞋，啊？”他向我提议说。

我一声不吭。他坐在一只空箱子上，打了个哈欠，在嘴巴前画了个十字，接着又说：

“偷一双吧，啊？”

“不能偷！”我对他说。

“然而却有人在偷。请看在我这把年纪的分上吧！”

这老头儿和我周围那些人不一样，挺讨人喜欢的，我感到他深信我一定会为他去偷，于是我答应从气窗口给他递出去一双套鞋。

“这就好，”他心平气和地说，并不显得多么高兴，“你不会骗人吧？哦，哦，我看得出，你不会骗人……”

他一声不响地坐了片刻，用靴子底来回搓揉他脚下又湿又脏的积雪，然后他抽起一只陶制的烟斗，突然吓唬我说：

“要是我骗你呢？我把你递出来的那双套鞋拿给你老板看，就说是你半卢布卖给我的，那你怎么办？啊？那双套鞋值两个多卢布，可你才卖半卢布！钱都买糖吃了吧，啊？”

我不禁愣住了，怔怔地望着他，好像他已经做了他说过要做的事似的，可是他仍在一个劲儿地往下讲，声音不高，鼻音很重，眼睛看着自己的靴子，吐着蓝色的烟雾。

“比方说，如果这事是你家老板叫我干的，说：‘去，考验考验那小子——看他是不是个小偷？’那怎么办呢？”

“我不给你套鞋了。”我生气地说。

“既然你已答应过，现在说不给已经不行了！”

他抓住我一只手，把我拉到他跟前，用他那冷冰冰的手指头敲着我的额头，有气无力地继续说：

“你怎么能平白无故地就说‘给你，拿去吧’呢？！”

“是你自己要求我的。”

“我要求的又怎么样！我要求你去抢教堂，怎么样——你去抢吗？难道可以这样相信人吗？你呀，傻孩子……”

于是，他把我推开，站起身来。

“用不着给我偷套鞋，我不是老爷，不穿套鞋。我不过是说着玩的……你这么老实单纯，等圣诞节到来时，我让你到钟楼上去敲敲钟，看看市容……”

“我熟悉这座城市。”

“从钟楼上望去，更加漂亮……”

他用靴子尖踩进雪地，慢慢地向教堂后面走去。我望着他的背影，心中感到既懊恼，又不安，心想：这老头儿是真的说着玩呢，还是老板让他来试探我的？我真有点儿怕到鞋店里去。

这时，萨沙跑到院子里，大声喊道：

“你在搞什么鬼名堂！”

我忽然怒从心起，冲他扬起了钳子。

我知道他和大师兄都在偷老板的东西：他们常常把皮鞋或便鞋藏到烟囱里，然后，等他们离开鞋店时，把它们藏在大衣袖子里。我不喜欢这样做，也害怕干这种事，我记得老板的威胁。

“你在偷东西吗？”我问萨沙。

“不是我，是大师兄在偷，”他严肃地跟我解释说，“我只是帮他一下。他说：‘帮个忙吧。’我必须得听他的，不然他会给我穿小鞋的。老板嘛！他自己从前也当过大伙计，什么事都清楚。你不要多嘴！”

说话时他一直在照镜子，很不自然地叉开手指，整理着领带，其一招一式，跟大师兄的动作一模一样。他不遗余力地向我摆老资格，对我显示他的权威，压低嗓门，对我吆五喝六，指指点点地让我干这干那。我个子比他高，力气比他大，但是骨瘦如柴，动作不灵活；他却长得很结实，胖乎乎，肉墩墩的。他身穿常礼服，散腿裤，在我看来，挺神气、挺体面的，但他身上总有一种令人很不舒服而且十分可笑的东西。他非常恨那个厨娘——一个古怪的女人，很难弄清楚她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世上我最喜欢的事，就是看打架，”她睁大乌黑、热情的眼睛说，“对于我来说，谁跟谁打都一样：不论是公鸡斗架，狗咬架，农民打架——都一样！”

要是有公鸡或鸽子在院子里厮斗，她便会撂下手里的活计，望着窗外，从头至尾，专心致志地观看它们打斗，一言不发，充耳不闻。每到晚上，她便会对我和萨沙说：

“你们这些孩子们，坐着也是白坐着，还不如打一架呢！”

萨沙一听就来气，说：

“傻婆子，我可不是什么孩子，是二掌柜！”

“哦，这我倒没看出来。对于我来说，只要没结婚，那就是孩子！”

“傻瓜，一脑袋糨糊……”

“魔鬼聪明，可上帝不待见他。”

她这句俗话让萨沙特别生气，于是他便故意地逗她，而她呢，一脸不屑地斜眼看着他，说：

“哎呀，你这只蟑螂，上帝给你张人皮，真是有眼无珠！”

萨沙不止一次让我趁厨娘睡觉时往她脸上抹点鞋油或者煤黑子，在她枕头上插上大头针，或者生点别的什么办法，跟她“开开玩笑”，但是我害怕这个厨娘，而且她睡觉很轻，时常醒来；睡醒后，她便点上灯，坐在床上，对着某个角落出神。有时候，她到炉灶后面来找我，把我叫醒，用沙哑的声音求我说：

“我睡不着，列克谢伊卡，有点害怕，你跟我说说话吧。”

我睡眼惺忪地跟她说了点什么，可是她坐在我旁边一声不吭，身子一直摇来晃去。我觉得她热乎乎的身体散发出一种蜡烛熏香的气味，因此她很快就会死的。也许她马上就会一头栽倒地下，立刻死去。因为害怕，我开始大声说话，但她制止了我：

“嘘！那两个坏蛋被吵醒后，他们会把你当成我的情人呢……”

她坐在我身边的时候总是一个姿势：哈着腰，两手放在膝盖间，两条瘦细腿紧紧夹住它们。她没有什么胸脯，透过她那厚实的粗麻布衬衫，能够看见她的一根根肋骨，像干裂开的木桶上的铁箍。她一声不吭地坐了很久，然后突然小声说：

“还不如死了好，活着真是难受……”

或者像问什么人似的，说：

“是不是我活到头了，啊？”

“你睡吧！”她打断了我的话，然后直起身子，无精打采地悄悄消失在厨房的黑暗之中。

“老巫婆！”萨沙背地里这样叫她。

我跟他说：

“你当着她的面这样叫她呀！”

“你以为我怕她吗？”

但他立刻皱起眉头，说：

“不，不能当面叫她！说不定她真是个巫婆……”

她对所有的人都看不上眼，总是气鼓鼓的，对我也从没有好脸色——一到早上六点钟，她就拽住我一条腿，大声喊道：

“别睡懒觉啦！快抱木柴去！把茶炊生起来！将土豆削削皮……”

萨沙醒来后，抱怨说：

“你喊什么呀？我要跟老板说：没法睡觉……”

她干瘪的身板在厨房里迅速移动着，这时她转身冲着萨沙，瞪大因失眠而发红的眼睛说：

“哼，上帝瞎了眼，枉让你披了张人皮！我若是你后妈，我会把你的皮扒掉的。”

“该死的女人。”萨沙骂道。他在去鞋店的路上跟我说：

“应该想办法把她撵走。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往饭菜里多放些盐，只要她做的饭菜太咸，就能够把她撵走。再不就往饭菜里倒煤油！你怎么愣着不说话呀？”

“那你怎么不干？”

他赌气地啐了一口吐沫，说：

“胆小鬼！”

我们是眼瞅着厨娘死去的：她弯下身子去搬茶炊，突然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好像有人朝她胸口推了一把似的，接着便一声不响地侧身倒了下去，两只胳膊往前一伸，鲜血从嘴里流了出来。

我们俩当时就明白：她已经死了。但我们硬是给吓蒙了，久久地看着她，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萨沙飞快地跑出了厨房，我不知如何是好，将身子紧紧靠在窗边有亮光的地方。这时老板来了，他愁眉苦脸地蹲下来，伸手摸了摸厨娘的脸，说：

“确实死了……怎么回事儿？”

然后便对着墙角，冲着奇迹创造者尼古拉的圣像直画十字；祷告完后，在前厅里吩咐说：

“卡希林，赶快去向警察局报告！”

于是来了一个警察，他转悠了一会儿，拿了茶钱便走了；后来又来了一个，跟他一块儿来的还有一个赶大车的；他们一个抬头，一个抬脚，将厨娘抬了出去。老板娘从前厅里向外张了一眼，吩咐我说：

“去把地板擦擦干净！”

而老板却说：

“幸好她是傍晚死的……”

我不明白为这里还有什么“幸好”可言。躺下睡觉时，萨沙特别温和地跟我说：

“不要熄灯啊！”

他把脑袋用被子蒙起来，躺在那里，很长时间没有一点儿声音。夜是寂静的，好像它在倾听什么，期待着什么。我觉得再过一秒钟，钟声便会响起来，到时候全城一下子都会被惊动，人们将奔走相告，乱作一团。

萨沙从被子下面露出鼻子，小声跟我说：

“咱们睡到炉灶上去，并排躺着，好吗？”

“炉灶上太热。”

停了一会儿，他说：

“她怎么——一下子就死了，啊？这就是你说的巫婆……我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他开始讲死人的故事，说他们怎样从坟墓里走出来，深更半夜里在市内到处游荡，寻找他们曾经住过，如今他们的亲人仍在居住的地方。

“这些死去了的人只记得城市，”他小声说，“街道和房子都不记得了……”

周围越来越安静，仿佛也更加黑暗了。萨沙稍稍抬起头，问道：

“你想不想看看我的箱子？”

我早就想看看他箱子里都藏些什么了。他的箱子用一把挂锁锁着，每次打开时都特别小心，要是我想往箱子里瞅一眼，他便非常粗暴地问我：

“你想干什么！啊？”

当我表示同意看他的箱子后，他便在床上坐起来，两只脚没有放下地；然后用命令的口吻，让我把箱子放到床上靠近他腿的地方。箱子的钥匙由一根绳子拴着，还有一个随身的十字架，就挂在他身上。他仔细察看过厨房各个黑暗的角落，想煞有介事地皱起眉头，打开挂锁，朝箱子盖上吹了吹，好像箱子盖很热似的。最后他才把箱盖稍微打开一点儿，从中取出几件换洗衣服。

箱子里有一半地方装满了盛药的盒子、五颜六色的茶叶包装纸和装鞋油与沙丁鱼的铁皮盒子。

“这是什么东西？”

“你就会看见的……”

他用两条腿夹住箱子，弯下身去，嘴里小声哼唱道：

“苍天在上……”

我希望能看到些玩具，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过玩具，表面上我对它们表现得很不以为然，但心里对有玩具的人却不无羡慕。我很高兴像萨沙这样大场面的人居然也有玩具，尽管他因为不好意思，把它们藏了起来，但我很理解他这种不好意思的心情。

打开第一个盒子，他从里面取出一副眼镜架，往自己鼻梁上一戴，一本正经地瞧着我，说：

“没有镜片，这不说明什么，这可是一副上好的眼镜！”

“让我戴上看看！”

“你戴着不合适。它是给黑眼睛的人戴的，你的眼睛颜色有些浅。”他解释说，并且大模大样地清一下喉咙，但立刻又战战兢兢地打量一眼整个厨房。

盛鞋油的盒子里装了各种扣子，他得意洋洋地向我解释说：

“这都是我在大街上捡的！亲自捡的。已经有三十七枚……”

第三个盒子里是一些很大的铜别针，也是在街上捡来的；然后便是些靴子上的后底掌，有的已经磨坏，有的已经断裂，还有一些完好无损；再就是皮鞋、便鞋上的一些环扣，一个铜制的门把手，一个已经损坏了的手杖顶端的骨质镶头，一把女人用的梳子，一本叫《圆梦与占卜》的书，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东西。

像这样的破玩意儿，我捡破烂和碎骨头时，一个月捡的足有他的十倍还多。萨沙的这些东西，使我对他产生一种失望、困惑和令人难受的怜悯之情。可是他对于这每一件东西，都认认真真地反复察看，仔细把玩，爱不释手；他一本正经地噘着两片厚嘴唇，凸出的两眼流露出温柔关切的神情，但是他那副眼镜使他那张孩子脸显得非常滑稽可笑。

“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他透过眼镜框瞥了我一眼，用清脆的童音问我：

“我送你点东西，想要吗？”

“不，不要……”

显然，我说“不要”和我对他的宝贝不以为然的态度使他很不高兴，他沉默片刻，然后小声跟我说：

“去拿条毛巾来，咱们把这些东西擦擦，不然全都落了灰尘……”

当我们把东西擦完放好后，萨沙一头钻进被窝，脸冲着墙躺下了。外面在下着雨，雨水顺着屋顶滴落下来，风不住地吹打着窗子。

萨沙没有朝我转过身来，他说：

“别着急，等园子里干些时，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准会叫你大吃一惊！”

我没有吭声，动手铺床睡觉。

又过了几秒钟，他忽然一跃而起，两手在墙上乱抓，用极其恳切的口吻说：

“我怕……上帝啊，我害怕！求上帝宽恕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时我被吓了一跳，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因为我觉得厨娘就站在窗外的院子里，背对着我，低着头，脑门儿顶着玻璃，就跟她活着时看公鸡斗架一样。

萨沙号啕大哭，在墙上乱抓一气，两条腿乱蹬乱踢。我像踩在火炭上似的，头也不回，好不容易穿过厨房，跟他并排躺在一块儿。

我们放声痛哭，哭累后便睡着了。

这之后没有几天，便是一个什么节日，店里只做半天的生意，午饭在家里吃，饭后老板家的人都躺下休息了，萨沙神秘兮兮地跟我说：

“咱们走！”

我猜想，他准是叫我去看那个要让我大吃一惊的东西。

我们来到花园。两座房子间的狭小空地上，伫立着十五六棵老椴树，粗大的树干上布满了棉花状的青苔，颜色发黑的光秃秃的树枝向上翘着，没有一点儿生气。树上连一个乌鸦窝都没有。这些树就像墓地里的石碑。除了这些椴树，园子里一无所有，既无灌木，也无杂草；小道上的泥土都被踩实了，乌黑乌黑的，像生铁一样。在去年落满枯叶的地方，有一块光秃秃的地面凸显其间，不过那上面也被青苔覆盖着，宛如一池静水中的一块浮萍。

萨沙拐弯向临街的围墙走去，在一棵椴树下停下来，瞪起一双大眼睛，朝旁边那栋房子的灰蒙蒙的玻璃窗里看了看。接着，他蹲下身子，用两只手扒开一堆树叶，下面露出一个粗大的树根，树根旁有两块埋得很深的方砖。他把砖头掀开一条缝，下面是一块瓦垄铁，瓦垄铁下面是一小方块木板，最后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大洞，直通到树根下。

萨沙划了一根火柴，然后点上蜡烛，把它伸进洞里，跟我说：

“瞧呀！只是别害怕……”

看来，他自己倒先害怕起来：他手里的蜡烛直打哆嗦，脸吓得煞白，嘴巴张得老大，眼泪都快出来了；他把空着的那只手悄悄地放在背后。他的恐惧也传给了我，我小心翼翼地往树根下面一看，发现这个树根其实就是这个洞穴的拱顶，萨沙在洞的深处点了三支蜡烛，整个洞穴都是蓝色的烛光。这个洞相当宽敞，有水桶那么深，但比水桶更粗大一些，边上砌满了五颜六色的玻璃碎块和茶具的碎瓷片。洞中凸起的地方盖着一块红布，放着一口用灰颜色的纸糊成的小棺材，一块类似锦缎的料子覆盖在小棺材上面，两只灰色的小鸟爪子和一只麻雀的尖嘴小脑袋从下面露了出来。棺材后面是一个高高的读经台，上面放着一枚护身的铜质十字架，读经台周围点燃着三支蜡烛，蜡烛固定在烛台上，烛台外面包的是金银两种颜色的糖果纸。

蜡烛的火苗都向洞口倒斜；洞内一片朦胧，五颜六色，斑驳陆离。蜡烛的气味、暖烘烘的霉味儿和土腥味儿扑面而来，令人头昏目眩，眼花缭乱。这一切使我感到惊讶，同时又感到心情沉重，我的恐惧感被压了下去。

“好吗？”萨沙问道。

“这是做什么用的？”

“小教堂，”他解释说，“像不像？”

“不知道。”

“那只小麻雀——就是死者！说不定会变成一具圣尸，因为它是个无辜的受难者……”

“你看见它时就是死的吗？”

“不，它飞进干草棚，我用帽子将它捂住，后来就闷死了。”

“你干吗要逮住它呢？”

“不干吗……”

他看了我一眼，又问：

“好不好？”

“不好！”

于是他向洞口弯下身子，迅速用木板、铁皮将它盖上，把砖头又埋进土里，站起来后，拍打掉膝盖上的脏土，厉声问道：

“为什么你不喜欢？”

“那麻雀怪可怜的。”

他像瞎子一样，眼睛一动不动，死死地盯了我一眼，然后当胸推了我一把，喊道：

“蠢货！你这是因为心里嫉妒才说不好的！你以为你在卡纳特大街花园里干得比我好吗？”

我想起了自己的那个凉亭，便信心十足地回答说：

“当然比你好！”

萨沙脱掉常礼服，往地下一扔，袖子一卷，朝手上吐了口唾沫，提议说：

“既然如此，我们就较量一下吧！”

我不想打架，我感到非常无聊，一点儿打架的心思都没有，看着表哥那张穷凶极恶的脸，我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朝我猛扑过来，一头撞在我胸口上，把我撞翻在地，然后骑在我身上，大叫：

“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不过我的力气比他大，而且非常生气。一会儿工夫，他便双手抱着脑袋，脸朝下趴在地上，声音变嘶哑了。我吓了一跳，连忙要把他扶起来，可是他乱抓乱踢，一个劲儿地吓唬我。我站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他稍稍抬起头，说：

“怎么，算你胜利了？我就这样躺着，让老板家的人看看，到时候我告你一状，他们会把你赶走的！”

他骂骂咧咧的，一再威胁我；他的话使我非常恼火，我跑到洞口，将砖头搬开，把装有麻雀的小棺材扔到围墙外面去，把洞里的东西全都掏出来，使劲地用脚踩了踩。

“怎么样，你不是都瞧见了吗？”

对我的愤怒反应，萨沙的态度却有点奇怪：他坐在地上，稍微张着嘴，皱起眉头，注视着我，一声不吭，当我把一切都干完后，他才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拍打一下身上的泥土，把常礼服往肩上一搭，态度镇定自若，但咬牙切齿地说：

“很快你就会看到的，等着瞧吧！因为这都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这是魔法！哈哈，懂吗？”

我像被他的话击倒了似的，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心里一下子全凉了。而他却头也不回地走了，他镇定自若的态度使我的心情感到更加压抑了。

我决定第二天就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老板，离开萨沙和他的魔法，不再过这种愚蠢无聊的生活了。

第二天一早，新来的厨娘把我叫醒后，大叫道：

“天哪！你的脸怎么啦？”

“魔法应验了！”我心情沉重地想。

但厨娘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弄得我也忍不住笑了，往镜子里一照：原来我被抹了一脸烟黑子。

“是萨沙干的吗？”

“难道是我吗！”厨娘笑嘻嘻地说。

我刚要去刷鞋，但手往鞋里一伸，却被大头针扎了。

“这就是所谓的魔法呀！”

所有的靴子里都有大头针和缝衣针，而且安放得非常巧妙，刚好能扎着我的手掌。于是我舀了一勺凉水，非常得意地将这勺水向还没有睡醒，也许是还在装睡的魔法师的头上浇去。

但无论怎么样，我的情绪仍然不好：我总常常想起那口装着麻雀的小棺材，想起它弯曲的灰色爪子和它那如泣如诉、向上翘起的蜡一样的尖嘴，而周围则是五颜六色的火花，闪烁不定，仿佛要形成一道彩虹，但却又不能够。小棺材在逐渐地变大，鸟爪子也在变长，而且向上翘起，不住地颤抖，正在活过来。

我决定当天晚上就逃走，但午饭前我在煤油炉上用饭盒热菜汤时，只顾自己想心事了，不料菜汤潽出来了，我连忙去熄火，谁知又碰翻了饭盒，烫了自己的手，于是他们把我送进了医院。

医院里的可怕景象历历在目：这里显得空空荡荡的，黄色的墙壁一直在摇晃，一个个面容憔悴、身着白色尸衣的人影在盲目地蠕动着，他们嘴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和不断的呻吟声。一个拄着拐杖的高个子男人走来走去，这人的两道眉毛就像是他的两撇小胡子。他不停地晃动自己黑色的大胡子，一面打着口哨，一面大声吼叫：

“我要向大主教告发！”

一张张病床，犹如一口口棺材，仰面朝天躺着的病人，都像是死麻雀。黄色的墙壁摇来晃去，天花板像风帆一样弯向一边，地板飘忽不定，一排排的病床，时分时合，一切都使人感到绝望，令人毛骨悚然，窗外的许多树枝都向上翘着，它们像是用来抽打人的枝条，而且有人正在挥舞着它们。

门口，一个长着棕色头发的瘦小死者，在翩然起舞，他用两只短小的手臂一直在撕扯自己身上的尸衣，并且尖声喊叫着：

“我不需要这些疯子！”

然而，那个拄拐的人却冲着他大吼一声：

“请到大主教那儿告去……”

我外公、外婆以及所有的人，总是说医院是个坑人的地方，我觉得自己这条命算是完了。一个戴眼镜的女人走到我跟前——她也穿着尸衣，在我床头的一块黑板上写了点什么，刚巧粉笔断了，粉笔末落了我一头。

“你叫什么？”她问道。

“不叫什么。”

“那你有没有名字？”

“没有。”

“喏，别胡闹了，不然会挨揍的！”

在她说这话之前，我早就知道会挨揍的，因此，我索性不回答她的问话。她像猫一样哼叽了几声，又像猫一样，不声不响地走了。

屋里点着两盏灯，发黄的灯光就悬挂在天花板下，仿佛是什么人丢失的两只眼睛，它们挂在那里，不停地眨巴着，竭力想往一块儿靠拢，刺目的亮光令人眼花缭乱，不胜其烦。

这时屋角有人说：

“咱们玩牌吧？”

“我少一只手可怎么玩呢？”

“啊，你一只手被截掉了！”

当时我就想：有人一只手被截掉，那是因为他玩牌的缘故。那么在把我整死前，他们对我会怎么样呢？

我感到我的两手火烧火燎的，撕心裂肺地痛，好像有人从我手上抽筋扒皮似的。由于害怕和疼痛，我小声哭了起来，为了不让人看见我流泪，我把眼睛闭了起来，但泪水还是从眼皮底下流了出来，沿着两边的太阳穴，一直流到耳朵上。

夜幕降临了，大家都躺在病床上，盖上灰色的被子。屋里渐渐安静下来，一分钟比一分钟更安静，只听见屋角有人嘟哝着说：

“一点儿用处都没有，他和她，两个都是废物……”

应该给外婆写封信，让她趁我还活着的时候，来医院把我从这里偷偷领出去，但是我写不了——手没法动弹，也没有纸笔。不妨试一试——看能不能从这儿溜走？

夜越来越深沉，变得死一样寂静，仿佛永远不会变了似的。我悄悄地把两只脚放在地板上，走到门口；门是半开着的，走廊灯光下带靠背的木长椅上坐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人，他蓬松的头发像刺猬一样高高耸起，嘴里一直在喷吐着烟雾，他那双深陷的黑眼睛正在注视着我。我已经来不及躲避了。

“谁在那里晃悠？过来！”

他的声音不高，并不可怕。我走了过去，看了看他那张圆脸；他满脸的胡须，头发比较长，向四下伸着，显得银光闪闪，把他的脑袋整个围了起来；他腰里挂着一串钥匙。要是他有一副大胡子，头发再长一些，那他就很像圣徒彼得了。

“你手是烫伤的吗？深更半夜的，你瞎逛什么？根据哪条规定？”

他对着我的胸口和脸部喷出许多烟雾，然后伸出一只温暖的胳膊搂着我的脖子，把我拉到自己身边。

“害怕吗？”

“害怕！”

“这里的人开始都害怕。其实没什么好怕的，尤其是和我在一起——我决不允许欺侮任何人……想抽烟吗？喏，不要抽。你抽烟还早着呢，再等两年……你父母在哪里？父母都不在了！嗯，不在就不在吧，他们不在我们也能活下去，只是不要胆怯！懂吗？”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过说话简单明白、态度热情友好的人了，听着他的话，真使我感到有说不出来的高兴。

当他把我领回到我的床边时，我请求道：

“陪我坐一会儿吧！”

“好吧。”他同意了。

“你是干什么的？”

“我吗？当兵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战士，来自高加索的士兵。而且我打过仗——哪能不打仗呢？当兵的，活着就是为了打仗。我跟匈牙利人打过仗，跟切尔克斯人和波兰人也打过仗——跟我打过仗的人可多了！小兄弟，战争可纯粹是瞎胡闹啊！”

我闭了一会儿眼睛，睁开眼一看，身穿黑色连衣裙的外婆，正坐在那个当兵的坐过的地方，那个当兵的则站在她的身边，他说：

“兴许，他们全都死了，啊？”

病房里到处都是阳光，它把房内的一切都染成了金黄色，而太阳自己却藏了起来，不过后来它又露出脸来，向所有的人大放光明，好像小孩儿子在淘气似的。

外婆俯下身来问我：

“怎么样，小宝贝？伤得不轻吧？我对那个红头发魔鬼已经说了……”

“我马上把一切按规定该办的事情都办好。”那个当兵的出去时说道。外婆一面擦着脸上的眼泪，一面说：

“这个当兵的原来也是庄稼人……”

我仍然以为我是在做梦，因此没有吭声。后来医生来了，把我烫伤的地方又进行一番包扎。现在，我和外婆正坐在马车上在市里的街道上行走。外婆说：

“我们家老爷子完全疯了，变得抠门极了——看着都叫人恶心！不久前，他的一位新朋友——毛皮匠赫雷斯特，硬是从一本赞美诗里把一张一百卢布的票子给偷走了。这算怎么回事儿呀！”

阳光普照着大地，天高云淡，朵朵白云，像一只只白鸟在天空里翱翔，我们穿过伏尔加河上的小桥，桥上的冰凌吱吱作响，向上鼓着，桥下的河水在哗哗地流动。市场那边，一个个金色的十字架在巍峨的红色大教堂上大放光芒。一个宽脸庞的女人迎面走过来，她手里拿一大把轻若绸缎的柳枝——春天来了，复活节要到了！

我的心像百灵鸟一样颤动起来。

“外婆，我非常爱你！”

这句话并没有使她感到惊讶，她平静地跟我说：

“因为我们是亲人呀，不是我夸口，别人也喜欢我，这要感谢圣母了！”

她满脸堆笑地补充说：

“这下——圣母该高兴了，她的弟子活过来了！可是我的女儿，瓦留莎却……”

于是——她不再说了……

第二章

外公看见我回来时，他正跪着在院子里用斧子砍一个木头橛子。他扬起斧子，好像要扔到我头上似的，后来，他脱下帽子，冷嘲热讽地说：

“您好啊，主教大人阁下！荣归故里啦？喏，现在可好了，您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没错儿！唉，我说你们这些人啊……”

“行了，行了。”外婆急忙说，一个劲儿地向他挥手。进屋后，她把茶炊放好，便说了起来：

“现在啊——你外公可是彻底破产了，原先是有几个钱，全交给他的教子尼古拉生息去了，显然，他连借条都没让人家打——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谈的，只知道他破产了，钱都没了。这都是因为我们不帮助穷人，不可怜苦命者的结果，上帝肯定会想：干吗要赐福于卡希林一家人呢？他这样一想，那什么都完了……”

外婆回头看了一眼，对我说：

“我一直在讨好上帝，求他发点慈悲，对老爷子的惩罚不要太过严厉——因此，现在每天夜里，我总是把自己的劳动所得，悄悄地施舍给别人。这不，你愿意的话，咱们今天就去——我这儿有钱……”

这时外公来了，他眯着眼睛，问道：

“想去大吃大喝呀？”

“又不是吃你的，”外婆说，“要是愿意，你跟我们一起去，有你吃的。”

他坐到桌旁，小声说：

“给我倒杯茶……”

屋里东西还是老样子，只有母亲原先待的那个角落空荡荡的，令人不免有些伤感。在外公床铺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张纸，上面用大号印刷体写道：

至诚至信的耶稣救世主啊！愿你神圣的名字每时每刻伴我一生。

“这是谁写的？”

外公没有回答；外婆等了一会儿，笑着说：

“这张纸值一百卢布呢！”

“不关你的事！”外公叫道，“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送给别人！”

“现在没有东西可送了，有东西的时候——你不送。”外婆心平气和地说。

“住嘴！”外公尖声叫道。

这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一切还是从前的样子。

科利亚躺在屋角大箱子上一个放内衣的篮子里，这时他醒了过来，正从那里向这边张望，隐约可以看见他眼睑下两道蓝色的眼缝。他变得更加苍白、消瘦，更加萎靡不振了；他没有认出我来，默默地转过脸去，闭上了眼睛。

外面有许多令人伤心的消息在等待着我：

维亚希尔死了，他是受难周“出水痘死的”；哈比到城里去了；雅兹失去了双腿，不能出来玩了。黑眼睛的科斯特罗马把这些消息告诉我后，气鼓鼓地跟我说：

“小伙伴们死得也太快了！”

“不是只有维亚希尔死了吗？”

“反正都一样：谁离开这条街，跟死了也差不多。刚成为朋友，才混熟不久，小伙伴们不是被送去打工，便是死了。最近你们院里切斯诺科夫那里新搬来一家人，姓叶夫谢延科；小伙子——纽什卡人——还不错，人很机灵！他有两个妹妹，一个还小，另一个是个瘸子，走路拄着拐，人长得挺漂亮。”

他想了想，又补充说：

“小兄弟，我和丘尔卡都爱上了她，我们老是吵架！”

“跟她？”

“哪能跟她呀？是我们俩之间。跟她很少吵！”

我当然也知道，一些大的男孩子，甚至成年男人，都会萌发爱情，我也知道这种事的粗俗含义。我心里感到很不舒服，很为科斯特罗马感到惋惜，看着他那笨手笨脚的样子，一双气鼓鼓的黑眼睛，我感到心里非常别扭。

那位瘸姑娘，是当天晚上看到的。她从台阶上下来，往院子里去，一不小心，拐杖从手里滑脱了，她无可奈何地站在台阶上，两只白璧无瑕的手紧紧地抓住护栏。她的身体既单薄，又虚弱。我本想帮她把拐杖捡起来，但是缠着绷带的双手不听使唤，瞎忙活半天，心里十分懊恼。她站在高处，轻声笑道：

“你的手怎么啦？”

“烫着了。”

“你瞧我，走路一瘸一瘸的。你是这个院里的吗？在医院住了很久吗？我在那里可住过很——长时间！”

她叹了一口气，又补充说：

“很长很长时间！”

她穿一件白连衣裙，上面带有浅蓝色的马蹄形花纹；裙子有点旧，但是干干净净；她的头发梳得很整齐，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搭在胸前。她的眼睛大大的，神态严肃，其双目心神恬然的深处闪耀着淡蓝色的火光，照亮了她那形销骨立、鼻子尖尖的面容。她露出甜甜的微笑，但是我不喜欢。她整个那副病态的模样似乎都在说：

“请不要碰我！”

伙伴们怎么能爱上她呢？

“我病了很久了，”她主动地说，而且好像有些自我夸耀，“一位女邻居对我施了魔法，她跟我妈吵过架，为了报复我妈，便对我施了魔法……医院里很可怕吧？”

“是的……”

跟她在一块儿感到有点别扭，我就回屋里去了。

半夜的时候，外婆亲切地把我叫醒了。

“咱们走吧，怎么样？为人多做善事，手能恢复得更快……”

她拉着我一只手，像领瞎子似的，摸着黑往前走。漆黑的夜晚，潮气袭人，风像奔腾的河水，不停地刮着，冷冰冰的沙子不断地打在腿上。外婆蹑手蹑脚地走到市民住宅黑乎乎的窗户前，在胸前一连画了三个十字，将一枚五戈比的硬币和三个小甜面包放在窗台上，然后，再画一个十字，看看没有星星的夜空，小声嘟哝着说：

“至高无上的圣母啊，帮助帮助人们吧！在您的面前，我们都是有罪之人，圣母啊！”

我们走得离家越远，周围便显得越发冷清，死一般的寂静。夜空深不见底，漆黑一团，仿佛想永远把月亮和星星藏匿起来。这时不知从哪里蹿出一条狗来，冲着我们，汪汪直叫。它的两只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我被吓得紧紧靠着外婆。

“没关系，”她说，“这不过是一条普通的狗，现在不是魔鬼出没的时候，因为公鸡已经叫过了，对它来说，时间已经晚了！”

她把狗呼唤过来，抚摸着它，跟它说：

“当心点，小狗，别吓着我的小外孙了！”

小狗在我脚边蹭来蹭去，于是我们三个一块儿往前走。外婆一次次地走到人家窗下，把要“悄悄施舍的东西”放在窗台上，放了十二次。这时天开始放亮，灰土土的房屋从黑暗中显露了出来，像砂糖一样洁白的纳波尔教堂的钟楼高高地耸立着；墓地用砖砌的花围墙渐渐显现了出来，很像一领千疮百孔的破草席。

“我老太婆走累了，”外婆说，“咱们该回家啦！明天那些女人们醒来一看，哇，圣母娘娘给她们的孩子们送东西来了！当人们缺吃少喝的时候，这点东西还是挺管用的！唉，阿廖沙，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艰苦，没有人关心他们啊！

有钱人从来想不到上帝，

也从不考虑那可怕的审判，

穷人既不是他们的朋友；

也不是他们的同胞兄弟；

他们一心只想聚金敛银——

殊不知这金银本身，

就是地狱里焚烧他们的柴薪！

事情就是这样！人们活着，就应该彼此关爱，而上帝关爱所有的人！我很高兴你又跟我在一起了……”

我心安理得地感到非常高兴，隐隐约约地觉得，我和某种自己永远无法忘怀的东西又融合在一起了。那条长一副狐狸嘴脸的棕毛小狗，在我身边蹦来跳去，眼睛里流露出善良、愧疚的神情。

“我们要把它收养起来吗？”

“有什么办法呢？要是它愿意跟着我们，那就收养起来吧。现在我就给它点甜面包吃，我这里还有两个。咱们坐在凳子上吧，我有点累了。”

我们坐在门口的长凳上，那小狗就卧在我们的脚边，啃食着一块干面包。外婆说：

“这里住着一个犹太女人，她有九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我问她：

‘你的日子怎么过呀，莫谢耶夫娜？’

可她却说：

‘靠上帝保佑呗，不靠他还能靠谁呢？’”

我靠在外婆温暖的身上，睡着了。

生活又重新飞速地流逝，而且过得非常充实，大量的印象，像滔滔洪流，每天都给我的心灵带来某种新的冲击，使人感到兴奋、忧虑和愤懑，也发人深省。

不久，我也在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希望能够更经常地看到那个瘸腿的小姑娘，跟她说说话，或者一块儿默默地坐在门口的长凳上，跟她在一起，就是一句话不说，心里也感到非常愉快。她像一只柳莺，整洁干净，一尘不染，她讲起顿河哥萨克的生活来，有声有色，头头是道，因为她在那里生活过很久，住在炼油厂当机械工的叔叔家里，后来，她当钳工的父亲才搬到下诺夫戈罗德来了。

“我还有个叔叔，是二叔，他在沙皇身边当差。”

一到节日，街坊全体居民晚上都“走出家门”，小伙子和姑娘们到公墓那边去跳舞，成年男人们则去光顾小酒馆，留在街上的都是些妇女和小孩儿子。妇女们干脆坐在门口的沙地或长凳上，七嘴八舌地一通嚷嚷，她们互相争着，吵着，家长里短地议论着；孩子们则玩起了俄国的棒球、击木和“槌球”——当母亲的则看着他们玩耍，夸奖玩得好的，嘲笑玩得不好的。场面轰轰烈烈，热闹非凡，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大人们”的参与和关注，激励着我们这些小不点儿们，使所有的游戏变得异常活跃，竞争非常激烈。但不管我们三个——科斯特罗马、丘尔卡和我——玩得多么入迷，总有那么一两个人——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跑到瘸腿小姑娘面前去自我炫耀一番。

“看见了吗，柳德米拉？五根木头都是我打到圈外的。”

她亲切地微笑着，一个劲儿地点头。

以前，无论玩什么，我们几个人总是在一块儿；现在，我发现丘尔卡和科斯特罗马老是分开，互为对手，在机动灵活和力量方面，千方百计地进行较量，经常闹到哭天抹泪和大打出手的地步。有一次，他们打得简直不可开交，大人们只得出面干预，像驱散咬架的狗那样，用泼凉水的办法，硬是把对立的双方分开。

柳德米拉坐在长凳上，急得她用那只好使的腿在地上直跺脚，当两个对手厮打着滚到她跟前时，她几次都想用拐杖将他们分开，同时战战兢兢地喊道：

“别打啦！”

她脸色惨白，白里透青，两只眼睛像歇斯底里症患者那样，黯然无光，往上翻着。

还有一次，玩击木游戏，科斯特罗马输给了丘尔卡，觉得自己很没面子，便躲到副食店的燕麦柜后面，一个人蹲在那里，悄悄哭了起来——那样子简直有点吓人：他紧咬牙关，两个颧骨凸出，干瘪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大颗大颗的泪珠，从他那双郁郁寡欢的黑眼睛里滚滚而下。我去安慰他时，他强忍着眼泪，低声说：

“等着吧……我非用砖头砸烂他的脑袋不可……走着瞧！”

丘尔卡变得骄傲起来，他歪戴着帽子，两手往口袋里一插，走在当街上，像已经有未婚妻的小伙子那样，大模大样，招摇过市。他学会了很潇洒地从牙缝里往外滋唾沫，并且扬言：

“我很快就能学会抽烟。我已经试过两次了，不过有点恶心。”

所有这些，我都不喜欢。我发现我正在失去一位伙伴，而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罪魁祸首就是柳德米拉。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院子里清点从外面捡回来的碎骨头、破布等各种破烂时，柳德米拉向我走过来，她摇摇晃晃地向我挥着右手。

“你好，”她说，一连点了三下头，“科斯特罗马常跟你在一块儿吗？”

“没错。”

“那丘尔卡呢？”

“丘尔卡不跟我们好了。这事全怪你，他们都爱上了你，所以双方就打起来了……”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但回答时话里却带着讥讽：

“你这是什么话！怎么能怪我呢？”

“你为什么要恋爱呢？”

“我可没有求他们爱我！”她气鼓鼓地说，然后转身而去，嘴里还在说：“这件事真是愚蠢！我比他们俩都大，我已经十四岁了。人们是不会爱比自己大的女孩子的……”

“你知道得可真多呀！”我有意气气她，大声地说，“瞧那个女老板，赫雷斯特的姐姐，人已经很老了，可还跟小伙子们混在一起呢！”

柳德米拉转回身来，把拐杖往院里的沙土地上深深一杵，冲我说：

“你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她匆匆说道，听声音眼泪都快急了出来，一双亲切可爱的眼睛显得越发美丽动人了，“女老板是放荡的女人，可我是那样的人吗？我年龄还小，不许别人随便碰我，动手动脚的，而且……你还是先看看《堪察加女人》这部长篇小说吧，读读它的第二部，然后再来说三道四！”

她哭哭啼啼地走了。我有点可怜起她来——她的话里是有一些我不懂的道理。我的小伙伴们为什么要对她动手动脚呢？可他们竟然还说爱上了她……

次日，为了向柳德米拉表示歉意，我特意买了两卢布的、用麦芽糖做的糖块；我知道她喜欢吃这种糖。

“想吃吗？”

她强作生气的样子，说：

“走开，我不跟你好了！”

但她立刻把糖接了过去，还埋怨我说：

“至少应该用纸包一下——手多脏呀！”

“我洗了，可是老洗不干净。”

她用自己干瘪然而热乎乎的手，拉起我的手，看了一下。

“瞧你烫的……”

“可你的手指头也是伤痕累累……”

“那是被针扎的，我要做很多的针线活……”

几分钟后，她朝四下里看看，提议说：

“听我说，咱们躲到一个什么地方，一块儿读《堪察加女人》，愿意吗？”

我们找来找去，想找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但到处都觉得不合适。最后我们决定最好躲进浴室的更衣间里：那里虽然光线很暗，但我们可以坐在窗前——窗子正好冲着干草棚和隔壁屠宰场之间的一个脏兮兮的角落，平常人们很少留意到那个地方。

就这样，她坐在那里，身子一侧靠着窗户，有残疾的那条腿平放在长凳上，那条好腿则踩在地板上。她坐在那里，用一本又破又旧的书把自己的脸捂着，神情激动地念了许多艰涩难懂、枯燥乏味的句子。不过我也非常激动。我坐在地板上，眼看着她那两只认真严肃的眼睛，像两道浅蓝色的火花在书页上缓缓地移动；有时候，泪水使她的两个眼睛湿润了，小姑娘的声音有些颤抖，她急匆匆地读着那些生僻的字眼及其莫名其妙的词组搭配。然而，我抓住这些字眼，尽量把它们变成诗的语言，想方设法调整它们的次序，这就大大妨碍了我对这本书里所讲的故事内容的理解。

那条小狗就在我的膝盖上打盹，我给它起的名字叫“风”，因为它毛茸茸的，身子很长，跑得又快，叫起来呜呜的，像秋风在烟囱里发出的声音。

“你在听吗？”小姑娘问道。

我默默地点着头。那种颠三倒四的遣词造句，使我越来越感到兴奋，我挖空心思地想把这些字眼儿重新排列组合，像在诗歌里那样，让每一个字都活跃起来，像天上的星星，闪闪发光。

天渐渐黑了下来。柳德米拉放下那只拿着书的发白的手，问道：

“是不是挺好的？你看……”

从这天起，我们傍晚经常到更衣间里去坐坐。令人高兴的是，柳德米拉很快就不愿读《堪察加女人》了。我没法回答她这本没完没了的书中到底讲了些什么——说它没完没了，是因为我们开始读的第二部后面，还有第三部，而柳德米拉跟我说，接下去还有第四部呢。

遇到阴雨天气，只要不是星期六，我们就特别高兴，因为这时候浴室就会供暖。

院里下着雨——没有人到院子里来，谁也不会注意到我们待的这个昏暗的角落。柳德米拉非常害怕有人“撞见”我们。

“你知道那时人们会怎么想吗？”她小声问我。

我知道，而且也很担心：可别被别人“撞见”。我们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东拉西扯地闲聊；有时，我给她讲从外婆那里听来的故事，柳德米拉则讲述梅德韦季察河一带哥萨克人的生活。

“哎呀，那个地方有多好啊！”她赞叹道，“这里算什么呢？这里只有穷人……”

我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到梅德韦季察河去看看。

很快我们就用不着再去浴室更衣间了，因为柳德米拉的母亲在一位熟皮匠那里找到了活干，每天一大早就出门，妹妹要上学，哥哥在陶瓷厂工作。天阴下雨时，我便到柳德米拉那里帮助她做饭，收拾房间和厨房。她笑着说：

“我跟你在一块儿就像两口子似的，只是不睡在一起罢了。我们相处得甚至比夫妻还和美，因为当丈夫的并不帮助妻子……”

要是有钱，我就买些糖果，跟她在一块儿喝茶，过后用冷水把茶炊浇凉，以免柳德米拉那位喜欢吵吵的母亲知道我们用过了。有时外婆也到我们这里来，她坐在那里编织花边，或者绣什么东西，给我们讲美妙动听的故事；只要外公一进城，柳德米拉就来到我们家，这时我们就能够毫无顾忌地大吃一顿。

外婆说：

“啊，我们过得多么自在！自己的钱——自己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她称赞我们俩的友谊。

“男孩跟女孩好，这是件好事！只是不能胡来……”

于是她用最简单明了的语言向我们解释什么是“胡来”。她讲得温文尔雅，格调高尚，所以我全听明白了，我决不会去采摘含苞待放的花朵，否则，它既不能释放出芳香，也不会结出硕果。

我们无意“胡来”，但这并不妨碍我和柳德米拉谈一些我们通常不谈的话题。当然，我们谈这些是出于必要，因为以粗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两性关系，我们看到的太多了，而且令人生厌，这对我们简直是莫大的羞辱。

柳德米拉的父亲，是一位四十上下的堂堂男子，一头卷发，留着小胡子，两道浓眉不时地颤动着，不知为什么，总是显出一副特别得意的样子。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话少得出奇。——我不记得他说过什么话，只言片语也没有。他哄孩子时，像个哑巴，只会嗷嗷地叫，甚至打老婆时也一声不吭。

每逢节日，傍晚他便穿上浅蓝色的衬衣，波里斯绒灯笼裤和擦得锃亮长筒靴子，背上背一个大手风琴，走出大门，站在那里，像一名“值勤”的哨兵。这时，“游园活动”从我们门前开始了：大姑娘、小媳妇一个个像鸭子似的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有的眯缝起眼睛，偷偷地看上叶夫谢延科一眼，也有人公然垂涎欲滴地望着他，而他则站在那里，噘着下嘴唇，一双黑眼睛也在打量她们每一个人。在这种默默无言的眉目传情中，女人们一走到男人的跟前，脚步就放慢下来，两条腿怎么也迈不动了，这里表现出一种像狗一样的令人作呕的动物本性，看来，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女人，只要有一个男人给她递个眼色，做个暗示，她准会立刻心甘情愿地像死人一样，当街躺在肮脏的地上。

“这只公山羊又在那里臭显摆了，不要脸的东西！”柳德米拉的母亲嘟囔道。她这个人细高挑儿，瘦长脸，脸上脏兮兮的。她得过一场伤寒，后来就把头发剪短了——看上去像一把用旧了的破扫把。

柳德米拉就坐在她的身边。为了把母亲的注意力从大街上引开，她一个劲儿地向她问这问那，但却无济于事。

“别问了，你烦不烦呀，倒霉的废物！”她嘴里咕咕哝哝，眼睛却一个劲儿地在眨巴；她那双蒙古式的小眼睛异常明亮，一动不动，只要盯上了什么，就决不会放过。

“好妈妈，别生气了，反正都一样，”柳德米拉说，“你快看呀，席店女老板打扮得那个漂亮啊！”

“要不是有你们兄妹三个，我打扮起来比她还要漂亮；你们可把我给拖累惨了，我算是被毁了。”母亲毫无顾忌地说，简直是满含着泪水；她死死盯住人高马大的席店寡妇女老板。

看上去她简直像一幢小房子，凸起的胸部像门前的台阶；那张用绿头巾半遮半掩的大红脸，使人想起午间天窗玻璃被阳光照射时的样子。

叶夫谢延科将手风琴移到胸前，开始演奏。手风琴有许多琴键，发出的声音令人心潮起伏，能把大家带到很远的地方；街上的孩子们都往这里跑，围住拉手风琴的人，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兴奋得不得了。

“等着吧，有人会把你脑袋拧下来的。”叶夫谢延科的老婆对丈夫说。

他默默地斜了她一眼。

席店女老板就坐在不远处的赫雷斯特小店旁边的长凳上，泥塑石雕一般，脑袋歪在肩上，侧耳聆听，喜不自胜。

晚霞映照在墓地后面的田野上空，一片通红。衣着华丽的高大身躯在大街上缓缓而行，好像是在河道里流动；孩子们像旋风似的东奔西突，暖洋洋的空气情意绵绵，令人心醉神迷。晒了一天的沙土地散发出一种热烘烘的难闻的气味，特别是屠宰场那里传过来一种甜腻腻的血腥味儿，而从毛皮匠那边传来的则是刺鼻的熟制毛皮的酸臭味。女人们的说话声，醉汉们的大呼小叫，孩子们清脆的喊叫声，手风琴浑厚的琴声——这一切汇合起来，变成了一片嘈杂的嗡嗡声，是生生不息、创造万物的大地发出的强有力的叹息。所有这一切显得都很粗野，赤裸裸，它使人对这种乌七八糟的生活——这种寡廉鲜耻的动物般的生活，有一种强烈的信任感。这种生活在炫耀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在苦苦寻找施放这种力量的地方。

透过这些杂乱的音响，有时也能听到一些特别令人刻骨铭心、永远无法忘怀的惊人之语：

“大家不能同时打一个人——要一个一个来……”

“要是我们自己都不尊重自己，那么谁还会尊重我们呢……”

“上帝创造女人难道是为了给人取乐的吗？”

夜幕将临，空气变得更加清新，嘈杂的声音也渐渐小了，一栋栋木头房子在膨胀、在长高，笼罩在重重阴影之中。孩子们都被各家的大人领回去睡觉了，有的就在围墙旁边，在母亲的身边和膝头上睡着了。一到夜晚，多数孩子都变得更加温顺和听话。叶夫谢延科不声不响地消失了，像溶化了似的，席店的女老板也不见了，低沉的手风琴声从墓地那边很远的地方传了过来。柳德米拉的母亲坐在长凳上，像猫一样弯腰弓背的。我外婆到一个女邻居家喝茶去了，那女人是个接生婆和皮条客，瘦高个儿，青筋暴绽，塌鼻头，在像男人一样扁平的胸口前挂了一枚“救死扶伤”的金牌。街上的人没有不怕她的，认为她是个巫婆；有人说她在一次大火中曾经把一位上校的三个孩子和他病中的妻子救出了火海。

外婆跟她的关系一直很好；每逢在街上见面，两个人离很远就相互微笑，显得特别要好。

科斯特罗马、柳德米拉和我坐在大门口的长凳上；丘尔卡把柳德米拉的哥哥叫出来比试一下摔跤，他们抱作一团，四只脚在沙土地上来回踢腾，弄得周围尘土飞扬。

“别打了！”柳德米拉战战兢兢地喊道。

科斯特罗马用自己的黑眼睛瞥了她一眼，讲起了猎人卡里宁的故事：这位猎人是个白头发小老头儿，有一双狡猾的眼睛，口碑不佳，全镇的人没有不认识他的。不久前他死了，但人们没有把他葬在墓地的沙土地里，而是把他的棺材停放在地面上，距其他的坟墓不远。他的棺材是黑色的，腿架子很高，棺材顶盖上用白漆画了个十字架、一支长矛、一根手杖和两块骨头。

每天夜里，只要天一黑，这老头儿便从棺材里爬出来，在墓地里转来转去，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直到鸡叫头遍为止。

“别讲那些吓人的事！”柳德米拉央求说。

“放开我！”丘尔卡喊道，一面从柳德米拉哥哥的怀里挣脱出来，然后带着嘲弄的口吻，跟科斯特罗马说：

“你胡说什么呀？我亲眼看见棺材被埋葬了，那上面是空的，作为纪念……至于说死者夜里还出来到处转悠——这都是那些喝醉酒的铁匠们瞎编出来的……”

科斯特罗马看也不看他，气鼓鼓地提议说：

“既然这样，你就到墓地去睡一夜好了！”

他们争论不休，柳德米拉烦得直摇头，她问道：

“妈妈，夜里死人会出来吗？”

“会出来的。”她母亲重复道，她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回声。

小店女老板的儿子瓦廖克来了，他二十岁左右，红脸盘，胖乎乎的。他听了我们的争论，说：

“你们三个人中，谁要是敢在棺材上睡到天亮，我给他二十卢布和十支香烟；谁要是害怕不干了——我可要揪他的耳朵，随便我揪几下，怎么样？”

大家都一声不吭，一时拿不定主意，这时，柳德米拉的母亲说：

“馊主意！怎么能让孩子们干这种事……”

“给我一卢布——我去！”丘尔卡沉着脸说。

科斯特罗马立刻不怀好意地问：

“那么给二十卢布——你就胆怯了吗？”然后对瓦廖克说：

“就给他一卢布，反正他也不敢去，净吹牛……”

“好吧，给你一卢布！”

丘尔卡从地上站起来，一句话没说，顺着围墙根，不紧不慢地溜了。科斯特罗马将两个指头伸进嘴里，冲着他的背影，刺耳地吹了一声口哨。而柳德米拉则惴惴不安地说：

“啊，上帝呀，真是能吹牛啊……这算什么呀！”

“你们差远了，胆小鬼！”瓦廖克挖苦地说，“还自认为是街上一流的斗士呢，一群小猫……”

听着他这样冷嘲热讽，我心里非常气愤。我们都不喜欢这个饱食终日的家伙，他经常唆使孩子们干坏事，向他们讲一些关于姑娘、媳妇们的不堪入耳的流言蜚语，教他们故意去捉弄她们；孩子们对他的话是言听计从，为此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知为什么，他非常恨我的狗，经常用石头砸它。有一次，他在面包里夹了一根针给狗吃。

但是，看着丘尔卡当面受辱、悻悻而去的样子，不能不使人感到更加气愤。

我对瓦廖克说：

“拿一卢布来，我去……”

他边嘲笑边吓唬我，将一卢布递给叶夫谢延科的老婆，但那女人严厉地说：

“我不愿接你的钱！”

说罢，她气鼓鼓地走开了。柳德米拉也不愿意接他的这一卢布，这就更加助长了瓦廖克讽刺挖苦的气焰。这时我已经打算由我到墓地里去，而且不要这小子的钱，但外婆这时恰好来了，她一听是这么回事，马上把一卢布接了过来，而且平心静气地对我说：

“穿上大衣，带上被子，不然，早上会冷的……”

她的话鼓舞了我，我相信什么可怕的事情也不会发生。

瓦廖克的条件是：不管我在棺材上是躺还是坐，都得坚持到天亮，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离开，即使棺材开始摇晃，卡里宁老人从坟墓中爬出来，也不能离开。只要你一下到地上，就算你输了。

“你要记住，”瓦廖克警告说，“我会彻夜盯住你的！”

我去墓地时，外婆给我画了个十字，嘱咐说：

“要是有什么动静——你千万要沉住气，只管向圣母祷告就是……”

我赶紧动身，想让这件事尽快开始，尽快结束。陪我去的有瓦廖克、科斯特罗马和其他几个小伙子。我翻越墓地的砖围墙时，让被子给绊了一下，摔倒在地，但我马上便跳了起来，好像从地上弹起来似的。他们在围墙外面哈哈大笑。我只觉得心里发紧，后背发麻，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我磕磕绊绊地走到黑色的棺材前。棺材的一头已经陷进沙土里了，另一头——棺材的两条又短又粗的腿，露在外面，好像有人曾经想把它抬高一点儿，最后给放歪了。我坐在有腿的那一头的棺材沿上，往四下一看：高低不平的墓地上，密密麻麻地竖满了灰色的十字架，它们的影子扩展开来，落在各个坟墓上，遍布于杂草丛生的山丘上。有的地方，一棵棵又高又细的小白桦树，像在十字架中间迷了路似的，生长在那里；它们的枝叶将各个坟墓连成一片；透过花花搭搭的树影，可以看到那一根根直立的野草——这种硬邦邦的灰色野草，看着最让人心里发毛了！教堂看上去像一座巨大的雪堆，直插云天。在静止不动的云彩中间，一轮小小的、仿佛溶化了的明月在放着光芒。

雅兹的父亲——一个窝囊废——正在钟楼上懒洋洋地敲钟；他每拉一次绳子，绳子就要蹭一下屋顶上的铁皮，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如泣如诉，饮泣吞声，接着便传出干巴巴的钟声，听起来既短暂，又乏味。

“上帝保佑，可别让我失眠！”——我想起了守夜人的这句口头禅。

真是瘆人，而且，不知为什么，我感到透不过气来，尽管夜里十分凉爽，但我的身上却直冒汗。如果卡里宁老头儿真的从棺材里爬出来，我往钟楼上跑还来得及吗？

这块墓地我非常熟悉，我跟雅兹和别的伙伴们在这里玩了不下几十次，我母亲就葬在那边离教堂不远的地方……

人们还没有入睡，零星的笑声和歌声，还不时地从镇子那边传过来。山丘上的铁路露天采石场，或卡特佐夫卡村的什么地方，传来了手风琴的演奏声，听上去像杀鸡似的，吱呀吱呀的；围墙外面总能听见醉醺醺的铁匠米亚乔夫边走边唱的歌声——我一听就知道是他：

我们的妈妈呀，

毛病不算大——

她谁都不爱，

只爱我爸……

听到这生活的最后感叹，令人感到欣慰，但是随着每一次钟声，周围变得越来越寂静。这寂静犹如河水在漫过草地，把一切都淹没了，掩盖了。人的灵魂就跟火柴发出的亮光在黑暗中熄灭一样，在无边无际、深不见底的空间里游荡、泯灭，在这空虚的海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那一颗颗高不可攀的星星在活着，在闪闪发光，而大地上的一切都消失了，没用了，僵死了。

我坐在棺材上，盘起双腿，把被子裹在身上，脸冲着教堂。只要我身子一动，那棺材便吱吱作响，下面的沙土也跟着发出响声。

有什么东西接连掉在我背后的地上——一次，两次，然后，一块砖头又落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这的确怪吓人的，但我马上猜想到这是瓦廖克一伙人从围墙外扔进来的，他们是想吓唬我。不过一想到附近有人在，我的心情反而好了一些。

这时我不禁想起了母亲……有一次我学抽烟，被她碰上了，她动手打我，而我却说：

“别碰我，就是不打我，我已经够难受的了，我感到非常恶心……”

后来我还是受到了惩罚。我坐在炉灶后边，母亲对外婆说：

“这孩子没有良心，谁都不爱……”

听她这么说，我感到很委屈。每当母亲惩罚我，我都非常可怜她，为她感到难为情，因为她很少能够做到赏罚分明，总是罚不当罪。

总之，生活中令人生气的事情太多了，就说围墙外的这些人吧——他们明明知道我一个人在墓地里非常害怕，可是他们还要再吓唬我。为什么？

我真想吼他们一嗓子：

“见你们的鬼去吧！”

但这样喊是危险的——谁知道鬼对这句话是什么态度呢？也许它就在附近什么地方。

沙土里有许多云母碎片，它们在月光照耀下闪闪发亮，这使我不由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我躺在奥卡河上的木筏子上，往水里看，忽然，一条小欧鳊鱼游了上来，几乎挨着了我的脸；它一侧身，很像一个人的脸，瞪起小鸟般的圆眼睛，看了看我，然后，转身潜入深处，像一片飘落的枫叶。

想起来的事情越来越多，昔日的生活情景不断浮现在眼前，好像是要抗衡一直在制造恐怖气氛的满脑子想象似的。

这不，一只刺猬爬了过来，它用坚硬的爪子不停地扒着沙土：它很像是各户人家的守护神——小小的个子，一头乱发。

记得外婆常常蹲在炉灶前，嘴里念念有词：

“善良的一家之主啊，快把蟑螂灭掉吧……”

在我望不到的城市上空的远方，天空开始慢慢发亮了，凌晨的寒意使我脸上感到一阵阵发紧，两眼困得一点也睁不开了。我索性用被子把身子一裹，头一蒙——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是外婆把我叫醒的——她站在我身边，扽着我的被子说：

“起来吧！冻着了吗？喏，怎么样——害怕吗？”

“害怕，不过这话你跟谁都不要说，不要跟伙伴们说！”

“干吗不说呀？”她有些惊讶，“要是不可怕的话，那还有什么好夸耀的……”

在回家的路上，外婆亲切地跟我说：

“什么事都得亲自去体验，我的心肝宝贝，都要亲自去了解……自己不学习，谁也教不会……

傍晚时我已经是街上的“英雄”了，大家纷纷问我：

“你果真不害怕吗？”

当听见我说“害怕”时，他们便摇晃着脑袋，惊叫道：

“哎呀，是吗？”

小店女老板则提高嗓门，深信不疑地说：

“由此可见，他们说卡里宁能出来的事，完全是胡说。如果他能够出来，难道还怕一个小孩儿子不成？还不把他一巴掌从墓地里打走，赶到别的地方去了。

柳德米拉亲切而惊讶地望着我；甚至外公看上去对我也非常满意，一直得意地嘿嘿笑着。只有丘尔卡闷闷不乐地说：

“对于他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他外婆就是个女巫……”

第三章

弟弟科利亚，像一颗微弱的星星，在晨曦中无声无息地泯灭了。外婆、弟弟和我，就睡在一个小干草棚的柴火堆上，上面铺了些各种破布。紧挨着我们的是一道用边脚木料搭建的漏孔的墙，隔壁就是东家的鸡舍；到了晚上，我们就听见那些吃得饱饱的鸡临睡前不断抖动身上的羽毛，发出咯咯的叫声。早晨，金鸡报晓的声音能够把我们全都吵醒。

“哦，真该把你碎尸万段！”外婆被吵醒时抱怨道。

我已经醒了过来，眼看着金色的阳光，透过干草棚的隙孔，直接照射到我的床上。阳光里飘浮着一粒粒银白色的灰尘，它们仿佛就是童话故事中的一个个单词。老鼠在柴火堆里窸窣作响，翅膀上长着黑色斑点的红色小甲虫奔跑个不停。

有时，为了避开鸡舍那令人窒息的恶臭，我走出干草棚，爬到棚顶上，观察这栋房子里的人如何陆续醒来。他们一个个人高马大，好像都没有长眼睛似的，睡了一觉后，身体都发福了。

瞧，船工费尔马诺夫从窗口里探出头来，这是个喜欢喝闷酒的家伙，一头乱发。他用肿得眯成一条线的眼睛望着太阳，像野猪一样不断地哼哼着。这时我外公跑到院子里，两手梳理着棕红色的头发，正急着要去浴室冲凉水澡。房东家那个喜欢饶舌的厨娘，很像一只布谷鸟，鼻子尖尖，一脸的雀斑；而房东本人则像一只很肥的老鸽子，而且所有的人，都使人想起了各种鸟禽、动物和野兽。

早晨是那么亲和可爱，明媚清雅，但我却感到有些闷闷不乐，很想到野外没人的地方去走走——因为我知道，人们像往常一样，照例会把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搞得乌七八糟。

有一次，我正躺在棚顶上，外婆喊我下来，她冲着自己的床铺点了点头，轻声说：

“科利亚——他死了……”

这孩子从枕头上搭的一块红布上出溜下来，躺在一块毛毡上，光着身子，身上有点发青，小衬衣卷到了脖子上，鼓起的肚子露在外面，两条小腿弯着，上面长满了脓包疮；他的两只手奇怪地插在腰下，好像他想抬起身来似的。他的头稍稍向一边歪着。

“谢天谢地，他终于走了，”外婆一边梳头，一边说，“这个病秧子还能有多大活头？”

外公跌跌撞撞，像跳舞似的走了进来。他小心翼翼地用一个指头摸了摸这孩子闭着的眼睛。这时外婆生气地说：

“不洗手就乱摸？”

外公嘴里嘟囔着说：

“唉，人生在世……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最后还不是这么回事儿……”

“清醒清醒吧。”外婆没让他说下去。

他茫然地看了她一眼，向院子里走去，嘴里说：

“我可没有钱来安葬他，你自己看着办吧……”

“呸，你这个倒霉的老东西！”

我走了出去，傍晚前我一直没回家。

科利亚是第二天上午安葬的，我没有去教堂。整个做弥撒期间，我一直在被掘开的母亲的坟墓旁边坐着，雅兹的父亲和一条狗跟我在一起。雅兹的父亲挖墓收费很低廉，这一点，他老是在我面前夸耀。

“我这完全是看在熟人的面子上，否则我得收一卢布……”

我看了看发黄的墓坑，一股难闻的气味迎面扑来；我看见了周围潮湿、发黑的棺材板；我稍微一动，棺材四周的沙土便纷纷落下，一直滑落到坑底，坑壁上留下一道道流沙的痕迹。我故意摇动几下，想让沙土把这些木板掩埋起来。

“别胡闹。”雅兹的父亲说，一面抽着烟。

外婆双手捧来一口白色的小棺材，“窝囊废”跳进墓穴，接过棺材，把它并排安放在黑色棺材板的旁边，然后从墓穴里爬上来，用脚和铁锹往墓穴里填埋沙土。他的烟斗像手提香炉似的，一直香火不断，烟雾缭绕。外公和外婆也在默默地帮助他掩埋。现场既没有神父，也没有乞丐，在林林总总的十字架当中，只有我们四个人的身影。

外婆给守墓人钱时，抱怨说：

“你毕竟还是动了瓦里娅的棺材……”

“不动怎么办呢？就这已经多占了别人家的地皮。动这么一点儿没关系！”

外婆向坟墓深深一拜，头都快挨着地面了；她先是抽抽搭搭，然后号啕大哭，之后才动身离去；外公跟在她后面，用帽檐遮住眼睛，不时扯动一下他那件旧常礼服。

“种子都播在荒地上了。”外公突然说了一句，接着便向前跑去，像耕地时跟在农民身后的乌鸦一样。

我问外婆：

“他这是要干吗？”

“随他的便！他有他的想法。”外婆回答说。

天气很热。外婆吃力地走着，两只脚陷在热烘烘的沙地里。她不时地停下来，用手绢擦擦脸上的汗水。

我鼓足了勇气，问她：

“墓穴里那黑的东西是母亲的棺材吗？”

“是啊，”外婆生气地说，“狗东西……一年还不到，瓦里娅便腐烂了！这都因为是沙土地的缘故——渗水。要是黏土可能会好一些……”

“所有的人都会腐烂吗？”

“所有的人。只有圣徒们不会……”

“你——肯定不会腐烂！”

她停下来，正了正我头上的便帽，态度严肃地跟我说：

“别想这种事，没必要。听见了吗？”

但是我想：死亡——这太让人难受和讨厌了！简直令人无法接受！

我心里非常不好受。

回到家时，外公已经准备好茶炊，桌子都摆好了。

“喝点茶吧，这不——天气太热啦，”他说，“我这是用自己的茶叶煮的。够大家喝了。”

他走到外婆跟前，拍了拍她的肩膀。

“怎么样，老婆子，啊？”

外婆挥了挥手：

“有什么好说的！”

“这不就结了！上帝在冲我们发怒，把我们的亲骨肉一个个地夺去……要是一家人能像五个手指头那样，结结实实地活着……”

很久以来他都没有这样心平气和地说话了。我听他说着，指望他老人家能够消除我内心的凄苦，使我忘掉那发黄的墓穴和里面一块块又黑又湿的棺材板。

但是外婆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

“别说了吧，老头儿子！这话你说了一辈子了，可有谁因此好过一点了吗？你这一辈子都在吃我们大家，就像铁锈在腐蚀钢铁……”

外公干咳几声，清理清理嗓子，看了外婆一眼，没有再说话。

傍晚，在大门口，我愁眉苦脸地把上午看到的情况告诉了柳德米拉，但这并没有给她留下什么明显的印象。

“当孤儿的日子要好过一些。要是我父母都死了，那我就把妹妹交给哥哥照看，我自己这辈子就在修道院过了。我能到哪儿去呢？嫁人——不合适；瘸着腿——又不能工作。生出来的孩子再都是些瘸子……”

她说得很理智，跟我们街坊的妇女们讲的一样；应该说，从这天晚上起，我对她便失去了兴趣，加上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我见到这位女友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弟弟死后没几天，外公跟我说：

“今天你早些睡，明儿天一亮我就叫醒你，咱们到林子里砍柴去……”

“那我就——采药去。”外婆说。

离镇上大约三俄里远，有一块沼泽地，那里生长着很大一片云杉和白桦林。林子里有许多朽木与枯枝，林子一头连着奥卡河，另一头连着去莫斯科的公路，公路那边仍然是森林；林中水木清华，绿草如茵，上面松林如盖，高耸入云，人称“萨韦洛夫鬃岗”。

这片林产归舒瓦洛夫伯爵所有，但却保护不善，库纳维诺的居民们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家产，经常去捡拾干树枝，砍伐枯木，有机会的话，对活树也不放过。每到秋天，为了储备过冬的木柴，人们腰里带着斧头、绳子，成群结队地涌向林子。

天刚放亮，我们三个人便出发了，沿着满是露水的白蒙蒙的绿色田野走着。我们的左边是奥卡河，在奥卡河的对岸，一轮懒洋洋的俄罗斯太阳，在红色的佳特洛夫山的山坡和白色的下诺夫戈罗德城市的上空，在满园青翠的山岗和教堂的金光闪闪的圆顶上缓缓地升起。轻轻的河风从平静、浑浊的奥卡河上徐徐吹来，金色的毛茛在晨露的重压下随风摇动，浅紫色的风铃草悄无声息地低垂着脑袋，五颜六色的蜡菊，单调地伫立在贫瘠的草地上，拥有“夜美人”之称的石竹花，绽开了它那鲜红的星状花朵……

黑压压的林木正在向我们走来。张开翅膀的云杉，像一只只大鸟；白桦树则像一个个姑娘。田野里弥漫着一种洼地沼泽的酸腐气味。我的狗在我身边跟着我，它伸着粉红色的舌头，不时地停下脚步，左闻闻，右嗅嗅，迷惑不解地摇动着它那狐狸般的脑袋。

外公穿着外婆的短棉被，戴一顶没有帽檐的旧帽子，眯缝着眼睛，也不知冲什么在满脸堆笑；两条小细腿像做贼一样，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外婆穿一件蓝上衣、一条黑裙子，头上扎了条白头巾，一路上健步如飞，很难赶上她。

森林越来越近了，外公的情绪随之也高涨起来，他用鼻子深深地往里吸着气，清理一下自己的喉咙；起初是断断续续地，含混不清地在说些什么，后来便像喝醉了酒似的，说得兴高采烈，可漂亮动听了：

“森林是上帝的花园。它们不是由谁栽种的，是上帝的一阵风，上帝嘴里哈出的一口仙气……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在日古利拉过纤……哎呀，列克谢，你可想象不到当时我受的那份罪呀！奥卡河两岸的森林——从卡西莫夫到穆罗姆，或者跨过伏尔加河，一直到乌拉尔，全是大片的森林，没错！无边无际，巍峨壮观……”

外婆斜眼看着他，一面向我递着眼色；而他却磕磕绊绊地一个劲儿地往前走，嘴里一面絮絮叨叨，他那些干巴巴的词儿，全都印在了我脑子里。

“我们从萨拉托夫把一艘运油的大帆船往马卡里亚的集市上拉。我们的管事叫基里洛，是普列赫人，而船老大是一个来自卡西莫夫的鞑靼人，好像是叫阿萨夫……我们拉到日古利时，忽然刮起了顶头风——我们累得精疲力竭，两条腿都迈不动了，走起来一摇三晃的，于是我们便上岸生火煮饭。而当时是五月天气，伏尔加河水急浪大，波涛滚滚，像成千上万只白天鹅，一路嬉戏打闹着涌往黑海。日古利层峦叠嶂，绿水青山，千岩竞秀，直插云天。蓝天白云，像放牧的畜群；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我们一面休息，一面欣赏美景，彼此间的关系也和睦起来；河面上寒风凛冽，砭人肌骨，河岸上则温暖如春，香气袭人！傍晚时分，我们的基里洛——一个非常严厉，且上了岁数的男人——站起身来，摘下帽子，对大伙说：‘喏，小伙子们，我不再当你们的头了，也不再是你们的用人了，你们自己走自己的路吧，我要到森林里去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怎么回事，为什么？面对东家，没有一个领头人怎么能行呢——不能群龙无首呀！虽说是伏尔加河，但即使是阳光大道，也可能会迷路的。人是没有理性的野兽，对他——有什么好可怜的？我们都吓坏了。可他仍然我行我素，说：‘我不愿再这样生活下去，当你们的放牧人，我要到森林里去！’我们有些人本来就想揍他一顿，再把他捆起来，可是另外有些人对这件事经过考虑，喊道：‘等一等！’这时，那个当船老大的鞑靼人也跟着喊道：‘我也要走！’这下子可糟了。这个鞑靼人随船已经跑了两趟，东家一分钱没给——这在当时可是很大一笔钱，现在跑的是第三趟，正在途中！大伙争呀，吵呀，一直闹腾到晚上。入夜前有七个人已经走了，我们——不是十六个，就是十四个——留了下来。瞧，这都是森林惹出的事！”

“他们都去当了强盗？”

“也许当了强盗；也可能隐居起来了，这样的事，当时也弄不清楚……”

外婆在画着十字。

“至高无上的圣母啊！一想到人，就觉得他们怪可怜的。”

“大家都只有一个脑袋——要看魔鬼把他们往哪儿引了……”

我们沿着潮湿的小路进森林，周围沼泽地里有许多草墩子和枝叶凋落的云杉。我觉得这样非常好——进森林后就永不再离开，就像来自普列赫的船上的管事基里洛那样。森林里没有人拨弄是非，没有人打架斗殴，也没有人酗酒闹事；在这里，像外公那样令人讨厌的见钱眼开的事，像母亲的坟墓以及一切使人感到愤愤不平，感到心灵备受压抑的严重烦恼，都可以统统忘掉。

在一块干燥的地方，外婆说：

“该吃点东西了，坐下来吧！”

外婆的篮子里有面包、葱头、黄瓜、盐和用布包着的奶渣；外公看着这些东西，显然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两只眼睛直眨巴。

“我可没带什么吃的，哎呀，老婆子这人真实诚……”

“够大家吃的……”

我们坐下来，背靠着可以做桅杆用的古铜色的松树干上，空气里散发出一种松脂的气味。荒郊野外，清风吹来，木贼草随风摇摆。外婆用脏兮兮的手采摘着药草，一面给我们讲述金丝桃、药慧草、车前草的疗效，介绍绵马草、粘柳兰和落满尘土的千屈菜的神奇功效。

外公在砍伐枯树枝，我应该把它们归拢在一块儿，可是我却跟着外婆，不知不觉走到了密林深处。她敏捷地穿行于巨大的树干之间，像潜水一样，俯身在落满针叶的地面。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我们又来早了——蘑菇不会很多！上帝啊，你可没有怎么善待穷人呀，对于穷人来说，蘑菇已经是美味佳肴了！”

我默默地跟在她身后，一路小心谨慎，不想让她看见我，因为我不愿意打扰她跟上帝、药草和青蛙说话……

但她还是看见了我。

“你从外公身边跑开的吧？”

这时，她冲着黑色的土地深深一鞠躬，面前的大地，青山绿水，风光旖旎，好像是披了一件花团锦簇的袈裟。她说，有一次，上帝对人们大发雷霆，于是便下起倾盆大雨，把一切生灵全都淹没了。

“然而大慈大悲的圣母，事先采集了各类种子，放入篮子里，藏了起来，然后恳求太阳说：请把大地都晒干吧，人们为此会对你歌功颂德的！太阳把大地晒干了，于是圣母便播下了她事先藏起来的种子。上帝一看，大地又复苏了，生机盎然：青草、牲畜、人类，应有尽有！他说：这是谁干的？竟敢违抗的我意志！这时圣母当即向他表示忏悔，此前，上帝眼瞅着大地已变成不毛之地，已经感到于心不忍，于是便对她说：你做得很对！”

我喜欢这个故事，但又觉得很奇怪，便一本正经地问道：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圣母可是在洪水泛滥之后很久才诞生的呀！”

这时外婆感到非常惊讶：

“这是谁告诉你的？”

“学校的书上这样写的……”

她听后，放下心来，劝我说：

“别信这些，把它忘了吧，把书也扔了；那些书都是胡说八道！”

然后她轻声地、开心地笑了：

“他们净在瞎编，这些傻瓜！上帝确实是有的，哎哟，可是他没有母亲呀！那他是谁生的呢？”

“不知道。”

“好哇！学来学去，就学会了个‘不知道’！”

“神父说，圣母是由约雅敬和亚拿生的。”

“这么说，她应该叫马利亚·约雅敬了？”

外婆已经生气了，她站在我面前，严厉地看着我，说：

“你要是再这么认为，我可要揍你了！”

但过了一会儿，她跟我解释说：

“圣母一直就有，她诞生得比谁都早！是她生了上帝，可是后来……”

“那耶稣基督呢？”

外婆不吭声了，尴尬地闭上了眼睛：

“耶稣基督嘛……是啊，是啊，怎么解释呢？”

一看就知道，我胜利了，在神的隐秘的问题上我把外婆给问住了，但我心里却感到很不舒服。

我们继续往森林深处走，来到一个光线幽暗的地方，金色的阳光都被林木切割成了碎块。温暖舒适的林子里，有一种特殊的喧闹声，它能够使人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交嘴雀啾啾乱叫，小山雀叽叽喳喳，布谷鸟咕咕地笑，金黄鹂呖呖地叫；爱攀比的苍头燕雀唱不完内心的妒忌，怪模怪样的松雀鸟叫起来简直是忧心忡忡，沉吟不绝。一个个碧绿的小青蛙在脚下蹦来跳去；一条游蛇盘卧在树根间，昂起金黄的小脑袋，在窥视着它们。一只小松鼠吱吱地叫着，那蓬松的大尾巴在松枝间一闪而过。可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真想接着再看下去，继续往前走。

在松树的枝干间，显现出我们清澈透明而又虚无缥缈的巨大身影，接着便消失在郁郁葱葱的绿叶之中；透过这些枝叶，可以望见头上的蓝天白云。脚下的青苔像一块豪华的地毯，上面绣着一丛丛的红橘和一串串干红莓；石生悬钩子在草丛中显得特别醒目，像一滴滴的鲜血，那浓郁的蘑菇香味使人垂涎欲滴。

“至高无上的圣母啊，世间的明灯。”外婆一面叹息，一面祷告。

她置身林海，俨然是周围一切的主宰和亲人。她行走起来像一头母熊，什么都看得见，对什么都赞不绝口，感激涕零。由于她好像给森林中带进了一股暖流，被她踩倒的青苔，转眼间便又直立了起来，这情景我看着心里特别高兴。

我一边走，一边想：当一名强盗倒是不错，可以劫富济贫，让人人有饭吃，日子快快活活，不相互忌妒，也不再像恶狗那样，互相撕咬打斗。还有，要是能够走到外婆的上帝那里，走到她的圣母那里，将人世间的全部真情都告诉他们，这该有多好，就说人们的日子过得很苦，他们自生自灭，被埋葬在贫瘠的沙土地里，忍气吞声，草草了事。总之，世上有太多的不公正，而这根本就没有必要。如果圣母信得过我，那就请她给我智慧，让我能够把所有的事情另做一番安排，将事情办得好一些，让人们听信我的话，我一定会去探索改善生活的办法！至于我年纪尚小，这算不了什么，耶稣基督当时比我也不过只大一岁，可连圣贤们都听他的……

有一次，我只顾着想事了，不小心踩进一个深坑里，腰被树枝划伤了，后脑勺也给碰破了。我坐在坑底，里面又冷又脏，尽是些像树脂一样的黏糊糊的东西。我感到奇耻大辱，可我自己又爬不上来；喊外婆吧，又不好意思。不过最后我还是喊了。

外婆很快就把我拽了上来，她画着十字说：

“谢天谢地！还好，这个熊窝是空的，要是熊主人在里面那还得了？”

这时，外婆又哭又笑。后来，她把我带到一条小溪边，给我洗了洗伤口，用一些能够止痛的树叶敷在上面，用自己的衬衫包扎好，然后领我去一个铁路岗亭，由于体力不支，回家时我已经走不动了。

我几乎天天都在恳求外婆：

“我们到林子里去吧！”

她答应得倒很爽快，于是我们就这样度过了整个夏天，直到秋末。我们采集药草、浆果、蘑菇和榛子。外婆把采到的东西拿去卖掉，我们就用这点钱来糊口。

“吃闲饭的家伙！”外公尖着嗓子说，尽管我们根本没吃过他的面包。

森林给了我心情平静与舒畅的感觉，有了这种感觉，我的一切苦恼都消失了，不愉快的事情也都忘记了。与此同时，我的感觉变得特别灵敏：听觉和视力更敏锐了，记忆力也增强了，对事情的感悟更深刻了。

外婆使我越来越感到惊讶，我一向认为外婆是世界上最高尚、最善良和最聪明的人，而且，她也在不断增强着我的这一信念。有一天傍晚，我们采集完白蘑菇，走在回家的路上，离开林子时，外婆坐下来休息一下，我则到树后看看会不会还有蘑菇。

突然，我听见了她的声音，一看：她正坐在路边，不慌不忙地在削去蘑菇的根，一条很瘦的灰毛狗，伸着舌头，站在她身边。

“去吧，快走开！”外婆说，“乖乖地走吧！”

不久前，瓦廖克把我的狗给害死了，我很想把这条新的狗收养下来。我跑到路边，那狗莫名其妙地拱起身子，伸直脖子，一双饥饿的绿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后便夹着尾巴跑进林子去了。它的样子不像是条狗，我一吹口哨，它立马钻进了灌木丛。

“看见了吗？”外婆笑着说，“我最初看走了眼，还以为它是条狗呢，后来一看，它长的是狼的牙，脖子也是狼的脖子！我简直被吓了一跳，我说：‘喂，你要是只狼，你就快走吧！’幸好夏天的狼比较温驯……”

外婆在林子里从来没有迷过路，总能够准确无误地找到回家的路。她能够根据草的气味判断出什么样的蘑菇长在这个地方，而什么样的蘑菇长在另外的地方，而且她经常考问我。

“松乳菇喜欢什么样的树木？你怎样区别食用菇和毒菇？什么样的蘑菇与蕨菜为伍？”

她根据树皮上轻微的爪痕，便能够向我指出树上肯定有松鼠窝，我爬上树去，把松鼠储备过冬的榛子洗劫一空——有时从一个松鼠窝里掏出的榛子有十俄磅之多……

后来，有一次，在我干这种勾当的时候，一个猎人击中了我左边的身子，有二十七颗霰弹进入了我的体内；外婆用针从我身上拨取出了十一颗，其余的在我皮下留了好多年，逐渐才被取了出来。

外婆很欣赏我对疼痛的忍耐力。

“好样的！”她夸奖说，“能忍耐，将来一定有出息！”

每当她卖蘑菇和榛子攒下一点钱时，她便把它们作为“悄悄的施舍”，放在别人家的窗台上，而她自己，哪怕是节日，也穿得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

“穿得不如一个叫花子，真叫我没脸见人。”外公抱怨说。

“这有什么关系，我既不是你女儿，又不是你未婚妻……”

他们吵架的时候越来越多了。

“我作的孽不比别人多，”外公委屈地说，“但遭到的惩罚却比别人多！”

外婆故意气他：

“鬼晓得谁应该遭什么报应。”

然后外婆直接冲着我说：

“老头儿子可怕鬼了！瞧他老得多快，都是给吓的……唉，也真够可怜的……”

一个夏天下来，我的身体结实多了，林中的活动，使我的性子也变野了，对于我的同龄人们的生活，对于柳德米拉，我已经失去了兴趣。我觉得柳德米拉是个无趣的聪明人……

有一次，外公从城里回来，浑身都湿透了——当时是秋天，而且下着雨。他站在门口，像麻雀一样，抖了抖身子，得意洋洋地说：

“喂，吃闲饭的，准备明天去上工啦！”

“到哪儿去上工？”外婆气鼓鼓地问道。

“到你妹妹马特廖娜那儿，找她的儿子……”

“哎哟，老头儿子，净出坏点子！”

“闭嘴，蠢货！没准儿他能成为一名绘图员呢。”

外婆一声不吭地低下了头。

晚上，我告诉柳德米拉，说我要进城去了，在那里生活。

“很快我也会去那里，”她心事重重地对我说，“爸爸想干脆把我的一条腿锯掉，这样我就能变成一个健康人了。”

一个夏天，她人变瘦了，脸色有点发青，但眼睛却变大了。

“你害怕吗？”我问她。

“害怕。”她说着，流下了眼泪。

我没办法安慰她——我自己也害怕到城里去生活。我们垂头丧气地在一块儿坐了很久，相互偎依着，一句话也不说。

若是夏天，我会劝外婆出去要饭的，就像她小时候那样。也许还可以带上柳德米拉——我用小车推着她……

但当时是秋天，外面很潮湿，还刮着风，天空里乌云密布，大地眉头紧锁，泥泞而凄惨……

第四章

我又来到了城里，住在一栋两层的白色楼房里，这栋房子很像是一口许多人共用的大棺材。楼房倒是新的，但看上去仿佛是因营养不良而浮肿了似的，同时又像是一个叫花子，突然成了暴发户，马上吃得大腹便便起来。楼房的侧面朝着大街，每层有八个窗户，正面各有四个窗子：下面的窗口对着一个狭窄的过道，直通院子；上面的窗户，正对着围墙外洗衣女工的小屋和一条大脏水沟。

这儿没有通常我理解的那种大街，房屋前面是一条肮脏的峡谷，在两个地方拦峡谷修筑了狭窄的堤坝。峡谷的左边是劳改大队，他们院子里的垃圾都往峡谷里倒，因此谷底总有一潭颜色发绿的污泥浊水；峡谷的右边，在尽头处，有一个叫兹韦兹金的满是淤泥的臭水塘，而峡谷的中间处——恰好就在我们房子的对面。峡谷的一半堆满了垃圾，上面长了许多荨麻、牛蒡和团酸模；另一半则被多里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神父辟做了花园，园子里有一座用薄木板搭建的漆成绿色的凉亭。要是有人朝凉亭扔石头的话，那些薄木板准会稀里哗啦地被完全砸碎。

这个地方极其枯燥，而且肮脏至极。一到秋天，这片垃圾成堆的黏土地被糟践得一塌糊涂，成了专门粘人脚的红色焦油。我从未见过这么小的空间竟有这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我对田野、森林的清新洁净已经习惯了，因此，对城里的这个地方感到实在讨厌。

峡谷对面是一道道年久失修的灰色围墙，我远远看见这些围墙内有一座棕色小屋，去年冬天我在鞋店当学徒时就在那里住过。那座小屋距离我非常近，使我感到更加有些压抑。为什么我又得住在这条街上呢？

我认识我的这位东家，他以前和他弟弟一块儿到我母亲那里做过客；他的弟弟老是很滑稽地尖着嗓子一个劲儿地喊着：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他们两个和从前一样：哥哥是鹰钩鼻，长发，挺招人喜欢，看来也很善良；弟弟维克多还是那张老长脸，一脸雀斑。他们的母亲——我外婆的妹妹——脾气很不好，爱吵吵闹闹。哥哥已经结婚，他的妻子白白胖胖，像个大面包，两只大眼睛乌黑乌黑的。

我刚去的几天，她对我说过两三次：

“我曾经送给你母亲一条带玻璃珠的绸子斗篷……”

不知什么原因，我不愿意相信她会送我母亲东西，而且也不相信我母亲会接受她的礼物。当她又一次向我提起这件斗篷的时候，我就劝她说：

“你送就送了，用不着一再炫耀。”

她听后大吃一惊，赶紧从我身边闪开。

“什么？你在跟谁说话呀？”

她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她喊她丈夫过来。

她丈夫手里拿着圆规，耳朵上夹一支铅笔，来到厨房——他听了妻子的诉说，对我说：

“对她和对别人都要称呼‘您’，说话不能没有礼貌！”

然后，他很不耐烦地跟妻子说：

“别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打扰我！”

“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要是你这位亲戚……”

“见她的鬼，什么亲戚！”东家喊道，然后便跑开了。

我也不喜欢外婆的这些亲戚。据我观察，他们亲戚之间的关系还不如外人，因为他们比外人更了解相互之间的丑闻轶事，编派起对方来更加恶毒，打架斗殴的事更多。

我很喜欢东家这个人，他总是很潇洒地把头发向耳后一甩，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好事儿”。他常常表现出志得意满的样子，脸上笑嘻嘻的，一双灰眼睛看上去非常憨厚，鹰钩鼻子旁边那可笑的皱纹，颤动起来十分滑稽。

“你们吵够了吧，两只好斗的母鸡！”他对妻子和母亲说，同时满脸堆笑，露出一口细密的牙齿。婆媳二人天天吵架，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她们动不动就吵了起来。一大早，两个人还没有梳洗，衣服也没穿好，就开始在屋里忙个不停，好像家里着火了似的。她们整天瞎忙，只有在吃午饭、午后喝茶和吃晚饭的时候才消停一会儿。她们能吃能喝，一直到人喝醉了，再也吃不动了方肯罢休。午饭时，他们谈论饭菜，懒洋洋地相互斗嘴皮子，为大吵大闹一场做好准备。无论婆婆做什么饭菜，儿媳肯定要说：

“我妈可不是这样做的。”

“不这样做，肯定更难吃！”

“不，更好吃！”

“喏，那就到你妈那里去吧。”

“可我是这儿的女主人呀！”

“那我是什么人？”

这时东家插了进来：

“好了，好了，两只好斗的母鸡！你们怎么啦——都疯了吗？”

家里的一切，既莫名其妙，又滑稽可笑，简直没什么道理可讲。从厨房到餐厅的通道，必须经过房内唯一一个又窄又小的厕所，茶炊、饭菜都必须经过这里才能够送达餐厅，它成了大家逗乐的对象，常常成为引起各种可笑误会的源头。我的责任是往厕所的马桶里灌水，我睡在厨房里，和厕所正对门，门口就是通往正门的过道尽头的台阶：厨房炉灶散发出来的热气正烤着我的脑袋，而从台阶上进来的过堂风又直接吹到我的脚上，因此，躺下睡觉时，我总是把门口所有的擦脚垫都盖在腿上。

大厅的墙壁上有两面镜子，还有几幅《田地》周刊赠送的镶有金框的图画，以及两张牌桌和十二把维也纳式的椅子——但看上去厅里仍然显得空空荡荡，单调乏味。小客厅里东西则摆得满满当当：五颜六色的精美家具，一大堆“陪送嫁妆”、银器和茶具；客厅里有三盏装饰灯，一盏比一盏大。卧室里没有窗户，显得很暗，除一张大床外，还摆着几口箱子和衣柜，有一股烟叶和波斯洋甘菊的气味。这三个房间经常空着，而房子的主人们却挤在一个小小的餐厅里，彼此很不方便。早茶一过，八点钟，东家兄弟俩便把桌子一字摆开，摊上白纸，拿出制图用的仪器、铅笔和墨汁，两人分别坐在桌子两头，立即开始工作。桌子一直摇摇晃晃，占据了整个房间，当保姆和女主人从育儿室出来时，她们总是要撞在桌子角上。

“你们没有事儿别到这里来！”维克多喊道。

女主人委屈地恳求丈夫说：

“瓦夏，告诉你弟弟，让他不要对我大喊大叫！”

“那你就不要碰这张桌子。”东家和颜悦色地劝解道。

“我怀着孕，这地方又狭小……”

“那好，我们到大厅里去工作。”

但女主人火了，喊道：

“天哪，谁会到大厅里工作呢？”

这时，马特廖娜·伊万诺夫娜老太婆那张恶狠狠的、被炉火烤得通红的脸从厕所门后探了出来。她大声喊道：

“你瞧呀，瓦夏！你是在工作，可她倒好，四个房间还不够她生孩子用。真是格列边绍克来的贵族小姐，一点儿头脑都没有！”

维克多一脸奸笑，东家却大声喊道：

“够啦！”

但是嘴巴很厉害的儿媳妇劈头盖脸地对婆婆一顿臭骂，然后，往椅子上一倒，开始哼哼起来：

“我走！我不想活啦！”

“别影响我工作，你们简直都着魔了！”东家吼道，气得脸色煞白，“家里简直成了疯人院了——为了你们，我累死累活，还不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哎呀，你们这两只好斗的母鸡……”

最初，我很害怕他们吵架，特别是当女主人抓起餐刀，跑进厕所里，把门一反锁，开始在里面扯开嗓子大喊大叫时，我简直被吓坏了。过一会儿，屋里平静了下来，然后东家用手撑着门，弯下身去，冲我喊道：

“爬上去，把玻璃打碎，将门钩打开！”

我迅速爬到他背上，打碎门楣上的玻璃，但是，当我探进身子往里爬的时候，女主人开始用刀把使劲打我的脑袋。但我最后还是把门打开了；这时候东家边打边拉，把老婆拖到餐厅，夺下她手中的刀子。我坐在厨房里，摸着被打的脑袋，很快我就意识到：我这顿打算是白挨了，因为刀本来就没有开口，甚至连面包都切不动，更不用说去割人的皮肤了；我根本就没必要爬到东家的背上，站到椅子上就可以把玻璃打碎；再说了，大人去摘门钩更便当一些，因为他的胳膊更长一些。经过这次事件后，这家人再吵架，我已经不害怕了。

兄弟俩在教堂唱诗班唱歌；有时他们在工作时也小声哼唱，哥哥瓦西里是男中音，他唱道：

我把心爱姑娘的戒指，

掉进了大海……

弟弟维克多用男高音接着唱：

我一生的幸福，

连同戒指，遭到了破坏。

育儿室里传出了女主人轻微的喊声：

“你们俩疯了吗？孩子在睡觉呢……”

或者：

“瓦夏，你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为什么还姑娘长姑娘短地唱个没完，你什么意思？再说了，夜祷告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

“那好，我们就唱教堂里唱的歌……”

但女主人提醒说：

“一般来说，教堂里唱的歌，可不是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唱的，何况这里还……”这时她很明显地用手指了指厕所那扇小门。

“这房子是得调整一下，不然鬼晓得算怎么回事儿！”东家说。

他说那张东摇西晃的桌子应该换一换——这话说得次数可不少了，足足说了有三年。

听东家他们家议论别人，总使我想起我以前待过的鞋店来——那里也是这样议论他人的。我知道，东家一家人也认为自己是城里的佼佼者，他们深谙最严格的行为准则，而且根据这些我不懂得的行为准则，评论起别人来，绝对是铁面无私，不讲情面。他们的这种评论引起我极大的反感，对他们的行为准则十分厌恶，因此，打破他们的准则，对于我来说，便是一件很惬意的事。

我的工作很多，女仆干的活我都得干：每星期三，要擦洗厨房的地板，清洗茶炊和铜制餐具；星期六——要擦洗所有房间的地板和两个楼梯。要把木柴劈好，送去生炉子，要清洗餐具，把菜洗干净，随女主人到市场上去，跟在她身后，提着装满东西的篮子，还要去杂货店、跑药房等。

外婆的妹妹是我的顶头上司，她是个爱吵吵闹闹、喜怒无常的老太婆。平时她起床很早，六点左右就起来了，匆匆洗过脸，只穿一件衬衫，便跪在圣像面前，开始对上帝一通诉说，抱怨自己命苦，儿子和媳妇不孝等。

“上帝啊！”她边哭边说，百感交集，将三个手指头捏在一起，按在额头上，“上帝啊，我什么都不祈求，什么也不需要，只求能够让我休息一下；上帝啊，借你的力量，让我过上安宁的日子吧！”

我被她的哭声吵醒了，然后我从被子下面看着她，心惊胆战地听着她那热诚的祷告。透过雨水浇淋的玻璃窗，秋天的早晨，正在朦朦胧胧地往厨房的窗子里张望。在寒冷的幽暗中，一个灰色的人影在地板上摇来晃去，她的一只手在不停地挥动，一副焦虑不安的样子；她的头巾总是从她的头上滑落下来，稀疏、灰白的头发从她那小小的脑袋上一直披散到她的脖子和双肩上。老太婆用左手使劲把头巾往上甩，嘴里嘟哝着说：

“真是该死！”

她用力拍打着脑门儿、肚子和两肩，咬牙切齿地说：

“上帝啊，为了我，请惩罚我的儿媳吧！把我所遭受的一切委屈与痛苦，统统都转嫁给她！让我的儿子睁开双眼——你看看她，再看看维克多鲁什卡！上帝啊，请你多多保佑维克多鲁什卡，降福于他……”

维克多鲁什卡就睡在厨房的高架床上；母亲的央告哀求把他给吵醒了，他睡眼惺忪地叫道：

“妈妈，你又是一大早就把人吵醒！简直是要命！”

“好了，好了，睡你的吧。”老太太自知理亏，小声说道。然后，她一声不吭地摇晃着身子，约莫有一两分钟的样子，突然她又恶狠狠地大声嚷嚷道：

“上帝啊，让子弹打穿他们的骨头，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即使我外公祷告时也没有说过这样骇人听闻的话。

她一面祷告，一面喊我起床：

“赶紧起来，可不能把睡懒觉当日子过！快把茶炊生上火，把劈柴抱过来。——引火柴昨晚准备好了吗？哼！”

我尽快把这些事情做完，为的是不再听这个老太婆的唠叨，但要让她感到满意，那是不可能的。她在厨房里一刻不停，像冬天里的暴风雪，东奔西突，呼啸着、咆哮着：

“小点声儿，死鬼！要是把维克多鲁什卡吵醒了，瞧我怎么收拾你！快去杂货店跑一趟……”

平时喝早茶，他们让我去买两俄磅的白面包，给年轻的女主人买两卢布的便宜小面包。每当我买回面包，她们总是心存疑虑地对面包反复察看，拿到手里仔细掂量，问道：

“给没给什么添头？没有？那好，你张开嘴看看！”于是她们得意地大叫：“他把添头给吃了，瞧，牙缝里还留有残渣呢！”

我乐意干活，喜欢清除房内的污垢，擦洗地板，把铜餐具、通风口和门把手，擦得干干净净。我不止一次地听见她们和好的时候谈论到我：

“挺卖力的。”

“很爱干净。”

“只是太倔了。”

“哎呀，妈妈，他哪儿受过什么教育呀！”

于是，她们俩都竭力要培养我对她们的尊敬，但我认为她们的精神都有些不正常。我不喜欢她们，也不听她们的，跟她们说话时净顶牛。大概年轻的女主人发现有些话对我不起作用，于是便经常对我说：

“你应该记住，你是贫苦人家出身！我送过你母亲一件丝绸斗篷，还带着玻璃珠呢！”

有一次，我对她说：

“为了这件斗篷，是不是应该把我的皮扒下来给您？”

“老天爷，他简直要纵火啦！”女主人惊骇地喊叫起来。

我大为惊讶：为什么要纵火呢？

她们两个有时候向东家告我的状，而东家则严厉地对我说：

“你呀，小老弟，给我多当心点儿！”

但是有一次，他很不以为然地对妻子和母亲说：

“你们也真够可以的！把一个小孩儿子当马骑了，要是别人，他早就跑了，不然能被你们活活累死……”

这句话把她们俩眼泪都快气出来了，妻子跺着脚，大喊大叫说：

“难道可以当着他的面说这种话吗，你这个长头发的傻瓜！经你这么一说，我在他眼里成什么人了？我是个孕妇啊。”

他母亲哭哭啼啼地喊道：

“上帝会宽恕你的，瓦西里，不过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你会把这孩子给宠坏的！”

她们走的时候，一个个气鼓鼓的。东家严厉地对我说：

“瞧见了吗，小鬼头，因为你，家里都闹成什么样子了？我要把你送回到你外公那里，还是去捡你的破烂吧！”

我咽不下这口气，便说：

“捡破烂也比在你们这里强！收我当学徒，可你们都教我什么了？整天倒脏水……”

东家一把抓住我的头发——他很小心，并不疼，他盯住我的眼睛，吃惊地说：

“脾气还不小呢！小老弟，这一套在我这儿可吃不开，不——管——用……”

我想他们一定会把我撵走，但是，过了一天，东家来到厨房，手里拿着一个厚纸卷、一支铅笔、一个三角板和一把直尺。

“洗完餐刀——把这个给画出来！”

纸上是一幅两层楼房的正面图，有许许多多的窗户和雕塑装饰。

“喏，给你圆规！把所有的线都量一下，把线的两端在纸上标个圆点，然后用铅笔比着尺子在两点之间连一条线。先横着画——这叫水平线，再纵着画——这叫垂直线。开始画吧！”

让我干这种干净的工作，而且开始学手艺，我非常高兴，但是我诚惶诚恐地看着这张纸和绘图工具，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但我马上去洗了洗手，坐下来学着画。我在纸上画出了所有的水平线，一检查——不错！尽管有三条是多余的。然后又画出了所有的垂直线，而且我吃惊地发现，房子的下面歪七扭八，非常难看：窗子都跑到隔墙上去了，有一个窗子竟画到了墙外，悬在空中，在房子的边上。房屋正面的台阶也画高了，几乎跟二楼一样高，屋檐出现在房顶中间，一扇天窗画到了烟囱上。

我久久地望着这无法挽回的怪物，眼泪都快出来了。我一直想弄明白，怎么竟画成这个样子，但是我想不明白。于是，我决定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来补救一下：我在房子正面的屋檐和房顶上画上些乌鸦、鸽子和麻雀，在窗前的地面上画了些长着罗圈腿的人。他们虽然打着雨伞，但也无法完全遮住他们的生理缺陷。后来我在上面画了一条条斜线，把它交给了老师。

老师把眉毛扬得老高，一个劲儿地挠头，然后愁眉苦脸地问道：

“你这画的究竟是什么呀？”

“外面正飘着雨，”我解释说，“雨中的房子看上去都是斜的，因为雨本身都是斜着下的。鸟儿们——瞧，这就是鸟儿们——都躲藏在屋檐下。雨天都是这种情形。而这些人正在往家里跑，你瞧，这位夫人摔倒了，而那一个人，是个卖柠檬的小贩……”

“不胜感激，”东家说，然后他俯在桌子上，头发扫着图纸，哈哈大笑。他大声喊道：“哎呀，我要把你这只野麻雀撕成碎片！”

女主人来了，挺着个大肚子，像水桶似的。她看了一下我的作品，对丈夫说：

“你该狠狠揍他一顿！”

但东家态度和蔼地说：

“没关系，我自己当初也不比他强……”

他用红铅笔标出房子正面画错的地方，然后又给了我几张纸：

“再来一遍！就画这个，一直到画好……”

我的第二张图画得要好一些，只有一扇窗户画到门廊上了。不过，我不喜欢让房子空着，因此我在房子里画了各种人：窗口坐着几位太太，手里拿着扇子；她们的男友在抽烟，其中有一个没有抽，正在怪模怪样地让大家看他的长鼻子；一个马车夫站在台阶旁，一条狗卧在地上。

“你为什么又乱画呢？”东家生气地问道。

我解释说，不画上一些人看着没意思，但他却破口大骂起来：

“让你画的这些东西，统统见鬼去吧！如果你想学，就好好地学！可是，你画的这些东西完全是瞎胡闹……”

当我终于画出一张与原稿相像的房屋正面图时，东家显得非常高兴。

“瞧啊，学会画了！这样我们很快就可以干起来了……”

然后他给我布置了作业：

“请绘制一幅住宅图，房间怎么设计，门、窗安在什么地方，我什么都不说——全由你自己考虑！”

我来到厨房，开始考虑——从何入手呢？

但是，我对制图工艺的研究到此也就打住了。

东家老太太走到我身边，凶神恶煞地问道：

“你想学制图？”

她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将我的脸直往桌子上撞，我的鼻子和嘴唇都被撞破了，而她还在暴跳如雷，将图纸撕得粉碎，把制图工具从桌上摔到地下，然后两手叉着腰，盛气凌人地大喊大叫：

“给你，让你去画！不行，这绝对不行！让一个外人去制图，而让自己唯一的弟弟——亲骨肉，一边待着，这能行吗？”

东家跑来了，他老婆也紧跟着过来了，于是，一场混战开始了：三个人推推搡搡，互相吐口水，大吵大闹，最后婆媳二人分别大哭起来才算罢休。这时东家对我说：

“这事儿就算了吧，别学了。你自己全看见了，都闹成什么啦！”

我觉得他挺可怜的，一副垂头丧气、万般无奈的样子，永远摆脱不了两个女人震耳欲聋的吵闹声。

我早就知道老太婆不想让我学习制图，因此，在这件事情上，她处处刁难我。每当我坐下来绘图前，总是要先问问她：

“有什么活儿要干吗？”

而她总是板着脸回答说：

“有事我会叫你的，你就好好待在桌边胡乱画吧……”

过不了一会儿，她便让我出去干这干那，要不就会说：

“前面的楼梯你打扫得怎么样？旮旯儿里净是垃圾和尘土！快去扫扫……”

我去看了看——根本没有尘土。

“你想跟我顶嘴，是吗？”她喊道。

有一次，她把格瓦斯饮料洒在了我的图纸上，还有一次，她把圣像前的油灯打翻在我的图纸上——她像个小姑娘那样淘气，喜欢恶作剧，耍小聪明，同时又像个孩子那样不会掩饰自己。无论是过去，还是后来，我都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人——动不动就发火，容易得很，对身边所有的人和事，又非常爱挑个眼，总是牢骚不断。一般来说，人们都爱发个牢骚，但对于她来说，发牢骚就像唱歌一样，是一种特殊的享受。

她对儿子的爱，近乎走火入魔，其炽热程度既可笑，又可怕，我只能称其为疯狂。有时候，做完晨祷，她站在炉灶台阶上，胳膊肘撑在床头的木板上，嘴里一个劲儿地在念叨：

“孩子，你是上帝给娘的恩赐，是娘的心肝宝贝儿。你纯洁、金贵，像天使身上的羽毛，轻盈飘逸！睡着了——睡吧，孩子，希望你能做个好梦，梦见自己的心上人——天下第一大美人、公主、富商的千金！让你的敌人生下来就一命呜呼，让朋友们个个都长命百岁，希望追求你的姑娘成群结队，像母鸭追逐公鸭那样！”

我感到特别可笑的是：维克多为人粗鲁，生性懒惰，像一只啄木鸟——花里胡哨，大鼻头儿，死心眼儿，木头脑袋。

母亲的喃喃自语，有时会把他吵醒，于是他似睡非睡地嘟哝着说：

“见你的鬼去吧，妈妈，你在我耳边唠叨些什么呀！还让不让人活了！”

有时候，她乖乖地从炉灶台阶上下来，嘿嘿一笑，说：

“好，睡吧，睡吧……说话没大没小的！”

但有时也有这种情形：她两腿一弯，扑通跪在炉灶边上，张开嘴，使劲呼着气，好像舌头被烫着了似的，一口气说了许多带刺激性的话：

“原来是这样呀？狗东西，是你让你母亲见鬼去的，是不是？我说，你呀，简直是我的奇耻大辱，是我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是魔鬼让你钻进了我的灵魂，出生前你怎么没有烂掉呀！”

她满口污言秽语，都是酒后骂大街的脏话，简直不堪入耳，令人毛骨悚然。

她睡得时间不多，而且睡得很不踏实，有时一夜能从炉炕上起来好几次，躺在我身边的长沙发上，把我从梦中叫醒。

“您怎么啦？”我说。

“别说话，”她小声说，一面画着十字，眼睛直朝黑的地方张望，“上帝啊……伊利亚先知啊……受苦受难的圣徒瓦尔瓦拉啊……请保佑我消灾免祸，一生平安……”

她伸出手，哆哆嗦嗦地点上了蜡烛。她紧绷着长了个大鼻子的圆脸，一双灰眼睛心神不定地眨巴着，仔细注视着在黑暗中变了形的东西。厨房的空间很大，但被许多箱子、柜子塞得满满的，夜里看起来显得很狭小。月光悄无声息地照进了厨房，圣像前长明灯的火苗摇曳不定。墙上挂的厨用刀具闪闪发光，像一个个晶莹的冰柱。架子上发黑的煎锅犹如一张张没有眼睛的圆脸。

老太婆小心谨慎地从炉炕上爬了下来，就像从河岸上下到水里似的。她光着两只脚，一步步地向屋角走去。屋角里放着一个大水盆，水盆上面挂着一个洗手器，洗手器上有两个耳把，看上去很像一只被砍下的头颅。旁边是一只盛满水的大桶。

她一面喝水，一面停下来喘喘气，然后透过玻璃上结的淡蓝色的冰花，向窗外看了看。

“上帝啊，宽恕我吧，宽恕我吧……”她小声恳求道。

有时候，她熄灭了灯，双膝跪下，满腹委屈地喃喃自语道：

“上帝啊，谁会爱我，谁会需要我呢？”

她往炉灶上爬的时候，冲着烟囱门画了个十字，然后伸手摸了摸，看看风门放置得是否妥当。她粘了一手的烟黑，嘴里骂骂咧咧的，但不知为什么，忽然一下子便睡着了，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将她击倒了似的。当我受她的气时，心想：可惜外公没有娶她，要不她准会把他折腾得够呛！不过她自己的日子也好过不了。她常常欺侮我，但有时候，她那张浮肿的棉花脸也会显得十分忧郁，满眼的泪水。这时她会非常恳切地说：

“你以为我活得容易吗？我生养孩子，照料他们，把他们带大——我为了什么？成天给他们当老妈子，我就那么舒服？儿子一娶媳妇便忘记了自己的亲妈——这样难道好吗？你说呢？”

“不好。”我诚心诚意地说。

“啊哈？这不就结了……”

于是，她肆无忌惮地议论起儿媳来：

“有时我和她一块儿洗澡，看见过她的身子！他迷上她什么了呢？这种女人能算美人吗？”

关于男女间的关系，她总是说得污秽不堪，令人作呕。起初我对她的话很反感，但很快我也就习惯了，而且听得很认真，有滋有味，感到她的话里包含有某种苦涩的道理。

“女人是一种力量，她连上帝都欺骗过，没想到吧！”她唠唠叨叨，一面用手掌拍打着桌子，“因为夏娃的缘故，人们才纷纷下了地狱，瞧这事给弄的！”

关于女人的力量，她说起来是没完没了，而且，我总觉得她话里话外是想吓唬什么人。我特别记得她说“夏娃欺骗了上帝”那句话。

我们院子里有一栋厢房，跟正房一样大。两栋房子八套住宅中有四套住的是军官，第五套住了一位团队的神父。院子里全都是勤务兵和通信兵。洗衣女工、女佣和厨娘常到他们那里去。各家的厨房里经常发生些爱情纠葛和悲剧，哭闹、打骂之声不断。当兵的之间时常斗殴，他们跟房东家的掘土工和其他工人也时常打斗。他们经常殴打女人。院子里总是闹得乌烟瘴气，荒淫无耻、伤风败俗之事层出不穷——那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忍受不住寂寞难耐的性饥渴。这种生活充满了残暴的肉欲、莫名其妙的折磨和强者对弱者的脏人耳目的炫耀。东家一家人每当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的时候，对这种生活总是要详详细细、没羞没臊地议论个够。老太婆对院里发生的所有事情了解得一清二楚，讲起来是兴高采烈，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年轻的女主人听这些故事时一声不吭，只是咧着厚嘴唇在一边微笑。维克多哈哈大笑，而东家则皱起眉头说：

“够了，妈妈……”

“上帝啊，连话都不许我说啦！”讲故事的人抱怨道。

维克多给她打气说：

“讲吧，妈妈，有什么好难为情的！都是自己人……”

大儿子对母亲的态度是讨厌加遗憾；他尽量避免和母亲单独在一起，一旦碰到一块儿，她便喋喋不休地向儿子诉说儿媳的不是，而且少不了向他要钱。他急忙往她手里塞上一两卢布或几枚银币。

“妈妈，您要这钱也没用，不是我舍不得给，而是您没地方用！”

“要知道，我可以施舍给穷人，去教堂时买蜡烛……”

“喏，那里哪有什么穷人？您非把维克多宠坏不可。”

“你不喜欢弟弟，这可是在作孽啊！”

他朝她挥了挥手，走开了。

维克多对母亲的态度非常粗暴，经常冷嘲热讽。他总是吃不够，老是叫饿。每到星期天，母亲都要摊煎饼，她总是留几张，藏在一个陶罐里，放在我睡觉的长沙发下面。维克多做完午祷一回来便拿出陶罐，嘴里嘟囔着说：

“就不能多烙几张吗？抠门的大管家！”

“你快点吃吧，别让人看见……”

“我偏要讲，就说煎饼是你给我偷着拿出来的，整个一个三只手！”

有一次，我把瓦罐拿出来，吃了两张煎饼——为这事维克多把我打了一顿。他不喜欢我，就跟我不喜欢他一样。他常常欺侮我，一天能让我擦三次皮靴。他在高架床上躺下睡觉时，使劲晃动床板，往床板缝里吐唾沫，想吐到我头上。

维克多的哥哥常常说“好斗的母鸡”，他大概是想学哥哥的样子，也时常说些俏皮话，但他说得蹩脚至极，简直莫名其妙。

“妈妈，向右向后转！我的袜子在哪儿？”

他常拿一些愚蠢透顶的问题缠着我不放：

“阿廖沙，你说说：为什么写起来是‘淡蓝’——而念起来却是‘粉蓝’？为什么人们常说‘喇叭裤’而不说‘木桩裤’？为什么说‘到树跟前去’而不说‘到那儿去哭’？”

我不喜欢他们人人都这样说话。我在外婆和外公的熏陶下谈吐文明，语言优美，起初，我听不懂他们胡乱搭配的词组的意思，比如，像“吓人的滑稽”“我想吃死了”“可怕的愉快”等。我觉得，“滑稽”不可能“吓人”，“愉快”并不“可怕”，而且所有的人死前总是要吃东西的。

我询问过他们：

“难道可以这样说吗？”

他们张口便骂骂咧咧的：

“嗬，好一位教师爷，你们瞧呀！非把他耳朵采摘下来不可……”

然而，把“耳朵采摘下来”这样的说法，我觉得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可以“采摘”的，只能是花、草、榛子之类。

他们曾试图向我证明，耳朵也是可以采摘的，但是他们未能说服我，于是我非常得意地说：

“耳朵毕竟是不能够采摘的呀！”

周围的野蛮行为、恶作剧、卑鄙龌龊的无耻勾当，实在是太多了，比“妓院”林立、“野妓”成群的库纳维诺大街上多多了。在库纳维诺，从卑鄙下流和胡作非为的后面，还能够感觉得到这种现象不可避免的原因，那就是生活艰难，食不果腹，劳动繁重。但是，这里的人们却衣食不愁，悠闲自在，他们的工作就是莫名其妙地瞎忙，熙来攘往，热闹非常。其实，这里的一切，都笼罩在一种辛辣的、令人烦恼不已的无聊氛围之中。

我生活得很不愉快，但更糟糕的是，每当外婆来看我时我心里那种难受的感觉。外婆总是从偏门进来，来到厨房，先对着圣像画十字，然后对妹妹深深地一鞠躬；她这一鞠躬犹如千斤重负，压得我简直直不起腰，喘不过气。

“啊，你来啦，阿库林娜。”我的女主人冷冷地说，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

我已经认不出我外婆来了：她谦恭地抿起嘴唇，整个脸变得都不认识了。她悄无声息地在门口的长凳上坐下来，旁边就是一个脏水盆；她像犯了什么错误似的，一声不吭。回答妹妹的提问时，声音很小，毕恭毕敬。

这使我感到非常难受，于是我没有好气地说：

“你怎么坐到这儿呀？”

她亲切地冲我使了个眼色，态度严肃地对我说：

“你不要乱说话，这里当家的可不是你！”

“他总是爱管闲事。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改不了。”女主人开始向外婆告起状来。

她常常幸灾乐祸地问姐姐：

“怎么，阿库林娜，你还在要饭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要不嫌丢人现眼，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据说，耶稣基督也要过饭……”

“这都是一些蠢货、异教徒在胡说八道，而你这个老糊涂却听信他们这些胡言乱语！耶稣基督可不是乞丐，他是上帝之子，据说，他来到世上，是为了公正地审判活人和死人。——请记住：还有死人！老太婆，逃是逃不出他的手心的，化成灰烬也不行……以前你们有钱时，我曾经向你们寻求过帮助，你和你的丈夫瓦西里傲慢得很，上帝会替我惩罚你们的……”

“我可是尽力帮助过你的，”外婆不以为然地说，“不过上帝还是惩罚了我们，这你是知道的……”

“惩罚得还不够！”

这位妹妹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狠狠地把外婆数落了一顿，伤透了她姐姐的心。我听着她那喋喋不休的恶言责骂，感到既难过，又不解——外婆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在这种时候我就很不喜欢她。

年轻的女主人从房内走了出来，客气地冲外婆点点头：

“到饭厅来吧，没关系，来吧！”

这位妹妹紧接着对外婆说：

“把两只脚擦一擦，穷乡僻壤的，到处都是泥巴！”

东家看见外婆倒很高兴：

“啊，聪明的阿库林娜，日子过得怎么样？小老头儿卡希林还健在吧？”

外婆冲他微笑着，一脸真诚。

“还在硬撑着干呀？”

“一直在干！跟囚犯一样。”

外婆跟他说起话来，态度亲切、和蔼，但是像个长者。有时他还提到我母亲，说：

“是啊，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这个女人呀——整个一个大力士，不是吗？”

这时他妻子转身对我外婆插话说：

“您还记得我送过她一件斗篷的事吗——一件黑的、丝绸的，还带着玻璃珠？”

“哪能不记得呢……”

“那是一件很好的斗篷……”

“没错，没错，”东家喃喃道，“斗篷，莲篷，而生活则是顶圆圆的帐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妻子疑心地问道。

“我？没什么……快乐的日子春去秋来，善良的人们来去匆匆……”

“我不懂，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女主人惴惴不安地问道。

后来我外婆被领去看新生的婴儿了。我把桌上用过的茶具收拾起来。这时，东家若有所思地轻声跟我说：

“你外婆可是个好人啊……”

我很感谢他说的这句话，可是当我单独和外婆在一起时，我心里很难受地对她说：

“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为什么呀？你明明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

“唉，阿廖沙，我都看见了。”她回答说。这时，她看着我，慈祥的脸上露出善良的微笑，我感到非常惭愧：不言而喻，她什么都看在眼里，什么都了解，也知道此时此刻我内心的所思所想。

她谨慎地望了望周围，看看有没有人在，然后一把将我搂住，非常亲热地说：

“要不是你在这里，我才不来呢，我为什么要来看他们呢？何况你外公还病着，我得伺候他，我不干活儿，手里就没钱……可是儿子米哈伊尔把萨沙赶了出来，得管他吃喝。他们答应一年给你六卢布，所以我现在想，他们能不能给——哪怕一卢布也行呀？因为你在这里已经有半年了……”她凑近我耳边说：“他们叫我好好说说你，骂你一顿，说你谁的话都不听。好孩子，你应该在他们这里待下去，忍耐一两年，等你长大成人！忍耐一下，好吗？”

我答应忍耐下去。但这太难了。这种贫穷、乏味、一切只为糊口的生活，使我感到非常压抑，整天跟做梦一样。

有时候我想：必须逃走！但眼下正值该死的隆冬季节，每到夜晚，暴风雪肆虐，阁楼上狂风怒号，房屋上的人字架被冻得嘎吱嘎吱响，往哪儿逃呀？

他们不让我出去玩，而且也没有时间玩。冬天白天短，家务事一忙，不知不觉很快就过去了。

但我必须得去教堂。每到星期六我都要做夜祷告，通宵达旦。每逢节日，我要做晚祷告。

我喜欢到教堂里去。随便找个空荡、黑暗的角落，往那儿一站。我喜欢从远处观看教堂里的圣像壁——它好像在烛光中被熔化了，化为一条条金灿灿的小溪，向讲经台那灰色的石地板上缓缓流去。众圣像幽暗的身影，在轻轻地晃动；在通往祭坛的正门两旁，由许多圣幛组成金色花环在轻快地飘动着，摇曳的烛光像一只只金色的蜜蜂，悬挂在淡蓝色的空中，而妇人和姑娘们的脑袋则像是一朵朵鲜花。

周围这一切和唱诗班的合唱，和谐地融汇在一起，像童话般那样神奇，整座教堂像一个摇篮，开始轻轻地摇动——在漆黑的夜空中轻轻地摇动。

有时候，我觉得教堂深深地沉入了湖底，从地面上消失了。它在过一种独特的、完全不同的生活。也许这种感觉是由于我听了外婆讲的关于基捷日城的故事之后才有的，而且，我常常随着周围的一切，朦朦胧胧地摇晃着身子，在唱诗班的歌声、祷告的嗡嗡声和人们的叹息声的催眠下，弄得我昏头昏脑，如堕五里雾中。我暗自背诵着优美动听、哀怨凄迷的故事：

复活节早祷时分，

有一群万恶的鞑靼人，

他们如狼似虎，

把美丽的基捷日城

围得水泄不通。

啊，主呀，我们的上帝，

至高无上圣母！

请保佑你们的奴仆吧，

让他们安心做完早祷，

悉心聆听《圣经》的教导！

啊，请不要让那些鞑靼人，

玷污神圣的教堂，

侮辱我们的妻女，

作践我们的孩子，

残杀我们的老人！

啊，万能的上帝听见了，

至高无上的圣母听见了，

他们听见了人们的悲叹，

听见了基督徒们的哀伤。

上帝耶和华发话了，

对大天使米哈伊尔说：

“去吧，米哈伊尔，

让基捷日来个大地震，

把整个城市沉入海底；

让那里的人们一直去祈祷，

早祷、夜祷、通宵达旦，

没有休息，忘记疲劳，

让教堂所有的圣事——

年年岁岁，代代相传！”

那些年，我满脑子装的都是外婆的故事诗，如同蜂房里装满了蜂蜜。好像我思考问题时也采取诗歌的形式。

我在教堂里不做祷告，因为面对外婆的上帝，我不好意思重复外公那种牢骚满腹的祷告词和如泣如诉的赞美诗；我相信，外婆的上帝和我一样，是不会喜欢这种祷词和赞美诗的，何况它们都已经印在了书上，就是说，上帝跟所有识字的人一样，早就烂熟于心了。

所以，在教堂里，每当我的心因某种甜蜜的忧伤或昔日小小的伤痛而有所触动时，我便努力编写我自己的祷告词；只要我一想到我那苦难的命运，催人泪下的词句便立马涌上心头，出口成章：

上帝啊，上帝——我寂寞难耐！

请让我快快长大吧！

不然，这日子实在难以忍受，

宽恕我吧，这样我宁可去上吊！

进城学艺——一事无成，

马特廖娜这老妖婆，

整天冲着我鬼哭狼嚎，

长此下去，我怎能吃得消！

有许多祷告词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童年的记忆，像一道道伤疤，真是深入肌肤，刻骨铭心，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在教堂里感到很舒服，就像置身于森林和田野一样。一颗幼小的心灵饱受屈辱，被凶险残暴的生活所玷污，如今，在朦胧、热诚的幻想中，这颗心灵得到了洗涤与净化。

但只有在全市暴风雪大作、天寒地冻的时候，我才到教堂里去，那时天空像被冰封了似的，狂风把它撕成一块块雪云，大地在一座座雪堆下也被封得严严实实，看来已是永无生机，绝不会再复苏了。

我很喜欢静悄悄的夜晚在城市的大街上漫步，一条街一条街地走，一直走到一些最偏僻的角落。有时候，走着，走着，好像长了翅膀，身子轻飘飘的。我独自一人，仿佛是天空的月亮，自己的影子在自己的面前缓缓移动，遮住了雪地上的亮光，因此常常可笑地撞到防护栏和栅栏上。一个巡夜人在当街走着，手里拿一只木梆子，穿一件大厚皮袄，他身边的一条狗在瑟瑟发抖。

这是一个行动笨拙的人，看上去像是一间狗舍，他离开院子，沿街而行，不知要到哪里去，而那条倒霉的狗——一直跟在他后面。

有时候迎面会碰上一对对快乐的青年男女，我心里想，他们一准儿也是做夜祷告的时候溜出来的。

时而飘过一种特殊的气味，通过灯火明亮的小气窗，渗透到清新的空气之中；这是一种奇妙的、我从未闻到过的气味，它暗示着这里有一种我所不了解的另外一种生活。于是我站在窗下，耳听鼻嗅，猜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什么人住在这座房子里？现在正是夜祷告的时候，而他们却在寻欢作乐，热闹非常，弹奏着一种很特别的吉他，铜质的琴弦，透过小小的气窗，传出铮铮的乐声。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坐落在很少有人去的季洪诺夫大街和马尔丁诺夫大街拐角处的一座矮矮的平房。我是在谢肉节前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来到这里的，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声音，透过方形的小气窗，随着暖烘烘的气流传了出来，它仿佛是一位体格健壮、心地善良的人闭着嘴巴哼唱出来的，听不清楚歌词，但歌曲我感到非常熟悉，而且明白易懂，尽管有一种弦乐器的声音使人很难听下去，因为它总是令人讨厌地连连打断他的歌声。我坐在防护栏上，心想，这声音肯定是一种音量特大的什么琴发出来的，真让人有些受不了，因为听起来耳朵几乎都被震疼了。这琴声有时是那样强劲，好像整座房子都被震得直颤抖，窗上的玻璃哗哗直响。雨水从屋顶上往下滴，泪水从我眼睛里往下流。

巡夜人不声不响地来到我身边，把我从防护栏上推下来，问道：

“你待在这儿干什么？”

“听音乐。”我解释说。

“未必吧！走开……”

我绕着这个小区，迅速跑了一圈，又回到了窗下这个地方，但这座房子里已经没有人演奏了，人们的欢声笑语从气窗口里源源不断地传到大街上，而且这声音听起来跟刚才那种悲悲切切的音乐截然不同，我仿佛置身梦中。

后来几乎每个星期六我都到这座房子跟前来，但是只有一次，是个春天，我在那里又听到了这个大提琴的声音——它连续不断地一直演奏到深夜。我回家后挨了一顿揍。

冬天的夜晚，有星光陪伴，在市内荒无人迹的大街上信步漫游，这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我特意选择那些距市中心较远的大街，因为中心大街上的路灯多，东家的熟人可能会看见我，这样东家就会知道我没有去做夜祷，跑出去玩了。麻烦的是那些醉鬼、警察和“街头”女郎。而在偏远处的大街上，只要窗户没有结冰，里面没有挂窗帘，便可以往一楼的窗户里窥视。

从这些窗子里可以看到许多画面：我看见人们如何做祷告、如何接吻、如何打架、如何玩牌，以及如何忧心忡忡地进行无声的谈话，在我的面前，展现出的是一种无言的、像鱼一样的静悄悄的生活，就跟花一卢布可以看一次拉洋片一样。

我看见两个女人坐在地下室的桌旁——一个很年轻，一个年长一些。坐在她们对面的是一个头发很长的中学生，他正在比比画画地给她们读一本书。那年轻女子一边听，一边紧皱双眉，身子靠在椅子背上；那年长一些的——身材苗条，头发蓬松，突然双手捂着脸，肩膀抖动起来。这时那中学生赶紧把书撂下来。而当那个年轻女子拔腿跑出去后，中学生则跪倒在头发蓬松的女子面前，而且开始亲吻她的双手。

我在另一个窗口里看见一个满脸大胡子的高个子男人，让一个穿红上衣的女人坐在他的膝盖上，像哄孩子似的摇晃着她，而且张着嘴，瞪着眼，看上去在唱着什么。这女人笑得浑身颤动，前仰后合，两只脚乱踢腾；他把她身子扶正后，又开始唱起来，而她也跟着大笑不止。我看了好长时间，当我明白他们准备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时，我便走开了。

有好多类似的情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而且常常因为看得太入迷而误了回家的时间。这引起了东家一家人的怀疑，他们总是问我：

“你去的是哪个教堂？是哪位神父主持的圣事？”

全市的神父他们都认识，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读《圣经》的哪个部分。他们什么都了解，所以，要戳穿我的谎言，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太容易了。

婆媳二人都信奉我外公的那个容易动怒的上帝，他要求信徒们对他必须怀着敬畏的心情。这两个女人经常把上帝的名字挂在嘴上——甚至吵架时她们也拿他来威胁对方：

“你等着瞧！上帝会惩罚你的，准会让你变成个驼背，浑蛋！”

大斋第一周的星期日，老太婆摊煎饼，可是全煎煳了。她的脸被烤得通红，愤怒地喊道：

“哎呀，真他妈见鬼了……”

这时，她忽然闻了闻煎锅，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将煎锅拿下来后，往地上一扔，号叫道：

“天哪，煎锅上怎么有荤腥味儿，这是犯忌讳的呀，一定是我星期一斋戒前没有把上面的油腥味烧干净，上帝啊！”

她双膝跪下，流着眼泪乞求道：

“上帝啊，看在你受难的分上，请宽恕我这个死老婆子吧！上帝呀，就别惩罚我这个老糊涂了吧……”

摊出来的煎饼都喂狗了，煎锅又重新被烤了一遍，可是儿媳在吵架时对婆婆仍然不依不饶：

“您竟然在斋戒期间用有荤油的煎锅摊煎饼……”

她们都把自己的上帝扯到各种家务琐事中来，扯进各人狭小的生活圈子里来——这样一来，原本单调乏味的生活便具有了外在的意义和重要性，仿佛她们每时每刻都在为至高无上的力量服务。这种把上帝牵扯进无聊琐事的做法，使我精神上感到很大压抑，我不由自主地总是往身边的各个角落里察看，感到自己无时不在受到一种无形的监视，每到夜间，我就被恐惧所笼罩，令人心惊胆战——这种恐惧来自厨房的一个角落，因为那里，在黑黢黢的圣像前，供奉着一盏永不熄灭的长明灯。

碗架旁边有一个大窗户，一根立柱把窗子分为两半。深不见底的蓝色大空洞正在向窗内窥视，看来，这座房子、厨房和我，统统都在这个大空洞的边缘上挂着，只要稍一晃动，都会跌入冷风飕飕的蓝色大空洞，与众星擦肩而过，飞向远处，在死一般的沉寂中，悄无声息，像石沉大海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久久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不敢翻身，等着看可怕的死亡降临。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医治好这种恐惧的了，但我很快就康复了。不用说，我外婆的慈善的上帝在这方面帮了我的忙，而且我想，当时我已经悟出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我尚未做过任何坏事，无罪受罚——这不符合法律，而别人的过失——不该由我负责。

午祷时间我也跑出去玩了，尤其是在春天，它那不可抗拒的力量，决不会放我去教堂的。要是他们给我两卢布的灯油钱，那会把我彻底给害了：我会用这钱去买羊拐子，然后整个午祷时间全用来玩它了，不用说，回家的时间肯定要晚。而有一次，我竟然把给我买追荐亡魂名录和圣饼用的十卢布全都输掉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偷了教堂执事从祭坛上撤下来的别人的圣饼。

我特别贪玩，简直都玩疯了。各种游戏——无论是羊拐、球类和击木，我玩起来都得心应手，出类拔萃，很快，我在附近几条街上已经是小有名气了。

大斋期间，我不得不斋戒，于是我便到我们的邻居、多里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神父那里去忏悔。我原以为此人非常严厉，过去我个人有许多对不住他的地方：我用石头砸过他家花园的凉亭，专门和他的孩子们作对，总之，他可以向我提起不少引起他不快的种种举动。这使我感到很难为情，因此，当我置身那座简陋的教堂，排队等候忏悔的时候，我的心一直在怦怦地跳动。

但多里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神父热情地欢迎了我，很随和地惊叫道：

“哎呀，我的邻居来了……喏，请跪下来！你有什么罪呀？”

他把一块沉甸甸的丝绒布盖在我头上，迎面扑来的蜂蜡和神香的气味，使我一时喘不过气来，说话都有些困难，而且，我也不想说了。

“你听大人们的话吗？”

“不。”

“你要说‘我有罪’！”

我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说：

“我偷过圣饼。”

“是吗——怎么偷的？在什么地方？”神父想了一下，不慌不忙地问道。

“三圣徒教堂，圣母节教堂和尼古拉教堂……”

“嗯，嗯，各个教堂都偷过！这个，小老弟，这可不好，这是一种罪过，你懂吗？”

“我懂。”

“你要说‘我有罪’！真是不长记性。你偷出来是要吃吗？”

“有时候是为了吃，再不就是玩拐输了钱，可我必须得把圣饼带回家，所以，我才去偷……”

多里梅东特神父开始喃喃地说些什么，听不清楚，而且显得很疲劳。后来他又提了几个问题，突然，他严厉地问道：

“你读过地下出版物吗？”

我一下子没听明白他问的这个问题的意思，就反问了一句：

“什么地下出版物？”

“就是禁书，你读过吗？”

“没有，什么禁书也没读过……”

“你的罪过已经被宽恕了……快起来吧！”

我惊讶地看了看他的脸——一副若有所思、乐善好施的样子。我感到很不好意思，非常惭愧，因为让我来忏悔时，东家家里人说了许多关于忏悔的骇人听闻的话，他们劝我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忏悔自己所有的罪过。

“我朝您的凉亭扔过石头。”我说。

神父抬起头，说道：

“这样也不好！去吧……”

“我还打过您的狗……”

“下一位！”多里梅东特神父向我身后看了看，喊道。

我走了出来，心里有一种上当受骗和被愚弄的感觉，因为我原以为忏悔是件非常可怕的事呢，可结果并不可怕，甚至没有多大意思！只有关于我看没看过禁书的问题还有点意思。我想起了那个在地下室给两个女人读书的中学生，还想起了“好事儿”——他同样有许多很厚的黑皮书，还有些我看不懂的插图。

第二天，东家他们给我十五卢布的辅币，让我去领圣餐。由于复活节来得晚，积雪早已融化，街上也已经干了，路上尘土飞扬。那是个阳光明媚、喜气洋洋的日子。

在教堂围墙旁边，一大群工人师傅兴高采烈地在玩羊拐。我想，待会儿再去领圣餐也不迟，于是，我便对那些玩拐的师傅们说：

“算我一个吧！”

“要参加玩，得交一卢布。”一个棕红色头发的麻脸师傅态度傲慢地说。

但我也毫不示弱，说：

“左手第二对，押三卢布！”

“把钱放上！”

于是赌局便开始了。

我把十五戈比的辅币换开，在一长排下赌注的地方，把三卢布押在一对羊拐处——谁要是击中这对羊拐，谁就把钱赢去；要是击不中，他就输三卢布。我很走运：有两个人击打我的赌注，结果都没有击中，最后我从两个大老爷们儿手里赢了六卢布。这大大提高了我的士气……

不过有一个玩拐的却说：

“盯住他，伙计们，别让他赢了钱就跑……”

这话让我非常生气，盛怒之下，我粗声大气地甩了一句：

“左边最边上的一对，我押九卢布！”

但我这句话并没有给玩拐的人留下明显的印象，只有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孩做出了回应，他警告说：

“当心点，这家伙手气特别好，他是兹韦兹金大街的制图员，我认识他！”

一个瘦瘦的工人师傅——从身上的气味判断，是个皮匠，他挖苦地说：

“鬼机灵？好哇……”

他对准我的赌注，用一只灌了铅的羊拐打了过去，不偏不倚，正好击中。他弯下身问我：

“会哭鼻子吗？”

我回答说：

“最右边的那一注——三卢布！”

“同样得归我。”皮匠夸口说，但是他却输了。

做庄家不能一连超过三次，于是我开始击打别人的赌注，这样我又赢了四卢布和一堆羊拐。但是，当再次轮到我坐庄时，我押了三次注，而且钱都输光了。不过正好，这时午祷已经结束，钟声响起，人们纷纷走出教堂。

“结婚了吗？”皮匠问道。他想抓住我的头发，但是我一挣脱，跑开了。我追上一个身穿节日盛装的小伙子，彬彬有礼地问他：

“您领圣餐了吗？”

“领了，怎么？”他一脸怀疑地看着我回答说。

我求他给我讲讲圣餐是怎么领的，领圣餐时神父都说些什么，当时我应该做些什么。

小伙子严厉地把眉头一皱，用吓人的声音喊道：

“领圣餐时你玩儿去了吧，异教徒？哼，我什么都不告诉你，等着你父亲扒你的皮吧！”

我跑回家去，相信他们一定要问我，而且肯定会知道我根本没有去领圣餐。

但老太婆向我打过招呼后，只问了一件事：

“教堂执事的圣餐酒钱你给多了吗？”

“给了五卢布。”我顺口说道。

“给他三卢布就可以了，另外两卢布自己留下，你也真是！”

春天到了。大自然每天在变换新装，一天比一天更鲜艳，更宜人。鲜嫩的小草和白桦树的新绿，散发出醉人的清香。新春使人迫不及待地想到野外去，仰面朝天地躺在暖洋洋的大地上，倾听百灵鸟的歌唱。可是我呢——却在清洗冬季的衣裙，把它们一一装进箱子，将一张张的烟叶撕成碎片，清除家具上的灰尘，从早到晚，净干些我不喜欢、也没必要的事情。

空闲的时候，我完全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我们这条街，单调无聊，空空荡荡，往远处走，又不让去。院子里都是些性情暴躁、精疲力竭的掘土工和披头散发、衣衫不整的厨娘与洗衣女工。每天晚上，他们这群打情骂俏的狗男女，全都在一起鬼混——我感到非常反感和气愤，真想变成个瞎子，眼不见为净。

我拿着剪刀和五颜六色的纸张来到阁楼上，将这些纸剪成各种花边图案，作为装饰，把它们贴在房梁上……也算是我消愁解闷的一种方法。我心烦意乱，总想跑到一个什么地方去，那里的人们能够少喝点酒，少吵点架，大家不再那么喋喋不休地向上帝抱怨个没完，不再那样动不动就欺侮人，吹胡子瞪眼睛地责骂人。

星期六复活节那天，人们把弗拉基米尔圣母显灵的圣像从奥兰斯基修道院迎到市内，圣像在城里要留置到六月中旬，而且要对各家各户和各个教区的所有人家进行巡访。

在一个平常日子的上午，圣像光临我们东家家。当时我正在厨房里擦洗铜餐具，年轻的女主人从房内惊慌失措地喊道：

“快打开大门，奥兰斯基修道院的圣母到了！”

我赶紧跑下楼——身上很脏，一手的油污与砖粉——打开大门。一位年轻修士一手掌灯，另一只手提着香炉，小声抱怨说：

“还在睡懒觉呀？快来帮一把……”

两位居民沿着狭窄的楼梯把沉重的神龛抬了进来，我用两只脏手和肩膀从旁帮他们抬着，后面是一些体态笨重的修士。他们迈着沉重的步子，一脸不乐意的样子，瓮声瓮气地唱道：

“至高无上的圣母啊，请为我们向上帝祈祷吧……”

我一想，糟了——

圣母肯定会怪罪我，因为我抬她时，身上这么脏，我的手肯定会烂掉……

他们把圣像供奉在前厅一角的两把椅子上，椅子上面铺着干净的床单，神龛两边各有一名修士守护着；两位修士年轻英俊，像天使一般眉清目秀，喜气洋洋，一头蓬松的秀发。

他们开始做祷告。

“啊，万民颂扬的圣母呀，”一个大个子神父声音高亢地唱道，同时伸出一个发红的手指头，去触摸被他的蓬松头发遮着了的胖耳垂。

“至高无上的圣母啊，请多多保佑我们……”修士们有气无力地唱道。

我喜欢圣母。听外婆说，大地上所有的鲜花和欢乐，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圣母为救助穷人而撒播的。后来，该去吻圣母的手了，因为没看见大人们是怎样做的，我便战战兢兢地吻了吻圣母像的脸和嘴唇。

有人一把将我推到门口的一个角落里。我不记得修士们是怎样把圣像抬走的了，但我记得很清楚：我坐在地板上，东家一家人围着我。他们惊恐万状，同时又忧心忡忡地议论纷纷：现在该拿我怎么办呢？

“应该跟神父谈谈，他学问大，见多识广。”东家说，而且毫无恶意地骂我道：

“真是不懂事，难道你不知道不能直接亲吻嘴唇吗？还在……学校里念过书哩……”

有好几天，我都觉得自己要大祸临头，在劫难逃——那会是怎么样呢？我用脏手抬过神龛，吻圣像又越了轨——这事是绝不会就此拉倒的，不会放过我的！

但看来圣母宽恕了我出于真诚爱戴而无意间犯下的过失。要么就是她的惩罚非常轻微，以致经常受到好心人惩罚的我，没有怎么感觉出来。

有时候，为了气气东家的老太婆，我痛心疾首地对她说：

“圣母显然把惩罚我的事给忘了……”

“你等着吧，”老太婆恶狠狠地说，“还早着呢……”

我用粉红色的茶叶包装纸、锡箔纸、树叶及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贴成各种图案花纹，把阁楼的房梁装饰起来，同时，我用教堂唱诗班的曲调，把我临时想到的内容随口唱了出来，就跟卡尔梅克人在旅途中边走边唱一样：

我坐在阁楼上，

手中的剪刀忙，

剪纸不停手，

心里憋得慌！

假如我是条狗——

就撒腿跑四方，

如今遭人骂：

你小子，别轻狂，

若不想皮肉苦，

那就别声张！

老太婆看了看我手里的活计，摇摇头，嘿嘿一笑，说：

“你若把厨房也这样装饰一下就好了……”

有一次，东家来到了阁楼上，他看了看我的这些布置，叹口气说：

“你呀，彼什科夫，你这人还挺有意思的，真是见你的鬼了……你真的想当魔术师吗？简直让人琢磨不透……”

他给我一枚尼古拉时期发行的很大的五戈比的硬币。

我用细铁丝将硬币缠起来，把它像勋章一样悬挂在我那花花绿绿的装饰品中最显眼的地方。

但是一天后，这枚硬币便不见了，缠着它的铁丝也不翼而飞，我深信：是老太婆把它给偷走了！

第五章

春天的时候，我还是逃跑了：早晨，我到店里去买喝早茶时吃的面包，可是店老板当着我的面一直在跟老婆吵架，而且用秤砣砸了她的前额，她跑到街上后便倒下了。人们立即围了过来，把她扶上一辆四轮马车，送往医院。我跟在马车后面一通猛跑，后来不知不觉中竟到了伏尔加河畔，手里还攥着一枚二十戈比的硬币。

当时是春光明媚，气候宜人，伏尔加河水位正在上涨，河水泛滥，辽阔的大地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常。可就在这之前，我生活得像地窖里的一只小耗子。所以我决心不再回到东家那里去了，也不去库纳维诺镇找外婆了，因为我未能信守诺言，无颜面对她，而外公对我定会感到幸灾乐祸。

有两三天时间，我一直在河边游荡，白天，跟好心的码头装卸工一块儿吃喝；晚上，跟他们一起在码头上过夜。后来，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对我说：

“小家伙，我看你成天在这里转悠，这也不是个事呀！你到‘善良号’轮船上去看看，那里需要一个洗碗的……”

我去了。船上小卖部的管事是个大高个，一脸胡子，戴一顶黑色丝绸帽，没有帽檐。他的眼睛有些浑浊，他透过镜片瞧了瞧我，小声说：

“一个月两卢布。身份证！”

我没有身份证。管事的想了想，提议说：

“叫你母亲来一趟。”

我跑回去找到外婆，她赞成我的做法，让外公到手工业管理处给我办了个身份证，她亲自陪着我上了轮船。

“好吧，”管事的看了我们一眼说，“跟我走。”

他把我领到船尾，一个身穿白上衣、头戴白色尖顶帽的大个子厨师，正在桌边坐着喝茶，同时在抽一支粗大的烟卷。小卖部的管事把我往他身边一推，说：

“一个洗碗的。”

说罢他转身便走了；那个厨师哼了一声，黑胡子往上一撅，冲着他的背影说：

“只要工钱便宜，什么阿猫阿狗都肯雇……”

他的脑袋很大，一头乌黑的短发。这时，他气鼓鼓地把头往后一仰，两个黑眼珠子一瞪，脸一绷，鼓足了劲，大叫一声：

“你是干什么的？”

我很不喜欢这个人——尽管他穿一身白衣服，但仍然让人觉得他这个人很邋遢。手指头上长满了汗毛，两只大耳朵里也长了许多毛。

“我想吃。”我对他说。

他眨了眨眼睛，突然，他那凶巴巴的面孔一下子露出了宽厚的笑容，一脸横肉的赤红脸，像波浪似的向两边咧开，一直咧到耳根；几颗又大又长、像马那样的牙齿裸露在外面，脸上的小胡子往下耷拉着——看上去像一个心地善良的胖女人。

他将自己玻璃杯里的茶泼到舷外，又倒上一杯新的，把一个没有人动过的法式小面包和一大块香肠推到我的面前。

“快吃吧！父母在吗？会偷东西吗？哦，别怕，这里的人全都是小偷——他们会教你的！”

他说话像狗叫似的。他的脸很大，刮得有点发青，鼻子两边布满了红色的血丝，肥大的红鼻子几乎下垂到小胡子上了，下嘴唇沉甸甸地往下坠着，整个一副不屑于理人的样子。他嘴角叼着一根香烟，一直在喷云吐雾。他大概是刚从浴室里出来——身上有一股白桦树枝和胡椒酒的气味，两鬓和脖子上净是汗水，闪闪发亮。

我喝完茶后，他塞给我一张一卢布的票子，说：

“去给自己买两条能罩住全身的长围裙。等一下——我自己去买吧！”

他正了正头上的尖顶帽，移动笨重的身子，两只脚蹭着甲板，像狗熊似的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

明月当空，在轮船的左侧，月亮向草地深处迅速跑去。这是一艘有点陈旧的棕红色的轮船，烟囱上涂了一道白色的条纹。轮船在不慌不忙地向前行进，它的轮叶拍打着波光粼粼的河水，但船体并不平稳。迎面而来的黑黢黢的两岸，悄无声息地从身边一滑而过，在河水里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岸上一座座农舍的窗口，灯火通明，村子里歌声嘹亮——姑娘们正在跳圆圈舞，她们歌声中反复出现的叠句“阿依-留利”，听起来很像是教堂唱诗班赞美上帝时唱的“哈利路亚”……

轮船后面还有一艘平底船，也是棕红色的，由一条很长的缆绳拖着；船甲板上罩着一层铁丝网，网内都是被判处流放和苦役的囚犯。一名哨兵站在船头，负责押送，他的刺刀像蜡烛一样闪闪发光。平底船上悄无声息，月光直接倾泻到船上，透过铁丝网的一个个小黑孔，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些圆圆的灰色斑点——这是囚犯们在观看伏尔加河。河水哗哗的拍击声，既像是有人在哭泣，又像是有人在强忍着欢笑。周围有一种教堂的氛围，甚至那浓厚的油脂气味，也跟教堂里的一模一样。

我望着这艘平底船，童年生活就浮现在眼前。我想起了从阿斯特拉罕到下诺夫戈罗德的行程，想起了母亲严峻的面孔和我的外婆——一个把我带入虽然有趣，但却困难重重的人间生活的人。我一想到外婆，一切苦恼与委屈都离我而去，化为乌有，一切都变得比较有趣、比较愉快了。人们也变得更加可亲、可爱了……

夜的美景令我激动不已，我的眼泪几乎都流了出来。令我激动的还有这艘平底船——它像是一口棺材，在这泛滥得漫无边际的茫茫河面上，在这春意绵绵之夜的冥冥寂静中，它显得是那样多余。两岸的走势崎岖不平，忽高忽低，既令人心旷神怡，又让人有些担心——我很想成为一个心地善良、为人们所需要的人。

我们这艘轮船上的人非常特别。他们所有的人——男女老少，我觉得都一个样。我们这艘船行驶得很慢，急着办事的人都乘邮船走了，坐我们这艘船的人都是些无所事事的闲人。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吃喝，餐具、刀叉、汤勺弄得一片狼藉。我的工作就是洗盘子、洗碗、洗刀叉、洗勺子。从早上六点，差不多到半夜，我一直都在干活儿。白天，从两点到六点；晚上，从十点到午夜，我的活儿少一点，因为乘客们刚吃过饭，需要休息，这时他们只是喝喝茶、啤酒和伏特加。整个小卖部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上司——此时都比较清闲。厨师斯穆雷，他的助手雅科夫·伊万内奇，厨房的洗碗工马克西姆和专门侍候甲板上乘客的服务员谢尔盖，都坐在排水管旁弯头的桌子边，喝茶聊天。谢尔盖是个驼背，颧骨很高，一脸麻子，两只眼睛总是色眯眯的。雅科夫·伊万内奇爱讲些乌七八糟的下流故事，笑起来跟哭似的，露出一嘴发黑的蛀牙。谢尔盖将自己的大蛤蟆嘴一直咧到耳根，马克西姆则板着个脸，一声不吭地看着他们，两只严厉的眼睛，很难说是什么颜色。

“亚-细亚人！莫尔-多瓦人！”厨师长时不时地大声喊一嗓子。

我不喜欢这些人。秃头、大胖子雅科夫·伊万内奇张口闭口离不了女人，而且总是满嘴脏话。他脸上毫无表情，长了许多灰斑，有一边脸上有一颗痣，上面长了一撮棕褐色的毛，他把这撮毛搓成了一小缕儿。一旦有妩媚乖巧的女乘客上船，不知为什么，他便像叫花子似的显得特恭顺，跑前跑后，唯命是听，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说起话来嗲声嗲气，现出一副可怜相；他嘴边泛着白沫，时不时地用自己那脏兮兮的舌头迅速将它们舔去。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刽子手就应该是这种肥头大耳的样子。

“应该学会怎样燎起女人的欲火。”他教谢尔盖和马克西姆说。他们俩认真地听着，噘着嘴，脸涨得通红。

“亚细亚人。”斯穆雷嫌弃地甩了一句，费劲地站起身，命令我说：

“彼什科夫——开步走！”

来到舱室，他塞给我一本皮封面的小册子，然后躺在冷藏室墙边的一张床上。

“快来念念！”

我坐在一只通心粉盒子上，认认真真地念道：

“‘苍穹本影，天幕繁星，乃是与上天的沟通，他们借此可以摆脱愚昧与恶行。’”

斯穆雷抽了一口烟，吐出烟雾，嘴里嘟哝道：

“这些笨骆驼！写的什么呀……”

“‘袒露左胸，说明于心无愧。’”

“让谁来袒露？”

“书里没有说。”

“那就是说，让女人们袒露……唉，这帮好色的家伙。”

他闭上眼睛，躺在床上，两只手垫着后脑勺，嘴角上叼着的香烟还在勉强冒烟，他用舌头一再想调正香烟的位置，使劲地往里吸，以至胸腔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呼噜呼噜地直打响，他的一张大脸，完全淹没在团团烟雾之中了。有时我觉得他好像是睡着了，便不再接着往下念，自己开始浏览这本该死的书——我讨厌它，直觉得恶心。

但他却哑着嗓子说：

“接着往下念啊！”

“‘执事答道，你要当心，我亲爱的兄弟休韦里扬……’”

“是塞韦里扬……”

“书上印的是‘休韦里扬’……”

“是吗？真是见鬼了！那后面结尾处写的是诗，就从那儿接着往下念吧……”

我跳过去一部分，接着念道：

想了解我们的事的蠢人们啊——你们微弱的视力永远也分辨不清，就连天使的歌唱你们也听不懂。

“等一下，”斯穆雷说，“这哪儿叫什么诗！把书拿过来……”

他气鼓鼓地翻了翻那厚厚的蓝色书页，随后把书塞在床垫下了。

“另外换一本……”

倒霉的是，他那个黑铁皮箱里有许多书，有《奥米尔的教诲》《炮兵纪事》《塞丹加利勋爵书简》《论有害昆虫——臭虫之类的消灭防治法》，还有一些没头没尾的书。有时斯穆雷厨师一定让我把这些书都拿出来，一本一本地把书名念给他听，我就给他念，可他却满肚子怨气地嘟嘟囔囔：

“净是瞎编，这帮浑蛋……他们只管打你的耳光，可是为什么要打——不得而知。盖尔瓦西！他对我有什么鬼用——这个盖尔瓦西！还有什么天幕……”

这些莫名其妙的词汇和生疏的名字，硬是钻进人们的脑子，挥之不去，弄得舌头直痒痒，总希望能挂在嘴上，反复念叨，兴许这样就能悟出它的内在含义来？而窗外，河水一直在不停地歌唱，拍击着船体。此时此刻，如果能到船尾去看看该多好啊；那里，在众多货箱之间，聚集了许多水手和司炉工，他们和船上的乘客在一块儿玩牌、唱歌、讲有趣的故事。跟他们坐在一起，听着他们简单明白的话语，眺望卡马河两岸的景色，看着像铜弦一样挺拔的苍松和汛期留下的星罗棋布的湖泊——它们像打碎了的玻璃镜片，映照出一片片的蓝天——此情此景，简直令人心旷神怡。我们的轮船离开岸边，迅速向前驶去，可是从岸上，在劳累一天的寂静中，传来了望不见的钟楼的钟声，它使人想起了那里的村庄和人们。一条渔船在波浪中荡漾，看上去像一大片面包；眼瞅着岸上出现一个小村庄，一群孩子在河里嬉戏玩耍；一个穿红衬衫的农民沿着黄色的沙土路向前走去。从河上远远望去，一切都显得那么赏心悦目，怡然自乐；一切都好像是儿童玩具，那么小巧，那么花哨，又那么有趣。不由使人想对着岸上，对着后面的平底船大声说上几句亲切、祝福的话。

这艘棕红色的平底船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能整整一个小时不间断地看它怎样用那平缓的船头在浑浊的河水中破浪前进。轮船像拖了一头猪似的拖着它。缆绳一松，便挨着水面，然后再一拉紧，一大串水珠便纷纷落下，缆绳又直接拉住平底船的船头。我非常想看看那些像野兽一样被关在铁丝网内的人的面孔。到了彼尔姆，当他们被押上岸时，我挤在平底船的跳板旁边；看到有几十个灰头土脸的人从我身边走过，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脚上的镣铐发出刺耳的响声，沉重的行李包压得他们一个个弯下腰来。这里面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模样漂亮的，也有相貌丑陋的，但他们和所有的人完全一样，只不过是穿着不同、发式难看罢了。当然，他们都是些强盗，但外婆给我讲过许多关于强盗行侠仗义的故事。

斯穆雷看上去比谁都更像个穷凶极恶的强盗，可是他看了看后面的平底船，神色忧郁地嘟哝着说：

“愿上帝保佑，可不要落到这个下场！”

有一回我问他：

“为什么别人杀人越货，而你却在给人做饭呢？”

“我不是做饭，而是当厨师——做饭是女人们的事。”他嘿嘿一笑，说道。他想了一下，又补充道：“人和人不一样，就看是不是愚蠢了。有的人聪明得很，有的人差一些，还有的完全是傻瓜。为了能够变聪明，就应该读正经书，读装神弄鬼的书——能有什么好？所有的书都应该读，这样你才能够发现好的……”

他经常语重心长地跟我说：

“你一定要读书！一遍读不懂——就读它七遍；七遍读不懂——就读它十二遍……”

斯穆雷对轮船上所有的人，包括寡言少语的小卖部的管事，说起话来都非常噎人，而且，撇着下嘴唇，胡子向上撅着，一副嫌弃人的样子，简直就像拿石头在砸人。不过他对我倒很温和，也很关心，但他的这种关心，总使我感到有点害怕。有时候我觉得斯穆雷跟我外婆的妹妹一样，是个半吊子。

有时他跟我说：

“等会儿再念……”

然后，他便长时间地躺在那里，闭着眼睛，鼻子不停地打着鼾。他的大肚子轻微地上下起伏着，两只像死人一样的手交叉在胸前，曾经被烫伤过的毛茸茸的手指头一直在不住地动弹，仿佛在用无形的针在编织一只无形的长袜。

突然，他开始嘟嘟哝哝地说：

“是啊。这不，给了你聪明才智，那你就去好好生活吧！聪明才智是很难得的，不是人人都有。要是人人都一样聪明那该有多好，可是——不然……有的人明白，有的人就不明白，还有些人压根儿就不想明白，有什么办法！”

他吃力地搜寻着字眼儿，讲述自己戎马生涯的故事，我琢磨不出他讲的这些故事的含义，我觉得这些故事听起来枯燥乏味，没有意思，而且没头没尾，他想到哪儿讲到哪儿。

“团长把那个士兵叫来，问他‘中尉对你说什么来着’？他一五一十地都说了——当兵的就应该如实回话。可是中尉看看他，像看一堵墙似的，然后背转身子，低下了头。是啊……”

斯穆雷满腔怒火，嘴里喷着烟，嘟嘟哝哝地抱怨说：

“我哪儿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当时把中尉关进了城堡，可他只会骂骂咧咧……啊，我的天哪！我呀，是个大老粗，什么都不懂……”

天气非常热。身边的一切都在轻轻地抖动，机器在轰鸣，河水在舱室的钢板墙外哗哗流淌，轮船的轮叶发出很大的拍击河水的响声。舷窗外，滔滔河水，像一条宽宽的带子，一闪而过。远处，岸上的绿茵草地清晰可见，一棵棵树木屹然不动。在这里，对于各种声音已经习以为常了，因此总觉得周围非常安静，尽管水手们正在船头呼天抢地地号叫：

“七——七，七——七……”

我什么都不想参加，不想听，也不想干活，只想找个荫凉处，闻不见厨房的油腥味和热气，坐在那里，睡眼惺忪地看着这寂静、疲惫的日子怎样随着河水一滑而过。

“往下念啊！”厨师气呼呼地吩咐道。

甚至各等舱的服务员都怕他，至于那个性情温和、像鲈鱼一样不言不语的小卖部管事就更不用说了，显然他也非常怕斯穆雷厨师。

“喂，你这头蠢猪！”他冲小卖部的一个伙计喊道，“过来，你这个小偷！亚细亚人……天幕……”

水手和司炉们对他总是恭恭敬敬，一个劲地巴结奉承，因为他常常把熬汤的肉给他们吃，问问他们农村和家里的情况。在轮船上，那些浑身油渍斑斑、烟熏火燎的白俄罗斯司炉工们，被认为是下等人，大家叫他们雅古特，而且老是戏弄他们，拿他们打哈哈：

“雅古、比亚古——岸上去落户……”

斯穆雷一听这话，立刻气得撅着胡子，红头涨脸地对一名司炉工吼道：

“你怎么能容许他嘲笑你呢？窝囊废！给这个喀查普一顿耳光！”

水手长是一个相貌堂堂但心狠手辣的汉子。有一次，他对斯穆雷说：

“雅古特和喀查普——都是一路货！”

斯穆雷上去抓住他的衣领和腰带，把他高高地举起来，一边摇晃，一边问道：

“想叫我把你摔死吗？”

他们经常吵架，有时候还大打出手，但斯穆雷从没有吃过亏，因为他力大无比；另外，还因为船长老婆隔三岔五地经常跟他交谈，态度非常亲切。船长的老婆人高马大，体格健壮，长了一张男人脸，头发剪得像男孩子似的，梳得整整齐齐。

斯穆雷很能喝白酒，但是从不喝醉。一大早就开始喝，一瓶白酒，三四口就能喝完，然后一直到晚上，只时不时地喝点啤酒。一来二去，他的脸变成了灰褐色，两只乌黑的眼睛瞪得大得出奇。

有时候，晚上，他穿一身白衣服，人高马大地坐在排水管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声不吭，闷闷不乐地望着流动的远方。这种时候，大家都特别怕他，而我却很同情他。

雅科夫·伊万内奇从厨房里走出来，满身大汗，脸被烤得通红。他站在那里，挠了挠自己的秃头，然后挥了一下手，悄然离开，或者从老远处甩过来一句，说：

“鲟鱼已经死了……”

“拿它做酸菜鱼好了……”

“要是乘客点鲟鱼汤或清蒸鲟鱼呢？”

“那就给他们做，他们会吃的。”

有时候，我走到他跟前，他慢腾腾地转过脸来，看着我。

“有什么事吗？”

“没有。”

“好哇……”

在这样的时候，有一次我终于还是问了他：

“您明明是个好人，为什么大家都害怕你呢？”

出乎意料，他并没有生气。

“因为我只对你一个人好。”

但他马上朴实忠厚而又若有所思地补充说：

“也许我的确对所有的人都很好；只是没有表露出来，这一点不能让大家都知道，否则他们会欺侮你的。一个好人，谁都想踩在你的头上，就像沼泽地里的草墩子……谁都想踩一下。去拿些啤酒来……”

他喝了一杯，又一杯，把一瓶喝完后，用舌头舔了舔唇髭，说：

“你呀，小家伙，要是再长大一些，我会教你很多东西的。我有好多话要对人说，我不是个傻瓜……你要好好读书，书中有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可不要拿书不当回事儿啊！想喝啤酒吗？”

“我不喜欢喝。”

“好哇。那就别喝。酗酒是个祸害。伏特加是魔鬼酿造的。我要是个有钱人，一定让你去学习。一个人没文化，就等于是一头牛，让它拉车，杀它吃肉，它只会摇尾巴……”

船长老婆给了他一本果戈理的作品，我读了《可怕的报复》，我非常喜欢这篇东西，但斯穆雷却生气地说：

“瞎掰，胡扯淡！我知道——也还有别的书……”

他一把从我手里将书夺去，从船长老婆那里另外又拿回了一本，板着脸吩咐道：

“念‘塔拉斯’……叫什么来着？找一找。她说这篇东西很好……对谁很好？对她很好，然而对于我，也许觉得不好呢？瞧她头发剪得那个短呀！怎么不把耳朵也一起剪下来呢？”

当读到塔拉斯提出挑战，要和奥斯塔普一决高低时，斯穆雷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就对了！还能怎么样？你有学问，我有力气！真会写啊！这些笨骆驼……”

他很认真地听我念，但不时地嘟哝几句：

“唉，简直胡扯淡！不可能把一个人从肩膀到屁股一劈两半，绝不可能！也不可能挑在长矛上——矛头会折断的！我自己就当过兵……”

安德烈的背叛使他极为反感。

“一个无耻之徒，不是吗？为了一个女人！呸……”

但是，当塔拉斯开枪打死了儿子时，斯穆雷把两条腿从床上伸到地面，双手撑着床，弯着腰，哭了起来。——眼泪顺着两颊慢慢地流下，洒落在甲板上。他抽抽搭搭地喃喃自语道：

“啊，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这时他突然冲我吼道：

“往下念呀，贱骨头！”

他又哭了起来，而且，当奥斯塔普临死前喊道：“老爹！你听见了吗？”时，他哭得更厉害，也更伤心了。

“全完了，”斯穆雷泣不成声地说，“全都完了，啊！已经念完了？唉，真是该死！这些人以前真的有过吗，这个塔拉斯呢，啊？是呀，他们是真有其人……”

他把书从我手里拿过去，仔细地看了看，泪水滴在书的封面上。

“是一本好书！简直太过瘾了！”

后来，我们读了《艾凡赫》，斯穆雷非常喜欢“狮心王”理查这个人物。

“他是个真正的国王！”他严肃认真地说。但我却觉得有些枯燥无味。

一般来说，我们的趣味不同——我很喜欢《汤姆·琼斯的故事》——旧译《弃婴汤姆·琼斯的故事》，可斯穆雷却抱怨说：

“废话连篇！这个汤姆关我什么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应该还有别的书……”

有一次，我跟他说：

“我知道有别的书，是私下传阅的禁书，只能夜晚在地下室里偷着看。”

他瞪大眼睛，撅起了胡子。

“那是什么书？你胡说什么呀？”

“我没有胡说，我忏悔时多里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神父向我打听过这些书。以前我亲眼看见过有人在读这种书，而且还哭来着……”

斯穆雷厨师神色凝重地看着我的脸，问道：

“谁哭来着？”

“听人朗读的一位太太。而另一位太太甚至被吓跑了……”

“醒一醒，你这是在说梦话吧。”斯穆雷说。他慢慢地闭上眼睛，停了一会儿，他喃喃地说：

“当然，有些地方会有……这种私下流传的禁书。禁绝是不可能的……我已经这把年纪了，而且我的个性也……喏，可是……”

像这样滔滔不绝，他能说上整整一个小时……

不知不觉中，我已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对读书产生了乐趣。书中讲的事不同于生活，让人感到心情愉快，而生活却变得越发不堪忍受了。

斯穆雷对读书的兴趣也越来越大，常常让我停下手头的工作。

“彼什科夫，读书去吧。”

“我有许多碗碟还没有洗呢。”

“马克西姆会洗的。”

他粗暴地硬让老洗碗工去替我洗碗碟，气得马克西姆摔碟子砸碗的，而小卖部的管事则委婉地警告我说：

“这样我可要请你下船了。”

有一次，马克西姆存心将几个杯子和剩茶叶放在水盆里，我往船外倒脏水时连杯子也一起泼了出去。

“这是我的过错！”斯穆雷对小卖部管事说，“请记在我的账上。”

小卖部的员工开始斜着眼睛看我了，他们对我说：

“我说，你呀，书虫子！你是靠什么来挣钱的？”

于是，他们尽量给我增加活儿，故意把碗碟弄脏。我知道，这一切最后对我都很不妙。我没有猜错。

有一天傍晚，在一个很小的码头上，一个满脸通红的女人上了我们的轮船，她带了一位姑娘——系着黄头巾，穿一件粉红色的新上衣。她们两个都喝醉了酒，那女人逢人便笑，见谁都鞠躬，说话像教堂里的执事，“O”的口音很重：

“对不起，乡亲们，我喝多了点儿！法庭已经判了，说我无罪，我这一高兴，便喝高了……”

那姑娘也笑了，两只无神的眼睛望着大家。她推了推那个女人：

“你疯啦，往前走呀，你倒是走哇……”

她们俩在一个二等舱的旁边安顿了下来，对面就是雅科夫·伊万内奇和谢尔盖休息的舱室。那女人很快便不见了，谢尔盖凑到姑娘跟前，贪婪地张着他那大蛤蟆嘴。

夜里，当我干完活，在桌子上躺下睡觉时，谢尔盖来到我跟前，拉住我的手，说：

“走，我们给你找个媳妇……”

他喝醉了。我使劲把手抽出来，但他给了我一拳。

“走呀！”

这时马克西姆跑了过来，也是醉醺醺的。他们两个人一块儿沿着甲板把我从睡觉的乘客中间拖到自己的舱室。但这时斯穆雷正站在舱室门口，雅科夫·伊万内奇在门里面双手把住门框，那姑娘拼命用拳头在他的背上一通乱打，同时醉醺醺地喊道：

“放开我……”

斯穆雷把我从谢尔盖和马克西姆的手中夺了过来，然后揪住他俩的头发，把他们的脑袋往一块儿撞，接着再往两边一甩——二人便双双倒了下来。

“亚细亚人！”他对雅科夫说，然后在他鼻子尖下将门一关，顺势推了我一把，压低嗓子说：

“走开！”

我跑到船尾。夜空云层密布，河面漆黑一团。船后有两道灰白色的波浪，分别向看不见的岸边滚滚而去。那艘平底船就在这两道波浪中间颠簸前进，时而左边，时而右边，不断出现一些红色的光点，它们什么东西都没有照亮，在河道急转弯后便自然消失了，然后周围更加黑暗，更加让人心烦。

斯穆雷厨师来了，坐在我身边。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点着一支烟。

“是他们拉你到那个姑娘那儿去的吗？呸，这两个浑蛋！我听见他们在密谋……”

“您从他们手里把她救出来啦？”

“救她？”他粗暴地痛骂了那姑娘，然后很痛心地说，“这里的人全是浑蛋。这艘破船比农村还要糟糕。你在农村待过吗？”

“没有。”

“农村——那可是一塌糊涂！特别是在冬季……”

他把烟头扔到了船外，停了片刻，又接着说：

“你落进猪群里，我真有些不忍心，小崽子。我为所有的人都感到惋惜。有时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甚至想跪下来，问问他们：‘你们这些狗杂种在干什么呀，啊？你们的眼睛都瞎了吗？’这帮蠢骆驼……”

轮船发出长长的汽笛声，拖着平底船的缆绳打在水面上。信号灯在漆黑的夜空中摇曳不定，它告诉人们码头在什么地方。黑暗中又出现了一些灯光。

“醉林到了，”斯穆雷嘟哝道，“还有一条河，名字叫醉河。有一个管理员姓醉科夫……还有个书记员，姓醉沃欣……我上岸去走走……”

卡马河边五大三粗的媳妇和姑娘们，用长长的担架抬着木柴，从岸上走过。她们背着背带，弯着腰，迈着稳健的步子，两人一组，陆续走向锅炉舱。她们把一些半俄丈长的木柴，往一个黑咕隆咚的坑里一扔，然后清脆地喊上一嗓子：

“加油干呀！”

当她们抬着木柴登上船的时候，水手们乘机又是摸她们的乳房，又是捏她们的大腿，她们尖声地喊叫着，一个劲儿地朝他们吐唾沫。返回的时候，她们挥动手里的担架，以抵挡他们乱捏乱摸。这样的事，我看见过几十次了——每趟船都有：在所有的码头上，只要装卸木材，这种情形都会发生。

我觉得我已经是个老船人了，我在这艘船上生活了多年；船上明天、一周后、秋天、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我全知道。

天色亮了。码头高处的土坡上露出一片茂密的松林。几个妇女正在向山上的林子里走去，她们有说有笑，扯开嗓子唱着。她们扛着长长的担架，很像是全副武装的士兵。

我直想哭。眼泪在胸腔里沸腾，在煎熬着我的心。让人撕肝裂肺，疼痛难忍。

但哭是很难为情的，于是我就帮助水手布利亚欣擦洗甲板。

布利亚欣是个不引人注意的人，总是死气沉沉，蔫头耷脑，老躲在犄角旮旯，两只小眼睛滴溜溜直转悠。

“我其实不姓布利亚欣，而是姓……你看，都是因为我母亲生活不检点。我有个姐姐，姐姐也跟母亲一个样。也许她们俩是命该如此。命运这东西，兄弟，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就像一只铁锚。你想往前走，别急，请等一等……”

“农村——那可是一塌糊涂！特别是在冬季……”

他把烟头扔到了船外，停了片刻，又接着说：

“你落进猪群里，我真有些不忍心，小崽子。我为所有的人都感到惋惜。有时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甚至想跪下来，问问他们：‘你们这些狗杂种在干什么呀，啊？你们的眼睛都瞎了吗？’这帮蠢骆驼……”

轮船发出长长的汽笛声，拖着平底船的缆绳打在水面上。信号灯在漆黑的夜空中摇曳不定，它告诉人们码头在什么地方。黑暗中又出现了一些灯光。

“醉林到了，”斯穆雷嘟哝道，“还有一条河，名字叫醉河。有一个管理员姓醉科夫……还有个书记员，姓醉沃欣……我上岸去走走……”

卡马河边五大三粗的媳妇和姑娘们，用长长的担架抬着木柴，从岸上走过。她们背着背带，弯着腰，迈着稳健的步子，两人一组，陆续走向锅炉舱。她们把一些半俄丈长的木柴，往一个黑咕隆咚的坑里一扔，然后清脆地喊上一嗓子：

“加油干呀！”

当她们抬着木柴登上船的时候，水手们乘机又是摸她们的乳房，又是捏她们的大腿，她们尖声地喊叫着，一个劲儿地朝他们吐唾沫。返回的时候，她们挥动手里的担架，以抵挡他们乱捏乱摸。这样的事，我看见过几十次了——每趟船都有：在所有的码头上，只要装卸木材，这种情形都会发生。

我觉得我已经是个老船人了，我在这艘船上生活了多年；船上明天、一周后、秋天、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我全知道。

天色亮了。码头高处的土坡上露出一片茂密的松林。几个妇女正在向山上的林子里走去，她们有说有笑，扯开嗓子唱着。她们扛着长长的担架，很像是全副武装的士兵。

我直想哭。眼泪在胸腔里沸腾，在煎熬着我的心。让人撕肝裂肺，疼痛难忍。

但哭是很难为情的，于是我就帮助水手布利亚欣擦洗甲板。

布利亚欣是个不引人注意的人，总是死气沉沉，蔫头耷脑，老躲在犄角旮旯，两只小眼睛滴溜溜直转悠。

“我其实不姓布利亚欣，而是姓……你看，都是因为我母亲生活不检点。我有个姐姐，姐姐也跟母亲一个样。也许她们俩是命该如此。命运这东西，兄弟，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就像一只铁锚。你想往前走，别急，请等一等……”

现在，他一面用拖把擦甲板，一面小声跟我说：

“你看见他们是怎样欺侮女人了吧！就发生在眼前！一根湿木头烤久了也会燃烧的！我不喜欢这种人，小兄弟，我蔑视他们。我要是女人，我宁可一头扎进黑漩涡里淹死，我以耶稣基督名义向你保证！本来任何人都没有自由，可这里有人还要进行煽动！跟你说吧，那些阉割派教徒们可都不傻。你听说过阉割派吗？他们聪明得很，一个个都看破了红尘：抛开一切人间琐事，专心致志，侍奉上帝……”

船长老婆把裙子提得老高，踩着水汪汪的甲板，从我们身旁走了过去。她总是起得很早。她高高的个子，匀称的身材，长了一张朴实、清纯的脸……我真想跟着她跑过去，诚心诚意地请求她：

“给我讲点什么吧，讲点吧！”

轮船缓缓地驶离码头，布利亚欣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说：

“开船了……”

第六章

在萨拉普尔，马克西姆下了轮船。他是悄悄离开的，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神态严肃而平静。跟在他后面笑着下船的，是那个总是很开心的女人，她身后是那位年轻姑娘——面容憔悴，眼睛浮肿。谢尔盖在船长的舱室前跪了很长时间，又是吻门心板，又是在上面撞脑袋，而且呼天抢地地喊着：

“原谅我吧，不是我的错！都是马克西姆……”

水手、小卖部的服务生，就连一些乘客，都知道他是在撒谎，但却都在给他打气，劝他说：

“没事，船长会原谅你的！”

船长是要撵他走，甚至还踢了他一脚，所以他倒在了地上，但船长最后还是原谅了他。于是谢尔盖立刻就在甲板上忙活开了，一个劲儿地给大家端茶倒水，像狗一样赔着小心，看着人们的眼色行事。

为了补上马克西姆的空缺，从岸上招来一个从维亚特卡来的当兵的；这个小战士瘦骨嶙峋，小脑袋，棕褐色眼睛。厨师的副手立刻吩咐他去杀鸡。小战士杀了两只，其他的鸡跑得满甲板都是，乘客们赶紧帮助去捉鸡，结果有三只鸡飞到船舷外去了。于是小战士坐在厨房旁边的木柴上，伤心地哭了起来。

“怎么，你是个孬种呀？”斯穆雷惊讶地问他，“难道当兵的还哭鼻子吗？”

“我是卫戍连的。”小战士低声说。

他这一哭不打紧，麻烦跟着也来了——半小时后，全轮船的人都在嘲笑他，他们走到他跟前，眼睛盯住他的脸，问道：

“就是这个人吗？”

于是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人们笑得前仰后合，东倒西歪。

起初，这位小战士没看见这些人，也没听见他们的笑声，他用一件旧印花布衬衫袖子擦去脸上的眼泪，好像要把它们藏进袖口里似的。但是，不一会儿，他那两只棕褐色的小眼睛便愤怒地燃烧起来，于是，他用维亚特卡人所特有的，说起话来像喜鹊叽叽喳喳似的口音嚷嚷起来：

“你们干吗老瞪着大眼珠子看我？我恨不得把你们碎尸万段……”

他这么一嚷，引得大伙儿更开心了——大家开始对他指指点点，扯扯他的衬衫，拽拽他的围裙，像逗一头山羊似的逗他，一直把他折腾到吃午饭的时候。午饭后，不知是谁把一个干柠檬插在木勺把上，系在他背后的围裙上，这样只要他一走动，那木勺便在他身后左右摆动，大伙便哄堂大笑，而他呢——只是干着急，像只被逮住的小耗子，不知道大家为何发笑。

斯穆雷一直在看着他，不声不响，表情严肃，他的脸变得像老娘儿们似的。

我觉得这小战士挺可怜的，便问斯穆雷：

“能跟他说他背后有个木勺吗？”

斯穆雷默默地点了点头。

当我告诉他大家为什么在笑他时，他赶紧抓住木勺，把它扽下来，扔在地上，用脚踩了踩，然后他两手死死抓住我的头发，我们开始打了起来，这立刻让围过来的看客们大为开心。

斯穆雷分开众围观者，将我们拉开，他先是拧住我的耳朵，后又揪住小战士的一只耳朵，大伙儿见这个小矮个在厨师手下直拨浪脑袋，转过来，转过去，他们便使劲地起哄，吹口哨，跺脚，笑得死去活来。

“乌拉，卫戍兵！用脑袋撞斯穆雷厨师的肚子呀！”

看着这帮人欣喜若狂的样子，我真想跑上去用木棍狠狠敲打他们那肮脏的脑袋。

斯穆雷放开那个小个子战士，背抄着手，怒气冲冲地面对着大伙儿，像一头大公猪，凶神恶煞般地毛发竖起，龇牙咧嘴，一副怪吓人的样子。

“该干吗干吗去——走开！亚——细亚人……”

小战士又向我扑了过来，但斯穆雷一把将他抱住，把他拖到抽水机旁，开始往他脑袋上浇水，像摆弄布娃娃一样，把他那瘦小的身子，翻过来倒过去，一通折腾。

水手、水手长、大副都跑了过来，人群又聚集起来；小卖部管事站在那里，比别人高出一头，他还像通常那样，悄无声息，一言不发。

小战士坐在厨房旁边的柴堆上，双手哆里哆嗦地把皮靴脱了下来，开始拧包脚布上的水，但是拧来拧去，包脚布原来是干的，而他那稀稀拉拉的头发上倒是有水滴下来——这又引来大家一阵哄笑。

“反正都一样，”小战士尖声尖气地说，“我非打死那个毛孩子不可！”

斯穆雷扶着我的肩膀，对大副说了点什么，于是水手们把大伙儿都撵走了，等大家一走，斯穆雷问小战士：

“拿你怎么办呢？”

小战士一声不吭，恶狠狠地看着我，浑身都在哆嗦。

“立正！不许胡闹了！”斯穆雷说。

小战士回答说：

“得了吧你，这又不是在你的连队里。”

我看得出，斯穆雷厨师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原来紧绷着的脸无力地松弛下来，他啐了一口唾沫，拉上我，扬长而去。我稀里糊涂地跟着他走，不时回过头来看看那个小战士，而斯穆雷却大惑不解地嘟哝道：

“咳，有什么了不起，啊！别理他……”

谢尔盖追上我们，不知为什么小声地说：

“他要自杀！”

“在哪儿？”斯穆雷大叫一声，撒腿就往回跑。

小战士站在服务员舱室门口，手里拿一把很大的刀——这刀是专门剁鸡头、砍柴火用的，刀已经很钝了，满是缺口，跟锯条差不多。舱口前站了许多人，都在看这个头发湿淋淋的滑稽小个子的热闹。他那张长着小翘鼻子的脸，像肉皮冻似的一直在颤抖，嘴，有气无力地张着，嘴唇哆嗦个不停。他嗷嗷直叫：

“你们欺侮人……欺侮人……”

我蹬在一个什么东西上，越过人们的头顶，看见了他们的脸——他们在笑，在打哈哈，在相互交谈：

“瞧呀，快瞧呀……”

当他用孩子般干瘪的小手把被拽出来的衬衣塞进裤腰时，站在我旁边的一位仪表堂堂的男子叹息道：

“都要去死的人了，还整理什么裤子……”

大伙儿笑得更欢了。显然，没有人相信这个小战士会自杀，我也不信，可是斯穆雷瞥了他一眼，肚子一挺，赶忙将众人推开，说道：

“都滚开吧，傻瓜！”

他一下子把许多人都称作傻瓜。他走到一大群人跟前，冲他们喊道：

“该干吗干吗去，一帮傻瓜！”

这话使人觉得也很可笑，但却正确无误：从今天上午起，所有的人都是一帮大傻瓜。

把众人撵走后，斯穆雷走到小战士跟前，伸过一只手去。

“把刀给我……”

“反正都一样。”小战士说着，把刀尖的那一头递了过来。厨师将刀塞给我，把小战士推进了舱室。

“躺下，好好睡一觉！你想干什么呀，啊？”

小战士默默地坐在床上。

“他去给你拿些吃的和伏特加——会喝酒吗？”

“会喝一点儿……”

“你可要当心，别沾染上这东西，刚才捉弄你的并不是他，听见了吗？给你说——不是他……”

“可他们为什么老欺侮我？”小战士低声问道。

斯穆雷没有立刻回答，他沉着脸说：

“咳，我哪儿知道？”

他跟我去厨房的时候，嘴里嘟囔着说：

“也真是的……干吗老纠缠一个可怜兮兮的人呢！你都看见了——有什么办法？真是没辙！人啊，小老弟，是会发疯的，会的……一旦被他们缠住——像臭虫那样，那就完了！他们甚至比臭虫还要厉害得多！可恶得多……”

我把面包、肉和伏特加给小战士端过来时，他正坐在床上，前后摇晃着身子，而且像女人似的抽抽搭搭地在小声哭泣。

把盘子放在小桌上后，我说：

“吃吧……”

“把舱门关上。”

“里面会黑的。”

“关上，不然他们还会来的……”

我走了。我不喜欢这个小战士，他引不起我对他的同情和怜悯。这使我感到很有些愧疚，因为外婆曾多次教导我说：

“对人应该有怜悯之心，大家都很不幸，人人都很艰难……”

“给他端去了？”斯穆雷厨师问我，“喏，他在那里干什么？”

“在哭。”

“咳……真是个草包！算什么战士？”

“我不觉得他有什么可怜。”

“是吗？怎么回事儿？”

“对人应该有怜悯之心……”

斯穆雷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他身边，语重心长地说：

“怜悯是不能勉强的，违心是不行的，懂吗？决不可学着看风使舵，做墙头草，要自爱自重……”

这时，他把我推向一边，郁郁不乐地补充说：

“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喏，抽一支……”

当斯穆雷揪小战士的耳朵时，这帮人竟然开怀大笑，他们如此欺负那个当兵的，这使我感到十分震惊，对乘客们的所作所为，我非常气愤，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侮辱和精神压抑。他们怎么会喜欢这种令人厌恶的可悲的恶作剧呢？这里有什么东西使他们感到如此开心和好玩呢？

瞧，现在他们又在矮矮的遮阳篷下坐的坐、躺的躺了——他们边吃、边喝、边玩牌，悠闲自在地相互交谈，看看河景，仿佛一小时前还在吹口哨、起哄、胡闹的一帮人，根本不是他们。他们一个个又都像平时那样，温文尔雅，慢条斯理。从早到晚，他们在船上就像许多蚊虫或灰尘那样，在阳光的照耀下，悠然自得，荡来荡去。这不，有那么十来个人，他们正在轮船搭板那里挤来挤去，一面画着十字。他们要下船到码头上去，可是从码头上同样也有一些人迎着他们过来，他们同样也是弯着腰，背着行囊和箱子，穿的也和他们一样……

这种不断的人员往来交替，对船上的生活毫无影响——新上船的乘客们的话题和下船乘客的话题完全一样，不外是土地、工作、上帝、女人，连用的词汇都一样。

“人们啊，上帝叫忍耐，那就得忍耐！毫无办法，我们命该如此……”

这些话听着一点儿意思都没有，而且直让人发火：我就看不惯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我也不愿忍受别人对我的恶劣、不公、欺负人的态度；我明明知道，也感觉得到，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那个小战士也不应该受这样的对待。没准儿是他自己想成为笑柄的……

马克西姆这个严肃善良的小伙子被赶下了船；而谢尔盖这个卑鄙小人反倒被留下了。一切都乱了套。可为什么这些把人折磨得寻死觅活、几乎要发疯的人们，对于水手们的呵斥却总是言听计从，对他们的责骂也毫不介意呢？

“都挤在船舷边上干什么？”水手长大声呵斥道，同时眯起漂亮但很凶狠的眼睛，“轮船都已经倾斜了，赶快散开，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魔鬼……”

魔鬼们乖乖地涌到船的另外一侧，可是那边又像赶羊似的把他们往回轰。

“唉，这帮该死的……”

夜晚，在晒了一天的铁皮遮阳篷下又热又闷。乘客们在甲板上像蟑螂似的满地都是，到处乱躺。轮船驶近码头时，水手们把他们一个个踢醒。

“喂，别躺在这儿挡着路！走开，回到铺位上去……”

他们一个个爬起来，睡眼惺忪地向赶他们去的方向走去。

其实水手们和他们一样，只是穿着不同而已，但却能像警察一样对乘客们发号施令。

在这些乘客们的身上，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他们的安分和胆怯，是可悲的逆来顺受，一旦这种安分守己的外壳被捅破，一种残忍、盲目，而且几乎总是使人感到不快的恶作剧爆发出来时，往往会让人感到它是那么不可思议，那么令人可怕。我觉得，人们并不知道要把他们送到哪里去，在什么地方该下船，这对他们都无所谓。不管在哪里上岸，他们待不了多久，就又会上船航行，不是上这艘船，就是上那艘船。他们仿佛是一些迷路的人，无亲无故，周围世界对他们来说都很陌生，而且他们都胆小得要命。

有一次，半夜里，不知机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轰隆一声，像发射炮弹似的，甲板上立刻出现一片白烟，雾气腾腾，浓烟是从机房里出来的，从各个缝隙里往外冒烟。看不清是什么人大喊一声：

“加夫里洛，拿红铅粉和毡子来……”

当时我正在机房旁边的桌子上睡觉——平时我就在这上面洗碗碟，当我从轰隆声和震动中醒来时，甲板上还没有什么声音，这时机器正一个劲儿地往外冒热气，不时能听到有锤子的敲击声。但是，一分钟后，甲板上所有的乘客便嚷嚷起来，呼天抢地，乱作一团，情况非常可怕。

在白色的烟雾中——很快就变淡了——没有戴头巾的女人和头发蓬乱、眼睛发直的男人们慌里慌张，东奔西走，相互碰撞。他们拎着包袱、布袋、箱子，跌倒了，又爬起来，哭天抹泪地祈求上帝保佑，嘴里喊着圣徒尼古拉的名字，乱成一团，这情形太可怕了，但同时也很有意思。我跟着这些人身后跑来跑去，一直在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夜里出事的情形，而且不知为什么，我立刻就明白是人们搞错了：轮船在行驶中一直没有减速，在船的右舷一侧，不远处，割草的农民在点燃篝火。夜色清朗，明月当空。

可是人们在甲板上越跑越快，各舱的乘客也都跑了出来，有人跳到了舷外，接二连三又有人跳了下去。有两个农民和一名修士，用木棍把固定在甲板上的长凳子给撬了下来；把一个装着鸡的大笼子从船尾扔到了水里；一个农民，跪在甲板中央通向船长指挥舱的舷梯旁，一个劲儿地向从他身边匆匆跑过的人们鞠躬，鬼哭狼嚎地喊着：

“教友兄弟们，我有罪呀……”

“快放救生艇，你们这些魔鬼！”一位很胖的老爷大声喊道，他没有穿衬衫，只穿一条裤子，用一个拳头，使劲捶打着自己的胸口。

水手们东奔西走，抓住人们的衣领，照准他们的脑袋就揍，然后把他们扔在甲板上。斯穆雷穿着睡衣，外面披一件大衣，迈着沉重的步子走来走去，一面用洪亮的声音，劝说着大家：

“你们不觉得羞耻吗！怎么，你们都疯了吗？轮船一点儿事没有，已经在靠岸了，喏！这就是河岸！跳进河里的几个傻瓜，已经被割草的农民打捞上来了，瞧，那就是捞他们的两条船，看见没有？”

他对准三等舱的乘客们的脑袋报以老拳，从上往下，挨个地打，打得他们一个个抱头鼠窜，一声不吭地直往甲板上跑。

混乱局面还没有平息，黑暗中，忽然有一个太太，手里拿一把汤勺，在斯穆雷面前挥舞着奔了过来，嘴里一直喊着：

“你怎么竟敢这样！”

一位浑身湿透的先生上前拦住了她；他一面舔拭着自己的胡子，一面很不耐烦地说：

“别搭理这个蠢货……”

斯穆雷两手一摊，尴尬地眨了眨眼睛，问我：

“这怎么回事儿，啊？她为什么冲我大喊大叫呢？真邪门了！我还是头一次看见她！”

一个农民模样的人，一边擦鼻血，一边喊叫：

“咳，这帮人呀！整个一伙强盗！”

一个夏天，我在轮船上经历过两次发生混乱的事，两次都是虚惊一场，都是因担心出危险而引发起来的。第三次是乘客们逮住了两个小偷——其中一个装扮成朝圣者，他们背着水手们把两个小偷打了几乎整整一个小时，当水手们将两个小偷拉走时，大家便破口大骂：

“这不明摆着嘛，小偷向着小偷呗！”

“你们本身就是窃贼，所以也就包庇这两个窃贼……”

两个小偷被打得昏了过去，当到了一个码头将他们交给警察时，他们人都站不起来了……

有许多这样的事，人在气头上，弄不清这些人究竟是好人，还是歹人；是逆来顺受者，还是胡作非为者。而且，为什么坏人那么冷酷、贪婪，而好人又是那么胆小怕事、忍气吞声呢？

对此，我问过斯穆雷厨师，但他总是一个劲地抽烟，弄得周围乌烟瘴气，而且往往唉声叹气地说：

“哎呀，你着什么急呀！人们啊，人们……有人聪明，有人傻。你好好读你的书，别净瞎琢磨。只要是好书，里面什么事情都说到了……”

他不喜欢宗教典籍和圣徒传一类的书。

“喏，这种书是给神父和他们的儿子们看的。”

我很想送他一本书，让他高兴高兴。我在喀山码头上花五卢布买了一本《一个士兵救助彼得大帝的传说》，但当时斯穆雷喝醉了酒，正在气头上，我没有把这个礼物送给他，我自己先把《传说》看了一遍。我很喜欢这本书，它通俗易懂，有趣，简明扼要。我相信，这本书肯定能让我的老师心满意足。

但是，当我把书送给他时，他一声不吭，把它在手里揉成一个纸团，扔到船舷外去了。

“这就是你的书的下场，傻瓜！”他闷闷不乐地说，“我像驯狗那样教你，可你总想吃点野味，是不是？”

他跺着一只脚，大声吼道：

“这是一本什么书呀？这种胡编乱造的东西我都看过！它里面写的什么——是真理吗？喏，你说话呀！”

“不知道。”

“我可是知道！一个人的脑袋被砍下后，他肯定要从梯子上摔下来，这时别的人绝不会再往草棚上爬了——当兵的可不傻！他们只须用火将干草一点——事情就完了！懂吗？”

“我懂。”

“这不就结了！我了解彼得大帝——压根儿就没有这档子事！你走吧……”

我知道斯穆雷的话是对的，但我还是喜欢这本书；我又去买了本《传说》，重新再看一遍，这时我惊讶地发现，这的确是一本坏书。这事弄得我很尴尬，因此，后来我对斯穆雷的态度就更加关注和信任了，但不知为什么，他越来越经常懊恼地跟我说：

“唉，应该怎么教你才好呢！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

我也感到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谢尔盖对我的态度坏极了。我有好几次都发现，他背着小卖部的管事，偷偷把茶具从我的洗碗桌上拿走送给乘客们。我知道这被认为是盗窃行为；斯穆雷不止一次警告过我，说：

“你要注意，别让服务生把你洗碗桌上的茶具顺走！”

还有许多让我窝火的事，我常常想，下一个码头我就离船而去，逃进森林。但斯穆雷不让我走：他对我的态度越来越温和，而且，在轮船上航行也使我十分着迷。令人讨厌的是船在码头上停靠的时候，这时我总盼望着能发生点什么事情，这样我们的轮船就可以从卡马河到别拉亚河、维亚特卡河，说不定会沿着伏尔加河航行，我也就能够看到新的河岸、城市和新的人们了。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我在轮船上的生活结束得非常出人意料，而且对我来说也很不光彩。一天晚上，我们正从喀山往下诺夫戈罗德航行，小卖部管事叫我到他那儿去一趟，我走进舱室，他便在我身后把门关上了，这时，他对沉着脸坐在铺有毡垫的凳子上的斯穆雷说：

“这不，他来了。”

斯穆雷粗暴地问我：

“你给谢尔盖茶具了吗？”

“是我不在的时候他自己拿的。”

小卖部管事小声说：

“是他不在的时候，可是他知道。”

斯穆雷使劲在自己膝盖上打了一拳，然后又揉了揉膝盖，说：

“别着急，会弄清楚的……”

然后，他陷入了沉思。我看了看小卖部管事，他看了看我，但看上去他的眼镜后面像没长眼睛似的。

他生活得很恬静，走起路来悄无声息，说话时把声音压得很低。有时候，他那没有光泽的大胡子和两只无神的眼睛，不知从哪个角落里闪现一下便立刻消失了。每天睡觉前，他在小卖部总要对着圣像和长明灯跪很长时间——我是从门上一个很像红桃爱司的钥匙孔里看到的，但却看不到这位小卖部管事是如何祷告的：他只不过是站在那里，看着圣像和长明灯，捋着胡子，唉声叹气。

等了一会儿，斯穆雷问道：

“谢尔盖给过你钱吗？”

“没有。”

“从来都没有吗？”

“从来都没有。”

“他不会撒谎。”斯穆雷对小卖部管事说。可小卖部管事则低声回答说：

“无所谓。你看着办吧。”

“咱们走！”斯穆雷冲我喊着，他走到我的洗碗桌跟前，用指头轻轻在我头上弹了一下。

“傻瓜！我也是个傻瓜！我应该紧盯住你……”

到了下诺夫戈罗德，小卖部管事跟我结清了账：我得到约八卢布，这是我挣来的第一笔大钱。

斯穆雷跟我道别时，愁眉苦脸地说：

“喏，好啦……现在你可要特别留意——懂吗？凡事不可掉以轻心……”

他把一个镶有珠子的五彩荷包塞到我手里。

“拿着，送给你啦！多好的手工艺品，这是我的教女给我绣制的……好啦，再见了！好好读书——这是最好的事！”

他抱着我的腰，把我举起来，吻了一下，然后稳稳当当地把我放在码头的搭板上。我为他和我直感到惋惜，看着他那高大、笨重、孤独的身影，边走边推开装卸工人，返回轮船的样子，我差一点放声大哭起来……

后来我遇到过许多像他这样善良、孤独和被生活抛弃的人……

第七章

外公和外婆又搬到城里去住了。我去找他们的时候，心里窝了一肚子气，感到愤愤不平，心情非常沉重——凭什么认为我是小偷？

外婆看见我仍然很亲热，马上就去烧茶炊；外公则像往常一样，连讽刺带挖苦地问道：

“攒了不少金子吧？”

“攒多攒少——都是我的。”我回答说，同时在窗旁坐了下来。我扬扬得意地从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大模大样地抽了起来。

“好小子，”外公说着，认真仔细地盯住我的一举一动，“原来是这样。抽起迷魂烟儿来了，啊？不嫌早了点吗？”

“有人还送给我荷包呢，”我扬扬自得地说。

“荷包！”外公尖声叫道，“怎么，你想捉弄我吗？”

他伸出两条结实的细胳膊，眼睛泛着绿光，向我扑了过来，我跳起身，一头撞在他肚子上，把老头儿撞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他吃惊地望着我，眼睛一眨一眨的，黑洞洞的嘴巴张得老大，这几秒钟时间显得非常沉重，然后他才心平气和地问道：

“是你把你外公我——你母亲的亲爸爸——撞倒的吗？”

“您打我也该打够了吧。”我嘟哝着说。我知道自己这样做很不好。

干瘪、轻巧的外公从地上站起来，坐到我身边，一把夺过我嘴里的香烟，扔到了窗外，然后用吓唬人的腔调说：

“野小子，这事儿上帝永远也不会宽恕你，一辈子也不会宽恕，你明白吗？老婆子，”他转身对外婆说，“他撞我时你都看见了吧？是他撞的我！把我撞倒在地。你问问他！”

她没有问我，而是直接走到我跟前，抓住我的头发，又揪又拽，嘴里说：

“为了这件事——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就这样……”

她揪得并不疼，但我咽不下这口气，特别是外公那阴阳怪气的冷笑，我实在是感到窝火，他在椅子上又蹦又跳，两只手拍着膝盖，像乌鸦叫似的，嘎嘎笑着：

“就该这样，就该这样……”

我挣脱出来，跑进过道，躺在一个角落里，觉得心里十分压抑，万念俱灰，只听见茶炊在咕嘟咕嘟响。

外婆走到我跟前，俯身悄悄对我耳语道：

“希望你能原谅我，因为我可没把你揪疼，那是我故意做做样子！不那样不行呀——你外公这老头儿子，应该对他尊重，他这一生也是累断了筋骨，含辛茹苦一辈子，不该惹他生气。你人也不小了，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应该明白，阿廖沙！他现在充其量就是一个孩子……”

她的话仿佛让我洗了个热水澡，她那番充满情意的低声倾诉，使我感到既羞愧，又欣慰，我紧紧地抱住她，我们亲了又亲。

“到他那儿去吧，去吧，没关系！你不能一回来就当着他的面抽烟，得让他慢慢习惯……”

我走进屋里，看了外公一眼，差一点没笑出声来——他的确像个孩子，一副心满意足、眉开眼笑的样子，两条腿乱蹬乱踢，两只长满棕色汗毛的手一个劲儿地拍打着桌子。

“怎么，小山羊？又想来顶人了吗？我说，你呀，整个一个强盗！跟你父亲一模一样！一个共济会的自由分子，进了家门也不画十字，现在又抽起烟来，我说，你呀，整个一个波拿巴，值五卢布！”

我一声不响。他发泄完后，觉得累了，也就不再说了，但喝茶的时候他又开始教训起我来：

“一个人面对上帝，必须有敬畏之心，就跟马一定要戴笼头一样。除上帝外，我们没有别的朋友了！人与人——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说人与人是敌人，这一点我觉得有他一定的道理，别的话都说不动我。

“现在你还得到你姨妈马特廖娜家去，春天再到轮船上去。冬天就在他们家过。但不要说春天你就要离开他们……”外公说。

“喏，为什么要欺骗人家呢？”外婆说，可是刚才她还装着打我，欺骗外公呢！

“不欺骗能活得下去吗，”外公坚持说，“你说说看，有谁不欺骗能够活得下去呀？”

晚上，当外公坐下来读圣诗的时候，我和外婆走出大门，来到田野。外公住的那间屋子非常简陋，而且很小，有两个窗户，坐落在市郊，在卡纳特大街的“背面”，以前外公在这里曾经有过自己的住房。

“瞧我们来到什么地方了！”外婆笑着说，“老爷子总也找不到个称心如意的地方，老是搬家。这个地方他也不称心，可我觉得倒挺好！”

我们面前是一片贫瘠的草地，有三俄里长，其间沟壑纵横，边上是一片森林和喀山大道那一排白桦树。峡谷里的灌木枝繁叶茂，像一根根用来打人的枝条，寒冷的落日余晖把灌木丛染得一片血红。晚风习习，吹动着灰色的草丛。在最近的一条峡谷那边，一些城市青年男女的身影，也像草丛似的伫立在那里。远处靠右，是旧礼仪派墓地的红色围墙，人们叫它“布格罗夫隐修院”，左边，峡谷上面，一片黑压压的树林拔地而起——那里是犹太人的墓地。周围的一切看上去都很贫瘠、荒凉，都默默无言地匍匐在这千疮百孔的土地上。城郊一座座矮小的房屋，透过自己的窗口，怯生生地望着这尘土飞扬的大路，一些喂养得很差的小鸡在大路上徘徊觅食。一群母牛正从女修道院旁经过，它们哞哞地叫着，兵营里军乐声声——铜号一个劲儿地猛吹，嘀嘀嗒嗒，震耳欲聋。

一个醉汉一边走，一边拼命地拉手风琴，脚下踉踉跄跄，嘴里嘟嘟哝哝：

“我一定要找到你……非找到不可……”

“傻孩子，”外婆对着红艳艳的太阳，眯缝着眼睛说，“你上哪儿去找呀？很快你就会倒下来睡着的，等你一睡着，有人就会把你偷个精光，你心爱的宝贝手风琴就会不翼而飞……”

我一面跟外婆讲我在轮船上生活的情形，一面在观察周围的环境。我在外面闯荡一阵后，回到这里，直觉得心里非常憋闷，感到自己就像是煎锅里的一条鲈鱼。外婆一声不吭地听着，听得非常专注，就跟我喜欢听她讲故事一样。当我讲到斯穆雷的时候，她一个劲儿地猛画十字，嘴里念叨着：

“一个好人，愿圣母能够保佑他，好人啊！你可不能忘了人家的好处！好事一定要记住，坏事嘛——就干脆忘掉……”

我很难跟她说清楚我为什么被人辞退了，但是我咬咬牙，还是讲了。这事没有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你还小，不会生活……”

“大家相互都这么说：‘你不会生活’——农民、水手、马特廖娜姨妈对儿子，都这么说。可是应该怎样才算会生活呢？”

外婆绷紧嘴唇，摇了摇头。

“这我可不知道！”

“可是你也在这么说呀！”

“干吗不说呢？”外婆心安理得地说，“你别不高兴，你还小，还不到你会生活的时候。其实谁又会生活呢？只有那些骗子。瞧你外公，他人聪明，又有文化，还不是一窍不通……”

“可你自己，生活得好吗？”

“我？好啊。也有生活得不好的时候——什么情况都有……”

人们不慌不忙地从我们身边走过，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他们脚下扬起的尘土很快便遮住了他们的影子。傍晚时分的抑郁情绪越来越重，窗内传出外公如泣如诉的祷告声：

“上帝啊，求你不要在怨恨时责备我，也不要在盛怒下惩罚我……”

外婆微笑着说：

“你外公的祷告，想必上帝早就听厌了！他每天晚上都要牢骚一通，有什么好唠叨的？人已经老了，不需要什么了，可他总是在抱怨，老不服气……想必上帝在听他的晚祷时一定会笑着说：又是这个瓦西里·卡希林在唠叨，走，我们睡觉去吧……”

我决定去捕捉会唱歌的鸟。我觉得干这个可以很好地维持生计：我去捕鸟，外婆拿去卖。我买了网子、环子和捕鸟器，做了几只鸟笼，于是，等天快亮的时候，我就去蹲在峡谷里的灌木丛里守着，外婆则提着篮子和口袋在林子里转悠，采集新鲜的蘑菇、荚果和榛子。

疲惫的九月的太阳刚刚升起，它那白色的光芒时而消失在云层里，时而以银色的扇面洒向沟壑，照到我身上。峡谷底下仍然很昏暗，淡淡的薄雾从那里冉冉升起。峡谷的一侧是陡峭的黑乎乎、光秃秃的土坡，另一侧则比较平缓，上面覆盖着枯萎的杂草和浓密的灌木丛，它们的叶子有黄色的、棕褐色的和红色的，一阵风吹来，这些叶子便纷纷落下，飘得满峡谷皆是。

金翅雀在谷底的牛蒡草丛中不停地鸣叫，我看见灰色草丛中红顶鸟活泼好动的小红脑袋。好奇的小山雀在我身边一个劲儿地叫着，它们滑稽地鼓起白色的腮帮子，叫呀，跳呀，忙个不停，就像库纳维诺镇的女市民过节一样——动作敏捷，脑子聪明，生性凶狠。这些小鸟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碰一碰，因此便纷纷落进捕鸟器。看着它们拼命挣扎的样子真是叫人于心不忍，但这是我的生意，不能有恻隐之心。我把捕到的小鸟装进备用的笼子，往口袋里一装，它们便老老实实地待在黑暗之中。

一群黄雀落在一片山楂树上，山楂树上阳光灿烂，小鸟们欢欣雀跃，叫得更热闹了，那劲头儿就像一群上学的孩子。一只顾家心切的伯劳鸟迟迟不肯飞往温带过冬，它落在蔷薇细软的枝条上，用喙梳理着翅膀上的羽毛，两只乌黑的眼睛警觉地紧盯住面前的猎物。它像云雀一样，忽然飞起来捉到一只熊蜂，然后精心地将它插在蔷薇的刺上，重新站在枝头上，贼眼溜溜地转动着它那灰色的小脑袋。一只人称不祥之鸟的松雀悄无声息地从上空飞过，它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猎取对象——能捕捉着它该有多好啊！一只掉队了的红肚子灰雀落在一棵赤杨树上，浑身通红，大模大样得像一位将军，而且不时扭动着黑色的嘴巴，很不耐烦地叫上几声。

太阳升得越高，飞来的鸟儿便越多，叽叽喳喳，叫得也就越欢实。整个峡谷里一片响声，其基调是风吹灌木发出的持续不断的沙沙声。鸟儿们喧闹的叫声压不住这轻轻的、哀婉甜蜜的嘈杂音响，从中，我听到了夏天告别的歌曲，听见了跟我悄悄诉说的特别话语，它们本身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一支歌曲。而与此同时，我的记忆中不禁又浮现出昔日一幕幕的情景。

不知外婆从高处什么地方喊道：

“你在哪儿呀？”

她坐在沟壑边，摊开头巾，上面摆了面包、黄瓜、蔓菁和苹果。在这些上帝赐予的美味佳肴中间，有一只小巧而漂亮的玻璃雕花长颈瓶，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瓶口上的水晶塞子是拿破仑的头像，瓶内是一什卡利克用金丝桃酿制的伏特加酒。

“天哪，多么好啊！”外婆怀着感激的心情说。

“我编了一首歌！”

“是吗？”

我给她念了两句类似诗歌的东西：

冬天正在临近，越来越明显，

再见了，我夏日的太阳！

但外婆没等我念完，便打断了我，她说：

“有这样一首歌，而且更好听一些！”

于是她有板有眼地唱了起来：

哎哟，夏日的太阳已经走远，

踏进了黑夜，落在远方森林那边！

哎呀，留下我一个姑娘家，

失去了春天的快乐，只身一人，孤孤单单……

早晨我来到村外，

想起了五月那热闹的场面——

眼下光秃秃的田野，一片凄凉，

我的青春年华已经不再出现。

哎呀，我亲爱的女友们！

当初雪翩然降落的时候，

请从我白净的胸腔取出我的心，

将它埋进皑皑白雪之中！

作为一名作者，我的自尊心丝毫没有受到伤害，我非常喜欢这支歌，对这位姑娘也深表同情。

而外婆却说：

“听了这支歌简直让人悲痛欲绝！看来是那个姑娘自己编写的：从春天起，她一直玩得高高兴兴，可是到了冬天，她的心上人把她给抛弃了，也许去找别的姑娘了，因此，她的歌写得如泣如诉，椎心泣血……没有亲身体验，不可能写得这样情真意切，而她，你看，这支歌她写得多么好啊！”

外婆头一回去卖鸟，就卖了四十卢布，这使她非常惊讶。

“你瞧呀！我原以为这事儿纯粹是瞎忙活，是小孩儿子们的玩意儿，可结果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

“你卖得太便宜了……”

“是吗？”

遇上赶集的日子，她能够卖一卢布，或者更多，而且让她想不到的是，做这种小买卖竟然也能赚这么多钱！

“你想吗，一个女人整天地洗衣服或者擦地板，一天才挣二十五卢布！不过，这样做也不大好！把鸟都关进笼子里，这样不好。算了，阿廖沙，别干这个啦！”

但是我非常热衷于捕鸟，乐此不疲，它使我能够独立地生活，除了鸟儿，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我置备了很好的捕鸟器具，跟老的捕鸟人进行交流，使我受益匪浅。我常常只身一人，到几乎三十俄里之外的地方——伏尔加河岸的克斯托夫森林去捕鸟，那里有盛产桅杆的茂密的松林，林子里有许多交嘴雀和养鸟人所珍爱的河波罗山雀——一种极其漂亮的白色长尾巴鸟。

有时候，晚上出发，沿着喀山大道，通宵达旦地长途跋涉；有时候，遇上绵绵秋雨，在泥泞中出门趱行。背上背一个漆布口袋，里面装着捕鸟器和诱使别的鸟上钩的鸟笼，手里拄着一根粗大的核桃木拐棍。在黑茫茫的秋夜里，真是感到又冷又怕，非常恐怖！道路两旁伫立着被雷电击中过的老白桦树，它们湿漉漉的枝条，就伸展在我的头顶上。在左边的山脚下，在漆黑的伏尔加河上，最后几艘轮船和平底船上的桅灯星星点点地在发出亮光，船身两边的蹼轮拍打着水面，汽笛不断发出长鸣，这几艘船仿佛正在驶向一个无底的深渊。

道旁的村舍，层见叠出，伫立在铁青色的土地上；气势汹汹的饿狗会突然出现在你的脚旁，守夜的更夫打着响板，心惊胆战地喊道：

“是谁在那儿？深更半夜的，说句不中听的话，搞什么鬼名堂？”

我非常担心把我的捕鸟工具收去，所以随身总带几枚五戈比的硬币，准备打点守夜的更夫们。福基纳村有个更夫跟我成了朋友，一看见我就惊讶地喊道：

“又是你啊？你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夜游神，老待不住，是不是？”

大家都叫他尼丰特，人瘦瘦小小的，花白头发，样子像个圣徒，他时常从怀里掏出些蔓菁、苹果和豌豆，塞到我手中，说：

“拿着，朋友，是我专门给你留的，好好吃吧。”

然后他一直把我送到村边。

“快去吧，上帝会保佑你的！”

天快亮的时候，我来到了林子，把捕鸟的工具架好，再把诱鸟上钩的鸟笼分别挂好，然后，我找一块林间空地，往那儿一躺，等待着白昼的降临。周围静悄悄的。一切都沉浸在秋日的美梦之中，透过灰蒙蒙的晨曦，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山脚下开阔的草地——它们把伏尔加河分割来来，穿过河床，向前延伸，消失在茫茫大雾之中。远处，草地那边的森林后面，一轮红日正缓缓升起，它放射的光芒，在黑压压的树盖上空，像一团团大火，分外明亮，于是，一种异乎寻常、动人心魄的运动开始了：晨雾从草地上迅速升起，在阳光的照射下，银光灿烂；在它的后面，灌木丛、树木、草垛，从地面上显露了出来，草地在阳光的照耀下仿佛被融化了，流向四方，颜色微红，带着金黄。现在，阳光照射着岸边静静的河水，看上去仿佛整个伏尔加河都涌动起来了，都在向阳光照射的地方流去。太阳越升越高，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它祝福并温暖着光秃而冰封的大地，大地则散发出秋天甜美的芳香。清新透明的空气，使大地显得广袤万顷，横无际涯。一切都在向远方流去，流向蔚蓝色的天涯海角。我在这个地方观看日出已经有几十次了，每次展现在我面前的都是一个新的世界，一派崭新的美景……

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太阳，连太阳这个名字本身我都喜欢，这个名字蕴含着一种甜美的音响，听起来掷地有声。我喜欢闭着两眼，把脸凑向火热的阳光，当阳光像利剑一样从栅拦或树枝的缝隙中穿过时，我就张开双手去抓取它。外公非常崇敬“从不对太阳俯首膜拜的米哈伊尔·切尔尼戈夫斯基公爵和贵族费奥多尔”，我觉得这些人和茨冈人差不多，皮肤黑黑的，面色阴郁，一脸凶相，而且他们的眼睛总患有疾病，和穷苦的莫尔多瓦族人很相像。每当阳光在草地上升起的时候，我不由得便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针叶林在我头顶上沙沙作响，露珠顺着绿色的叶端纷纷落下；在树木的阴影下，在蕨菜纹路清晰的叶片上，早晨的雾霜闪着银光。颜色发红的青草被雨水冲倒了，伏在地上，一动不动，但在阳光照射着它们的时候，能够看见草叶在微微地颤动，也许这是生命的最后努力吧。

鸟儿们苏醒了。灰色的煤山雀，像一个个毛茸茸的圆球，在枝头上跳来跳去；火红的交嘴雀用弯曲的喙在松树的顶端啄食着松子；白色的阿波罗山雀在树梢上摇来晃去，甩动着尾巴长长的羽毛，一只像黑珠子似的小眼睛疑心重重地斜视着我布下的网子。霎时，你就听吧，整座森林，一分钟前还是那样凝重，若有所思，现在一下子变得百鸟齐鸣，出现了大地上最纯洁的生物繁忙景象，以他们为榜样，作为世间美之父的人类，为了自己求得安慰，便创造出了埃尔弗、基洛伯、六翼天使及一系列的天使职务等级。

我有点不忍心再捕捉小鸟了，将它们关在笼子里也觉得于心有愧。我更喜欢观察它们，但捕猎的热情和挣钱的愿望，压倒了我的恻隐之心。

鸟儿们的刁滑狡狯常常让我十分开心：一只蓝雀认真仔细地打量着一个捕鸟器，它知道这东西对它的威胁在哪里，于是便侧身而入，安全、麻利地避开捕鸟器的机关，把要吃的东西一下子叨走了。蓝雀这种鸟非常聪明，但是它们的好奇心太强，因此常常毁了自己。大模大样的红肚子灰雀有点儿呆头呆脑：它们成群成群地往网上撞，就像吃得饱饱的市民们上教堂去一样，一旦被网子网住，它们便万分惊讶，瞪大眼睛，用粗大的嘴巴使劲啄人的手指头。交嘴雀走进捕鸟器时不慌不忙，行若无事。有一只我从未看见过的鸟，叫鳾，样子跟任何别的鸟都不一样，它在网前待了很长时间，长长的嘴巴摇来晃去，身子由粗大的尾巴支撑着，它像啄木鸟一样，在树干上跑来跑去，总是和蓝雀形影不离。这只烟灰色的小鸟有点怪怪的，它好像很孤单，谁都不喜欢它，它也不爱谁。它像喜鹊一样，喜欢偷东西，而且把一些细小的闪闪发光的玩意儿藏匿起来。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便收拾行具，沿着森林和田野一路回家——如果走大路，穿过村子，那帮孩子和半大小子们就会把我的笼子抢走，把我的捕鸟工具扯坏——我已经吃过这样的亏了。

傍晚回到家，我是又累又饿，但我觉得这一天我长大了许多，了解了某些新的东西，变得更坚强自信了。这种新的力量使我能够面对外公的讽刺挖苦而泰然自若，不急不躁。外公看到了这一点，说起话来也开始严肃认真，讲道理了：

“别干这没意思的玩意儿了，算了吧！还没有谁靠捕鸟能够混出个人样来，这样的事还不曾有过，我知道！好好给自己找份工作，在工作中锻炼自己的聪明才智。一个人不能为鸡毛蒜皮的琐事活着，人是上帝播下的种子，他应该结出上好的果实！人就好比是一卢布：通过良性循环，转眼就能变成三卢布！你以为生活容易吗？不，非常不容易！世界对于人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每个人都必须自己为自己照亮道路。人人都有十个手指头，可是每个人都想用自己的双手抓取更多的东西。必须显示自己的力量，没有力量，就得耍点小聪明；软弱无能的人，既进不了天堂，也下不了地狱！平时你好像跟大家生活在一起，然而你要记住：你是孤身一人；别人的话要听，可是谁的话也不要相信；遇事要三思而行，少说为佳；房屋和城市不是靠言辞，而是用卢布和斧子建造的。你不是巴什基尔人，也不是卡尔梅克人，他们的全部财产——是虱子加羊群……”

他能够如此这般地讲一个晚上，而且他的这些话我早就会背了。我爱听他的这些话，但对这些话的意思我心存疑虑。从他的话里可以知道，有两种力量在妨碍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那就是上帝和人们。

外婆坐在窗前，在搓织花边用的线，纺锤在她灵巧的手中发出嗡嗡响声，她一言不发地听外公讲了很长时间，然后突然开口说：

“一切都要看圣母的意愿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外公叫道，“上帝！我并没有忘记上帝，我了解上帝！愚蠢的老太婆，难道你以为上帝播撒到人间的都是些傻瓜吗？”

我觉得，世上生活得最好的人莫过于哥萨克人和当兵的了——他们的日子单纯而快乐。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一大早就来到我们房屋对面那条峡谷的后面，分散在光秃秃的田野里，像一个个白蘑菇，接着便开始做复杂而有趣的演习：他们穿着白衬衫，动作敏捷，身强体壮；他们，手持武器，在田野里高兴地奔跑着，然后消失在峡谷的深处；突然一声号令，他们又跑回田野，嘴里高喊着“乌拉”，在战鼓咚咚的激励下，端着刺刀，直接向我们家冲来，看来，他们马上就会把我们家的房屋像草垛一样彻底捣毁，夷为平地了。

我也高喊着“乌拉”，奋不顾身地和他们一块儿奔跑，声声战鼓，催人奋进，让人热血沸腾，我直想摧毁点什么，或者把围墙给拆了，将小孩儿子们痛打一顿。

休息的时候，这些当兵的请我抽一种他们自制的马哈烟，让我看他们那些非常沉重的武器。有时候，指不定哪个当兵的会用刺刀对着我的肚子，故意恶狠狠地喊叫说：

“刺死你这只蟑螂！”

刺刀闪闪发亮，它仿佛是个活物，像蛇一样，虎视眈眈，直想要咬人——这不免使人感到有些害怕，但更多的是让人感到一种快慰。

敲鼓的是个莫尔多瓦人，他教我怎样用木制的鼓槌击鼓。他把着我的手教我敲，敲得我两手直发疼，然后他才把鼓槌塞到我发疼的手里。

“快敲——一、二、一、二！咚——锵锵——锵锵！左手的鼓槌，用力要轻一点，右手嘛，要重一些，咚——锵锵——锵锵！”他板着脸，一本正经地大声说着，使劲瞪着像鸟儿似的两只小眼睛。

我跟着那些当兵的在野地里一直跑到演习结束，后来我又穿越全城，把他们一直送到了军营。一路上，听着他们嘹亮的歌声，看着他们和善的面孔——这一张张面孔都是全新的，就像一个个不久前刚铸造出的五戈比的硬币一样。

他们神采飞扬地走在大街上，队列整齐，步调一致，使人对他们产生一种好感，有一种想要置身其中的愿望，就跟想要归入大河、走进森林的感觉那样。这些人什么都不怕，能够勇敢地面对一切，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只要他们愿意，没有他们做不到的，而最主要的是，他们每个人都非常淳朴，而且心地善良。

但是，有一次，休息的时候，一位年轻士官递给我一支很粗的香烟。

“抽吧！我这支香烟才叫一个棒呢，别人我谁都不会给，可你是个好小伙子——太好了！”

我抽了起来。他往后退了一步，这时，我面前突然蹿起一股红色的火苗，我的手指头、鼻子、眉毛都被烧伤了；一股带有咸味的灰色烟雾呛得我又是打喷嚏，又是咳嗽；我眼睛看不见东西，吓得我一个劲儿地在原地直跺脚，那些当兵的把我团团围住，高兴得放声大笑。我往家里走去，身后传来一阵口哨声和哄笑声，还有什么啪啪的响声，跟牧人打响鞭似的。被灼伤的手指头直发疼，脸上感到火辣辣的，眼泪不住地往下流，但使我感到难受的还不是疼痛，而是令人痛心的极度惊诧——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为什么这事儿会让那些心地善良的小伙子们感到如此好玩？

回到家里，我爬上阁楼，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回想我人生道路上遇到的种种无法解释的严酷经历。萨拉普尔那个小战士的事情使我感到特别难以忘怀，至今仍历历在目，好像他就站在我的跟前，质问我说：

“怎么样？明白了吗？”

没过多久，我又亲身经历了一起更加严重、更令人吃惊的事情。

我常到哥萨克人的营房里去玩，它们就坐落在彼切尔镇旁边。哥萨克人和其他当兵的不同之处，不在于他们是骑马的高手，穿着讲究，而在于他们说的话、唱的歌与别人不同，舞也跳得特别好。有一个时候，每到傍晚，他们把马洗刷干净后，在马厩附近围成一个圆圈，这时，一位矮个子、红头发的哥萨克抖擞精神，像旋风一样站了出来，像吹铜号似的放声高唱，然后他全神贯注地挺直身子，轻声唱起关于顿河和蓝色多瑙河的忧伤的歌曲。他唱起来像红胸鸲鸟那样闭着眼睛，而这种鸟一旦唱起来，往往会一直唱到从树上掉下来摔死为止。这位矮个子哥萨克人敞开衬衫领子，裸露出他那像铜质马嚼环一样的锁骨；而且，他这个人浑身上下就像铜水浇铸的一般。他晃动着两条细腿，好像他脚下的土地在不住地颤动；他张开双臂，两目紧闭，放声歌唱；他好像已经不再是一个人，成了司号兵的一把铜号或牧人的一支芦笛。有时候，我觉得他眼看着就要摔倒，像红胸鸲鸟那样，仰面朝天，倒地而亡——因为他的全部精力和整个心思全都倾注到歌声中了。

他的伙伴们围着他，站了一个圆圈，有的两手插在口袋里，有的背抄着双手，一个个严肃认真地看着他那张古铜色的面孔，眼睛紧盯住他那只在空中轻轻舞动的手；他们一本正经地唱着歌，就像在教堂唱诗班里那样，从容不迫，泰然自若。他们所有的人——留胡子的和没留胡子的，此时此刻，全都像一尊尊圣像——庄严肃穆、超凡脱俗。他们唱得歌很长，像一条大路，是那样平坦、宽广和睿智。当你仔细倾听的时候，你就会全然忘记究竟是白天还是黑夜，自己是小孩儿还是老人，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歌手们的声音渐渐停了下来，这时，可以听见战马在叹息——它们在怀念驰骋草原的生活。可以听见秋天的夜晚正在从田野里悄悄地、不可阻挡地走来，而你的心却在不断地长大，由于对人类和大地充满了某种非同寻常的感情和伟大的无言的爱，这颗心简直就要爆炸了。

我觉得，这个长着古铜色皮肤的矮个子哥萨克不是等闲之辈，而是一个重要得多的神奇人物，比起所有的人来，他显得更优秀，更高大。我没法跟他谈话。他向我问话时，我只会受宠若惊地微笑，不好意思地一声不吭。我情愿像一条狗那样，默默地、老老实实地跟在他的身后，只希望能够经常看到他，听他唱歌。

有一回，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马厩的一个角落，将一只手伸到面前，仔细打量指头上戴的一枚光溜溜的银戒指；他的一双漂亮的嘴唇在微微地颤动，棕红色的小胡子一撅一撅的，一脸的不高兴，显得忧心忡忡。

但是，有一次，晚上，天已经很黑了，我提着几只鸟笼，来到老干草广场的一个小酒店，小酒店老板特别喜欢能叫会唱的小鸟，经常从我这里买鸟。

矮个子哥萨克就坐在柜台旁边炉灶和墙壁之间的一个角落里，跟他坐在一块儿的还有一个女人，这女人长得人高马大，身量几乎比他大一倍，她那张大圆脸油光锃亮，像一张上等的山羊皮。她用母亲般慈祥的目光看着他，神色有些忧郁——他已经喝醉了，伸出来的两只脚在地板上胡乱踢腾时，想必踢疼了那女人的双脚，只见她身子颤抖一下，皱起眉头，小声求他说：

“别犯傻了……”

这位哥萨克极力想扬起两道眉毛，可是它们又无精打采地垂了下来。他觉得很热，便解开制服和衬衫，露出了脖子。那女人把头巾从头上撸到肩头，将两只白白的、强劲有力的手放在桌子上，手指交叉在一起，以致整个手都被挤红了。我越是仔细地观察他们，就越觉得他很像是个在慈母面前犯了错误的孩子。她对他在说了些什么，态度亲切，又不无责备，而他则一声不吭，显得很尴尬，对于理所当然的责备，他无言以对。

突然，他好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似的站起身来，随便把军帽往头上一戴，用手一拍，几乎遮住了前额，而且制服也不扣，径直向门口走去。那女人也站起身来，对小酒店老板说：

“库兹米奇，我们马上就回来……”

人们用嬉笑和打趣把他们送出小酒店。不知是谁粗声大气地说了一句：

“领航员会回来的，他会给她颜色看的！”

我紧跟在他们后面，他们在我前面约十步远，黑灯瞎火地斜着穿过广场，踩着泥巴，向伏尔加河陡峭的岸边走去。我看见那女人搀扶着哥萨克人，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还听见他们脚下泥巴发出的扑哧扑哧的声音。那女人以哀求的口吻轻声问道：

“您要去哪儿？哎，去哪儿呀？”

我踏着泥巴，跟在他们身后，尽管这并不是我要走的路。当他们走到斜坡的叉道口时，哥萨克人停下脚来，向那女人退后一步，突然照她脸上就是一巴掌，那女人惊叫一声，诚惶诚恐地问道：

“哎呀，你这是为什么呀？”

我也吓了一跳，赶紧跑上前去，这时哥萨克人一把将那女人拦腰抱住，隔着山坡的护栏把她扔了出去，自己随后也跟着跳了下去，于是两人抱作黑乎乎的一团，沿着长满青草的斜坡滚了下去。我简直被惊呆了，说不出话来，只听见下边有刺啦刺啦的响声，是连衣裙被扯破的声音。哥萨克人喘着粗气，那女人则细声细气、断断续续地喃喃道：

“我要喊了……我要喊了……”

她痛苦地大叫一声，然后便悄无声息了。我摸了一块石头，朝下面扔去，只听见草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在广场上，小酒店的玻璃门时开时关，发出砰、砰的响声。有人“哎呀”一声，也许是摔了一跤，然后一切又沉寂了下来，准备迎接随时再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

斜坡下面有一大团白乎乎的东西，它一面哭泣，一面呼哧呼哧地往上爬，动作缓慢，而且摇摇晃晃，我看出来那是一个女人。她像一只绵羊那样，四肢着地地在向上爬；我发现她上身一丝不挂，露着两个大乳房，乍看上去好像她有三张面孔。现在她爬到了护栏边上，在上面坐了下来，几乎和我肩并着肩；她气喘吁吁，像一匹患了肺气肿的病马，一面整理着自己蓬头，将两只白白的、强劲有力的手放在桌子上，手指交叉在一起，以致整个手都被挤红了。我越是仔细地观察他们，就越觉得他很像是个在慈母面前犯了错误的孩子。她对他在说了些什么，态度亲切，又不无责备，而他则一声不吭，显得很尴尬，对于理所当然的责备，他无言以对。

突然，他好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似的站起身来，随便把军帽往头上一戴，用手一拍，几乎遮住了前额，而且制服也不扣，径直向门口走去。那女人也站起身来，对小酒店老板说：

“库兹米奇，我们马上就回来……”

人们用嬉笑和打趣把他们送出小酒店。不知是谁粗声大气地说了一句：

“领航员会回来的，他会给她颜色看的！”

我紧跟在他们后面，他们在我前面约十步远，黑灯瞎火地斜着穿过广场，踩着泥巴，向伏尔加河陡峭的岸边走去。我看见那女人搀扶着哥萨克人，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还听见他们脚下泥巴发出的扑哧扑哧的声音。那女人以哀求的口吻轻声问道：

“您要去哪儿？哎，去哪儿呀？”

我踏着泥巴，跟在他们身后，尽管这并不是我要走的路。当他们走到斜坡的叉道口时，哥萨克人停下脚来，向那女人退后一步，突然照她脸上就是一巴掌，那女人惊叫一声，诚惶诚恐地问道：

“哎呀，你这是为什么呀？”

我也吓了一跳，赶紧跑上前去，这时哥萨克人一把将那女人拦腰抱住，隔着山坡的护栏把她扔了出去，自己随后也跟着跳了下去，于是两人抱作黑乎乎的一团，沿着长满青草的斜坡滚了下去。我简直被惊呆了，说不出话来，只听见下边有刺啦刺啦的响声，是连衣裙被扯破的声音。哥萨克人喘着粗气，那女人则细声细气、断断续续地喃喃道：

“我要喊了……我要喊了……”

她痛苦地大叫一声，然后便悄无声息了。我摸了一块石头，朝下面扔去，只听见草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在广场上，小酒店的玻璃门时开时关，发出砰、砰的响声。有人“哎呀”一声，也许是摔了一跤，然后一切又沉寂了下来，准备迎接随时再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

斜坡下面有一大团白乎乎的东西，它一面哭泣，一面呼哧呼哧地往上爬，动作缓慢，而且摇摇晃晃，我看出来那是一个女人。她像一只绵羊那样，四肢着地地在向上爬；我发现她上身一丝不挂，露着两个大乳房，乍看上去好像她有三张面孔。现在她爬到了护栏边上，在上面坐了下来，几乎和我肩并着肩；她气喘吁吁，像一匹患了肺气肿的病马，一面整理着自己蓬乱的头发；在她那洁白的肌肤上，乌黑的泥土斑点清晰可见；她一直在哭泣，而且用猫洗脸那样的动作，擦拭着脸上的泪水。她看见我后低声惊叫道：

“天哪，你是什么人？快走开，真不知羞耻！”

但是我无法走开，因为我简直被惊呆了，还因为极度痛苦而一时动弹不得，我想起了外婆的妹妹说过的一句话：

“女人是一种力量，连上帝都上了夏娃的当……”

那女人站起身，用连衣裙的碎片遮住胸部，赤着双脚，迅速跑开了。这时，那个哥萨克人从坡底下走了上来，他手里挥舞着白色的布片，嘴里轻轻地吹了声口哨，听听周围有什么动静，然后用欢快的声音说：

“达里娅！怎么样？哥萨克人从来说到做到……你以为我喝醉了，是不是？不——不，那是我故意装给你看的……达里娅！”

他站得很稳，说话的声音也很清醒，而且带有嘲弄的意味。他弯下身子，用碎布片擦了擦自己的皮靴，又说道：

“喂，给你上衣……达什克，别丢人现眼了……”

这时，哥萨克人大声说了些侮辱女人的话。

我坐在一堆碎石上，听着这说话的声音。在这寂静的夜晚，听上去它是那样孤单，同时又是那样威严，给人一种压抑感。

广场上的灯火在眼前跳动，右边是一片黑压压的树木，贵族女子学校的白色建筑就坐落其中。哥萨克人满嘴的脏话，懒洋洋地向广场走去，手里挥动着一块白布，最后像一场噩梦似的消失了。

一根排气管道在斜坡下面的水塔上嗞嗞地喷着蒸气，一辆四轮马车沿着斜坡驶了过去，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我闷闷不乐，沿着斜坡走去，手里攥着一块我没有来得及砸向哥萨克人的冷冰冰的石头。在胜利者乔治教堂附近，我被夜间巡逻的更夫拦住了，他气势汹汹地问我是什么人，背后袋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我给他详细讲述了哥萨克人干的事情，于是他哈哈大笑，叫道：

“干得干净利索！老弟，哥萨克人可都是高手，我们根本没法跟他们比！不过那娘们儿也是条母狗……”

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向前走去，不知道他究竟在笑什么。

事情想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假如这事发生在我母亲和外婆的身上，会怎么样？

第八章

天下雪了，外公又把我领到外婆的妹妹家了。

“这对你不是件坏事，没有坏处。”他对我说。

我觉得，一个夏天，我经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变老了，也变聪明了，可是这期间东家家那种枯燥无味的生活却有增无减。他们仍和以前一样，由于吃得太多，累及肠胃，经常闹病，因而常常不厌其烦地相互诉说着自己的病情，老太太向上帝做祷告时仍然是那么咬牙切齿，一脸凶相。年轻的女主人生完孩子后人变瘦了，占的空间也小了，但走起路来仍然像个孕妇，大模大样，慢慢腾腾。她在给小孩儿做衣服时，总是小声地唱同一支歌曲：

斯皮里亚，斯皮里亚，斯皮里亚，

斯皮里亚，我亲爱的小弟兄；

我自己坐在雪橇上，

斯皮里亚，你可要在后踏板上站定……

一旦有人走进屋，她马上就不唱了，而且不高兴地嚷嚷道：

“你来干什么？”

我敢说，除了这支歌，别的她什么歌都不会唱。

晚上，东家家的人把我叫到房里，吩咐道：

“怎么样，讲讲你在轮船上是怎么度过的吧！”

我坐在厕所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讲了起来。在这种硬把我送来生活的环境里，回忆另一种生活，我感到非常得意。我讲得津津有味，完全忘记了听众，但是时间不长。两位女主人从来没有坐过轮船，她们问我：

“总是怪怕人的吧？”

我不明白——有什么可怕的？

“要是轮船开到深水处沉下去怎么办！”

东家哈哈大笑，可是我——尽管我知道轮船在深水处是不会沉下去的——却说服不了这两个女人。老太太深信轮船不是在航行，而是在行驶，跟陆地上的大车一样，靠许多轮子在河底行走。

“既然轮船是钢铁建造的，它怎么会浮起来呢？斧子怎么就浮不起来……”

“长柄勺在水里不是也不会沉下去吗？”

“这怎么能比呢！长柄勺很小，又是空的……”

当我讲到斯穆雷和他的书时，他们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老太太说，书都是傻瓜和异教徒们写的。

“那么圣诗呢？大卫王呢？

“圣诗就是经文，连大卫王为圣诗的事还请求上帝宽恕过呢。”

“这话是哪儿说的？”

“是我的手掌说的——我照你后脑勺上来一巴掌，你就知道是哪儿说的了！”

她什么都知道，对一切事情她讲起来都信心十足，而且总是非常牛气。

“一个鞑靼人在佩乔尔卡大街死了，灵魂从喉咙里跑了出来，黑乎乎的，跟煤焦油一样！”

“灵魂是一种精气。”我说。但她很不以为然地甩了一句：

“说的不是鞑靼人的灵魂吗？傻瓜！”

年轻的女主人也害怕书。

“读这种书非常有害，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她说，“我们格列比奥什卡就有一个姑娘，家境不错，只知道读书，读来读去，得，爱上了一个教堂执事。教堂执事的老婆把这姑娘可羞辱得不轻——简直太可怕了！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众人的面……”

有时候，我引用斯穆雷书中的话，其中有一本书里没头没尾地写道：“老实说，火药并不是什么人发明的——它像一切事物一样，是经过一系列长期细致观察和发现后出现的。”

不知什么原因，但我却牢牢记住了这句话，而且特别喜欢“老实说”这三个字，我感到这三个字有一种力量，它们给我带来了许多痛苦——滑稽可笑的痛苦。确实有这样的事。

有一次，东家家里的人要我再给他们讲点关于轮船的事，我回答说：

“老实说，我已经没什么可讲了……”

这使他们大为惊讶，他们叽里呱啦地一通嚷嚷：

“什么？你说什么来着？”

这时四个人一块儿放声大笑起来，嘴里重复着说：

“‘老实说’，啊——老天爷呀！”

连东家也对我说：

“你编得很糟糕，怪人！”

从此，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就叫我“老实说”。

“喂，‘老实说’！快去把小孩儿弄脏的地板擦一擦，老实说……”

我对这种莫名其妙的讽刺挖苦并不生气，但却使我感到非常惊讶。

我生活在非常苦闷的氛围中，为了摆脱这种情绪，我拼命地干活儿。要干的活儿倒是不少——家里有两个小孩儿，由于主人对保姆不满意，所以他们经常换人。我必须照看两个小孩儿子，每天给他们换洗尿布，每个星期还要到“宪兵泉”去洗衣服，那里的洗衣女工们老是嘲笑我：

“你怎么干起女人的活儿啦？”

有时候，她们把我惹急了，我就抡起湿衣服打她们，她们同样也毫不客气地回敬我，不过跟她们在一块儿，我很开心，也很有意思。

“宪兵泉”顺着峡谷底，流入奥卡河，这条峡谷将城市和一块以古代之神亚里洛命名的土地分割开来。每逢悼亡节，市民们就在这个地方举行游艺活动；外婆告诉我，她年轻的时候，人们还信奉亚里洛，给他上供，祭典他：他们把一个车轮子用麻刀裹起来，外面涂上树脂，然后点着火，推下山去，人们喊着、唱着，看着这个火轮子向奥卡河滚去。如果一直滚到了奥卡河，就说明太阳神亚里洛接受了祭品，这年夏天肯定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洗衣女工们大都信奉亚里洛，她们个个大胆泼辣，能说会道，对全市的生活了如指掌，听她们讲她们的雇主——商人、官吏和军官们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大冬天在冰冷的小河里洗衣服等于是在服苦役，女工们的手都被冻裂了。她们对着小河上的一个木槽，弯下腰，洗着衣服，头上的破棚子陈旧不堪，千疮百孔，根本遮挡不了风雪。她们的脸被冻得鲜红，像针扎一样疼，沾了水的手指头被冻得打不了弯，眼泪一个劲儿地直往下流，可是这些女工们仍然聊个没完，互相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不管涉及到什么人和什么事，她们全然不在乎。

讲得最好的是纳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这个女工三十岁开外，富有朝气，身体强健，长有两只爱嘲弄人的眼睛，能说会道，言辞犀利。女友们都很喜欢她，有什么事都跟她商量，她们佩服她干活麻利，衣着整洁，而且还把自己女儿送到中学去学习。当她弯着腰，背着两筐沉甸甸的湿衣服沿着光滑的小路从山坡上往下走时，大家都高兴地迎过去，关心地问她：

“你女儿好吗？”

“还行，谢谢，老天保佑，在学习！”

“瞧吧，她很快就会当上贵太太的，是不是？”

“我也是为了这个才让她去学习的。那帮养尊处优的老爷太太们从哪儿来的呢？都是从我们这些灰头土脑的人中产生的，还能从哪儿来？人们的知识越多，手伸得就越长，捞的东西也越多——而谁捞得多，谁的事业就神圣……上帝派我们来时个个都是愚不可及的孩子，可返回时却要求我们必须成为足智多谋的老人，这就意味着：必须学习！”

她讲起来头头是道，充满自信，大家一声不响，洗耳恭听。人们眼前背后都夸奖她，对她的吃苦耐劳和聪明想法都感到惊讶，但却没有人学她的样子。她用棕褐色的皮靴筒给自己做了一副套袖，这样她胳膊肘以下就用不着光着，也不会弄湿袖子了。大家都说她想的这个办法好，但谁也没有学着去做——我做了一副——她们却笑话我。

“你呀，老跟在一个女人后边学呀！”

关于她的女儿，大家议论说：

“这可是件大事情！是啊，要多一位贵太太了，这容易吗？不过，也许人还没毕业，没准儿就死了……”

“其实有学问的人日子过得也不见得都一帆风顺，就说巴希洛夫吧，他的女儿学呀学呀，最后自己也当了老师。喏，可一旦当上了老师，就是说，成了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

“当然啦！不识字也能嫁出去，有点用处就有人娶……”

“女人的智慧不在脑子里……”

听她们自己如此恬不知耻地议论自己，真令人感到奇怪和难为情。我知道水手、士兵和掘土工人们怎样谈论女人，我也见过男人们总是相互夸耀自己在诱骗女人方面是多么老练，跟她们发生性关系时多么富有活力。我觉得他们对“女人”怀有一种仇视心理，他们大谈自己如何春风得意，大获全胜，但在这些故事的后面，除了炫耀，几乎总有一些东西使我觉得：他们的故事里吹嘘和杜撰多，真实情况少。

洗衣女工们相互不谈自己的风流韵事，但从她们关于男人所谈的种种事情中，我听得出有一种嘲弄和恶意在里面，于是我想，那句话大概是对的：女人是一种力量！

“一个男人，不管在外面怎么折腾，跟什么人要好，最终还得回到女人的身边，这是无法避免的。”有一次纳塔利娅这样说。一个老太婆用伤风了的声音甩过来一句：

“他们还能到哪儿去？连那些什么修士、隐士之类，也纷纷离开上帝，到我们身边来了……”

这些谈话都是在谷底进行的，是在如泣如诉的潺潺流水声和槌打湿衣服的啪啪声的伴奏下，在连干净的冬雪也覆盖不了其肮脏的峡谷里进行的。这些关于一切种群和民族来源秘密的无耻谰言与恶毒谈话，使我感到心惊肉跳，深恶痛绝，它们使我的思想、感情和身边一再发生的“爱情故事”格格不入，在我的观念里，这种“爱情”和下流、淫荡的概念是牢牢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在峡谷里和洗衣女工们待在一起，在厨房里和勤务兵们待在一起，在地下室里和掘土工人们待在一起，毕竟比待在家里要有意思得多，根本没法儿相比，因为在家里，大家的谈话、思想观念和遇到的事情，全是老一套，毫无新意，只能叫人感到苦闷与厌烦。东家一家人生活在一个怪圈内，一天到晚成天就是做饭、吃饭、生病、睡觉，周而复始，没完没了。他们谈论罪恶和死亡，非常怕死。他们像磨盘上的谷粒，挤来滚去，随时都准备着被碾得粉碎。

空下来的时候，我就到干草棚里去劈木柴，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但是很少能够如愿，因为那些勤务兵们老来讲些院子里发生的生活琐事。

叶尔莫欣和西多罗夫是经常到干草棚找我的两个人。叶尔莫欣是卡卢加省人，高个儿，有点驼背，一身粗壮结实的筋肉，小脑袋，两眼无神。他这个人很懒，傻了吧唧，动作慢腾腾的，笨手笨脚，可是只要看见女人，他便像牛一样哞哞地向前奔去，好像要拜倒在女人脚下似的。他很快就能把女厨子和洗衣女工们搞到手，院里的人对他能如此迅速得手都感到非常惊讶，也非常眼红，但是他力大无比，大家又都怕他。西多罗夫是图拉人，人长得干瘪瘦小，一天到晚总是愁眉苦脸，说话轻声细语，咳嗽一下都小心翼翼。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但总是有些怯生生的，他非常喜欢打量一些黑暗的角落，不管他在小声讲述什么，还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但他两眼总是盯住那个比较黑的那个角落。

“你在看什么呀？”

“没准儿老鼠会跑出来……我喜欢老鼠，它们跑来跑去，一声不响……”

我常为勤务兵们往农村代写家信，也帮他们写情书，我挺喜欢帮他们这个忙；但我最高兴的是替西多罗夫写信——每星期六他都及时给他在图拉的妹妹写信。

他把我请到他的厨房，跟我一起往桌旁一坐，便用手使劲划拉自己的小平头，趴在我耳边，小声说：

“好，动手吧！开头这样写：‘我最亲爱的好妹妹，祝你万事如意，身体健康。’该写的都写上！现在，再接着往下写，‘一卢布我已经收到，其实你不用寄，谢谢。我这里什么都不需要，我们生活得很好。’其实我们的生活根本不好，像狗一样，喂，不过这话你不要写上，而要写：‘生活得很好！’她还小，才十四岁，何必让她知道这些呢？往下你就自己写吧，怎么教你的，你就怎么写……”

他坐在我的左边，身子紧贴着我，我耳旁有一股股热烘烘的气味，他一个劲儿地小声唠叨说：

“叫她可别让小伙子们拥抱她，不许他们摸她的乳房，绝对不允许！写上：要是有人对她甜言蜜语，可不能信他的话，他这是想欺骗你们，糟蹋你们……”

他强忍着咳嗽，本来发白的脸都憋红了；他鼓着腮帮子，眼睛里含着泪水，在桌旁边坐立不安，老是捅我。

“你别妨碍我！”我说。

“没关系，你写吧！千万不要相信老爷们的话，他们骗起姑娘来可是一骗一个准儿。他们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而且什么话都能够说，要是你听信这种人的话，他们会把你卖到妓院里去的。如果你的钱攒够了一卢布，那你就把它交给神父——只要他是个好人，他会替你保管的。不过最好你还是把它埋在地下，别让任何人看见，一定要记住埋在什么地方。”

气窗通风口的铁片发出的吱吱响声，压过了西多罗夫的小声唠叨，听着他这样的唠叨，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我看了看被烟熏火燎的炉门，看了看落满苍蝇的碗柜——这厨房脏得实在让人难以想象，到处都是臭虫，到处都有一种呛人的油烟和汽油味。炉台上、木柴里，蟑螂窸窸窣窣地到处乱爬。我感到内心非常沮丧，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觉得这个勤务兵和他的妹妹简直太可怜了。难道可以这样生活吗？难道这就叫生活得很好吗？

往下写什么，我已经不再听他唠叨了。我写这里的生活很枯燥，日子过得很不开心，而他则一面叹气，一面对我说：

“你写得真不少，谢谢！现在她应当知道该提防什么了……”

“什么也不用提防。”我不高兴地说，虽然我自己对许多事情也担惊受怕。

西多罗夫边咳嗽边笑地说：

“你真是个怪人！怎么能不提防呢？对于老爷们，对于上帝？需要提防的事还少吗？”

他收到妹妹的信后，便惴惴不安地求我：

“劳驾给念念，快点……”

他硬是要我把这封字迹潦草、内容空洞的短信，一连念了三遍。

他这个人心地善良，性情温和，但是对待女人，他跟所有的人一样，像对待狗似的粗暴、简单。我有意无意间，从头到尾，亲眼目睹过他跟女人发生的这种关系，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咋舌，简直不可思议。我看见西多罗夫怎样抱怨士兵生活之艰难，以此博得女人的同情与好感，看见他如何用花言巧语迷住对方，过后又把自己屡屡得手的情况讲给叶尔莫欣听，同时很嫌弃地皱起眉头，连连吐着唾沫，仿佛吃了苦药似的。这事狠狠地刺痛了我的心，我气愤地问这个当兵的：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欺骗女人，对她们撒谎，耍弄她们，然后再把她们转手给他人，而且还经常打她们？”

他只是嘿嘿一笑，说：

“这些事你不用去管，他们这样做是不好，是一种罪过！你年纪还小，对你还早着呢……”

但是，有一次，我得到了一个比较明确、使我难以忘却的回答。

“你以为她不知道我在骗她吗？”他朝我挤挤眼，边咳嗽，边说，“她知道！她自己愿意受骗。在这种事情上大家都在撒谎——像这种事，大家都觉得羞于见人，谁也不爱谁，只不过是在一起玩玩而已！这是很丢人的事，不信，等着瞧，到时候你自己会明白的！这种事必须在夜里进行，白天也得找个黑暗的地方，在贮藏室里，没错儿！为了这种事，上帝将人们赶出了天堂；因为这种事，人人都感到非常不幸……”

他讲得非常好，非常忧伤，而且有悔不当初的意思，这使我对他的放荡行为觉得情有可原。我对他的态度也比对叶尔莫欣的态度要好一些。我非常恨叶尔莫欣，千方百计地嘲笑他、捉弄他，而且我屡屡得手，常常气得他不怀好意地满院子追我，只是由于他行动笨拙，才很少追得上我。

“这是不允许的。”西多罗夫说。

我知道不允许，但我不相信人们因为这个能造成不幸。而且我看见过有人不幸福，但我不相信是由于这种事情造成的，因为我常常从两个恋人的眼睛里看到一种非同寻常的表情，感到恋爱双方都特别善良，看到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总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不过，我记得，生活毕竟是变得越来越乏味和严酷了；正如我天天所看到的，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各种关系，永远都是不可动摇、一成不变的。除了眼前每天不可避免要出现的一切，根本不可能想到会有什么改善。

但是，有一次，几个当兵的给我讲了一件让我非常激动的事。

院里有一户住着一个裁缝师傅，在市内一家高级成衣店工作，为人谦虚谨慎，不爱说话，不是俄罗斯人。他老婆长得玲珑娇小，没有子女，没白没黑地成天读书。院里、楼里总是吵吵嚷嚷，到处都是喝醉酒的人，这两口子很少抛头露面，日子过得非常平静——他们从不接待客人，自己哪儿也不去，只是逢年过节时到剧院去看场戏。

丈夫从早到晚一直在班上工作，妻子像个青春少女，每星期两次白天到图书馆去。我常看见她身子摇摇晃晃，好像腿有点瘸似的，一路小碎步在堤坝上走着，她像个女中学生，抱着一摞用皮带捆着的书，两只小手戴着手套，看上去朴实可爱，清新整洁。她生一张鸟儿似的脸，两只小眼睛滴溜溜地直转，整个人显得是那样清纯靓丽，好像梳妆台上摆放的小瓷人。几个当兵的说，她右边缺了一根肋骨，所以走起路来有点摇晃，显得怪怪的，但我觉得这样反而挺好看，一下子就把她和院里其他的夫人们——军官们的妻子——区别开来，尽管这些军官夫人们声音洪亮，衣着华丽，穿着厚厚的裙垫，但她们却像是某种积压物品，长期存放在黑乎乎的贮藏室内，和各种没用的东西堆放在一起，完全被遗忘了。

院子里的人都认为裁缝师傅的这位娇妻有点呆头呆脑，精神不太正常，说她书读太多，都读成书呆子了，连家务都不会做。她丈夫亲自去市场采购食品，亲自向厨娘交代午饭和晚饭吃什么。他们家的厨娘不是俄罗斯人，大块头，性格抑郁，一只眼睛发红，总是泪眼兮兮的，另一只眼睛只剩下一道粉红色的细缝了。院子里的人说，裁缝妻子连炖猪肉和炖牛肉都分不清。有一次她可露大怯了，她去买香芹菜，买回来的却是洋姜！您想想看，简直闹出了大笑话！

在这幢房子里，他们三个全是外来人，好像是偶然落进这个大养鸡场的笼子里似的，这让人想起了那些为躲避严寒，从气窗口飞进人们又闷又脏的居室里的山雀。

这时，几个勤务兵忽然告诉我，说那些军官老爷们打算对裁缝师傅娇小的老婆搞一场恶作剧：他们分别出面，差不多每天都给她写信，诉说对她的爱慕之心、自己内心的痛苦和她如何如何美丽等。她给他们回信说，请他们不要打扰她安静的生活。对于她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她表示歉意，她祈求上帝能帮助他们不要再爱她。收到这样的回信，军官们聚在一块儿，集体朗读，百般嘲笑，然后再以某个人的名义给她写一封回信。

那些勤务兵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自己也笑了，而且大骂裁缝师傅的妻子。

“倒霉的蠢货，不幸的瘸子。”叶尔莫欣瓮声瓮气地说。西多罗夫也小声跟着说：

“任何一个女人都甘愿受骗。她全都知道……”

我不相信裁缝师傅老婆知道他们是在嘲笑她，于是我决定把这个情况告诉她。我瞅准她家厨娘去地窖的时候，赶紧从后楼梯跑到裁缝老婆的房子里，溜进厨房——那里空无一人，走进她的房间。裁缝老婆在桌旁坐着，一只手端着一个沉甸甸的镀金茶杯，另一只手——拿着一本打开了的书。她被吓了一跳，将书捂在胸前，低声喝道：

“你是谁？奥古斯塔！你是什么人？”

我急急忙忙、前言不搭后语地对她说起来，心想她会不会拿书或茶杯向我摔过来。她坐在一把很大的深红色的沙发椅上，身上穿一件天蓝色的宽松的连衣裙，下摆上缀着天鹅绒的穗子，领口和袖口都镶着花边，浅褐色的波浪式长发，披散在肩头。整个一个仙女下凡。她紧靠在椅背上，用圆圆的眼睛看着我，起初显得很生气，随后有点惊讶，面带微笑。

当我把想说的话都告诉她后，这时候我已经没有什么勇气了，便转身向门口走去。这时她冲我喊道：

“站住！”

她把茶杯随便往托盘上一放，把手里的书往桌子上一扔，交叉着双手，用成年人那种低沉的声音说道：

“你这孩子也真够怪的……过来，走近一点！”

我非常谨慎地走了过去；她拉住我一只手，用她那纤细的、冷冰冰的手指抚摸着，问道：

“没有谁教你来告诉我这些话吧，是不是？喏，好吧，我看得出，我也相信——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主意……”

松开我的手后，她闭上眼睛，慢条斯理地轻声说：

“原来那些臭当兵的在谈论这事！”

“您还是从这儿搬走吧。”我郑重其事地劝她说。

“为什么？”

“他们会缠着您不放的。”

她愉快地笑起来，然后问道：

“你上过学吗？喜欢读书吗？”

“我哪有时间读书。”

“只要你喜欢读，就能够找出时间。喏，谢谢你了！”

她把手里攥的一枚银币递给我——我羞于收下这冷冰冰的玩意儿，但又不敢拒绝她，于是我走的时候把它放在楼梯扶手尽头的立柱上了。

这女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对于我来说全然是新的，犹如在我面前升起一片朝霞，为此，我高兴了好几天，总是回忆起那宽敞的房间和坐在天蓝色沙发椅上的宛若天仙的裁缝师傅老婆。周围的一切都是我从未见过的，非常漂亮——豪华的金色地毯，就在她的脚下，冬天的阳光，透过窗上银色的玻璃照射进来，使她周围显得暖洋洋的。

我很想再次看到她，——如果我去向她借书，将会怎么样呢？

我真的这样做了，又一次看到了她——还是那个地方，她手里还是拿着一本书，但她一边脸上包着一块红褐色的头巾，一只眼睛有些发肿。裁缝师傅太太把一本黑色封面的书递给我时，含混不清地说了句什么。我带着书离开那里时有点郁郁不乐、怅然若失的感觉，那书上散发出一股木馏油和茴香油的气味。我把书用干净的衬衫和纸包好，藏在阁楼上，生怕东家家里人拿去给弄坏了。

东家订了《田地》周刊，那是为了收集服装剪裁式样和它办的增刊，并不是真的为了阅读，不过他们看过里面的插图后，便都收藏在卧室的柜子里，年底将它们装订成册，收在床底下，那里已经放有三本《绘画评论》了。我擦洗卧室的地板时，脏水就流到了这些书的下面。东家订了一份《俄国信使报》，每天晚上看的时候他总要骂上几句：

“真是见鬼了，他们干吗写这样的东西！无聊透顶……”

星期六，在阁楼上晾晒衣服时，我想起了那本书，便把它拿出来，打开，读了开头一行：“房子和人一样，各有自己的面孔。”这句话写得如此贴切，令我不胜惊讶，我站在气窗边，开始往下读，一直读到我都快冻僵了才停下来。晚上，东家一家人都去做晚祷告了，我把书带到厨房，一门心思地读起来，书页已经破旧发黄，像秋天的树叶。这本书一下子便把我带进了另一种生活，让我接触到许多新的人名和关系，看到许多善良人物和阴险狡诈的坏蛋——他们不同于我经常见到的那些人。这是克萨维耶·德·蒙特庞的一部长篇小说，跟他其他的作品一样，小说篇幅很长，涉及的人物、事件很多，主要刻画鲜为人知的、急剧变化的生活。小说的描写简洁明快，令人惊讶，字里行间仿佛有一道亮光，照出了善恶，帮助人们去爱去恨，让读者全神贯注地关注那些生活在底层的芸芸众生。小说使人立刻产生一种要给主人公出主意想办法的强烈愿望，全然忘记了这突然呈现在面前的一切只不过是满纸谎言而已。在斗争的跌宕起伏中，完全忘记了自我，被书中的故事所控制，读这一页时眉飞色舞，读下一页时又痛不欲生。

我读得如醉如痴，听到大门铃响，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是谁在按铃，为什么按铃。

蜡烛已经差不多快点完了，烛台上的蜡油我早上刚刚才擦过，本该由我照看的长明灯忽然从支架上滑落下来，熄灭了。我在厨房里急得团团转，一心想掩盖我所犯过错的痕迹，于是我赶紧将书藏到炉灶下面，把长明灯放好。这时保姆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你耳朵聋了？没听见门铃在响！”

我急忙跑去开门。

“在睡懒觉吗？”东家厉声问道。他老婆吃力地在上楼梯，抱怨是我让她感冒了；老太太嘴里骂骂咧咧。在厨房里，她一眼就看见那支快点完了的蜡烛，一再追问我刚才在干什么。

我一声不吭，好像从高处什么地方掉下来似的，垂头丧气，直怕她发现那本书，而她则吵着说我要把房子烧掉。东家和他妻子过来吃晚饭，老太太向他们抱怨说：

“瞧，整支蜡烛都点完了，房子也会烧掉的……”

晚饭时，他们四个人七嘴八舌地把我数落个够，把我以前有意无意间犯的过错都翻出来说说，还拿死来威胁我，但我知道，他们这样说既不是出于恶意，也没有什么良好的用心，纯粹是因为无聊。把他们和书中的人物一比，便会奇怪地发现：他们是多么空虚和可笑啊。

现在，他们吃饱喝足了，一个个拖着沉重的身子，疲倦地分头睡觉去了。老太太向上帝发了一通牢骚后，爬到炉灶上，一声不响了。这时，我起来从炉灶下面把书取出来，走到窗前。晴朗的夜晚，月光直接照进了窗口，然而书上的字迹太小，看不大清楚，但是偏偏我又特别想看。于是便从厨架上拿起一只铜锅，用它把月光反射到书上——谁知这样反而更糟，变得更加暗了。这时我站在墙角的长凳子上，靠近圣像，站在那里，凑着长明灯的光线读，后来读累了，就倒在凳子上睡着了，是老太太又推又叫把我喊醒的。她手里拿着书，使劲用书打我的肩膀；她气得面红耳赤，横眉怒目，光着脚，穿一件衬衫，使劲仰着她那一头棕红色头发的脑袋。维克多从床上大声喊道：

“妈妈，您就别嚷嚷了，好不好！还叫不叫人活了……”

“这下我的书算完了，非被他们撕毁不可。”我想。

喝早茶的时候，他们审问我。东家严厉地问道：

“你从哪儿弄来的书？”

两个女人争吵不休，相互打断对方的话头。维克多怀疑地闻了闻书页，说道：

“有一股子香水味儿，千真万确……”

当他们知道书是神父的后，大伙儿又仔细地看了看，对于神父竟然看这种小说，感到既吃惊，又愤怒，但这毕竟使他们感到稍稍有点放心，虽然东家一再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读这种书是十分有害和危险的。

“看看那些所谓的读书人，他们把铁路都给炸了，想搞暗杀……”

女主人又急又怕地喝住丈夫：

“你疯了吗！跟他说什么呀？”

我把蒙特庞的小说拿给西多罗夫，跟他说是怎么回事，西多罗夫接过书，一声不响地打开一个小箱子，取出一条干净毛巾，把小说包好，藏在箱子里，对我说：

“别听他们的，到我这儿来读好了，我绝对不跟任何人说！如果你来时我不在屋，钥匙就在圣像后面挂着，你自己打开小箱子，拿出来看就是……”

东家家里的人对这本书的态度，一下子提高了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书中一定有重要而可怕的秘密。至于有些什么“读书人”在什么地方炸毁了铁路，想暗杀什么人，这我不感兴趣，但我却想起了以前我忏悔时神父曾向我提出的问题和中学生在地下室里读书的情形，想起了斯穆雷关于“正经书”的一番话和外公讲的关于巫师与共济会员的故事：

“在英明君主亚历山大·巴甫雷奇当政的时候，一些贵族在巫术和共济会思想的蛊惑下，打算将全体俄罗斯人民出卖给罗马教皇，这帮异教徒！这时，阿拉克切耶夫将军用事实揭穿了他们，无论他们的职位、头衔有多高，一律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在那里，他们一个个像蚜虫似的自生自灭……”

这时我想起了“日全食时的满天星斗”“格尔瓦西”和像煞有介事的俏皮话：

“好奇心强的门外汉想打听我们的事呀！你们的眼力不行，永远也打听不清楚！”

我感到自己正处在某种重大秘密的门口，成天如痴如醉，疯疯癫癫，只想赶紧把那本书读完，生怕放在西多罗夫那里给弄丢了，或者他把书给弄破了。到那时我怎么向裁缝师傅的妻子交代呢？

可是，那老太太死盯住我，不让我往勤务兵那里跑，而且唠叨个没完：

“整个一个书虫子！那些书只能教人学坏，学得放荡不羁，就说她吧，那个嗜书如命的女人，成了什么样子了——自己到市场买东西都不会，只知道跟那些军官们鬼混，大白天就接待他们，我知道！”

我真想大吼一声：

“不是这样！她没有跟人鬼混……”

但是我担心，我一为裁缝妻子辩护，老太太会不会马上想到这书就是她的呢？”

有几天时间，我的情绪坏极了——精神恍惚，焦虑不安，觉也睡不好，直担心蒙特庞那本书会出事。正好，有一天，裁缝师傅家的女厨子在院子里叫住了我，说：

“请把书还回来吧！”

我趁午饭后东家一家人都躺下休息的时候，一个人来到裁缝妻子那里——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心情有些压抑。

她还是我头一次看见她时的那副样子，只是穿的衣服有点变了——她穿一件灰裙子，黑天鹅绒上衣，袒露的脖子上戴着一个绿松石十字架，看上去很像一只雌性的灰山雀。

我跟她说，我还没有来得及读完，他们不许我读。这时，我既感到委屈，又觉得很高兴能见到她，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呸，这些人真是愚蠢！”她说着，皱起了两道细眉。“可你们东家竟然长着一张很有教养的面孔。你别急，不用伤心，我来想想办法。我给他写封信！”

我听后吓了一跳，急忙向她解释，说我对东家家里人撒了谎，说书不是从她这里，而是从神父那里借来的。

“别写，请不要写！”我恳求她说，“他们会嘲笑您，会骂您的。因为院子里的人谁都不喜欢您，都在嘲笑您，说您是个傻女人，缺一根肋骨……”

说完后，当时我就知道我的话说多了，伤了她的自尊心——她紧咬着上嘴唇，像骑在马上似的，使劲拍了一下大腿。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真希望有个地缝能让我钻进去，但裁缝妻子这时往椅子背上一靠，开怀大笑起来，一再说：

“哎呀，太愚蠢了……太愚蠢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她仔细地看着我，自问自答地说，然后，叹了口气，说，“你呀，是个很奇怪的孩子，非常奇怪……”

我站在她身边，往镜子里一照，看见一张高颧骨、宽鼻梁的脸，前额上有一大块青紫斑；头发很久都没有剪过了，乱蓬蓬地向旁边支棱着——这就是她所说的“很奇怪的孩子”吗？奇怪的孩子跟精致的小瓷人可不一样……

“那天我给你的零用钱，你没有拿走。为什么呀？”

“我不需要。”

她叹了口气。

“喏，那有什么办法！要是他们允许你读了，你就来找我，我借给你书……”

梳妆台上放了三本书，数我还回来的那一本最厚。我看着它，心情很忧郁。裁缝的妻子向我伸出一只粉红色的小手。

“喏，再见！”

我小心翼翼地碰一下她的手，便赶紧离开了。

也许大家议论她的话都是对的——她确实什么都不懂，明明是一枚二十戈比的硬币，可她把它叫作零用钱，完全像个小孩儿子。

不过这一点我挺喜欢的……

第九章

想起来真是既可悲，又可笑：突然萌发的读书热情，给我带来多少奇耻大辱、委屈和烦恼啊！

裁缝妻子的书都非常贵重，我怕老太太把它们扔到炉子里烧了，所以尽量不去想那些书，而趁每天早上到小店买早茶面包的时候，从店里借一些彩色小册子看。

小店老板是个非常令人讨厌的小伙子——厚嘴唇，成天汗津津的，脸色苍白，面部肌肉松弛，带着淋巴结核留下的疤痕和斑点，两眼发白，双手浮肿，手指头短小，而且不灵活。他的小店是这条街上年轻小伙和轻佻姑娘们晚上聚会的场所。我们东家的弟弟也常来这里喝啤酒、玩牌，几乎每晚必到。我经常来叫他回去吃晚饭。在小店后面一间拥挤不堪的小屋里，我不止一次地看见面色红润的老板娘傻乎乎地不是坐在维克多的腿上，就是坐在别的小伙子腿上。看来，小店老板对这一点并不介意；他的妹妹在店里帮他经营，那些唱歌的、当兵的跑过去和他妹妹搂搂抱抱，他也不感到生气，谁爱拥抱就拥抱。小店的货物不多，他说，这是因为他新开业，还没有来得及把一切都安排好，虽然小店秋天就已经开张了。他常给客人和顾主们看一些不堪入目的图画，给愿意传抄的人看一些寡廉鲜耻的歪诗。

我看过米沙·叶夫斯季格涅耶夫的空洞无物的小书，每看一本要付一卢布，这是很贵的，而这些小书没给我带来任何乐趣。《古阿克，或赤胆忠心》《威尼斯人弗兰齐尔》《俄罗斯人与卡巴尔达人大决战，或死在丈夫灵柩里的漂亮伊斯兰教徒》等诸如此类的读物，也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往往使我大失所望，十分懊恼，因为这种书语言晦涩难懂，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好像戏弄傻瓜似的在戏弄我。

《射击手》《尤里·米拉斯拉夫斯基》《神秘的修士》《鞑靼骑手雅潘恰》之类的书，我比较爱看，——看后总使人有所回味，但我最爱看的还是圣徒传——这种书内容严肃，有可信度，有时候还挺感人的。不知为什么，所有为信仰而受苦受难的男圣徒，都使我想起了“好事儿”，女圣徒则使我想起了外婆，而其他一般的圣徒则使我想起了交好运时候的外公。

我劈柴时到干草棚或者阁楼上去看书，都不方便，而且很冷。有时候，碰上我特别感兴趣的书，或者必须尽快把一本书读完，我便半夜里起来，点上蜡烛，挑灯夜读，但是老太太发现夜晚的蜡烛怎么变短了，于是她用一根小木片把蜡烛量了一下，然后将木片藏起来。要是早上发现蜡烛的长度不够，或者是我找出了木片，但没有把蜡烛点燃的长度从木片上截去，这样厨房里准会有一场严重的吵闹。有一回，维克多怒不可遏地从床上喊道：

“妈妈，你别吵了行不行！还叫人活不活了！他当然要点蜡烛，因为他要看书，书是从小店老板那儿借来的，这事我知道！不信你到他阁楼上去看看……”

老太太跑上阁楼，找到一本什么书，立刻把它撕得粉碎。

不用说，这使我非常难过，但我想读书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了。我知道，要是有一位圣者来到这里，东家一家人也会想方设法地教训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他——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他们闲得发慌，寂寞难耐。如果他们不对别人指手画脚，大喊大叫，讽刺挖苦，那么他们便不再会说话，变成哑巴，自己连自己都看不见了。为了体现自身的存在，不管怎么着，必须得对别人有一个态度。东家一家人对身边的人，除了教训与指责，不会有别的态度。如果你按照他们的样子去生活、思考和感觉，那他们同样会说得你一无是处。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我千方百计、变着法儿地去看书，老太太多次毁坏了我的书，使我突然间债台高筑，欠了小店老板一个大数目——四十七卢布！他催着要钱，而且威胁我说，等我来小店时，要把东家让我买东西的钱拿来抵债。

“到那时我看你怎么办呢？”他讽刺挖苦地问我。

我对他是深恶痛绝，看来他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用各种威胁来吓唬我——只要我一走进小店，他那张满是疤痕的脸，便笑逐颜开，亲切地问道：

“欠我的钱带来了吗？”

“没有。”

这使他吃了一惊，眉头马上皱了起来。

“哪能呢？要我怎么办——到民事法庭去告你吗？把你送去劳教吗？”

我没有地方去弄钱——我的工钱给了外公，我六神无主，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怎么办呢？我请求他宽限一些时日再还，作为回答，小店老板向我伸出一只油脂麻花、暄得像煎饼一样的手，说：

“亲吻它一下——我就宽限！”

但当我从柜台上抓起秤砣，举起来要砸他时，他立刻蹲下身子，大叫：

“怎么，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是逗你玩呢！”

我知道他不是在逗着玩儿，为了还清他的债，我决心去偷钱。每天早上我给东家刷衣服时，总能听见他裤子口袋里的硬币哗啦哗啦直响，有时候它们从口袋里掉出来，滚到地板上；有一次，一枚硬币掉到楼梯下的一个缝隙里，滚进柴堆里去了；后来我把这档子事儿给忘了，几天后才想起来，从柴堆里找出了这枚二十戈比的硬币。当我把它还给东家时，他老婆对他说：

“瞧见没有？口袋里的钱，也应该有个数。”

但东家则面冲我笑着说：

“他是不会偷钱的，我了解他！”

现在，我决心要偷钱了，又想起了他的这句话，想起了他那信任的微笑，我觉得偷钱对于我实在是太难了。有好几次，我从他口袋里将银币掏出来，数了又数，下不了偷的决心。为这事我苦恼了三天，后来突然一切都解决了，事情既简单，又快捷。东家冷不丁地问我：

“你怎么啦，彼什科夫，愁眉苦脸的，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

我把我全部的苦恼一五一十地都跟他说了。他皱起了眉头。

“瞧你，读书都读成什么样子了！书呀——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一定会惹祸的……”

他给了我半卢布，并且严厉告诫我说：

“要当心，别在夫人和我母亲面前多嘴，不然她们会吵翻天的！”

然后，他又宽厚地嘿嘿一笑，说：

“你可够倔的了，真是见鬼！不过没关系，这很好。可是那些书一定不能再读了！从新年起，我要订一份好的报纸，到时候你就好好看吧……”

后来，每天下午，从喝茶开始，一直到吃晚饭，我都给东家一家人朗读《莫斯科小报》上登的瓦什科夫、罗科沙宁和鲁德尼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以及诸如此类的，为那些饱食终日、闲得发慌的人消愁解闷的作品。

我不喜欢朗读，因为这样会影响我对所读内容的理解，但东家一家人听得非常认真，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对主人公的种种恶行嗟然长叹，惊讶万分，而且往往很得意地相互说：

“咱们过得倒挺好——安安静静，平平和和，没遇上什么麻烦，真是谢天谢地！”

他们老是把故事情节搞混，把赫赫有名的强盗丘尔金的事，算在马车夫福马·克鲁奇纳的身上，人名他们也常常搞错，张冠李戴。我一纠正听众们的错误，他们便大为惊讶。

“瞧，他的记忆力有多好！”

列昂尼德·格拉维的诗常常登在《莫斯科小报》上，我非常喜欢，总是把其中一些诗抄在笔记本上，但东家他们谈起这位诗人时却说：

“一个老头儿子了，还写什么诗。”

“酒鬼，疯子，对于他，什么都无所谓。”

我也喜欢斯特鲁日金和梅曼托-莫里的诗，可是两位妇女——老、少女主人——却认定他们的诗不过是蹩脚的顺口溜而已。

“只有小丑和戏子才诵读这种诗。”

在这些冬日的夜晚，和东家一家人一起，挤在一间狭窄的小屋里，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活受罪。窗外的夜晚，死一般沉静，偶尔能听见什么东西因严寒而冻裂的噼啪声，人们像一条条冻鱼，坐在桌旁，相对无言。再不就是狂风大作，刮得玻璃窗、墙壁、烟囱呼呼直响；小孩儿子在育儿室里啼哭不止——我真想找个黑暗的角落，缩着身子往那里一坐，像狼一样嚎叫几声。

桌子一头坐着两位女主人，她们不是在缝什么，就是在织长筒袜子；维克多坐在桌子的另一头，弯着腰，很不情愿地在复制着图纸，时不时地喊上一嗓子：

“你们别老摇晃桌子呀！简直没法干了。两个刺儿头，咬耗子的狗……”

东家坐在旁边，正在大绣架前一块粗麻台布上绣十字图案——红色的虾、蓝色的鱼、黄色的蝴蝶，褐色的秋叶，在他的指尖下，一个个脱颖而出。这幅刺绣的图案是他亲自设计的，他绣这件活儿已经是第三个冬天了——他已经感到非常厌烦，因而，白天我有空的时候，他常常对我说：

“喂，彼什科夫，坐到台布前，操作一下试试！”

我坐过去，用一根粗大的针，绣了起来。我觉得东家挺可怜的，所以在各方面总是尽量帮助他。我总觉得有朝一日他会丢掉制图、刺绣和打牌，改弦更张，另外开始一种他梦寐以求的有意思的工作。他常常突然停下手里的活计，用惊讶的目光呆呆地盯着它，好像在观看一件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他的头发耷拉到前额上，挡住了面孔，很像是修道院的一名见习修士。

“你在想什么呀？”妻子问他。

“没想什么。”他回答说，赶紧开始工作。

我没有吭声，只觉得惊讶：难道可以问一个人在想什么吗？而且，这样的问题也不好回答——一个人经常同时想许多事：眼前的事、昨天的事、去年的事，什么事都有；这些事混杂在一起，难以捉摸，一切都在发展，都在变化。

《莫斯科小报》上的杂文不够晚上读的，我建议把放在卧室床底下的杂志拿出来念念，年轻的女主人将信将疑地说：

“那上面有什么可念的？都是些图画……”

但床底下除《绘画评论》外，还有《星火》杂志，于是我们便开始念萨利阿斯的《佳京·巴尔季斯基伯爵》。东家很喜欢小说里那个傻乎乎的主人公，这位少爷的可悲遭遇逗得东家开怀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

“没错儿，他真的是个活宝！”

“得了吧，净是瞎编。”为表示自己有独到见解，女主人说。

床底下的这些杂志可给我帮了大忙，现在我可以把杂志拿到厨房，也能够夜里看书了。

幸运的是，老太太搬到育儿室去睡觉了，因为保姆喝酒喝得太厉害了。维克多并不妨碍我。当家里人都入睡后，他便悄悄地穿好衣服，然后，一直到早上都不见他人影儿，不知到哪儿去了。他们不许我点灯，把蜡烛收走了。我又没有买蜡烛的钱，于是便暗中把烛台上滴下的蜡收集起来，装在一只沙丁鱼罐头盒里，再往里面倒些长明灯里的油，然后用线捻成一个灯芯，放在炉子上点着，成夜成夜地冒烟。

我拿过一大本书，翻书页时把灯芯的红色火苗吹得东倒西歪，忽明忽暗的，眼看就要把灯吹灭的样子。灯芯不时倒在气味难闻的蜡油里，一股股油烟直熏我的眼睛，但是，我全然不顾这种难受与不便，因为它们比不上我在观看插图和说明时的那种精神享受。

那些插图使我面前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宽广，它们在大地上装点了许多神话般的城市，让我看见了崇山峻岭和美丽的海岸。生活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妙趣横生，大地更加诱人了，有那么多的城市、那么多的人口，真是水木清华，仪态万方。现在，站在伏尔加河岸边，放眼望去，前面已不再是空旷的荒野；可是以前，向伏尔加河对岸望去，总感到特别枯燥乏味——大片的草地、黑压压的灌木、草地边上是参差不齐的林子，而草地上空则是灰蒙蒙的寒冷的蓝天。大地一片空旷，寂寂荒野，顾影自怜。我心里只觉得空荡荡的，没着没落，淡淡的忧伤袭上心头，我感到万念俱灰，没有什么事情可想，我只想闭上眼睛。这令人沮丧的荒郊旷野，将我心里的一切都吸吮一空，留下一片空白。

插图的说明讲的都是别的国家、别的人，说的虽清楚明白，但尽是古往今来的各种事情。有时候，一些莫名其妙的词汇会进入脑海，什么“形而上学”“锡利亚主义”“宪章主义者”等，这些名词搞得我心烦意乱，它们铺天盖地而来，把一切都遮挡住了。我觉得如果我不搞清楚这些词汇的含义，我就永远什么也理解不了其中的内涵，因为正是它们在把守住所有秘密的大门。它们往往整句整句地长期滞留在我的脑海里，如芒刺在背，使我无法思考别的事情。

记得我读过一首莫名其妙的诗：

匈奴王阿提拉，

身披铁铠铁甲，

像坟墓一样，阴沉可怖，

像哑巴一样，不哼不哈，

他驰骋疆场，如入无人之境，

可谓一身豪气，无敌于天下。

黑压压的千军万马，跟随其后，他们大声叫问：

请问罗马在哪里，

它有多么强大？

罗马是一座城市，这我知道，可匈奴是什么人呢？我必须得弄清楚。

我找了个合适的机会，问了东家这个问题。

“匈奴？”他吃惊地重复说，“鬼晓得是什么玩意儿！兴许是瞎胡扯……”

同时他很不以为然地摇晃着脑袋。

“你脑子里净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可不好，彼什科夫！”

好不好我不管，但我想知道个究竟。

我觉得，团里的神父索洛维约夫应该知道什么是匈奴，因此，在院里看见他时我就问他了。

他面色苍白，体弱多病，脾气一向不好，两个眼睛红红的，没有眉毛，留有一撮黄胡子。他用一根黑手杖戳着地面对我说：

“这关你什么事，啊？”

涅斯捷罗夫中尉对我的问题恶狠狠地回答说：

“什——么？”

于是我想，关于匈奴的事儿，得去问药店的药剂师，他待我一向很和气，长有一张聪明的脸，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

“匈奴，”药剂师帕维尔·戈利德贝格对我说，“是一个游牧民族，跟吉尔吉斯人差不多。这个民族已经没有了，整体消亡了。”

我感到又泄气，又沮丧，这倒不是因为匈奴人都死光了，而是因为我苦苦打听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词的意思竟如此简单，没给我带来任何收获。

不过我还是非常感激匈奴这个民族，自从和他们打过交道后，这个词就不再那么使我感到惶惑不安了，而且多亏匈奴王阿提拉，我才进一步结识了药剂师戈利德贝格。

戈利德贝格这个人，对一切深奥难懂的词汇，他都知道它们的微言大义，他有打开一切秘密的众多钥匙。他伸出两个指头，扶了扶眼镜，透过厚厚的玻璃镜片，仔细瞧着我的眼睛，说出话来，像一根根的钉子，直接钉进了我的脑门儿。

“词汇这东西，朋友，就跟树上的树叶一样，要想知道这树叶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就需要知道树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就必须学习！书就是良好的园子，朋友，那里面要什么有什么——愉悦的、实用的，一应俱全……”

我经常到他的药店去给大人们买苏打和氧化镁，因为他们经常感到“烧心”，我也给孩子们买月桂油膏和轻泻剂。药剂师的简短指教，使我对书的态度越发严肃认真起来，这样，不知不觉间，书就成了我的必备之物，就跟酒鬼离不开伏特加一样。

书向我展示出一种不同的生活——一种充满强烈情感和欲望的生活，它能激发人们去建功立业，也能驱使他们去作奸犯科。我发现，我周围的那些人们，既没有能力去建功立业，也没有能力去作奸犯科，他们袖手一旁，他们的生活和书中所描写的生活保持着距离，而且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的生活志趣究竟何在？我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不愿意……

从插图的说明中我了解到，在布拉格、伦敦、巴黎这些城市中没有各种各样的沟壑峡谷和成堆的污秽不堪的垃圾，那里的街道宽敞、平直，住房和教堂也与众不同。那里没有将人们关在家里长达六个月的寒冬，也没有只能让人吃酸白菜、腌蘑菇、燕麦面、土豆和令人作呕的亚麻籽油的大斋期。大斋期间——禁止看书——我的《绘画评论》被拿走了，于是我又过起了这百无聊赖的斋戒生活。如今，当我可以将这种生活同我所了解的书中的生活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感到我们的生活就显得更加贫乏和不像话了。看书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格外强健有力，干起活来劲头十足，动作异常麻利，我有了目标：能早点儿把活儿干完，留下看书的时间就会多一点。一没有书看，我就打不起精神，成天懒洋洋的，以前从不曾有过的健忘症也找到我头上来了。

记得正是在这种百无聊赖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有一天晚上，大家都躺下睡觉了，教堂的钟声突然响了起来，全家人一下子都被惊醒了，大家也顾不得穿好衣服，纷纷跑到窗前，互相打听着：

“失火了吗？是在报警吗？”

只听见别人家也乱成了一团，房门开开关关，响声一直没断；有人牵着马，跑到了院子里。老太太喊着说，教堂遭抢劫啦，东家阻止她说：

“别喊了，妈妈，听得出来，这不是报警！”

“哦，那就是大主教死了……”

维克多从床上跳下来，一面穿衣服，嘴里嘟囔着说：

“我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我知道！”

东家让我到阁楼上去看看有没有火光，我跑上去，通过天窗，爬到房顶上——没看见火光。钟声在寂静、寒冷的空气中不紧不慢地响着，整个城市都在昏睡。有人在黑暗中狂奔乱跑，脚下的积雪发出沙沙响声，看不清是什么人，只听见雪橇的滑板发出吱吱的声音，钟声一直在瘆人地响着。我回到了屋内。

“没看见火光。”

“呸，你呀你，天哪！”东家说。他穿好大衣，戴上帽子，把领子竖起来，犹豫不决地把两只脚往套鞋里穿。女主人央求他说：

“别去！喏，不要去……”

“没事儿！”

维克多也穿好了衣服，故意向大家卖关子，说：

“我可知道……”

兄弟二人出去了，两位女主人吩咐我摆上茶炊，自己直奔窗口跑去，但几乎就在这个时候，东家从外面按响了门铃，他一声不吭地沿着阶梯跑上来，推开过道的门，声音低沉地说：

“沙皇被刺杀了！”

“还是被刺杀了！”老太太大声叫道。

“被刺杀了，是一个军官告诉我的……如今该怎么办呢？”

维克多按响了门铃，他很不情愿地脱下外衣，一脸不高兴地说：

“我还以为是要打仗呢！”

然后，大家坐下来喝茶，平心静气地交谈着，但是声音都很低，而且非常谨慎。外面也安静了下来，钟声已经不再响了。有两天时间，他们说话的声音都很小，神秘兮兮的。他们到什么地方去过，也有客人到他们这里来，详细地诉说着什么。我很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东家一家人把报纸都藏了起来，不让我看。我问西多罗夫为什么要刺杀沙皇？他小声回答说：

“这事儿不许说……”

这件事很快就被淡忘了，被每天的生活琐事所掩盖，而且，没过多久，我遇上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

一个星期天，东家一家人都去做早祷告了。我把茶炊放好后，便去收拾房间了。他们家的大孩子跑进厨房，把茶炊上的水龙头开关给拔了，自己却坐在桌子下面玩了起来。茶炊内膛里炭火很旺，茶炊里的水一流干，茶炊便开焊了。我收拾房间的时候就觉得茶炊的响声不对劲儿，有些反常，走进厨房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发现整个茶炊都变黑了，一个劲儿地在抖动，好像想从地板上跳起来似的。开焊了的水龙头套管垂头丧气地向下耷拉着，茶炊顶盖歪到了一边，两边把手下面有几滴熔化了的锡——一个青紫色的茶炊，仿佛醉成了一堆烂泥。我用水一浇，它发出咝咝的响声，伤心地瘫倒在地板上。

大门台阶上的门铃响了，我去开了门，老太太当头便问：茶炊准备好了吗？我简短地回答说：

“准备好了。”

这句本来因为一时心慌说出来的话，被当成了我对主人的嘲弄，因而加重了对我的惩罚。我被打了一顿。老太太用一把松树枝打我，疼倒不算很疼，不过后背皮肤上扎了许多刺，而且扎得很深。到了晚上，我的后背肿了起来，第二天中午，东家不得不把我送到医院。

医生是个细高个儿，瘦得有点滑稽可笑，他仔细看了看我的伤势，语气平静地低声说：

“需要写一份拷打记录。”

东家的脸一下子红了，双脚在地上蹭来蹭去，开始跟医生小声说着什么，可是医生从他的头顶上望过去，简短地回答说：

“不行。我不能这样做。”

然后，医生问我：

“你想起诉吗？”

我觉得很疼，但是我说：

“不想起诉，请赶快给我治疗一下……”

我被送进了另外一间屋子，放到一张台子上，医生用一把令人挺舒服的凉飕飕的镊子将一根根的木刺拔了出来，他开玩笑地说：

“朋友，他们把你的皮可修理到家了，今后你什么都不用怕了……”

手术中，我感到奇痒难忍，完事儿后，医生说：

“朋友，要记住，共拔出了四十二根刺，多了不起呀！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给你重新包扎一下。你经常挨打吗？”

我想了一下，回答说：

“以前更经常挨打……”

医生瓮声瓮气地哈哈大笑。

“会好起来的，朋友，完事儿了！”

他把我领到东家跟前，对他说：

“领回去吧，拾掇好了！明天叫他来换绷带。算您走运——小伙子人挺逗的……”

上了马车，东家跟我说：

“以前我也挨过打，彼什科夫——有什么办法？打也就打了，老弟！你挨打，好歹还有我可怜你，我挨打的时候可没有人可怜，一个可怜我的人都没有！到处都是人——人挤人，可就是没有人可怜你——连一个狗日的也没有！哎哟，简直一群鸡狗不如的畜生……”

他骂了一路。我很同情他，也很感激他，因为，他能跟我说这些话，是把我当人看了。

回到家里，大家对我，好像我是在过命名日似的，两位女主人一定要我详细说说医生是怎么给我治疗的，他都说了些什么——她们一面听，一面惊叹，“哎呀”“啊哟”地大呼小叫，时而满意地直咂巴嘴，时而又皱起眉头。她们对我受伤的情况、对我的病痛和种种不愉快的事情如此关心，简直让我受宠若惊！

我知道，他们对我没有提起诉讼这一点非常满意，于是，我便借此机会，要求他们能允许我向裁缝老婆借书看。他们不好拒绝我，只有老太太惊讶地叫道：

“好哇，你这个小鬼头！”

一天后，我站在裁缝妻子面前，她亲切地对我说：

“有人跟我说你病了，被送进了医院——瞧，这不是在瞎说吗？”

我没有吱声。照实说，怪不好意思的——何必让她知道这种粗暴而令人伤心的事情呢？这样挺好，她毕竟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又读起大仲马、庞松·泰拉里、蒙特潘、扎科奈、加博里奥、埃马拉、布阿戈贝的大部头书了——我如饥似渴地一本接一本读，我感到非常开心。我觉得自己正置身于这种非同寻常的生活之中，它使我感到兴奋和激动，使我精神倍增。我自己制作的小油灯又冒起了黑烟，我整夜整夜地读，通宵达旦。我的眼睛有些发疼，这时老太太好心地对我说：

“悠着点儿，小书呆子，眼睛会累坏的，到那时可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然而，很快我就发现，在所有这些错综复杂、扣人心弦的小说中，尽管描写的事情五花八门，国家和城市也各不相同，但它们只说明一点，即好人遭不幸，受坏人迫害；坏人总是比较走运，而且比好人聪明能干，但是归根结底，总是有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最后能够战胜这些坏人，好人终归有好报。但是关于“爱情”的描写，实在令人生厌：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说着同样的话。这种千篇一律的现象，不仅让人乏味，而且使人疑窦丛生，摸不着头脑。

有时候看了小说的头几页，就能猜出谁最后胜利，谁最后失败，故事情节刚有个眉目，凭自己的想象力就能够猜出故事的结局。放下书，我就琢磨书中的故事，就像做课本上的算术题那样，而且常常是一猜一个准儿：哪个主人公如愿以偿，进了天堂，哪个主人公身败名裂，进了牢房。

但在这一切的背后，我看到一些活生生的，对于我非常重要的真实情况，一些不同生活、不同人际关系的特点。我知道，在巴黎，马车夫、工人、士兵和一切“下层老百姓”，他们和下诺夫戈罗德、喀山和彼尔姆的老百姓不同——他们和老爷们说话时，胆子要大一些，关系比较随和，约束也较少。比如他们书里描写的士兵，和我了解的士兵一个都不相像——既不像西多罗夫，也不像轮船上的那个维亚特人，更不像叶尔莫欣。书里的士兵比起他们来更富于人情味儿。他们身上有某种和斯穆雷共同的东西，但却没那么凶恶和粗暴。再比如，书中的店老板，也比我认识的那些店老板要好。书里的神父和我所了解的也不同——他们更真诚，对人更富有同情心。总之，国外的整个生活，正像书里所描写的，比我所了解的生活要更有趣，更轻松，更美好。在国外，人们不那么经常打架斗殴，而且常常不是往死里打；不戏弄、折磨人，就像欺侮那个维亚特士兵那样；人们向上帝祷告时也没有那么横眉怒目，凶相毕露，跟东家老太太似的。

特别明显的是，书中在叙述那些贪得无厌、品质恶劣的坏人时，并没有描写他们身上那种我非常熟悉，而且已经司空见惯了的莫名其妙的残酷和一心要捉弄人的愿望。书里的坏人心狠手辣，丧尽天良，但差不多总能够使人明白他为什么如此残暴，可我所看到的残暴却是盲目的，毫无意义的，人们只是拿残暴来取乐，并不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每读一本新书，在我的面前，这种俄国生活与外国生活的反差就越发明显，我心中产生一种模模糊糊的烦恼，加重了我对这些纸张业已发黄、边角已经污损、人们不知读过多少遍的书的怀疑。

后来，偶然中，我得到一本龚古尔的长篇小说《桑加诺兄弟》，我用一个夜晚，一口气把它读完了。让我吃惊的是，我有一种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于是我把这个简单、悲伤的故事重新又读了一遍。书中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表面上也没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开头几页写得就像是一部圣徒传，非常严肃，干巴巴的。它用词准确，不加修饰，起初，我有些诧异，而且感到不快，但它的遣词造句，言简意赅，句句打中了我的心。它描写的关于兄弟两个杂技演员的悲剧故事，使我简直入了迷，拿着书的两只手激动得一直在颤抖。当我读到那个不幸的杂技演员拖着一双坏腿爬到阁楼上，而他弟弟却在暗中苦练心爱的艺术时，我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我把这本好看的书还给裁缝的妻子时，求她再借给我一本这样的书。

“什么叫这样的书呀？”她嘿嘿一笑，问道。

她这一笑，使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而且我也说不清楚，我究竟想看什么样的书，这时她说：

“这本书有点枯燥乏味，你等着，我给你另外找一本比较有意思的……”

几天后，她给了我一本格林伍德的《一个流浪儿的真实故事》，这个书名对我就有一点刺激，但翻开第一页，它就在我内心里引起一阵狂喜，带着这样喜悦的心情，我一口气把它从头读到尾，有的篇章，我读了两三遍。

原来国外孩子们的生活有时候也这么艰难和痛苦啊！喏，我的情况并非那么糟糕，就是说，用不着垂头丧气！

格林伍德给我增加了很大的勇气，在这之后没有多久，我得到了一本真正的“正经”书——《欧也妮·葛朗台》。

葛朗台老头儿使我清楚地想起了我的外公，只可惜这本书的篇幅太短，但使人惊讶的是，它包含了那么多的真实。这种真实在生活中我非常熟悉，又十分厌恶，但小说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表现的——温良和善，心平气和。我以前读过的所有作品，除龚古尔的外，责骂起别人来，跟东家家的人一样，总是疾言厉色，大声斥责，这往往会引起对坏人的同情和对好人的抱怨。当一个人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聪明才智仍不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时总不免使人感到遗憾，究其原因，是那些好人自始至终，像一根根石头柱子，挡在他的面前，岿然不动。虽然所有的罪恶意图和阴谋诡计在这些石头柱上都无可避免地碰得头破血流，但是这些石头柱子却无法唤起人们的同情。因为墙壁无论多么好看和牢固，要是一心想摘取墙后苹果树上的苹果，那就不可能很欣赏这堵墙壁了。我已经感到，最珍贵、最鲜活的东西正隐藏在这些正人君子的高风亮节的背后……

在龚古尔、格林伍德和巴尔扎克的作品里，没有坏人，也没有好人，有的只是普普通通的人，是非常生动、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不会让人怀疑，他们的言论和所作所为只能够那样说和那样做，不可能换成别的样子。

因此，我明白了，“一本好的、正经的书”无异于一个盛大的节日。但如何找到这样的书呢？裁缝妻子在这方面帮不了我的忙……

“这是一本好书，”她向我推荐阿尔森·古塞的《沾满玫瑰、黄金和鲜血的双手》和贝洛、保罗·德·科克、保罗·费瓦尔的长篇小说，不过我已经在专心致志地读这些书了。

她喜欢马里耶特和魏尔纳的长篇小说，但我觉得他的作品非常枯燥乏味。我也不喜欢施皮尔哈根的作品，但我喜欢奥尔巴赫的短篇小说。欧仁·苏和雨果的作品对我的吸引力也不大，我宁愿读华特·司各特的书。我想读的，是像妙笔生花的巴尔扎克写的那种能够激动人心、让人心花怒放的书。我对那位像瓷人般的女人的兴趣也渐渐淡薄了。

我去见她时，特意穿了件干净衬衫，将头发梳好，尽量打扮得像样子一些——未必就能够做到，不过我还是期待着她看到我这副尊容后跟我说话时能够比较随便和友好一些，她那张白白净净、喜气洋洋的脸上不要总是挂着那副死样活气的微笑。但她却一面微笑，一面用懒散、甜美的声音问我：

“都读完了？喜欢吗？”

“不。”

她微微扬起两道细眉，看了看我，然后叹了口气，用习惯的鼻音说：

“那为什么呀？”

“这方面的我已经读过了。”

“这方面的——什么意思？”

“关于爱情的……”

她眯起眼睛，笑得非常甜。

“哦，不过所有的书都描写爱情呀！”

她坐在一个大沙发椅上，穿一件淡蓝色的睡衣，两只拖着毛皮便鞋的小脚不停地摇晃着，膝头放着一本书，一面打着哈欠，一面用粉红色的手指，敲打着书的封面。

我直想问她：

“您怎么还不搬走呢？因为那些军官们老给您写信，嘲笑您……”

但这话我没有勇气对她说。我拿了一本厚厚的关于“爱情”的书离开了，心里感到既悲伤，又失望。

院子里对这个女人的议论越来越难听，讽刺挖苦、恶语中伤的话越来越多。这些不堪入耳的传言，想必都是胡编乱造的，但我听了心里感到十分窝火，背地里我非常同情这个女人，直为她担心。但当我去找她时，一看见她那敏锐的目光，猫一样灵活的娇小身材和那张总是喜气洋洋的面孔，我的同情与担心便烟消云散，消失得无影无踪。

春天，她突然走了，不知去向。几天后，她丈夫也迁往别处去了。

他们的房子空了下来，等待着新的住户，我进去一看，只见光秃秃的墙壁上原来挂画的地方留着画框的痕迹、弯曲的钉子和钉子钉的窟窿。油漆过的地板上，五颜六色的碎布、纸头、破药盒和香水瓶，散落一地；一枚很大的铜别针在闪闪发光。

我感到有些难过，很想和裁缝师傅这位娇小的妻子再见上一面，跟她说，我是多么感激她……

第十章

裁缝的妻子还没有搬走时，东家楼下已经搬来一位黑眼睛的年轻太太，跟她在一起的还有她的母亲和一个小女孩，母亲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嘴里含了个琥珀烟嘴，一直不停地在抽烟。那位太太长得很美，威灵显赫，趾高气扬。她说话的声音低沉，非常好听，看人时总是昂起头，稍微眯上点眼睛，好像她站得很远，看不清楚似的。一个叫秋菲亚耶夫的皮肤黑黑的士兵，几乎每天都要把一匹细腿的枣红马牵到她家的门口，而这时这位太太则身着一件长长的银灰色的丝绒连衣裙，戴一副喇叭口形的白手套，穿一双黄颜色的皮靴，从屋里款款走出来。她一只手撩起连衣裙的后摆，并紧紧握住把上镶有浅紫色宝石的马鞭，另一只纤细的小手，亲切地抚摸着那匹露出牙齿的马脸——那马目光炯炯地斜眼看着她，浑身不住地抖动，一只蹄子轻轻地在坚实的地面上刨着。

“罗贝尔，罗——贝尔。”她小声喊道，使劲拍着那马弯下来的漂亮的脖子。

然后，她一只脚蹬着秋菲亚耶夫的膝盖，麻利地跨上马鞍，那马神气活现地踏着欢快的步子，沿着堤坝走去。她端坐在马上，驾轻就熟，就跟长在上面一样。

她长得美极了——实属罕见，她总能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让人觉得以前从未看见过，而且总是令人心醉神迷，喜不自禁。看见她，我就想起了狄安娜·普瓦提埃、玛尔戈王后、少女拉·瓦利耶及历史小说中的其他美女和女主人公。

驻扎在城内的某师军官们经常围绕在她身边。每晚，在她那里弹钢琴，拉提琴，弹吉他，跳舞，唱歌，其中到她那里去得最勤的要数奥列索夫少校了。此人腿短，体胖，脸色发红，头发灰白，身上油渍麻花的，像轮船上的一名机械师。他的吉他弹得很好，对太太是言听计从，说一不二。

那个五岁的小姑娘跟她母亲一样漂亮，胖乎乎的，一头卷发，很招人喜爱。她那双浅蓝色的大眼睛看人时一本正经，目光中透出一种期待，泰然自若，不急不躁——小姑娘身上有一种不是小孩儿子应该有的若有所思的神态。

老太太跟神情忧郁、寡言少语的秋菲亚耶夫和斜眼的胖女仆一天到晚忙于家务。孩子没有保姆，小姑娘几乎没有人照料，成天在门口或对面的一堆木头上玩耍。我晚上时常出去跟她玩，而且非常喜欢她。她很快就跟我混熟了，我给她讲故事时，她往往听着听着在我怀里便睡着了。她一睡着，我便把她送回到床上。很快，她养成了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我去跟她道个晚安。我每次去，她都正经八百地向我伸出胖乎乎的小手，说：

“明天见！外婆，还应该怎么说？”

“上帝保佑你！”外婆说着，几缕青烟从她嘴里和尖尖的鼻子里冒了出来。

“上帝保佑你到明天，现在我要睡觉了。”小姑娘重复地说着，钻进镶有花边的被窝里。

她外婆郑重其事地教她说：

“不是到明天，而是永远！”

“难道明天不是永远都有的吗？”

她喜欢说“明天”这个词儿，凡是她喜欢的东西，她都寄托于将来。她把采摘的鲜花和折断的树枝插在泥土里，说：

“明天这儿将出现一座花园……”

“明天什么时候我也要买一匹大马，像妈妈那样，骑在上面……”

她非常聪明，但不怎么快活——常常玩得最起劲的时候，突然想起事儿来，而且冷不丁地问道：

“为什么神父的头发跟女人们的一样？”

她被荨麻刺疼了，便指着它威胁说：

“等着瞧，我求告上帝，叫他使劲惩罚你。上帝谁都可以惩罚——他连妈妈也能够惩罚……”

有时，她隐隐约约也流露出一些忧伤，而且是很认真的，这时她紧紧偎依着我，用期待的目光，眺望着蓝蓝的天空，说：

“外婆有时爱发火，而母亲却从来不火，她只是笑。大家都喜欢她，因而，她总是没有时间，客人们老来看她——他们看她，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她是个可爱的妈妈。奥尔索夫也这么说，‘可爱的妈妈！’”

我非常喜欢听小姑娘讲话——她给我讲一些我不了解的世界的事。她总是很乐意讲她母亲的事，而且讲了很多——一种新的生活慢慢呈现在我的面前，我又想起了玛尔戈王后，这就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书籍的信赖，同样，也增强了我对生活的兴趣。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大门口，等待到奥特科斯去玩的东家一家人回来。这时，小姑娘在我怀里睡着了，她母亲骑着马走过来，轻快地跳下马，仰起头，问道：

“她怎么啦——睡着了？”

“是的。”

“原来是这样……”

士兵秋菲亚耶夫跑上来，牵过马，太太将马鞭子往腰里一插，伸出两只手，说：

“把她给我吧！”

“我自己抱她走！”

“哦！”太太冲我像冲马似的喊了一声，然后一只脚重重地踏在门口的台阶上。

小姑娘醒了，她眨了眨眼睛，看看母亲，两只手向她伸了过去。她们一块儿走了。

人们对我喊来喊去，我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位太太对我也吆五喝六，我就很不高兴，虽然只要她稍一吩咐，人人都会听她的。

几分钟后，那个斜眼的女用人来叫我，说小姑娘在那里闹，说不跟我道别，就是不愿睡觉。

面对小姑娘的母亲，我不无得意地走进她家的客厅，小姑娘坐在她母亲的怀里，太太正在用灵巧的双手给她脱衣服。

“喏，好啦，”她说，“你看，他来了，这个怪人！”

“他不是怪人，他是我的小伙伴……”

“原来是这样啊！很好。那我们送给你的小伙伴一件礼物。你愿意吗？”

“是的，我愿意！”

“那太好了，这事由我来办，你现在可以去睡觉了。”

“明天见，”小姑娘说着，向我伸出一只手，“上帝保佑你到明天……”

太太惊讶地叫道：

“这是谁教你的，是外婆吗？”

“是的……”

小姑娘走后，太太用一个指头示意我，让我过去。

“送你点什么礼物呢？”

我说，不用送我什么礼物，能不能借给我一本什么书看看？

她用芳香、灼热的手指托起我的下巴颏，满脸堆笑地问我：

“原来是这样，你喜欢读书，是吗？你读过些什么书？”

她笑容可掬的样子显得更加漂亮了。我很不好意思地举出几部小说的名字。

“你喜欢它们些什么呢？”她双手放在桌子上，轻轻活动着手指，问道。

她身上散发出一种甜丝丝的浓郁的花香，同时夹杂着一股怪怪的马的汗臭味儿。她透过长长的眼睫毛看着我，态度严肃，若有所思——此前还没有人这样看过我。

房间里精美柔软的漂亮家具很多，显得有些拥挤，像一个鸟窝。窗子被各种花木的绿荫所遮挡，在幽暗中，炉台上雪白的瓷砖闪闪发光，旁边是一架亮锃锃的黑色钢琴，墙上挂着一些看不清楚的奖状，周边金框的颜色已经消退，奖状上印着龙飞凤舞的大写斯拉夫字母，而且，每个奖状下面都用绳子系着一枚深颜色的大奖章。这里的一切摆设，看着这位太太，都像我一样的老老实实，规规矩矩。

我尽可能地向她解释，说我生活得很艰难，心里很苦闷，读书可以忘掉这一切。

“是吗，原来是这样？”她说着，站起身来，“这倒不错，看来你这样做是对的……好吧，咱们说好了？以后我借书给你看，可是现在我这里没有……其实，你可以先把这本书拿去……”

她从沙发上取过一本破旧的黄皮书。

“你看完后——我再给你第二卷，它们一共四卷……”

我带着梅谢尔斯基公爵的《彼得堡的秘密》离开了那里，开始非常认真地读起了这本书，但读了头几页我就明白，彼得堡的“秘密”比起马德里、伦敦和巴黎的秘密来要乏味得多。只有那篇关于自由和棍子的寓言，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比你强，”自由说，“因为我比你聪明。”

但棍子回答说：

“不，我比你强，因为我比你有劲儿。”

它们争来争去便打起来了。棍子打了自由，我记得，自由挨打后死在了医院。

书中讲述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故事。我记得，在梅谢尔斯基公爵看来，这位虚无主义者恶毒之极，只要他看一眼，甚至母鸡都能被他毒死。给我的印象是，虚无主义者是个贬义词儿，很不光彩，但再深一些我就不明白了，因此我感到很沮丧。显然，是我看不懂好书！而我坚信这是一本好书，因为像这样体面、漂亮的太太是决不会看坏书的！

“喏，怎么样，喜欢吗？”我把梅谢尔斯基这本黄皮书还回去时，她问道。

她的问话，我当时很难回答，说不喜欢，我想，她肯定会生气的。

但她只是笑了笑，便走到门帘后面去了。门帘后面是她的卧室，她从卧室里取出一本蓝色的羊皮封面的袖珍书。

“这本书你一定会喜欢的，只是别弄脏了！”

这是普希金的长诗集。我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到了一个从未看到过的美丽的地方，恨不得一下子把各处都看个遍的那种感觉。这种情形有时候也有：在一片沼泽的森林里，踏着长满青苔的草墩子，你走啊，走啊，走了很长时间，突然，在你面前出现一块林中空地，那里百花盛开，阳光明媚。你看着它，真是赏心悦目，令人心旷神怡，然后你兴高采烈地到处跑着看，你的脚每每接触这片沃土上的柔嫩青草时，都会在你心中激起一阵狂喜。

普希金的诗，语言纯朴，音韵优美，令人惊讶，以至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散文作品很不自然，读起来非常别扭。《鲁斯兰》的序篇，使我想起了外婆讲的一些优美的童话故事，它把它们完美地浓缩在一起了，而有些诗句，清晰明快，实实在在，令人不胜惊讶。

在那人迹罕至的小路上，

留着从未见过的野兽足迹。

我心里默默重复着这种妙不可言的诗句，而且这些我非常熟悉的、几乎觉察不出的羊肠小道就在眼前，看见了这些神秘的足迹——它们把还没有将水银般沉重的露珠抖落的青草踩倒在地上。优美动人的诗句很容易就被记住了，它把所讲述的一切，描写得绘声绘色，喜气洋洋，使我感到无比的幸福，我的生活变得轻松而愉快。诗歌的铿锵之音成了新生活的钟声。做个有文化的人是多么幸运啊！

对于我来说，普希金的美丽的童话，最亲切，也最易懂了，读上几遍，我就能够将它们背下来。躺下睡觉时，闭上眼睛，小声背诵着，直到入睡。我时常将这些童话讲给勤务兵们听，他们听着听着，便放声大笑，还亲切地骂上几句，西多罗夫摸着我的头，小声说：

“真叫棒，不是吗？啊，天哪……”

我的兴奋劲儿被东家家里的人发现了，老太太骂骂咧咧地说：

“这小子读书读得走火入魔了，三四天都没有擦洗茶炊了！瞧我用擀面杖……”

什么擀面杖？我用诗歌来维护自己，跟她对着干：

老妖婆，黑心肠，

坏事做绝……

那位太太在我心目中变得高大起来——原来她在看这样的书啊！她可不同于像瓷人一样的裁缝师傅的妻子……

我把书给她送去，还给她的时候心里有些忧郁，她倒蛮有把握地说：

“这本书你喜欢吧！你听说过普希金吗？”

我在一本杂志上曾经看到过关于诗人情况的介绍，但我很想听听她本人对普希金是怎么说的，所以我说：没听说过。

她简要地向我讲了普希金的生平和死亡，然后，她满面春风地微笑着问道：

“你瞧，爱上女人有多么危险，是不是？”

从我读过的所有的书来看，我知道，这确实非常危险，但是也非常美好。我说：

“危险是危险，可是人人都在爱！而且女人为此也遭受痛苦……”

她像看其他东西一样，透过眼睫毛，看了我一眼，然后非常认真地说：

“是吗？这种事你也懂得？那么我希望你不要忘记这一点！”

这时，她开始问我，喜欢哪样的诗。

于是，我一面朗诵，一面手舞足蹈地对她讲了起来。她一声不吭，认真地听我讲，然后站起身，在屋里一边走，一边若有所思地说：

“你呀，可爱的小家伙，应该去学习！这件事，让我想一想……你的东家跟你是亲戚吗？”

当我做了肯定的回答后，她惊叫一声：

“哦！”她好像是在责怪我。

她给我一本《贝朗瑞歌谣集》，这个版本装帧非常精美，版画插图，红皮封面，裁口喷金。这些歌谣巧妙地将令人心酸的痛苦和大快人心的欢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让我读得如醉如痴，神魂颠倒。

《年老的流浪汉》中那令人鼻酸的话语，读来叫人不寒而栗：

我是一条有害的蛆虫——

搅得你们不得安宁？

那就请快点把它一脚踩死，踏扁，

没有什么值得心疼！

你们为什么不好好教我，

让我一身力气没处使用？

否则我从一条虫，

准能变成一条龙！

即使我死于非命，

我也会拥抱着我的弟兄，

如果我死时还是个老流浪汉——

我会呼吁报复人们，

我自己则抱恨终生！

接下去，我朗读了《哭泣的丈夫》，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贝朗瑞有两句歌谣我记得特别清楚：

及时行乐的学问——

普通人也不难弄懂……

贝朗瑞激起了我难以抑制的逗乐的愿望，我很想搞点恶作剧，对大家讲些尖酸刻薄的话，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他的歌谣我也熟记在心，而且常常利用到厨房去的短暂机会，乐此不疲地朗诵给勤务兵们听。但很快我便知道不能这样做了，因为

一个十七岁的姑娘，

戴什么帽子都不恰当！——[132]

这两句歌谣引起了对姑娘们令人作呕的议论——这使我感到莫大的侮辱，简直把我给气疯了，我举起煎锅朝士兵叶尔莫欣的头上打去。西多罗夫和其他几个勤务兵，把我从他那不大灵活的手中拉了出来，但是从此以后，我便不再往军官厨房里跑了。

他们不让我出去玩，其实也没有时间去玩，要干的活儿越来越多。如今，除了女仆、门房和“跑腿”的日常工作要我做外，我每天还必须把细棉布钉在一大块木板上，把图纸贴上去；抄写东家的工程预算材料，核查承包商的账目。东家像一部机器，每天从早一直忙到晚。

那些年，市场上公家的房子都归私商们所有了，许多商号都急着改建装修。我们东家承包了店铺装修和新店建设的工程。他先是画出“拱梁改造和屋顶开天窗”的设计图纸等，然后，我再把这些图纸，连同一个装有二十五卢布钞票的信封，送到一个老建筑师那里，老建筑师把钱收下后，签上意见：“图纸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工程由我监督施工，某某人签字。”不言而喻，他根本没有看到工程的实际情况，也不可能去监督施工，因为有病，他压根儿就出不了家门。

我分别给市场管理员和某些用得着的人送去贿赂，然后从他们那里得到“干一切非法勾当的许可证”——这是东家给这些证明书起的名字。由于我干了这些个事，我才有了当东家一家人晚上出去做客时坐在门口台阶上等他们回来的权利。这种事不经常发生，但他们回到家里时往往已经是后半夜了，因此，我得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或者是对面的木头堆上，眼巴巴地望着借给我书的那位太太家的窗户，聚精会神地倾听里面欢快的谈话和音乐。

窗户是敞开着的。透过窗帘和鲜花的缝隙，我看见军官们挺拔的身影在屋内款款走动，圆球似的少校在房间里滚来滚去，而衣着极其朴素而漂亮的她，则步履轻盈，仿佛是在游动。

我暗中称她为玛尔戈王后。

“这就是法国书里所描写的那种最快乐的生活。”我望着她家的窗户，心里想。而且我总不免感到有几分不快，眼看一些男人围着玛尔戈王后，像一群黄蜂围着一朵鲜花似的转来转去，我那稚嫩的嫉妒心实在接受不了。

和其他人相比，有位高个子军官来她家的次数最少。此人平时郁郁寡欢，脑门儿上有一道刀痕，两个眼窝很深；他来的时候总是带一把小提琴，而且演奏得非常好——这么说吧，他演奏时，过路的人都会在窗下驻足倾听，满大街的行人都会站在木头堆上洗耳恭听，甚至我们东家一家人——要是他们在家的话——都会打开窗子，边听边对这位音乐家赞不绝口。我不记得除教堂执事外他们还夸奖过什么人；我还知道和音乐比起来，他们毕竟还是更喜欢鱼油馅饼。

有时候，那位军官也用低沉的嗓音唱歌和朗诵诗歌，而且莫名其妙地喘着粗气，用手掌使劲捂着前额。有一回，我正跟小姑娘在窗下玩耍，玛尔戈王后请他来上一曲，他推辞再三，后来才一字一板地朗诵道：

只有歌需要美，

而美却不需要歌……

我很喜欢这两句诗，但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位军官有一种怜悯之心。

我更喜欢看我认识的这位太太一个人在房间弹钢琴的样子。我完全被她的琴声所陶醉了，除了窗子，除了窗内黄色灯光下那女人的苗条身姿，除了她脸庞高傲的侧影和在琴键上像小鸟飞翔似的一双白白的手，别的什么东西我都看不见。

我望着她，听着那令人忧伤的音乐，不禁胡思乱想起来：我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寻找一个宝藏，然后把它完全献给她——让她成为有钱人，富甲一方！如果我是斯科别列夫，我会再次对土耳其人开战的，用他们的赔款，在奥特科斯——全市最好的地方——建造一幢房子送给她，哪怕只是为了让她离开这条街，离开这幢房子也好，因为这里人人都在对她指指点点，恶意诽谤她。

不管是街坊邻居，还是我们院里的下人，尤其是我们东家一家人，大家谈起玛尔戈王后来，就像议论裁缝师傅的妻子那样，伤天害理，丧心病狂，只不过他们比较谨慎一些，说话的声音低一些，说时先往四下打量一下。

也许是他们怕她，因为她是一位非常显要人物的遗孀，她屋子里墙上挂的奖状，都是俄国的老沙皇戈都诺夫、阿列克谢、彼得大帝颁发给她丈夫祖上的，这是士兵秋菲亚耶夫跟我说的。他这个人识字，常看《圣经》。也许是人们害怕她，怕她用手里那根镶有浅紫色宝石的鞭子抽他们——他们说她以前曾经抽过一个什么重要官员。

但人们背后的议论远没有他们公开说的话好听。这位太太生活在一片敌视她的氛围中，我觉得这种敌意简直莫名其妙，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维克多说，有一次他半夜回家时，往玛尔戈王后的卧室窗口里看了一眼，看见她在沙发床上坐着，只穿一件衬衣，而少校在跪着给她修脚指甲，用海绵为她擦拭。

老太太骂骂咧咧，嘴里直往外吐唾沫；年轻的女主人则红着脸，尖声叫道：

“呸，维克多！不知羞耻的东西！哎呀，这帮老爷简直禽兽不如！”

东家一声不吭，只是微笑着——多亏他没有说什么，但我很害怕他也跟着起哄，大吵大嚷起来。两个女人又是尖声喊叫，又是长吁短叹，她们详详细细地询问维克多，到底那太太是如何坐在那里的，那少校又是怎样跪在那里的——维克多加油添醋，又讲了许多新的细节。

“脸涨得通红，伸着舌头……”

我不认为少校给太太剪脚指甲有什么丢人的地方，但我不相信他会伸着舌头，我觉得他是在造谣中伤，于是我对维克多说：

“既然你觉得这样做不好，为什么你还要往窗户里看？您已经不是小孩儿子了……”

当然，为此我被骂了一顿，但我对这顿骂并不感到生气，我一心想的是——赶紧跑下楼，像少校那样，跪在太太面前，恳求她：

“请您还是从这里搬走吧！”

现在，当我知道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生活，还有不同的人们和不同的思想感情时，这幢房子及其所有的房客，在我心中激起了越来越大的反感。整个这幢房子被一张肮脏的、无耻谰言之网所笼罩，这里没有一个人不被人恶意中伤。团里的神父有病在身，可怜巴巴的，可是他也被说成是酒鬼和好色之徒。据东家家的人说，那些军官和他们的妻子都有外遇和奸情；士兵们关于女人的那套陈词滥调，我听得都厌烦死了，最让我讨厌的是我们东家一家人——我对他们一贯喜欢无情地议论别人的真正价值这一点了如指掌，对别人的毛病指指点点，是唯一一种不用花钱的娱乐。我们东家一家人对周围的人造谣生事，恶意诽谤，只不过是为了开心好玩，逗个乐子，好像这样也就满足了他们对大家的报复之心，因为他们自己生活得太虔诚、太艰难太乏味了。

一听到他们用污秽的语言谈论玛尔戈王后，我就会气得浑身发抖——这可不是小孩儿子的感情反应——心里充满了对造谣者的愤恨，千方百计地想整治他们一下，搞点恶作剧。有时候我对自己和对所有的人都不由产生一种痛苦的怜悯之心——这种无言的怜悯比愤恨还要令人难受。

每逢节日，东家一家人都要去教堂做祷告，于是我早早就去到她家，她把我叫进自己的卧室，我坐在一张包着金黄绸子的小沙发椅上，这时，小姑娘爬到我的腿上，而我则把我读过的书讲给她母亲听。她侧卧在一张大床上，两个小手掌合在一起，放在面颊下，身上盖着一条金黄色的罩单，和卧室的布置非常协调；乌黑的头发编成一条辫子，从黝黑的肩头上甩了过来，垂落在她的面前，有时从床上一直能拖到地面。

她听我讲的时候，一双温柔的眼睛望着我，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说：

“嗯，是吗？”

在我的眼里，即使是她的一个善意的微笑，我也只能看作是王后宽宏大量的表示。她说起话来，声音低沉，亲切甜美，而且，我好像觉得她老是在说同一句话：

“我知道我比所有的人都优秀，都纯洁，简直没法相比，因此他们之中任何人我都不需要。”

有时我看见她面对镜子，坐在一把矮矮的沙发椅上，在梳头；发梢披落在膝盖和沙发椅的扶手上，从椅子背后垂了下来，几乎触及到地面——她的头发又长又密，跟外婆的一样。我从镜子里看见她黝黑、结实的乳房，她当着我的面戴乳罩，穿长袜，但她那一尘不染的裸体，并没有使我感到羞臊，相反，我为她感到高兴和骄傲。她身上总有一种花香味儿在保护着她，使人不敢对她产生非分之心。

我身体健康，强壮有力，对男女关系的秘密，一清二楚，但人们当着我的面谈论这种秘密时是那样丧心病狂，幸灾乐祸，那样残酷无情，污秽不堪，我无法想象我面前的这个女人也会落入男人的怀抱，很难设想什么人能够有权以主人的身份肆无忌惮和恬不知耻地贴近她，用手触摸她的身子。我深信，玛尔戈王后是不屑于厨房和贮藏室里的爱情的，她需要的是另外一种高尚的愉悦，是别样的爱情。

但是有一次，将近黄昏，我走进客厅，听见卧室门帘后面传出我心中的太太清脆的笑声和一个男人恳求的声音：

“等一会儿呀……我的天！我不相信……”

我本该转身离开，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却无法走开……

“是谁在那儿？”她问道，“是你吗？进来吧……”

卧室里的花香味儿很重，让人透不过气来，窗帘都拉上了，房间里的光线很暗……玛尔戈王后躺在床上，被子一直盖到下巴处，那位拉小提琴的军官就坐在她身边靠墙的地方，穿一件衬衫，敞露着胸口——他胸前也有一道疤痕，红红的，从右肩一直延伸到乳头，非常醒目，幽暗中我甚至都能清楚地看见。军官的头发乱蓬蓬的，十分可笑。我第一次看见他愁苦的带伤疤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的笑显得有些古怪。而他那双像女人一样的大眼睛，望着玛尔戈王后，好像他只是头一次才发现她的美丽。

“他是我的朋友。”玛尔戈王后说。我不知道她是在指我，还是指他。

“你干吗那么害怕？”我听见了她的声音，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到这边来……”

我走了过去，她伸出热乎乎的光光的胳膊，一把搂住我的脖子，并且说：

“你长大后一定会幸福的……去吧！”

我把书放回到书架上，又拿一本便走了。这一切仿佛是在做梦。

我心里感到咯噔一下。不用说，我从未想到过我的这位王后会像所有的女人那样去谈情说爱，而且那位军官也不允许她有这样的想法。我看见过他在我面前的笑容——他笑得是那么开心，像突然感到惊奇的婴儿一样；他那张愁眉不展的脸一下子焕然一新，令人不可思议。他理应爱她——难道可以不爱她吗？她也可以慷慨地将自己的爱奉献给他——他的小提琴拉得是那么曲尽其妙，诗歌朗诵得又是那么沁人肺腑……

但是，我之所以需要寻找这些自我安慰，很明显，是因为对于我来说，对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玛尔戈王后本人的态度，并不认为一切都好，一切都正确。我感到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一连几天都闷闷不乐，长吁短叹。

有一次，我憋足了劲儿，大闹了一通。后来，我到太太那里去借书时，她非常严厉地对我说：

“我听说，你还挺能闹的呀！这我可没想到……”

我忍不住对她说，我生活得多么苦恼，说我听见别人说她的坏话时心里有多么难受。她站在我对面，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起初，她很注意地听我讲，神态严肃，但是很快地她便笑了起来，轻轻地将我推开。

“好了，这些我都知道——你明白吗？我知道！”

然后，她拉着我的双手，非常亲切地说：

“以后你别把那些污言秽语放在心上，你越不把它们当回事儿，对你就越好……你的手可没有洗干净……”

其实，这事她完全可以不说；我想，如果她也擦铜器、拖地板和洗尿布的话，她的手不见得能比我的干净。

“一个人会生活——要遭人忌恨；不会生活——则被人看不起，”她若有所思地说，一面搂紧我，让我紧贴着她的身子，笑嘻嘻地看着我的眼睛，“你爱我吗？”

“是的。”

“非常爱吗？”

“是的。”

“那——怎么个爱法呢？”

“不知道。”

“谢谢。你是个好孩子！我喜欢别人爱我……”

她莞尔一笑，想说什么，但只是叹了口气，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也没有松手，把我放开。

“以后你常到我这儿来玩吧，能够来就来……”

我利用这一点，从她那里得到不少好处。午饭后，东家一家人都去午睡了，这时我便跑到楼下，只要她在家，我就在她那里坐上个把小时，甚至更长久一些。

“应该读一些俄国的书，应该了解自己的、俄国的生活。”她开导我说，一面用灵巧的粉红色的手指，将发卡别进芳香四溢的头发里。

接着，她列举出一些俄国作家的名字，问道：

“记得住吗？”

她常常若有所思地、不无烦恼地说：

“你应该去上学读书，可我总是把这事给忘了！哎呀，我的天哪！”

我在她那里坐了一会儿，拿着新书，跑上阁楼，这时，我的五脏六腑好像被洗过了似的。

我已经读过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和杰出的俄罗斯叙事诗《林中》，读过不同凡响的《猎人笔记》和格列比奥恩卡和索洛古勃的几本书，还有韦涅维季诺夫、奥陀耶夫斯基和丘特切夫的诗歌。这些作品洗涤了我的心灵，驱散了贫苦现实笼罩在我心头的阴影，我感受到了什么叫作好书，也懂得了它们对我的必要性。这些书在我心中牢牢树立起一种坚定的信念：我在世界上并不孤单，因此我不会完蛋的！

外婆来看我时，我兴致勃勃地把玛尔戈王后的事讲给她听了——外婆有滋有味地嗅着鼻烟，很有把握地说：

“好哇，好哇，这太好了！要知道，好人总是多，只要你肯去找——总是能够找到的！”

后来，有一次她跟我说：

“要不要我到她那儿去一趟，替你道声谢谢？”

“不，不需要……”

“那好，不需要就不需要……上帝呀，上帝，这一切是多么好啊！我愿意永远活着——千秋万代！”

我上学读书的事，玛尔戈王后没顾得上张罗，圣灵降临节那天发生一件伤脑筋的事，差一点把我给毁了。

节日前不久，我的眼皮忽然肿了起来，眼睛都睁不开了，东家家里人怕我瞎了，我自己也非常害怕。他们把我领到一个熟识的妇产科医生亨利希·罗德泽维奇那里，他从我的眼皮内侧切开一个口子，然后用纱布把眼睛包起来，这样我一连躺了几天，痛苦、烦闷极了。圣灵降临节的前一天，我眼上的纱布被取了下来，这我才又能下地行走了，就像一个被埋了的大活人从坟墓里又站了起来。没有比双目失明更可怕的事了，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苦难，它剥夺了一个人十分之九的世界。

在喜气洋洋的圣灵降临节那天，我因为有病，从中午起，就不让我干什么活儿了，于是我到各个厨房走走，看看那些勤务兵们。除了一脸严肃的秋菲亚耶夫外，所有的人都喝醉了。傍晚前，叶尔莫欣对准西多罗夫的脑袋就是一棍子，西多罗夫倒在过道里，不省人事，叶尔莫欣吓得逃往峡谷里去了。

西多罗夫被打死的消息，马上在院子里就传开了，搞得人心惶惶。人们挤在大门口，争相观看倒在地上的这个士兵——西多罗夫直挺挺地躺在门槛上，头冲着过道，脚还在厨房里。人们小声议论着，说应该去把警察叫来，但是谁也不去叫，也没有人去动那个士兵。

这时洗衣女工纳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走了过来，她穿一件新的雪青色的连衣裙，肩上搭一块白头巾，她愤怒地推开众人，走进过道，蹲下身子，大声说：

“尽是些蠢货——他还活着呢！快去拿点水来……”

有人劝她说：

“你还是别管闲事的好！”

“我说了，拿点水来！”她火烧火燎地喊道，一面麻利地将自己的新连衣裙提过膝盖，往下拽了拽衬裙，把西多罗夫满是鲜血的脑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大伙儿对她这样做很不以为然，他们诚惶诚恐地纷纷离去。在昏暗的过道里，我看见洗衣女工那张圆圆的脸变得煞白，眼睛里含满了泪水。我提来一桶水，她让我把水浇在西多罗夫的头上和胸部，并提醒我说：

“可别浇到我身上了——我还要去做客呢……”

西多罗夫醒了过来，睁开两只无神的眼睛，开始发出呻吟。

“抬起来。”纳塔利娅说。她伸直胳膊，两手托住他的胳肢窝，以免把连衣裙弄脏了。我们把西多罗夫抬进厨房，放在床上，她用一块湿抹布给他擦了擦脸，临走时，她说：

“将抹布蘸上水，敷在他头上，我这就去找那个混账王八蛋。等着瞧吧，这帮酒鬼非要喝到被抓去服苦役不可。”

她把弄脏了的衬裙脱下来，往屋角的地上一扔，细心整理一下沙沙作响的揉皱了的连衣裙，然后便走了。

西多罗夫伸展着身子，一面打嗝儿，一面哼哼，一滴滴颜色沉着的、沉甸甸的鲜血从他的头上直接滴落在我光着的脚面上——这使我感到很不舒服，但是由于害怕，我不敢把脚从滴血的地方挪开。

真叫人难受，院里喜气洋洋，一派节日气氛，房前台阶和大门上装点了许多小白桦树，每根石柱上都扎了好多新砍来的槭树枝和花楸树枝。整条大街装饰得一片翠绿，一切都显得那样朝气蓬勃，万象更新。从早上起我就觉得，这春天的节日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而且从今天起，生活将会变得更洁净、更光明和更快乐。

西多罗夫开始呕吐起来，一股热烘烘的酒气和生葱味儿充满了厨房，令人透不过气来。窗外不时有人在窥视，他们把一张张模糊不清的嘴脸紧贴在玻璃窗上，两个手掌撑在脸的两边，使劲将鼻子压在窗子的玻璃上，如此一来，这些人的模样，活像一个个大耳朵怪物，极其难看。

西多罗夫边回忆，边嘟哝着说：

“我这是怎么啦？摔倒了？叶尔莫欣呢？他是好样的……”

然后便咳嗽起来，醉醺醺地哭着，直流眼泪，而且伤心地喊着：

“我的好妹妹……好妹妹……”

他站起身来，东倒西歪的，全身都湿透了，而且有一股臭气。他身子一摇晃，一头栽到床上，怪模怪样地翻着眼珠子说：

“我可算被打惨了……”

我感到非常好笑。

“谁他妈的在笑？”西多罗夫两眼无神地看着我，问道，“你怎么还笑呢？这下我可被打惨了，彻底完蛋了……”

他双手把我推开，嘴里嘟囔着说：

“第一步，是未卜先知者伊里亚；第二步，是骑在马上的叶戈里；而第三步——不要走近我！滚开，你这只恶狼……”

我说：

“别再犯傻了！”

他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扯开嗓子喊叫，两只脚一个劲儿地乱踢腾。

“我被打得半死，而你……”

这时，他挥动有气无力的脏手，照我眼睛上就是一拳，我大叫一声，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急忙跳到院子里，迎面碰见纳塔利娅，她拉着叶尔莫欣的一只手，一路叫道：

“快走，你这个畜生！你怎么啦？”她一把抓住我，问道。

“是他打的……”

“他打的，啊？”纳塔利娅惊讶地拉长音调说。她拉一下叶尔莫欣，对他说：

“喏，该死的，这么说，你应该谢谢自己这位大救星了！”

我用水洗了洗眼睛，顺着过道朝门口望去，发现这两个当兵的已经和好了。他们先是相互抱头痛哭，然后两个人又抱着纳塔利娅，而她则使劲打他们的手，喊道：

“松开你们的爪子，狗东西！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轻佻的女人吗？趁你们家的老爷不在家，躺下歇会儿去吧，还不快去！不然你们会倒大霉的！”

她像哄小孩儿子似的将他们两个安顿睡下——一个躺在地板上，另一个躺在床上，一直等到他们打起鼾来，她才来到过道里。

“我全身都弄脏了，可我本来穿得干干净净，是要去做客的！他真的打了你？你也真够窝囊的了！这都是那伏特加给闹的。可别喝那玩意儿，小伙子，永远也不要喝……”

后来我跟她一块儿坐在大门口的长凳上，问她咋就不怕喝得醉醺醺的人呢。

“头脑清醒的人我也不怕，他们都在我这儿！”她伸出一只攥得发红的拳头，“我已故的丈夫就是个嗜酒如命的人，因此，有时候，他一喝醉，我就把他的手脚捆绑起来，等他睡醒后，我把他的裤子往下一扒，用结结实实的树枝子使劲地抽他，跟他说：既然你结了婚，那就不要再喝酒了，不能老是醉醺醺的——你的乐趣应该是老婆，不应该是伏特加！没错儿。就这样，我一直打到累了为止，后来他在我跟前变得乖乖的……”

“您真够有劲儿的。”我说。这时我想起了那个连上帝都敢欺骗的女人——夏娃。

纳塔利娅叹了口气，说：

“女人的力量应该比男人大，应该抵上两个男人的力量，可是上帝赋予女人的力量小了！男人都是靠不住的。”

她说话的时候心平气和，毫无恶意。她坐在那里，背靠着围墙，双手交叉地放在隆起的胸口上，愁眉锁眼地一直盯在满目乱石的一堆垃圾上。她那番妙言要道，我听得入了迷，全然忘记了时间，这时我突然看见东家夫妇手挽手地从垃圾堆那边走过来，他们缓缓而行，显得很神气，像一对火鸡，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互相在说着什么。

我赶紧跑过去，把大门打开。女主人上楼梯时，恶狠狠地对我说：

“你是不是在向洗衣女工们献殷勤？在楼下那位太太家里学的吧？”

这种话真是愚蠢之极，根本不值得我去生气，真正叫人生气的，是东家阴阳怪气地甩出的一句话：

“那又怎么样——也到时候啦！”

第二天上午，我到下面干草棚里去抱木柴，在一个方方的猫洞旁边，就在干草棚门边，捡到一个空钱包——我多次看到西多罗夫用过这个钱包，便当即给他送去了。

“那里边的钱呢？”他问道，一面伸手往钱包里掏，“一卢布三十戈比，在哪儿？拿出来！”

他头上缠一条毛巾，人又黄又瘦。他非常生气地眨巴着发肿的眼睛，不相信我捡的是一个空钱包。

叶尔莫欣来了，他指着我，对西多罗夫说：

“准是他偷的，是他，领他去见东家家的人！当兵的决不会偷当兵的！”

他这句话反倒提醒了我，偷钱的肯定就是他，过后把空钱包往干草棚那里一扔，然后往我身上赖——我立刻当着他的面喊道：

“你胡说，是你偷的！”

我完全相信我的推断是正确的，他那张愚蠢的脸，由于害怕和愤怒，都扭曲变形了，他急得团团转，尖声叫道：

“你拿出证据来！”

我能有什么证据呢？叶尔莫欣嚷嚷着把我拖到院子里，西多罗夫在我们身后，也跟着在嚷嚷什么，各种各样的人都从窗户里探出了脑袋。玛尔戈王后的母亲泰然自若地抽着烟，一面向外面张望。我知道，这回我在那位太太的心目中算是完了——我一下子傻了眼。

记得，两个当兵的抓住我两只手，东家家的人站在他们的对面，听着他们的指控，深表同情地连连称是。这时女主人很有把握地说：

“不用说，这事肯定是他干的！昨天他还在大门口向一个洗衣女工献殷勤呢，这就是说，他有钱了，没有钱就可别想从她身上占到什么便宜……”

“本来就是！”叶尔莫欣叫道。

我感到天旋地转，简直把我给气疯了，我冲女主人大发雷霆，结果我狠狠地被揍了一顿。

不过令我感到难受的，与其说是这顿皮肉之苦，还不如说是我心中的一个想法：如今玛尔戈王后会怎样看我。我怎样在她面前还自己的清白？在这种倒霉透顶的时刻，我真是感到苦不堪言。

幸好这两个当兵的把这件事在院子里和街坊四邻间传扬开了。傍晚时分，我在阁楼上躺着，只听见纳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在下面直嚷嚷：

“不行，我干吗要保持沉默！不，亲爱的，走呀，走！我说了——走哇！不然，我可要找老爷去了，他会让你说出来的……”

我马上感觉到，她这通嚷嚷和我有关。她就在我们的门口嚷嚷，声音越来越高，咄咄逼人。

“你昨天给我看的是多少钱？你这钱是从哪儿来的？你说说看。”

我高兴坏了，只听见西多罗夫垂头丧气地拉长声调说：

“哎哟——哟，是叶尔莫欣……”

“可你们败坏一个孩子的名声，让他狠狠地挨了一顿揍，是不是？”

我真想跑下阁楼，跑到院子里，手舞足蹈地跳上一通，亲吻那个洗衣女工，好好谢谢她，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家女主人从窗口里叫道：

“这孩子挨揍，是因为他出口伤人；至于说他是小偷——除了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谁都没有这样想过！”

“您自己，太太，才真正是不要脸呢，跟您说吧，您是一头真正的母牛。”

我听着她这番痛骂，像听音乐一样，委屈和对纳塔利娅感激的热泪，使我的心感到有些隐隐作痛。我强忍着眼泪，憋得我简直透不过气来。

后来，东家顺着楼梯慢不腾腾地走上了阁楼，坐在我身边人字架接头的地方，他拢着头发说：

“怎么，彼什科夫老弟，你是不是感到挺倒霉的？”

我一声不吭地转过身去。

“但毕竟你骂人是不对的，不像话。”他接着说。我轻声地向他宣布：

“等我能下地了——我就离开你们……”

他坐了一会儿，一句话没说，一直在抽烟，然后仔仔细细地看了看烟头，低声说：

“没什么，你看着办吧！你已经老大不小了，怎么着对你更合适，你自己掂量着办……”

后来他便走了。跟往常一样——我觉得他怪可怜的。

这事儿过后，第四天，我离开了他们家。我特别想跟玛尔戈王后道个别，但我缺乏去见她的勇气，说老实话，我希望她能主动叫我去。

在和小姑娘告别时，我请求她说：

“告诉你妈妈，就说我非常感谢她，非常！会说吗？”

“我一定说，”她答应道，脸上露出亲切温柔的微笑，“明天见，是吗？”

我再次见到她时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她嫁给了一名宪兵军官……

第十一章

我又来到“彼尔姆号”轮船上，当了洗碗工；这艘船通身洁白，像一只白天鹅，宽敞，快捷。现在我干的是洗碗的“粗活”，或者叫“厨房打杂的”，月薪七卢布，我的职责是给厨师们打杂。

餐厅的管事，人长得圆滚滚的，态度傲慢，盛气凌人，脑袋秃得像只皮球。他成天双手抄在背后，迈着笨重的步子，在甲板上走来走去，活像一头大肥猪在炎热的天气里想寻找个阴凉去处。他老婆在餐厅里非常招眼，这位太太，年纪四十出头，样子很漂亮，但是喜欢浓妆艳抹，厚厚的脂粉常常能从脸上掉下来，在她鲜艳的连衣裙上落些发黏的粉末。

伊万·伊万诺维奇是高薪聘请来的厨师长，外号“熊崽”，矮个子，胖墩墩的，鹰钩鼻子，眼睛里总带有几分嘲讽的意味。他喜欢打扮，戴着硬领，每天刮脸，两边的脸颊总是青青的，黑色的小胡子往上翘着。没事儿时他总爱用他那烤得发红的手指头摆弄他的胡子，没完没了地对着一面带把的小圆镜子照了又照。

司炉雅科夫·舒莫夫是轮船上最有意思的人。他宽肩膀，阔胸膛，长得方方正正，是一条汉子。他那张有个小翘鼻子的又扁又平的脸，活像一把铁铲；一双熊一样的小眼睛，隐藏在浓密的眉毛下面；脸上的胡子都打成了小旋儿，就像沼泽地里的青苔；他的头发，非常密实，像一顶帽子，要费很大的劲儿，他才能将弯曲的手指头伸进去。

他牌玩得特好，很能赢钱，食量大得惊人。他像一条饿狗，总是围着厨房转悠，想要几块肉和骨头吃。每到晚上，他便跟“熊崽”一起喝茶聊天，讲述自己的离奇故事。

从小他就给梁赞城里的一个牧民当帮手，后来经一位过路修士的引荐，进了修道院，在那里当见习修士，一干就是四年。

“我本来是能够当上修士的，而且是响当当的黑衣修士，”他说话又快，又很风趣，“只是后来从奔萨城来了一个女朝圣者，留在我们修道院里不走了——她这个人可有意思了，搞得我迷迷糊糊，晕头转向，她说：‘你这个人真是不错，身体又好，可我呢，老实说，一个规规矩矩的寡妇，孤身一人，你何不跟我去，给我看管院子。老实说，我自己有房子，而我是做羽绒和羽毛生意的……’”

“好吧，她让我去给她看管院子，我就去当了她的情人。在她身边，有吃有喝，一晃就是两三年，好不自在……”

“你就大胆吹吧，”“熊崽”打断他的话，认真对着镜子照了照自己鼻子上的几颗粉刺，“要是吹牛能卖钱——你准能够发大财！”

雅科夫在嚼什么东西，打着旋儿的花白胡子在他那木呆呆的脸上不住地抖动，两只毛烘烘的耳朵也跟着一动一动的；他听了“熊崽”对他的评价，继续有条不紊地、快速地讲下去：

“她比我岁数大，我觉得跟她在一起没意思，太乏味，于是我便跟她的侄女勾搭上了，事情败露后，她揪住我的脖梗子，硬是把我赶了出来……”

“这就是给你的奖赏——再好不过了。”“熊崽”说，他的话讲得轻松流畅，跟雅科夫似的。

司炉往嘴里塞一块方糖，继续说：

“我四处游荡了一段时间，后来跟一个来自沃洛基麦尔的小老头儿合伙做生意，什么东西都卖，于是我们到处奔波，满世界地跑：去过巴尔干山区，到过土耳其人那里，罗马尼亚人那里也去过，还到过希腊人、奥地利人那里——打过交道的人多了，各种各样的都有，不外乎是买进卖出，转手倒卖而已……”

“偷过人家东西吗？”“熊崽”很认真地问。

“老头儿——绝对不干！而且他对我说：‘在异国他乡，一定要站得直，行得正，这里的规矩是：干一点儿坏事就能掉脑袋。’不错，偷东西的事，我也试过，只是结果很惨——我本想把一个商人的马从院子里偷走，可是，唉，还没有得手，就被人逮住了。当然，对我先是一顿痛打，打完之后——扭送到警察局。当时我们是两个人，一个是道地的盗马老手，我呢，是跟着起哄的，更多的是出于好奇。我在这个商人那里干过活，在新浴室里砌过炉灶，后来那个商人生病了，做了个噩梦，梦见了我，这下可把他给吓坏了，赶紧要求警察局的长官：‘放了他——指我吧，就是说，把他放了吧，否则我总是梦见他，要是不饶了他，我的病就好不了。看来，他是个巫师。’，这样一来，我成了巫师了！喏，他是位著名的商人，于是我就被放出来了……”

“真不该放你出来，应该把你浸在水里，淹上两三天，把你那一肚子馊主意好好泡一泡。”“熊崽”插了一句。

雅科夫立即接着他的话茬说：

“没错儿，我肚子里的确有许多馊主意，直说了吧，我肚子里的馊主意足够全村人用的……”

“熊崽”将一个手指头伸进锢得很紧的衣领里，很不耐烦地把它扯开，一边摇晃着脑袋，一面牢骚说：

“这叫什么事儿呀！这么一个罪犯，活在世上，吃饱喝足后，成天溜溜达达，你说，这是为什么？说呀，你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司炉吧唧着嘴，回答说：

“这我也不知道。活着就活着呗。有的人躺着，有的人忙着，当官的人坐着，但任何人都得吃饭。”

“熊崽”越发不耐烦了。

“这么说，你是一头蠢猪，简直不可理喻！干脆吃猪饲料好了……”

“你怎么能骂人呢？”雅科夫吃惊地问，“所有男人都是同一棵橡树上的橡子。你用不着骂骂咧咧，因为你再骂，我也不会因此变得更好一些……”

这人一下子就把我牢牢吸引住了。我看着他，听他往下讲，惊讶得张着嘴巴。我觉得他对生活有自己一套稳健扎实的认识。他对所有的人都直接称呼“你”，他那两道浓眉下的一双眼睛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直来直往，不管是船长、餐厅管事和头等舱的重要乘客，还是他自己、水手、餐厅仆人和统舱里的乘客，都无一例外地统统站在一条线上，没有任何区别。

有时候，他站在船长或轮机手的面前，背抄着猴子般的两条长胳膊，一声不吭地听他们骂他偷懒，或者骂他玩牌时随便赢别人的钱。他站在那里，看得出来，这种责骂对他根本不起作用，威胁他，说下一个码头就把他赶下轮船，也吓不住他。

跟“好事儿”一样，他身上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看来，他本人对自己的这种独特之处，对于别人很难理解他这一点，也是深信不疑的。

我从未看见这个人闷头生气或考虑再三过，也不记得他长期保持沉默过——他那张胡子拉碴的嘴里的话，什么时候都滔滔不绝，即使这些话不是他的本意，但也像流水似的一个劲儿地向外流。当别人责骂他或者他在听什么有趣的故事时，他的嘴唇总是不停地在嚅动，好像是在默默重复他听到的话，或者是在小声嘟囔什么。每天值完班，他钻出锅炉房，光着脚，敞着怀，一身油污，衬衫全湿透了，大汗淋漓，胸口露出浓密的卷毛。很快，他那平缓、单调、有点沙哑的声音从甲板上便传了过来，他的话像雨点般哗哗地落了下来。

“你好哇，大妈！你要到哪儿去呀？去奇斯托波尔吗？这个地方我知道，我到过那里，在一个有钱的鞑靼人家里当过长工。那个鞑靼人叫乌桑·古拜杜林，有三个老婆，这老头儿的身子骨可结实了，红光满面的。其中一个年轻老婆是鞑靼人，我跟她曾经也有过那种事儿……”

他什么地方都去过，所到之处，对所有的女人从不放过。这种拈花惹草的事儿，他对谁都讲，而且毫无恶意，心平气和，好像他这一辈子从未受过气，也没有挨过人骂。转眼工夫，他说话的声音又从船尾什么地方传了过来：

“只有老实巴交的人，他们才会去玩牌！‘撞大运’‘打三张’‘拉皮条’，可有意思了！牌这玩意儿可是好东西，坐着不动，钱就能到手，是种不错的买卖……”

我发现他很少说“好呀”“坏呀”“糟糕呀”这样的词儿，但是像“有意思”“好玩儿”和“好奇”这些词儿差不多总是挂在嘴上。对于他来说，漂亮的女人就是好玩儿的蝴蝶，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就是有意思的日子。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小菜一碟儿！”

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懒汉，可我觉得，他面对熊熊火焰的炉膛，在酷热难耐、气味呛人的恶劣环境中，他和所有的人一样，在勤奋地工作，在尽职尽责，而且我从未听见他像其他司炉工们那样喊苦叫累过。

有一次，不知谁把乘客中一个老太太的钱包掏走了。那是个晴朗安静的夜晚，大家相处得都很和睦友好。船长给了老太太五卢布，乘客们相互也凑了些钱；当大家把这些钱送给那个老太太时，她冲大家又是画十字，又是鞠大躬，说：

“亲人们啊，这钱，比我原来丢的还多出三卢布又十戈比呢！”

不知谁高兴地喊道：

“拿着吧，大妈，有什么好嚷嚷的？三卢布多，总会有用得着的时候……”

有人意味深长地说：

“钱又不是人，不会成为累赘的……”

这时雅科夫走到老太太跟前，认真地对她说：

“把多出来的钱给我吧，我好玩牌去！”

大家都笑了起来，心想，这是司炉在开玩笑，但是他一再对感到很不好意思的老太太央告说：

“给我吧，大妈！你要钱有什么用呢？没准儿明天你就入土了……”

大伙儿骂了他一顿，把他给轰走了。他摇晃着脑袋，惊讶地对我说：

“这些人真奇怪！干吗要管别人的闲事呢？本来嘛，是她自己说这钱是多出来的呀！而这三卢布对我来说可是件美事儿……”

他一看见钱，就来了精神劲儿，顿时感到心花怒放——说起话来总喜欢将银币和铜币在裤子上蹭来蹭去，等把硬币蹭亮了，他用弯曲的手指头拿着它，凑到长着翘鼻子的脸前，眉毛一动一动的，仔细打量个没完。不过他这个人在钱的事情上并不吝啬。

有一次，他让我跟他玩一把，碰碰运气，我说我不会。

“不会？”他觉得很奇怪，“怎么能不会呢？亏你还识文断字呢！你应该学学。来，咱们不真的赌，只赌糖玩儿……”

他赢了我半磅方糖，全都一块块地塞到他那胡子拉碴的腮帮子里了，后来，他看我会玩了，便提议说：

“现在咱们玩真的吧，赌钱！你有钱吗？”

“有五卢布。”

“我有两卢布多。”

不用说，他把我给赢惨了。我想把本捞回来，便把一件值五卢布的外套押了上去，结果也输了，又把一双值三卢布的皮靴赌上——又输了。这时，雅科夫很不满意，几乎是很生气地对我说：

“不行，你不能玩牌，性子太急躁，一下子就把外套给输了，还有皮靴！这些东西我不需要，给你，把衣服拿回去，钱也拿回去——四卢布，给我留一卢布，算是你交的学费……好不好？”

我很感激他。

“小菜一碟儿！”对于我的感激，他这样说，“玩儿嘛，就是玩玩，找找乐子，可你跟打架似的，一个劲儿地往前冲。就是打架，也不能够脑袋发热，胡打硬拼，要瞅准了再打！干吗要硬拼呢？你还年轻，应该学会牢牢控制自己的感情。一次不成，五次；五次不成，七次；七次不成——那就算了。不玩儿了。等冷静下来后再玩！本来就是玩儿嘛！”

我越来越喜欢他，也越来越不喜欢他。有时候他讲的故事使我想起了我外婆。他身上有许多地方对我很有吸引力，但他那种根深蒂固的、看来一辈子都改不了的对人的冷漠态度，使我感到极为反感。

有一次，太阳快落的时候，二等舱一位喝醉酒的乘客，一个又高又大的彼尔姆的商人，掉到船舷外去了，在金光闪闪的发红的航道中一个劲儿地扑腾。轮船发动机迅速关闭，船也停下了；叶轮下泛起团团的泡沫，在红色夕阳的照耀下，河水被染得一片血红；在这滚滚血浪中，在距离船舷很远的地方，有一个黑乎乎的人体在拼命地拍打着河水，声嘶力竭地一个劲儿在呼救，听着着实让人感到揪心。乘客们也在喊着、挤着，跑到船舷和船尾上，聚集在那里。落水者的同伴，一个棕红色头发、谢了顶的男人，也喝醉了，他挥拳向众人乱打一通，直奔船舷边，大喊大叫：

“都闪开！我要把他救上来……”

有两个手水已经跳下去了，正挥动双臂，向落水者游去，船尾上也放下了救生艇。在船员的呼喊声和妇女们的尖叫声中，传来了雅科夫有点沙哑的慢条斯理的声音：

“他肯定会淹死的，绝对没跑儿，因为他身上穿着外套！穿着长长的外套——必然会淹死！比如，拿女人来说吧，为什么她们比男人要淹死得快？因为她们穿着裙子。女人只要一落水，马上就会沉下去，像一普特重的大秤锤似的……你们瞧，这不已经沉下去了嘛，我不是瞎说吧……”

那落水的商人果然沉下去了，人们找了两个小时也没找到。他的同伴，清醒过来后，坐在船尾上，绷着脸，一个劲儿地嘟哝着抱怨说：

“这下可好，到家倒是到家了！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啊？我怎么向他的家里人交代，啊？他家里人……”

雅科夫站在他面前，双手背在后面，开始劝他：

“没关系，生意人！谁也不知道他命中注定该死在什么地方。有的人吃蘑菇，忽然间——死了！成千上万的人都吃蘑菇，一点事儿没有，可就是有那么一个人——吃死了！是蘑菇的原因吗？”

他这个人肩膀很宽，人又健壮，站在那位商人面前，像一座大磨盘，他对商人说的话，就像磨盘里碾出来的麸皮，没完没了。起初，那商人只是默默地哭泣，用宽大的手掌擦去滴在胡子上的眼泪，但是听着听着，他大声吼道：

“你这该死的家伙！干吗老捅我心窝子？老少爷们儿呀，快把他轰走吧，不然——真是造孽呀！”

雅科夫离开时平心静气，他说：

“这人可真够怪的！把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司炉工很傻，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故意装傻。我一直想问问他，他是如何周游世界的，都看到了些什么，但总是不成功，白费心思。他常常仰起头，稍稍睁开他那双熊一样的黑眼睛，一只手抚摸着胡子拉碴的脸，拿腔拿调地回忆道：

“到处都是人，老弟，像蚂蚁一样！告诉你吧：走到哪儿——哪儿都是人，都在忙忙碌碌！不用说，最多的是庄稼人——简直遍地都是，打个比方说，跟秋天的落叶似的。你问保加利亚人吗？我看见过保加利亚人，也看见过希腊人，还有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各种各样的茨冈人，我也都见过——他们人多得很，各种各样都有！他们是什么模样？还能是什么模样？城里人——城里人的模样；农村人的模样，跟我们这里完全一样。相同的地方很多。他们甚至会讲我们的话，只是说得不太好，譬如鞑靼人或者摩尔多瓦人。希腊人不会讲我们的话，他们叽里咕噜一通，好像是在说话，可到底说的什么——听不懂。跟他们只能用手比画着交谈。跟我一块儿的那个老头儿——总是装模作样的，好像希腊人的话他也能够听懂，嘴里嘟嘟哝哝，什么卡拉马拉、卡里麦拉的。这老头儿可狡猾了，把那些人骗得一愣一愣的！你又要问了——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也真够怪的，他们能是什么样的呢？喏，当然，是黑头发了，而且，罗马尼亚人也是黑头发，他们有同一种信仰。保加利亚人也是黑头发，不过，他们跟我们是同一个信仰。而希腊人——他们跟土耳其人有点相似……”

我觉得他没有把知道的事情都讲出来，还有些事情，他不愿意说出来。

从杂志的画片上，我知道希腊的首都是雅典——一座极其古老和非常美丽的城市，但雅科夫只是怀疑地摇头，否定雅典这座城市的存在。

“那是别人对你胡诌的，老弟，根本没有什么雅典，倒是有个雅丰，不过它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座高山，而且山上有一座修道院。别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地方叫雅丰圣山，有关于这座山的画片，跟我在一块儿的那个老头儿就曾经卖过。有个叫贝尔格莱德的城市，坐落在多瑙河畔，就像雅罗斯拉夫或下诺夫戈罗德那样。他们那里的城市很一般，不算漂亮，可是农村就另当别论了！女人们也是这样，哦，她们简直让人着迷，可爱极了！为了一个女人，我差一点就留在了那里——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用手掌使劲儿在木呆呆的脸上摩挲了一把，硬撅撅的胡茬儿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喉咙深处也发出了响亮的笑声，使人想起了破铃铛的叮当声。

“我这个人记性真坏！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还经常……分手的时候她哭了，甚至我也哭了，千真万确……”

他泰然自若、恬不知耻地教我应该怎样跟女人交往。

我们坐在船的尾部，温暖的月夜迎面而来，河面碧波粼粼，银光闪闪，岸边绿草如茵，隐约可见；矿山上，点点灯火，时隐时现，像被大地俘获的颗颗星斗。周围的一切都在活动，无时无刻不在瑟瑟地颤抖，过着平静而执着的生活。一个有点沙哑的声音，响彻在这温馨而忧伤的寂静之中：

“有时候，她张开双臂，敞开自己的胸怀……”

雅科夫的故事听上去有些厚颜无耻，但并不惹人讨厌，故事中既没有连篇累牍的大话，也没有惨绝人寰的暴虐，有的只是某种朴实的善良和些许愁思与忧伤。天上的月亮同样恬不知耻地裸露着身子，同样感情激动，使人愁肠百结，浮想联翩。此时此刻，能够想起来的只有好的和最美好的人和事——玛尔戈王后和那令人永志不忘的真实的诗句：

只有歌需要美，

而美却不需要歌……

我像赶走轻微的睡意那样，驱散了自己这种梦幻似的苦思冥想，我再次向司炉师傅雅科夫询问关于他生活的情况，问他都看到了些什么。

“你真是个怪人，”他说，“怎么跟你说呢？我什么都看到了。你会问：修道院看到了吗？看到了。小饭馆呢？也看到了。老爷们的生活、农民们的生活，都看到了。衣食不愁的日子、饥寒交迫的日子，我都经历过……”

他，仿佛在沿着一座摇摇欲坠的险桥越过一条水深流急的小河似的，慢慢悠悠地回忆说：

“喏，打比方说，因为偷马，我被关进了警察局——我想，这下肯定会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可警长这时候嘴里正在骂骂咧咧，因为他的新房子里的炉子老是在冒烟。我就说：‘老爷，这点毛病，我能够修好。’他冲着我说：‘少废话！据说最高明的师傅都束手无策……’可是我跟他说：‘有时候一个牧人比一位将军更聪明’——当时我的胆子也真够大的，心想，反正还不是一样——发配到西伯利亚！这时他说：‘去修吧，要是你修坏了——当心我打断你的骨头！’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我把炉子给他修好了——警长大为惊讶，喊道：‘我说，你呀，这个傻瓜，笨蛋！原来是个工匠师傅呀，可你怎么会偷起马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儿？’我跟他说：‘这事儿呀，老爷，纯粹是一时糊涂。’他说：‘没错儿，一时糊涂，我真为你感到惋惜！’是啊。他说——感到惋惜。看见了吗？一个警察，论职责，他应该冷酷无情，可他却感到惋惜……”

“喏，后来怎么样了？”我问道。

“没什么。他感到了惋惜。还能要他怎么样呢？”

“对你有什么可惋惜的，你简直是块顽石！”

雅科夫温厚地笑道：

“你这人真怪！说我是块顽石，是吗？可你连顽石都表示同情，顽石也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它们可以修桥铺路。什么东西都应该怜惜，没有什么东西是毫无用处的。沙子算什么？可沙子上面也能长出青草……”

当司炉师傅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清楚，他知道有些事情，我是不懂的。

“你对厨师怎么看？”我问道。

“你是指‘熊崽’吗？”雅科夫冷冷地说，“对他怎么看？对于这个人，完全没的说。”

的确如此。伊万·伊万诺维奇这个人循规蹈矩，八面玲珑，别想抓到他什么毛病。但有一点非常有意思：他不喜欢司炉师傅，经常骂他，可又经常请他喝茶。

有一次，他对司炉师傅说：

“如果是农奴制度，而且，我是你的老爷，像你这样的吃货，我每星期能抽打你七次！”

雅科夫很认真地说：

“七次——多了点儿吧！”

厨师“熊崽”一面大骂司炉师傅，不知为什么，又一面给他些乱七八糟的吃食。他很随便地塞给他一块肉，说：

“吃去吧！”

雅科夫嘴里不慌不忙地嚼着，对他说：

“伊万·伊万内奇，有你的照顾，我的力气会越来越大的！”

“你这样的懒虫，要力气有什么用？”

“怎么没有用？可以长寿呀……”

“活着干什么，你这个懒鬼！”

“懒鬼也得活呀。是不是你活得有些不大开心呀？要好好地活着，伊万·伊万内奇，可有意思了……”

“整个一个百（白）痴！”

“什么百（白）痴？”

“白痴，就是傻——瓜——蛋。”

“有这种词儿！”雅科夫十分惊讶。可是“熊崽”却跟我说：

“你想想看：我们成天在锅炉边，火烤火燎的，血都要烤干了，骨头也快烤焦了，你倒是好——瞧，一个劲儿地在大嚼特嚼，像头大肥猪！”

“人跟人的命不一样。”司炉师傅说着，嘴里一面嚼着吃的。

我知道，烧锅炉比在炉灶前工作更累、更热，有几次我夜里想和雅科夫一起“清除一下炉渣”，我感到纳闷儿的是，不知为什么，他不愿意向厨师表示自己的工作有多么繁重。不，这人肯定知道什么特殊的事情……

所有的人——船长、轮机长、水手长都在骂他，谁愿意骂就骂，可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赶他走呢？司炉们对他显然比对其他人要好，尽管他们也笑他爱夸夸夸其谈，说他爱玩牌。我问过他们：

“雅科夫这人好吗？”

“雅科夫吗？还行。他这个人从不得罪人，你怎么对待他都没关系，哪怕把火炭扔到他怀里，他都不会生气……”

尽管雅科夫烧锅炉的工作非常繁重，而且他吃起东西来胃口跟马一样，但他的睡眠时间却很少——下班后常常连衣服都不换，一身大汗，灰头土脸的，通宵达旦地伫立在船尾，不是跟乘客们交谈，便是和他们一起玩牌。

他站在我面前，就像一只上了锁的箱子，我感到箱子里一定藏有某种我需要的东西。我一门心思地在寻找能够打开箱子的钥匙。

“你呀，小老弟，我真不明白，你究竟想要知道什么？”他问道，眉毛下两只深陷的眼睛，一直在打量我。“喏，世界各地，我的确去过很多地方，还有什么呢？你真是个怪人！现在你好好听着，我给你讲讲有一次我经历过的事吧。”

下面就是他讲的故事：某某县城住着一个患有结核病的法官，他老婆是个德国人，身体健康，无儿无女。这德国女人爱上了一个在街上摆摊卖布的生意人。这个卖布的已经结了婚，老婆很漂亮，有三个孩子。卖布的发现那德国女人爱上了他，于是便想捉弄她一下：叫她夜里到他家花园来一趟，可是他自己又另外叫了两个朋友，让他们预先躲藏在花园的小树丛里。

“一切计划妥当！喏，那德国女人来了，我随便跟她扯了几句后，她就说：‘好啦，现在我整个人都在这里了！’而他对她却说：‘太太，我没法回报你，我是个结了婚的人，不过我为你预备了两个朋友，他们一个是鳏夫，另一个还没有结婚。’德国女人“哎呀”一声惊叫，照他脸上啪地就是一记耳光，他一下子从长椅上滚了下来，而她则在他脸上、身上一顿拳打脚踢！是我送她过来的，当时我在法官家里看大门，我从围墙缝里看见把他打得一塌糊涂。这时，躲藏在那里的他的两个朋友急忙跳出来，朝德国女人冲了过去，抓住她的头发，我赶紧翻过围墙，将他们拉开，我说：‘不行呀，掌柜老爷，不能够这样！那德国太太对他是真心诚意的，可是他却在故意羞辱她。我把她拉开了，可他们用砖头砸伤了我的脑袋……德国女人非常懊恼，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知如何是好，她对我说：‘雅科夫，等我丈夫一死，我就离开这里，回到自己德国人那里，我一定要走！’我说：‘那还用说，当然要走了！’法官死后她便走了。她这个人对人很亲切，通情达理。法官也很和蔼可亲，愿上帝赐他安息……”

我感到很纳闷，不明白这件事的含义，所以我一直没说话。不过我感到这里面存在着某种我所熟悉的、冷酷而荒唐的东西，可是——我能说什么呢？

“故事好听吗？”雅科夫问道。

我说了句什么话，反正气得我破口大骂，但他却心平气和地解释说：

“人们衣食不愁，就容易事事满足。不过，有时候他们也想逗逗乐子，开开玩笑，但是玩笑没有开好，他们好像不会逗笑。这些人，当然，是认认真真的生意人。做生意是很费脑子的，但光靠脑子过日子，不信你试试，是很乏味的，所以才想逗个乐子。”

船尾后面的河水泛着白沫，迅速向远处流去，滔滔河水，汹涌澎湃；黑压压的堤岸护送着河水，缓缓地向后退去。乘客们在甲板上呼呼大睡。这时，在长凳之间，在睡着了的人们中间，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在悄悄走动，向我们走来；她穿一件黑色的连衣裙，没系头巾，满头白发。司炉师傅在我肩膀上捅了一下，小声说：

“你瞧，苦闷着呢……”

我好像觉得，别人的苦闷，让他很开心。

他讲了很多故事，我认真仔细地听，都好好记住，但我不记得有哪一个是令人高兴的故事。他讲的比书中写的显得更平静——在书中，我常能感受到作家的情感，他的愤怒、喜悦、忧伤和嘲讽。司炉师傅则不然，他不嘲笑、不谴责，对什么都不生气，也不流露出明显的高兴。他说话时就像一个面对法官的无动于衷的证人，就像一个对被告、原告、法官一样漠不关心的陌生人……他这种冷漠的态度使我越来越感到反感，激起了我对雅科夫的愤懑之情。

在他的面前，生命的燃烧就像锅炉下面炉膛里的熊熊火焰。面对着炉膛，他那像熊掌似的粗糙的大手，紧紧握住一把大木槌，轻轻地敲击着控制喷嘴的开关，决定着减少或者增加投放的燃料。

“有人欺负过你吗？”

“谁能够欺负我？我力气大着呢，我只需一下子！”

“我不是指打架，而是说灵魂——有人欺负过你吗？”

“灵魂是不能欺负的，灵魂是不接受欺负的，”他说，“人的灵魂，无论如何都不能去触动，不管怎么着都不能去触动……”

甲板上的乘客、水手——所有的人，经常都在大谈特谈灵魂，就跟在谈论土地、工作、面包和女人一样。一般人说起话来，张口闭口都是“灵魂”两个字，这个词儿现在非常流行，就跟五戈比的硬币一样。我不喜欢人们动不动就把这个词儿挂在嘴边，男人们骂娘时，不管出于恶意还是善意，都拿灵魂来说事儿——这让我感到非常痛心。

我记得十分清楚，外婆在谈到灵魂——爱情、美丽、喜悦的秘密所在时，总是非常小心谨慎。我相信，一个好人死后，白衣天使们会把他的灵魂带上蓝天，带到我外婆的善良的上帝那里，而上帝一定会热情欢迎它的：

“怎么样，亲爱的灵魂，怎么样，纯洁的灵魂，你历尽苦难，备受煎熬了吧？”

接着，上帝便把六翼天使的翅膀——六只白色翅膀——赐给了这个灵魂。

雅科夫·舒莫夫谈起灵魂时也跟外婆一样，非常小心谨慎，三言两语，而且不太愿意谈。他骂人时从不伤及灵魂，别人谈及灵魂时，他从不吱声，只是弯着他那发红的、公牛般的脖子。当我问他：灵魂是什么？他回答说：

“是一种精气神儿，是上帝呼出来的气……”

这样的回答对于我是不够的，我进一步向他追问，这时司炉师傅低着头说：

“关于灵魂，小老弟，连神父也说不明白，这事儿神秘着哪……”

他使我经常在考虑他这个人，一门心思想弄清楚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但这种努力最终也毫无结果。除了他，我什么都看不见，他那宽大的身躯把我眼前的什么东西都挡住了。

餐厅老板娘对我热情得令人有些生疑——早晨我应该给她打洗脸水，其实，这是二等舱的女招待卢莎——一个干净、开朗的姑娘的差事。当我站在餐厅旁边狭小的舱室里时，我身边就是裸露着上身的老板娘，因此，她那黄黄的松弛的躯体，我看得一清二楚——像发过头了的软面团，真让人恶心，它使我想起了码尔戈王后那黑黑的强壮结实的肉体。老板娘一直在说着什么，一会儿唠唠叨叨，不停地抱怨，一会儿又大发脾气，讽刺挖苦。

我听不懂她说的话的意思，虽然我从旁似乎也隐隐约约地猜出了几分——她的话的意思是可怜而可鄙的，是没脸见人的。但我并不生气——我的生活距离老板娘很远，和轮船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也相去甚远。我躲在雅科夫这块毛烘烘的大顽石的后面，他把我和这个日夜不停驶往某处的整个世界隔离开了。

“我们的加夫里洛夫娜完全爱上你了，”我像做梦一样听到卢莎嘲笑我的话，“快张开嘴巴，咬住幸福……”

不光卢莎嘲笑我，整个餐厅里的服务生都知道老板娘的弱点，而厨师则皱着眉头说：

“这个女人什么滋味都尝过了，现在想尝尝甜点心的味道，蛋白酥甜点心的味道了！这样的人……彼什科夫，可要当心，要睁大两只眼睛，不，要睁大三只……”

雅科夫也像长辈似的，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当然喽，要是你再大两岁，我就会对你换一个说法，可是现在，就你这个年龄——我看最好你还是别去理她！要不，你自己瞧着办……”

“得了吧，”我说，“真叫人恶心……”

他表示同意，说：

“那还用说……”

不过，这时候他把手指头插进粘成一块的头发中去，想把它们蓬松开来，于是又扯起他那套油腔滑调的话来：

“咳，也应该设身处地为她想想——这种事儿——也难啊，大冬天的……连狗都喜欢有人抚摸它，何况是人呢！女人需要有人疼爱，就跟蘑菇需要潮湿的环境一样。她自己显然羞于开口，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肉体上需要有人疼爱，其实——别的也没有什么……”

我使劲盯住他那难以捉摸的眼睛，问道：

“你——可怜她吗？”

“你说我吗？她难道是我母亲吗？是有人不可怜他们的母亲，可是你呀……真是个怪人！”

他咯咯地笑了，声音不高，像只破铃铛。

有时候，我看着他，仿佛自己跌进了无声的空间，落入了无底深渊和一片黑暗之中。

“你看，别人都结婚，可你，雅科夫，为什么不结婚呢？”

“干吗要结婚呢？女人，我随时都能弄到手，这件事真是托上帝的福了，简单得很……一结婚，就得有个固定的住处，得干农活儿，可我的土地贫瘠，数量又小，而且被我叔叔占去了。我弟弟当兵回来后，跟叔叔争吵起来，事情一直闹到法院，因为他用棍子打了叔叔的脑袋，打出了血。为此，他在牢里被关了一年半，出狱后只有一条路——再去坐牢。而他老婆是个性格活泼、喜欢说笑的女人……这有什么可说的！既然结婚了，有了老婆，就要守在自己的窝边，当家做主，可是当兵的不行——自己的生活不能自己做主——身不由己呀。

“你向上帝祷告吗？”

“你这个人真怪！当然祷告了……”

“怎么祷告？”

“方式多了。”

“什么样的祷告词？”

“我不会什么祷告词。我呀，老弟，我的祷告词很简单：耶稣上帝啊，求你保佑活着的人，让死去的人安息吧；上帝啊，求你保佑人们免于病灾……然后再说点别的什么……”

“说什么呢？”

“随意说呗！不管你对他说什么，他都能够听见！”

他对我的态度很好，充满好奇，像对待一只会逗人玩儿的聪明小狗一样。有时候，夜里，跟他坐在一块儿，他身上总是散发出一股石油、煤烟和葱头的气味——他喜欢葱，嚼起生葱来跟吃苹果一样。他突然要求我说：

“我说，奥廖哈，你这毛头小子，念一段诗听听吧！”

有许多诗我都会背，而且，我有一个大厚本子，里面抄了些我喜爱的诗。我给他朗诵《鲁斯兰》，他听起来，一动不动，像个瞎子和哑巴，屏住嘶哑的呼吸声，然后低声问道：

“一篇很好听的童话故事，通顺流畅！怎么，是你自己编的吗？是普希金编的？是有这么一位老爷，叫穆欣·普希金，我见过他……”

“不是他，这个普希金早已被人打死了！”

“为什么？”

我三言两语地把事情的经过跟他讲了，就像玛尔戈王后给我讲时那样。雅科夫一直听着，后来他很平静地说：

“为女人丢掉性命的人可真不少……”

我常常把从书上读来的各种故事讲给他听，它们往往穿在一起，在我脑子里形成一个非常长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生活美丽动人，充满火热的激情，疯狂的英雄壮举，贵族门第的场面，传奇式的成功，决斗与死亡，高尚的谈吐与卑鄙的行动。在我的故事里，罗坎博尔身上具有的是拉·摩尔、汉尼拔、柯罗纳身上的骑士特点；路易十一身上——是葛朗台老人的特点；骑兵少尉奥特列塔耶夫和亨利四世融合在一起了。在故事中，凭借一时的灵感，我改变了人物的性格，调整了故事情节。对于我来说，这故事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跟我外公的上帝一样——我也可以主宰一切，随心所欲。但书里这种混乱的局面，并没有妨碍我看到现实本来的面目，也没有冲淡我想了解芸芸众生的愿望，它像一层透明但却无法穿透的云层遮住了我，使我不至于受到许多带传染性的污泥浊水和生活遗毒的侵害。

书使我对许多东西有了抵抗力，不受其害：我知道人们如何相爱，如何受苦；我知道不应该涉足妓院，那种廉价的色情活动只能激起人们对它的厌恶，只能为那些热衷此道的人感到惋惜。罗坎博尔教导我要坚定不移，不能向环境的力量屈服，大仲马笔下的人物使我决心要献身于某种重要而伟大的事业。快乐的亨利四世国王是我心爱的一个人物，我觉得，贝朗瑞的著名歌谣讲的恰恰就是他：

他给农民带来许多好处，

自己平时也爱喝上几口；

要是全体人民都很幸福，

为什么国王就不能喝酒？

小说把亨利四世描写成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接近人民，他光明磊落，像灿烂的太阳。他使我相信法国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国家，是骑士的国度，无论是穿王袍的国王，还是身穿着布衣的农民，都同样端庄自重，高风亮节：昂日·皮图和达达尼昂是一样的骑士。亨利四世被杀时，我伤心地哭了，对拉瓦里亚克恨得咬牙切齿。在我给雅科夫讲的故事中，这位国王几乎总是充当主人公，而且我觉得这位司炉师傅也喜欢上了法国和“亨利国王”。

“亨利国王是个好人——甚至可以跟他一块儿钓钓鲈鱼，或者随便干点别的什么事情都成。”他说。

他既不拍案叫绝，也不打断我的故事，问这问那；他只是默默地听着，低眉锁眼，脸上毫无表情，像一块陈旧发霉的旧石头。但要是我出于某种原因讲不下去时，他便立刻发问：

“讲完了吗？”

“不，还有呢。”

“那你别停下来呀！”

关于法国人，他叹口气说：

“他们倒挺凉快……”

“你什么意思？”

“你看，咱们待在这么热的地方，还在干活儿，他们倒好——那里凉快着呢，而且，他们什么事情也没有，整天吃喝玩乐——日子悠闲得很！”

“他们也工作。”

“从你的故事里可没看见他们也在工作。”司炉师傅公正地说。这时我忽然明白，我看过的绝大部分的书根本都没有描写那些品德高尚的主人公是如何工作的，是干什么工作的。

“好啦，我得稍微睡一会儿。”雅科夫说着，就在坐的地方往背后一倒便躺下了，一分钟后，响起了均匀的鼾声。

秋天到了，卡马河两岸一片棕红，树木变成了金黄色，倾斜的阳光开始变得发白，雅科夫突然离开了轮船。就在临走的前夕，他还跟我说：

“小子，后天咱们就要到彼尔姆了，到时候咱们到澡堂子去痛痛快快地洗个蒸气浴，完了咱们再去有乐队的饭馆，好好撮上一顿，那才叫过瘾呢！我喜欢看机械管风琴演奏。”

但是在萨拉普尔，轮船上上来一个胖男人，长着一张女人脸，皮肤松弛，没有一点胡子。他身上长长的厚呢大衣和头上那顶带护耳的狐皮帽子，使他看上去更像是女人了。他迅速占住厨房这边比较暖和的一张小桌，要来了茶具，大衣不脱，帽子不摘，满头大汗地喝起那发黄的开水。

秋天的乌云带来了绵绵细雨，淅淅沥沥地没完没了；当上船的这个男人用方格子手帕在脸上擦汗时，雨好像下得也比较小了，可是当那个人又出汗的时候，雨也越下越大了。

很快，雅科夫来到他身边，他们开始察看日历上的地图，——这位乘客用手指头指指戳戳，司炉雅科夫则平心静气地说：

“那有什么！没事儿。我才不在乎呢——小菜一碟儿……”

“那就好。”那位乘客尖声尖气地说着，便将日历塞入腿上一个半打开的皮口袋里。他们一面喝茶，一面小声地交谈着。

雅科夫去接班的时候，我问他这位乘客是什么人。他嘿嘿一笑，回答说：

“看上去蛮可爱的，好像是阉割派教徒。从西伯利亚来，够远的了！挺有意思的，生活有条不紊，循规蹈矩……”

他离开我走了。走在甲板上，身后留下一个个黑色的脚印，像马蹄印似的，着着实实，但他马上又停了下来，在腰里挠了挠说：

“我要到他那里打工去了，一到彼尔姆我就下船，再见了，小鬼头！我得先坐火车，然后再走水路，还得骑马，要走五个星期呢，瞧他待的这地方……”

“你了解他吗？”我问道，我为雅科夫这突如其来的决定感到惊讶。

“从哪儿了解？压根儿没见过，他待的那个地方我也没去过……”

第二天一早，雅科夫穿着他那件油迹斑斑的短皮大衣，光脚穿着一双破鞋，戴着“熊崽”那顶没有帽檐儿的破草帽，伸出钢铁般坚硬的大手，使劲握着我的手说：

“跟我一块儿去吧，啊？他也会要你的，他人挺好的，只要我跟他说一声就成。愿意去吗？我去跟他说！到那里后把你身上那多余的东西一割，人家还会给钱。把一个人废了，对于他们来说，可是一桩喜事，为此，他们还要进行褒奖……”

那个阉割派教徒站在船头上，胳膊下夹着一个白颜色的包袱，两只呆滞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雅科夫，他那笨拙臃肿的身子活像一个被淹死的人。我低声骂了他几句，司炉师傅再一次紧紧握住我的手。

“随他去吧，管他呢！人各有志，各念各的经，关我们什么事儿？喏，再见啦！祝你好运！”

这样，雅科夫·舒莫夫像一只大狗熊，一摇一摆地走了，我心里有一种沉甸甸的复杂的感觉——既为司炉师傅感到惋惜，又替他感到难过，记得，还夹杂着几分羡慕，我忐忑不安地想：一个人干吗要去那不为人知的地方呢？

再说了，雅科夫·舒莫夫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第十二章

深秋季节，轮船航线停了，我到一家圣像作坊里当了学徒，但是，第二天，我的女主人——一个性格温和、有点迷糊的老太婆，用弗拉基米尔的地方口音对我说：

“眼下白天短，夜晚长，所以说，你打早起就到店铺里去，在那里当店伙计，晚上回来再学习手艺！”

于是她便把我交给了店铺的掌柜使唤。这位掌柜个子不高，腿脚麻利，是个很招人喜欢的漂亮小伙儿。每天早晨，天刚放亮，我就和掌柜的冒着寒冷，沿着人烟稀少的伊林卡商业街，穿过全城，来到下诺夫戈罗德的集贸市场。我们的店铺就坐落在一家旅馆大楼的二层楼上。这里原先是一间货仓，光线很暗，有一扇大铁门，一个小窗口冲着用铁栏杆围起来的凉台，店里堆放着许多大小不一的圣像和神龛，有不带花饰的和带“葡萄”花饰的，还有用教会斯拉夫文印刷、黄皮封面装帧的书籍。我们店铺旁边还有另外一家铺子，也经营圣像和书籍生意，铺子老板是一个长着黑胡子的商人，跟一位信奉旧教的饱学之士是亲戚，这位博览群书的人，在伏尔加河对岸旧教派盛行的地区很有名气；黑胡子商人跟前有一个儿子，年纪和我相仿，勇敢机智，人长得精瘦，一张小脸，白白的，像个小老头儿，两只眼睛像老鼠似的，滴溜溜地直转。

店铺门一开，我就得赶紧去小饭馆里打开水。喝完茶——收拾铺子，擦去货物上的灰尘，然后到阳台上，往那儿一伫，瞪大眼睛，紧盯住来往的顾客，只怕他们到旁边的铺子里去。

“顾客都是傻瓜，”掌柜信心十足地跟我说，“他们反正都一样，只要价钱便宜就行，对于商品他们一窍不通！”

他动作麻利地把绘着圣像的画板一一放好，同时吹嘘自己对业务有多么精通，他教我说：

“姆斯塔村那里的货物——价格便宜，三俄寸宽四俄寸高的圣像——物有所值……六俄寸宽七俄寸高的圣像——价钱也可以……圣徒们的情况你了解吗？一定要记住：沃尼法季圣徒是掌管酗酒的；受难者瓦尔瓦拉圣徒是主管牙痛和意外伤亡的；瓦西里·布拉任内——主管伤寒、热病……你知道有几位圣母吗？你看：这是悲伤圣母、三手圣母、阿巴拉茨卡娅显灵圣母、勿哭我圣母、消愁圣母、喀山圣母、庇护圣母、七箭圣母……”

我很快便记住了各种尺寸和不同质地的圣像的价格，记住不同圣母圣像的差异，但是要记住每位圣徒的使命和意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时候，我正站在店铺门口想事儿，掌柜的会突然考问起我这方面的知识：

“主管难产的圣母——是谁？”

要是我回答错了，他就会不屑一顾地问道：

“你的脑袋是干什么用的？”

比较难的是招揽顾客。我不喜欢那些画得千奇百怪的圣像，不好意思将他们向外推销。在外婆的故事中，圣母给我的印象总是年轻漂亮，心地善良。杂志插图上画的也是这个样子，但圣像上画的圣母可不是这样：看上去总是老态龙钟，脸色严峻，一只长长的鹰钩鼻和一双木呆呆的小手。

逢集的日子——星期三和星期五，生意非常红火，农民和老太婆们有时来到凉亭，甚至全家都来了——都是一些从伏尔加河对岸过来的旧礼仪派。他们生活在林区，神情忧郁，心存疑虑。有时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笨手笨脚的乡下人，身上穿着羊皮袄和家里自己做的厚粗呢大衣，慢慢腾腾地沿着长廊走了过来，仿佛怕摔倒似的，面对他们，真让人感到不知该怎么办，觉得很难为情。你费了很大的劲上前拦住他，在他那穿着又笨又重皮靴的两只脚前跑前跑后，像蚊子似的轻声细语地问道：

“你老人家需要点什么吗？这儿有带注释和详解的赞美诗，有叶夫列姆·西林的书、基里尔的书，有圣法教规，有日课经，一应俱全，您请进吧！各种圣像，应有尽有，价格适宜，质量上乘，颜色凝重，请您随意挑选！顾客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预先订制——所有的圣徒和圣母都可以预订！你是不是想订制与命名日有关和家庭平安有关的圣像呢？这里是俄罗斯最好的圣像作坊！是全市商号中的首屈一指！

这位让人捉摸不透、难以理解的顾客，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像盯狗似的一直看着我，然后，他突然伸出一只木头般的手，把我挡开，径直向隔壁那家店铺走去，我家掌柜搓着两只大耳朵，不满意地嘟哝道：

“把顾客给放走了，做的什么生意……”

旁边店铺里传出一阵阵甜言蜜语，话说得天花乱坠：

“我们呀，亲爱的，可不做羊皮生意，也不做皮靴，我们制作的都是圣物，它们比金银珠宝都珍贵，是无价之宝呀……”

“鬼晓得！”我家掌柜既妒忌，又赞叹，“真会蒙乡下人！学着点儿！好好学着点！”

我勤勤恳恳地学着，任何一件事，既然干了，就一定要干好。但我在招揽顾客、做生意方面就是做不好，这些面色阴郁的乡下男人寡言少语，老太婆们跟耗子一样胆小，动不动就被吓得什么似的，总是耷拉着脑袋。我觉得这些顾客挺可怜的，真想把圣像的真实价格悄悄地告诉他们，就别再多收他们二十卢布了。我觉得他们都很贫穷，食不果腹，但奇怪的是，这些人竟不惜花三卢布五十戈比买一本赞美诗集——这是他们最常买的书。

他们对各种书籍的了解，对圣像笔法优劣的熟悉程度，令我非常惊讶。有一次，我把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让进店里，他很客气地跟我说：

“亲爱的，你说你们的圣像作坊是俄罗斯最好的作坊，这话不对，最好的作坊是罗果仁的，在莫斯科！”

我羞愧地站到了一边，他慢慢地向外面走去，并没有拐进隔壁店铺里去。

“撞上懂行的啦？”掌柜挖苦地说。

“您没跟我说过罗果仁的作坊的事……”

他破口大骂起来：

“这帮狗东西，成天不声不响地东游西逛，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些老不死的……”

掌柜的堂堂仪表，衣食不愁，自尊心很强。他痛恨这帮乡下人，有时候他也直向我吐苦水：

“我聪明伶俐，爱干净，喜欢神香、香水等芳香的气味，可是为了给老板娘赚上五卢布，我只得低声下气向这些满身臭气的乡巴佬点头哈腰！我这样做心里能舒服吗？乡下人算什么东西？是臭羊毛，是地上的蛆虫，不过……”

他难过地不再往下说了。

但我喜欢乡下人，他们像雅科夫那样，个个身上都有某种神秘的东西。

有一次，一个人高马大的乡下人来到了店里，他穿一件农民常穿的带大襟的上衣，外面是一件短皮袄。进门后，他脱下毛茸茸的帽子，眼睛看着屋角摆放长明灯的地方，伸出两个指头一再在胸前画十字，尽量不去看灯光照不到的地方的圣像，然后，一声不吭地用目光扫视一下周围，说道：

“给我来一本带注释的赞美诗！”

他卷起外衣袖子，嚅动着两片土黄色的干裂的嘴唇，对着赞美诗的内封页看了又看。

“有没有更老一些的版本？”

“要知道，老的版本可是值几千卢布的呀……”

“知道。”

乡下人在指头上蘸点唾沫，翻着书页。他每翻一页，碰到的地方都会留下一个黑黑的指纹。店掌柜用憎恶的目光盯着顾客的头顶，说：

“圣书上的话自古就有，上帝从未改变过自己的话……”

“知道，听说过！上帝没改变，可是尼康改变过。”

最后，这位顾客合起书，一句话没说便走了。

有时候，这些从林区来的人也跟掌柜争吵；我心里明白，他们对书的内容的了解，比我们掌柜更清楚。

“都是些从沼泽地过来的异教徒。”掌柜的抱怨说。

同时，我也看到，尽管这个农民对新书感到不称心，但他看着它的样子还是充满了敬意，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它，生怕书本会像小鸟一样从他手里飞走似的。看到这种情形，心里总是很愉快的，因为我也认为书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它包含着写书人的心灵，打开书，我就把这颗心灵解放了出来，它也就可以和我神秘地进行交谈了。

经常有些老头儿老太太拿一些尼康时期以前的古版书或这些书的手抄本来卖，这些手抄本，都是避居在伊尔吉兹和杰尔仁涅工茨偏僻地带的旧礼仪派教徒们抄写的，字迹工整秀丽，非常漂亮；另外还有未经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修改的日课经文月书的抄本、古代绘制的圣像、各种十字架、带珐琅的青铜折叠式圣像，沿海地区的铸制品，莫斯科公爵们赏给酒店掌柜们的银器等。所有这些东西，他们都藏在衣襟内，卖的时候鬼鬼祟祟，四下打量，显得很神秘。

因此，我们家掌柜和邻家店铺的人都眼巴巴地盯着这样的卖主，互相争着做这些人的生意。他们花几卢布、几十卢布把这些古董买下来，到市场上一转手，再卖给那些有钱的旧礼仪派教徒，能要几百卢布的高价。

掌柜教我说：

“你要盯住这些神出鬼没的家伙——这帮巫师，要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财运！”

这样的卖主一上门，掌柜的便叫我去请博学多识的彼得·瓦西里伊奇，他是古书、圣像和各种古董的行家。

这是位个子高高的老人，留着一把圣瓦西里那样的大胡子，面容慈祥，长着一双聪慧的眼睛。他有一只脚的脚掌被人砍断过，所以手里总是拄着拐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季，他都穿一件像东正教神职人员穿的那种又轻又薄的僧袍，戴一顶像饭锅似的怪里怪气的丝绒帽。平时他精神饱满，腰板笔直，可是一走进店铺，马上就变得弯腰躬背，耷拉着双肩，低声哼哼咳咳的。他常常用两个指头在胸前画着十字，嘴里咕咕哝哝地在背诵着祷告词和赞美诗。这种虔诚的态度和老态龙钟的样子，立刻就能赢得卖主对这位古董行家的信任。

“您又遇上什么犯难的事了？”老人问道。

“这不，有人来出让圣像，说是斯特罗加诺夫画派的作品。”

“什么？”

“斯特罗加诺夫画派。”

“啊……我听不清楚，上帝堵住了我一只耳朵，不让我听尼康教派的那些胡言乱语……”

他脱掉帽子，平举着圣像，横看看，竖看看，又仔细打量一番木头底座上的榫头接缝，然后眯起眼睛嘟囔道：

“那些黑心肝的尼康派教徒，发现我们珍爱古代文物，于是就昧着良心，千方百计制造出许多赝品，如今连圣像也造起假来了，而且造得很巧妙，哎呀，足能够以假乱真！这些圣像，从外观上看，很像是斯特罗加诺夫画派或乌斯秋日纳市的作品，再不就是苏兹达利市的作品，可是认真仔细地一看——假的！”

如果老人说圣像是“假的”，那就意味着，它准是稀世珍品。有一系列的暗语告诉掌柜，这圣像或古籍可以出多少钱；我知道，“可叹和可悲”表示是十卢布，“尼康虎”——二十五卢布。我觉得欺骗卖主的行为是可耻的，但我对古董行家的这套鬼把戏却很感兴趣。

“那些尼康派的教徒们，尼康虎的徒子徒孙们，他们都是些黑心肝，什么都能干得出来，因为他们已经走火入魔——瞧，这打底色用的颜料，好像还算地道，法袍也出自同一人之手，可是你瞧这面部，就不是出于同一支画笔了，绝对不是！老的彩绘大师，像西蒙·乌沙科夫，虽说是个异教徒，但画起圣像来，面部、衣着，自始至终，一气呵成，连画板、打底色都是他亲自动手操作的，而现如今，那些不信神的家伙，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从前的时候，画圣像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可如今呢——纯粹是手艺人的一种职业行当，这不是在亵渎神灵嘛！”

最后，他小心翼翼地将圣像放到柜台上，然后戴上帽子，说道：

“造孽啊。”

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请买下吧！”

卖主被他这番花言巧语说得迷迷糊糊，如堕五里雾中，被这位老人的渊博学识所折服，于是毕恭毕敬地问道：

“老人家，您看，这圣像到底咋样？”

“这圣像——出自尼康教派之手。”

“这绝不可能！我们的祖父辈、曾祖父辈，都在这幅圣像面前祷告过……”

“尼康可生活在你的曾祖父们的前面啊。”

老人将圣像举到卖主的脸前，态度严肃地说：

“你瞧瞧看，这副喜笑颜开的样子，能有这样的圣像吗？这是画儿，是瞎胡画，是尼康派教徒们在虚应故事，粗制滥造——这种玩意儿没有灵魂！我何必要说谎呢？我已经这把年纪了，一辈子老老实实，很快我就要去见上帝了，我还能昧着良心说话吗——没什么意思！”

他走出店门，来到凉亭，一副老态龙钟、风烛残年的样子。他因别人对他的眼力表示不信任而耿耿于怀。掌柜的只花几卢布便买下了这幅圣像。卖主走时冲彼得·瓦西里伊奇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到小饭馆去打沏茶用的开水了。回来时我看见这位古董行家精神抖擞、眉开眼笑的样子，他正在爱不释手地仔细打量着那件购得的圣像，并且教我们掌柜说：

“你瞧，这圣像庄严肃穆，笔工精细，画师作画时怀着对神的敬畏之心，世俗之态——一点儿都没有……”

“是谁的手笔？”掌柜的喜眉笑眼，连蹦带跳地问。

“想知道这个，对你来说还早了点儿。”

“您看，行家能出多少钱？”

“这我就说不准了。要不，我找个人再看看……”

“哎哟，彼得·瓦西里伊奇……”

“要是我卖的话——给你五十卢布，其余的——全归我！”

“哎哟……”

“你不用哎哟……”

他们一边喝茶，一边恬不知耻地谈着交易，四目相对，两张骗子嘴脸。很显然，掌柜的完全被掌握在老人的手心之中；待会儿等老头儿一走，掌柜的准会跟我说：

“你可要当心，别多嘴多舌，不要把收购这件东西的事告诉老板娘！”

卖圣像的事谈妥后，掌柜的问道：

“城里可有什么新闻吗，彼得·瓦西里伊奇？”

老人用发黄的手捋了捋胡子，露出两片油光光的嘴唇，开始谈起那些富商巨贾们的生活：生意兴隆，纵酒狂饮，疾病缠身，婚礼庆典，夫妻移情别恋，等等。他编起这些油腥味儿很重的故事来，非常快捷，而且得心应手，就像一个巧厨娘在烙煎饼似的，同时伴随着咯咯的笑声。我家掌柜那张圆圆的脸，由于嫉妒和兴奋，涨得发紫，眼睛里蒙上一层想入非非的薄雾。他叹了口气，满腹委屈地说：

“这才叫人过的生活！可是我……”

“各人有各人的命，”古董行家瓮声瓮气地说，“有的人的命，是天使用银锤打造的，而另外一些人的命，是魔鬼用斧头背敲出来的……”

这个身体强壮、结实硬朗的老人什么都了解——全城的生活，商人们的秘密，官员、神父和市民们的各种隐私，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目光锐利，像猛禽一样；在他的身上，狼的凶残和狐狸的狡猾兼而有之；我总想气气他，但他只是远远地看着我，好像隔着一层烟雾似的。我觉得他的周围有一道无底的深渊，如果要靠近他——准会身陷其中。而且，我感到他身上有某种和司炉师傅雅科夫·舒莫夫很相近的东西。

虽然掌柜的人前背后对这位古董行家的聪明才智赞不绝口，但有时候，他和我一样，也非常想整治他一下，气气这个老头儿。

“要知道，在大家心目中你可是个骗子。”掌柜的突然对老头儿说，同时用挑衅的目光瞧着他。

老头儿懒洋洋地嘿嘿一笑，回答说：

“只有上帝才不骗人，而我们就生活在傻瓜中间，要是不骗傻瓜——好处从哪儿来呢？”

掌柜火了：

“乡下人并不都是傻瓜，要知道，商人也是从庄稼人变来的！”

“我们不是在谈论商人。傻瓜不会骗人。傻瓜是圣洁的，他们的脑子处于休眠状态……”

老头儿越说越没精神，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这叫人特别生气。我觉得，他好像是站在一个土墩子上，而他的周围全是泥沼地。想让他生气是不可能的，他根本不会发怒，或者是他善于将愤怒深深埋藏起来。

但是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他自己主动来找我，走到我跟前，阴阳怪气地嘿嘿一笑，问道：

“那个法国作家你叫他什么来着，是叫波诺斯吗？”

他这样歪曲别人姓名的恶劣做法，使我大为恼火，但我强忍着怒气，回答说：

“叫蓬斯·德·杰拉里。”

“在哪儿‘丢失’的？”

“您不要胡诌八扯，您年纪也不小了。”

“没错儿，年纪是不小了。你在看什么书？”

“叶夫列姆·西林。”

“谁写得更好一些：是你那些以社会题材为主的作家，还是这位以宗教题材为内容的作家？”

我没有吭声。

“那些以社会题材为内容的作家大都写些什么呢？”他紧接着问。

“生活里发生的事，什么都写。”

“这么说，狗呀，马呀，都写——它们也常出现在生活中。”

掌柜的哈哈大笑，我怒不可遏。我感到心情十分沉重，非常反感，但如果这时候我拂袖而去，掌柜的肯定会拦住我，问我：

“你要到哪儿去？”

然而老头儿对我步步紧逼：

“好吧，你是个识文断字的人，那么，请你来解决一道难题吧：你面前站着一千人，他们全都是赤身露体，一丝不挂，其中有五百女人，五百男人。亚当和夏娃就在他们中间。你怎么把他们两个挑出来呢？”

他反复问了我很久，最后，得意洋洋地宣布说：

“小傻瓜，要知道，他们两个不是父母所生，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就是说，他们没有肚脐眼儿！”

老头儿知道无数这样的“难题”，常拿它们来捉弄人。

我最初到店铺里当班时，常把我看过的一些书的内容讲给掌柜的听，如今，我讲的这些故事反被用来对我进行恶意攻击了：掌柜的把这些故事再讲给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听的时候，常常故意加油添醋，颠倒黑白，加以歪曲。老头儿巧妙地帮助掌柜提出一些恬不知耻的问题，他们如簧的舌头把许多不堪入耳的脏话像扔垃圾似的，一股脑儿地倾倒在欧也妮·葛朗台、柳德米拉和亨利四世的身上。

我知道，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由于寂寞难耐，但这并不能使我感到好受一些。为编造这些污言秽语，他们像猪一样在垃圾堆里乱拱一气，同时心满意足地哼哼着，把他们认为那些与己无关的、不理解的、滑稽可笑的美好的东西，使劲抹黑，将其弄得污秽不堪。

整个中心商场及其所有的居民、商人和店主们，都过着一种愚蠢幼稚的莫名其妙的生活，但总少不了搞出种种恶作剧。如果有乡下人来问：到城内某个地方怎样走能够更近一些，人们指给他的方向肯定是错误的——这对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已经不能给骗人者带来什么乐趣了。人们把两只老鼠捉住，将它们的尾巴拴在一块儿，然后放回到路上，看它们如何朝不同的方向死命挣扎，互相撕咬；有时往老鼠身上洒些汽油，然后点上火，将其活活烧死。有时他们在狗尾巴上拴上一只破铁筒，狗受惊后，一边狂叫，一边拖着铁桶，叽里咣当地拼命向前奔跑，人们看着，哈哈大笑。

诸如此类的娱乐消遣活动还有许多，好像所有的人——特别是乡下人，他们活着，纯粹是为了给中心商场逗乐子。在对待人的方面，总让人感到大家有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欲望：嘲弄他一下，让他感到疼痛，感到浑身不自在。奇怪的是，我所读过的书，对于人们这种经常相互肆意嘲弄的强烈愿望却只字不提。

我觉得，在中心商场的此类游戏中，有一种游戏使我感到特别生气和反感。

在我们店铺的下面，有一个做羊毛和毡靴生意的商人，他有一个掌柜，此人特别能吃，下诺夫戈罗德的整个市场无不为之感到惊讶，他的东家很欣赏掌柜的这个本事，像夸奖狗的凶猛或马的力量那样，对掌柜的能吃这一点，大加称赞。他常常跟毗邻的商家们打赌：

“有谁敢打十卢布的赌？我说米什卡两个小时内能吃下十俄磅火腿肉！”

不过，大家都知道米什卡能够做到这一点，于是他们说：

“赌我们不打，但火腿肉可以买，让他吃给我们看看。”

“不过要纯肉的，不带骨头！”

人们争论一会儿，你一言我一语，显得很懒散，这时从黑乎乎的货仓里钻出一个人来：瘦瘦的，没有胡子，是一位颧骨高高的小伙子，穿一件长长的厚呢子大衣，腰里扎一条宽宽的红腰带，沾了一身羊毛絮絮。他郑重其事地从自己的小脑袋上摘下帽子，两只深陷的眼睛放射出浑浊的目光，他一声不吭地看着东家那张圆圆的、胡子拉碴的赤红脸。

“一巴特曼的火腿，你吃得了吗？”

“在多长时间内？”米什卡爽快地尖声问道。

“两个钟头。”

“难啊！”

“有什么难的！”

“那就来两瓶啤酒吧！”

“得了，”东家说，并且吹嘘道，“你们不要以为他的肚子是空的，不，他早上吃了差不多两俄磅的白面包，中午照常吃了午餐……”

人们拿来了火腿，大家在一旁围观，尽是些五大三粗的商人，穿着很沉的大皮袄，鼓鼓囊囊的，一个个活像个大秤砣；他们挺着个大肚子，可是眼睛却很小，眼泡儿肿着，一副百无聊赖、昏头昏脑的样子。

大家把手抄在袖筒里，围成一个圈儿，把那个带着刀子和一大块黑面包的吃主团团围住，他毕恭毕敬地在胸前画过十字，在一个装羊毛的大麻袋上坐了下来；他把火腿放到身旁的木箱上，两只无神的眼睛对它一再进行打量。

这位吃主切下一薄片面包和厚厚的一片肉，把它们整齐地摞在一起，然后用双手把它举到嘴边，——他的嘴唇在蠕动着，他像狗一样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火腿和面包，露出尖利、细小的牙齿——也像狗吃东西那样，埋头在那块火腿肉上。

“开始吃了！”

“看着时间！”

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在这位吃主的脸上、下巴上和由于咀嚼耳边鼓起的那块肌肉上；他们眼看着他那尖尖的下巴有节奏地上下起伏着，无精打采地交换着看法：

“真是地道——跟熊吃东西一个样！”

“你看见过熊吃东西吗？”

“难道我是住在林子里吗？不过是就这么一说——跟熊吃东西一个样。”

“就这么一说——跟猪吃东西一个样。”

“猪可不吃猪肉火腿……”

他们彼此敷衍地笑着，这时马上有行家出来纠正说：

“猪什么东西都吃——不管是小猪崽，还是自己的亲姊妹，统统都吃……”

吃主的脸色渐渐变褐，耳朵变得发青，眼睛从深陷的眼窝里向外鼓着，呼吸显得很是吃力，但他的下巴仍在有节奏地上下蠕动着。

“加油呀，米哈伊洛，抓紧时间！”人们在鼓励他。他惴惴不安地打量着剩下的肉，喝口啤酒，又嚼了起来。大伙儿非常兴奋，不断看着米什卡的东家手里的表，相互提醒着：

“他可不能把表往回拨呀，将表从他手里拿过来！”

“盯住米什卡，以防他把肉往袖筒里塞！”

“在规定时间内他肯定吃不完！”

米什卡的东家故意大声嚷嚷道：

“我押上一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米什卡，可不能输呀！”

大伙儿对东家一个劲儿地起哄，但就是没有人出来跟他打这个赌。

这时米什卡仍在一个劲儿地嚼呀，嚼呀，他的脸已经变得像火腿一样的颜色了，高高的鼻梁，尖尖的鼻子，一直在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如怨如诉，后悔无及。看着他那副吃相，真是吓人。我觉得，他马上就会大喊一声，哭叫起来：

“你们饶了我吧……”

再不就是有块肉卡在嗓子眼儿里，一头栽在围观者面前，当场毙命。

最后，他终于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瞪着一双醉醺醺的眼睛，精疲力竭地哑着嗓子说：

“给我点水喝……”

而他的东家却看着表抱怨说：

“浑蛋，你超过了四分钟……”

大伙儿逗他说：

“可惜没跟你打赌，要不你可是输了！”

“但他毕竟是个猛小伙子！”

“是啊，应该送他去杂技团……”

“天哪，怎么能这样作践人呢，啊？”

“大家喝茶去吧，怎么样？”

于是，人们像平底船似的，一起涌向小饭馆。

我想弄明白，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这些笨手笨脚、膀大腰圆的汉子们围在一个倒霉的小伙子身边看热闹？为什么他这种病态的大吃大喝，竟然让他们那样开心？

狭窄的走廊里堆满了羊毛、羊皮、大麻、麻绳、毡靴和马具，这里光线阴暗，使人感到非常沉闷。砖砌的圆柱子把走廊和人行道隔离开来，这些砖柱子粗大而笨重，样子非常难看；由于岁月的腐蚀和外面的污染，柱子已经被尘土覆盖，破败不堪。所有的砖块和一道道砖缝，大概被人们暗中算计过几千次了，那上面各种奇形怪状的图案，构成一张沉重的网络，永远留在了人们记忆之中。

路人们在人行道上不慌不忙地走着；运货的马车和雪橇沿着大街缓缓而行。街对面，有一幢红砖砌成的方方正正的两层楼的店铺，广场上堆放着许多木箱、干草和被人踩脏、弄皱、粘满积雪的包装纸。

所有这一切，加上人和马，虽然都在走动，但看上去好像根本没有动窝，只是懒洋洋地在原地打转，仿佛被几条无形锁链牵着了似的。忽然，你会觉得，这种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声音，一点儿响声都没有。雪橇滑板的吱吱声、商店的开门声、商贩卖馅饼和热蜂蜜水的喊叫声，不绝于耳，但人们的这些声音听起来都不怎么悦耳，不那么动听，单调乏味，毫无兴致，很快你就会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也就不再介意了。

沉闷的钟声在教堂周围回旋，这郁郁寡欢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直萦绕在耳边。它仿佛就在市场的上空飘荡，从早到晚，从未间断；它把所有的思想、感情剥离开来，在各种实际印象上留下沉重的铜一般的积淀。

寂苦、冷漠和厌烦从四面八方袭来：它们来自被脏雪覆盖着的大地，来自屋顶灰蒙蒙的积雪，也来自房屋肉红色的砖墙；寂寞与苦闷，像缕缕炊烟，从烟囱里袅袅升起，慢慢爬上灰暗、低矮、虚无空旷的天空。马寂寞难耐，人也寂寞难耐。寂寞有它自身特有的气味——一种难闻的、令人麻木的汗臭味儿，这种气味，像一顶暖和的、把头箍得很紧的帽子，压迫着脑袋，挤入胸腔，激发起一种怪怪的醉意，一种朦朦胧胧想闭上眼睛的感觉，特别想扯开嗓子大声吼叫，接着向什么地方跑去，最后，一头撞到墙上。

我仔细地察看商人们的脸：他们饱食终日，个个红光满面，肥得流油，被冻得木呆呆的，一动不动，像睡着了似的。他们跟沙滩搁浅的鱼那样，张开大嘴，不停地打着哈欠。

冬天生意不景气，因此商人们眼中那种警觉、贪婪的目光没有了。这种目光夏天的时候可给他们增添不少的光彩，使他们显得非常活跃。眼下他们穿着沉重的皮袄，被压得弯腰躬背，行动十分不便；他们说起话来有气无力，可是一旦争吵起来——脾气大着呢。我想，他们这样做，是故意给人看的，意思是说——我们精神着呢！

我知道，寂寞与无聊使他们感到压抑，感到没法活下去，因此，我只能给自己做这样的解释：他们搞这种残忍、愚蠢的娱乐，只不过是为了抗衡吞噬一切力量的寂寞与无聊所进行的毫无意义的斗争。

有时候我跟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谈起这一点。尽管他对我通常总是抱着嘲笑和挖苦的态度，但他对我爱好读书这一点还是很喜欢的，所以，有时候他也愿意开导我几句，而且态度非常认真。

“我不喜欢商人们的生活。”我说。

他把一绺胡子绕在一个长指头上，问我：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如何生活的？是不是你常到他们那里去做客？这里呀，小伙子，是街面，人们不是生活在街面上，他们只是在街面上做生意，要么——在街面上转一转，很快便回家了！人们出门时都穿得整整齐齐，可谁能知道衣服下面是什么样子；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四堵墙内，生活是没有遮掩的，是敞开的，但实际上是怎么个活法——这你就不知道了！”

“不过他们的思想，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家里，总该是一样的吧？”

“谁能知道隔壁的邻居在想些什么呢？”老人严厉地瞪大眼睛，语重心长地说，“老人们常说：‘思想好比虱子，是数不清的。’兴许，一个人回到家里后，马上跪在地上，哭着求告上帝：‘宽恕我吧，上帝，在你神圣的日子里，我犯了大罪！’没准儿对他来说，家就是一座修道院，只有他一个人和上帝单独住在这里呢？事情就是这样！每一个蜘蛛都熟悉自己的那个角落，都会吐丝布网，而且知道自身的重量，以便撑得住自己……”

他说话非常认真时，声音就会变得更小，更低沉，好像在讲什么重大秘密似的。

“你现在就说长论短，可这对于你还早了点儿，在你这个年纪，人们不是靠脑子生活，而是靠眼睛！因此，你只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就行了，无须多嘴。理智是为事业的，信仰是为心灵的！你喜欢读书——这很好，但对一切都要把握个度，有些人读来读去，最后失去了理智，不信上帝了……”

我觉得他这个人会长生不老的——很难想象他会变老，会发生变化。他很喜欢讲述关于商人、强盗和假币制造者的故事，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名人。这种故事我从外公那里已经听过很多，而且我外公讲的故事比这位古董行家讲的要好听得多。但故事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历来财富都是靠对人和上帝犯罪而得来的。彼得·瓦西里耶夫从来不同情什么人，但一谈起上帝，他却总是温情脉脉，唉声叹气，不敢正眼看人。

“事情就是这样，人们连上帝都在欺骗，而上帝——耶稣他老人家，全都看在眼里，哭诉着说：人们啊，人们，我可怜的人们，地狱正等待着你们呢！”

有一次，我奓着胆子提醒他说：

“您不是也欺骗乡下人嘛……”

他听后并没有生气。

“我这能算什么大事儿？”他说，“捞他三五卢布——不就完了嘛，还能咋的！”

他见我在看书，便从我手里把书要过去，挑毛拣刺地一再问我读过的内容，而且带着一脸怀疑、惊讶的神情，对掌柜的说：

“你瞧，这些书他也能够看懂，整个一个小机灵！”

然后他便开导起我来，话讲得头头是道，使我永志不忘：

“你听我说，我的话对你会有用处的！有两个基里尔，两个都是主教：一个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另一个是耶路撒冷教派。前者坚决反对万恶的异教徒聂斯托利，因为他恬不知耻地到处散布，硬说圣母是一个凡人，没有产下上帝，生的是一个人，取名耶稣，就是说，是一位救世主。由此可见，大家不应该称她为圣母，而应该称她为耶稣的生母——明白吗？这就叫作邪教！耶路撒冷学派的基里尔一直反对阿里邪教异端分子……”

我很钦佩他宗教史方面的知识，而他呢，伸出像神父那样保养得很好的一只手捋着胡子，自我吹嘘说：

“在这方面——我是一位将军。圣三主日时，我去莫斯科和那些恶毒的尼康派学者、神父和非宗教界人士进行过面对面的辩论。我，一个小人物，竟能够跟那些大教授们当面交谈，没错！我言辞犀利，有一个神父让我追问得理屈词穷，难以招架，鼻子都流血了，厉害吧！”

他面色红润，目光炯炯有神。

看来，他认为，辩论到使对方的鼻子流血，这是他大获全胜的巅峰，是自己荣誉金冠上最鲜艳的一颗红宝石，所以他每讲起这件事，浑身都有些飘飘然：

“那位神父体魄健壮，仪表堂堂！他站在讲经台前，鼻血吧嗒、吧嗒一个劲儿地往下滴！可是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狼狈相。那神父厉害极了，像荒原上的一头猛狮，声音洪亮——像一口大钟！我说话声音不高，但一句是一句，像锥子一样，句句刺中他的心窝和两肋！……他简直像个火炉，一个异教徒的满腹怨恨与怒火，一股脑儿地全发泄出来了……哎呀，那个场面啊——啊！”

还有几个古董鉴赏家也常到店里来：一个叫帕霍米，大腹便便，穿一件油脂麻花的紧身长外衣，一只眼睛，虚胖，总是呼哧呼哧的；另一个叫卢基安，是个小老头儿，像老鼠一样，浑身光溜溜的，待人亲切，性格开朗，跟他一起的那个人，面色阴郁，个头很大，像个赶马车的——黑胡子，表情死板，看着让人很不舒服，但一双眼睛很漂亮，总是一动不动的。

他们几乎总是带些古书、圣像、香炉、盅樽之类的东西来卖。有时候，他们也领来一些卖主——都是伏尔加河对岸的老头儿、老太太。事情办完后，他们就坐在柜台旁，像几只落在田埂上的乌鸦，喝着加了糖的茶，就着白面包，相互讲述着自己受尼康派教堂迫害的情形：那里——东西被查抄了，祷告用的书被没收了；这里——警察查封了祷告室，根据第一百零三条款，将房主告上了法庭。这一百零三条条款是他们最常谈的话题，但他们谈起这一条款来心态特别平静，就像在谈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比如冬天的严寒一样。

他们谈起为信仰所遭受的迫害，言语中经常提到警察、查抄、监狱、法庭、西伯利亚等这些字眼儿，它们在我的心目中像一粒粒火炭，激起了我对这些老人们的好感与同情。我读过的书教导我要尊重那些为达到自己目标而顽强奋斗的人们，要珍视那种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

这些人是生活的导师，我从他们身上所看到的一切不好的东西，全都忘记了，我只是觉得他们是那样镇定与顽强，觉得在这种镇定、顽强的背后，是他们为真理而奋斗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是他们为了真理而不惜忍受一切痛苦的决心。

后来，当我看到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中有许多这样和类似这样支持旧信仰的人后，我才明白，他们这种顽强的精神，是他们在进行消极对抗，因为他们离开原来的地方便无处可去，而且他们哪儿也不想去；因为那些陈旧的话语和过时的观念在紧紧地束缚着他们，使他们已经完全麻木了。他们的意志已经僵化，不能再向前发展了，一旦有外力将他们推动一下，他们便会从原来习惯的地方机械地滑落下去，就像石头滚下山坡一样。他们靠着对昔日的回忆和自己对痛苦与压迫的病态的挚爱，抱残守缺，死死固守在已经僵化了的真理的墓地旁边，但是，如果有人夺去他们经受苦难的可能，他们会感到非常空虚，他们会像风和日丽天的浮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这种心甘情愿、带有极大自我陶醉的心理和不惜为之赴汤蹈火的信念，毫无疑问，是一种非常坚定的信仰，但它像是一件破旧的衣服——油脂麻花，脏了吧唧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才很少受到时间的摧残。他们的思想感情已经习惯于偏见与教条的狭窄、沉重的躯壳，尽管它们没有了翅膀，肢体残缺，但却活得舒舒服服，非常悠闲自在。

这种出于习惯的信仰，是我们生活中最可悲和最有害的现象之一。在这种信仰的影响下，就像在石墙的背阴处一样，一切新生的东西成长起来都非常缓慢，都会扭曲变形，营养不良。在这种愚蠢的信仰中，爱的光芒少之又少，而屈辱、怨恨和始终与憎恨为伍的嫉妒，却太多太多了。这种信仰发出的火花，只不过是腐朽之物发出的磷光罢了。

但是，为了确信这一点，我历经许多艰难的岁月，内心的许多东西被打碎了，抛到了脑后。而与此同时，当我在无聊、可耻的现实中第一次遇到生活的导师时，我觉得他们都是具有伟大精神力量的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他们当中几乎每一个人，都被审判过，都蹲过监狱，哪个城市都放逐他们，他们只能同罪犯们一起，在押送中四处流浪；他们全都小心翼翼地度日，成天东躲西藏。

然而，我发现，这些老人们尽管对尼康派的“精神伤害”多有不满，但他们本身却又非常愿意，甚至乐此不疲地相互排挤，尔虞我诈。

只有一只眼睛的帕霍米，喝醉酒后，喜欢夸耀他那确实惊人的记忆力——有些书他能够背得滚瓜烂熟，就像研究犹太法典的犹太学者熟记《塔木德书》那样，能够“指哪儿背哪儿”；你可以挑出任何一页，从你指头点的那个地方起，帕霍米便能够轻声细语、带点鼻音地接着往下背。他老是在看着地板，而他那只唯一的眼睛，好像总在地板上寻找丢失的什么珍贵的东西似的，看上去非常焦急。他最常用梅舍茨基公爵的《俄国的葡萄》那本书来展示他的才能——其中他最拿手的，是背诵“那些坚韧不拔、无所畏惧、历尽磨难、一往无前的受难者们的苦难经历”，而彼得·瓦西里耶夫却总是在挑他的毛病。

“胡说八道！这跟疯修士基普里安完全扯不上，是圣徒丹尼斯的事。”

“哪里还有什么丹尼斯，这里说的是季奥尼西……”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

“你也不用教训我！”

过一会儿，两个人气鼓鼓的，互相瞪着对方，说：

“你这个大肚汉，厚颜无耻的家伙，瞧你的肚子撑得……”

帕霍米针锋相对，像拨算盘珠子似的回敬他说：

“可是你呢，整个一个色鬼，一头公山羊，只知道围着女人转。”

掌柜的抄着手，面带微笑，不怀好意地像怂恿小孩儿子似的，一个劲儿地撺掇两个旧教派的卫道者，说：

“对，一定要回敬他！好，接着再来！”

有一回，两个老头儿打了起来。彼得·瓦西里耶夫冷不丁地对自己的伙伴，伸手就是一耳光，打得对方撒腿便跑。他自己打得也累了，一面擦脸上的汗，一面冲着逃跑的伙伴背影喊道：

“你给我听着，这全是你的错！你这个该死的，是你脏了我这只手，呸，真是造孽！”

他特别喜欢责怪自己的伙伴，说他们的信仰不够坚定，都堕落成“反对派”了。

“这都是那个阿列克萨沙把你们给弄糊涂了，他这个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他对“反对派”这个词儿很是反感，看来也有些害怕，不过对于“这个教派的实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他的回答并不是太清楚：

“‘反对派’是一种最可恶的邪教组织，它只信理智，不信上帝！据说，哥萨克人除了《圣经》，别的什么书都不看，而《圣经》则是从萨拉托夫的德国人那里，从路德那里传过来的，人们谈起他时就说：‘他给自己起这个名字是有所指的，其实，路德就是残暴、缺德的意思！’反对派教徒自称为鞭笞派教徒，也有叫史敦达教派的，这一切统统都来自西方，是从西方异教徒那里传来的。

他跺着那只有残疾的脚，冷冷地但却掷地有声地说：

“现在知道该把新教派的什么人赶走了吧，知道谁应该倾家荡产，统统被烧死了吧！要倾家荡产、统统被烧死的不是我们；我们是道地的俄罗斯人，我们的信仰是真正的、东方的、俄罗斯土生土长的信仰，而他们那些则都是西方的、被肆意歪曲了的自由思想！德国人、法国人能带来什么好东西？比如，一八一二年，他们就曾……”

他越讲越起劲儿，忘记了站在他面前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儿。他一只手使劲抓住我的腰带，一会儿向自己身边拉，一会儿又往外推，滔滔不绝，娓娓动听，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慷慨激昂，像年轻人一样富有朝气：

“人的思想就像一只恶狼，在自己想入非非的密林中徘徊徜徉，在魔鬼的驱使下游来荡去，残酷地折磨着人的灵魂——这是上帝的赐予！这些魔鬼的喽啰们在瞎想些什么呢？所有的反对派教徒，通过鲍格米勒派之口，到处散布，说撒旦是上帝的儿子，是耶稣基督的哥哥，瞧他们胡说八道到什么程度！他们还说，上级的话不要听，工作不要干，老婆、孩子不要管。人嘛，什么东西都不需要，什么规章制度也不要，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只听从魔鬼的指使。瞧，又是那个阿列克萨沙，哦，这条蛆虫……”

有时候，刚好遇上掌柜的让我去干事儿，这样我便离开了老人，但是，他一个人仍然留在走廊里，独自在那里瞎叨叨：

“啊，没有翅膀的灵魂；啊，天生就瞎了眼的公猫——怎样我才能躲开你们呀？”

然后，他仰起头，双手按着膝盖，很长时间，一句话不说，一动也不动，聚精会神地望着冬日灰蒙蒙的天空。

他开始对我更加关心，态度也更加和蔼可亲了，他见我在看书，便拍着我的肩膀说：

“看吧，小伙子，看吧，会有用的！你好像有几分聪明，但可惜你对长辈不够尊重，对所有的人，你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想想看，这样胡闹会给你带来什么后果？小伙子，只能被抓进劳改连服苦役。不会有别的结果。书——你尽管读，不过要记住——书与书不同，要学会自己动脑子！据说，鞭笞派教徒中有一个传教士叫达尼洛，他竟然认为，无论旧书，还是新书，都不需要，他把它们收集起来，装了一大口袋——扔进河里去了！是啊……当然，他这么做也十分愚蠢！还有那个阿列克萨沙，满脑子鬼主意，他也在搅浑水……”

他越来越经常提起那个阿列克萨沙，有一次，他心事重重地来到店铺里，板着脸对掌柜的说：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就在这里，在市内，是昨天到达的！我找啊，找啊——总也找不到他。藏起来了！我坐在这里等一会儿，说不定他会到这儿来的……”

掌柜的很不乐意地回答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人也不认识！”

老人点点头说：

“理应如此，对你来说，所有的人都是买主和卖主，没有别的人！请给我来杯茶吧……”

当我提一大铜壶开水回来时，店铺里已经来了几位客人：卢基安老头儿满脸堆笑，显得很高兴；门后昏暗的角落里，坐着一位陌生人，他穿一件厚大衣，长筒毡靴，腰里系一条绿色宽皮带，帽子戴得很低，看上去很别扭，把眉毛都遮住了。此人相貌一般，没什么突出的地方，人倒是挺谦恭、文静，很像一个刚刚丢掉职位、正为此大伤脑筋的掌柜。

彼得·瓦西里耶夫没有朝他那边看，他正在说着什么，态度非常严厉，语气也很有分量，他的右手一直在哆嗦，不住地在碰他的帽子，他抬起手，好像要画十字的样子，把帽子向上推了推，接着——一推再推，差不多推到了头顶，然后又使劲往下拉，一直拉到眉毛处，看上去很不自然。他这种神经质的动作，让我想起了伊戈沙这个必死无疑的小傻瓜。

“各种各样的江鳕鱼在我们这条浑浊的小河里来回畅游，水都让它们搅得越来越浑了。”彼得·瓦西里耶夫说。

那个样子很像一位掌柜的人，平心静气地小声问：

“你这话——是不是在说我呀？”

“就算是说你吧……”

于是，那人声音不高，但非常诚恳地又问：

“那么，请问，你对自己是怎么个看法？”

“我对自己的看法，只能跟上帝讲——这是我自己的事……”

“不，都是人嘛，也是我的事，”陌生人一本正经地强调说，“面对真理，请不要把脸转过去，不要随随便便地就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因为这对上帝和人来说，都是极大的犯罪！”

我很乐意他称彼得·瓦西里耶夫为人，而且他那平和庄重的声音也让我感到非常激动。他说话的神态，就跟优秀的神父说“上帝啊，我生命的主宰”的时候一模一样，整个身子向前倾斜，人都快要从椅子上滑下来了，可一只手还在自己的面前不停地比画着……

“请不要指责我，我的罪孽不比你大……”

“茶炊开了，突突地响起来。”老古董行家不屑一顾地甩了一句。可那位陌生人根本不理他这个茬儿，继续往下说：

“只有上帝明白是谁在搅浑圣灵之源泉，兴许这是你们的罪过，因为你们都是些死啃书本、夸夸其谈的人。我绝非死啃书本、夸夸其谈之辈，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活人……”

“我知道你说的普普通通，我听得够多的了！”

“是您在把人们的头脑搞乱，把明明白白的思想搞糊涂，你们都是些书呆子，是口是心非的法利赛人……这就是我要说的话，你能说些什么呢？”

“异端邪说！”彼得·瓦西里耶夫说，可是那人在自己的面前扬起手掌，好像在念那上面写的东西似的，满腔热忱地说：

“你们以为，将人们从一个围栏赶进另一个窝棚，他们就会感到更好一些吗？我告诉你们——没那回事儿！我要说的是，人呀，应该进行自我解放！面对上帝，房子、老婆和你的一切的一切，有什么用处呢？作为一个人，应该自己把自己解放出来，从一切人们为之打打杀杀的因素中解放出来，从金银珠宝和一切财产中解放出来，因为它们只不过是身外之物，是罪魁祸首，是万恶之源！要拯救灵魂，不是在地上人间，而是在广袤的天堂！请摆脱所有的羁绊，我是说，把一切束缚、绳索，统统斩断，打破这个世界的网罗，因为这种罗网是反基督的……我走的是光明大道，不做昧心事，不接受黑道……”

“可是面包、水和衣服——你接受吗？要知道，它们可是世俗之物呀！”老人成心挖苦地说。

但这些话也未能触动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他继续往下说，而且越发真诚，他的声音不高，但听起来好像是在吹喇叭。

“作为人，你觉得什么最珍贵？只有一个上帝最珍贵。在上帝面前——你是纯洁的，一尘不染，从内心深处排除了一切世俗的羁绊，这样上帝便会看到：你——孤身一人；他——也是独自一个！这样你和上帝的距离就拉近了，这是你接近上帝的唯一途径！这才是拯救灵魂的办法——丢掉父母，把一切都统统抛弃，即使让你非常着迷的眼睛，——也一定将其剜掉！为了上帝，你一定要弃绝物欲，保全灵魂，这样你的灵魂才能够如熊熊烈火，永不熄灭……”

“那样你就去和癞皮狗们为伍好了，”彼得·瓦西里耶夫说，一面站起身来，“我原以为，从去年起，你能变得更聪明一些，可实际上却更糟了……”

老人摇摇晃晃地走出店铺，向凉台走去，这使亚历山大感到有些惶惑不安，他惊讶地急忙问道：

“你要走吗？啊……怎么回事儿？”

但态度和蔼的卢基安递过来一个让人放心的眼色，说：

“没什么……没什么……”

这时，亚历山大嗔怪地说：

“你也一样，是个闲不住的普通人，同样废话连篇，说了很多没用的话，有什么用呢？什么三呼哈利路亚，什么二呼哈利路亚……”

卢基安冲他露出微笑，而且也向凉台走去，可是他却转身对掌柜的胸有成竹地说：

“他们接受不了我的精神，无法容忍！所以像火里冒出的烟那样，消失了……”

掌柜的皱起眉头，斜了他一眼，冷冷地说：

“我对这些事从来不闻不问。”

那人显得似乎有些尴尬，把帽子往下拉了拉，小声嘟哝着说：

“怎么能不闻不问呢？这种事……他们很希望能有人过问……”

他低垂着脑袋，一声不吭地坐了一会儿。后来有两个老头儿把他叫了过去，于是，他们三个人没有道别便走了。

这个人当着我的面大发脾气，像夜晚的篝火，燃烧一阵便熄灭了，这使我觉得他否定生活的言论，多少有几分道理。

晚上，我抽空儿把他的事赶紧讲给圣像作坊的大师傅伊万·拉里奥诺维奇听，他这个人平时沉默寡言，待人非常亲切。他听完后跟我解释说：

“看来，他是属于逃亡教派，有这样一个教派，什么都不承认。”

“那他们怎么生活呢？”

“颠沛流离，四海为家，所以后来人们就称他们为逃亡教派。他们说‘大地和一切与大地有关的东西都和我们无关’，可是警方认为他们是害群之马，到处进行抓捕……”

我虽然生活很苦，但我不明白：怎么能逃避一切呢？当时我周围的生活中有许多有意义的事情值得我去珍视，因此，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在我的记忆中很快就被淡忘了。

但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的形象仍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眼前，他在田野里走着，沿着灰蒙蒙的道路向森林里走去，那只没干过活的白白的手，握着拐杖，频频触击着地面，嘴里嘟嘟哝哝地说：

“我走的路是正确的，我什么都不接受！我要断绝一切联系……”

由他想起了我的父亲，样子就像外婆在梦中所看见的那样：手里拄着一根核桃木拐棍，身后跟着一条花狗，耷拉着舌头……

第十三章

圣像作坊设在一幢半砖石结构的大房子里，有两个房间。其中一间——有三个窗户面向院子，两个窗户冲着花园；另一间——一个窗户朝花园，一个窗户冲大街。窗户都很小，呈四方形，窗上玻璃因陈旧而变得模糊不清，很不情愿让冬天惨淡的阳光透进作坊里来。

两个房间都摆满了桌子，每张桌子后面都坐一位伏案干活的圣像画工，有的一张桌子后面坐两个人。天花板上垂吊着许多圆的玻璃球，它们里面装满了水，将灯光聚集在一起，再将那发白的寒光反射到圣像的方形木板上。

作坊里又热又闷。在这里干活的圣像画工，有二十个左右，他们分别来自帕列赫、霍卢伊和姆斯乔拉，他们全都穿着花布衬衫，领口敞着，下身是斜纹布裤子，打着赤脚，或者穿一双破鞋。画工们头顶上烟雾腾腾，那是点燃着的马哈烟冒出的蓝灰色浓烟，周围有一种强烈的干性油、油漆和臭鸡蛋的气味。一首弗拉基米尔地区哀婉凄楚的歌曲，像松脂一样在缓缓地流淌：

如今的人简直丧心病狂——

男孩竟敢当众引诱姑娘……

人们也唱别的歌曲，但同样都很悲伤，不过最常唱的还是这首歌曲。它那舒缓凄婉的曲调并不妨碍人们进行思考，不影响白狼毫笔在圣像上运色细描，勾勒出“衣饰的褶纹，在圣徒们瘦骨嶙峋的脸上描绘出细致入微的痛苦表情。镂雕工戈戈列夫是个嗜酒如命的老头儿，长着一个颜色发青的大酒糟鼻子，他正在窗前用小锤子一个劲儿地敲敲打打，单调乏味的敲击声一再闯进慢慢悠悠的歌声之中，仿佛是一条蛀虫正在啃噬一棵树木。

没有人喜欢画圣像。不知是哪个居心险恶的聪明人，把画圣像的工作分成一连串烦琐的工序，使这些工序失去了美感，无法引起人们对这项工作的喜爱和兴趣。细木工潘菲尔是个斜眼儿，心狠手毒，阴险狡诈，他把自己刨好并上了胶的不同尺码的柏木板和椴木板搬过来；患肺结核的小伙子达维多夫将它们打上底色；他的伙伴索罗金涂上“列夫卡斯”；米利亚申根据圣像的原画用铅笔勾画出图样；戈戈列夫老头儿再来上金，并在上面雕出花纹；再由负责衣饰的画工师傅绘制圣像的背景和服装，然后，一件没有脸和手的圣像便制作出来了，靠在墙边，等待面部彩画师来完成最后的工序。

一幅幅供圣像壁和圣堂门悬挂的巨大圣像，斜靠在墙边，这时它们的面部还没有画出来，又缺胳膊少腿的——只是清一色的法衣或甲胄，还有大天使穿的短衬衫，看着叫人感到非常不舒服。这些五颜六色的木板，显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缺乏应有的精气神儿，但这种精气神儿好像都曾经有过，后来却神奇地消失了，只留下身上沉重的法衣。

当彩绘脸面的画工画好“原身”后，圣像便转交给另外一位师傅，由这位师傅根据雕刻的纹路涂上“珐琅”；上面的题词由别的师傅单独撰写，最后上漆则由很少说话的作坊主管伊万·拉里奥内奇来完成。

伊万·拉里奥内奇的脸色发灰，胡子也是灰色的——光滑细密，像丝绒一般，两只灰色的眼睛显得特别深邃，充满了忧伤。他笑起来很好看，但却不便冲他微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有些别扭。他的样子很像柱塔僧西梅翁的圣像——干瘦干瘦的，而且，他那双全神贯注的眼睛，一直遥望着远方的某个地方，凝神静思，超尘拔俗，全不把众人和墙壁放在心上。

我到作坊几天后，专事彩绘神幡的画工卡别久欣醉醺醺地来到了作坊。他是来自顿河的一名哥萨克，人长得很帅气，力大无比；他紧咬牙关，眯起两只女人般妩媚的眼睛，二话不说，挥动铁拳，便向众人打去。他个头不高，但身材匀称，在作坊里东奔西突，四面出击，好像一只猫掉进地窖的老鼠群里了，大家惊慌失措，纷纷躲向墙角，互相大声呼喊着：

“打他呀！”

彩绘脸部的画工师傅叶夫根尼·西塔诺夫举起凳子照这个狂徒的头上就是一下子，把他打翻在地。他一坐在地上，大伙儿当即将他按住，用几条毛巾把他捆了起来，但他又撕又咬，一心想把毛巾解开。这时叶夫根尼也火了——他纵身跳到桌子上，胳膊肘夹紧两肋，正打算向哥萨克身上跳去。叶夫根尼个子很高，身体结实，一旦他跳下去，肯定非把卡别久欣的胸腔压扁不可，但就在这时，拉里奥内奇出现在他的身边；他穿着大衣，戴着帽子，伸出一个指头，摇晃着警告西塔诺夫不要往下跳，同时低声但一脸严肃地对各位师傅说：

“把他抬到过道里去，让他清醒清醒……”

人们将他抬出作坊，把桌椅摆放好，重又干起活来，不时谈论几句这个哥萨克人力气过人的事，并预言说，总有一天他会在斗殴中被人打死的。

“打死他是很难的。”西塔诺夫非常平静地说，好像在谈一件他非常熟悉的事情。

我看了看拉里奥内奇，不禁纳闷地想：为什么这些身强力壮、脾气暴躁的人，就那么轻易听从他指使呢？

他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干活，就连最优秀的工人师傅也很乐意听他的劝说。他教得最多，而且费口舌也最多的人，要算是卡别久欣了。

“你呀，卡别久欣，既然你是一位画师，你就应该用意大利的画法，画得活灵活现才是。油画要求各种暖色调要和谐统一，可你这里白色用得太多，结果，圣母的两只眼睛就显得冷冰冰的，寒气袭人。面色画得倒很红润，像苹果似的，可是跟眼睛很不协调，摆放的位置也不对——一只眼靠近鼻梁，另一只眼却靠近鬓角，结果，圣母的形象看上去就不那么纯洁神圣了，显得有些狡猾、俗气。卡别久欣，你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哥萨克一边听，一边做鬼脸，然后，他眯起女人般的眼睛，恬不知耻地满脸堆笑，用因为喝酒而变得有些沙哑的声音，娓娓动听地说：

“哎哟，伊万·拉里奥内奇，我的老爷子，这可不是我干的活儿。我天生是个音乐家，可是却让我——当了修士！”

“只要勤奋努力，什么工作都能够干好。”

“不，我哪儿行呀？我还是当个马车夫，赶着飞快的三驾马车，驾……”

于是，他亮出喉结，扯着嗓子唱道：

“哎哟哟，我套上枣红色的骏马，

赶起三套马车，

啊，驰骋在寒冷的黑夜，

一路狂追，直奔我心爱的姑娘！”

伊万·拉里奥诺维奇安详地笑着，扶了扶架在灰白、伤感的鼻梁上的眼镜，转身走开了，有十来个人齐声跟着唱起来，声音高亢洪亮，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好像要把整个作坊都架到空中似的，节奏鲜明地摇动着它：

“根据以往的习惯——马儿知道，

姑娘家在何方……”

学徒工帕什卡·奥金佐夫放下手头倒蛋黄的工作，拿着碎蛋壳，用清脆的童音，跟着唱了起来。

大家陶醉在歌声之中，忘情地唱着，真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一直斜眼注视着这个哥萨克。在他放声高歌的时候，整个作坊都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主心骨。大家都真心地拥戴他，眼睛紧紧盯住他那大起大落、指挥若定的双手，他张开双臂，仿佛要飞起来似的。我相信，要是他突然停下来不唱了，大声喊道：“把所有的东西都打他个稀巴烂！”我想，即使平时最稳重的工匠师傅，也会在几分钟之内把作坊给砸了，将一切毁于一旦！

他很少唱歌，但他那热情奔放的歌曲有一股强劲的力量；这种力量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不管人们的情绪有多么低沉，他都能使大家振奋起来，调动他们的热情，集中力量，和衷共济，形成一个强大的机体。

这些歌曲，使我对唱歌者及其对众人的完美的控制力，产生了强烈的嫉妒心。我激动不已，难以自持，只觉得心中隐隐作痛，直想大哭一场，对唱歌的人们大声喊道：

“我爱你们！”

患肺结核的达维多夫，面黄肌瘦，头发蓬乱，也张大着嘴，样子怪怪的，很像一只刚出蛋壳的小鸡。

只有当哥萨克担任领唱的时候，他们才唱那些欢快的、热情奔放的歌曲，平时他们唱的大都是些音调拖得很长、愁肠百结、悲天悯人的歌曲，比如《没良心的人》《林荫树下》和关于亚历山大一世之死的歌：《我们的亚历山大怎样检阅军队》。

有时，根据我们作坊最优秀的面部彩画工日哈列夫的倡议，大家也试着唱些教堂的歌曲，但很少有唱好的时候。日哈列夫喜欢标新立异，总想搞点与众不同、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明白的东西，所以往往弄得大家根本就没法唱。

日哈列夫四十五岁左右，人很瘦，谢顶，头顶周围长着像茨冈人那样的黑色卷发，眉毛又黑又长，像两撇小胡子似的；尖削、浓密的胡子，使他那瘦削、黝黑、非俄罗斯型的脸庞显得非常漂亮，但是鹰钩鼻下面那一撮硬胡子在两道浓眉的衬托下看上去就有些多余了。他的两只蓝眼睛不一般大小：左眼明显比右眼大。

“帕什卡！”他用男高音向我的同伴——那个学徒工——喊道，“来，起个头儿：《赞美上帝》，大伙儿听着！”

帕什卡在围裙上擦了擦手，领头唱道：

“赞美……”

“……上帝的英名。”几个人跟着唱起来，然而，日哈列夫不耐烦地喊道：

“叶夫根尼，低一点儿！把声音往下降，让它发自内心的最深处……”

叶夫根尼·西塔诺夫闷声闷气的，像敲木桶似的，大声唱道：

“奴仆先生们……”

“不对！这里一定要唱出磅礴的气势，要唱得惊天动地，墙倒屋塌！”

日哈列夫完全处于莫名其妙的亢奋状态，他那两道奇特的眉毛不停地在额头上下滑动，声音时断时续，手指在无形的古斯里琴上不住地弹奏着。

“奴仆先生们——明白吗？”他意味深长地说，“这句话应该领会它的核心意思，应该透过整个外壳，感受它的内核。奴仆们，赞颂上帝吧！你们这些活生生的人，怎么就不明白呢？”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这里从来都没有唱好过。”西塔诺夫温文尔雅地说。

“好吧，那就算了！”

日哈列夫很不乐意地开始干起活来。他是一位优秀的画师，他绘制的圣像面容，有拜占庭风格的，弗里亚戈风格和“栩栩如生的”意大利风格的。每当收到大宗的圣像订单时，拉里奥内奇都去跟他商量，因为他是圣像真品真正的行家，圣像方面所有奇珍异宝的贵重复制品——无论是费奥多罗夫斯克的、斯摩棱斯克的，还是喀山等其他地方的，都要从他手里经过。但他在反复查看这些真品时，常常大声地抱怨说：

“这些真品把我们给束缚住了……说老实话，是束缚住了！”

尽管他在作坊里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和其他人相比，他从不趾高气扬，居功自傲，他对学徒工们——我和帕维尔的态度非常和蔼，一心要教我们手艺——这是他的绝活，除了他，没有人会干。

别人很难理解他，一般地说，他是个不苟言笑、悒悒不乐的人，有时候他能整个星期都在埋头干活，一句话不说，像个哑巴，他惊奇地看着大家，跟陌生人一样，仿佛生平头一次看见这些他熟悉的人似的。虽然他喜欢唱歌，但这些日子他没有唱，甚至也没有听别人唱。大家都注意着他，彼此递换着眼色。他弯着腰，将圣像横放在胸前的膝盖上，圣像中间的地方顶着桌子的边沿，然后，他用一只细小的画笔，仔细地描绘着圣像那灰暗冷漠的面孔；他自己的脸也是一副灰暗、冷漠的样子。

突然，他开口说话了，话说得清清楚楚，透着一肚子的不满：

“先行者——什么意思？古人曰：‘行者——走也。’先行者，即走在前面的人，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作坊里非常安静，大家都斜眼看着日哈列夫，嘿嘿地发笑；寂静中，有人忽然冒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不应该把他画成身披羊皮的样子，要给他画上翅膀……”

“你在跟谁说话呀？”有人问他。

他没有吭声，不知是没有听见有人问他，还是压根儿就不愿意回答。后来，在充满期待的寂静中，凌空又传来了他说话的声音：

“应该了解生平传记，可有谁了解它们呢——生平传记？我们了解什么？我们的生活平平庸庸，毫无生气……哪儿有什么灵魂？灵魂又在哪里？圣像真品——没错！有。可是心灵却没有……”

这些公开道出的想法，除西塔诺夫外，遭到了所有人的讥笑。几乎总有人在恶意地小声嘀咕：

“星期六——他还要去喝酒……”

西塔诺夫个子高高的，身体健壮，是位二十二岁的小伙子，一副圆圆的脸，没长胡子，也没有眉毛。他神色忧郁地望着墙角，态度十分严肃。

记得日哈列夫在临摹完费奥多罗夫斯克的圣母像——好像是要送往昆古尔去的，他把圣像摆放在桌子上，情绪激动地大声说道：

“圣母像大功告成！你就像一只杯子——一只深不见底的杯子，世人发自内心的辛酸泪水将倾注其中……”

然后，他把一件不知什么人的大衣往肩上一披，离开作坊——往酒吧去了。青年人发出一阵笑声，不停地打着口哨；年长一些的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的背影，西塔诺夫走到画好的圣像跟前，细心地看了看，解释说：

“不用说，他喝酒去了，因为他舍不得把圣像交出去。这种难舍难分的情意——不是人人都能够理解的……”

每逢星期六，日列诺夫总是要大喝一通。这好像不是爱喝酒的师傅们通常的毛病；事情的开始常常是这样：上午他写个便条，让帕维尔送到什么地方去，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他对拉里奥内奇说：

“我今天——要到澡堂去！”

“要很久吗？”

“哦，天哪……”

“那就去吧，不要迟于星期二！”

日列诺夫同意地点了点他的光脑袋，两道眉毛一抖一抖的。

从澡堂里回来，他穿戴一新，里面穿一件胸衬，脖子上系着三角巾，缎子坎肩外挂一条长长的银链，一句话没说便出去了，行前他吩咐我和帕维尔说：

“天黑前请把作坊收拾干净一些；把大桌子擦洗好，将桌面弄平整！”

大家的心情非常好，像过节似的，人人都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还去澡堂洗了澡，匆匆吃过晚饭；晚饭后，日列诺夫回来了。他大包小包地带了许多吃的东西，还有啤酒和葡萄酒，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女人——她人高马大，硕大无朋，各方面比常人都大一圈，简直长得有些大而无当。她身高两俄尺十二俄寸，我们所有的椅子和凳子在她跟前都变成玩具了，甚至个子很高的西塔诺夫往她跟前一站，也只像个半大小子。她身材匀称，但像小山似的乳房几乎一直挨着了下巴，而且行动迟缓，举止笨拙。她的年纪四十开外，但她那张表情死板的圆脸和一双马一样的大眼睛却显得非常光滑和水灵，一张小嘴像画出来似的，跟廉价布娃娃的嘴十分相像。她装模作样地满脸堆笑，向所有的人都伸出热乎乎的大手，同时说了些没用的废话。

“您好。今天天气真冷。你们这里的气味真重。是油漆味儿吧。您好。”

看着她那像大河流水那样四平八稳、强劲有力的身姿，着实令人非常高兴，但她的言谈话语里总有一种催人入眠的东西。她说的全是些废话，自然让人听得昏昏欲睡了。她说话前总是先要鼓足底气，这样，本来已经很红的面庞就显得更加圆鼓鼓的了。

青年人嘿嘿直乐，小声说：

“瞧呀，简直像一台机器！”

“像一座钟楼！”

她微微噘起小嘴，双手放在胸前，在摆好的桌子旁，靠近茶炊的地方坐了下来，然后用她那马一样善良的目光，挨个地打量着众人。

大家对她都非常敬重，青年人甚至还有点怕她——一个半大小伙子用贪婪的目光一直望着她那高大的身躯，但当这女人明若观火、一览无遗的目光和他的目光相遇时，那小伙子便不好意思地垂下了眼睛。日哈列夫对自己的女宾也很敬重，跟她说话时以“您”相称，叫她大嫂，请她吃东西时——躬身相邀，毕恭毕敬。

“真是不敢劳您的大驾，”她甜滋滋地拉长声调说，“您也太费心了，真的！”

她自己倒是从容不迫，两只胳膊只有从胳膊肘到手的这一部分在活动，而胳膊肘则紧紧贴在左右两肋。她身上散发出一股热面包的醇香气味儿。

由于兴奋，戈戈列夫老人说起话来结结巴巴，他一个劲儿地夸奖这女人有多么漂亮——就跟教堂执事赞颂圣母似的。她一边听，一边露出满意的微笑，当老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时——她马上便接着自我介绍说：

“我当姑娘时本不漂亮，是婚后生活让我变漂亮的。快到三十岁时，我出落得如花似玉，非常漂亮，甚至引起了贵族们的注意，一位县首席贵族还答应送我一辆双套马车……”

卡别久欣喝醉了酒，头发乱蓬蓬的，他恶狠狠地看着她，粗暴无礼地问：

“这双套马车——他为什么答应送给你？”

“为了我们的爱情，这还用说？”女来宾解释说。

“爱情？”卡别久欣有点尴尬地嘟哝道，“这里有什么爱情？”

“您呀，一个如此英俊的小伙子，肯定非常懂得什么叫作爱情。”那女人干脆利落地说。

大伙儿哄堂大笑，震得作坊都直摇晃。西塔诺夫小声跟卡别久欣说：

“一个蠢婆娘，如果不是更坏的话！爱这样的女人，谁都知道，除非苦闷之极，无法排解……”

由于喝了葡萄酒，他的脸色变得刷白，鬓角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两只聪慧的眼睛炯炯有神，忐忑不安。戈戈列夫老人晃动着丑陋的鼻子，伸手抹去眼上的泪水，问道：

“你有过几个孩子？”

“我们曾经有一个孩子……”

桌子上方吊着一盏灯，炉灶角落那边还有一盏。它们的光线很弱，作坊犄角旮旯的地方都黑黢黢的，一些还没有画好的、缺胳膊少脑袋的圣像，正在从那里向这边看着，应该画上胳膊和脑袋的地方，现在只是一些单调的灰色空白点，看上去比平时要更加吓人，好像圣徒们的躯体从彩绘好的衣服里一个个都神秘地不见了，从这座地下室里溜走了。一个个玻璃灯罩紧挨着天花板，在钩子上挂着，作坊里一片乌烟瘴气，到处闪耀着淡淡的蓝光。

日哈列夫围着桌子忙个不停，招呼着大家吃东西，他那光秃秃的脑袋，一会儿冲这个点点头，一会儿冲那个点点头，纤细的手指一直在指指点点，比比画画。他变瘦了，鹰钩鼻也变得更尖了，当他转身对着灯光时，脸上便能显出他鼻子的侧影。

“请喝呀，朋友们，吃吧。”他用响亮的男高音说。

那女人特会来事儿，像唱歌似的说：

“怎么，大哥，这还用您来操心吗？他们每个人自己都有手，自己的肚子自己知道；能吃多少吃多少，多了也吃不下呀！”

“大家歇会儿吧！”日哈列夫兴奋地叫道，“朋友们，我们都是上帝的奴仆，让我们来唱《赞美上帝》吧……”

歌没有唱起来，因为大伙儿酒足饭饱后，一个个都打不起精神了。卡别久欣双手抱着一架双排式手风琴；皮肤黝黑、神态严肃的年轻人维克多·萨拉乌京，像一只小乌鸦，手持铃鼓，手指头在绷紧的鼓面上不住地敲击，鼓面发出低沉的嘭嘭声，同时伴随着清脆的铃声。

“跳个俄罗斯舞吧！”日哈列夫吩咐说，“大嫂，请吧！”

“咳，”那女人站起身，叹道，“您可真能张罗！”

她走出来，站在一块空地方，活像一座钟楼。她穿一条宽大的咖啡色裙子，一件黄色的细亚麻布上衣，头上系着一条红头巾。

手风琴死命地在吼叫，琴片发出吱啦吱啦的嘶鸣，铃鼓的铃声叮当作响，鼓面发出叹息似的沉闷的响声。这一切，听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因为它像是一个发了疯的人，在哭着，喊着，脑袋一直在往墙上撞。

日哈列夫不会跳舞，只会迈着小碎步，踩着擦得油光锃亮的皮靴后跟，像山羊似的，又蹦又跳，和那令人陶醉的音乐旋律，根本合不上拍。他的两只脚好像是别人的，身子扭来扭去，十分难看，像一只粘在蜘蛛网上的黄蜂，或是被网住了的一条鱼，看上去很不雅观。但是所有的人，甚至喝醉酒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那副手忙脚乱的样子，大伙儿一声不吭地盯住他的脸，看着他的一招一式。日哈列夫脸上的表情可有意思了：一会儿现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一会儿又显得非常尴尬；再不就突然表现得十分高傲，眉头紧皱，一脸严肃。这不，他不知对什么事情感到惊讶了，只听见他哎呀一声，双目紧闭，少顷，又睁开了眼睛，变得忧心忡忡起来。他紧握拳头，悄悄地向那女人走去，突然，他一跺脚，扑通一声，跪倒在那女人面前，张开双臂，扬起眉毛，从内心深处露出了微笑。她从上到下地打量着他，志得意满，莞尔而笑，然后心平气和地提醒他说：

“您这样会吃不消的，我的大哥！”

她原想美滋滋地把眼睛闭上，但有三戈比硬币大小的两只眼睛就是闭不上，于是她紧锁眉头，现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她也不会跳舞，只会慢慢晃动她那巨大的身躯，悄无声息地从一个地方挪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她左手拿一块手绢，轻轻地摇动着；右手叉着腰，这使她看上去很像一只巨型的陶罐。

日哈列夫一直围在这位陶罐般的女人的身边转悠，非常矛盾地不时变换着自己的面孔，仿佛跳舞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十个人，而且十个人各不相同：有沉默寡言、性格温顺的；有脾气暴躁、非常可怕的；还有他自己这样的人，老是在担惊受怕，暗地里唉声叹气，很想从这个高大、讨厌的女人身边悄悄溜走。这不，说话间，又来了一个人——龇牙咧嘴，蜷缩着身子——像一条受伤的狗。这种枯燥而难看的舞蹈太让我失望了，使我想起了那些当兵的、洗衣女工和厨娘们的种种丑事，想起了他们那些猪狗不如的胡作非为。

记得西多罗夫悄悄说过：

“在这种事情上——大家都在撒谎，因为人人都觉得这种事情非常可耻，谁也不爱谁，只不过是在一块儿玩玩，逢场作戏……”

我不愿相信“在这种事情上大家都在撒谎”这句话，如果是这样，那玛尔戈王后呢？当然，日哈列夫也没有撒谎。我知道，西塔诺夫爱上了一个“卖笑”的女子，染上一身脏病，但他并没有像大伙儿说的那样，为此把她痛打一顿，而是给她租了一间房子，让她进行治疗，而且，每当谈起她时，言语间总是显得特别亲切，还有点不好意思。

那位人高马大的女人一直在那里摇来晃去，呆头呆脑地对人微笑着，挥动着手里的手绢，日哈列夫围着她一蹦一跳的。我看在眼里，心里却在想：难道欺骗上帝的夏娃和眼前这匹高头大马真的很相像吗？我心里产生一种对她的憎恶感。

那些脸还没有画好的圣像，从黑黢黢的墙边向里面张望着，黑夜正在从玻璃窗外悄悄地逼近。作坊里灯光暗淡，人们感到透不过气来，但是仔细听去，在沉重的脚步声和嘈杂的人声中，还能够听见铜脸盆中的水滴滴答答落入污水桶里的声音。

这一切根本不像我在书中看到的生活！太不像了。这不，大家最后都感到非常无聊。卡久别欣将手风琴往萨拉乌京手里一塞，大声叫道：

“跳吧！疯狂地跳吧！”

他像万尼卡·茨冈那样跳了起来——仿佛是在空中旋转飞舞；紧接着，帕维尔·奥金佐夫、索罗金也起劲地跳起来，他们的动作麻利，手脚灵便；患肺结核的达维多夫跟着也在地板上移动着脚步，由于灰尘、烟雾、伏特加和熏肠的强烈气味，他一直在不停地咳嗽，这种熏肠总是散发出一股制革用的芒硝的气味儿。

大家跳呀，唱呀，喊叫呀，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在寻欢作乐，而且，大伙儿都好像在互相经受一次考试——测验一下自己的灵活性和承受力。

喝醉了的西塔诺夫一会儿问问这个，一会儿问问那个：

“难道可以爱这样的女人吗，啊？”

看来他简直要哭起来了。

拉里奥内奇耸起他那尖瘦的双肩，回答他说：

“女人就是女人，你想要求什么？”

那些大家所议论的人，不知不觉地一个个全不见了。两三天后，日哈列夫才回到作坊，接着去了洗个澡，然后得有两个星期，一声不响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闷头干活；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仿佛跟谁都不认识似的。

“都走了吗？”西塔诺夫在问自己，他用充满忧伤的、浅蓝色的眼睛仔细打量着作坊。他的脸长得并不漂亮，显得有些苍老，但他的两只眼睛却炯炯有神，而且非常善良。

西塔诺夫对我的态度很友好，这得益于我那个抄有很多诗的厚厚的笔记本。他不相信上帝，不过，除了拉里奥内奇，很难弄清楚作坊里有谁真的热爱上帝，而且对他深信不疑，因为大家谈起上帝时的口吻都很不严肃，冷嘲热讽，跟议论女主人似的。可是每当坐下来午餐和晚餐的时候，大家却都要画十字，临睡前要做祷告，节假日还要到教堂做星期。

西塔诺夫这些事都不做，所以大伙儿认为他不相信上帝。

“没有上帝。”他说。

“那么世间万物是从哪儿来的呢？”

“不知道……”

当我问他：怎么会没有上帝呢？他解释说：

“你看见了吗：上帝——高不可攀呀！”

这时，他把一只手高高举过头顶，然后放下来，距地面一俄尺高的时候，说：

“人——非常矮小！是不是？可是书上说‘人是按照上帝的面貌和样子创造的’，这你是知道的！然而戈戈列夫和上帝有什么相像之处呢？”

这下可把我给问住了，一个醉醺醺的脏老头儿——戈戈列夫，虽说上了年纪，还在犯俄南那样的罪恶，我想起了那个维亚特卡的当兵的，想起了叶尔莫欣和外婆的妹妹——他们身上哪儿有什么和上帝相像的地方呢？

“人跟猪一样，这谁都知道。”西塔诺夫说，但他马上又安慰我说：

“没关系，马克西梅奇，还有好人，有好人！”

跟他在一块儿感到很轻松，很随便。他有什么不知道时，就坦白地承认说：

“不知道，我连想都没想过！”

这一点——也很非同一般，因为在遇见他之前，我见到的人，都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什么问题都能够说上一通。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我看见在他的笔记本里，除了有一些感人肺腑的好诗外，还有许多不堪入目、只能让人感到脸红的歪诗。当我和他谈起普希金时，他便指着他笔记本上抄的一首诗《加夫里利阿达》……

“普希金——会什么？只会插科打诨而已，而别内迪克托夫、马克西梅奇，那可就不同了，很值得注意！”

这时，他闭上眼睛，轻声朗诵道：

请看这漂亮的女人

那令人销魂的酥胸……

不知为什么，他特别推崇下面这三行诗，而且扬扬自得地朗诵起来：

即使鹰的目光

也无法穿过那灼热的门限

长驱直入——窥视其百转柔肠……

“你明白吗？”

当时我实在不便承认说我不明白，这使他更加感到扬扬自得了。

第十四章

我在作坊里的工作并不复杂：早上，当大家还在睡觉时，我就应该给师傅们把茶炊准备好，这样，当他们在厨房喝茶时，我和帕维尔便来收拾作坊，把调颜料用的蛋黄和蛋清分开，然后再到店铺里去。晚上，我得磨颜料，“观摩”手艺。起初，我对“观摩”怀有很大的兴趣，但不久我就明白了，几乎所有从事这种鸡零狗碎工作的人都不喜欢这个工种，觉得枯燥乏味，苦不堪言。

晚上有空时，我常给他们讲我在轮船上的生活，讲我从书上看来的各种故事，这样，不知不觉间，我在作坊里的地位便有点与众不同——我成了一个讲故事能手和诗歌朗诵者了。

我很快就明白了，所有这些人，都没有我见多识广。他们几乎每个人从小就被关在这个狭小的作坊里，从此便一直待在里面。全作坊只有日哈列夫一个人到过莫斯科，一谈起莫斯科，他总是意味深长地皱着眉头说：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在那里可得处处当心！”

其他所有的人只到过舒雅和弗拉基米尔；他们说起喀山时，问我：

“那儿俄罗斯人多吗？有教堂吗？”

对于他们来说，彼尔姆就在西伯利亚。他们不相信西伯利亚是在乌拉尔以东。

“乌拉尔的梭鲈鱼和鲟鱼不就是从里海那边运过来的吗？由此可见，乌拉尔是在海上！”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在嘲笑我，因为他们坚持认为英国位于大洋的彼岸，波拿巴出身于卡卢加省的贵族。当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给他们听时，他们都不大相信我的话，但他们却喜欢听那些吓人的童话和情节曲折的故事。就连那些上了岁数的人，也觉得编的故事比真人真事听起来还过瘾。我看得很清楚，故事越离奇，越不可思议，幻想、虚构的成分越多，人们就越爱听。一般说来，他们对现实的生活不感兴趣，大家都在幻想未来，不愿正视眼前的贫困和丑恶现象。

使我更加惊讶的是，我已经相当尖锐地感受到了生活与书本之间的矛盾——我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书中却没有这样的人，如斯穆雷、司炉工雅科夫、逃亡教派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日哈列夫、洗衣女工纳塔利娅……

达维多夫的箱子里有一本已经很破旧的戈里欣斯基的短篇小说集，一本布尔加林的《伊万·维日金》和一本布拉姆别乌斯男爵的书；我把这几本书都给他们朗读了，他们很喜欢听，可拉里奥内奇说：

“有时间读读书——倒不错！免得吵架和打闹！”

我开始千方百计地找书，找到后，几乎天天晚上给他们朗读。这样的晚上非常美好，作坊里静悄悄的，跟夜里一样。桌子上方吊着几只玻璃灯罩，它们像一颗颗惨白的寒星，其光线照射着伏案工作的一个个头发蓬乱或者完全秃了顶的脑袋。我望着这一张张不动声色、若有所思的面孔，不时能听到他们对书的作者或书中人物的赞美之声。他们听得非常投入，态度温文尔雅，和他们平时的样子完全不同，我非常喜欢他们此时此刻的样子，他们对我的态度也非常好，我心里感到非常踏实。

有一次，西塔诺夫说：

“我们一有书读，就好像是到了春天，冬季防寒的窗框被拆去，头一次向外面打开窗户。”

找书非常困难。没有想到向图书馆去借，但我毕竟还是想了些办法，求爷爷告奶奶，想方设法搞到一点书。有一回，消防队长给我一本莱蒙托夫的书，我这才体会到了诗歌的力量，感受到它对人们的巨大影响。

记得，我刚开始读《恶魔》的头几行，西塔诺夫就朝书里看了看，然后又看了看我的脸，他将画笔往桌子上一放，双手往膝盖中间一夹，摇晃着身子，面带微笑，椅子在他身下发出吱吱的响声。

“安静点儿，弟兄们。”拉里奥内奇说，他也放下了手中的活计，走到我正在旁边朗诵的西塔诺夫的桌子前。长诗使我万分激动，又悲又喜，我的声音哽住了，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看不清诗句。但让我更感动的是，大家在作坊里的活动都轻手轻脚，小心翼翼，整个作坊仿佛都在缓缓地转动，好像有一块磁石把大家都吸引到我跟前来了。当我朗诵完了第一部分，几乎所有的人都围到了桌旁，站在那里，彼此紧紧地靠着，相拥在一起，面面相觑，相对而笑。

“念吧，念吧。”日哈列夫说着，使劲把我的头按在书上。

我朗读完后，他把书拿过去，看了看书名，然后往胳肢窝里一夹，宣布说：

“这书得再读一遍！明天你再朗读一次，书我先收起来。”

他走到一旁，把莱蒙托夫的诗锁进自己的抽屉里，开始干起活儿来。作坊里安安静静，大家各就各位，都小心翼翼地回到自己的桌旁。西塔诺夫走到窗前，额头紧贴着玻璃，一动不动，而日哈列夫又一次把画笔一扔，厉声说道：

“瞧，这就是生活，上帝的奴仆们……没错儿！”

他耸起双肩，垂下脑袋，接着说：

“我简直能把这个恶魔画出来，躯体是黑色的，浑身是毛，翅膀是火红色的——用赭红颜料，脸和四肢——画成青灰色，跟夜晚月光下的残雪差不多。”

一直到晚饭前，他都有些反常，在凳子上坐不安席，心烦意乱，一直在摆弄着手指头，没头没脑地说一些关于恶魔、女人、夏娃和天堂的话，以及什么圣徒作恶多端等。

“这一切全都真有其事！”他断然地说，“既然圣徒们跟有罪的女人可以偷香窃玉，寻花问柳，那么恶魔出卖良知，多行不义，自然也就心安理得了……”

大家听他说着，一声不吭，也许他们跟我一样，不想说什么。大伙儿都没心思干活了，老是看着表。钟声刚敲过九点，大家便一齐撂下手里的工作。

西塔诺夫和日哈列夫走到院子里，我跟了过去。西塔诺夫仰望着星空，嘴里念道：

在被遗弃的天体空间

一列列商队在缓缓而行……

“竟然能想得出这样的佳句！”

“我一句也没有记住，”日哈列夫说，刺骨的严寒冻得他直打哆嗦，“什么都不记得，可是他——我看见了！事情也怪了——有人硬是让你去同情魔鬼，不是吗？难道你不觉得这恶魔很值得同情吗，啊？”

“值得同情。”西塔诺夫表示同意。

“这才叫作人！”日哈列夫耐人寻味地抛了一句。

在过道里，他提醒我说：

“马克西梅奇，关于这本书，你在店铺里对谁都不要说，因为，不用说，这是一本禁书！”

我一听，心里非常高兴：以前我做忏悔时，神父就问起过这样的书！

晚饭时，大家都无精打采，不像平时那样热闹，谈笑风生，好像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需要认真思考一番。晚饭后，大家躺下睡觉时，日哈列夫把书取了出来，对我说：

“喏，再读一遍！慢点儿，不用急……”

有几个人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衣服都没穿好，走到桌前，围着桌子，盘腿坐了下来。

我读完后，日哈列夫用指头敲着桌子，再一次说：

“这就是生活！啊，恶魔呀，恶魔……原来是这样呀，老兄，啊？”

西塔诺夫弯下腰，从我的肩膀后面念了几句，笑着说：

“我要抄到我的笔记本上……”

日哈列夫站起来，拿着书，走向自己的桌子，但他忽然又停了下来，用颤抖的声音气鼓鼓地说：

“我们像一群什么也看不见的小狗崽，什么事情都不懂；上帝和魔鬼都不需要我们！我们算什么上帝的奴仆？约伯是上帝的奴仆，上帝还亲自跟他谈过话！同样，跟摩西也谈过话！连摩西这个名字也是上帝给起的：摩西，意思就是上帝的人。可我们是谁的人呢？”

他把书锁进抽屉后，便开始穿衣服，并且问西塔诺夫：

“去小酒店吗？”

“我找自己的相好去。”西塔诺夫小声说。

他们走后，我便在门口就地躺下，紧挨着帕维尔·奥金佐夫。他辗转反侧，折腾了好一阵，才呼呼入睡了，可是突然他小声哭了起来。

“你怎么啦？”

“我觉得这些人太可怜了，”他说，“因为我跟他们在一块儿生活已经三年多了，我完全了解他们……”

我也觉得这些人非常可怜。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睡着，一直在小声谈论着他们，从他们每个人身上寻找出他们善良、优秀的特点，找出他们身上能够进一步激起我们幼稚的同情心的东西。

我和帕维尔·奥金佐夫相处得非常好，后来他成了一名优秀的画师，但是好景不长，不到三十岁，他便开始酗酒，后来我在莫斯科希特罗夫市场看见他流浪街头，不久前，我听说他得伤寒病死了。一想到这么多好人在我这个年纪就不明不白地死去，真叫人不寒而栗！人人都会衰老——最后死去，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任何地方的人，也不会像在我们俄国那样，衰老得如此之快，而且如此之没有道理……

当时他还是个孩子，比我大两岁，圆圆的脑袋，活泼好动，聪明诚实，很有天赋，擅长画鸟、猫和狗。他常给画工师傅们画漫画，把他们画成各种鸟类，真是活灵活现，妙趣横生。西塔诺夫被画成是一只鹬——神情忧郁，金鸡独立；日哈列夫是一只公鸡——鸡头上没毛，鸡冠伤痕累累；疾病缠身的达维多夫是一只其貌不扬的麦鸡。不过画得最好的是老镂雕工戈戈列夫——帕维尔把他画成了一只蝙蝠，大耳朵，尖鼻子，长有六个指头的小爪子，圆圆的黑脸上有两个白眼圈，瞳孔像两颗滨豆，分别横在两只眼睛里——这使他那张脸显得栩栩如生，奇丑无比！

帕维尔将漫画给画工师傅们看时，他们并没有生气，不过大家对戈戈列夫的那幅漫画印象很不好，他们严肃地对他说：

“你最好把它撕掉，不然老头儿看见了会揍你的！”

老头儿成天醉醺醺的，脏了吧唧，身上臭烘烘的；他笃信宗教，但虔诚得令人讨厌；他一向不怀好心，净在掌柜面前说全作坊人的坏话。女主人打算把自己的侄女嫁给掌柜的，于是掌柜的便觉得自己已经是这个家和大家伙的主人了。作坊里的人对他是又恨又怕，自然也怕戈戈列夫了。

帕维尔千方百计地跟这个镂雕工作对，打定主意，想方设法跟他过不去，让戈戈列夫一分钟都不得安宁。我在这方面也尽量地帮助他，作坊里的人见我们每每对戈戈列夫施出狠招儿，感到非常开心，但也警告我们说：

“孩子们，当心你们会被抓住！金龟子会要了你们的命！”

金龟子——这是作坊里的人给掌柜的起的外号。

我们没有被他们的警告吓住，我们把睡着了的戈戈列夫画成个大花脸。有一次，他喝醉酒后睡着了，我们把他的鼻子涂成金黄色，一连三天，他都没能将他那酒糟鼻缝隙里的黄颜色除掉。但是，每当我们得以狠狠捉弄一下这老头儿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轮船上那个矮小的维亚特卡的当兵的，因此心里总感到有些茫然。虽说戈戈列夫上了点年纪，但他毕竟还很有力气，常常冷不防地对我们动手，打我们一顿，打完后还要到女主人那里告上一状。

女主人——同样每天喝酒，所以总是很和善，乐呵呵的，她一再吓唬我们，用她那发胖的手敲着桌子，嚷嚷道：

“又是你们这两个小鬼头在捣乱，是不是？他上年纪了，应该尊重他才是！是谁往他酒杯里倒的煤油？”

“是我们……”

女主人非常惊讶，说：

“哎呀，天哪，你们竟大言不惭地承认了！哎呀，你们这些该死的……应该尊重老人才是！”

她把我们轰了出去。晚上，她把这事对掌柜的说了，后来掌柜的生气地对我说：

“你怎么能这样干呢：你识文断字，甚至还读圣贤之书，结果竟搞出这样的恶作剧，啊？你要当心啊，小兄弟！”

女主人孤身一人，很让人同情；有时候，她喝了点甜酒，往窗前一坐，随口唱道：

没有人疼爱我，

也没人怜悯我；

我的苦闷无人理解，

我的忧伤向谁诉说。

她有点泣不成声，用苍老而颤抖的声音，拉长音调唱道：

“哎——哟——哟……”

有一次，我看见她手里抱一罐热牛奶，向楼梯走去，但忽然两腿一弯，蹲了下来，然后沿着楼梯，一级一级地滑了下去，怀中的陶罐却一直没有撒手。但牛奶洒到了她的连衣裙上，她把两手一伸，气鼓鼓地冲着陶罐嚷道：

“干什么，你这该死的东西？要往哪儿去？”

她人并不胖，但身子软得跟棉花似的，像一只逮不动耗子的老猫，由于它吃得太饱，它行动笨拙，只能打打呼噜，美美地回忆自己昔日的辉煌与快乐。

“这不，”西塔诺夫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地说，“本来事业挺红火，好好一个作坊，有聪明的人在掌管着，可现在一切都完了，全落在‘金龟子’的手里了！干来干去，结果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一想到这些，脑袋瓜里那根弹簧一下子便断了——什么都不想干了，什么工作不工作——去他的吧，只想往房顶上一躺，仰望天空，躺他一个夏天……”

帕维尔·奥金佐夫也受到了西塔诺夫这些思想的感染，他学着大人们的样子抽起烟来，大谈上帝、酗酒和女人，还说任何工作都是瞎掰，有人在干，有人在破坏，对于别人创造的东西，既不珍惜，也不理解。

在这种时候，他那张瘦削、可爱的面孔便隆起了皱纹，显得很苍老。他坐在地铺上，双手抱膝，久久凝视着方方的蔚蓝色的窗户，望着堆满积雪的干草棚的棚顶和寒冬天空的繁星。

画工师傅们鼾声如雷，有人在梦中叽里咕噜地嘟哝着什么，有人老在说梦话，但吐字模糊；达维多夫在吊床上一个劲儿地咳嗽，正在耗尽他的余生。屋角里，人挨人躺着许多人——卡别久欣、索罗金、佩尔申，这些“上帝的奴仆”酒后正在酣然大睡，而那些缺胳膊少腿、面目全非的圣像正从墙边看着他们。作坊里充满了干性油、臭鸡蛋和地板缝里的脏东西散发出来的酸臭气味儿。

“我觉得这些人真是挺可怜的！”帕维尔小声说，“天哪！”

对人们的这种怜爱之心，使我越来越感到于心不安。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我们俩都觉得这些画工师傅们都是好人，可是他们生活得不好，很对不住他们，他们的日子寂寞难耐，令人无法忍受。在寒冬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大地上的万物——房子、树木——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它们大声地吼叫着，哭喊着。远处传来了大斋节沉闷的钟声，愁闷，像沉重的铅块，如汹涌的波浪，势不可挡地充塞了整个作坊，它重重地压在人们的心上，扼杀了他们身上一切富有朝气的东西，将他们推向酒馆，拖到女人身边，把女人当成和伏特加酒一样消愁解闷、忘掉自我的工具。

在这样的夜晚——读书已经于事无补了。于是，我和帕维尔便用自己的办法，尽量让他们开心：将脸上抹些煤灰，涂上颜料，拿麻绳当胡子，表演我们自己编排的各种喜剧，勇敢地同寂寞展开斗争，尽量逗大家发笑。记得有一本叫《一个士兵救助彼得大帝的传说》的书，我把它改编成对话的形式，然后，我们爬上达维多夫的吊床，在那里表演，干脆利落地把想象中的瑞典人的脑袋一个个地砍下来，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大家特别喜欢看《中国鬼秦库同传奇》，帕维尔扮演那个想做好事的倒霉的中国鬼，别的角色由我来扮演：男人、女人、道具、善良的鬼魂，甚至石头，即中国鬼每次做善事无果而终、灰心丧气时坐的那块石头。

看的人哈哈大笑；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么容易就能够让他们开怀大笑——如此轻而易举，反而使我感到有些不太痛快。

“喂！两个小丑！”他们冲我们喊道，“喂，你们两个坏蛋！”

但是，越往下演，我就越觉得，在这些人的心里，悲伤比欢乐离他们要更近一些。

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欢乐可言，而且欢乐本身也得不到珍视，它是作为遏制俄国莫名其妙烦闷情绪的手段而故意把它从后台推上前台的。这种欢乐的内在力量是很靠不住的，它不是出于对生活的渴望自然产生的，而仅仅是因为希望活下去，又因为日子太苦而引发出来的。

因此，俄国人的欢乐，往往在出人意料和很难捉摸的情况下，能演变成为一场残酷的悲剧——这种事太司空见惯了。一个人好好地在跳舞，好像正在摆脱加在他身上的各种锁链，可是忽然间，由于苦闷至极，他兽心大发，疯狂地向人群扑去，乱撕乱咬，见什么毁什么……

这种在外力推动下激发起来的、强颜欢笑的娱乐，对我有很大的触动，我异常兴奋，不能自已，开始叙述和表演我脑子里突然出现的种种幻想——我非常希望能够唤起人们身上真正、自由、轻松的欢乐！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伙儿夸奖我，说我了不起，但是，那种仿佛已经被我动摇了的苦闷情绪，重新又慢慢地回来了，而且越来越厉害，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继续不断地在折磨着人们。

脸色发灰的拉里奥内奇亲切地说：

“喏，你这个人真能逗乐，上帝保佑你！”

“挺会宽慰人的，”日哈列夫附和着说，“你呀，马克西梅奇，真应该到马戏团或戏班子里去，你准能成为一个挺不错的丑角！”

整个作坊，圣诞节和谢肉节时去过剧院的只有两个人——卡别久欣和西塔诺夫。几位画工老师傅很严肃地建议他们到约旦河的冰窟窿里去净身洗礼，洗去自己身上的这一罪恶。西塔诺夫特别经常劝我的一句话就是：

“把一切都扔掉，学演戏去！”

然后，神情激动地向我讲述了可悲的“演员雅科夫列夫的一生”。

“是吗，竟然有这样的事！”

他喜欢讲玛丽亚·斯图亚特女王的故事，骂她是个“骗子”，他特别欣赏的是《一个西班牙贵族》这本书。

“唐·塞萨尔·德·巴赞这个人，马克西梅奇，人格非常高尚！十分了不起！”

西塔诺夫自己身上就有“西班牙贵族”的某些气质：有一次，在瞭望塔前的广场上，三个消防队员为了寻开心，痛打一个农民，围观者不下四十人，他们看着消防队员殴打这个农民，并且一再起哄叫好。这时西塔诺夫冲了上去，抡起他那长长的胳膊，劈头盖脸地将三个消防队员一顿猛揍，然后把这个农民扶起来，推向众人，大声叫道：

“把他带走吧！”

他自己则留了下来，对付他们三个。消防大院距这里不过十步之遥，那三个消防队员完全可以叫人来把西塔诺夫痛打一顿，但所幸的是，三个消防队员被吓坏了，赶紧逃回了消防大院。

“几个狗杂种！”他在他们身后骂道。

每逢星期天，青年人常聚众到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墓地后面的林场去打拳击，跟环卫工人和附近农村的农民一比高低。环卫工人们推举一位著名的拳击斗士和这些城里人交手，这位拳击斗士是个莫尔多瓦人，人高马大，小脑袋，眼睛有些毛病，经常流泪。他站在自己的队列前面，叉着腿，用短上衣的脏袖子擦了擦眼泪，憨厚地挑战说：

“怎么样，就请站出来吧，不然我可就冻坏啦！”

我们这边出来跟他对阵的是卡别久欣，而且老是挨这个摩尔多瓦人的打。但这个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哥萨克人总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拼上命我也要打败这个摩尔多瓦人！”

最后这竟成了他的生活目标，为此，他甚至把酒都戒了，睡觉前用雪擦身子，多吃肉，强壮筋骨，每天晚上提着两普特重的哑铃，反复地在胸前画十字。但这也无济于事。于是，他在拳击手套里缝进了几个铅块，向西塔诺夫夸口说：

“这次你就看着吧——摩尔多瓦人的末日到了！”

西塔诺夫严厉警告他说：

“拉倒吧你，不然，比赛开始我就揭穿你！”

卡别久欣不相信西塔诺夫会这样做，但是，当大家到了赛场后，西塔诺夫突然对摩尔多瓦人说：

“请你退下去，瓦西里·伊万内奇，让我先跟卡别久欣比！”

卡别久欣人满面通红，大声吼道：

“我不跟你比，你快走开！”

“你会比的。”西塔诺夫说着，走到他跟前，用咄咄逼人的目光，死死盯住这位哥萨克人的脸。卡别久欣气得在原地直跺脚，他摘下手套，往怀里一揣，迅速离开了赛场。

比赛双方对当时出现的情况都很惊讶，感到十分扫兴，这时，一位颇受尊敬的先生很不高兴地对西塔诺夫说：

“老弟，把你们家里的事带到这种场合来解决，从来可没有这样的规矩呀！”

大家纷纷围上来，责骂西塔诺夫，他好长时间一声不吭，但末了他对那位颇受尊敬的先生说：

“要是我防止了一起凶杀呢？”

那位可敬的先生马上便猜到是怎么一回事了，他甚至脱下了帽子，对西塔诺夫说：

“那样的话，我方应该向你深表谢意！”

“光你知道就行了，大叔，请不必声张！”

“为什么？卡别久欣是一位难得的拳击手，几次失败，急红了眼，这个我们懂！以后比赛，事先我们检查一下他的手套就是了！”

“这是你们的事！”

这位可敬的先生走后，我们方面的人便骂起西塔诺夫来：

“大个儿，你鬼迷心窍啦！不然卡别久欣早把他给揍扁了，现在可好，我们成了败方……”

大伙儿不依不饶地骂了很久，骂得非常痛快。

西塔诺夫叹了一口气，说：

“我说，你们这些人啊，一群废物……”

这时，使大家感到意外的是，西塔诺夫提出要同摩尔多瓦人进行一对一的角斗，对方马上站起来，摆好架势，高兴地挥舞着拳头，一面说着俏皮话：

“咱们练练，暖和暖和身子……”

几个人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大圈，背冲着大家。

双方拳手彼此警觉地注视着对方，右拳朝前，左拳护胸。经验老到者一眼便能够看出：西塔诺夫的手臂比摩尔多瓦人的要长。场上鸦雀无声，积雪在两个赛手脚下咯咯作响。这时有人绷不住劲儿了，又抱怨、又着急地嘟哝道：

“还不开打……”

说话间，西塔诺夫挥起右手，莫尔多瓦人急忙用左手抵挡，这时西塔诺夫左手一拳，正好击中对方的胸口，摩尔多瓦人上场受挫后，便后退一步，很满意地说：

“年轻轻的，人倒不傻呀！”

于是，他们开始挥拳相向，你来我往，拳拳瞄准对方的心窝子。几分钟后，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观众，都一个劲儿地喊着：

“加油呀，画圣像的！照他脸上画呀，给他留个记号！”

摩尔多瓦人比西塔诺夫要强壮得多，但动作明显有些笨拙，他出拳不快，自己出一拳，往往要先吃对方两拳。但摩尔多瓦人屡屡被击中的是身体，看来，并无大碍。他嘴里哟嗨着，还不时地笑笑：突然，他一个上拳，重重击中了对方的腋下——西塔诺夫的右肩被打脱臼了。

“赶紧把他们拉开——平局！”几个人齐声喊道；这时，人们围的圈子全乱了，大家将两个拳手分开了。

摩尔多瓦人憨厚地说：

“画匠的力气并不大，可是非常灵活！当着大伙儿的面，我敢说，他会成为一个优秀拳击手的。”

这时一群半大小伙子互相打斗起来；我领着西塔诺夫去找正骨医生。西塔诺夫的所作所为，使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了，增加了我对他的好感和敬重。

一般地说，西塔诺夫这个人非常真诚，正直，而且，他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但一向大大咧咧的卡别久欣却变着法儿地嘲笑他：

“喂，热尼亚，你活着是为了做给人看的！你净化自己的心灵，就跟节日前擦洗茶炊一样，可以向别人夸耀说：‘瞧这茶炊有多么亮，闪闪发光！’可你的内心却是铜质的，所以跟你在一块儿，非常没意思……”

西塔诺夫平心静气，一声不吭，不是埋头干活，就是往笔记本上抄莱蒙托夫的诗。他把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抄诗上了，当我跟他说：

“你手头有的是钱，买一本得啦！”他回答说：

“不，最好还是自己抄！”

他的字写得很漂亮，秀丽俊美，笔意疏放，每抄完一页，在等待墨水晾干的工夫，他轻声地朗诵道：

没有怜悯，没有同情，

你观察世间，

这里既没有真正的幸福，

也没有永恒的美……

然后，他眯起眼睛，说：

“这话——千真万确！嗨，他对事物的了解，真是一针见血！”

我对西塔诺夫和卡别久欣两人的关系感到非常惊讶：这位哥萨克只要一喝醉，总要跟人找碴闹事，而这时西塔诺夫便耐心地劝导他：

“算啦，别惹是生非了……”

接着便对这个醉鬼大打出手，那一顿揍啊，连平时把打架斗殴当热闹看的画工师傅们都觉得不能不管了，赶紧把他们拉开。

“要不是及时阻止住叶夫根尼，他会闹出人命的，反正他已经豁出去了。”他们说。

卡别久欣头脑清醒的时候对西塔诺夫也老是讽刺挖苦，而且没完没了，嘲笑他对诗歌的迷恋和他的不幸的爱情，满嘴脏话，不堪入耳，目的是想引起他的妒忌，但是每次都不成功。不管卡别久欣怎么讽刺挖苦，西塔诺夫全当耳旁风，不急不躁，没有反应，有时甚至自己还跟卡别久欣一块儿笑。

他们睡觉，床挨床，夜里两人嘀嘀咕咕，能说很长时间，不知说些什么。

他们这种交谈，吵得我不得安宁——我很想知道，这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究竟有什么友情可言呢？但是我一走近他们，哥萨克人便很不乐意地说：

“你来干什么？”

西塔诺夫跟没看见我一样。

但是，有一次，他们把我叫过去，卡别久欣问我：

“马克西梅奇，如果你有了钱，你会干什么？”

“那我就买书。”

“还有呢？”

“不知道。”

“咳。”卡别久欣很扫兴地把脸转到一边。然而，西塔诺夫却平静地说：

“瞧见了吧——无论是老的还是小的，都不知道！告诉你吧，财富本身——毫无用处！一切都是有条件的……”

我问：

“你们在说什么呀？”

“不想睡觉，就说说话呗。”卡别久欣回答说。

后来，我仔细听了听，才知道他们夜里谈的无非是人们白天谈的那些话题，什么上帝，真理，幸福，女人的愚蠢与狡猾，有钱人的贪得无厌，以及整个生活错综复杂、难以理解等。

听他们谈话，我总是非常经心，他们的谈话使我非常激动，我高兴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众口如一地说：日子过得很糟糕，应该生活得更好一些！但同时我又发现，想过好日子的愿望，不起任何作用，作坊里的生活，画工师傅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毫无改变，依然如故。所有这些言谈话语，在照亮我面前的生活，展示生活背后某种令人沮丧的无聊与空虚，人们生活在其中，就像池塘里的细微沙尘，经风一吹，他们便莫名其妙、心急火燎地随风飘荡，他们自己也说，这种无谓的涌动是毫无意义的，它只能使他们感到不快与烦恼。

他们大发议论，乐此不疲；每次总要责怪个什么人，或者后悔什么事情做错了，再不就自我吹嘘一通；常常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恶语相向，严重伤害了彼此的感情。他们总想弄清楚人死后究竟是个什么样。作坊门口有个污水桶，有块地板坏了，一股股冷风和又酸又臭的烂泥味儿从地下直往这个潮湿的窟窿里灌，大家的脚都冻坏了，我和帕维尔用干草和破布把这个窟窿给堵上了。他们总说应该换一块木板，可是窟窿却越变越大，遇上刮风下雪的日子，风雪像从烟囱里刮来的一样，从窟窿里呼呼地直往上冒，大家都感冒了，不住地咳嗽。气窗上的铁片嘎啦嘎啦直响，非常讨厌，他们用各种脏话，破口大骂，后来我去给它抹了点油，日哈列夫听了听，说：

“气窗倒是不响了，可是——感到更寂寞了！”

从澡堂里回来，大家往布满灰尘、肮脏不堪的床上一躺——已经没有人对这种肮脏和难闻的气味儿感到愤怒了。有许多影响大家生活的小事情本来是可以很容易解决的，但就是没有人去管。

他们经常说：

“谁都不可怜人——无论是上帝，还是自己……”

但是，当我们——我和帕维尔——给满身虱子、蓬头垢面、奄奄一息的达维多夫擦洗身子时，他们却一直嘲笑我们，他们把自己的衬衫也脱下来，让我们给他们擦背，说我们是搓澡的。总之，他们不断地讽刺挖苦我们，好像我们干了什么丢人和可笑的事情似的。

从圣诞节一直到大斋日，这期间达维多夫始终躺在床上，咳嗽不止，大口大口的血痰，一直往外吐，因为够不到污水桶，都吐在地板上。每天夜里他都说胡话，吵得众人不得安宁。

大伙儿差不多天天都说：

“应该送他到医院去！”

但是一直没有送，起初，是因为达维多夫的身份证已经过期，后来，又说他的病情有所好转，最后，大家说：

“反正他也活不久了！”

他自己也说：

“我活不了多久了！”

他的话不多，但风趣幽默，为了驱散作坊里令人难受的沉闷气氛，他总是尽可能地说点笑话——从吊床上探出他那又黑又瘦的脸，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们听听吊床上的人的声音吧……”

于是，他有板有眼地念了一首情调忧伤的打油诗：

我在吊床上，

醒得就是早，

白天和夜晚，

蟑螂把我咬……

“情绪还不错！”大家感到很欣慰。

有时候，我和帕维尔凑到他身边，他还强打精神，开玩笑地说：

“贵客到了，拿什么招待你们呢？有鲜活的小蜘蛛——想品尝一下吗？”

他死得很慢，这让他感到很不耐烦，他心中十分懊恼地说：

“怎么总死不了呢，真是糟糕！”

他对死毫不畏惧，这让帕维尔感到非常害怕，他常常夜里把我叫醒，小声说：

“马克西梅奇，好像他已经死了……要是他半夜真的死了，我们就躺在他下面，哎呀，我的天哪！我害怕死人……”

再不，他就说：

“咳，他才多大岁数呀，怎么能够这样？二十都不到，就要死了……”

有一次，是个有月亮的夜晚，他把我叫醒后，瞪着两只惊恐的眼睛，对我说：

“你听！”

达维多夫正在吊床上打呼噜，他声音急促，但却十分清晰地说：

“给我拿过来，拿过来……”

然后，他开始打起嗝来。

“他就要死了，真的，你瞧着吧！”帕维尔惴惴不安地说。

白天一天，我都在忙着把积雪从院子里运到田里，十分劳累，非常想睡觉，可是帕维尔一再央求我：

“别睡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快别睡了！”

这时他忽然折起身，跪在那里，疯了似的叫道：

“赶快起来，达维多夫死了！”

有个人醒了，几个人影从床上坐了起来，有人生气地在询问。

卡别久欣爬上吊床，吃惊地说：

“真的，好像是死了……虽然……身上还有热气……”

周围很安静。日哈列夫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往被窝里一钻，说：

“喏，有什么办法，但愿他能够升入天国！”

有人提议说：

“不然把他抬到过道里……”

卡别久欣从吊床上爬下来，向窗外看了看。

“就让他躺到早晨吧。活着的时候他也没有招惹过谁……”

帕维尔用枕头捂住脑袋，放声大哭起来。

可是西塔诺夫没有醒来。

第十五章

田里的雪融化了，冬天的云消失了，雨雪交加，洒满大地；太阳沿着白昼的运行轨道越走越慢，空气也变得越来越暖和，看来，欢乐的春天已经来临，正顽皮地躲藏在城外田野的某个地方，很快就会涌进城里。大街上到处都是红褐色的烂泥，人行道旁边是奔腾不息的小溪，几只麻雀在阿列斯坦斯基广场积雪已经融化了的地方欢快地蹦跳着。人们身上也有欢欣雀跃、一片忙碌的气氛。除了春天的喧闹，大斋的钟声从早到晚，几乎一直没有停止过，钟声轻轻撞击着人们的心扉，令人柔肠百转，浮想联翩——这一阵阵的钟声，忧如老年人的话语，包含着某种内心的哀婉之情，语气冷漠凄苦，仿佛在诉说世间的万事万物：

“有过，这事发生过，出现过……”

我的命名日那天，作坊的伙伴们送给我一幅小巧精美的圣徒阿列克谢的画像，日哈列夫语重心长地说了很长一段话，使我刻骨铭心，没齿不忘。

“你是谁呀？”他摆弄着手指头，扬起眉毛说，“充其量不过是个毛孩子，一个孤儿，生下来只有十三个年头儿，可是我呢——差不多等于你年龄的四倍，我夸奖你，鼓励你，是因为你敢于面对一切，从不躲避退让！以后永远要如此，这样才好！”

他讲到上帝的奴仆和上帝的人，但这二者的区别，我没有听明白，而且看来他也不清楚。他讲得枯燥乏味，作坊里的人都在笑他。我手捧着圣像，站在那里，既很受感动，又觉得很尴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卡别久欣不耐烦地冲着这位演说家喊道：

“你别再跟他瞎叨叨了，他耳朵甚至都听出老茧了。”

然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也夸奖说：

“你的优点，是对所有的人都很好——这是你的长处！别说打你了，就是骂你几句也很困难，难以出口啊！”

大家看着我的时候眼神都很和善，亲切地笑我那一脸尴尬的样子。再过一会儿，说不定我会因为突然感到自己是一个为大家所需要的人而高兴得放声大哭起来。可是恰巧就在这天早上，掌柜在店铺里用头指着我，对彼得·瓦西里耶夫说：

“这孩子真讨厌，什么都不会干，简直没用！”

和平时一样，我一早就来到店铺里，但是午后，掌柜对我说：

“你回去吧，把库房顶上的积雪扒下来，堆到地窖里去……”

今天是我的命名日，他并不知道，我相信，这事别人也不知道。作坊里为我举办的庆祝仪式结束后，我换了身衣服，跑到院子里，爬到库房顶上，把一冬天压得很厚实的积雪不停地往下铲。但因为只顾干了，忘记把地窖门打开了，结果铲下来的雪一下子把地窖门给堵住了。我从库房顶上跳下来一看，事情坏了，于是赶紧动手把雪从地窖门口往外扒。雪很潮湿，堆得又瓷实，木锨很难铲进去，可是又没有铁锨，结果我把木锨也给掘断了，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掌柜的来到了门口，正如俄罗斯的一个成语所说：“乐极生悲，物盛而衰。”

“原来是这样，”掌柜的挖苦说，一面向我走过来，“我说，你呀，哪像个干活的样子，真是见鬼了！我打烂你这个榆木脑袋……”

他抡起锨把就向我打来，我身子往后一闪，愤怒地说：

“我可不是雇来给您扫院子的……”

他将锨把朝我脚前摔过来，我抓起一把雪，朝他脸上扔去，他气呼呼地跑开了，我也丢下手里的活不干了，回到了作坊。几分钟之后，他的未婚妻——那个一脸粉刺、举止轻佻的姑娘——从楼上跑了下来。

“马克西梅奇，到楼上去一下！”

“我不去。”我说。

拉里奥内奇感到很惊讶，小声问我：

“怎么了——为什么不去？”

我跟他说了是怎么回事，他皱着眉头，忧心忡忡地上楼去了，走前小声对我说：

“我说，你呀，老弟，你做事也太唐突了点……”

作坊里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大家都在骂掌柜的。卡别久欣说：

“瞧吧，这下子他们会把你赶走的！”

这我倒不怕。我和掌柜的关系早就很僵，令人无法忍受——他一直讨厌我，而且越来越厉害，我对他也是忍无可忍，但我想弄明白的是，他为什么对我如此蛮不讲理。

在店铺里，他经常将硬币扔得满地都是。打扫卫生时，我总是把这些零钱捡起来，放入柜台上的一个杯子里，用来打发要饭的。当我揣摩出他老扔这些钱的实际用意后，我跟掌柜的说：

“您把钱扔给我，真是白费心机！”

他一听就火了，急哧白咧地嚷道：

“你少来教训我，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他马上又改口说：

“什么叫我扔钱是白费心机？是它们自己掉在地上的……”

他不许我在店里看书，说：

“这不是你这号人该干的事！怎么，你也想当大学问家吗？好吃懒做的东西！”

他一直想用一枚二十戈比的硬币来抓我的把柄，我知道，我打扫卫生时，要是有一枚硬币滚进地板缝里了，他准会一口咬定，说硬币是我偷的。于是我再一次建议他丢掉这种把戏，但是，就在这一天，当我从饭铺打开水回来时，我听见他正在教唆邻家铺子不久前新雇来的一个伙计说：

“你教教他怎样去偷赞美诗集——很快我们就能收到，有三大包……”

我知道他们在说我——我一进店铺，他们俩当时显得很尴尬，不过，除了这件事外，我还有他们存心要坑害我的可靠证据。

邻居店铺里的伙计为他效劳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大家都认为这个伙计是个很精明的生意人，但是他太贪杯，嗜酒如命。酩酊大醉时，主人把他赶走了，但过后则又把这个营养不良、体质很差、眼睛狡猾的家伙叫了回来。表面上他显得很温顺，对主人的一举一动，言听计从。他留着一把胡子，总是笑嘻嘻的，脸上经常带着聪明的微笑，喜欢说俏皮话，谈吐机敏，但是有口臭，就像所有有牙疾的人那样，尽管他的牙齿看上去很白，也很结实。

有一次他让我大吃一惊：他走到我跟前，亲切地微笑着，但是他突然出手，打掉我的帽子，使劲抓住我的头发。我们两个打了起来。他把我从走廊一直往店铺里拉，并且想方设法把我一个劲儿地往地上的神龛上推——如果他这一招能够得逞，那我势必就会打碎玻璃，弄坏雕琢的花纹，没准儿还会碰坏珍贵的圣像。但是他的力气不行，最后是我制服了他。让我大为吃惊的是，这时，他，一个长着大胡子的男子汉，竟然坐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一面擦着被打伤了的鼻子。

第二天上午，我们两家的主人都出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在家。这时，他用一个手指头摸着肿起来的鼻梁和眼睛下面的地方，友好地对我说：

“你以为我是心甘情愿对你动手的吗？我不是傻瓜，我知道我打不过你，我力气小，又爱喝酒。这都是主人让我干的，他说：‘你去找碴儿跟他闹，打起来时，尽量让他在自己店里把东西弄坏得多一些，反正——亏损的是他们！’就我自己而言，我才不愿意干呢，瞧，你给我脸上添的彩儿……”

我相信了他说的话，因此觉得他也很值得同情。我知道他跟一个女人一块儿生活，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经常受那女人的挤对，但我还是问了他：

“要是有人让你去投毒杀人——你会干吗？”

“他会让人干的，”这位伙计小声说，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他会让人干的……”

这件事过后不久，他问我：

“听我说，我现在身无分文，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女人吵个没完，朋友，你能不能从你们仓库里随便偷个圣像出来，让我拿去换几个钱，怎么样？帮我去偷吗？要不——偷一本赞美诗也行，咋样？”

我想起了鞋店和教堂看门人的事，心想：这个人肯定会出卖我！但是我很难回绝他，于是我给了他一个圣像，但我不敢把价值好几卢布的赞美诗偷出来给他，因为我觉得这样做罪过就大了。有什么办法呢？道德历来就蕴含着浅显的道理，《刑法惩治条例》的天真幼稚之处，就在于它清楚地道出了这个小小的秘密，即它掩盖了私有制的极大的虚伪性。

当听说我的掌柜在唆使这个可怜虫叫我去偷赞美诗时，我被吓了一跳。显然，我家掌柜已经知道我在用他的东西送人情的事了，隔壁邻居家的伙计把偷圣像的事告诉了他。

这种恩将仇报的卑鄙行为和他们给我设下的可耻圈套——加在一起，使我对自己和所有的人都产生一种愤懑和厌恶的感情。有几天时间，我万分苦恼地在等待着那几包书的到来。它们终于到了，我正在仓库里拆包，隔壁店里的伙计找我来了，让我给他一本赞美诗。

于是我问他：

“圣像的事，是你跟我家掌柜说的吗？”

“是我说的，”他垂头丧气地回答说，“我呀，老弟，什么事都瞒不住……”

我一听就傻了，一屁股坐在地上，瞪大眼睛看着他，而他则急急忙忙地向我解释，样子很狼狈，可怜极了。他嘟嘟哝哝地说：

“是这么回事，是你家掌柜自己猜出来的，也就是说，我家主人猜出来了，告诉了你家……”

我觉得，这下子我算是完了，这些人暗中勾结，对我使坏，现在等待我的恐怕只能是少年犯教养院了！至于什么时候——反正都一样！只好破罐子破摔了。我把赞美诗塞到隔壁家伙计的手里，他把它藏进大衣下，马上便走了，但很快他又转了回来，而且把赞美诗扔在我脚下，然后扬长而去，嘴里说：

“我不能拿！否则会跟你一起完蛋的……”

我没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为什么会跟我一起完蛋？但是他没有拿走这本书，我感到非常满意。这件事以后，我的个子矮小的掌柜一看见我，气就不打一处来，而且狐疑多端，心里老是犯嘀咕。

拉里奥内奇上楼后，我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些事。他上去没有多久就回来了，情绪看上去比平常更压抑，更寡言少语。晚饭前，他当面跟我说：

“费了不少口舌，想把你从店铺里要出来，回到作坊去。可是不成！‘金龟子’不愿意。你非常不合他的心意……”

这家人中我还有一个死对头——掌柜的未婚妻，一个十分轻佻的姑娘，作坊里所有的青年小伙子都跟她打情骂俏，在过道里等她，跟她搂搂抱抱。对此，她并不生气，只是像小狗一样，小声地吭唧几声。一天到晚她嘴里总在嚼什么东西，口袋里整天装着甜饼干、小点心之类的零食，嘴从来就没有闲着过——看着她那浅薄轻浮的面孔和一双不安分的灰色小眼睛，真让人感到浑身不舒服。她经常出一些谜语，让我和帕维尔猜，这些谜语往往都含有粗俗下流的内容，还给我们说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绕口令。

有一次，一位老画工师傅对她说：

“你呀，姑娘，简直不知道什么叫害臊！”

她干脆恬不知耻地用一支黄色小调来答复他：

要是姑娘知羞害臊，

她就当不成婆娘了……

我头一次看见这样的女人，实在让我讨厌，她赤裸裸地卖弄风骚，把我给吓坏了。她见自己这套把戏对我不起作用，于是更加肆无忌惮，纠缠得没完没了。

有一天，在地窖里，我和帕维尔帮她清洗做克瓦斯和酸黄瓜用的木桶，她对我们说：

“孩子们，你们想不想亲嘴，我来教你们，好吗？”

“我比你还在行呢。”帕维尔笑着说。我对她说：“你找你未婚夫亲去吧。”我这话说得太不客气，她听后生气了。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不懂礼貌！一位小姐想跟他表示亲近，他竟然不理不睬，你说说看，他算老几呀！”

然后，她伸出一个指头，威胁地补充说：

“喏，你等着瞧，我会让你记住这一点的！”

帕维尔支持我，也对她说：

“要是你未婚夫知道你这样胡闹，他肯定会收拾你的。”

她轻蔑地皱了皱自己那张长满粉刺的脸。

“我才不怕他呢！凭我的嫁妆，我能找到十个未婚夫，而且比他要好得多。一个姑娘家，只有在举行婚礼前，才可以寻欢作乐。”

接着，她便和帕维尔厮混起来，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就有了她这个没完没了的告密者。

待在店铺里是越来越困难了，所有的宗教书籍我都看遍了，那些古董行家们的争论和谈话已经不再吸引我了——他们说来说去，还是那些老话。只有彼得·瓦西里耶夫，谈起话来仍然那么吸引我，对黑暗的人生那么谙熟，谈吐依然那么风趣，富有激情。有时候，我想，当年以利亚先知，孤身一人，满世界去复仇时的情形，恐怕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当我每次和老人坦率地谈及关于人们和我的看法时，他都能耐心地听我把话讲完，然后把我说的话，再一五一十地告诉掌柜的，掌柜的不是趾高气扬地挖苦我一顿，就是恼羞成怒地对我大骂一通。

有一次，我告诉老头儿，说我有时候把他的话记到了笔记本里，那里还有从书里摘抄下来的许多诗歌和各种各样的格言警句，谁知这事把这位古董行家吓了一跳，他急忙走到我跟前，忧心忡忡地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亲爱的，这样可不行！是为了怕忘记吗？不行，你不能这样做！你这个人可真是！赶快把笔记本给我，啊？”

他反反复复、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服我，让我把笔记本交给他，或者把它给烧了，后来，他没有好气地跟掌柜的嘀咕了半天。

我们回家的路上，掌柜的严厉地跟我说：

“你记什么笔记呀，以后不许再这样做了！听见了吗？只有密探才干这样的事。”

我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那西塔诺夫呢？他也在记。”

“他也在记呀？这个傻大个儿……”

他半天没说话，然后态度异常温和地跟我说：

“听我说，你能不能把自己的笔记本给我看看，还有西塔诺夫的，我给你五十卢布！不过不要让西塔诺夫知道，悄悄地……”

想必他以为我一定会按照他的意思去做，所以他就没有再说什么，然后就迈动两条小短腿，跑到我前面去了。

回到家里，我把掌柜的意思对西塔诺夫说了，西塔诺夫皱起了眉头。

“你实在没有必要多嘴多舌……现在他会叫人来偷你我的笔记本的。快把你的笔记本给我，我把它藏起来……他会很快把你撵走的，你等着瞧吧！”

这一点我完全相信，所以，只要我外婆一回到城里，我就决心离开这里。整个冬天，我外婆都住在巴拉赫纳市，她是被请去教女孩子们织花边的。外公又回到库纳维诺镇去住了，我没去过他那里，他到城里时也没来看过我。有一次我们在大街上遇见了，他穿一件厚重的浣熊皮大衣，像神父一样神气活现地迈着八字步，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他手搭凉棚地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说：

“哦，是你啊……你现在当圣像画师了……对，对……喏，走吧，走吧！”

他把我推向路边，仍然那么神气活现地迈着八字步，向前面走去。

我很少看到外婆，她在不停地干活，养活着身患老年痴呆症的外公，还照看着两个舅舅的几个孩子。特别是萨沙——米哈伊尔舅舅的儿子，一个爱幻想、喜欢读书、长得很帅的小伙子——给她添了不少的麻烦。他在好几家染坊里都干过，经常变换老板，找不到工作时，就靠外婆养活，心安理得地等着外婆给他去找新的工作下家。靠外婆养活的还有萨沙的姐姐，她不幸嫁给一个嗜酒如命的工匠，经常打她不说，还将她赶出了家门。

每次见到外婆，我从思想上对她的心灵越来越感到钦佩，但是——我已经感觉到，她的美好的心灵已经被各种童话故事所遮住了，她无法看到、也不能够理解严酷现实的诸多现象和我的种种忧患，她根本不理解我的种种忧虑和不安。

“必须忍耐，阿廖沙！”

每次，当我谈起生活之丑恶、人们的痛苦和烦恼，谈到让我感到愤怒的种种事情时，“必须忍耐”这句话便是她所能给我的唯一回答。

我很不善于忍耐，如果说有时候我能够表现出像牲口、树木和顽石那样的美德的话——那纯粹是为了进行自我考验，为了检查自身的承受力和在生活中坚忍不拔的程度。有时候，年少人由于愚蠢的逞强好胜心态，羡慕成年人的力量，往往试图举起，并且真的举起大大超过他们的肌肉和筋骨所能够承受的重量。他们夸口说自己能像成年大力士那样，举着两普特重的哑铃在胸前画十字。

这种事情，从直接和间接的意义上讲，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我也都干过，只不过是由于偶然的缘故，我没有受到致命的损伤，没有终身致残，因为只有一个人的忍耐，其对外部环境力量的逆来顺受，才是对他的最严重的摧残。

如果我最终将以伤残之躯躺进坟墓的话，那么，临死前，我一定会不无自豪地说，四十年来，好心的人们一直在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想扭曲我的心灵，但是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到头来还是没有成功。

我希望搞点恶作剧，为大家消愁解闷，逗他们笑一笑，这种热切的愿望，越来越使我着迷。我做到了这一点，我给他们讲下诺夫戈罗德市场上商人们的故事，把他们一个个描写得活灵活现；给他们表演乡下农民和农妇们买卖圣像的样子，讲掌柜的如何巧妙地让他们上当受骗，讲古董行家们如何争论不休，说短道长。

作坊的画工师傅们哈哈大笑，有时候放下手里活计，看我如何表演，但每次表演后，拉里奥内奇总是劝我：

“你最好晚饭后再表演，不然会影响大家干活……”

“表演”过后，我感到很轻松，就跟卸掉了压在我肩上的重担一样。半小时，一小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非常舒服，然后脑袋好像又鼓涨起来，里面塞满了细小、尖利的钉子；它们在里面不停地攒动，发热。

我被一片沸腾的脏粥给包围了，而且感到我自己也正在被慢慢地煮化了。

我在想：

“难道整个生活就是这样吗？而且我也将像这些人那样生活，找不到、看不见任何更美好的东西了吗？”

“你变得爱生气了，马克西梅奇。”日哈列夫说，仔细地打量着我。

西塔诺夫常常问我：

“你怎么啦？”

我无法回答。

生活从我心头执拗而粗暴地抹去了我最美好的记忆，居心叵测地用一些没用的垃圾取而代之——对于生活的这种强暴行为，我感到愤怒，奋力反抗。我跟大家一样，同在一条河里游泳，但是对于我来说，水太冷了，而且，它并不像浮起别人那样，把我也轻而易举地浮起来，有时我觉得我正在沉入某个深渊。

人们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好了，他们不像对待帕维尔那样，随便对我大声呵斥，让我干这干那；他们用父名称呼我，表示对我的尊重。这一切都很好，但令人痛苦的是，眼看着他们大量地喝酒，成天醉醺醺的，实在令人讨厌，而且他们对女人的态度完全是一种病态，虽然我明白，酒和女人，是他们生活中的唯一乐趣。

我常常想，连聪明、大胆的纳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本人也称女人为玩物，这不禁令我百感交集，忧从中来。

那样的话，应该怎样看待我外婆呢？还有玛尔戈王后？

我一想到王后，总有一种近乎恐惧的感觉——她是那样超尘拔俗，与众不同，简直就像梦中看见的一样。

关于女人的事儿，我思前想后，反复琢磨，我已经考虑好了：下一个节日我是不是到大家喜欢去的地方逛上一次？这不是生理上的需求——我身体健康，酷爱干净，但有时候却像发疯了似的，很想拥抱一位聪慧可爱的人儿，把满腹的苦闷与烦恼，像讲给母亲听似的，推心置腹地向她倾诉一番。

我很羡慕帕维尔，他每天夜里都给我讲他跟对面那家女佣的浪漫故事。

“兄弟，事情就是这么怪，一个月前我还往她身上扔雪块呢，我不喜欢她，可是现在，坐在凳子上，身子紧贴着她，没有比她再亲近的人了！”

“那你们就谈些什么呢？”

“当然，无所不谈。她向我谈她自己；我向她——也谈我自己。喏，我们互相接吻……只是，她非常老实……兄弟，人好得一塌糊涂！喂，你抽起烟来，像个老兵似的！”

我烟抽得很多，烟草能够麻痹人，能够缓解心中的不安与烦恼。幸好，我讨厌伏特加的气味儿，可是帕维尔喜欢喝，喝醉了就哭着抱怨说：

“我想回家，想回家！让我回家吧……”

我记得，他是个孤儿，父母早年去世，又没有兄弟姊妹；从八岁起，就到处混日子，任人摆布。

我郁愤难平，再加上春天来临，情绪波动，我决定再回到轮船上去，然后从阿斯特拉罕下船，再往波斯跑。

不记得我为什么一定要往波斯跑了，也许只是因为我很喜欢下诺夫戈罗德市场里的波斯商人：他们坐在那里，像石雕一样，迎着太阳，展示着他们那染了色的大胡子，不慌不忙地抽着水烟袋；他们的眼睛又大又黑，好像没有他们看不透的东西。

要不是遇上复活节，没准儿我已经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因为节日期间，一部分画工师傅回家了，回到自己村里去了，而留下来的人只顾一个劲儿地饮酒作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到奥卡河畔的田野里去玩，遇见了我以前的东家——外婆的侄子。

他穿一件灰色的夹大衣，两只手插在裤兜里，嘴里叼支烟卷，帽子扣到后脑勺上。他和蔼地向我露出友好的微笑。看上去他心情很愉快，风度翩翩，非常潇洒。当时，除了我们两个外，田野里别无他人。

“啊，彼什科夫，祝贺基督复活！”

我们连吻三次，以示庆贺。他问我过得怎么样，我坦率地告诉他说，作坊、城市，总之，这里的一切，我都烦透了，因此我决定要到波斯去。

“拉倒吧你，”他认真地说，“什么波斯不波斯的？见它的鬼去吧！这一点，老弟，我可知道，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也非常想往外跑，什么鬼地方都愿意去！”

他张口闭口地鬼呀鬼的，显得非常豪放，我很喜欢他的这种干脆劲儿，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春天美好的朝气，整个人都显得那么爽快——落落大方，自然洒脱。

“抽烟吗？”他问我，一面把装着粗烟卷的银质烟盒伸到我面前。

喏，他这一下可算把我给彻底打垮了！

“这么吧，彼什科夫，你还是回到我这儿来干吧！”他建议说，“我呀，老弟，今年在市场上承包了四万卢布的工程项目——你明白吗？我想让你到那里负责这项工作，当个工长什么的，验收各种材料，监督各项工作是否到位，防止工人们盗窃物资，怎么样？工资嘛，月薪五卢布，外加五戈比的午餐补助！你早出晚归，这样家里的两个娘儿们也管不着你，不用理她们！不过你可不要告诉她们，说我们已见过面了，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日你来就是——说定了！”

我们友好地分了手。道别时，他握了握我的手，甚至走出很远了，他还友好地向我挥动着帽子。

我在作坊里告诉大家，说我要走了。起初大多数人都感到很遗憾，尤其是帕维尔，显得很激动，这使我颇有些受宠若惊。

“好吧，你仔细想想，”他不太高兴地说，“我们在一块儿习惯了，真不知以后你如何跟各种各样的农民们相处？木匠、油漆匠，什么人都有……我说，你呀！这叫作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放着助祭不当，偏要去当工友……”

日哈列夫则抱怨说：

“人往高处走，鱼往深处游，你人挺能干的，心肠又好，怎么往低处走呀……”

作坊大伙儿为我举行了欢送会，气氛很忧伤，有些沉闷。

“当然，应该什么都试一试，”日哈列夫说，他的脸色喝得已经有些发黄了，“不过，最好还是认准一件事儿，就一门心思地干下去……”

“而且要干一辈子。”拉里奥内奇小声附和说。

但我觉得他们说这些话时有些言不由衷，非常勉强，仿佛是在履行义务，我和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不知为什么，好像突然腐朽了、断掉了。

喝醉了酒的戈戈列夫在吊床上哑着嗓子唠叨说：

“只要我愿意——你们统统都得关起来！我知道一个秘密！你们这里谁相信上帝？啊哈……”

和平时一样，靠墙摆放着许多面部还没有画好的圣像，紧贴着天花板，悬挂着许多玻璃灯罩。大伙儿很长时间没有挑灯夜战了，这些灯罩也没派上用场，它们上面落了一层烟黑和尘土。周围的一切，我记得清清楚楚。闭上眼睛，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但整个地下室，所有这些桌子、窗台上的颜料桶、一捆捆的画笔和笔架、许多圣像、屋角的脏水桶、上面那个很像消防帽的铜洗脸盆，还有戈戈列夫从吊床上耷拉下来的颜色发青的光腿——太像被淹死的人的腿了——全都呈现在眼前。

我真想快一点离开，但是，在俄国，人们喜欢把这种令人忧伤的时刻拖得很长。临别前，他们总要像做安魂弥撒似的搞一个仪式。

日哈列夫扬起眉头，对我说：

“那本关于恶魔的书，我不想还给你了——算二十卢布你愿意让给我吗？”

书是我的——是当消防队长的老头儿送给我的，我舍不得把莱蒙托夫的这本书送给别人。但是，当我有点不高兴地拒绝收下他的钱时，日哈列夫心安理得地把硬币往口袋里一塞，斩钉截铁地说：

“随你的便，反正我不还给你了！这书对你不合适，它是那种要不了多久就会惹祸的书……”

“可商店里还在出售呀，我看见过！”

他特别恳切地对我说：

“这什么都不能说明，商店里还卖手枪呢……”

就这样，他没有把莱蒙托夫的那本书还给我。

我上楼去和女主人告别时，在楼道里遇上了她的侄女，她问我：

“听说你要走了，是吗？”

“是要走了。”

“要是你不说走，他们也会赶你走的。”她对我说，她说话的口气虽然不大客气，但态度还蛮真诚的。

而醉醺醺的女主人则对我说：

“再见了，基督保佑你！你——不是个好孩子，很不懂事儿！虽然我没看见你干过什么坏事儿，可大家都说你这个人不怎么地！”

这时她突然哭了起来，眼泪汪汪地说：

“要是我那死去了的宝贝丈夫还活着的话，他肯定会臭骂你一顿，在你后脑勺上来两巴掌，但是他会把你留下来的，不会赶你走！可是眼下全变了，稍有不如意——立马走人！唉呀，孩子，你到哪儿去呀，哪儿能找到个安身立命之处呀？”

第十六章

我和东家坐着小船，在市场街道两旁砖砌的店铺间穿梭划行，由于春汛到来，水已经淹到了店铺的二层。我在前面划桨，东家坐在船尾，笨拙地掌握着船的航向，他把船的尾舵深深地插进水里，小船摇摇晃晃地从一条街划向另一条街，在平静、浑浊、若有所思的水面上兜来绕去，趑趄而行。

“哎呀，真是见鬼，水现在涨这么高了！这样会耽误工期的。”东家抱怨说，一面抽着雪茄，雪茄散发出一股呢子烧煳了的气味儿。

“慢点儿！”他惊慌地喊道，“我们要撞到路灯柱子上了！”

他拨正了航向，骂道：

“唉，给我们的是条什么船，这帮浑蛋！”

他指给我看那些水退后需要维修的店铺。他的脸刮得铁青，胡子修得很短，嘴里叼着雪茄烟，压根儿不像个承包商。他穿一件皮夹克，高筒靴一直到膝盖，肩上背着猎袋，两腿夹着一支勒贝尔火枪，样子仿佛有些心神不定，时不时地将皮帽子往前拉一拉——让它挡着眼睛。他一直噘着嘴，总是不放心地向四下张望，他把帽子往后脑勺上一推，人马上就变得年轻起来，嘴边也露出了笑容，显然是想起了什么愉快的事情。很难令人相信现在他手头有那么多的工作在等待着他去做，他正在为水退得太慢而焦虑不安，看来，他脑子里还有一些与工作无关的想法，像滚滚浪花，起伏不定。

我暗自惊讶，心头也有些沉重：望着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一排排的房屋，紧闭的窗户——全市完全被淹没在大水之中，看上去整个城市正在从我们的船边漂流而过。

天空灰蒙蒙的。太阳躲进云层里，只是偶尔透过浓浓的云雾，绽露出一个冬天常有的银白色的巨大白点。

水也是灰蒙蒙的，而且十分寒冷，根本看不出它在流动，好像已经完全停滞了，和许多空着的房子与一排排油漆成灰黄色的店铺一起，走进了梦乡。当惨白的太阳透过云层鸟瞰大地的时候，周围的一切才有了一些亮光，灰色的天幕映照在水中，我们的小船就悬挂在这上下两重天体之间；两边的砖石建筑也在随着升高，几乎于不知不觉中正在向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漂去。小船周围漂浮着许多破木桶、箱子、筐子、碎木板和干草，有时还有些像死蛇一样的木棍或原木。

有的地方房屋的窗子是开着的，长廊顶上晾晒着衣服和一双双毡靴；有个女人正从窗口向外眺望这浑浊的流水。一条小船拴在长廊的一根铁柱子上，红色的船体像一块肥肉映照在水中。

东家冲着这种种生活的迹象，频频地点头，他向我解释说：

“那里住的是市场看守人员。他从窗户里爬到屋顶上，然后乘坐小船，到处巡视，进行查看，看有没有小偷，要是没有——那么自己便顺手偷点儿……”

他说话时心平气和，一副懒洋洋的样子，好像在考虑别的什么事情。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空空荡荡，简直不可思议，像做梦一样。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汇合一处，流进一个大湖。远处，在草木繁茂的山冈上，一座城市拔地而起，斑驳陆离，煞是好看；眼前一派花木，到处都是果园，虽说枝头还有些发暗，但一棵棵树木业已抽芽，而且一座座果园，给家家户户的房屋和教堂披上一层暖洋洋的绿装。耳边传来复活节的钟声——浑厚而低沉——一直在水面上回荡，好像整座城市都在发出响声，可是这里——仿佛成了一块完全被遗忘了的墓地。

我们的小船一直在两排黑压压的树木间徘徊，我们正沿着主干道向古老的大厅划去。雪茄刺鼻的浓烟遮住了东家的眼睛，使他有些烦躁不安。小船不是船头，就是船身，老是撞在树上，东家又急，又恼怒，惊讶地说：

“这是条什么破船！”

“您不要老摇晃那个舵。”

“怎么能不摇呢？”他嘟哝道，“既然船上有两个人，那总是一个人划桨，一个人掌舵。你瞧，亚洲店铺……”

我对这里的市场情况早就一清二楚，也非常熟悉那些可笑的店铺和它们那莫名其妙的房顶。房顶四角都有石膏雕像盘腿而坐，早先我和我的伙伴们还朝那些石膏像扔过石头，因此，有些石膏像的脑袋和手臂就是被我砸掉的。不过现在我已经不再为干过这种事而感到骄傲了……

“像什么样子，”东家指着这些店铺说，“如果让我修建的话……”

他嘴里吹着口哨，把帽子一直推到后脑勺上。

不知为什么，我总以为，要是由他来建筑这个砖石结构的城市，仍然坐落在这个年年因两河交汇而发大水的低洼地带，那么这个城市肯定还是这么单调乏味。

他把雪茄烟往船外的水里一扔，紧接着冲它嫌恶地啐了一口唾沫，说：

“太枯燥乏味了，彼什科夫，真是没意思。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都没有，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想吹吹牛，聊聊天——跟谁去吹呢？没有人。清一色的木工、石匠、老农和骗子……”

他向右边看了看，那里有一座白色的清真寺，伫立在水中，非常漂亮，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他好像想起了一件什么被遗忘的事情，继续往下说：

“于是我开始喝啤酒，抽雪茄烟，学德国人的样子。德国人，老弟，非常精明能干，但个个都是很难对付的凶禽猛兽！啤酒——是好东西，雪茄烟——我还抽不惯！抽多了，老婆会抱怨说：‘你身上怎么总有一股马具匠身上的气味？’是啊，老弟，人生在世，就得挖空心思，变着法子……喂，自己把握航向……”

他把船桨放在船舷上，端起猎枪，朝房顶上的雕像开了一枪——雕像毫发无损，子弹打中了屋顶和墙壁，周围扬起一片烟尘。

“没打中。”枪手并不感到遗憾，又装上了子弹。

“你对女孩子怎么样——开过荤吗？还没有？可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恋爱了……”

他像讲梦里的事情那样，讲起他在建筑师那里当学徒时与他们家女用人初恋的故事。浑浊的水流发出轻轻的拍击声，不断冲刷着建筑物的墙根屋角，大教堂后面是一片灰蒙蒙的汪洋，水面上偶尔露出几枝颜色发黑的柳条。

大伙儿在圣像作坊里经常唱教堂讲习班唱的歌曲：

蓝色的大海，

狂暴的海洋……

这蓝色的大海，大概就是死一般的寂寞难耐……

“夜里睡不着觉，”东家说，“有时候起来，站在她的门口，冻得跟小狗一样，浑身直打哆嗦——屋子里冷啊！每天夜里她的主人都到她那里去，很可能碰上我，可是我不怕，况且……”

他边想边说，那神态就像在仔细察看一件穿破了的旧连衣裙似的——看看是不是还能够再穿。

“她发现了我，心软了下来，便开门叫我进去：‘进来吧，小傻瓜……’”

这样的故事我听多了，都有点听烦了，尽管其中有令人感到高兴的地方——所有的人在讲自己的“初恋”时都不会夸大其词，自我标榜，也不会出言不逊，满嘴脏话，而常常是情意绵绵，多愁善感。我的理解是：这是讲故事人生活中最美妙的时刻。对于许多人来说，好像只有这个时候才是美好的。

东家笑着，摇了摇脑袋，忽然惊叫道：

“这事儿你可绝对不能跟我老婆讲！咳，其实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可就是不能说！就这么回事儿……”

他不是在讲给我听，而是讲给他自己听。如果他什么话都说，那我肯定会说点什么的，待在这种寂寞空旷的地方，说话、唱歌、拉手风琴是绝对不可少的，否则，在这个被寒冷、浑浊的大水所淹没的城市里，一觉睡去，定将噩梦缠身，永远都醒不过来。

“最要紧的是：不能过早地结婚！”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结婚——可是件大事，老弟，是重中之重的大事！日子，你可以想在哪儿过就在哪儿过，想怎么过就怎么过，随你的意愿！生活在波斯——当伊斯兰教徒，生活在莫斯科——当个巡警，受苦受累，偷盗扒窃，这一切都可以改变！可是老婆，兄弟，她好比天气，你是没法改变的……也改变不了！她不是靴子，老弟，说脱就脱，说扔就扔……”

他脸色一变，皱起了眉头，望着灰茫茫的大水，用一个手指头抹了抹自己的鹰钩鼻子，嘴里嘟囔着说：

“是啊，老弟……一定得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比如说——你腹背受敌，陷入了困境，可你一直在顽强地坚持……喏，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每个人面前都会有陷阱……”

我们的船划进梅晓拉湖的灌木丛里了，它和伏尔加河汇于一处。

“轻点儿划。”东家小声说，他把猎枪瞄准了灌木丛。

他打中了几只瘦鹬鸟，然后下令说：

“向库纳维诺镇进发！我在库纳维诺镇要一直待到晚上，你回到家后就说，我跟承包商们有事要办，得耽搁一下……”

在镇内的一条街上，我让他下了船——这条街也被大水淹了，我沿着市场又回到了斯特列尔街，把船拴好，然后我坐在上面，看着两条河的河水交汇于一处，眺望着城市、轮船和天空。天空像一只大鸟的松软的翅膀，一切都笼罩在宛若白絮的云层之下。金色的太阳从蔚蓝色的云缝里只须向大地看上一眼，下面的一切便大为改观。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而且生机勃勃，充满了希望，湍急的河水轻而易举地将数不清的木筏漂往下游。一脸大胡子的农民稳稳当当地站在木筏上，摇动着长长的木桨，迎着对面驶过来的轮船，相互大声地吆喝着。一艘小型轮船拖着一艘平底船逆流而上，河水不断地阻拦它，颠簸它，而它则像一条狗鱼，左右应对，无往不利，一面喘着粗气，一面奋力转动叶轮，顶着迎面扑来的湍湍急流。平底船上肩并肩地坐着四个农民，他们将腿伸到船外——其中一人穿着红衬衫——一面唱着歌，歌词虽然听不清楚，但我知道这支歌。

我觉得，在这里，在这奔流不息的河上，什么我都知道，一切东西我都感到非常亲切，我都能够理解。而我身后那座被大水淹了的城市，只不过是一场噩梦，是像梦本身一样很难理解的东家的异想天开。

饱览了这一切之后，我动身回家，我感到自己已经变成了大人，有能力担当任何工作。回家途中，我从内城的山上眺望伏尔加河——远远望去，大地看上去是那样浩瀚广袤，它能够给予你所希望得到的一切。

在家里，我有书可看。以前玛尔戈王后住过的那套房子里，现在住着一大家子人——五位小姐，一个比一个漂亮，还有两个中学生，这些人总给我书看。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屠格涅夫的作品，它们是那样通俗易懂，那样简洁明快，像金秋时节那样清澈透明；他笔下的人物又是那么纯洁，总之，他所描写的一切，是那么美好，那么温文尔雅，令我不胜惊讶。

我在读波米亚洛夫斯基的《神学校》时同样感到非常惊讶，奇怪的是，书中写的和圣像作坊里的情况太相像了，那种因苦闷烦恼而导致惨无人性的恶作剧——我真是太熟悉了。

我觉得读俄国书的时候感觉非常好，因为书中总让人感到有一种你所熟悉的、带点伤感的东西，就好像书里藏着大斋节的钟声——只要你翻开书页，缓缓的钟声便响彻在耳边。

我勉强看完了《死魂灵》，《死屋手记》也一样。《死魂灵》《死》《三死》《活尸》，——这些近乎千篇一律的书名无意中扫了人们的兴，使人对这些书产生一种模糊不清的反感。《时代的特征》《稳步前进》《怎么办》《斯穆林村纪事》等诸如此类的书，我也不喜欢。

但我非常喜欢狄更斯和司各特；读他们的书，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一本书能连续读两三遍。司各特的书使人能够想起富丽堂皇的教堂内做节日弥撒的盛况，虽然有些冗长、枯燥，但总是非常庄严隆重；狄更斯一直是我极其敬重的作家——此人深谙最难掌握的关爱人的艺术。

每到晚上，门前台阶上便会聚集一大群人：有K.家的兄弟姐妹们和几个少年，还有翘鼻子的中学生维亚切斯拉夫·谢马什科，有时候，一个什么重要官员的女儿——普季齐娜小姐——也来。大家在一起谈书，谈诗歌——这些话题我也感到很亲切，而且能够听得懂，我读的书比他们大家都多。但他们常常相互讲些学校里的事，对老师表示不满。听着他们讲的故事，我感到自己比他们自由多了，我对他们的忍耐力不胜惊讶，但话又说回来了，毕竟我还是非常羡慕他们——他们在学习呀！

我的伙伴们年纪都比我大，但我觉得我比他们大，比他们成熟，比他们有经验，这使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很想和他们更接近一些。平时我回到家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灰头土脸的，一身肮脏，脑子里装的跟他们想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其实，他们想的事也不过都是些老生常谈。他们谈的大都是关于小姐们的事，不是爱上这个了，就是爱上那个了，还试着写些诗歌，在这方面我可没有少帮他们的忙，我很愿意在诗歌上练练笔，而且很容易地就找到了韵脚，但不知什么原因，我写的诗总带有一些幽默的意味儿，而普季齐娜小姐比其他人更经常成为诗歌描写的对象，我总是拿她和蔬菜——葱头——相比。

谢马什科对我说：

“你这叫什么诗呀？都是一颗颗的鞋钉子！”

在任何方面都不甘落后的我，也爱上了普季齐娜小姐。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向她表达的了，但是结果非常糟糕：兹韦金池塘里的水已经腐败发臭，颜色都变绿了，水里漂浮着一块木板，我建议普季齐娜小姐到木板上划着玩儿。她同意了，于是我把木板靠拢到池塘边，自己站了上去——我一个人站在上面非常好。但是，当穿戴华丽、满身花边和丝带的普季齐娜小姐姿态优雅地往木板的另一头上一站，我神气十足地用一根棍子把木板撑离了岸边，谁知这该死的木板在我们脚下开始摇晃起来，结果普季齐娜小姐一下子掉进了水里。我奋不顾身地跳下去，很快便将她救上了岸，但是惊慌失措和满身的水藻，使这位小姐的美貌荡然无存！

她举起湿漉漉的拳头，威胁地喊道：

“你这是故意要把我翻到池塘里！”

她不相信我的解释是出于真心，后来她对我的态度充满了敌意。

一般说来，城里的生活没有多大意思。老的女主人，跟从前一样，看着我不顺眼；年轻的女主人对我总是疑神疑鬼；维克多因为雀斑太多，脸色变得更红了，他对所有的人都嗤之以鼻，总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一直摆脱不了这种情绪。

东家制图方面的工作很多，他们兄弟两个忙不过来，于是把我的继父请来当帮手。

有一次，我从市场回来得很早，大概是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一走进饭厅，我就看见一个早已被我忘记了的人和东家一起坐在茶桌边。他向我伸出了手。

“您好啊……”

由于事情太突然，我一下子愣住了。过去的事像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烧着我的心。

“是不是吓了你一跳？”东家叫道。

继父的脸瘦得厉害，他微笑地望着我，那双黑眼睛显得更大了，整个一副心灰意懒、无精打采的样子。我伸出一只手，他用细长、灼热的手指头握住它。

“喏，这不，我们又见面了。”他咳嗽着说。

我像是被打了一顿似的，垂头丧气地走开了。

现在我和继父的关系，显得既微妙，又有些说不清——他叫我的名字和父称，跟我说话时，平等相待，不分上下。

“您去铺子里的时候，请劳驾给我买四分之一俄磅的拉菲尔姆牌烟丝，一百张维克多尔逊牌卷烟纸和一俄磅煮熟的香肠……”

他递给我的钱，总是带着他手上的温度，热乎乎的，非常讨厌。很明显，他得的是肺结核，活不了多久了。这一点他心里明白，所以他说话时非常平静，一面摆弄着他尖尖的小黑胡子。

“我的病几乎是没办法医治的。不过，要是能多吃些肉，还是可以好起来的。没准儿我还会康复的。”

他吃得特多，多得令人难以想象，而且一边吃，一边抽，只有吃东西那一会儿才肯把烟卷从嘴里拿开。我天天去给他买香肠、火腿和沙丁鱼，但我外婆的妹妹非常有把握地，而且不知为什么，老是有点幸灾乐祸地说：

“死神靠吃的东西是喂不饱的，你骗不了它，绝对不行！”

东家一家人对继父倒是挺关心的，但这又让人感到非常难受，他们一个劲儿地劝他试试这种药，试试那种药，但是背地里却一直在嘲笑他。

“整个一个贵族！张口闭口地说，应该随时把面包渣从桌子上收拾干净，还说苍蝇就是从面包渣里滋生出来的。”年轻的女主人说，而老太太马上附和说：

“可不是吗，整个一个贵族！那件破常礼服穿得已经不能再穿了，都磨得发亮了，可他还总是用刷子刷来刷去。干净得不得了——不能有一点灰尘！”

而东家仿佛在安慰她们，说：

“等着瞧吧，两个好斗的母鸡，他活不长啦！”

这种小市民对贵族的毫无意义的敌视态度，不由使我和继父的关系变得更接近了。蛤蟆茵也是毒蘑，但它至少看着很漂亮！

继父就像一条偶然掉进鸡笼里的鱼，在这些人中间，迟早会憋死的——这个比喻是有些荒唐，就跟整个这种生活是荒唐的一样。

我开始从他身上寻找“好事儿”——一个我难以忘怀的人的秉性特点，我把我从书里看到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加到了他和玛尔戈王后的身上，这使他们显得风仪秀整，光彩夺目；我把我一切最纯洁的东西，一切从书里产生的幻想，也统统地都献给了他们。我的继父跟“好事儿”一样，同样是个很不合群、不招人喜欢的人。在家里，他对大家一视同仁，从不先开口说话，回答问题时显得特别客气，而且非常简短。我非常喜欢他教东家时的样子：他站在桌边，使劲弯着腰，用干枯的指甲在一张厚厚的纸上指指点点，平心静气地提醒说：

“这里必须打上把钉，把人字架连成一体。这样才能够分散墙壁所承受的压力，否则人字架会把墙撑倒的。”

“有道理，真是见鬼！”东家嘟哝了一句，可是继父走后，东家的老婆却对他说：

“你真令我吃惊，你怎么能叫他来教你！”

不知为什么，继父晚饭后刷牙和仰起脖子漱口这件事，使她感到特别恼火。

“依我看啊，”她酸溜溜地说，“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您这样仰着脑袋，对您非常有害！”

我继父面带微笑，彬彬有礼地问道：

“为什么呢？”

“啊……我也就这么一说……”

继父用一根骨头签子开始剔自己发青的指甲。

“你说说看，还要剔什么指甲！”女主人激动起来，“人都快要死了，还在这里……”

“唉——咳咳！”东家感叹道，“你们这两个好斗的母鸡，哪来那么多的蠢话呀……”

“你说什么呀？”老婆火了。

老太太每天夜里唠唠叨叨向上帝抱怨个没完：

“上帝啊，这个行将就木的人算是成了我的累赘了，而维克多——又被晾在了一边……”

维克多开始模仿我继父的举止行为，模仿他慢吞吞的走路的样子，学他那信心十足的老爷派头的手势和他能把领带打得特别漂亮的高超技巧，还有他吃东西既麻利又不发出响声的本领。他有时候会很鲁莽地问道：

“马克西莫夫，法语‘膝盖’怎么说？”

“我叫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继父平心静气地提醒他说。

“喏，好吧！那么‘胸部’怎么说？”

吃晚饭的时候，维克多对母亲吩咐说：

“Ma mère， donnez-moi encore du腌牛肉！”

“哎呀，你都快变成法国人了。”老太太疼爱地说。

继父一声不吭，像聋子哑巴似的，只顾吃肉，对谁也不看一眼。

有一回，哥哥对弟弟说：

“维克多，现在，法国话你已经学会说了，也该找个情人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继父唯一一次偷偷地笑了。

年轻的女主人愤怒地把汤勺往桌子上一扔，冲丈夫大声嚷嚷道：

“当着我的面讲这种下流话，你也真不感到害臊！”

有时候，继父到后门过道里来找我，那里有个通往阁楼的楼梯，我就睡在楼梯的下面。我经常坐在楼梯上，对着窗口看书。

“在看书啊？”他问我，嘴里一面吐着烟雾。他胸中仿佛有尚未烧尽的木柴在发出咝咝的声响。“是什么书呀？”

我让他看了看书。

“啊，”他看一下书名说，“这书好像我也看过！想抽烟吗？”

我们抽着烟，看着窗外脏兮兮的院子。他说：

“您不能上学读书，真太可惜了，看来您有这个能力……”

“我也在学习，在读书……”

“这是不够的，应该去上学，受系统的教育……”

我真想对他说：

“先生，您既上过学，又受过系统教育，结果又怎么样呢？”

他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补充说：

“有个性的人——学校才能够很好地培养。只有文化水准高的人才能够让生活向前发展……”

他不止一次地劝我说：

“你最好离开这个地方，我看不出这里对你有什么意义和好处……”

“我喜欢工人师傅们。”

“不过……你喜欢他们什么呢？”

“跟他们在一块儿很有意思。”

“也许……”

然而，有一次他却说：

“实际上，我们这家的主人们是非常坏的，坏透了……”

一想起我母亲当时说这句话的情形和时间，我情不自禁地从他身边走开了，他微笑地问我：

“您不这样看吗？”

“不，我也这样看。”

“是啊……这我看得出来。”

“但东家这个人我还是挺喜欢的……”

“没错儿，他也许是个好人……但是——很可笑。”

我很想跟他谈谈有关书的事，但看来他并不喜欢书，而且他不止一次地劝我说：

“您不要太痴迷了，书里讲的事都是经过加工修饰过的，不是朝这个方面，就是朝那个方面加以歪曲。写书的人大都是一些跟我们的东家差不多的小人物。”

我觉得他的这些看法很有胆识，我非常欣赏。

有一次他问我：

“您读过冈察洛夫的书吗？”

“读过《战舰巴拉达号》。”

“这本书非常枯燥。不过，总的来说，冈察洛夫是俄国最聪明的一位作家。我建议你读读他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这是他的一部最真实、最大胆的作品。而且，一般来说，在俄罗斯文学中，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关于狄更斯，他说：

“请您相信我，那完全是胡诌八扯……《新时代报》副刊正在连载一部相当有意思的作品——《圣·安东的诱惑》，请您读一读！您好像挺喜欢教堂，以及和教堂有关的一些作品，是不是？《圣·安东的诱惑》对您会有好处的……”

他亲自给我送来一大摞副刊，我很快就读完了福楼拜这部写得很高明的作品，它使我想起了无数的圣徒传，其中有些是那些古董行家们讲过的故事，但这部作品并没有给人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更喜欢副刊上同时登载的《驯兽师乌皮里奥·法马里回忆录。

我把自己的这个看法如实地对继父讲了，他心平气和地向我指出：

“这就是说，您看这样的东西还有点早！但是——请别忘了这本书……”

有时候，他跟我坐在一起，很长时间不说一句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咳嗽，而且不停地抽烟。一双漂亮的眼睛目光炯炯，看着有些吓人。我偷偷地看着他，而且常常忘记了：就是这个老实巴交、单纯质朴、无怨无悔、行将就木的人，曾经和我母亲的关系非常亲近，而且伤害过她。我知道他现在和一个女裁缝住在一起，一想到她，我就觉得纳闷，也觉得她挺可怜：难道在她拥抱这么个大骨头架子，亲吻他那满嘴口臭的双唇时就不觉得恶心吗？有时候，他也跟“好事儿”一样，会出人意料地说出些纯属他个人的看法：

“我喜爱猎犬，它们很蠢，但我喜欢它们。它们非常漂亮。漂亮的女人往往就很蠢……”

我不无骄傲地想：

“真应该让你知道知道——世界上还有个玛尔戈王后呢！”

“所有长期住在一幢房子里的人，相貌都会变得一模一样。”他有一次对我说，我把他的这句话记到了自己的笔记本里。

我期待着这样的格言警句，就像期望得到某种恩赐一样，因为在家里能听到非同寻常的遣词造句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也因为平时家里人说话都是语言干巴、因循守旧、形式单调的缘故。

继父从不跟我谈母亲的事，甚至连她的名字好像也没有提起过，我觉得这样很好，使我对他产生了几分敬意。

有一次，我问他关于上帝的事——不记得具体是怎么问的了，他看了我一眼，然后非常平静地说：

“不知道。我不相信上帝。”

我想起了西塔诺夫，我把他的事讲给了他听，继父仔细听过后，仍然很平静地说：

“他这个人能说会道，而能说会道的人总是有某种信仰的……我只是——不相信而已！”

“这怎么能行呢？”

“为什么不行？这不——我就不相信……”

有一点我看得很清楚——他快要死了。我倒未必会为他感到惋惜，但是，对于一个即将要死去的亲人，对于死亡的秘密，我头一次感到有一种强烈而自然的兴趣。

现在，这个人就坐在这里，他的膝盖紧挨着我，身上发着烧，脑子在思考。他胸有成竹地按照自己的标准把人们分门别类，进行排队。谈起事情来，他俨然以当权者自居，解民倒悬，评断是非——他身上有一些我非常需要的东西或者我显然不需要的东西。其实他是个错综复杂、难以琢磨的生命体，是一个没有穷尽的思想激流的储藏所，不管我对他的态度如何，他都是我自身的一部分，存在于我身上的某个地方，我不断地在想着他，我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有朝一日，他整个人都会消失，他的一切，连同他脑子里、内心里所包藏的一切，以及我觉得我能够从他那双漂亮眼睛中所看到的一切，统统都将消失。一旦他消失了，那么连接我和世界的那条活生生的线也就断了，留下的只是对往事的回忆，但它将完全铭记在我心中，永不泯灭，永不变更。而那个鲜活的、变化中的生命体则永远地离开了……

但这不过是一些想法，在这些想法的背后，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它产生和滋养着这些想法，强迫人们去仔细观察种种生活现象，对每一种现象必须做出回答——为什么？

“看样子，我快躺倒起不来了，这您知道，”继父有一天说——那是个下雨天，“莫名其妙地感到浑身软弱无力！而且什么都不想……”

第二天喝晚茶时，他特别细心地把桌子上和膝头的面包屑掸去，把谁也看不见的什么东西从身上弹掉，老太太斜了他一眼，小声对儿媳妇说：

“瞧，又是掸，又是弹，多么爱干净……”

大概过了两天，他没有来上班，后来老太太塞给我一个大白信封，说：

“给你，这还是昨天一个女人送来的，正在晌午头上，我忘记给你了。那女人挺招人喜欢的，可是跟你是什么关系——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信封里有一张医院办公用的信纸，上面用很大的字写着：

请抽空来一趟。我在马尔登诺夫斯卡娅医院。

叶·马

第二天上午，我坐在医院病房里我继父的床上，他的身子比床长，所以，两只凑凑合合穿着灰袜子的脚伸到床外边去了。一双漂亮的眼睛，无神地在黄色的墙壁上漫无目的地扫视着，然后停在我的脸上和坐在床边凳子上的姑娘的一双小手上。姑娘把两只手放在枕头上，继父张着嘴，将脸紧紧贴着它们。那姑娘稍微有点胖，穿一件很平整的深色连衣裙，泪水慢慢地从她那圆圆的脸上流了下来，一双浅蓝色的泪汪汪的眼睛一直瞧着我继父的脸，看着他那骨瘦如柴的身体、尖尖的大鼻子和颜色发黑的嘴巴。

“是不是应该请个神父来，”她小声说，“可是他没有发话……神志不清……”

她把手从枕头上移开，按在胸口上，好像是在做祷告。

这时，继父苏醒过来了，他神情严肃地皱起眉头，看了看天花板，仿佛在回首往事，然后把一只瘦骨伶仃的手伸给了我。

“是您吗？谢谢。瞧，这事儿……我觉得简直是莫名其妙……感到自己……”

他感到非常疲惫，便闭上了眼睛。我抚摸着他那冰冷、细长的手指头，指甲的颜色已经完全发青了。那姑娘小声恳求说：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您就答应了吧，求求您了！”

“过来，你们互相认识一下，”他说着，用眼睛瞥了瞥她，“一个很好的人……”

然后他已经不再说话了，而嘴巴却越张越大，突然，他像乌鸦一样，声音嘶哑地大叫一声，身子在床上乱动起来，被子也蹬开了，两只空手在身边摸索着什么。那姑娘跟着也大叫一声，一头扎在皱巴巴的枕头上。

继父很快就死了，死后的样子立刻变得好看一些。

我挽着那姑娘的手，走出了医院。她像个病人似的，走起来一摇三晃，边走边哭。她手里攥着一块手绢，轮换着用它擦拭两只眼睛，她手中的手绢越攥越紧，她看着它，好像在看一件她仅有的最宝贵的东西。

忽然，她停了下来，紧紧靠着我，用责备的口吻说：

“连冬天都没熬过……啊，上帝呀，上帝，这算怎么回事儿呀？”

然后，她把被眼泪弄湿的那只手伸给了我。

“再见。他曾经非常夸奖您。明天安葬。”

“要送您回家吗？”

她向周围打量一下。

“何必呢？现在是白天，又不是夜晚。”

我站在胡同的拐弯处，望着她的背影，她从容不迫地向前走着，跟一个没什么急事要办的人一样。

时值八月，树叶已经开始脱落了。

我没有时间到墓地为继父送行，而且，我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位姑娘……

第十七章

每天早上，六点钟，我就要到市场去干活。我在那儿遇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人：细木工奥西普——花白头发，样子很像圣徒尼古拉，干活心灵手巧，喜欢说俏皮话；专门苫盖屋顶的工匠师傅叶菲穆什卡，他是个驼背；石匠彼得，他笃信宗教，一副深谋远虑的样子，也像个圣徒；粉刷工格里戈里·希什林是个美男子，浅褐色的胡子，淡蓝色的眼睛，显得既沉稳，又善良。

这些人我是第二次在制图师家干活的时候认识的。每到星期天，他们几乎都要到厨房里来，一个个显得都很稳重，言谈举止十分得体，听他们说话，对我来说，既新鲜，又有趣。当时，我觉得这些仪表堂堂的男子汉个个都是有目共睹的大好人；每个人各有所长，与众不同，和库纳维诺镇那些心狠手毒、盗窃成性、嗜酒如命的小市民不可同日而语。

我当时最喜欢粉刷工希什林，甚至希望能够参加他的包工小组，但是他用一个白白的手指头挠了挠自己金色的眉毛，婉言谢绝了我的请求，他说：

“我们这活儿，对你来说，嫌早了点儿——非常繁重，过一两年再说……”

然后，他将漂亮的脑袋往上一仰，问道：

“是日子过得不太舒畅吗？喏，没关系，忍耐一下，一定要打起精神，这样——你定能坚持住的！”

不知他这一好心的劝导对我有没有帮助，但我还是非常感激他，记住他的好言相劝。

一直到现在，他们每个星期天早上仍然要到东家家里去，往餐桌周围的凳子上一坐，边等东家，边饶有兴趣地相互交谈。东家兴高采烈地跟他们打着招呼，热情地紧紧握住他们强劲有力的双手，然后在餐桌旁的位置上坐下来。这时账本和一沓沓的钞票都拿出来了。几个汉子也把自己的账簿和皱巴巴的记事本往桌子上一摊，双方便开始结算这一个星期的工钱。

东家一面跟他们开玩笑，打哈哈，一面却千方百计地少给他们算钱，而他们呢——也想方设法地在算计他。有时候他们争吵得很厉害，但更多的情况是——握手言欢。

“哎呀，亲爱的东家，你生来就是个大滑头！”几个男人对东家说。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回答说：

“你们几个也不是省油的灯，同样够鬼的了！”

“可有什么法子呢，朋友？”叶菲穆什卡承认说，而一脸严肃的彼得却说：

“只能靠偷盗行窃过日子了，干活挣的那点钱——都给了上帝和沙皇了……”

“所以我才乐于在你们身上打主意了！”东家笑着说。

他们憨厚地附和着他说：

“就是说，我们的钱都被骗走了？”

“把我们给耍了？”

格里戈里·希什林把他的大胡子按在胸口，像唱歌似的恳求说：

“弟兄们，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人吧，不要搞欺骗，好不好？要知道，既然我们要堂堂正正地过日子，那么这样不是很好吗，心安理得，太太平平，啊？亲人们啊，我说得对不对，啊？”

他浅蓝色的眼睛暗淡下来，变得湿润了，此时此刻，他显得非常善良。他的恳求似乎使大伙儿有些勉为其难，大家很不好意思地都背过了身去。

“一个乡下人能骗什么。”仪表堂堂的奥西普叹息道，仿佛他在为乡下人感到惋惜。

皮肤黑黑的石匠，驼着背，弯到桌子上，瓮声瓮气地说：

“罪恶就好比是沼泽地，越往前走，陷得就越深！”

东家也学着他们的腔调嘟哝着说：

“我怎么啦？别人对我怎么样，我对他也怎么样……”

议论一通后，大家又开始尔虞我诈，相互欺骗。等账目结清时，个个已经是满头大汗，累得不得了，于是便邀上东家，到小酒馆里喝茶去了。

我在市场上的工作就是当监工，不许这些人偷盗钉子、砖头和木板。他们每个人，除在东家这里干活外，都还承包有别的活儿，所以每个人都想从我眼皮底下偷点东西拿回去自己用。

他们对我的态度很亲切，可希什林却说：

“还记得你曾经想到我这个包工组干活的事吗？可是如今，你平步青云，当起我的领导来了，啊？”

“好哇，好哇。”奥西普一语双关地说，“好好看着，监护好，上帝会保佑你的！”

彼得不怀好意地说：

“让一只小幼鹤来看管一群老耗子……”

我的职责使我感到非常难办，十分尴尬。我在这些人面前感到非常难为情，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技之长，都有一手非他莫属的绝活，可我却得把他们当成小偷和骗子来看待，处处提防着他们。开头几天，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别扭极了，不过，奥西普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有一次，他当面跟我说：

“给我听着，小伙子，你用不着老绷着个脸，直眉瞪眼的，告诉你——没用！知道吗？”

我当然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感到老头儿对我的尴尬处境是知道的，所以我很快就和他建立起了以诚相待的关系。

有一次，他在一个角落里对我说：

“你不是想知道吗，跟你说吧，我们中间主要的小偷，就是石匠彼得鲁哈，他家里人口多，又很贪心。对他——你得盯紧点儿，他什么都不嫌烫手，见什么偷什么——一把钉子、几块砖头、一袋石灰，他什么都要！他人挺不错的——笃信上帝，思想严谨，识文断字，唉，就是喜欢偷个东西！叶菲穆什卡平时婆婆妈妈的，人很温和，决不会欺负你。他人也非常聪明，驼背的人呀——个个都不傻！至于说格里戈里·希什林，他这个人倒是有点儿傻，他不仅不拿别人的东西，甚至还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他干活儿完全等于白干，谁都能够骗他，可是他决不去骗人！做事不知道动脑子……”

“他这个人心地善良吗？”

奥西普看了我一眼，好像他是从很远的地方看我似的，然后说了句让我很难忘记的话：

“没错，他这个人心地非常善良！懒人做善事最简单不过了。小伙子，善良是不需要多大智慧的……”

“那么，你自己呢？”我问奥西普。他嘿嘿一笑，回答说：

“我就像一个大姑娘——将来肯定会变成老太婆的，到那时我再来评说自己，你就等着吧！不然，你动动脑筋，找找我藏身的地方，那你就好好地找吧！”

他把我对他和他的朋友的印象，全都给破坏了。我很难怀疑他的看法的真实性，因为我看得出，叶菲穆什卡、彼得和格里戈里——他们都认为这位仪表堂堂的老人在各种生活问题上比自己都要聪明，都要通情达理。他们遇到什么事情都会跟他商量，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对他是心悦诚服，敬重有加。

“你就行个好吧，给我们出出主意。”他们常常这样恳求他，但是，有一次，他们又向他提出了这样的请求，奥西普谈过自己的意见后便走开了，这时，石匠彼得小声对格里戈里说：

“他是个异教徒。”

格里戈里嘿嘿一笑，补充说：

“一个小丑。”

粉刷工格里戈里·卡希林好心地告诫我说：

“马克西梅奇，你可要当心，跟老头儿在一起必须小心着点儿，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把你忽悠得晕头转向！这种老异教徒厉害着呢！”

我一点儿都听不明白。

我觉得最老实、最虔诚的人，要算是石匠彼得了，他说什么事都是三言两语，言简意赅。他的思想，最后总是停留在上帝、地狱和死亡上。

“哎呀，伙计们，无论怎样拼搏，怎么期望，最后谁都免不了要进棺材！”

他经常肚子疼，有时候一连几天，什么都不能够吃，甚至吃一小块面包都疼得他直打滚，而且呕吐不止。

驼背叶菲穆什卡也是个老实人，心地十分善良，但他总是显得非常可笑，有时候有些傻乎乎的，甚至是疯疯癫癫——一个性格比较蔫的呆子。他经常不断地爱各种各样的女人，对所有的女人都说着同样的话：

“我直说了吧，你不是女人，是奶油上的一朵鲜花，千真万确！”

当库纳维诺镇那些叽叽喳喳的女人们在店里擦洗地板时，叶菲穆什卡从屋顶上爬下来，待在某个角落，眯起灵活机动的灰眼睛，嘴巴张得老大，咕咕哝哝地说：

“上帝带给我的这个女人真够意思，简直让我大喜过望。喏，多么好的一朵奶油鲜花呀，这样的重礼，叫我如何感谢命运之神呢？如此美貌娇娆的小娘们儿我哪儿能受用得了呀！”

起初，那些女人们一直笑他；她们七嘴八舌地乱嚷嚷：

“你们瞧呀，那罗锅子浑身的骨头都酥软了，哎呀呀——天哪！”

粉刷工对这种讥讽根本不当回事儿，他那颧骨高高的面孔，一脸睡眼惺忪的样子；他像说胡话似的满嘴甜言蜜语，如醉人的美酒，滔滔不绝，显然让女人们听得神魂颠倒，飘飘欲仙。最后，一个年长些的女人惊讶地对女友们说：

“你们听听，那个大老爷们儿实在是熬不住了，简直像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

“他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跟教堂门口的乞丐一样。”一个性格固执的女人一点儿都不肯示弱。

但叶菲穆什卡可不像叫花子，他像一个粗壮的树墩子，结结实实地站立在那里，他的声音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话说得越来越诱人，女人们一声不吭地听着。他好像真的被自己的甜言蜜语和连篇的鬼话所陶醉了。

结果往往是，午点时或工间休息后，他摇晃着笨重的脑袋，有点惊讶地对伙伴们说：

“啊，多么好的小娘们儿，既甜蜜，又可爱——我平生头一次接触到这样动人的女人！”

讲到自己的艳福时，叶菲穆什卡从不像其他人那样喜欢自我吹嘘，过后又嘲笑曾投进他怀抱里的女人，他只是欣喜若狂，心存感激，惊讶地瞪大他那双灰色的眼睛。

细木工奥西普摇晃着脑袋，感叹地说：

“哎呀，你这个人哪，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呢！你都多大岁数了？”

“我的岁数嘛——四十四岁。不过这跟岁数没有关系！今天我一下子年轻了五岁，跟在河里洗过神水澡一样，感到身强体壮，精力充沛，心里十分平静！不，要知道，平时哪有这样的女人呀，啊？”

石匠彼得阴沉着脸对他说：

“等着瞧吧，到你年过半百的时候，你这种拈花惹草的习惯，会叫你尝到苦头的！”

“你呀，叶菲穆什卡，真不知羞耻。”格里戈里·希什林叹道。

可我觉得美男子希什林是因为罗锅子屡屡得手而在感到妒忌。

奥西普从他那卷曲的银白色眉毛下看着大伙儿，打趣地说：

“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诱人绝招，这个喜欢梳妆打扮，那个喜欢饮食烹调，但到头来，所有女人都将变成老太婆……”

希什林是个结了婚的人，但他的老婆在乡下，因此，他对那些擦地板的女工们也是垂涎欲滴。这些女工们都很容易接近，每个人都想“挣点儿外快”，在食不果腹的村镇里挣点儿这样的钱，是司空见惯的事，这跟干其他任何工作没什么差别。但美男子对这些女工并没有动手，他只是远远地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们，好像对什么人——自己或她们——有些怜惜似的。可是当她们开始与他搭讪、调情时，他便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走开了……

“我说，您呀……”

“你这个人真怪，你怎么了？”叶菲穆什卡惊讶地说，“难道可以坐失良机吗？”

“我已经是有妇之夫了。”格里戈里·希什林提醒他说。

“难道你老婆会知道吗？”

“只要你行为不检点，当老婆的总会知道的，老弟，这种事是瞒不住她的！”

“她怎么会知道？”

“怎么会知道，这我就不清楚了，如果她自己的生活非常守本分，她应该是知道的。如果我很守本分，而她却不守妇道，我肯定也会知道的……”

“怎么知道？”叶菲穆什卡叫道，但格里戈里·希什林心平气和地又说了一遍：

“这我就不清楚了。”

粉刷工愤愤不平地将两手一摊。

“这不就结了！守本分呀，不清楚呀……我说，你这个脑袋瓜呀！”

格里戈里·希什林手下有七个工人，他们对他都非常随便，没有把他看作是包工头，背地里还叫他小牛犊呢。他来到工作现场，眼瞅着他们一个个在偷懒耍滑，他自己便拿起托泥板和灰铲，动作麻利地干了起来，一面亲切地招呼大家说：

“加把劲儿呀，弟兄们，加油干呀！”

有一次，我的东家很生气，让我去向格里戈里·希什林传个话，我便去对他说：

“你手下的工人可不怎么地……”

他听了好像很吃惊似的，问道：

“怎么回事儿？”

“这些活儿昨天中午前就应该做完，可是他们一直拖到今天还完不了……”

“这倒是真的——是完不了。”他表示同意，然后，他停了一下，赔着小心地说：

“我当然看得出来，可我不好意思在后面紧催着他们干，因为他们都是自己人，跟我是一个村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上帝的惩罚是，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对大家而言的，包括你和我。可是你我比他们干的活都少，这不，却一个劲儿地催着他们干，这好像有点拉不下脸来……”

他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一个人走在市场空荡荡的街道上，突然，在环城运河的一座桥上停了下来，凭栏伫立，驻足眺望，河水、天空、奥卡河对岸的远方，一览无遗。这时你若刚好碰见他，问他：

“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啊？”他会如梦初醒，不好意思地露出微笑，“我，没什么，随便站站，四处看看……”

“真不错呀，老弟，上帝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他经常这样说，“天空，大地，河水在奔流，轮船在航行。往轮船上一坐，想到哪儿就去哪儿——梁赞、里宾斯克、彼尔姆，直到阿斯特拉罕，随你的便！梁赞我去过，这座城市还可以，就是太枯燥乏味，比下诺夫戈罗德还没意思，我们下诺夫戈罗德是个挺不错的城市，十分热闹！而阿斯特拉罕就有些枯燥了。阿斯特拉罕主要是卡尔梅克人太多，这一点我很不喜欢。什么摩尔多瓦人、卡尔梅克人、波斯人、德国人等其他民族的人，我都不喜欢。”

他们说话的时候不急不躁，他的话在小心翼翼地寻找与自己的想法共鸣的人，而且总是能够在石匠彼得身上找到知音。

“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民族，而是化外之民，”石匠彼得振振有词，而且愤愤不平地说，“他们的生息繁衍，都与基督无关……”

格里戈里·希什林活跃起来，显得容光焕发。

“不管是不是这样，我呀，弟兄们，就喜欢纯正的民族，俄罗斯民族，他们的眼神从来不愧不怍，堂堂正正！犹太佬我也不喜欢，我简直不明白，上帝干吗要造出这么些民族？这太深奥莫测了……”

石匠彼得沉着脸补充说：

“深奥莫测，许多地方恐怕是深奥过头了……”

细木工奥西普一直在听他们谈话，这时也插了进来，连讽刺带挖苦地说：

“过头的东西是有，比如你们说的这些话就完全是多余！唉，你们呀，这是在搞宗派！应该狠狠地抽你们一顿才是。”

奥西普成竹在胸，但就是弄不清楚他究竟在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有时候他让人觉得，他什么都无所谓，大家的意见、想法他都赞成；但更为经常的是，你会发现，他对所有的人，都非常讨厌，他看他们的神态，就跟在看几个脑子有问题的人一样。他对彼得、格里戈里·希什林和叶菲穆什卡说：

“我说，你们这群猪崽子呀……”

他们嘿嘿一笑，可心里并不开心，也不大情愿，但毕竟是在嘿嘿地笑着。

东家每天给我五卢布买面包吃，可这根本不够，我经常吃不饱肚子，工人们见状，常常叫我跟他们一起去吃早饭和午饭，有时候包工头们也喊上我去小饭馆喝茶。我很乐意接受他们的邀请，我喜欢待在他们中间，听他们不慌不忙的谈话和千奇百怪的故事，我把我从宗教书籍里看来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非常满意。

“你光啃书就啃饱了，肚子里装得满满的。”奥西普说着，用浅蓝色的眼睛仔细地瞧着我，很难琢磨透他的眼神——他的眼珠子总是游移不定，跟溶化了似的。

“你要好好珍惜这一点，注意积累，会有用处的。你长大后可以去当修士，用你的知识为百姓排忧解难，不然就去当钱教士……”

“不对，是传教士。”不知为什么，石匠彼得有些不高兴地纠正他说。

“啥子？”奥西普问道。

“我说的就是传教士，这你是知道的！你耳朵又不聋……”

“喏，好吧，那就当传教士，跟异教徒们打嘴仗去吧。要不干脆就去当异教徒也行，那可也是个肥缺！只要脑瓜子好使，当异教徒也能够生活……”

格里戈里·希什林难为情地笑了，而大胡子彼得却说：

“而巫师们的日子过得也很不错呀，还有各种各样不信神的人……”

但奥西普当即反驳说：

“巫师与文化格格不入，文化不对巫师的脾胃……”

然后，他对我说：

“喏，你听我说：从前，我们乡下住着一个农民，叫图什卡，没田没地，孤身一人，整个一个破落户，家徒四壁，两手空空；他像一根凌空的羽毛，居无定所，随风飘荡，他既不是一个干活的人，也不是游手好闲者！这不，有一天，由于无事可做，他决定朝圣去，这样，一晃就是两年，后来，他突然回来了，模样焕然一新——齐肩的长发，头上戴一顶圆圆的小僧帽，身上穿一件不知用什么皮制作的瘦腰肥袖的僧袍；他像条鲈鱼似的看着大家，一个劲儿地对大伙儿说：‘忏悔吧，罪恶深重的人们！为什么不忏悔呢，特别是一些女人们？’于是，一切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图什卡有吃有喝，酒足饭饱，还有许多女人供他享受……”

石匠彼得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说：

“难道就只是个酒足饭饱的问题吗？”

“别的还有什么问题？”

“问题在于他说的话！”

“哦，他的话我根本没有理会——我自己的话还说不完呢。”

“我们对图什尼科夫，德米特里·瓦西里奇了解得相当清楚。”彼得不高兴地说，格里戈里·希什林则一声不吭，低头看着自己的茶杯。

“我不想和你们争论，”细木工奥西普和解地说，“我给咱们的马克西梅奇讲这些，只不过是想说，吃饭的门路有各种各样……”

“有些门路是要进大牢的……”

“这种事情还少吗！”奥西普表示同意，“不是条条道路都能当神父，必须知道该在哪里转弯……”

他总爱拿粉刷工和石匠这两个宗教信仰比较虔诚的人开心，也许是因为他不喜欢他们两个，但这一点平时丝毫都看不出来。一般地说，他对人们的态度是很难捉摸的。

他对叶菲穆什卡的态度好像比较温和些，也比较友善。粉刷工格里戈里·希什林从不参与他的朋友们喜欢议论的有关上帝、真理、宗派和人生苦旅等话题。为了避免椅子背顶着自己的罗锅，叶菲穆什卡总是把椅子横过来，顺着桌子放，然后四平八稳地坐下来，一杯接一杯地喝茶。但是突然，他忽地警觉起来，看着烟雾弥漫的房间，听听嘈杂不清的人声，于是霍的一下站起来，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说明叶菲穆什卡的债主中有人到饭馆来找他了，而他有十来个债主，因为有些债主老是打他，所以他得赶紧逃走，避避风头。

“这帮怪人，老那么急赤白脸的，冲我发火，”叶菲穆什卡困惑不解地说，“要是我有钱，我能不还吗？”

“唉，真是形如枯槁，命如黄连……”细木工奥西普看着他的身影说。

有时候，叶菲穆什卡久久地坐在那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这时，他那颧骨高高的脸庞变得温和起来，一双善良的眼睛显得更加善良了。

“你在想什么呢，师傅？”有人问他。

“我在想，要是我有钱了，嘿，我一定娶一位名副其实的小姐，一个女贵族，真的，比如上校的女儿，我会爱她的——天哪！我会爱她爱得发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因为，弟兄们，我在上校家的别墅里，曾经给他们家苫过房顶……”

“他是有一个守寡的女儿——我们早就听说过！”石匠彼得很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但叶菲穆什卡用两个手掌搓着膝盖，摇晃着身子，背上的罗锅往上一蹶一蹶的，继续说道：

“有时候，她到花园里来，一身洁白，雍容华贵；我从屋顶上看着她，真是光彩照人——什么太阳、白天，还有什么用处呢？要是我能变只鸽子飞到她脚边就好了！简直就像是插在奶油上的一枝浅蓝色的花朵！跟这样的太太在一起，一辈子都是黑夜也行！”

“可你们吃什么呀？”石匠彼得一脸严肃地问道。但这个问题并没有难着叶菲穆什卡。

“天哪！”他叫道，“我们能吃多少东西？何况，她还非常富有……”

细木工奥西普笑了：

“我说，你呀，叶菲穆什卡，在这种事情上，你如此没有节制，你打算什么时候把自己的精力完全耗尽呀？”

除了女人，叶菲穆什卡绝口不谈别的，而且，作为一名苫盖工，他的工作表现很不稳定——有时候工作很出色，干劲很足；有时候则不怎么地，在铆接房脊时木槌敲打得有气无力，心不在焉，留了好多空隙。他身上总散发出一股黄油和鱼油的气味；不过他也有自己的气味，一种健康的、令人愉快的气味，它使人想起了新伐倒的树木的气味。

跟细木工师傅奥西普什么都可以谈，而且非常有趣，不过有趣归有趣，却不那么让人感到轻松愉快，他的话总让人感到有些忧心忡忡，而且很难弄清楚，他讲的话，哪些认真的，哪些是在开玩笑。

跟格里戈里·希什林在一起，最好只谈上帝，他喜欢这个话题，而且坚信不疑。

“格里沙，”我问他，“你知道有的人不相信上帝吗？”

他心平气和地嘿嘿一笑，说：

“为什么不相信呢？”

“他们说‘上帝不存在！’”

“哦！是这样！这我知道。”

然后，他挥挥手，好像在轰走看不见的苍蝇似的，说：

“记得吗，大卫王曾经说过‘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由此可见，很久以前，愚顽之人就已经说过这话了！没有上帝是绝对不行的……”

奥西普好像同意了希什林的看法，说：

“要是你不许彼得鲁哈谈上帝的话，他准会跟你起急的！”

格里戈里·希什林漂亮的面孔变得严厉起来，他用指甲里塞满干石灰的手指头捋着胡子，神秘兮兮地说：

“上帝寓于每个人的血肉之躯，人的良知和整个内在核心都是上帝所赋予的！”

“那么——罪恶呢？”

“罪恶——来自血肉之躯，来自撒旦！罪恶是一种表象，就像炎症，仅此而已！凡是老想着犯罪的人，肯定犯的罪也最多；你别去想它——也就不会犯罪！罪恶的想法就是撒旦，肉体的主宰，它诱使人们去犯罪……”

石匠彼得心存疑虑，说：

“好像不尽如此……”

“就是这样！上帝是没有罪的，而人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形象、肉体会犯罪，而样式不会犯罪，它只是一种样式、一种精神和灵魂……”

他得意洋洋地露出了微笑，而彼得却嘟哝着说：

“好像不是这样……”

“那么按照你的说法，”奥西普问石匠说，“就是别犯罪——也不用忏悔，不忏悔——也不用拯救自己的灵魂，是不是？”

“这样好像更踏实一些！老人们常说‘忘掉了魔鬼——也就不再爱上帝了……’”

希什林不会喝酒，两杯酒下肚，人就醉了。这时他满脸通红，眼睛里透着稚气，说话跟唱歌似的。

“弟兄们呀，这一切是多么好啊！我们生活，工作，衣食不愁，托上帝的福了——啊，多么好呀！”

他哭了起来，眼泪顺着胡子一直往下流，像玻璃珠似的，闪闪发光。

他对生活的频频赞美和动不动就泪水涟涟，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外婆对生活的赞美，就更令人信服一些、更朴实一些，不像他那么喋喋不休、啰里啰唆。

所有这些谈话，使我经常处于紧张状态，让我产生一种模糊的惶恐不安的感觉。我读过很多描写农民的短篇小说，发现小说里的农民和现实中的农民差别很大。小说中所有的农民都很不幸，不管是善良的，还是凶恶的，他们在言谈、思想方面都比现实生活中的农民要苍白一些。小说中的农民很少谈论上帝、宗派和宗教——他们谈论长官、土地、真理和生活艰辛的时候更多一些。至于女人，他们也不常谈论，即使谈论也不那么粗俗，态度比较友好。对于一个生龙活虎的男子汉来说，女人只是他的一个玩物，不过是个危险的玩物，跟女人在一起，总得耍点儿小聪明，不然她就会控制住你，毁了你的一生。书中的农民不是坏人，就是好人，但他们完全呈现在你的眼前，就在书里边；而现实中的农民，无论是好是坏，他们都非常有意思。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农民，不管他在你面前如何喋喋不休，说个没完，总让人感到他有些话还没有说出来，而这没说出来的话——才是为他自己的，而且，恰恰这没有说出来、被掩盖着的部分，也许正是他的话的最重要的内容。

书中所描写的农民，我最喜欢的要算是《木工组》中的彼得了；我很想将这个短篇故事读给我的朋友们听，于是我把它带到了市场里。我常常在这个或那个包工组里过夜，有时候是因为下雨我不想回城里去，但更多的是因为忙了一天，太累，回去走不动了。

当我说我有一本描写木工的书时，大伙儿特别感兴趣，尤其是奥西普。他从我手里把书拿过去，粗粗翻了一下，心存疑虑地摇了摇他那跟圣像上画得差不多的脑袋。

“真的好像是写我们的！行呀，你这小子！谁写的——是位老爷吗？喏，我想，肯定是的。老爷和当官的，什么都能干！上帝没想到的地方，当官的都能想到。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

“奥西普，关于上帝，你可不能随便乱说。”石匠彼得提醒说。

“没事儿！我的话，对于上帝来说，还不如我头顶上落下的一片雪花或一滴雨水——微不足道。你别不相信，你我离上帝且远着呢……”

他忽然情绪激动、烦躁不安起来；尖嘴薄舌、话里带刺、讥笑挖苦之词，像燧石迸发出的火星，劈头盖脸而来，它们像一把把剪刀，对一切有悖于自己意愿的东西，统统剪掉。他一天之内问过我好几次：

“马克西梅奇，现在就念吗？喏，那好，太好了！这个主意好。”

收工后，大伙儿都到他那个组里去吃晚饭。饭后，石匠彼得带着他的工人阿尔达利翁，希什林带着年轻的小伙子福马都来了。在木工组的草棚里点上灯，我便开始朗读起来，大家一声不吭地听着，没有人动来动去。但是没过多久，阿尔达利翁便不耐烦地说：

“喂，我已经听够了！”

随后他就离开了。第一个张大嘴巴睡着的是格里戈里·希什林，然后是一些木工，但是，石匠彼得、细木工奥西普和福马——他一直凑在我身边——则专心致志地在听我朗读。

我一读完，奥西普就把灯熄了——从天空的星星判断，当时已经是半夜了。

彼得在黑暗中问道：

“写这书的目的是什么？矛头是针对谁的？”

“现在——该睡觉了！”奥西普边说，边脱皮靴。

福马一声不响地退到一边。

彼得执意重复问道：

“我说——这书的矛头是针对什么人的？”

“他们当然明白！”奥西普甩了一句，正打算在铺板上躺下睡觉了。

“如果是针对继母们，那就一点意思也没有，因为她们决不会因为这本书而变得更好一些，”石匠坚持说，“若是针对彼得——那也无济于事，他的罪——他承担！杀了人——就发配到西伯利亚去，没什么可说的！为这种罪恶行径写本书，多此一举……是不是有些多余，啊？”

奥西普一言不发。这时石匠补充说：

“他们自己没有事情可做，所以才编排别人的事！就跟妇女们凑在一起聊闲话一样。算啦，该睡觉了……”

门敞开着，门口有一块蓝蓝的四方空间，石匠在那儿停了片刻，问道：

“奥西普，你是怎么想的？”

“嗯？”细木工睡眼惺忪地回应了一声。

“喏，算了，睡吧……”

格里戈里·希什林侧身倒在他坐的地方。福马就躺在他身边的干草堆上。整个城镇都入睡了，远处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车轮沉重的隆隆声和缓冲器的响声。干草棚里鼾声大作，但声音各不相同。我感到有些尴尬——我原指望能够听到人们一些谈话，可结果什么也没听到……

但是，忽然间，奥西普清晰地低声说道：

“大伙儿听着，你们千万不要相信这一套，你们还年轻，你们的日子长着呢，你们要努力增长聪明才智！凡事只能靠自己的头脑，不能指靠别人！福马，你睡着了吗？”

“没有。”福马·图奇科夫高兴地应声道。

“本来嘛！你们两个都有文化，那么你们——只管看自己的书，但什么都不要轻信。他们什么都能够印制成书，因为印刷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他把脚从铺板上伸下来，两只手撑着床沿，然后弯着腰，冲着我们继续说：

“书这东西——应该怎样去解读呢？它是对人们的一种揭秘，这就叫作书！也就是说，瞧，有这么个人，是个木工或别的什么人，可这里——是一位老爷，就是说，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书都不是无缘无故写出来的，而是要维护什么人的……”

福马瓮声瓮气地说：

“彼得打死包工头，完全没错儿！”

“喏，你这么说就没有道理了，无论什么时候，打死人总是不对的。我知道你不喜欢格里戈里·希什林，不过你的这些想法，可是要不得。我们大家都不是有钱人，今天我是老板，明天又变成了工人……”

“我不是在说你，奥西普大叔……”

“反正都一样……”

“你是个公道人。”

“等一下，我给你说说这本书的创作意图吧，”奥西普打断福马愤愤不平的话，“这是一篇非常狡猾的作品！你看——老爷没有农民，再看——农民也没有老爷！现在你再看看：老爷的境况很糟糕，农民的情况也不妙。老爷家道中落，难以为继，农民也开始酗酒，胡吹，生病，发牢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而据说在老爷的管制下，情况要好一些，老爷关照农民，农民为老爷着想，互助互惠，相得益彰，双方衣食无愁，安居乐业……的确，我不想争辩，在老爷的手下日子过得更安稳一些——因为如果农民穷困潦倒，对老爷们也不利；老爷们希望农民最好是丰衣足食，但并不聪明，这样对他们才有利。这个道理我懂，因为我自己就在农奴制下生活了差不多四十年，有许多的切身体会。”

我想起了自杀身亡的马车夫彼得，关于老爷们，他也说过类似的话，而奥西普的想法跟这个凶老头儿的思想如出一辙，这使我感到很不愉快。

奥西普用手碰了碰我的脚，继续说：

“对于书籍和各种各样的文章作品，必须弄明白！谁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做什么，看上去好像不为什么，其实那只是一种假象。书也不是无缘无故写出来的，而是为了迷惑人的头脑。干任何事情都得动脑子，不动脑子——无论是用斧头砍东西，还是编草鞋——肯定都干不好……”

他说了很长时间，躺下后，又爬起来，在寂静的黑暗中，轻声细语，妙语连珠，说的净是一些俏皮话：

“人们常说：‘老爷和农民是格格不入的两种人。’这话不对。我们也是老爷，只不过是和他们两相对应，处于底层；当然，老爷从书本上学习知识，而我们则是从打骂中增长见识；还有，老爷的屁股不过是白一些——这就是整个差异，小伙子们，世界应该按照新的方式生活了，应该把那些书扔掉，是时候了！让每个人都扪心自问一下：‘我是谁？——是人。他是谁？——也是人。’可现在应该怎么办——若上帝一定要多收他两戈比的硬币呢？不——不，在赋税上，我们两个在上帝面前是完全平等的……”

最后，黎明将至，曙光一扫天空众多的星星，奥西普对我说：

“瞧见了吗？我也会编呀！上面我讲的这番话，以前我连想都未曾想过！小伙子们，你们可别听信我的话，我这大多是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瞎编出来的，不用当真。躺在床上，为了消磨时间，躺着躺着，就想出些花样来。‘从前有一只乌鸦，从田野飞到山上，从一个田头，飞到另一个田头，飞来飞去，飞了一辈子，到头来，上帝给了它一个惩罚——这乌鸦死了，干瘪了！’这里有什么意思吗？没有任何意思……好啦，睡吧？很快就该起床了……”

第十八章

跟当时的司炉工雅科夫一样，奥西普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变得非常高大，他使我眼睛里根本看不到其他的人。奥西普身上有一种和司炉工非常相近的东西，但同时他又使我想起了我的外公、古董行家彼得·瓦西里耶夫和厨师斯穆雷，想起了在我脑海里牢牢扎根的其他所有的人；他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就像铜钟上的斑斑锈迹，已经和钟体本身融为一体了。看得出，奥西普有两套思维方式：白天工作时，当着众人的面，他思想活跃，简单务实，比较容易理解；休息的时候，每逢晚上，他和我进城去看他那卖煎饼的女相好和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他的思想就不一样了。他夜晚的思想非常独特，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跟街上的路灯一样。这些思想，光彩夺目，毫发可鉴，但是，它们的真实面目如何，奥西普感到比较亲切和珍贵的这种或那种思想，到底是其哪个方面呢？

我觉得奥西普比我以前遇到过的所有的人都聪明得多，我在他身边，就跟我在司炉工雅科夫身边的心情一样——一心想了解、认清他这个人，可是他总在转弯抹角，虚应故事，叫人摸不着头脑。他的真实面貌如何？能够相信他什么呢？

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

“你自己来寻找我的隐身之处吧，好好找一找！”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不过，对于我来说，比伤害自尊心更重要的是，我必须把这个老头儿了解清楚。

这老头儿除了捉摸不透外，性格非常坚强。看来，即使他再活一百年，在那些朝秦暮楚、说变就变的人们中间，他仍然能保持住原来的样子，坚定不移，稳如泰山。古董行家彼得·瓦西里耶夫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坚贞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是它让我感到不太舒服；奥西普的坚贞不屈、矢志不移就不同了，它让人感到比较舒心。

世人的朝三暮四，见异思迁，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像变戏法似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我见得多了，让我伤透了心。如今我对这种莫名其妙的左右摇摆，反复无常，已经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我逐渐失去了对人们的浓厚兴趣，对他们的爱也让我深感羞愧。

有一次，七月初的时候，一辆摇来晃去的轻便马车向我们干活的地方飞快地驶来。马车夫留着大胡子，喝得醉醺醺的，头上没有戴帽子，嘴唇上还带着伤。他坐在车夫的座位上，板着面孔，不断地打着嗝儿，而喝醉酒的格里戈里·希什林正躺在马车上，一个面色红润的胖姑娘拉着他的手。这姑娘戴一顶草帽，上面有一个红颜色的蝴蝶结和许多像樱桃似的玻璃珠，另一只手打着一把伞，光脚穿着两只橡皮套鞋。她挥动着手里的伞，身子不停地摇晃，哈哈大笑，大声喊道：

“简直活见鬼了！市场没开业，还没有建好，就把我往这里拉！”

格里戈里·希什林垂头丧气，一副邋里邋遢的样子。他从马车上爬下来，往地上一坐，眼泪汪汪地向我们这些围观的人解释说：

“我给各位下跪了——我犯下大罪了！一念之差，便犯了大罪——就这么回事！叶菲穆什卡说‘格里沙呀！格里沙……’，他说得对，请各位对我多多包涵！我请大家吃饭。他说得对——人生只有一次……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那姑娘笑得前仰后合，两只脚乱蹬乱踢，把套鞋都甩掉了，而马车夫则愁眉不展地喊道：

“我们赶快走吧！驾——驾，咱们走，眼看马就撑不住了！”

这是一匹很老的驽马，样子显得很累，满身大汗，站在那里纹丝不动，跟钉在地上了一样，但把这一切都放在一起，则显得极为可笑。格里戈里手下的工人们望着包工组工头这副样子，看着他那位花枝招展的姑娘和呆头呆脑的马车夫，早已笑得直不起腰了。

只有福马·图奇科夫一个人没有笑，他和我站在店铺门口，嘴里嘟哝着说：

“这个畜生……他家里有老婆呀——一个挺漂亮的娘们儿！”

马车夫一直催着要走，那姑娘下了车，把格里戈里·希什林扶起来，然后让他靠在自己脚边，将伞往上一扬，喊了一声：

“咱们走！”

人们一面拿工头打哈哈，同时又非常羡慕他。在福马的吆喝下，大伙儿又开始干起活来，看来福马很不愿意看到格里戈里·希什林这副滑稽可笑的样子。

“算什么包工组的工头儿！”福马嘴里嘟嘟哝哝，“剩下的活儿不到一个月就能干完，到时候再回乡下去……这就熬不住了……”

我真为格里戈里·希什林感到窝囊，那个戴樱桃玻璃珠草帽的姑娘跟他待在一起，让人看着真是又可气，又可笑。

我时常想：为什么格里戈里·希什林能够当工头儿，而福马·图奇科夫则只能当工人，为什么？

福马——小伙子白白净净，身体健壮，一头卷发，鹰钩鼻，圆脸庞，长着一双聪明的灰眼睛；他根本不像个农民——如果让他穿得好一些，完全像一位富商家的子弟。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办事认真负责。他有文化，能写会算，能替工头儿管账，编制工程预算，又善于督促大伙儿好好干活，但是他自己却不愿意好好干。

“活儿永远都干不完。”他心平气和地说。他对书向来不屑一顾：“我随便给你瞎编点什么，都可以印成书，这算不了什么，小事一桩……”

但他对什么事情都非常留意，一旦发生了兴趣，便详细询问，非来个刨根问底不可，而且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对自己所关心的事情思前想后，权衡利弊。

有一次，我跟福马说，他也可以当个包工头，他懒洋洋地对我说：

“要是我手头有一大笔钱做周转用，那么张罗一下还差不多……可是为了挣几个小钱，雇那么一帮人，整天操心劳神，那不等于是白忙活嘛。不，我呀，还是走一步，说一步，等着将来进奥兰基修道院。我人长得漂亮，又身强力壮，说不定哪个富商家的姑娘、寡妇会看上我呢！常有这样的事，谢尔加奇市一个小伙子两年内就交了好运，和当地一个城里姑娘结了婚，因为他经常给各家送圣像，结果被姑娘给相中了……”

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知道许多关于修道院修士走捷径、出人头地的故事。我不喜欢福马编的这种故事，也不喜欢他的这种思路，但是我相信他会进修道院的。

市场开业了，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福马到小饭馆里当了个跑堂的。我不说这件事让他的伙伴们感到有多么吃惊，但是他们大家从此开始，对小伙子的态度变得是阴阳怪气，冷嘲热讽，每当节日，大伙儿一起去喝茶，互相你一言，我一语，打哈哈说：

“走吧，到店小二那里喝一壶去！”

他们到了小饭馆，人五人六地吆喝着：

“喂，酒保！那个卷发小伙子！过来一下！”

福马走上前去，微微抬起头，问道：

“各位要点什么？”

“不认识老朋友了？”

“我实在忙不过来……”

他感到老伙伴们瞧不起他，想拿他开心；他用期待的目光，呆呆地望着他们，木着个脸，但他的脸却好像在说：

“喏，你们是不是专门来嘲笑我的……”

“要给小费吗？”他们问他，然后故意在口袋里掏了半天，最后一卢布也没给。

我问福马：“原来不是打算去修道院的吗，怎么当起跑堂的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没打算去当修士，”他回答说，“至于当跑堂的——我也没打算长期干……”

四年后，我在察里津看见了他——还是在饭馆里当跑堂的；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福马·图奇科夫因溜门撬锁、入室盗窃被捕了。

让我特别吃惊的是石匠阿尔达利翁的事，他是彼得包工组里年龄最大而且最优秀的工人。这个四十岁的男子汉是个乐天派，留着黑色的大胡子。他也不由自主地产生了疑问：为什么当工头的不是他，而是彼得？他很少喝酒，几乎从未喝醉过；论干活，他是行家，工作又努力，砖头在他的手里，像一只只红色的鸽子，简直是在飞舞。在包工组里，病病歪歪、老虎着个脸的彼得跟他在一块儿，简直显得完全多余。对工作，他曾经说过：

“我给别人盖的是一幢幢砖瓦房，给自己准备的是一口木头棺材……”

阿尔达利翁兴高采烈地砌着砖，不时地喊道：

“嗨，加劲干呀，伙计们，看在上帝的分上！”

而且，他逢人便讲，说明年春天他要到托木斯克去，他有一个亲戚在那里承包了一项大工程——修建教堂，叫他到那儿去当工长。

“这事儿我已经打定主意了。盖教堂这活儿——我喜欢干！”他说，并且劝我说：“跟我一块儿去吧！在西伯利亚，兄弟，有文化的人可非同寻常；在那里，有文化可是个宝贝！”

我表示同意，于是，阿尔达利翁洋洋得意地喊道：

“那好！就这么说定了，不开玩笑……”

对于彼得和格里戈里，他的态度就跟大人对待孩子们一样，既充满善意，又带有几分讪笑，这时他对奥西普说：

“爱自我夸耀的人，总喜欢互相显摆自己的聪明，就跟玩牌一样。一个说，我手里的牌好极了，另一个说，瞧，两个王都在我这里！”

奥西普无可无不可地说：

“有什么法子呢？自我夸耀是人的特性，所有的姑娘都挺着胸脯走路……”

“大家都一个劲儿地在‘哎呀、哎呀’地叫，‘上帝呀、上帝呀’地喊，其实——各人都在攒钱！”阿尔达利翁说，他的嘴也没闲着。

“喏，格里沙没有攒钱……”

“我在说我自己的工头儿。上帝保佑他，他真该到森林里去，到荒漠的草原上去……唉，我在这里实在是待烦了，春天我就到西伯利亚去……”

工人们很羡慕阿尔达利翁，他们说：

“如果我们有这么个亲戚关系，我们也不怕到西伯利亚去……”

后来，阿尔达利翁突然人不见了。星期天，他离开了包工组，一连两三天，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大家忧心忡忡，纷纷猜测：

“可能被什么人打死了？”

“要么——游泳淹死了？”

但是，叶菲穆什卡回来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阿尔达利翁及时行乐去了！”

“你胡说什么呀？”彼得喊了一句，他表示不相信。

“他在纵情作乐，花天酒地。简直就跟干草堆着火了一样。好像心爱的老婆死了似的……”

“他没有老婆！他在什么地方？”

彼得气鼓鼓地想去把阿尔达利翁叫回来，但却被后者打了一顿。

于是奥西普紧闭双唇，两只手深深塞进口袋里，解释说：

“我去瞧瞧——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本来挺好一个人……”

我跟着他一起去了。

“你瞧他这个人，”奥西普路上说，“本来日子好像过得好好的，可是突然——尾巴翘起来了，野到外面，四处游荡。当心啊，马克西梅奇，前车之鉴……”

我们来到“快乐的库纳维诺村”，这是一家低级妓院。一个贼眉鼠眼的老太婆迎了上来，奥西普跟她小声说了点什么，于是她便把我们领到一个小小的空房间里，这间小屋又黑又脏，像个牲口棚。小屋里床上躺着一个高大肥胖的女人，老太婆用手捅了捅她的腰，说：

“喂，出去！你这只癞蛤蟆，快出去！”

那女人被吓了一跳，翻身起来，两手揉着脸，问道：

“天哪！这是谁呀？什么事儿？”

“我们是侦探。”奥西普厉声说。那女人“哎呀”一声，转眼便不见了。他冲着她的背影啐了一口，向我解释说：

“她们看见侦探，比撞见鬼还害怕……”

老太婆从墙上取下一面小镜子，掀开一块壁纸，说：

“你们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奥西普透过墙缝，往里看了看，说：

“就是他！把那姑娘从这儿赶出去……”

我也朝墙缝里张了一眼：那边也和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地方一样，跟一间又窄又小的狗窝差不多；窗上的护板挡得严严实实，窗台上点着一盏用铁皮制作的油灯，灯前坐着一名斜眼鞑靼女子，全身一丝不挂，正在缝补一件衬衣。在她的身后，阿尔达利翁趴在床上，胸前垫着两个枕头，仰着他那张浮肿的脸，乱蓬蓬的黑胡子向四下支棱着。只见那鞑靼女人忽然打了一个激灵，她披上衬衣，沿着床边，走了过去，然后忽然来到了我们的房间。

奥西普看了她一眼，又啐了一口吐沫：

“呸，真是不要脸！”

“你自己才真是个老傻瓜呢。”她笑着回答说。

奥西普也笑了，伸出一个指头吓唬她。

我们来到这个鞑靼女人的狗窝，奥西普老人坐在床上，靠近阿尔达利翁的腿边，叫了很长时间，想喊醒他，但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嘟嘟哝哝地说：

“喏，得了……等一下，我们再玩一会儿……”

最后，他终于醒了，奇怪地看了奥西普一眼，又看了看我，然后闭上发红的眼睛，哼哼唧唧地说：

“喏，喏……”

“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奥西普心平气和地问，并没有责备他，只是有些不高兴。

“喝多了，”阿尔达利翁声音嘶哑地解释说，一面不停地咳嗽着。

“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样怎么了……”

“似乎不大好吧……”

“那什么是好呢……”

阿尔达利翁拿起桌上一瓶打开的伏特加，对着瓶嘴开始喝起来，然后又递给奥西普，说：

“想喝点儿吗？这儿还有下酒的东西……”

老人拿起酒瓶往嘴里倒了点儿，一饮而尽，皱了皱眉头，随手拿起一块面包，认真地嚼起来，而稀里糊涂的阿尔达利翁则无精打采地说：

“这不——和这个鞑靼女人搞上了。这都是叶菲穆什卡干的好事。他说，有个鞑靼女人，非常年轻，是个孤儿，从卡西莫夫来，想在市场上混。”

隔壁的人们谈得正高兴，说的都是半通不通的俄语：

“鞑靼女人——顶呱呱！像年轻的母鸡。可以傍他，他又不是你的父亲……”

“比如，这个女人。”阿尔达利翁喃喃道，眼睛痴呆呆地望着墙壁。

“我看见了。”奥西普说。

阿尔达利翁转身对我说：

“就说我吧，兄弟……”

我原想奥西普会骂阿尔达利翁一顿，好好数落数落他，而阿尔达利翁呢，会感到万分羞愧，悔不当初。但这种情况根本没有发生——他们肩并肩地坐着，你一言，我一语，相互交谈着，跟没事人儿似的。看着他们待在这黑暗、狭小的狗窝里，真叫人感到难受。鞑靼女人隔着墙缝说些打趣逗笑的话，但他们没有听她说。奥西普从桌上捡起一条里海产的鱥鱼，在靴子上敲了敲，便一本正经地剥起皮来，他问道：

“钱呢，全花光了？”

“彼得鲁哈那儿还欠着……”

“要当心，你身子缓得过来吗？现在你就应该去托木斯克……”

“去托木斯克，去又能怎么样……”

“你改变主意了？”

“要是非亲非故的人叫我去就好了。”

“那是为什么？”

“否则姐姐、姐夫……”

“那又怎么样？”

“在亲戚手下干活，心里肯定不痛快……”

“到了哪儿都一样。”

“可毕竟……”

他们谈得那么融洽，认真，连那鞑靼女人也不再打趣逗乐了。她走进房间，一声不吭地取下墙上挂的连衣裙，随后便消失不见了。

“她非常年轻。”奥西普说。

阿尔达利翁看了他一眼，无怨无悔地说：

“都是叶菲穆什卡撺掇的，是他牵的头。除了女人，他什么都不知道……那鞑靼姑娘——性格活泼，喜欢热闹……”

“要小心，别陷进去了。”奥西普警告他说，然后，他把鱥鱼吃完，便告辞了。

回去的路上，我问奥西普：

“你为什么要去找他？”

“看看他呗。我跟他很熟。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一个人本来过得好好的，突然间，像越狱逃跑似的，胡乱折腾起来，”这话他以前也说过，“喝酒——一定要有节制！”

不过，停了一会儿，他又说：

“不过，没有那东西也太枯燥了点！”

“是指没有酒吗？”

“没错儿！酒一下肚——眼前就好像换了一个世界……”

阿尔达利翁已经是不能自拔了。几天后，他回来上班了，但是很快他又消失了。春天我见到他时，他和一些流浪汉混在一起，在船泊维修处往下敲打平底船周围的冰块。这次见面我们俩都很高兴，而且还一块儿去饭馆喝了茶。喝茶的时候，他吹嘘说：

“你还记得以前我干活的情况吗？直说了吧：在我的老本行内，我可是一个心灵手巧的高手！挣几百卢布没有问题……”

“可是你却没有挣着。”

“是没有挣着！”他骄傲地说，“是我不愿干活！”

他表现得很狂妄，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饭馆里的人都在听他在那里胡诌八扯。

“记得那个不声不响的小偷彼得鲁哈是怎么说我们的工作吗？给别人盖的是砖瓦房，给自己预备的是木头棺材。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工作！”

我说：

“彼得鲁哈疾病缠身，他怕死。”

而阿尔达利翁则嚷嚷着说：

“我也有病，我还心烦意乱，六神无主呢！”

每逢节假日，我常常去城外的“万人街”看看，那里是流浪汉聚居的地方。我发现阿尔达利翁很快就跟他那帮“铁哥儿们”打成一片了。一年前还是乐观、向上、严肃认真的他，如今已经变成一个说话大喊大叫，走路鼻孔朝天，与以前大不相同的人了；他看人的目光总有一种挑衅的意味儿，好像要跟人家争吵和打架似的，而且整天标榜自己，自吹自擂：

“你看，人们是怎样看待我的——我在这里俨然就是龙头老大！”

他不惜花自己的血汗钱，请流浪汉们的客，遇上打架斗殴，他总是站在弱者一边，大声疾呼：

“哥儿们，这样可不行！办事必须得讲个公道！”

为此，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公道人”。他很喜欢这个绰号。

我认真仔细地观察着这些人们，他们居住在肮脏破旧的狭小砖房子里，拥挤不堪。他们都是些被生活抛弃的人，但他们看来又创造了自己的生活——老板管不着，开心又快乐。他们敢作敢为，无所顾忌，使我想起了外公给我讲的关于纤夫们的故事——他们很容易就变成了强盗和隐居者。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们也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从轮船和平底船上偷些东西，但我觉得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不必为此感到难为情，因为我发现，生活中随处都是偷盗现象，它就像一件用灰线反复缝补过的旧大褂，与此同时，我还发现这些人有时候干起活来还非常投入，劲头十足，决不偷懒，如同他们在遇到紧急装卸、火灾和流冰时的表现那样。总之，他们生活得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更开心。

但奥西普见我跟阿尔达利翁好上了，便像父亲般地告诫我说：

“我说，亲爱的，你是个苦命的孩子，干吗要跟‘万人街’这种人搞在一起呢？当心别毁了自己……”

我尽量对他说，我喜欢这些人，他们没有工作，但他们活得很开心。

“像鸟儿一样在天空翱翔，”他打断我的话，嘿嘿笑着，“那是因为他们太懒惰，喜欢游手好闲，对于他们来说，工作就是活受罪！”

“要知道，工作又能怎么样？常言道：靠诚实劳动是盖不上砖瓦房的！”

我这么说是很容易的，因为这种话我听到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也觉得它很有道理。但奥西普却冲我大发脾气，喊道：

“这话是谁说的？都是傻瓜和懒汉说的吧，可是你，一个毛孩子，可不要听这种话！我说，你呀！这种蠢话，只有那些妒忌别人、穷途潦倒的人才会说，而你的当务之急，是先要羽翼丰满，然后——才能展翅高飞！关于你跟他们要好的事，我会告诉东家的，请不要生我的气！”

后来，他告诉东家了。东家当着他的面对我说：

“你呀，彼什科夫，‘万人街’的事就算了吧！那里都是些小偷和妓女，从那里只能够进监狱，去医院。别去了吧！”

后来，我就瞒着去“万人街”的事，但是没过多久，我只好和他们断绝来往了。

有一次，在一家客栈的院子里，我跟阿尔达利翁和他的朋友罗边诺克坐在一个草棚的房顶上，罗边诺夫在眉飞色舞地给我们讲他怎样徒步从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一直走到莫斯科的事。以前他当过工兵，得过圣乔治十字勋章，在土耳其战争中膝盖受过伤，后来便成了瘸子。他个子不高，人长得很敦实，臂力过人——不过这对他没有用处，因为他由于腿瘸而不能工作。他因为得过一场什么病，最后，头发和脸上的胡子全都掉光了，因此，他的脑袋确实很像婴儿的脑袋。

他眨巴着棕褐色的眼睛说：

“喏，我来到了谢尔普霍夫，有一位神父在房前小花园里坐着。我上前说，‘神父，可怜可怜我这个土耳其战争中的英雄吧……’”

阿尔达利翁直摇晃脑袋，说：

“喏，你在瞎说，胡编乱造……”

“我为什么要瞎说呢？”罗边诺克问道，他并没有不高兴，而我的朋友却用教训人的口吻，有气无力地嘟哝着说：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你应该请求当个看门人才是，历来腿脚不好的人都是靠看门过日子的，而你却四处游荡，谎话连篇……”

“我还不是为了能逗人发笑，让听的人开心才撒谎的……”

“你应该笑自己才对……”

虽然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但院子里却黑乎乎的，脏乱不堪。这时进来一个女人，手里抖着一块什么破布，嘴里喊道：

“有人要买裙子吗？我说，姐妹们呀……”

女人们纷纷从房里出来，把叫卖的女人团团围住。我一下子便认出她来——她就是洗衣女工纳塔利娅！我赶紧从草棚顶上跳了下来，但她把裙子卖给第一个出价的人后，立马一声不吭地就离开了院子。

“你好！”我追到大门外，高兴地向她打招呼。

“有什么事儿吗？”她问道，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这时她突然停下脚步，一脸不高兴地冲我喊道：

“天哪！你怎么在这个地方？”

她的这声惊叫，让我既感动，又觉得很难为情。我明白，她为我感到担心：害怕和惊讶在她那聪慧的脸上表现得清清楚楚。我赶紧向她解释，说我不住在这里，只是有时候过来看看。

“过来看看？！”她用嘲弄的口吻愤愤地说，“这是什么地方，你过来看什么？看过往行人的口袋和女人的胸脯吗？”

她的脸色很憔悴，眼睛下方有一道深深的阴影，嘴唇松弛地耷拉着。

她在小饭馆门口停了下来，对我说：

“进去喝杯茶吧！你穿得干干净净，不像这儿的人，可我又有点儿不大相信你……”

但在小饭馆里，她好像是相信我了。她一边给我倒茶，一边无精打采地跟我说，她一个小时前才刚刚醒来，还没有来得及吃喝呢。

“而昨天我躺下的时候——已经是酩酊大醉，现在已记不清是在哪儿喝的酒，是跟谁在一起喝的了？”

我很同情她，在她面前我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我很想问问她——她的女儿现在哪里？而她呢，几杯酒下肚，又喝了热茶，说起话来还是跟以前那么爽快、粗放，跟这条街上所有的女人一样。但当我问起她女儿的时候，她顿时清醒了过来，喊道：

“你为什么要打听这个？不，亲爱的，你打听不到我女儿的下落，不行！”

她又喝了点儿酒，然后说：

“女儿不能跟我待在一起过。我算老几呀？一个洗衣女工。我怎么配做她的母亲呢？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知识，有学问。小兄弟，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她离开了我，到一个有钱的女友家里去了，好像去当女教师……”

她停顿片刻，声音不高地问道：

“事情就是这样！一个洗衣女工——对您怕不合适吧？那么一个风尘女子——合适吗？”

她已经沦为“风尘女子”，这我当然一下子就看出来了——这条街上没有别的女人。但是当她亲口说出这一点时，由于羞愧和怜悯，我禁不住热泪盈眶，仿佛是她的这种坦荡胸怀狠狠地灼痛了我，就在不久以前，她还是那样大胆、独立和聪明！

“我说，你呀，”她看了看我，叹口气说，“赶快离开这里！而且我请求你，并且劝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到这种地方来，不然你会毁了自己的！”

然后，她俯身在桌子上，用指头在托盘里画着什么。她小声地，仿佛自己在跟自己说话，断断续续地在说：

“我的请求和劝告，对你来讲，能算得了什么呢？连我的亲生女儿都不听我的话。我冲她嚷道：‘你不能丢下你的亲生母亲不管，你想干什么？’可她却说：‘我要上吊自尽。’她去了喀山，想学妇产科。那么，好吧……好吧……我能怎么样呢？我只好如此……我有什么指望呢？只能靠来往的过客了……”

她默默无语，很长时间她一直在想着什么，悄无声息地蠕动着嘴唇，看来是已经把我给忘了。她的嘴角往下耷拉着，嘴像镰刀似的向下弯曲着，嘴唇上的肌肉一直在颤动，哆哆嗦嗦的皱纹好像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看着她这副模样，实在叫人心里难受。她的脸充满着稚气，一副备受欺凌的样子。一绺头发从头巾下耷拉下来，挡着她半边脸，顺势遮住了她小巧的耳朵。一点眼泪滴落在已经放凉了的茶杯里，她发现后，便将茶杯推开，双目紧闭，又挤出两滴泪水，然后她用手绢擦了擦脸。

我不忍心再跟她继续坐下去了，于是，我慢慢地站起身来。

“再见啦！”

“啊？你走吧，见你的鬼去吧！”她说着，用力把手一挥，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想必她已经忘记跟她说话的是什么人了。

我回到院子里，去找阿尔达利翁——他本想和我一起去捕虾的，而我则希望跟他说说这个女工的事。但这时他和罗边诺克已经不在草棚顶上了；当我在杂乱无章的院子里寻找他们的时候，外边忽然有人吵起架来——这种事在这里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我一出大门，就撞上了纳塔利娅，她哭哭啼啼地用头巾擦着被打伤的脸，另一只手整理着蓬乱的头发；她在便道上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而阿尔达利翁和罗边诺克则紧随其后，大步流星地跟了过来。罗边诺克说：

“再给她一下子，打呀！”

阿尔达利翁追上了她，向她挥起了拳头，这时她忽然转过身，用胸脯对着他。她的脸色非常可怕，两眼射出了仇恨的目光。

“给你打，打呀！”她喊道。

我一把抓住了阿尔达利翁的手，他吃惊地看着我。

“你要干什么？”

“不许碰她。”我好不容易地对他说。

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她是你什么人——情人吗？好哇，你，纳塔利娅，偷情偷到小修士身上啦！”

罗边诺克也大笑不止，两手拍着自己的胯骨，他一再冲我说些污秽不堪的脏话，挖苦、奚落我——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不过，在他们这样胡说八道的时候，纳塔利娅已经走了，可是，我终于忍无可忍，一头朝罗边诺克的胸口撞去，把他撞倒后，我便跑开了。

打这以后，我好长时间都没有再去过“万人街”，不过，我再次见到阿尔达利翁时，是在一艘渡船上。

“你呀——跑到哪儿去了？”他高兴地问道。

当我告诉他，说我一想起他打纳塔利娅，并且用脏话侮辱我，我就感到非常恶心时，阿尔达利翁温厚地笑了。

“难道你把这事儿还当真了？我们是在开玩笑，故意往你身上抹点圣油！至于她嘛——为什么要打她——谁让她是一名风尘女子呢？人们连老婆都打，打她这样的女人，从来没有人可怜！只不过是逗着玩罢了！我分明知道——拳头是教育不了人的！”

“你教育她什么呢？你有哪一点儿比她好？”

他搂住我的肩膀，把我晃了又晃，用嘲弄的口吻说：

“糟就糟在我们谁也不比谁更好一些……我呀，老弟，什么都明白，事情的里里外外我都清楚！我不是乡下人……”

他稍微有点醉意，显得很高兴；他用亲切又带点惋惜的目光望着我，就像一位苦口婆心的老师，看着一个不明事理的学生…………有时候，我常能见到帕维尔·奥金佐夫，他变得更老练了，也讲究起穿戴了，跟我说起话来，语气显得非常体贴，总是怪我，说：

“你干的这叫什么工作呀——这怎么能行呢！这都是乡下人……”

然后，他愁眉苦脸地讲了些作坊里的新鲜事儿。

“日哈列夫仍然在跟那头母牛厮混；西塔诺夫显然在借酒浇愁，喝得很厉害；戈戈列夫被狼吃了——他回家过圣诞节，喝醉了酒，活活被狼给吃了！”

这时，帕维尔高兴地笑着，接着胡编乱造起来：

“几只狼吃完后——自己也都醉了！它们一高兴，在林子里全都用后腿直立起来，像训练过的狗那样，汪汪地叫着，这样闹了一个昼夜——后来全都死了！”

我听后不禁也笑了，但我感到作坊和我在那里所经历的一切已经离我很远了。这使我心中产生一丝淡淡的悲哀。

第十九章

冬天，市场里几乎没有什么活可干，家里和往常一样，有许多琐碎的事情都得我来做。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占去了我整天的时间，但是晚上空下来的时候，我还要给东家一家人朗读《田野》和《莫斯科之页》上发表的我不喜欢的小说。到了夜里，我才能够读一些好书，尝试着写些诗。

有一次，两位女主人都去做夜祷告了，东家因为身体欠佳，留在了家里，他问我：

“彼什科夫，维克多在笑你，说你好像在写诗，真的是这样吗？拿出来，念一念！”

我不便谢绝，就给他念了几首；看来这几首诗他并不喜欢，但他毕竟还是说：

“写吧，写下去！没准儿还能出个普希金呢，你读过普希金的作品吗？

是把家神爷下葬，

还是让女妖嫁人？

“在普希金那个时代，人们还相信有家神爷存在，可是，你瞧，他自己却不相信，只是开开玩笑而已！是啊，老弟，”他若有所思地拉长声调说，“你应该去学习，不然就把你耽误了！天知道你将来的生活会是怎样……你一定把自己的笔记本藏好，不然，让她们知道了——她们肯定会笑话你的……老弟，女人们就喜欢捅别人的心窝子……”

有一段时间，东家变得沉默寡言，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而且总是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惶惶不可终日，门铃的响声就能把他吓一大跳；有时因为一点儿小事就突然大发脾气，将大家痛骂一顿，从家里跑出去，夜里很晚才回来，往往醉得不成样子……让人觉得他生活中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伤透了心。这事儿除了他，恐怕谁都不知道，因此，他现在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缺乏情趣，只是在混日子，得过且过。

每逢节假日，从午饭后一直到晚上九点钟，我都在外面闲逛，晚上就待在驿站街的小饭馆里。小饭馆的老板是个胖子，爱出汗，特喜欢唱歌，这一点，几乎所有教堂唱诗班的歌手们都知道，因此，常常到他这里来聚会。他们唱歌，他则请他们喝伏特加、啤酒和茶。这些歌手都喜欢喝酒，素质不高，他们并不那么愿意唱，只不过是为了吃喝，而且唱的几乎都是些教堂里的歌曲，而一些对宗教态度虔诚的酒客，认为小饭馆不是唱教堂歌曲的地方，于是老板便把他们请到自己屋里，这样一来，我就只能站在门外，隔着门缝听。不过小饭馆里时不时地也有乡下农民和手艺人来唱歌——饭馆老板也常亲自到城里寻找歌手，逢上集日，向前来赶集的农民打听歌手们的情况，把他们请到自己这里来。

歌手总是坐在小卖部柜台旁边的椅子上，正好在一个大酒桶的前面，他们的脑袋就像画在桶底上似的，刚好周围有一个圆框。

歌唱得最好，选的歌曲也特别好的，那就要数个子瘦小的马具匠克列晓夫了；他这个人吊儿郎当，松松垮垮，好像被人在嘴里嚼过了似的，棕红色的头发一绺一绺的，小鼻子跟死人的一样，闪闪发光，两只迷迷糊糊的小眼睛，一动不动，木呆呆的。

有时候，他把眼睛一闭，后脑勺贴在桶底上，然后把胸脯一挺，用声音不高但却所向披靡的男高音快速地唱道：

啊，空旷的原野上，大雾弥漫，

它遮住了通向远方的道路……

这时，他站起身，腰靠在柜台上，身子向前稍倾，脸冲着天花板，动情地唱道：

哎哟，我要朝哪里走，

才是我的康庄大道？

他的声音不高，但是劲头十足；他的声音像一根银色的丝弦，将饭馆里低沉嘈杂的声音，完全密密实实地给缝了起来，那哀婉的唱词、感叹和呐喊，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连喝醉了酒的人都变得非常严肃起来，一声不响地看着面前的桌子，而我这时候简直感到椎心泣血，肝肠寸断，心里充满了被沁人肺腑、动人心魄的优美音乐所激起的强烈的震撼。

小饭馆内像教堂里一样肃静，而歌手就像是慈善的神父。他不是在传经布道，而是实实在在、全心全意在为全人类真诚地祈祷，在为穷苦大众生活中的种种不幸大声地祷告。一个个留着大胡子的人，从四面八方都把目光向他投来；在他们那面目狰狞的脸上，闪耀着的却是一双双孩子般稚气的眼睛，它们表现出若有所思的样子，时不时的有人叹上一口气，这恰好突出说明歌曲的战无不胜的力量。此时此刻，我总觉得，所有的人过的都是一种虚伪的、臆想的生活，而人们真正的生活——就在这里！

女商贩苏雷哈坐在一个角落里。她长有一张大胖脸，行为放荡，恬不知耻地当起了烟花女子。她把头缩在两个肥胖的肩膀中间，一边哭泣，一边用泪水慢慢冲刷着自己那寡廉鲜耻的眼睛。面色阴沉的男低音歌手米特罗保尔斯基就挤靠在离她不远的一张桌子上，他一脸胡须，人高马大，很像一位被免去了教职的助祭，醉醺醺的脸上长着两只大眼睛；他看着面前的酒杯，把它举起来，递到嘴边，又重新放到桌上，小心翼翼，不声不响——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喝下去。

这时，小饭馆内悄无声息，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仿佛在倾听那早已被遗忘了的亲切而珍贵的歌声。

当克列晓夫一曲终了，礼貌地在椅子上落座后，饭馆老板给他送上一杯葡萄酒，满意地微笑道：

“喏，没的说，真是棒极了！与其说你是在演唱，还不如说是在讲述故事，不过——作为大师，当之无愧！没有人能够挑眼……”

克列晓夫从容地喝着酒，轻轻地咳嗽一下，低声说：

“只要有嗓子，唱歌谁都会，但是要把歌曲的神韵唱出来——那就非我莫属了！”

“嘿，你就别吹了！”

“没本事的人才不敢吹牛。”歌手说话的声音仍然很轻，但听起来却更加果断。

“克列晓夫，你也太自高自大了！”饭馆老板不高兴地说。

“再自高自大也超不过我的心气儿……”屋角那位一直板着脸的男高音大声吼道：

“你们这些蛆虫、霉菌，你们怎么能够听得懂这位丑陋天使的歌曲呢？”

他一向跟所有的人都合不来，跟所有的人都吵架，揭露、指责所有的人，为此，几乎每一个节假日，他都要被歌手们和想打而且能够打他的人，痛打一顿。

饭馆老板喜欢克列晓夫唱的歌，但对他这个人实在受不了；他逢人便抱怨这个马具匠，显然是在想方设法地贬损他、嘲笑他。这一点，小饭馆的常客和克列晓夫本人心里都清楚。

“歌倒是不错，可就是太狂妄了，应该教训教训他。”他说，一些客人也赞成他的看法。

“是呀，小伙子也太狂了！”

“有什么好狂的？嗓子是天生的，又不是他自己练出来的！何况真的就那么好吗？”饭馆老板坚持这样认为。

大家异口同声地附和他说：

“没错儿，问题不在于嗓子，主要看他有没有才气。”

有一次，克列晓夫的心情不好，最后走了。这时饭馆老板一再劝雷苏哈，说：

“你呀，马丽亚·叶夫多基莫夫娜，应该去跟克列晓夫好好玩一把，让他放松放松，舒坦舒坦，是不是？这对你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

“要是我再年轻一点就好了。”她嘿嘿一笑说。

饭馆老板着急地大声说：

“年轻的女人会什么？你就去干吧！我倒想看看他怎样围着你团团转呢！等你把他搞得天愁地惨，心烦意乱时，他自然会唱起来的，是不是？去吧，马丽亚·叶夫多基莫夫娜，我谢谢你了，啊？”

但是，她没有听他的。人高马大的雷苏哈低下眼睛，用手摆弄着耷拉在胸前的披肩穗子，整个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她有气无力地说：

“这事儿呀——应该去找年轻的女人。我要是年轻，嘿，不用谁说我就会去干……”

饭馆老板几乎总想把克列晓夫灌醉，可是他呢，每次只唱两三支歌，唱一支，喝一杯，然后用毛线围巾将脖子围得严严实实，把帽子往一头乱发的脑袋上使劲一扣，立马走人。

饭馆老板一直留意着，想给克列晓夫找几个对手，往往马具匠唱完一曲后，饭馆老板便站出来恭维一番，接着便激动地说：

“顺便给大家说一下，在座当中，还有一位歌手！现在就请出来，当场为大家献艺！”

有时候出来唱的人嗓音很好，但我还没有看到竞争者中有谁能唱得像这位干瘪瘦小、其貌不扬的马具匠那样朴实真挚，沁人肺腑……

“是啊，”饭馆老板不无遗憾地说，“唱得确实不错！主要是嗓音好，可是——歌曲的灵魂……”

听众笑着说：

“不行，显然唱不过马具匠！”

这时，克列晓夫从两道打着卷的褐红色眉毛下看着大家，镇定自若而又彬彬有礼地对饭馆老板说：

“您这全是在瞎操心。比得上我的歌手，您是找不到的，因为我的天赋——来自上帝！”

“我们全都——来自上帝！”

“您就是广设酒宴，弄得倾家荡产，也难以找到……”

饭馆老板满脸通红，嘴里嘟哝着说：

“很难说，很难说……”

可是克列晓夫一再向他证明说：

“我可以再对您说一句，唱歌，打比方说，可不是斗鸡……”

“这个我知道！你干吗老缠着我不放？”

“我不是老缠着你，我只是想向你证明：如果唱歌只是一种娱乐——那它就是来自魔鬼！”

“不说啦！最好你还是再唱一个……”

“我随时都可以唱，即使是在梦中。”克列晓夫同意唱了，他小心地清了清嗓子，开始唱了起来。

所有的生活琐事、连篇的废话和种种意愿，一切庸俗的、茶余饭后的闲言碎语，都奇迹般地烟消云散，荡然无存。大家完全置身于另外一种生活——一种纯洁的、发人沉思的、充满关爱与愁伤的生活氛围之中。

我羡慕这个人，极其仰慕他的才华和他对大家的魅力！我很想认识一下这位马具匠，想跟他进行一番长谈，但是我没有去找他，因为克列晓夫这人很怪，从不正眼看人，好像任何人他都没有放在眼里。而且他身上还有一种我很讨厌的东西，使我无法去爱他，而我倒是很希望能够爱上这个人的——不光是在他唱歌的时候。他像老年人那样，把帽子牢牢地戴在头上，而且，像专门做给人看似的，把一条手织的红围巾围在脖子上。他这副样子让人看了非常不舒服。关于这条围巾，他说：

“这条围巾是我的心上人织的，一个小姑娘……”

他不唱歌的时候，便一本正经地板着个脸，用一个手指头抚摸着冻得发僵了的鼻子，对别人向他提出的问题，他很不情愿地三言两语便打发了。当时，我上前向他问了句什么，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说：

“走开，你这毛头小子！”

和他相比，男低音歌手米特罗波利斯基我就喜欢多了。他来到小饭馆后，径直向屋角走去，走路的样子，像肩负着重物似的，然后用脚将椅子踢开，坐下后，两个胳膊肘往桌子上一戳，两个手掌托着乱蓬蓬的大脑袋。他闷声不响地两三杯酒下肚后，喉咙里忽然发出很大的响声，大家不禁一愣，纷纷转过身去看他，而他呢，两手托腮，挑衅性地望着大家；一头乱发，像鬃毛似的怪模怪样地耷拉在他那颜色发青的浮肿的脸上。

“看什么看？看见什么了？”他突然没头没脑地说道。

有时候有人回答他说：

“我们看见一个怪物！”

有的晚上，他只是闷声不响地喝酒，又闷声不响地离开，只听见他来回走动的沉重脚步声，但是有几次我听见他模仿先知先觉者的口气，对大家一通责骂：

“我是上帝忠心不贰的奴仆，现在，我要像以赛亚那样斥责你们！如今亚利伊勒城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里的恶棍、骗子和各种丑恶的败类，居然能在这卑鄙的人欲横流的泥潭中安身立命，遗世图存！现在灾难降落到了人世间的大船上，因为这些船只把各种各样的卑鄙小人送往宇宙各处——我指的就是你们这些酒鬼、馋鬼和当今世界的败类——你们多如牛毛，罪恶累累，世间实在难以容纳你们这些蛀虫！”

他大呼小叫，声嘶力竭，甚至窗户的玻璃都被他震得哗哗直响——他的这番话深得大家欢心，因此，众人对这位先知是赞不绝口：

“骂得痛快，这条长毛狗！”

要想跟他认识，非常容易——只要请他吃一顿就行：一瓶伏特加酒，还加一份红辣椒炒牛肝——有这两样，他喜欢的东西也就齐了，它们准能够撬开他的嘴，把他的心里话，统统都倒出来。当我请教他我应该读些什么书时，他恶狠狠地两眼盯住我，反问了一句：

“为什么要读书呢？”

不过，他见我显得很尴尬，态度便缓和下来，用低沉的声音说：

“《传道书》你读过吗？”

“读过。”

“那就读《传道书》吧！别的就没什么可读了。全世界的智慧都在这里了，只有脑满肠肥的公绵羊才弄不明白——换句话说，没有谁能够看得懂……你是干什么的——唱歌的吗？”

“不是。”

“为什么？应该唱歌。它是一种最没道理可讲的活动。”

邻桌有人问他：

“你自己也唱歌吗？”

“是的，我是因为闲着没事可干！怎么啦？”

“没什么。”

“不新鲜。谁都知道你脑袋瓜里空空如也，什么东西都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阿门！”

他跟所有的人都用这种腔调说话，自然，跟我也是这样。不过，请过他两三次吃喝后，他对我的态度就变得要好一些，甚至有一次他带有几分惊讶的口吻跟我说：

“我瞧着你，心里直纳闷儿：你是什么人，干什么的，为什么在这儿？不过，老实说，见你的鬼去吧！”

他对克列晓夫的态度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因为很明显，他非常欣赏克列晓夫的歌，有时候他脸上还露出亲切的微笑，但是他不愿意和他交往，谈起他时语言粗鲁，很有些瞧不起他的样子：

“整个一个蠢货！他很善于换气，知道自己在唱什么，但说到底，还是一头蠢驴！”

“为什么呢？”

“天生如此。”

他没喝酒的时候，我很想找他谈谈，但他脑子清醒时，也只会用迷惘忧伤的眼光望着一切，嘴里咕噜咕噜的，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我听说，这个一辈子都处于醉生梦死状态的人还在喀山神学院学习过，本来是可以当一名主教什么的——这话我有点不大相信。但是，有一次，我向他谈起我自己的时候，提到了赫里桑夫主教的名字，这位男低音歌手摇了摇头说：

“赫里桑夫？我认识。他是我的老师，对我很好。在喀山，在神学院——我记得！赫里桑夫，意思就是金黄色，别伦达的辞典里就是这样解释的，讲得很对，没错儿，赫里桑夫就是个金光闪闪的人！”

“那帕姆瓦·别伦达是什么人？”我问道。然而，米特罗波利斯基只是简单地回答说：

“这不关你的事。”

回家后，我在笔记本里写道：“一定要读读帕姆瓦·别伦达的书。”我觉得，从别伦达的书中，我肯定能够找出许多使我深感不安的问题的答案。

这位歌手很喜欢引用一些我不知道的人名和一些怪里怪气的词组，这使我感到非常厌烦。

“生活可不是阿尼西娅！”他说。

我问他道：

“阿尼西娅是谁呀？”

“一个很有用的人。”他回答说。我的疑惑不解使他觉得很好玩。

他的这种用词和他曾在神学院学习过这件事，使我觉得他知道的事情一定很多，所以，当他三缄其口，什么都不愿谈的时候，就太让人失望了，而且即使他谈了，也谈得不清不楚，让人不得要领。也许是因为我不善于提问题的缘故？

但他在我心里毕竟还是留下了某些印象。我很喜欢他以酒遮面，假借先知以赛亚的名义，大胆进行抨击的勇气。

“啊，人世间到处都是垃圾和污泥浊水！”他吼道，“在你们当中，坏人当道，好人受气；报应的日子一定会到来，到时候你们就会现出原形，不过那时候一切都晚了，来不及了！”

听着他的吼叫声，我想起了“好事儿”，想起了活得那么窝囊，而且又轻易毁掉了自己的洗衣女工纳塔利娅，想起了被种种污秽不堪的流言蜚语所包围的玛尔戈王后——我已经有一些事情可供回忆了……

我和这个人的短暂交往，结束得非常富有戏剧性。

春天，我在军营附近的田野里遇见了他，他像一头骆驼似的，边往前走，边摇晃着脑袋。他独自一人，有些浮肿。

“出来散步呀？”他声音沙哑地问道，“咱们一块儿走走。我也是出来散步的。我，老弟，我有病，真的……”

我们默默地往前走了几步，突然，在一个搭过帐篷的土坑里看见一个人：他坐在坑底，侧着身子，一只肩靠着坑壁，大衣从他身子的一边翻上来，一直盖过耳朵，好像他是想要脱掉大衣，但是没能脱下来。

“一个醉鬼。”歌手停住脚步，断然说。

但一支挺大的手枪就扔在这个人手边的青草地上，距手枪不远处，有一顶帽子，帽子旁边是一瓶刚打开不久的伏特加，瓶颈部分的酒已经没有了，瓶体被青草掩盖着，那个人的脸像害羞似的，被大衣遮着了。

一时间，我们站在那里，默默无语，后来，米特罗波利斯基叉开两腿，说：

“是开枪自杀的。”

我立刻明白了，他不是醉鬼，而是个死人，但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我简直无法相信。只记得，当我看着大衣下露出的宽大的前额和一只发青的耳朵时，我心里既不感到害怕，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怜，只是不大相信，一个人在这样温暖的春天竟然会自杀。

男低音歌手用一只手掌使劲抚摸着自己没有刮过的脸，好像他感到有些发冷似的，声音沙哑地说：

“是个中年人。不是老婆跑了，就是把别人的钱挥霍光了……”

他让我到城里去叫警察，他自己则坐在土坑边，两只脚耷拉在坑内，好像怕冷似的把破大衣紧紧裹在身上。我告诉警察有人自杀后，便赶紧往回跑，但就在这段时间内，男低音歌手已经把死者的伏特加酒全给喝光了。他看见我回来时还冲我一再摇晃那只空瓶子。

“是这东西害了他！”他吼道，然后狠狠地将酒瓶摔在地上，酒瓶跌得粉碎。

警察紧跟着就到了，他往土坑里看了看，摘下帽子，迟疑不决地画了个十字，然后问歌手：

“你是什么人？”

“这不关你的事……”

警察想了一下，更加客气地问道：

“您这是怎么回事儿——这里有人死了，可您——却喝得醉醺醺的？”

“我喝酒喝了二十年了！”歌手伸手在胸膛上一拍，很自豪地说。

我相信，他会因为喝了这瓶酒而被抓走的。从城里跑来了许多人，一脸严肃的警察分局局长坐着马车也赶来了，他下到土坑里，掀开死者的大衣，看了看他的脸。

“是谁最先发现的？”

“是我。”米特罗波利斯基说。

分局局长看了他一眼，凶巴巴地拉长声调说：

“你好啊，我的先生！”

有十五六个人前来围观，他们气喘吁吁，异常活跃，围着大坑，往里面探头探脑地一通张望。忽然有人喊了一声：

“这是我们街道上的一名官员，我认识他！”

那位男低音歌手站在警察分局局长的面前，脱下帽子，摇摇晃晃地跟他讲着什么，他的话含混不清，声音又低，后来分局局长当胸推了他一把，他身子摇晃了一下，便一屁股坐了下去。这时警察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取出一根绳子，将歌手的双手捆绑起来——歌手习惯地、老老实实地把手背在背后，这时分局局长开始大声呵斥围观的群众：

“滚开！你们这些无赖……”

这时又跑过来一名年纪老一点的警察，他两眼发红，湿漉漉的，一路奔跑，累得他嘴巴张得老大。他扽着捆绑歌手的绳子的另一头，拉着他，慢慢向城里走去。

我也离开田野，跟着他们往回走，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耳边响起了惩罚性的话语：

“让灾难降临到亚利伊勒城！”

而眼前的景象就十分悲惨：一名警察不慌不忙地从军大衣口袋中掏出一根绳子，堂堂的一位先知，竟然老老实实地把两只毛茸茸的发红的手，背在背后，熟门熟路地将两手一交叉，动作干脆利落……

不久后我听说，这位先知和一批犯人一起，被押解出城了。在他之后，克列晓夫也销声匿迹了——听说他娶了个有钱的老婆，搬到县城里去住了，在那里开了一间马具作坊。

我极力向东家夸耀，说马具匠的歌，唱得非常好。有一次他对我说：

“那应该去听听……”

这不，他就坐在我的桌子对面，惊讶地仰起眉毛，瞪大了眼睛。

在去小饭馆的路上，他一直在嘲笑我，刚到小饭馆的时候他还在挖苦我，一再挑听众的不是，说这里的气味多么糟糕。马具匠刚开始唱时，他还很不以为然地露出微笑，随手将啤酒倒进杯子里，但是倒到一半时，他的手停住了，说：

“哦……真是见鬼了！”

他的手颤抖了，他把啤酒瓶轻轻放下，聚精会神地听了起来。

“不错，老弟，”当克列晓夫唱完后，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的确，这才叫演唱……真是见鬼了！甚至浑身都热烘烘的……”

马具匠又唱起来。他仰起头，眼睛望着天花板：

一位年轻姑娘，离开富裕的村庄，

行走在旷野的大路上……

“确实唱得不错。”东家喃喃地说着，一面摇晃着脑袋，嘿嘿地笑着。克列晓夫则像一支木笛，唱得抑扬婉转，声音洪亮：

美丽的姑娘回答他说：

我孤苦伶仃，谁能要我……

“好哇，”东家小声说，眨巴着两只发红的眼睛，“呸，活见鬼了……太好啦！”

我看着他，心里感到非常高兴。而那如泣如诉的歌词，完全压倒了饭馆里嘈杂的人声，歌声越来越嘹亮，越动听，越感人肺腑，令人神往：

我们的村子偏僻又荒凉，

晚会上没有人邀请我这个姑娘，

唉，我生活贫困，衣服不漂亮，

很难打动勇敢的少年郎……

有位鳏夫向我来求婚，

他只想找个会给他干活的姑娘，

这样的命运我怎么能接受——

我打心眼里不愿意承当！

我的东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竟然哭了起来——他坐在那里，低着头，鹰钩鼻子一直在抽抽搭搭，眼泪不停地滴在膝盖上。

听完第三支歌，他显得非常激动，好像又十分疲惫。他说：

“我不能再坐下去了——我感到胸口憋得慌，喘不过气来，这种气味，真是见鬼……咱们回家去吧！……”

但是到了外面，他提议说：

“走，彼什科夫，咱们到旅馆去吃点东西……我实在不想回家！”

他没有还价，便上了一辆出租雪橇，整个路上他一句话都没说。到了旅馆，他坐在屋角的一张小桌旁，往四下看了看，一脸不高兴地小声抱怨起来：

“这头公山羊触动了我内心的痛处……听得我简直是忧心如焚，肝肠寸断……不，你识文断字，知书达理，你倒是说说看，这究竟算什么事儿呀？我已经活了四十年，老婆、孩子都有了，可是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时候我真想找个人说说心里话，好好谈谈，可是——没有人可谈！跟她——老婆谈吧，她根本听不进去……她为什么要听你唠叨呢？她有孩子……喏，有家务，有自己的一摊子事儿！我心里怎么想的，跟她没有关系。老婆呀，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前，是你的朋友。可我的那个老婆呀，压根儿……喏，你自己也都看见了……什么话都不听……我行我素……整个一个死肉疙瘩……真是见鬼了！老弟，我心里这份儿苦呀……”

他猛地端起杯子，将一杯又凉又苦的啤酒，一饮而尽，然后沉默片刻，把一头长发弄得乱七八糟，接着又说起来：

“一般来说，老弟，人都是王八蛋！你这儿跟农民们说这说那，论长道短……我知道，有很多不合理的、卑鄙龌龊的事情——老弟，没错儿……他们全都是窃贼！你以为你说的话他们能听进去吗？一点儿作用都没有！是的，他们——彼得、奥西普——全都是骗子！他们对我无话不谈——包括你关于我说了什么话，他们都对我说了……怎么样，老弟？”

我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本来嘛！”东家说，同时嘿嘿一笑，“你打算去波斯的想法是对的，尽管到那里言语不通——外国话嘛！可是用自己本国的话——净说些寡廉鲜耻的事！”

“奥西普说我什么来着？”我问道。

“喏，是啊！你是怎么想的？他那张嘴呀，说得比谁都多。他呀，老弟，可狡猾了……不，彼什科夫，说是说不通的。真理吗？有个鬼用？它就像秋天的雪，落在脏东西上，接着融化了。脏东西显得更多了。你呀——最好保持沉默……”

他啤酒一杯接一杯地喝，但并没有喝醉；他的话说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气愤：

“俗话说‘言语不是钻头，沉默才是黄金’。唉，老弟，心里真是苦啊，苦啊……他唱得很对，‘我们的村子偏僻又荒凉’。唱出了人的孤独感……”

他四下看了一下，压低声音说：

“后来我找到了一个红颜知己——在这儿遇上一个女人，是个寡妇，她丈夫因制造假币被判了刑，要发配到西伯利亚，眼下还在牢里关着。我跟她认识了……她一无所有，喏，所以她就想……你明白吗……是一个皮条客介绍我和她认识的……我仔细一看——多可爱的一个人啊！知道吗，她既漂亮，又年轻……这么说吧——美极了！一次，两次……后来我对她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呢？你丈夫是个骗子，你自己的行为也不检点，为什么你还要跟他去西伯利亚呢？’可是，你瞧，她竟然要跟他去，还打算定居下来，真的……而且她对我说：‘不管他怎么样，我就是爱他，对于我来说，他是个好人！也许他是为了我才犯的罪呢？我和你干这种不该干的事也是为了他，因为他说他需要钱。他是位贵族，习惯过优裕的生活。如果我是一个人生活，我会恪守妇道的。您也是位好人，我非常喜欢您，但请您千万不要对我提起这一点……’真是见鬼！我把身上的八十卢布和别的东西都给了她，而且我跟她说：‘请原谅，我不能再跟您会面了，不行！’后来我就走了……”

他沉默片刻，酒劲儿忽然上来了。他的情绪低落下来，嘴里嘟嘟哝哝地说：

“我到她那里去过六次……你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儿！后来大概我又去过她家六次……但是都没有进去……我不能进去！现在她已经走了……”

他把手放在桌子上，活动着手指头，低声说：

“千万别让我再遇见她……求上帝保佑！就这样——让一切都见鬼去吧！我们回去吧……走！”

我们走了。他一路上摇摇晃晃，嘴里唠唠叨叨：

“事情就是这样，老弟……”

我并没有对他的故事感到吃惊，因为我早就觉得他身上一定发生过什么非同寻常的事。

但是他关于生活讲的那番话，特别是他关于奥西普的一番话，使我的心情感到非常压抑。

第二十章

有三个夏天，我就是在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里度过的，在这些空空荡荡的建筑物中当“监工一名”，眼看着工人们秋天如何把那些拙劣难看的砖头房拆掉，春天再照样把它们建起来。

东家非常关心他花在我身上的那五卢布是不是物有所值。如果店里要重新铺地板，我就得挖地一俄尺深，这活要是让临时工来干，需要花一卢布，而对我却分文不给，但我干这个活时就顾不上监督那些木工们了，他们便会趁机将门锁、把手卸下来，将零七八碎的小东西顺手偷走。

无论是工人，还是包工头，他们都千方百计地在骗我，在偷东西；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几乎完全是明目张胆，好像是在履行一种乏味的义务，而且，当我揭穿他们时，他们一点也不恼怒，只是故作惊讶地说：

“为了这五卢布，你可真够卖力的了，好像东家能给你二十卢布似的，简直是可笑！”

我告诉东家，为了节省花在我身上的每一卢布的开销，他每每要损失十倍以上的开支，但东家却冲我眨了眨眼睛，说：

“得了，你就跟我装吧！”

我知道，他怀疑我和他们串通一气，进行盗窃，这使我感到对他非常厌恶，但并不觉得生气。这里的风气就是这样：人人都在偷，东家本人对别人的东西也喜欢顺手牵羊。

集市过后，东家在察看他负责修葺的店铺时，看见有些东西遗忘在那里——茶炊、餐具、地毯、剪刀，有时还有整箱或单件的货物等——便笑着说：

“请开具个物品清单，然后把东西都送到仓库里去！”

而他再把这些东西从仓库里搬回家去，让我一遍遍地涂改物品清单。

我不稀罕这些东西，什么我都不想要，甚至书都让我觉得是个累赘。除了一本贝朗瑞的书和海涅的诗歌外，什么东西我都没有。我很想买普希金的作品，但城里唯一的旧书商——一个黑心的老头儿——要价太高了。家具、地毯、镜子和东家屋里堆放的一切东西，我都不喜欢，它们那笨拙难看的样子和刺鼻的油漆味让人非常讨厌。总之，我非常不喜欢东家的那些房子，它们使人想起了一个个装满废弃物品的大木箱。而且，看着东家把别人的东西从仓库里一件件地往家里拿，周围没用的东西越积越多，实在令人反感。玛尔戈王后屋子里的东西也很多，但布置得却很漂亮。

我觉得，生活本来就杂乱无序，像一团乱麻，荒诞不经的事情层出不穷。就说我们现在翻修的店铺吧，春汛一到，大水把店铺全淹了，地板翘起，店门变形；水退之后——房梁、立柱都泡坏了。几十年来，大水年复一年地漫过市场，冲坏房屋和道路。每年的大水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且大家都知道，这种大水是不会自行消失的。

每年春天，冰解冻的时候，都有些平底船和几十艘小船被流冰撞坏，人们感慨万端，扼腕叹息，但过后又打造新船，等融冰季节一到，这些新船再度被撞坏。这种原地踏步式的怪现象何时了啊！

这事我问过奥西普，他觉得很奇怪，哈哈大笑。

“我说，你呀，乳臭未干，管那些事干吗！这里杂七杂八的事情多了，关你什么事？你操的什么闲心，啊？”

但是很快，他说话的口气就严肃起来，不过蓝色的眼睛里仍然流露出嘲笑的意味，目光炯炯，完全不像老年人的样子：

“这事你问得很实在！就算跟你没关系，说不定也很有用！你注意了吗，还有一件事……”

于是他讲了起来，语言枯燥，干巴巴的，其中还夹杂着许多俏皮话、意想不到的比喻和各种粗俗的笑话。

“这不，人们一直在抱怨，说土地变少了，伏尔加河每年春天冲刷两岸，把泥土带走，沉积在河床里，形成浅滩，于是，另外一些人又抱怨说，‘伏尔加河变浅了！春汛和夏雨冲刷出一道道沟壑，把良田沃土又带入了河道！’”

他讲这话的时候，既不感到惋惜，也不觉得气恼，好像很为自己深谙人们对生活的抱怨而沾沾自喜。虽然他的话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我听起来心里却感到很不舒服。

“还有一点要注意——火灾……”

我记得，伏尔加河对岸的森林好像没有一个夏天不发生火灾。每年七月，天空里总是一片乌烟瘴气。火红的太阳失去了光辉，像一只患病的眼睛，俯视着大地。

“森林火灾——无所谓，”奥西普说，“那都是老爷们和公家的财产。农民没有森林。城里着火也不要紧，因为那里住的都是富人，没什么好同情的！可是你看看乡下的农村——一个夏天有多少村庄被大火吞噬了！大概不下百个吧，这才叫损失呢！”

他轻声地笑起来。

“有了财产，却不会管理！你我说来说去，最后，好像人们不是在为自己、为土地工作，倒是在为水、为火而劳累奔波！”

“你笑什么呢？”

“怎么，不能笑吗？眼泪是扑灭不了大火的，可是眼泪加上洪水，洪水的流势就更大一些。”

我知道，这位仪表堂堂的老人，是我所见到的最聪明的人了，但他的爱与憎究竟是什么呢？

我在考虑这个问题，可是他那干巴巴的言辞像柴火一样，一个劲儿地往我的篝火里添加着。

“你瞧，人们是多么不遗余力呀，既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也不吝惜别人的力量，是不是？东家是如何折腾你的？而酒这东西给世界带来多大的祸害呀？简直难以数计，任何一个计算高手都望而却步，甘拜下风……一座农舍被烧毁了，可以再建造一座，但一个好端端的农民白白地送了命——这可就无法挽回了！比如，阿尔达利翁，或者格里沙——瞧，好好的一个庄稼人，一下子就烧起来了！格里沙这个人是有点傻，但是他的心眼好，为人真诚！怎么突然像一捆干草似的浑身冒起烟来。女人们对他大加攻击，就像森林中的蛀虫啃噬死人一样。

我没有怪他的意思，只是好奇地问他：

“你为什么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东家？”

他平心静气地，甚至和颜悦色地解释说：

“为了让他了解你有些什么错误的思想，以便有针对性地对你进行教育，除了东家，还有谁来教你呢？我告诉他并没有什么恶意，是出于对你的爱护。你这小伙子人并不傻，只不过是有点儿鬼迷心窍。你偷东西——我可以不说，找姑娘们玩——我也可以不说，甚至你喝酒——我都可以不说！但是你要记住，你那些偏激的思想，我一定得告诉东家……”

“以后我不跟你说话了！”

他沉默片刻，用指甲剔除手上的松脂，然后用亲切的目光看了我一眼，说：

“瞎说，你还会跟我说话的！不跟我说，你还能跟谁说？你没有人说话……”

奥西普一身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我突然觉得，他很像司炉工雅科夫——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

有时候，他让人想起古董行家彼得·瓦西里耶夫，想起马车夫彼得，有时候他身上还有一种和我外公很相似的东西，总之，在某些方面，他和我所见过的所有老头儿都有些相像。他们都是些非常有意思的老人，但我觉得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不行的——太难相处，太讨人嫌了。他们仿佛在吞噬你的灵魂，他们聪明机智的言谈，总是在人的心灵上涂上一层褐色的铁锈。奥西普是好人吗？不是。是坏人吗？也不是。他很聪明，这我非常清楚。但他的聪明机智让我感到惊讶的同时，也在麻痹我的心灵，使我变得心灰意冷，最后，我开始感到他是在千方百计地跟我作对。

我内心里萌生出一些阴暗的思想：

“人与人全形同路人，彼此格格不入，虽然他们谈吐亲切，笑脸相迎，其实，世上的人全都是陌路相逢，没有什么人对这个世界有着强烈的爱的感情。只有我外婆一个人热爱生活，热爱一切。此外，还有玛尔戈王后。”

有时候，诸如此类的阴暗想法像乌云一样积压在心头，令人觉得生活非常压抑和痛苦，可是怎样才能变个法子生活呢？往后的路该怎么走呢？除了奥西普，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因此，我跟他谈话的次数便多了起来。

显然，他对我的夸夸其谈很感兴趣，他一再刨根问底儿地问我，然后心平气和地说：

“啄木鸟很倔强，而且并不可怕，所以谁都不怕它！我诚心诚意地劝你一句，到修道院去吧，在那里生活，在那里长大成人；好好规劝那些善男信女，既安慰了他们，又能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平静，而且当修士也能有一笔收入！我真心实意地奉劝你。社会交往，待人接物，看来，你并不怎么在行……”

修道院我不想去，但我感到自己已经陷入一个莫名其妙的怪圈而不能自拔。我苦恼至极。生活变得像秋天的森林——蘑菇已经没有了，空荡荡的林子里已经无事可做，而且我对这座林子，可以说是知根知底，一目了然。

我一不喝酒，二不和姑娘们厮混——这两种麻醉灵魂的方法都与我无缘，读书成了我最大的嗜好。但是我书读得越多，就越难以忍受人们过的那种在我看来无异于行尸走肉的空虚无聊的生活。

我刚过十五岁，但我有时候感到自己已经步入了中年；我所经历过的一切，我所读过的书籍和我常常感到困惑的许多问题，仿佛使我的内心世界扩大了，负担也沉重了。窥视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发现里面有一个和贮藏室差不多的、专门储存各种印象的地方，那里什么货色都有，竖七横八，堆得满满当当。要把它们理出个头绪来，我既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能耐。

这全部的重负，虽然名目繁多，但堆放得却不十分牢靠。它们摇摆不定，我也跟着摇来晃去，就像没有放稳的水桶里的水一样。

我非常讨厌不幸、疾病和牢骚，简直是深恶痛绝；我一看到流血、斗殴，甚至对人挖苦讥诮、冷嘲热讽这种目不忍睹的现象，我本能地就感到十分厌恶，然后迅速变为一种冷漠的疯狂，自己也会像一头野兽那样，参与这种打斗，而事后又感到非常羞愧，汗颜无地。

有时候，我特想把那种欺负人的人痛打一顿，于是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冲上去和人厮打起来，时至今日，我还记得这种出于一时冲动的感情发作，这都是因为绝望和无奈引起的，想起来就让人感到惭愧与懊恼。

我身上其实有两个人：一个，由于知道的乌七八糟的事情太多，因此变得有些胆小怕事，畏首畏尾；生活中一些可怕的事情使他的心情受到很大的压抑，他对生活、对人们的态度开始失去信任，变得疑虑重重；对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持一种无可奈何的同情态度。这个人向往过一种宁静、孤独的生活，终日与书为伴，离群索居，一心只想着修道院、护林人和铁路上的小岗亭，惦记着波斯和城郊某个地方守夜人的职位。但愿身边的人能够少一些，离他们远一些……

另一个则深受圣贤之书的高尚精神的熏陶，但眼见生活中种种可怕力量的嚣张气焰，深知这种力量轻而易举地就能够拧下他的脑袋，用肮脏的脚掌践踏他的心灵，于是，他咬紧牙关，攥紧拳头，聚精会神地进行自我防卫，生怕受到伤害，随时准备应对各种争吵与打斗。此人敢爱敢恨，富于同情心，就像法国小说里描写的勇敢的主人公那样，话不投机，便拔刀相向，摆出战斗的架势。

当时我有一个非常恶毒的敌人——小波克罗夫斯卡娅大街一家妓院的看门人。我是有一天早上去市场的路上认识他的，他正在妓院门口从一辆出租马车上往下拖一个烂醉如泥的女人，那女人的长筒丝袜已经脱落下来，上身裸露着，看门人拽住她的两条腿，恬不知耻地扽来拽去，嘴里一面哎哟哎哟地喊叫，一面嘿嘿地发出笑声，还一个劲儿地往她身上吐唾沫；而她呢，下车的时候身子东倒西歪，跌跌撞撞，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她像瞎子一样大张着嘴，两只胳膊软得像脱了臼似的抱着脑袋，脊背、后脑勺和那张发青的脸，在马车的座位、踏板上一连磕碰下来，最后跌倒在马路上，脑袋狠狠地撞在石头上。

马车夫催马加鞭，扬长而去；而看门人抓住那女人的双腿，倒退着身子，把她像拖死人似的使劲往人行道上拖。我简直气坏了，急忙跑了过去。幸好，在我跑过去的时候，我的一把相当长的水准仪，不知是扔下了，还是无意中丢掉了，这使我和看门人避免了一场严重的冲突。我跑过去，照准看门人就是一拳，将他打翻在地，然后急忙跳上台阶，拼命地拉门铃。这时跑出来几个粗壮汉子，我无法对他们做什么解释，捡起水准仪便走了。

在一个下坡的地方，我赶上了刚才的那个马车夫。他从马车夫的座位上居高临下地看了我一眼，赞许地说：

“你一拳就把他撂倒了，干脆利落！”

我愤愤不平地质问他，为什么他眼看着看门人在侮辱那个女人而竟然不管不问？他平心静气但一脸不屑地说：

“我管得着吗，见她的鬼去吧！她上马车时，老爷付过了钱——至于谁打谁，关我什么事？”

“如果她被打死了呢？”

“哪能呀——这种女人是轻易打不死的。”马车夫说话的神态，好像他不止一次曾试图打死喝醉酒的女子。

从这天起，我几乎天天早晨都看见这个看门人，我走在街上，他不是在扫马路，就是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好像专门在等候我似的。我走近他时，他便站起来，捋着袖子，警告我说：

“喏，我现在就可以揍扁你！”

他四十岁的样子，个子矮小，两条罗圈腿，像怀孕女人似的挺着个大肚子；他嘿嘿地笑着，一双目光炯炯的眼睛一直望着我。令人特别奇怪的是，他的两只眼睛——既善良，又快乐。论打架，他不行，而且他的胳膊比我的短，三拳两脚，他便被我打败了，然后他背靠着大门，惊讶地说：

“哼，走着瞧，小子！”

我讨厌这种打架的事儿，所以，有一天，我对他说：

“听我说，傻瓜，以后你就别老缠住我了！”

“可你为什么要打我呢！”他嗔怪地问我。

我也问他，为什么他要丧心病狂地作践那个女人。

“关你什么事儿？可怜她了？”

“当然可怜。”

他沉默片刻，抹了抹嘴唇，问道：

“猫你也可怜吗？”

“喏，猫也可怜……”

于是，他对我说：

“你这个傻瓜，骗子！等着瞧，我会给你点颜色看的……”

我不能不走这条大街，因为它是最近的一条道。为了不和这个人照面，我开始有意早一点起床，但是尽管如此，几天后，我还是碰见了他。当时他正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抚摸着卧在他膝盖上的一只烟灰色的猫，我向他走了过去，当我离他有两三步远的时候，他突然跳起来，抓住猫的后腿，将猫脑袋向一个石墩子上狠狠地摔去，只觉得有一种热乎乎的东西溅到了我身上。他摔过后，把死猫扔到我脚下，站在侧门处，问道：

“怎么样？”

喏，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像两条狗似的，在院子里厮打起来。后来，我坐在斜坡的草地上，心里非常恼火，简直气得我发疯，为了不大喊大叫，我紧紧咬住嘴唇。一想起这件事，我就气得浑身发抖，直感到恶心。你是不是觉得奇怪——我怎么没有发疯，怎么没有杀人呢？

为什么我要说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呢？是为了让你们知道，仁慈的先生们，这种事情至今还有，它们还没有成为过去！你们喜欢听那些胡编乱造的可怕故事，喜欢听各种吓人的奇闻异事和完全虚构的美丽动听的恐怖情节，目的只在于愉悦自己，在感情上寻求刺激。可是我却知道日常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种种可怕的事情，而且我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把它们讲出来，振聋发聩，诉诸你们的感情，让你们知道，你们过的是什么日子，靠什么在生活。

我们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无德无行，行同狗彘——问题就在这里！

我热爱人们，我不想给任何人带来痛苦，但是决不能只停留在多愁善感上，也不应该用华丽的辞藻做包装，用美丽的谎言掩盖严酷的真实。要直面人生，面对生活！应该把我们内心和脑海里的一切好的、富有人性的东西溶化在生活中。

特别是对待妇女的态度，简直气得让我发疯。我读过许多小说，我认为，妇女是生活中最美好、最重要的人。我外婆和她关于圣母与聪明的华西里沙的故事，不幸的洗衣女工纳塔利娅，还有我亲眼所见的她们成千上万次的目光和微笑，都说明了这一点；作为生命之母，她们用这些目光和微笑在装点着生活，装点着这没有欢乐与关爱的贫困的生活。

屠格涅夫的作品赞美了妇女的光彩与荣耀；我所了解的女人身上的一切优秀品质，全让我表现在令我没齿难忘的玛尔戈王后的形象上了，在这方面，海涅和屠格涅夫做出了许多特别宝贵的贡献。

傍晚从市场回来时，我常常站在山坡上，背靠着内城墙，遥望着伏尔加河对面徐徐下落的太阳；火红的彩河在天空中滚滚流动，地面上，亲爱的母亲河慢慢地变得发红，然后又变成了蓝色。有时候，整个大地，此时此刻就好像是一艘巨大的、押送犯人的平底船；它又像是一头猪，被一艘无形的轮船牵引着，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不知要牵往何方。

但我更常想到的，是广袤的大地，是我从书中了解的众多城市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的异国他乡。相比之下，外国作家笔下所描写的生活要更纯洁可爱一些，艰难困苦也更少一些，不像我周围的生活那样慢腾腾，单调乏味。这使我焦虑不安的心情得到一些安慰，激发起了我关于有可能过另一种生活的执着理想。

我总以为自己很快就能遇到一位朴实而贤德的人，他会给我指出一条光明大道的。

有一次，我正坐在内城墙边的一条长椅上，雅科夫舅舅忽然来到我身旁。我没留意他是怎么过来的，所以一下子没认出他来。虽然这些年我们住在一个城市，但彼此很少见面，偶尔遇上，也只是匆匆打个照面。

“哎呀，你的个子可蹿高了不少。”他捅了我一下，开玩笑地说，于是我们便攀谈起来，像两个非亲非故，但早就认识的人那样。

我从外婆嘴里听说，雅科夫舅舅这几年已经完全破产，什么东西都用来换吃的喝的了，后来在一个解送犯人的羁押站当看守助理，但这个差事最后也干砸了：羁押站的看守病了，雅科夫舅舅竟然在自己的住处，为羁押犯们摆设起酒宴来，与他们打得火热。事情张扬出去，结果他被革职法办，送上了法庭，罪名是：放纵羁押犯夜晚外出，到城里“吃喝玩乐”。羁押犯中倒没有人逃跑，但是有一个犯人，刚好在他把一名教堂助祭快要掐死的时候，被当场捉住了。事情调查了很长时间，但却未能送交法庭，羁押犯和看守们一力为好心的舅舅开脱，使他摆脱了干系。现在他没有工作，靠儿子供养。儿子在当时有名的鲁卡维什尼科夫教堂唱诗班里当歌手。提起儿子，他落落穆穆地说：

“他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像煞有介事的样子，神气着哪！他担任独唱。要是茶炊没按时烧好，或者衣服没有刷好——他的脾气大着呢！小伙子喜欢整齐，而且爱清洁……”

舅舅变得老多了，浑身上下脏兮兮的，头发也脱落了，蔫头耷脑的。他那头很神气的蓬松的卷发脱落得也差不多了，两个耳朵向外支棱着，眼白和刮过脸的面颊上，布满了发红的血丝，说起话来，嘻嘻哈哈，但让人觉得他嘴里仿佛含了个什么东西，使他的舌头转动不灵，虽然他的牙齿完好无损，一颗不少。

我很高兴有机会跟这样一个生活乐观、见多识广的人一块儿说说话。当年他那欢快逗人的歌声和外公对他的评价，还清楚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响彻在我的耳边：

“论唱歌——他是大卫王，可是做起事来——他就是押沙龙。”

一群衣冠楚楚的人沿着林荫道从我们身边走过：有衣着华丽、千娇百媚的太太、小姐，还有许多官员和军官；雅科夫舅舅穿一件破旧的夹大衣，帽子皱皱巴巴，脚上是一双棕红色的皮靴；他缩头缩脑的样子，想必是感到自己的衣着有些寒碜。我们来到波恰伊峡谷的一家小饭馆，在靠近窗子的地方找了个座位，这个窗口正对着市场。

“还记得您是怎么唱的吧：

一个乞丐把脚布晾晒，

偷脚布的却是另一个乞丐……

当我背诵出歌词时，我突然，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支歌曲的讽刺含义，我觉得，乐呵呵的雅科夫舅舅，真是又恶毒，又聪明。

但是他在往杯子里倒酒的时候，若有所思地说：

“是啊，我吃喝玩乐、胡作非为都经历过了，可这是非常不够的！这支歌——不是我编的，是教会学校的一位老师编写的，他已经去世了，叫什么名字来着？记不起来了。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一直是单身。后来酒喝上了瘾，死了，是被冻死的。在我的记忆中，喝死了多少人——难以计数！你不喝酒吧？要当心，可不要喝。常看见外公吗？老爷子成天愁眉不展。好像是疯了。”

一杯酒下肚，他兴奋起来，直起了身子，显得也年轻了，说话也更有劲儿了。

我问他关于羁押犯的那些件事。

“你听到什么了？”他朝四面打量一下，问道。然后压低声音说：

“羁押犯又怎么样？要知道，我并不是他们的法官。我认为他们和别的人一样，也是人，所以我说‘弟兄们，让我们和睦地生活吧，让我们和睦地相处吧’。有这样一首歌曲：

即使命运给我们套上枷锁，

它也挡不住我们寻欢作乐！

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快乐度日，

只有傻子才不这样生活！……”

他笑了笑，向窗外已经暗淡下来的峡谷看了一眼，峡谷上上下下，一直到谷底，摆的全都是商业摊点，这时，他捋了捋小胡子，继续说道：

“他们一听，当然很高兴，待在牢里未免太憋闷了。喏，这不，检查一结束，他们立刻就到我这儿来了，伏特加、下酒菜，有时候是我准备，有时候是他们准备；接下来，俄罗斯母亲欢腾起来，大家玩得非常开心。我喜欢唱歌和跳舞，而他们当中能歌善舞者大有人在！有的人戴着手铐脚镣，没法子跳舞，我就准许他们把镣铐取下来，这事是真的。其实，他们自己就能够取下来，用不着叫铁匠来。他们这些人能干极了，简直令人吃惊！至于说我放他们进城去为非作歹、打家劫舍，那纯粹是胡说，最终也拿不出证据……”

他沉默片刻，看了看窗外的峡谷，那里各家旧货商已经开始打烊关门；铁门闩、锈链条的响声不断，好像有铺板倒了下来，发出了很大的声音。后来，他高兴地向我使了个眼色，小声继续说：

“说实话，的确有一个人夜晚经常外出，只不过他不是戴镣铐的羁押犯，而是下诺夫戈罗德当地的一名普通小偷，他有一个相好，住在附近的佩乔尔卡大街。而且助祭那件事完全是一场误会——他们把助祭错当成商人了。当时是大冬天，夜里很晚了，又遇上暴风雪，大家都穿着大皮袄，匆忙之中，哪能分得清究竟谁是商人，谁是助祭？”

我觉得这事非常可笑，他也笑了，然后说：

“的确！鬼才分得清呢……”

这时，雅科夫舅舅忽然莫名其妙地生起气来，他把菜盘子往前一推，一脸不屑的样子，黑着个脸，然后吸了一口烟，嘟哝着说：

“人们互相偷盗，然后又互相抓捕，投进监狱，送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唉，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对这些人统统嗤之以鼻，管他们呢……我有我自己的主心骨！”

我想起了胡子拉碴的司炉工——他也常常说“管他们呢”。他名字也叫雅科夫。

“你在想什么呢？”舅舅轻声地问我。

“您可怜那些羁押犯吗？”

“他们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同情，那么好的小伙子，一个个棒极了！看着他们，有时会想：虽然我管着他们，可我还不如他们呢！他们非常聪明，一个个贼能干……”

酒和对往事的回忆，使他又高兴了起来；他用胳膊肘撑着窗台，指头里夹着一个烟头，挥动着发黄的手，兴高采烈地讲了起来：

“有一个人，一只眼睛，是个雕刻工和钟表匠。他因制造假币被判了刑，而且曾几次逃跑，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简直像一团火！说起话来就像独唱家在唱歌。他说，‘请解释一下，为什么官家可以印钞票，而我就不行？请解释一下！’这谁都无法向他解释。没有人能够解释得了，我也无法解释。但我是他的上司！另外，还有一个人，是莫斯科的一个小偷，很有名气，看上去人挺老实，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说话温文尔雅。他说，‘人们拼命地干活，人都变呆了，我可不愿意这样。我体验过了——你干呀，干呀，最后人都累傻了；花一卢布能买酒喝，花两卢布去打牌，再花五卢布，去买娘儿们一笑，然后又是饥寒交迫，穷困潦倒。不，这套把戏我不玩了……’”

雅科夫舅舅俯身在桌子上，继续往下说；这时他满脸通红，激动得两个小耳朵不停地抖动：

“老弟，他们这些人可都不傻，他们说的话是对的！算了，不扯这些无聊的话啦，让它们见鬼去吧。比方说，我过得怎么样？回想起来叫人惭愧——什么都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痛苦是自己的，快乐是偷来的！不是父亲呵斥不许这样，不许那样，就是老婆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有时候我自己也怕因小失大，栽跟头。因此就错过了时机，虚度了光阴；现在我人已经老了，给自己的儿子当用人。有什么可隐瞒的呢？当差嘛，老弟，听话就是，可他对我却吆五喝六的，俨然以老爷自居。他喊我父亲，可我听着喊的就是——当差的！怎么，难道我天生就是干这个的吗？就是为儿子当差而劳碌奔波的吗？如果不是这样——那我到底为什么活着，我过得就那么幸福满足吗？”

我对他的话听得并不怎么认真。我不想，也不愿意回答他的问题，但我毕竟还是说：

“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应该如何生活……”

他听后嘿嘿一笑。

“是啊……这谁能够知道呢？我还没见过知道这个问题答案的人！人们就这样活着，各人按各人的习惯……”

说着说着，他又气不打一处来了：

“从前我那里，有一个奥廖尔人，是个强奸犯，出身贵族，舞跳得好极了，有时候，他能逗得大家开怀大笑，他会唱一首关于万尼卡的歌：

万尼卡徘徊在墓地旁——

这本来是小事一桩！

可是，万尼卡呀，你赶快离开，

到离墓地远一些的地方！

“我觉得这完全没什么可笑之处，而是实际情况！不管你怎样折腾，最后总是离不开墓地。到那时，羁押犯也好，看守羁押犯的人也好，反正都一样……”

他说话说累了，喝下一杯酒，像鸟儿似的，歪着头，用一只眼睛，看了看空了的瓶子，然后又默默地抽起烟来，烟雾在他的胡子周围缭绕，久久不散。

“不管你怎样拼命挣扎，还是抱有什么希望，谁都免不了要躺入棺材，葬进墓地。”石匠彼得时常这样说。他和雅科夫舅舅一点儿都不像。诸如此类的俗话俚语我听得多了！

我不想再问雅科夫舅舅什么了。跟他在一块儿，心里只觉得非常郁闷，而且觉得他十分可怜。我们回想起往日那欢快的歌曲和悦耳动听的吉他声，他的欢乐的吉他声总是透出一丝淡淡的哀愁。看着雅科夫舅舅那萎靡不振的样子，我没有忘记活泼开朗的“小茨冈”——没有忘记，而且我不由得想：

“他还记得‘小茨冈’是怎么被十字架砸死的吗？”

我不想问这件事了。

眼望峡谷，只见黑黢黢一片，八月潮湿的空气，从上到下，弥漫在整条峡谷。从谷底飘上来一股股苹果和甜瓜的清香。在通往城市的狭窄的街道上，两边的路灯忽然亮了起来，一切是那么眼熟，那么令人难忘。开往雷宾斯克和另一个城市——彼尔姆的轮船马上就要鸣笛起航了……

“不过我该走了。”雅科夫舅舅说。

在小饭馆门口，他摇晃着我一只手，开玩笑地劝我说：

“别老愁眉苦脸的，你好像很不开心，是不是？别这样！你还年轻着哪。主要的是，一定要记住‘命运不能妨碍快乐’！喏，再见啦，我要去参加圣母升天节活动了！”

生性快乐的雅科夫舅舅走了，他的一番话弄得我更加心烦意乱了。

我上了通往城里去的高坡，走进了田野。明月当空，彩云飘动，我的影子被浓云投下的阴影从大地上抹去了。我顺着田野，绕过城市，来到伏尔加河边的堤岸斜坡上，躺在满是尘土的青草中，久久眺望着河的对岸，望着大片的草场和这一动不动的土地。云层投下的阴影从伏尔加河上缓缓移过。到了草场，渐渐变得明亮起来，好像被河水洗净了一样。周围的一切都似睡非睡，悄然无声。一切都在运动之中，但不知道为什么，又不那么心甘情愿，是不得已而为之，完全不是出于对运动、对生活的热爱。

这时，我真想对整个大地、对我自己，狠狠地踹上一脚，使人世间的万物——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欢乐的旋风和人们节日舞蹈的带动下，快速旋转起来。他们彼此相爱，同时也爱这种为另一种生活已经开始了的美好、蓬勃、诚信的生活……

我在想：

“必须得干点什么，不然我就完了……”

秋天，阴云密布，不仅看不到太阳，而且也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已经完全把它给忘了——在秋天的这种日子里，人们往往会在森林里迷失方向。一旦大路走错了，所有的小路也都乱了。最后，东奔西突，到处寻找，找累了，一咬牙，沿着密林往前走吧，脚下踩着已经腐烂的枯枝败叶，踏着沼泽地里光秃秃的草墩子——总会有找到大路的时候！

于是，我下定了决心。

这年秋天，我去了喀山。我心中暗暗希望，兴许我在那里能够找到一个学习的地方。

《在人间》主要人物表

制图师傅——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谢尔盖耶夫（瓦夏）

外婆的妹妹、瓦西里的母亲——马特廖娜·伊万诺夫娜·穆拉托娃

《善良号》轮船上的厨师——斯穆雷

裁缝的妻子——最早借书给高尔基的人

“玛尔戈王后”——借书给高尔基的人

洗衣女工——纳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纳塔利娅）

“彼尔姆号”轮船的司炉工——雅科夫·舒莫夫

“彼尔姆号”轮船的厨师长——伊万·伊万诺维奇（“熊崽”、伊万·伊万内奇）

古董行家（圣像鉴定家）——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彼得·瓦西里伊奇、彼得·瓦西里耶夫）

圣像作坊掌柜、圣像镂雕工——戈戈列夫（“金龟子”）

圣像作坊主管——伊万·拉里奥诺维奇（伊万·拉里奥内奇）

圣像彩绘工——叶夫根尼·西塔诺夫（热尼亚）

圣像作坊学徒、好友——帕维尔·奥金佐夫（帕什卡）

圣像画师——日哈列夫

细木工——奥西普

苫盖屋顶工匠——叶菲穆什卡

工头、石匠——彼得（彼得鲁哈）

粉刷工——格里戈里·希什林（格里沙）

马具匠、歌手——克列晓夫

歌手——米特罗波利斯基

我的大学

第一章

就这样，不管怎么说，我到喀山大学学习去了，如此而已。

上大学的念头，是从一个叫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的中学生那里来的。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人长得很帅，有一双女人般亲切温柔的眼睛。他和我同住在一幢房子的阁楼上，因常见我手里拿本书，觉得很好奇，于是我们便认识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就开始劝我，说我有“非凡的科学才能”。

“你生来就是为科学服务的。”他一面说，一面很潇洒地甩动着他那马鬃似的长发。

当时我还不知道兔子也能为科学服务，而叶夫列伊诺夫却信誓旦旦地向我证明说：像我这样的小伙子，大学里正好非常需要。不用说，我们也谈到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事例。叶夫列伊诺夫说，到喀山后，我可以先住在他那里，利用秋冬两季，把中学的课程修完，“几门”考试一通过——他就是这样说的：“几门”考试——大学就会给我发放政府助学金。五年后，我就会成为一名“学者”。一切都非常简单，因为叶夫列伊诺夫当时才十九岁，为人纯朴善良，古道热肠。

考完试后，他就走了。两个星期后，我也跟着他去了。

外婆送我走的时候，劝我说：

“你呀，别老对别人发脾气，总是气鼓鼓的，成天板着个脸，对谁都不服气！你这都是从外公那里学来的，可是他——你外公——又怎么样呢？活了大半辈子，临了变成了一个傻瓜，苦命的老头子。你呀，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上帝从不对人们严加惩处，只有魔鬼才喜欢伤害无辜！再见了，喏……”

这时，她从肌肉松弛、颜色灰暗的脸上擦掉仅有的几滴泪水，对我说：

“以后我们再也见不着面了，你这一走，行踪无定，距离又远，而我又是个快要死的人了……”

最近一个时期，我不在亲爱的外婆身边，甚至很少见到她，可是现在，此时此刻，我突然痛切地感到，以后我再也看不到这个和我休戚与共、至亲至爱的人了。

我站在轮船的尾部，看着她站在码头上；她一只手在胸前画着十字，另一只手——用旧头巾的一角——在擦拭自己的脸，在擦她那双对人们充满挚爱光辉的乌黑的眼睛。

就这样，我来到了这个有一半鞑靼人居住的城市，住在一座平房的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这座房子不大，孤零零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在一条狭窄而贫穷的街道的尽头，房子有一面墙冲着一片火灾的废墟，废墟上杂草丛生，密密麻麻，有苦艾、牛蒡和酸模；接骨木树丛里有一大堆坍塌的瓦砾，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地窖，里面有许多无家可归的野狗，它们生在这里，也死在这里。这个地窖给我的印象很深，它是我所上过的大学中的一个。

叶夫列伊诺夫一家人——母亲和两个儿子——靠微薄的抚恤金生活。开头几天，我常看见这个愁眉苦脸、头发花白的瘦小寡妇从市场回来后，把买来的东西往厨房的桌子上一放，便开始考虑解决这样一个难题：怎样用这几小块劣质肉做成一顿饭，让三个身体健壮的小伙子——不算她自己——吃饱喝足呢？

她很少说话。她那双灰色的眼睛凝聚着一种绝望的、与人无忤的执着劲头儿，就像一匹精力耗尽了的马还在拼命地将车往山上拉——明知拉不上去，可是还在一个劲儿地往上拉！

我来到这里的第四天，一大早，两个孩子还在睡觉，我在厨房里帮她洗菜，她非常谨慎地小声问我：

“您为什么到这里来呢？”

“来学习，上大学。”

只见她的眉毛和额头的黄皮肤往上一皱，原来是刀子划破了她的一个手指。她赶紧用嘴吸吮流出的鲜血，在椅子上坐下来，但她立刻又站了起来，说：

“噢，真是见鬼……”

她用手绢包好划破的手指，称赞我说：

“你挺会削土豆的。”

“唉，哪能不会呢！于是我对她讲了我在轮船上干过帮厨的事儿。她问我：

“您以为这样就可以上大学了吗？”

那时候我不懂得幽默。我把她的问话当真了，于是，我给她讲了我的行动计划，说科学殿堂的大门最后一定会对我敞开的。

她叹了口气，说：

“哎呀，尼古拉，尼古拉……”

正好这时候尼古拉到厨房洗脸来了。他刚刚睡醒，头发乱蓬蓬的，像往常一样，脸上乐呵呵的。

“妈妈，咱们包饺子吃吧！”

“那好吧。”母亲同意说。

为了显示自己对烹饪艺术的了解，我说：“这肉包饺子不好，而且也太少。”

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听后很不高兴，马上冲我说了些很难听的话，弄得我面红耳赤，很下不了台。她把几个胡萝卜往桌子上一扔，离开了厨房。尼古拉则冲我使了个眼色，对他妈的行为解释说：

“她心情不好……”

他坐在凳子上，对我说：“一般说来，女人比男人更神经质一些，这是她们的天性。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好像是瑞士人，对此做了无可争辩的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对这个问题也曾有过论述。

尼古拉非常喜欢教我，因此，他抓住每一个机会向我脑子里灌输一些生活中必不可少、不可或缺的常识。我如饥似渴地听他给我讲，后来，在我的脑子里竟然把富科、拉罗什富科、拉罗什查克林全混为一谈了，我根本记不清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了迪穆里耶的头呢，抑或相反？小伙子一心希望我能够“出人头地”，他信心十足地说我一定能够做到，但是，要真正地坐下来教我、帮我，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他的自以为是和轻率作风，使他看不见他母亲操持这个家是多么含辛茹苦，多么费尽心机；他的弟弟，一个沉默寡言、很难侍弄的中学生就更体会不到这一点了。可是，我对这些复杂的化学戏法和厨房经济的奥妙早已心知肚明，熟谙于心了。我清楚地看到这位主妇是多么心灵手巧，她每天不得不想方设法来填饱自己两个孩子的肚子，养活我这个其貌不扬、举止粗野的不速之客。不用说，分给我的每一片面包，像石块一样压在我的心头。我开始寻找工作，干什么都行。为了不在家里吃闲饭，我一大早就到外面去，遇到坏天气我就躲在那片废墟中的地窖里遮避风雨。在那里，我闻够了死猫癞狗的腥臭味，听够了狂风暴雨的呼啸，我很快就明白了过来：上大学不过是一个梦想，也许去波斯要更明智一些。可是我已经在想象着自己变成了一个白胡子魔法师，找到了一种培育农作物的方法，可以使粮食的颗粒长得像苹果那样大，一个土豆有一普特重，总之，为造福这片土地，我已经想出了不少办法，而在这块土地上艰难度日的可不只是我一个人。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净想些非同寻常的奇遇和种种丰功伟绩。在日子非常艰难的时候，这种幻想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为当时这样的日子很多——我幻想的本领也越来越大了。我对外来的帮助已经不抱希望，也不指望会交上好运，但我的意志却渐渐变得坚强起来，而且生活条件越是艰难，我感到自己就越坚强，甚至更聪明。我很早就懂得了：人是在与周围环境的抗争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不至于挨饿，我常去伏尔加河的码头上，在那儿很容易就能够挣上十五、二十个卢布。在那里，置身于装卸工人、流浪汉和骗子、小偷们中间，我感到自己是一块被投进炉火中冶炼的生铁——许多强烈、炽热的印象扑面而来，而且天天如是。人们在我面前像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他们贪得无厌，生性粗野——我喜欢他们对生活的仇恨心理，喜欢他们对世上的一切进行嘲弄、敌视，但对自身状态却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亲身经历过的一切，使我对这些人有一种亲近感，我希望和他们打成一片，融入他们那个富有刺激性的圈子。勃莱特·哈特的作品和我读过的大量“品位不高的”小说，使我对这个圈子里的人们更加有了好感。

惯偷巴什金，原来是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如今穷困潦倒，还染上了痨病。他振振有词地对我说：

“你怎么像个姑娘一样，畏畏缩缩的，是不是怕坏了名声？对于一个姑娘来说，名声就是她的财富，可是对你来说，它只是一副枷锁。牛的名声不错，忠诚老实，但它们只配吃草！”

巴什金一头红发，脸刮得干干净净，很像个演员；矮小的身材，动作轻盈灵活，像一只小猫。他对我像老师一样，处处以保护人自居。我看得出，他真心实意地希望我成功和幸福。他非常聪明，读过不少好书，他最喜欢读的是《基督山伯爵》。

“这部书里有目的，有良心。”他说。

他喜欢女人，讲起她们来，津津乐道，垂涎欲滴，兴奋得不得了，虚弱的身体像筛糠一样。这种哆里哆嗦的样子，完全是一种病态，看着直让我感到恶心，但他的话，我还是很仔细听的，我觉得它们非常美丽动人。

“女人啊，女人！”他坦诚地说，发黄的脸上顿时泛起了红晕，乌黑的眼睛里射出异常兴奋的目光，“为了女人，我什么都能豁出去。为了女人，就像着了魔似的，什么犯罪不犯罪的——我全然不顾！没有比恋爱更美好的了！”

他很会讲故事，轻而易举地就能为妓女们写些感人至深的关于不幸爱情的伤感歌曲，伏尔加河沿岸各个城市都在唱他的歌曲。其实，下面这首广为流传的歌曲也是他写的：

我又穷，又不漂亮，

又没有什么好衣裳，

有谁会娶我

这样的姑娘……

特鲁索夫是个行动诡秘的人，对我的态度很好，仪表堂堂，衣着考究，长有音乐家那样纤细的手指。他在船舶修造厂区域内开了个小铺子，招牌上写的是“修理钟表”，但干的却是销赃的勾当。

“你呀，彼什科夫，可别去干那偷鸡摸狗的事儿！”他对我说，眯起狡猾而果敢的眼睛，煞有介事地抚摸着自己已经斑白的胡子。“我看得出你的前途不在这儿，你是个有精神追求的人。”

“什么叫有精神追求的人？”

“就是对什么东西都不羡慕，只是充满了好奇……”

这话用在我身上是不合适的，因为有许多事情我是很羡慕的，比如，巴什金说话时那种特殊的语气，诗一般的韵味，出人意料的比喻和别出心裁的遣词造句——我对他的这种本领就非常羡慕。我想起了他讲过的一个爱情故事的开场白：

“一个朦胧的夜晚，我像树洞里的一只猫头鹰，坐在斯尼亚斯克这座贫穷城市的一家旅馆的房间里，而当时是秋天，正值十月，绵绵细雨，下个不停，风一直在刮，时紧时慢，好像满腹委屈的鞑靼人慢条斯理地在唱歌，歌声没完没了的：噢噢……啊啊……啊啊……噢噢……

“说话间，她人来了。步履轻盈，面色红润，像太阳升起时的一朵祥云，一双眼睛清澈透明，专门用来骗人。‘亲爱的，’她诚恳地说，‘我没有对不起你。’我知道，她在撒谎，可是我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理智上我一清二楚，可是我内心里不相信她在骗我——怎么也不相信！”

他在讲话的时候，常常有节奏地摇晃着身子，眯缝起眼睛，不时地用手轻轻地抚摩着胸口的地方。

他的声音有些低沉，缺乏朝气，但他的语言却非常鲜明，像夜莺歌唱那样悦耳动听。

我非常羡慕特鲁索夫，他说起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这些地方的时候，滔滔不绝，非常有意思；对主教们的生活，则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跟我谈起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事：

“这位沙皇对自己的事情可是一把好手！”

我觉得特鲁索夫是小说中常有的那样一种“坏人”。小说结尾时，出乎读者的意料，他们摇身一变，个个成了舍己为人的英雄。

有时候，在天气闷热的夜晚，这些人渡过喀山河，来到对岸的草地上和灌木林中，在那里边吃边喝，议论各自的事情，但他们谈得最多的还是生活的复杂性和人际关系方面各种莫名其妙的纠葛，特别是有关女人的话题。他们谈起这些问题时，总有一种怨恨的情绪，满腹的忧伤，有时候感人至深，但几乎总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仿佛他们是在窥探一个黑暗的地方，那里有许多可怕的、出人意料的情况。我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两三个夜晚——天空漆黑，星光暗淡，坐在闷热的洼地上，置身于密密麻麻的柳树丛中。由于这里距伏尔加河很近，空气非常潮湿，黑暗中，轮船上的一盏盏桅灯，像许多金色的蜘蛛，缓缓地向四面八方蠕动。它们爬向山石构筑的岸边，在一片黑暗中，像万家灯火，构成了一条火的长龙——它们是各家小饭馆和有钱的乌斯隆村各家窗户发出的灯光。轮船两边划水的叶片拍打着水面，发出低沉的响声；鱼贯而行的平底船上的水手们，在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像鬼哭狼嚎一般，什么地方有人用斧子在敲打铁器。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凄楚哀婉的歌声——有人在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情——歌声沁人肺腑，在人的心头上平添一丝淡淡的忧愁。

听着人们在轻声细语，娓娓而谈，更让人感到愁肠百结，忧心如焚——他们都是在思考人生，每个人都在谈论自己的事情，几乎没有人在听对方讲些什么。他们在小树林里，或坐，或卧，抽着香烟，偶尔——决不贪杯——喝一点伏特加酒、啤酒，然后，抚今追昔，回首往事。

“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黑夜中，不知是谁躺在地上说。

大家听完他的故事后，都表示赞同，说：

“这是常有的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老听见他们说“常有的事”“都可能发生”“司空见惯”这些词，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好像今夜已经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他们一切都已经经历过了，以后再也不会发生别的什么事了！

这使我跟巴什金和特鲁索夫之间拉开了距离，但毕竟我还是非常喜欢他们，而且，按照我的经历，如果我今后与他们为伍，那是很自然的事。我追求上进、希望学习的愿望受到了伤害，这一点也在把我推向他们。当食不果腹、满肚子怨恨和苦恼烦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去违法乱纪，作奸犯科，而且不单单是针对“神圣的私有制度”。然而，青年人的浪漫情怀使我不能够半途而废，放弃我注定要走的道路。当时，除了富于人道精神的勃莱特·哈特的作品和一些格调不高的小说外，我已经读过不少正儿八经的好书——这些书在激励着我追求某种尚不甚明确，但比我的所见所闻要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东西。

与此同时，我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有了新的体验。有许多中学生常到叶夫列伊诺夫家附近的空地上玩击木游戏，其中有一个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学生，我特别喜欢。他皮肤黑黑的，头发也很黑，像个日本人；一脸的小黑点，像沾了火药似的；他总是乐呵呵的，玩起游戏来得心应手，讲起话来非常风趣，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好苗子。但是，他几乎像所有俄国有才能的人一样，只靠大自然赋予他的才能吃饭，不想进一步去提高和发展自己的能力。他听觉敏锐，乐感好，喜欢音乐，能够熟练地演奏古斯里琴、三弦琴和手风琴，但他不愿意去掌握更高级的、难度更大的乐器。他生活贫困，穿得很差，但他身上的破衣烂衫、满是补丁的裤子和脚上的破皮靴，和他的剽悍的性格、强健的体魄和豪放的作风，倒是非常相称。

他像是一个久病初愈的人，刚刚才能够起来行走；又像是一名昨天才从狱里释放出来的囚犯，生活中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令人愉快的；他感到兴高采烈，心花怒放——兴冲冲地又蹦又跳，跟遍地开花的烟花爆竹一样。

他知道我生活困难、处境险恶后，便让我搬到他那里住，去当一名农村教师。于是我就住进了这个奇特、欢乐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了。可能不止一代的喀山大学生都知道这个地方。它就是鱼市街那幢很大的破烂不堪的房屋，它好像是由许多食不果腹的大学生、妓女和一些幽灵似的无用之辈从房主手里夺过来的。普列特尼奥夫就住在走廊楼梯下的一个格子间里，那里放着他的一张床，走廊的尽头紧靠着窗子，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有三个房间的门冲着走廊，其中两间由妓女们住着，第三间住的是教会学校一个患肺结核的学数学的学生，他这个人长得又高又瘦，样子看上去有点吓人：棕红色的头发，一脸胡子拉碴，身上穿得破破烂烂，勉强遮盖着身子，透过衣服破烂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见他那发青的皮肤和瘦骨嶙峋的身体上的一根根肋骨。

他好像就靠吃自己的指甲过日子，把手指头都快啃得出血了。他没日没夜地在画什么东西，计算来，计算去，吭吭喀喀不停地咳嗽。妓女们都害怕他，认为他是个疯子，但是出于怜悯，她们常常在他的门口放些面包、茶叶和砂糖，他从地上捡起这一包包的东西，拿回房间，像一匹精疲力竭的马似的，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要是她们忘记放了，或者由于什么原因没有给他送这些东西，他就会打开门，冲着走廊，哑着嗓子喊道：

“面包呢？”

从他那深陷的两个黑眼窝里，流露出躁狂症患者常有的那种踌躇满志、不可一世的傲慢神色。偶尔有一个其貌不扬、矮小驼背的人到他那里去找他，这个人是个八字脚，酒糟鼻，戴一副深度眼镜，头发花白，面色蜡黄，一脸奸笑——整个一个阉割派教徒。他们把房门关得严严实实，能一连几个小时默默地坐着，莫名其妙地一声不吭。不过，有一次，夜里已经很晚了，那个学数学的学生声嘶力竭地把我叫醒说：

“我告诉你，这是一座监狱！几何学是个笼子，没错！是个捕鼠器，没错！是一座监狱！”

那个驼背的丑老头尖声尖气地嘻嘻笑着，翻来覆去地说着一个莫名其妙的词，而那个学数学的学生，这时突然大吼一声：

“滚！见你的鬼去吧！”

他的客人被狼狈地赶到了走廊，嘴里骂骂咧咧，身上披一件宽大的斗篷——那位学数学的学生则站在门口，高高的个子，凶神恶煞似的，把手指头插进乱蓬蓬的头发里，哑着嗓子叫道：

“欧几里得是个傻瓜！傻——瓜……我能够证明上帝比这个希腊人要聪明！”

然后，他使劲在门上踹了一脚，只听见屋里有什么东西被震落了下来。

后来我很快了解到，他是想通过数学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但是他死得太早了，没有来得及证明这一点。

普列特尼奥夫在一家印刷厂给报纸当夜班校对员，一夜挣十一个卢布，因此，要是我没有找到挣钱的工作，我们一天就只能靠四俄磅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叶和三戈比的砂糖过日子了。而我又没有多少时间去工作，因为我必须得学习。我非常吃力地在攻克科学的难关，特别是格式死板、内容烦琐的语法课，让我伤透了脑筋，我根本无法把生动、难学、变化多端的俄罗斯语言纳入语法的条条框框里去。但所幸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我学这些东西“为时尚早”，即使通过了乡村教师的资格考试，由于年龄的关系，我也得不到这个职位。

普列特尼奥夫和我同用一张床，我晚上睡，他白天睡。他因为夜里没睡觉，早上下班回来时，无精打采，脸色发黑，眼睛发红。我赶紧去小饭馆里打开水，因为——不用说——我们没有茶炊。然后，我们坐在窗前，喝着茶，就着面包。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给我讲述报上的新闻，朗读嗜酒如命的杂文作家“红色多米诺”的打油诗，他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让我感到非常吃惊，我觉得，他对生活的态度，就跟对待那个倒卖女人旧衣服兼做皮条客的黄脸婆加尔金娜一样。

他向这个女人租了楼梯下的一个角落，但是他付不起“房租”，因此，作为报酬，他只好经常给她讲些笑话，逗她开心，给她拉手风琴，唱些动人的歌曲给她听。他是个男高音，每当他唱歌的时候，眼睛里总是流露出一丝讥讽与嘲弄的神色。加尔金娜年轻时当过歌剧合唱演员，在唱歌方面是个内行，因此，她唱起来往往非常投入，有时眼泪会从她那恬不知耻的眼睛里夺眶而出，顺着她这个贪吃贪喝的黄脸婆的浮肿的面颊流下来。这时，她会用胖乎乎的手指头抹去脸上的泪水，然后再用一块脏兮兮的小手绢细心地擦一擦手指。

“啊，古罗奇卡，”她叹了气说，“您简直就是一个演员！您的长相，只用稍微再帅气一点，我就能够让您火起来！我给女人们推荐的年轻小伙子多了，她们孤身一人，心里寂寞得很呐！”

有一个这样的“小伙子”就住在我们的楼上。他是一名大学生，是毛皮匠的儿子；小伙子中等身材，宽肩膀，胸肌发达，胯骨特窄，整个人看上去像一个倒置的三角形，只是这个三角形下面的角被截掉了一些，他的脚长得特别小，跟女人的脚差不多，而且，他的脑袋也不大，深深缩进两个肩胛之中，一头红发向上支棱着；毫无血色的苍白的脸上，神情忧郁地瞪着两只有点发绿的金鱼眼。

他违背父亲的意愿，像一条无家可归的野狗，忍饥挨饿，想尽办法想把中学念完，然后再上大学，但他发现自己有一副很好的男低音嗓子——深沉、柔和，所以他又很想去学声乐。

加尔金娜正是抓住他的这一特点，把他介绍给一位富商的妻子。这位富婆四十岁上下，儿子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女儿很快也就要中学毕业了。这女人长得很瘦，平胸，腰杆挺直，像个当兵的；她脸上毫无表情，像一名惩忿窒欲的修女；一双灰色的大眼睛深藏在两个黑眼窝里；她穿一件黑色的连衣裙，头上系一条老式的丝织头巾，耳朵下一对镶着绿宝石的耳环在不停地颤动。

有时候——晚上，或者一大早，她会来看看自己的这位大学生，而且，我不止一次地看见，这女人风风火火地一迈进大门，便穿过院子，径直向里面大步走去。她的脸色吓人，双唇紧闭——几乎看不见嘴唇；两只瞪大的眼睛，直视前方，一副忧心忡忡、万般无奈的样子，但是她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不能说她这个人有多么反常，但她身上确实有些使人明显感到不太正常的紧张情绪，这种紧张情绪，使她显得有些怪怪的，她的整个身心都得不到放松，总是绷着个脸。

“瞧，”普列特尼奥夫说，“跟疯子一样！”

大学生很讨厌这个富婆，常常躲着她，可是她紧追不舍，好像是一个不讲情面的讨债人，或者一个密探。

“我是个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人，”他喝了口酒后，懊恼地说，“我为什么要唱歌呢？我这副嘴脸，这样的身材，人家是不会让我登台的，肯定不会让我登台！”

“这种烦心的事也该结束了！”普列特尼奥夫劝他说。

“是的，是该结束了，但我有点可怜她！我一方面感到受不了，可是我又很可怜她！要是你们知道她多么——唉……”

我们完全知道，因为我们曾经听见这个女人夜里站在楼梯上，用颤抖的声音，轻声苦苦哀求地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的心肝宝贝，喏，为了上帝，我求求你了！”

她是一家大工厂的老板，有房产，有车马，为妇产科培训班捐的钱数以千计，可是她却像乞丐一样，低声下气地恳求男人的怜爱。

喝完茶，古里·普列特尼奥夫躺下睡觉了。我出去寻找工作，晚上回来时已经很晚，古里又该去印刷厂上班了。如果我带回了面包、香肠或煮熟的“下水”，我们就把这些东西一分为二，他把自己的那一份随身带走。

剩下我一人时，我就在“马鲁索夫卡”这个贫民窑的走廊各处转转，看看新来的人是怎样生活的。房间里住满了人，拥挤不堪，像个蚂蚁窝。屋内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到处都黑乎乎的，好像充满了敌意。从早到晚，屋里的响声不断，缝纫机响个不停；合唱演员们在练嗓子；大学生在低声练习音阶的发音；喝醉酒的、疯疯癫癫的演员在高声地背诵台词；醉醺醺的妓女们在歇斯底里地狂呼乱叫。这时，我脑子里产生一个自然，但无法解答的问题：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

有一个红头发的男人，总在一些饥肠辘辘的青年中间转悠，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此人谢顶头，高颧骨，大腹便便，两条小细腿，一张大嘴巴，一口大马牙——因为这口牙，人们就管他叫“大红马”。他跟几个在辛比尔斯克做生意的亲戚打官司已经打了两年多了，因此他逢人便说：

“拼了命，我也要把他们搞得倾家荡产！让他们满世界去行乞，过两三年讨饭的日子，然后我再把判给我的东西还给他们，统统返还给他们，并且要问上一句：‘怎么样，死鬼们？知道厉害了吧！’”

“大红马，这就是你生活的目的吗？”有人问他。

“我一心就扑在这件事情上了，别的什么我都没法干啦！”

他整天整天地待在地区法院、高等法院和自己所委托律师的身边；经常晚上坐着马车，带着大包小包、各种酒类和饮料回来，在自己那间天花板业已脱落、地板已经翘起的脏屋子里，邀请大学生、缝纫女工，以及一切想饱饱口福和喝上几杯的人举行热闹的酒会。大红马本人只喝罗木酒和别的软饮料，结果，桌布、衣服，甚至地板上，都被这些饮料弄上许多洗不掉的棕红色污点，几杯酒下肚后，他大声吼叫道：

“你们都是我的可爱的小鸟！我爱你们，你们都是老老实实的好人！而我却是个卑鄙小人，是一条鳄鱼，我要整垮我的亲戚，而且，一定能将他们整垮！真的！拼了命我也要……”

大红马眨巴着眼睛，整个一副可怜相。他那颧骨突出的愚蠢的脸上，泪如泉涌，一脸酒气。他用手擦去脸上的眼泪，随即顺手就抹到了膝盖上——他那肥大的裤腿上从来都是油迹斑斑。

“你们生活得怎么样？”他大声喊道。“饥饿、寒冷、破衣烂衫——难道这就是法律吗？这样的日子，能叫人从中学到什么？唉，要是皇上知道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就好了……”

这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五颜六色的钞票，对大家说：

“谁需要钱？拿去吧，弟兄们！”

合唱团的歌手和缝纫女工们，争先恐后地把钱从他那长满汗毛的手中抢了过去。这时候，他哈哈大笑地说：

“可这些钱不是给你们的！是给大学生们的。”

但是大学生们没有要这些钱。

“让这些钱见鬼去吧！”毛皮匠的儿子愤愤地喊道。

有一次，他自己喝得醉醺醺的，给古里·普列特尼奥夫带回来一沓揉成一团的十卢布的票子，他把钞票往桌子上一扔，说：

“这些钱——谁需要？我——用不着……”

他倒在我们的床上，大喊大叫，失声痛哭，因此，我们只好给他水喝，用水浇他。等他睡着后，古里·普列特尼奥夫想把这些钱摩挲平，但他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票子被压得非常瓷实，必须先用水把它们弄湿，然后才能一张张地分开。

房间里乌烟瘴气，肮脏不堪；房子的窗户正对着邻居家的一堵砖墙，屋里又挤又闷，吵吵嚷嚷，简直没法待。大红马的嗓门比谁都大。我问他：

“为什么您要住在这里，干吗不住旅馆呢？”

“亲爱的，住这儿图的是个心里痛快！跟你们在一起，心里特别舒服……”

毛皮匠的儿子证实说：“没错，大红马！我也是这样。换个地方我可能就受不了……”

大红马向古里·普列特尼奥夫请求道：

“弹一段吧！唱一个……”

于是古里把古斯里琴往膝盖上一放，唱道：

快快升起来，快快升起来，

你这红色的太阳……

他的嗓音委婉动听，沁人肺腑。

屋子里非常安静，大家若有所思地倾听着他那如泣如诉的歌声和古斯里琴轻盈舒缓的铮铮琴声。

“太好了，真见鬼！”那个给富婆消愁解闷的倒霉蛋嘴里嘟哝着说。

在这座老房子里的形形色色的住户中，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算是最聪明的了。他的名字就意味着欢乐，他充当着神话故事中善良精灵的角色。他的内心充满了生动活泼的青春朝气，他通过有趣的笑话、动听的歌曲和对世人陈规陋习的辛辣讽刺，照亮了生活，给生活增了辉。他刚满二十岁，看上去还是个半大孩子，但住在这里的人遇到困难时，都把他看成是一个能够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的人，而且他总是能够给他们以帮助。好人喜欢他，坏人害怕他，甚至老巡警尼基福雷奇见到古里·普列特尼奥夫时也要打个招呼，脸上露出狡猾的微笑。

“马鲁索夫卡”这个贫民大院，是上山去的一个“通道”，它连接着两条街：一条是鱼市街，另一条是老陶器街；紧靠老陶器街尽头，离我们院大门不远处，有一个很舒适的角落，巡警尼基福雷奇的岗亭就在那个地方。

他是我们这个街区的老警长，高高的个子，人又干又瘦，胸前挂满了奖章；长着一张聪明的脸，笑起来和蔼可亲，眼睛里透出几分狡黠。

他对这个人来人往、闹闹哄哄的大杂院非常关注，每日必来巡查几次，每次都警容严整，齐楚划一；他不慌不忙地挨家挨户察看一下他们的窗户，就像动物园的巡视员察看笼子里的动物一样。冬天，他在一个房间里逮捕了一个一只手的军官斯米尔诺夫和一名士兵穆拉托夫；这两个人都是圣乔治十字勋章的获得者，参加过斯科别列夫率领的阿哈尔捷金远征军。被抓起来的还有佐布宁、奥夫相金、格里戈里耶夫和克雷洛夫等人——据说他们试图建立一个秘密印刷所；穆拉托夫和斯米尔诺夫星期日大白天跑到市里闹市区克留奇尼科夫的印刷所想偷铅字，因此才被抓了。可是有一天夜里，宪兵从“马鲁索夫卡”还抓走了一个居民——一个个子高高，整天愁眉苦脸，我给他起个外号叫“活动钟楼”的人。早上，古里·普列特尼奥夫听说这事后，情绪非常激动，他把自己的一头黑发弄得乱七八糟，对我说：

“听我说，马克西梅奇，没王法了，全乱套了，老弟，赶紧，快跑……”

他向我说应该往哪儿跑后，又补充了一句：“一定要当心，不可大意！那里也许有密探……”

这种神秘的嘱托令我感到异常兴奋，于是我像雨燕似的，飞快地向船舶修造厂那里跑去。到了那里，在铜匠师傅昏暗的作坊里，我看见一个满头卷发、眼睛湛蓝的年轻人，他正在往一只平底锅上镀锡，不过看上去他不像个工人。而在屋角处，在一台虎钳的旁边，一个小老头儿正在打磨一个阀门，他用一条细小的皮带子把自己的白头发向上拢了起来。

我问铜匠师傅：“你们这里有活儿干吗？”

老头儿气呼呼地回答说：“活儿我们倒是有，可是对你来说——没有！”

那年轻人瞥了我一眼，又埋头镀他的平底锅了。我用脚轻轻地踢了踢他的脚，他惊讶地瞪大一双蓝色的眼睛，愤怒地盯住我，同时紧紧握住平底锅的把手，好像要冲我砸过来似的。但他发现我在向他递眼色后，便心平气和地对我说：“走吧，你先走吧……”

我又向他使了个眼色，走到门外，站在大街上。那一头卷发的年轻人，伸了个懒腰，也跟了出来，他抽着烟，一声不响地直盯住我看。

“您就是吉洪吗？”

“嗯，没错！”

“彼得被捕了。”

他紧皱眉头，一脸的不高兴，一再用眼睛打量我。

“是哪个彼得？”

“高个子，像教堂助祭的那个。”

“是吗？”

“别的没什么了。”

“什么彼得、助祭等，跟我有什么关系？”铜匠师傅问道，他问这个问题的神情语气使我确信他不是个工人。我跑回家去，为我完成了一项嘱托而深感自豪。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地下工作”。

古里·普列特尼奥夫和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但他在回答我想加入他们圈子的要求时却说：

“你呀，小老弟，对你来说还早着呢！你应该学习……”

叶夫列伊诺夫介绍我认识一位神秘人物。见面的过程很复杂，有种种预防措施，这使我预感到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叶夫列伊诺夫将我领到城外，来到阿尔斯克旷野，路上他一再叮嘱我对这次见面要格外小心，严加保密。然后，他环顾四周，向我指着一个远远在旷野漫步的很小的灰色人影，小声说：

“瞧，就是他！过去吧，等他站住后，你就走过去，对他说：‘我是从外地来的……’”

神秘的活动总是令人高兴的，但这次会面却让我觉得有些好笑：大热天，烈日当空，一个孤零零的灰色人影，像一根草似的在旷野里晃来晃去，这就是全部的内容。在一座墓地的门口，我赶上了他，站在我面前的原来是一位翩翩少年，长着一张毫无表情的小脸，两只像鸟儿似的圆眼睛，目光锐利，咄咄逼人。他穿一件中学生常穿的灰大衣，但是浅颜色的纽扣已经没有了，换上了深色的骨质纽扣，旧帽子上还看得见帽徽的痕迹，总之，他给人的印象是：羽翼未丰，他却想让人觉得他已经是个长大成熟的人了。

我们坐在墓旁的树荫下。他说起话来枯燥得很，但非常务实，我压根儿不喜欢他。他严厉地盘问我读过什么书，建议我参加一个他组织的小组，然后我们便分手了——他先走，走前还小心翼翼地向荒野四周打量一番。

参加小组活动的还有三四个青年，其中数我最年轻，而且，对于由车尔尼雪夫斯基点评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著作的研究，我完全没有准备。我们常常在师范学院的学生米洛夫斯基的家里聚，后来他曾用叶列翁斯基的笔名写过一些短篇小说，还写了五本书，最后，竟然自寻短见了。我遇见的随便结束自己生命的人真是太多了！

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性格不开朗，说话谨小慎微。他住在一幢很脏的楼房的地下室里，为了保持“身心平衡”，经常干点木工活。跟他在一起十分枯燥。读穆勒的书，我不感兴趣，因为很快我就发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非常熟悉；我是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直接掌握的，它们就书写在我的皮肤上，简直是刻骨铭心；再说了，我觉得也不值得用那么艰涩难懂的语言，写那么大厚本的书，讲些凡是为“他人”幸福与安逸出卖劳力的人一听就完全明白的道理。我要花很大的毅力才能在这个充满胶水气味的地下室里待上两三个小时，观察一个个潮虫是如何在肮脏的墙壁上爬来爬去。

有一次，辅导学习的老师比平时来晚了，我们以为，他可能不会来了，于是便买了一瓶伏特加酒，还有面包和黄瓜，举行一个小小的宴会。可是，突然，我们看见辅导老师的灰色裤腿从地下室的窗口外一闪而过，我们就赶紧把酒往桌子底下藏，可这时他已经进来了，而且马上就开始讲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种种高论。我们大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跟木偶似的，直担心我们有人会不小心踢倒酒瓶子。然而，碰倒酒瓶子的恰恰是我们的辅导老师。他把酒瓶碰倒后，往桌子底下看了看，一句话没说。唉，他还不如痛骂我们一顿呢！

他一言不发，紧绷着脸，眯缝着眼睛，显得很不高兴，这使我感到非常尴尬。我偷偷看一眼同伴们羞得满面通红的脸，深感自己在辅导老师面前犯了罪，从内心深处感到对不起他，尽管这次买酒的主意并不是我出的。

小组朗读非常枯燥，我很想到鞑靼人的镇子上去，那里的人，民风淳朴，待人热情，是一方特有的净土；他们讲的俄语，南腔北调，十分可笑。一到傍晚，阿訇们从清真寺的塔楼上怪声怪气地招呼大家到清真寺去做星期——我想，鞑靼人过的完全是我所不了解的另外一种生活，与我所知道和不喜欢的那种生活完全不同。

伏尔加河上劳动生活的音乐深深地吸引着我，这种音乐，至今仍使我乐而忘返，怦然心动。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感受到英雄劳动诗篇的那一天。

一艘满载波斯货物的大驳船在喀山附近触礁搁浅了，船底被撞了个大窟窿。装卸工人劳动合作组织叫我们从船上往下卸东西。当时是九月天，从上游过来的风一个劲儿地刮着，灰色的河面上波浪滚滚，怒涛汹涌，狂风冷雨，迎面袭来。劳动合作组织派来的装卸工约有五十人，他们身披编织袋和雨衣，一个个愁眉苦脸地待在空驳船的甲板上。一艘小拖轮气喘吁吁地拖着大驳船向前航行，将一团团红色的火花撒向雨中。

夜幕降临。灰暗、潮湿的天空黑了下来，笼罩在河面上。装卸工人们牢骚满腹，骂骂咧咧，一个劲儿地在骂雨、骂风、骂生活；他们无精打采地在甲板上转来转去，想避开风雨和寒冷。我觉得这些睡眼惺忪的人们干不了什么活儿，他们也挽救不了将要沉没的满船货物。

快到半夜的时候，拖轮才开到大驳船触礁搁浅的地方，他们把空驳船和搁浅的大驳船的船舷拴在一起。劳动合作组织的领班是个对人很凶的小老头儿，一脸麻子，诡计多端，满嘴脏话，长有一双鹰的眼睛和鹰一样的鼻子，他从谢了顶的脑袋上摘下被雨水打湿的帽子，像女人一样尖着嗓子喊道：

“伙计们，快祈祷吧！”

驳船的甲板上，黑灯瞎火，装卸工人们黑压压地挤作一团，像狗熊似的，嘴里哼哼哧哧；领班的最先祈祷完，他尖着嗓子喊道：

“把灯拿过来！喏，伙计们，干出个样子来！真的，孩子们！上帝保佑你们！大家开始干吧！”

于是，这些行动笨拙、有气无力、浑身湿透的人们开始要“干出个样子来”了。他们像冲锋打仗一样，一下子跳到将要沉没的驳船的甲板上，钻进船舱——他们吆喝着，喊叫着，互相逗闹打趣，有说有笑。成袋的大米、一包包葡萄干、皮革、卡拉库尔羊羔皮，像鸭绒枕头似的，从我身边一闪而过；一个个粗壮的身影，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他们彼此吆喝着，吹着口哨，嬉笑怒骂，互相鼓气。很难相信，这帮笨手笨脚、愁眉苦脸的人，刚才还在牢骚满腹，骂骂咧咧，诅咒生活，诅咒下雨，诅咒寒冷，一旦干起活来，却是那么轻松愉快，生龙活虎。雨越下越大，天气也越来越冷，狂风一个劲儿地猛吹，把他们的衬衣下摆纷纷掀起，倒扣在他们的头上，肚子全裸露在外面。在六盏照明灯的微弱的灯光下，在湿淋淋的黑暗中，一个个黑乎乎的身影，踏着驳船的甲板，脚下发出扑通扑通的响声，没完没了地一趟一趟地搬运着。他们工作得非常起劲，好像早就渴望着能够大干一场，好好享受一下装卸四普特重的大米袋也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乐趣，过一过扛着大货包健步如飞的瘾。他们干得是那样开心，像孩子似的欣喜若狂，跟喝醉了酒一样——只有搂住女人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甜蜜的感觉。

一个身材高大、留着大胡子的人，穿一件紧身大衣，浑身都湿透了，上下光溜溜的——兴许他就是货主，或者是货主的代理人，他突然兴奋地大声喊道：

“小伙子们，我拿出一桶酒来！哥们儿——两桶也行啊！大家加油干呀！”

马上有几个粗嗓门从黑暗处喊道：

“三桶吧！”

“三桶就三桶！干吧，可得好好干！”

于是，大家干得更欢了。

我也抓起袋子，扛上就走，然后撂下，再扛上走，再撂下；我觉得，我自己和周围的一切都在疯狂地跳舞，这些人能够如此拼命地干活，乐此不疲，不知疲劳，从不怜惜自己——他们可以成年累月地干；可以托起城里的钟楼和高塔，想把它们搬到哪里，就搬到哪里。

这一夜，我体验到了从未体验过的快乐，我的心变得亮堂了，我希望今生今世永远生活在这种半疯狂的劳动兴奋之中。船外，浪花在起舞，雨点拍打着甲板，狂风在河上呼啸。茫茫晨曦中，一个个像落汤鸡似的，他们衣不遮体地在迅速地、没完没了地前后奔跑；他们喊叫着，说笑着，欣赏着自己的力量和劳动。而这时，狂风已经驱散了浓厚的乌云，粉红色的阳光，照射着天空一块湛蓝明亮的彩云——这群像野兽一样兴高采烈的人们，甩动着头上的乱发，异口同声地对着太阳大声地吼叫着。我真想过去好好地拥抱和亲吻一下这些两条腿的野兽们，他们干起活来是那样足智多谋，那样干脆利落，全力以赴，全然忘记了自己。

给人的感觉是，这种高昂的劳动热情和冲天的干劲，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它能够创造人间的奇迹，能够像预言未来的童话故事所说的那样，一夜之间，让一座座美丽的宫殿和城池在各处拔地而起。太阳鸟瞰人们的劳动，一两分钟便被浓浓的乌云挡住，像婴儿沉入大海似的完全被淹没了，而雨则由小变大，继而变成了倾盆大雨。

“就干到这儿，休息吧！”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但马上就有人愤怒地回了一句：

“胡说，我看你敢去休息！”

这些衣不遮体的人们一直干到下午两点钟，中间从没有休息。他们顶着狂风，冒着大雨，直到把全部货物卸完为止。他们使我真正明白了人类世界拥有何等强大的力量啊。

然后，他们回到轮船上，像喝醉了酒似的，倒头便睡。船到喀山，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地拥上岸去，直奔小酒店，喝他们那三桶伏特加酒去了。

在小酒店里，小偷巴什金走到我跟前，仔细看了看我，问道：

“你干什么去了？”

我兴高采烈地给他讲述了我干了些什么，他听后叹了口气，很不以为然地说：

“傻瓜，比傻瓜还傻——白痴！”

他吹着口哨，像一条鱼似的不停地扭动着身子，在拥挤的桌子中间转来转去，装卸工们围着桌子边吃边喝，非常热闹；这时，屋角里不知是谁，用男高音唱起一支低俗下流的歌曲：

哎哟哟，

这事儿发生在一个晚上，

太太来到小花园闲逛，

哎哟哟！

有十来个人一面拍打着桌子，一面大声地跟着唱道：

一名更夫在城里巡查，

看见太太正躺在地上……

笑声，口哨声，各种污言秽语，不绝于耳，大概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不知羞耻的话了。

有人介绍我认识了安德烈·杰连科夫。他开了一间小杂货铺，就在峡谷上边一条很不起眼的狭小街道的尽头，地点非常偏僻，附近堆放着许多垃圾。

杰连科夫因肌肉萎缩手臂不好使唤，他这个人长得很面善，留着花白胡子，有一双聪明的眼睛。他有一个全市最好的图书馆，里面收藏有许多禁书和稀世珍本，喀山许多高校的大学生和各种富有革命精神的人都来他这里借书。

杰连科夫的杂货铺开设在一座矮小的房子里，紧挨着一个阉割派教徒——银钱兑换商的家；铺子的一扇门通往一个大房间，里面的光线很暗，因为只有一扇窗户对着院子，大房间连过去是一间小厨房，厨房后面，在杂货铺和银钱兑换商家房子间的昏暗过道里，有一间小小的储藏室，那个不可告人的图书馆就隐藏在这里。它的一部分藏书是很厚的手抄本，如拉夫罗夫的《历史信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皮萨列夫的一些文章，《饥饿王》《巧妙的圈套》等，所有这些手抄本，经过人们反复借阅，已经破旧不堪了。

当我第一次来到杂货铺时，杰连科夫正在接待顾客，他冲我点点头，让我自己往里走。我进去一看：黑乎乎的角落里有一个小老头儿正跪在地上虔诚地向上帝做祈祷，老头儿的样子很像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的画像。我看着这个老头儿，就感到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劲，觉得非常别扭。

关于杰连科夫，有人告诉我，说他是“民粹派”。在我的印象里，民粹派就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应该信上帝的，这老头儿在这里向上帝祈祷，我认为是多此一举。

他祈祷完毕，仔细理了理头上的白发和胡子，认真地看了看我，说：

“我是杰连科夫的父亲。可您是谁呀？是吗？我还以为您是一位化了装的大学生呢。”

“为什么大学生要化装呢？”我问道。

“可不是吗，”老头儿小声说，“因为无论怎样化装，总是瞒不过上帝的！”

他去了厨房，而我则独自坐在窗前想事儿，这时，我突然听见有人说：

“这就是他呀！”

厨房门口站着一位姑娘，一身素白，浅黄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她的脸色苍白，而且有些浮肿；微笑的时候一双蓝眼睛闪闪发亮。她看上去很像一些廉价彩色画上的天使。

“您怕什么呢？难道我就那么可怕吗？”她说。她说话的声音很尖，有些颤抖，同时手扶着墙，小心翼翼地慢慢向我走来，那样子仿佛不是走在坚实的地板上，而是走在悬空的、摇曳不定的绳索上。她这种不会走路的样子，更使人觉得她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她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好像脚上扎了针似的，而墙壁也好像烫着了她稚嫩的浮肿的双手。她两只手的手指头不知为什么都不会转动。

我一声不吭地站在她面前，有一种很奇怪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只觉得她实在是太可怜了。这间昏暗的屋子里真是无奇不有啊！

姑娘小心翼翼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好像担心椅子会从她身下飞走似的。她很坦诚地告诉我——任何人都不会这样，说她能够下地走路只不过才四五天的时间，此前差不多有三个月时间，她只能躺在床上——她的手和脚都不听使唤了。

“这是一种神经性疾病。”她微笑道。

记得我当时很希望有人能对她的这种状况有个别的什么解释。神经性疾病——对于这样一个姑娘，在这样一个奇怪的房间里，未免太过于简单了。房间所有的东西，都规规矩矩地紧贴墙壁靠着，屋角圣像前有一盏长明灯，灯光照耀得非常明亮，长明灯上铜吊链的阴影，在大餐桌的白台布上莫名其妙地晃来晃去。

“我听说过您的很多事，所以我很想看看您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听见一个稚气而尖细的声音说。

这位姑娘仔细地打量着我，使我感到非常难受，浑身不自在；我从她那双蓝眼睛中看到一种能洞察一切的东西。跟这样的姑娘我没法儿——也不善于——进行交谈。于是，我一言不发，只是望着赫尔岑、达尔文和加里波第的画像。

这时，从杂货铺里突然窜出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浅颜色的头发，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他磕磕巴巴地喊了一嗓子：“你怎么爬下来啦，玛丽亚？”然后便消失在厨房里了。

“他是我弟弟，阿列克谢，”姑娘说，“我是学妇产科的，这不，眼下病倒了。您怎么不说话呀？是不好意思吗？”

这时，安德烈·杰连科夫来了，他把自己有残障的那只手插进怀里，另只手默默地抚摩着妹妹柔软的头发，把它们弄得乱七八糟，然后问我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后来又来了一个长着红色卷发，身材匀称，眼睛有点发绿的姑娘。她很严厉地看了看我，拉着一身素白衣服的姑娘的手，把她领了出去，并且说：

“够了，玛丽亚！”

用正式名字叫这个姑娘有点不大合适，对一个姑娘来说，显得太过生硬了。

随后我也离开了，但不知为什么，心里有点不平静。过了一天，晚上，我又坐在这间屋子里，想弄明白他们在这里是怎样生活的，都做些什么，他们的生活是有点奇怪。

那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儿斯捷潘·伊万诺维奇皮肤很白，整个人好像透明似的。他坐在一个角落里，蠕动着黑乎乎的嘴唇，从那里朝这边望着，露出一丝微笑，仿佛在恳求说：

“请不要打扰我！”

他的胆子特别小，像兔子似的，总担心要大祸临头——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

一只手不听使唤的安德烈穿了件灰色的夹克，夹克胸口处沾的净是油污和硬邦邦的面粉嘎巴儿。他在屋子里走起来总是溜边，抱歉似的满脸赔笑，好像一个刚刚因淘气被原谅了的孩子。他的弟弟阿列克谢在帮他做生意，可是阿列克谢这个小伙子，人又懒，性格又粗鲁。他的三弟伊万在师范学院学习，平时住校，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回家。他个子矮小，穿得干干净净，头梳得油光锃亮，很像一个旧时的官吏。病魔缠身的玛丽亚住在阁楼上，很少下来；她一到来我就感到很不自在，好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把我和她拴在一起似的。

杰连科夫家的家务全由房东——一个阉割派教徒的妻子来照料。这女人是个瘦高个儿，面孔跟木头人似的，正颜厉色，像个凶狠的修女。刚才来这儿的那个红头发姑娘娜斯佳，就是她的女儿；当她用两只绿眼睛打量男人时，她那翘鼻子的两个鼻孔总是一动一动的。

但是，杰连科夫家的真正主人，则是喀山大学、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的大学生们——这是一帮不甘寂寞的人，他们非常关心俄罗斯人民，无时不在为俄国的未来忧心忡忡、殚精竭虑。他们总是为报上发表的文章，为刚刚读过的书中的结论和城市与大学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情而激动万分，晚上从喀山的四面八方跑到杰连科夫的小杂货铺来，进行激烈的争论，要么就躲在一边，窃窃私语。他们往往带来大本大本的书，用手在书上指指点点，互相大声地争吵着，阐明自己所赞赏的道理。

不用说，我对这些争论一点都听不懂，对于我来说，真理在这些夸夸其谈中渐渐看不见了，就跟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一样。有些大学生让我想起了伏尔加河地区某些教派的满腹经纶的老头儿，但是我明白，我看到的这些人，他们是打算将生活变得好一些的，虽然他们的满腔真诚在滔滔不绝的言谈中显得有些含混不清，但是还没有完全被这种言谈所淹没。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我是清楚的，而且我个人也希望这些问题能够顺利解决。我好像觉得，大学生们的话跟我心里所想的往往不谋而合，因此，我对这些人的态度就像一个俘虏将要得到自由时的心情那样，既心存感激，又兴奋异常。

他们看我的时候，就跟木匠看一块木料似的，觉得这块木料可以做一个非同寻常的物件。

“是一块好材料！”他们彼此向对方介绍我时说，那种得意的神情，就跟街上孩子在路上捡到一枚五戈比的硬币互相显摆时一模一样。我不喜欢他们称我“是一块好材料”和“人民的儿子”——我感到自己是生活中的不幸者，而且有时候我明显感到有一种沉重的压力，它制约着我的智力的发展。比如，我看见书店橱窗里有一本书，书名我从未看见过，叫《警句与格言》，我非常想读一读这本书，于是我请求神学院的一位大学生给我借来。

“得了吧，您！”这位未来的高级神职人员讽刺挖苦地说了一句。他的脑袋长得有点像黑人——卷头发，厚嘴唇，牙齿整齐。“老弟，你这是在胡闹。给你什么你就读什么得了，对你不适合的领域，你就别往那里瞎掺和了！”

老师粗暴的语调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书，我当然买来了，一部分钱是我在码头上干活挣的，另一部分钱是我向安德烈·杰连科夫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正经八百的书，至今它还保存在我的身边。

一般地说，人们对我的态度还是相当严厉的：当我读完了《社会科学入门》后，我觉得，游牧部落民族在组织文化生活方面的作用，被作者夸大了，他低估了精明能干的流浪汉和狩猎者的作用。我把我的质疑告诉了一个学语文的大学生，而他却尽量让自己的那张娘娘脸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表情，就“批评权”的问题，给我讲了整整一个小时。

“为了拥有批评权，必须要相信一种真理。您相信什么呢？”他问我。

他甚至在大街上还看书——走在人行道上，边走边看，所以老是撞着人。他因患斑疹伤寒在阁楼上躺着时还大声地喊着：

“道德应该是集自由与强制因素于一体的和谐的结合——和谐的，和谐——和谐——和谐的……”

一个温文尔雅的人，由于经常挨饿而变得弱不禁风，还要执意去寻找永恒的真理，结果弄得身心疲惫，劳累不堪，除了读书，他压根儿不懂得其他任何乐趣；当他觉得他化解了两位大思想家的矛盾时，他那双可爱的黑眼睛便会像孩子似的露出幸福的微笑。离开喀山十多年后，在哈尔科夫我又见到了他。他在凯姆被流放五年，后来重又回到大学里读书。我觉得，他一直生活在错综复杂的思想矛盾之中，他因患肺结核人都快不行的时候，还一心想要把尼采和马克思调和起来。他一面咯着血，一面用冰冷的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声音嘶哑地说：

“没有综合，就无法生活！”

他在去大学的路上，死在电车车厢里了。

我见过不少为追求真理而以身殉职的伟大圣徒，他们在我的心目中永远都是神圣的。

经常在杰连科夫家聚会的这类人，大约有二十个——其中甚至有一个日本人，是神学院的学生，叫佐藤。有时候还有一个身体非常魁梧的大个子，一脸络腮胡子，光头，跟鞑靼人似的。他穿一件后身打褶的灰色立领上衣，扣子一直扣到下巴底下。通常他总爱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支短烟斗，用他那灰色的眼睛，冷静观察着每一个人。他的目光常常盯在我的脸上，我觉得这个非常严肃的人在暗暗地揣摩我，于是，不知为什么，我就存了个戒心。他一直都不说话，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周围的人都在高谈阔论，口若悬河，斩钉截铁，态度坚决。不用说，他们的话说得越激烈，我就越爱听；很长时间我才琢磨过味儿来，在这些激烈的言辞后面，常常掩盖着一些无足轻重、似是而非的思想。这个满脸胡子的大高个儿为什么一言不发呢？

人们叫他霍霍尔，看来，除了安德烈·杰连科夫，谁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没过多久，我就听说，这个人不久前才从流放地回来，在雅库特省待了十年。这就更增加了我对他的兴趣，但这还不足以鼓起我要和他认识的勇气，虽然我这个人既不害羞，也不怯场，相反，我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对一切事情都喜欢刨根问底，而且越快越好。这种性格，使我一辈子都无法认认真真地去研究一样东西。

当谈到人民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吃惊和难以置信的是，对于这个话题，我和这些人的想法是那样的不同。对于他们来说，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几乎是和上帝浑然一体的，是包容一切美好、公正、伟大精神的载体。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民。我见过工匠、装卸工、石匠，知道雅科夫、奥西普、格里戈里这些人，而他们在这里讲的只是总体上的人民，而且把自己置于人民之下很低很低的位置，完全听命于人民的意志。可是我觉得，恰恰是他们这些具体的人在体现着美和思想的力量，在他们身上凝聚着、燃烧着对生活、对按照某种新的博爱原则，去建设自由生活的善良意志。

到目前为止，我在和我一起生活过的人们身上从未看到过的，恰恰就是这种博爱，可是这里的人们，言必称博爱，他们的每一个眼神里，都闪现着博爱。

那些对人民顶礼膜拜的人所说的话，像清新的雨露，沁润着我的心田，而那些真实描写农村黑暗生活和苦难农民境况的文学作品，对我也大有助益。我感到，只有强烈地、满怀热情地去关爱人，才有可能从这种关爱中汲取必要的力量，寻找和领悟生活的意义。从此，我不再考虑自己，而开始专心致志地关注别人了。

安德烈·杰连科夫真心诚意地告诉我，他开杂货铺所赚的那点钱，都用来赞助那些相信“人民福祉高于一切”的人们了。他跟这些爱读书的人经常交往，就像一个虔诚的教堂助祭侍奉主教那样，对于他们的聪明才智，从不掩饰自己的欣喜之情。他心满意足地微笑着，把有残障的那只手揣进怀里，用另一只手来回捋着自己柔软的胡子，问我道：

“这样好吗？本来就是嘛！”

可是，当兽医拉夫罗夫扯着自己跟鹅叫似的怪里怪气的嗓子，像异教徒似的站出来反对民粹派的观点时，杰连科夫被吓得紧闭双眼，轻声嘟哝着说：

“净瞎捣乱！”

杰连科夫对民粹派的态度和我对民粹派的态度，非常相似，但是大学生们对他的态度，我觉得，就像老爷对待仆人和侍从那样粗暴无礼，根本没拿他当成一回事。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常常将客人们送走后，留下我在他那儿过夜。我们先把房间收拾干净，然后躺在铺了毡垫的地板上，在昏暗的灯光下，非常友好地低声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他怀着一个有信仰的人偷着乐的心情对我说：

“等聚集起成千上万这样的好人，就能够把俄国所有的重要部门一举拿下来，到时候，整个生活一下子就能发生改变！”

他比我年长约十岁，而且我看得出，他很喜欢那个红头发的娜斯佳。他尽量不去看她那双充满激情的眼睛，当着人们的面，他跟她说话时显得干巴巴的，是主人下命令的口气，但当她转身走开时，他却用忧郁的眼神看着她，而跟她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则显得很不好意思，脸上露出腼腆的微笑，一个劲儿地摆弄着自己的胡子。

他最小的妹妹也往往在一旁听大家打嘴仗，稚气的脸上表现出很专注、很紧张的样子，眼睛瞪得大大的，十分好玩儿；当大家争论得非常激烈，彼此唇枪舌剑，各不相让的时候——她往往大声地倒吸一口凉气，好像有人向她泼了一盆冷水似的。有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学医的大学生，像一只神气活现的大公鸡，在她身边转来转去，神秘兮兮地跟她小声嘀咕着什么，而且不时煞有介事地皱一皱眉头。当时这一切都非常有意思。

但是，秋天到了。对于我来说，老是没有工作是不行的。由于我对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感兴趣，所以我工作的时间便越来越少，只能靠别人养活，可是吃人家的东西总是很难咽下去的。我必须找个“地方”过冬，于是我就到了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作坊。

这段生活，我在短篇小说《老板》《柯诺瓦洛夫》和《二十六个和一个》中均有描写。这是一段很苦的日子！然而对我却很有教益。

肉体上的痛苦不必说了！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

我到地下室的作坊干活后，在我和那些我必须与之经常见面和交谈的人们之间，硬是筑起了一道“忘却之墙”。他们谁也不愿意到面包作坊里看我，而我呢，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平日根本不可能到安德烈·杰连科夫那里去；遇上节假日，不是睡大觉，就是跟同事们待在一起。他们有些人从最初几天起就把我当成一个会逗乐的滑稽小丑，另外一些人则怀着孩子般的天真爱好，把我看作是一个会讲有趣童话故事的人。天晓得我给这些人都讲了些什么，但是不言而喻，都是一些能够唤起他们的希望，促使他们去争取过另外一种轻松的、更有意义的生活的话。有时候我做到了这一点，我看见他们浮肿的脸上流露出人们常有的十分悲伤的情绪，眼睛里充满了怨恨和愤怒——这时候我就感到非常高兴，并且很自豪地想，“我在做群众的工作”，对他们在进行“启蒙教育”。

但是，不言而喻，更经常的是，我感到自己力不从心，知识贫乏，甚至一些最起码的日常生活问题我都回答不了。这时我感到自己好像被抛进了一个黑暗的深渊，人们像蛆虫一样，在里面盲目地乱爬，只求忘掉眼前的现实，于是，他们来到小酒店，甚至从妓女们冷漠的拥抱中寻求解脱。

每个月发工资的那一天，逛妓院是绝对少不了的。他们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公开在盼望这游蜂戏蝶的美妙时刻了，而事情过后，很长时间内他们还要互相交流那一刻所体验到的种种快感。在交谈中，他们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的性功能有多强，如何肆无忌惮地玩弄那些妓女们；他们一边讲，一边厌恶地吐着唾沫。

不过事情也怪了！从所有这些交谈中，话里话外的，我也能够听出几分伤心和愧疚的意思。我发现，在“慰安屋”里，一个卢布可以跟一个女人睡上一夜；我的同事们觉得有些拉不下面子，感到这样做不合适，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可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太放纵自己了，简直是肆无忌惮；我觉得他们这样是故意做给人看的，是装出来的。我对两性关系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对这方面的事情极其敏感。我自己还没有体验过女人的爱抚，这个情况使我的处境非常尴尬：我遭到过女人和同事们的恶意嘲笑。很快，他们便不再邀我去“慰安屋”了，并且公然对我说：

“你呀，老弟，就别跟我们去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这对你不合适。”

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觉得这句话对我有很重要的含义，但我一直也没有得到更明白的解释。

“你这个人呀！跟你说过了——别去！和你在一块儿，特没劲……”

这时，只有阿尔乔姆嘿嘿一笑，对我说：

“和你在一块儿，就跟和牧师与神父在一块儿差不多。”

起初，那些妓女们老笑我太腼腆，缩手缩脚，后来就很不高兴地问我：

“你是嫌弃我们吧？”

有个四十岁模样的“姑娘”，叫捷列扎·博鲁塔，是个波兰人，人长得很漂亮，打扮得花枝招展，是这里的“老鸨”。她看着我的时候，眼神非常聪明，跟纯种狗似的，她说：

“姑娘们，饶了他吧，他肯定有未婚妻了，是不是？这样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肯定有未婚妻，绝对没错！”

她嗜酒如命，经常纵酒狂饮，喝醉后那丑态百出的样子就别提了，可是清醒的时候，她在待人接物和分析人们所作所为的含义时，则显得深思熟虑，四平八稳。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

“最不可理解的人，要数神学院的那些大学生们了，没错，”她对我的同事们说，“他们太作践那些姑娘们了：让她们在地板上打上肥皂，让姑娘们赤身裸体地趴在地板上，手脚下面各放一个碟子，然后他们把姑娘的屁股用力往前一推，看她们在地板上究竟能够滑行多远，就这样，他们推完一个，再推另一个。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你胡说！”我说。

“噢，不！我没有胡说，”捷列扎·博鲁塔叫道；她并没有生气，态度显得非常平静，但在这种平静中让人感觉出她内心的某种压抑。

“这是你瞎编出来的！”

“一个姑娘家怎么能瞎编这种事情呢？难道我疯了不成？”她瞪大了眼睛，问我。

大家聚精会神地在倾听我们的争论，而捷列扎·博鲁塔一直在用一种无动于衷的语调讲述着嫖客们的这种游戏，她只想弄明白一点：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听的人对这些大学生们深恶痛绝，破口大骂。我发现，捷列扎是在煽动大家对我所喜爱的人们的仇恨心理，于是我便说，大学生们是爱人民的，他们希望人民生活幸福。

“是的，但你说的是沃斯克列先斯卡娅大街的那些普通大学生们，而我说的是神学院的那些大学生——从阿尔斯克波尔来的那些！而他们——那些神学院的学生，原来全都是孤儿出身，从小就养成了偷盗扒窃、调皮捣蛋的恶习，后来则越变越坏，在这些孤儿的心目中，没有任何值得他们珍惜、留恋的东西！”

“老鸨”平静地叙述妓女们对大学生、官员，总而言之，对各种“干净的嫖客”的怨恨情绪，在我的同事们的心中所引起的不光是厌恶和仇视，还有一种差不多是幸灾乐祸的心情，他们说：

“就是说，这些所谓有知识、有教养的人比我们更坏！”

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非常难受。眼看着这些乌七八糟的城市垃圾，都汇集到这些像火坑一样的昏暗狭小的房屋中，在浓烟滚滚的烈火中燃烧、沸腾，继而怀着满腔的仇恨与怒火，重新又回流到了城市。我眼睁睁地看着人的本能与生活的苦闷将人们驱赶到这些昏暗狭小的房屋里来，他们在这些洞穴般的斗室里用荒唐可笑的语言编出一些动人心弦的歌曲，倾诉爱情的烦恼与痛苦；讲述一些关于“有教养的人”的生活丑闻与种种传言；对一些无法理解的事物则抱着嘲弄与敌视的态度。因此，我认为，这种“慰安屋”也是一种大学，我的同事们从这里获得了不少极其有害的知识。

我眼看着那些“卖笑的姑娘们”在肮脏的地板上懒洋洋地荡来荡去，脚下发出沙沙的响声；她们在手风琴烦人的尖叫声中，或者在破钢琴的刺耳的伴奏下，令人恶心地扭动着自己那皮肤松弛的身体，看着这一切，我不禁产生一种模糊但却惴惴不安的思想。周围的一切让人感到非常苦闷，想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但自己又无能为力，这使我的心情感到十分沮丧。

在面包作坊里，当我说有些人正在无私地探索通往自由和人民幸福的道路时，有人还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说：

“关于这些人，那些姑娘们可不是这样说的！”

大家毫不留情地嘲笑我，语言下流，而且极其恶毒；而我则像一条好斗的小狗，觉得自己并不比那些成年的大狗们愚蠢，甚至比它们还勇敢，我也当仁不让，大发雷霆。我开始懂得，对生活的思考并不比生活本身来得轻松，有时候，对于那些只知道忍耐的同事们，我从内心深处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怨恨。使我感到特别愤怒的是，当他们受到喝醉酒的老板的疯狂嘲弄时，他们还要一忍再忍，饮恨吞声，逆来顺受。

可是，就在我感到万般苦恼的时候——好像是有意安排似的！我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这种思想虽然在本质上和我格格不入，水火不容，但它使我的思想大大乱了方寸。

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肆虐的狂风仿佛把灰色的天空撕成了碎片，然后撒向地面，大地被一堆堆冰雪覆盖得严严实实，好像地上的生命完全终止了，太阳已经消失，从此再也不会升起了——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时值谢肉节期间，我从杰连科夫家走回面包作坊的路上。我顶着狂风，闭上眼睛，冒着灰蒙蒙、乱纷纷的飞雪，一步步地向前走去，突然，我脚下绊着一个躺在人行道上的人，一下子，摔倒在地上。我们两个同时破口大骂——我用俄语，他用法语：

“噢，真是见鬼……”

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扶他站了起来。他个子很小，没多大分量。他一面推我，一面愤怒地喊道：

“我的帽子，见您的鬼去吧！把帽子给我！我都快冻僵了！”

我在雪地里找到了他的帽子，抖掉上面的雪，把帽子戴在他那一头乱发的头上，但是他一把摘下帽子，在手里挥舞着，用两种语言骂着，要我走开：

“滚一边去！”

他猛地向前跑去，消失在茫茫的暴风雪里。我继续往前走，又看见了他——他站在熄灭了的路灯下，双手抱着路灯的木柱子，嘴里一个劲儿地唠叨：

“列娜，我要死了……啊，列娜……”

看来，他是喝醉了，要是我把他丢在大街上不管，他可能会被冻死的。于是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这儿是什么街？”他流着眼泪叫道，“我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我搂住他的腰，领着他往前走去，并一再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布拉克大街，”他一边哆嗦，一边嘟哝着说。“住在布拉克大街……那里有澡堂……有一幢房子……”

他走起来跌跌撞撞，东倒西歪的，这使我没法儿好好地往前走，我听见他牙齿冻得直打战：

“西——久——萨弗埃。”他一边推我，一边嘟哝着说。

“您说的什么？”

他停下来，举起一只手，带着自豪的神情，清清楚楚地说道：

“西——久——萨弗埃——乌热——特——曼……”

这时，他把手指头塞到自己嘴里，摇摇晃晃，几乎要摔倒在地上。我蹲下身子，将他背在背上，继续往前走；他的下巴颏儿紧顶着我的后脑勺儿，嘴里一个劲儿地嘟囔着说：

“西——久——萨弗埃……但是，我要被冻僵了，天哪……”

在布拉克大街，我好不容易才问出来他到底住在哪幢房子里，最后，我们钻入一间小厢房的过道。这间房子坐落在院子的深处，藏身在漫天大雪的旋涡之中。他摸着房门，小心翼翼地敲了几下，对我嘘了一声：

“嘘！小声点……”

一个穿着红色宽松连衣裙的女人给我们开了门，她手里举着一支点燃的蜡烛，把我们让进屋后，便一声不响地退到了一边，然后，不知从哪儿取出一个带柄的单目眼镜，仔细打量起我来。

我对她说，看来，这个人的两只手都冻僵了，必须扶他到床上，给他脱去衣服，盖上被子好好躺下。

“是吗？”她问道，声音显得既清脆，又年轻。

“应该把他的两只手放进冷水里……”

她没有说什么，只是用带柄的单目眼镜向屋角指了指——那里的画架上摆放着一幅画，上面画着一条河和几棵树。我惊奇地看了一眼这女人那张怪怪的、毫无表情的脸；这时她退到屋角，走到桌边，桌子上方有一盏灯，上面有一个粉红色的灯罩。她在桌旁坐了下来，从桌上取过一张红桃J，仔细观察起来。

“您这里有伏特加酒吗？”我大声问道。她没有回答我，只顾在桌子上摊牌来着。这时，我背回来的那个人坐在椅子上，低着脑袋，两只冻得通红的手耷拉在身子两边。我把他扶到长沙发上，开始给他脱衣服；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像在做梦一样。我对面长沙发上面的墙上，挂了许多照片，其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个由白丝绦蝴蝶结围绕着的金色花环，丝绦的末端印着一行金色大字：

献给无可比拟的吉尔达。

“见鬼，轻一点！”当我开始按摩他的双手时，他呻吟道。

第二章

那女人在默默摊她的纸牌，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她的鼻子很尖，像鸟的嘴似的，两只一动不动的大眼睛给她的容貌增添不少光彩。她用少女般的两只手拢起自己那像假发似的蓬松的白发，然后小声，但清晰地问道：

“乔治，你看见了米沙没有？”

乔治推开我，迅速坐了起来，连忙说：

“他不是去基辅了吗……”

“没错，是去基辅了。”那女人重复着说，眼睛并未离开纸牌，而且我注意到，她说话的声音非常单调，不带任何感情。

“他很快就会回来……”

“是吗？”

“啊，是的！很快。”

“是吗？”那女人又问一遍。

脱了一半衣服的乔治一下子跳到地上，连蹦带跳地来到那女人跟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跟她用法语讲了些什么。

“我是很放心的。”那女人用俄语回答说。

“我——迷了路，知道吗？大雪纷飞，狂风怒吼，我想，我肯定是要被冻僵了。”乔治抚摸着她放在膝盖上的一只手，心急火燎地讲着。乔治，四十岁左右，红脸膛，厚嘴唇，留着黑色的小胡子，看上去好像有些惶惑不安，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一个劲儿地在胡噜自己圆脑袋上硬邦邦的白头发，而且，说话时头脑也越来越清醒了。

“我们明天去基辅。”那女人说，不知她是在发问，还是在做出决断。

“好，就明天吧！现在你也应该休息了。你为什么不躺下呢？时间已经很晚了……”

“米沙他今天不会回来吗？”

“噢，不会！这样大的风雪……走吧，该去睡了……”

他端起桌上的灯，把她领进书橱后面的一扇小门里。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什么也不想，只听见他那有点嘶哑的细语声。风雪像毛茸茸的爪子在玻璃窗上划出沙沙的响声。蜡烛的火苗映照在融雪的水洼里，闪烁不定，忽明忽暗。屋里放满了东西，有一种奇怪的暖洋洋的气息，让人思想松懈，直想犯困。

正在这个时候，乔治摇摇晃晃地来了，他手里端着一盏灯，灯罩不停地碰着灯上的玻璃。

“她已经躺下了。”

他将灯放在桌子上，若有所思地站在屋子中间，也不看我，就说：

“喏，怎么说呢？要不是你，可能我已经被冻死了……谢谢！你是干什么的？”

他歪着脑袋，仔细倾听隔壁房间里窸窸窣窣的声音，浑身哆里哆嗦，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

“她是您的妻子？”我小声问道。

“是我的妻子。我的一切。我的全部生命！”他眼睛看着地板，声音不高，但却一字一板地说道。这时他又开始用手掌使劲胡噜自己的头发。

“要喝茶吗——啊？”

他心不在焉地向门口走去，但是又站了下来，因为他忽然想起女仆由于鱼吃得太多，被送到医院里去了。

我提议把茶炊生起来，他点头表示同意。不过他显然忘记了自己的衣服还没有穿好，便光着脚，吧嗒吧嗒地在湿地板上走着，把我领到狭小的厨房。在厨房里，他背靠着炉灶，又重复一遍地说：

“要不是你，我可能就被冻僵了，谢谢！”

这时，他突然打了个激灵，瞪着一双大眼睛，惊恐不安地盯住我。

“要是那样的话，她该怎么办呢？噢，我的上帝……”

他望着黑乎乎的狭窄的门口，急切地小声说：

“你都看见了——她有病。她的儿子是个音乐家，在莫斯科自杀了，可她一直还在等待他，这不，已经差不多等了两年了……”

后来，我们在一起喝茶的时候，他前言不搭后语，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跟我说，这女人是个地主，而他则是一位历史教师，是她儿子的辅导老师，结果爱上了她。她离开了丈夫——一个德国男爵——去演唱歌剧，他们生活得很美满，尽管她的第一个丈夫千方百计地想破坏她的生活。

他讲话的时候眯缝着眼睛，一门心思地紧盯着厨房的一个什么东西，厨房很脏，光线又很暗，炉灶旁边的地板都已经腐烂了。他喝了口茶，嘴被烫了一下，脸马上一皱，两只眼睛瞪得滚圆，吓得他直眨巴眼睛。

“你——究竟是干什么的？”他再一次问我，“对了，是做小甜面包的工人，真是怪了，不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的话听起来有些惴惴不安，他用一种怀疑的、受骗上当者的目光看着我。

我简要地谈了自己的情况。

“原来是这样呀？”他轻声叫道，“啊，原来是这样……”

这时他忽然活跃起来，问道：

“你知道《丑小鸭》的故事吗？读过吗？”

他的脸忽然变得非常难看，他开始愤怒地，用高得令我吃惊的、很不自然的尖细、嘶哑的声音讲了起来。

“这篇童话故事非常吸引人！在你这个年纪，我也曾经想过我是不是一只天鹅？可是，你瞧……我本应该去神学院，可是却上了大学。我父亲是一位神父，和我断绝了关系。我在巴黎钻研人类不幸的历史——人类进步史。我写过东西，没错。噢，这一切又能怎样……”

他跳到椅子上，仔细听了听，然后对我说：

“进步，这是人们为安慰自己而杜撰出来的说辞！生活是非理性的，毫无意义。没有奴役便没有进步；没有多数人服从少数人，人类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便会停滞不前。我们希望减轻我们的生活负担，减轻我们的劳动，结果只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使我们的劳动更加繁重。工厂和机器为的是要不断生产出更多的机器，这是非常愚蠢的！工人越来越多，可是社会需要的只是农民——生产粮食的人。粮食就是一切，它是需要用劳动向大自然索取的。一个人需要的东西越少，他就越幸福；他的愿望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

也许，问题不在于这些言辞，但恰恰是这些振聋发聩的思想，是我生平头一次所听到的，而且是通过这种尖锐的、赤裸裸的方式听到的。由于兴奋，他尖叫一声，诚惶诚恐地把目光盯住通向内室的门口，屏息静听了片刻，见没什么声音，才又小声说起来——几乎是咬牙切齿：

“要知道，每个男人需要的东西并不多，一块面包，一个女人……”

他讲起女人的时候，轻声细语，显得很神秘；用的词我从未听说过，援引的诗，我也从未读过——他突然变得很像小偷巴什金了。

“贝雅特里齐、菲娅美达、劳拉、妮农，”他一口气小声地给我叫出一些我不知道的人名，并且讲了一些坠入爱河的国王和诗人们的故事，朗读了一些法国人写的诗歌，同时用他那一直光到肘腕子的纤细的胳膊打着节拍。

“爱情和饥饿主宰着世界。”我听见这热切的低语声，想起了这句话曾经作为一本革命小册子《饥饿王》的标题，因此它在我的心目中便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人们寻求的是遗忘和安慰，而不是知识！”

这种想法使我感到万分惊讶。

我是一大早就离开厨房的——墙上的小时钟刚指到六点零几分。我踏着积雪，在茫茫的晨雾中向前走去，耳边是暴风雪的吼叫声。这时，我想起了那个备受煎熬者的愤怒的尖叫声，觉得他的话语好像就卡在我的喉咙，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不想回到面包作坊去，不愿见任何人，于是，我身上披着厚厚的积雪，沿着鞑靼镇的街道，向前走去，一直走到天空放亮，在大雪飞舞中开始看到市民的身影为止。

后来我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位历史教师，我也不想再见到他了。但我却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说生活没有意义、劳动没有用处的话——说这种话的人，有大字不识一个的云游派教徒，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托尔斯泰主义者”和文化素质很高的人；此外，还有东正教的修士司祭、神学硕士、制造炸药的化学家、新活力论生物学家等许多人。但是，这些思想对于我已经不像第一次接触到时那样吃惊了。

只是在大约两年以前——从头一次谈论这个话题起，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我突然从一个工人老朋友嘴里听到了几乎是同样的话，同样的思想。

有一次，我跟这个工人老朋友“谈心”，他苦笑着称自己是个“政治油子”，他用那种好像只有俄国人才有的襟怀坦白的态度对我说：

“阿列克谢·马克西梅奇，亲爱的，我什么都不需要，什么学院、科学、飞机，统统都没用，完全多余！我只需要一个安静的角落，还有一个娘儿们，想亲的时候就亲她一下，而她对于我，应该忠贞不渝，全身心地回报我，这就可以了！您按照知识分子的方式考虑问题，和我们毕竟不一样，您是中了毒的人，对于您来说，思想比人更重要，您考虑问题时是不是跟犹太人一样，即人是为安息日而设立的呢？”

“犹太人可不这么想……”

“鬼晓得他们是如何想的，一个愚昧的族群。”他一面回答，一面把烟头扔向河里，看着它往下落。

我们坐在涅瓦河岸边的石头凳子上，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明月当空；白天我们俩净瞎忙活了，千方百计地想做点好事，但是事与愿违，最后弄得自己非常疲惫。

“您和我们总在一块儿，但您不是我们的人，这就是我要说的话，”他若有所思地轻声说，“知识分子爱动，不那么安分，自古以来他们就常常聚众造反，就像耶稣基督那样，作为空想家，为了形而上的目标，便起来造反——所有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为了乌托邦理想而聚众造反。一个空想家起来造反，而各种废物、流氓无赖、社会渣滓也跟着来了，都是出于一种愤恨的情绪，因为他们发现生活中根本没有他们的位置。工人们起义是为了革命，他们必须争取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合理分配的权利。一旦他们最后夺取了政权，您以为他们会去管理国家吗？绝对不会！大家将一哄而散，各奔东西，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着想，营造自己的安乐窝……”

“您是说机器设备吗？它只会把我们脖子上的套索拉得更紧，把我们勒得更狠。不行，必须摆脱不必要的劳动。人需要安宁。工厂和科学都不能给人以安宁。一个人所需要的东西并不多。当我只需要一间小房子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建造一座城市呢？人们聚居的地方，自来水、下水道、电气设备，一应俱全。可是，请设想一下，要是没有这些东西，生活将是多么轻松！不，我们有许多东西都是完全多余的，而且这一切东西，都是知识分子们搞出来的，因此，我要说：知识分子是个有害的阶层。”

我说过，谁也不会像我们俄国人那样，把生活搞得完全没有意义，彻头彻尾的没有意义。

“俄国人是精神最自由的人，”我的交谈者嘿嘿一笑，“不过，您千万别生气，我敢说，我们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样想的，只是不会表达罢了……生活，应该过得简单一些，那样人们就会感到更惬意一些……”

此人从来都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也没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他的思想发展，我是知根知底的。

跟他谈过后，我不禁想：怎么，千百万俄国人，为革命历尽千辛万苦，难道心灵深处真的只是为了摆脱劳动吗？最少的劳动，最大的享受，这是很有诱惑力的，它像一切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幻想一样，非常吸引人。

这时，我想起了亨利·易卜生的诗句：

我是保守者吗？噢，不！

我一如既往，依然故我——

我不喜欢调换棋子，

我要把整个棋局推翻。

我只记得一次革命——

它比后来的都要英明，

它本可以摧毁一切——

自然，我是指世界洪水大泛滥。

须知，挪亚成了主宰。

但那次魔王还是受到了愚弄！

啊，如果此事能办得诚实一些，

我自当助上一臂之力——

您来呼风唤雨，大发洪水，

我呢，在方舟下放置一枚鱼雷——

何乐而不为！

安德烈·杰连科夫的小杂货店收入微薄，可是需要物质帮助的人和“事儿”却越来越多。

“必须得想个办法。”安德烈愁眉苦脸地摸了摸胡子，心里有些内疚地微笑道，然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觉得他这个人自己总是认为应该一辈子帮助他人，这是他命中注定的一件苦差事，虽然他自认为应该受这份累，但有时候仍不免为此感到苦恼万分。

我不止一次变着法儿地问他：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好像没听懂我问话的意思，回答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时，话说得文绉绉的，用一种含糊不清的语言谈到人民生活之疾苦和让人民受教育、增长知识的必要。

“可是人们愿意吗？他们渴望得到知识吗？”

“咳，怎么不愿意呢！当然愿意啦！您不是也愿意吗？”

是的，我是愿意。但我想起了历史老师说的话：

“人们寻求的是遗忘和安慰，而不是知识。”

与刚满十七岁的人谈论这样尖锐的思想问题是非常有害的；这种谈论会使人们的思想变得麻木迟钝，大家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我觉得我看到的总是同一种现象：人们喜欢听有趣的故事，那只是因为，这些故事能够帮助他们暂时忘掉痛苦的，但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故事中“杜撰的成分”越多，他们就越爱听。他们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那种有许多美丽“谎言”的书。简单说吧，我好像是坠入了五里云雾之中了。

安德烈·杰连科夫想开一间面包店。记得我们曾经详细地算过一笔账，估计开业后每投入一个卢布，就可以赚取不少于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润。作为“自己人”，我当然是面包师的“助手”，负责监督，不许他暗中偷盗面粉、鸡蛋、黄油和烤好的面包。

这样我便从又脏又大的地下室搬进一间比较干净些的小一点的地下室——这里的卫生工作由我负责。和四十个人的作坊不同，这里我面对的只有面包师一个人。他两鬓斑白，留一撮山羊胡，面孔干巴消瘦，一双黑眼睛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嘴巴的样子怪怪的：像鲈鱼的嘴那样小，嘴唇肥肥厚厚的，噘得好像要跟人接吻似的。眼睛深处透出某种嘲讽的意味。

当然，他会偷东西。工作的头一天夜晚，他就把十来个鸡蛋、三俄磅面粉和一大块黄油搁到一边去了。

“这些东西——是打算做什么用的？”

“给一个女孩子，”他和颜悦色地说，然后皱皱鼻子，补充说，“一个很好的姑娘！”

我试图说服他，说偷东西是一种犯罪行为。但不知是我缺乏口才，还是我自己也不大相信我说的话，反正，我的话没有起什么作用。

面包师躺在放面团的柜台上，望着窗外的星星，惊讶地嘟哝着说：

“他竟教训起我来了！头一次见面就一本正经地教训起人来了！自己的年龄比我小两三倍！这也太可笑了……”

他看完星星，问道：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在谁那儿干过活？在谢苗诺夫那儿？发生暴动的那个地方？是这样啊。喏，就是说，我在梦里见到过你……”

几天后，我发现这个人特别能睡，不管什么姿势，想睡就睡，甚至站在那里，扶着铁锹把也能睡着。睡的时候，两道眉毛微微抬起，脸的模样有点变形，怪里怪气，露出一种惊讶、讥讽的表情。他最喜欢讲述有关宝藏和梦的故事。他深信不疑地说：

“我能看到地下的东西，整个大地就像一个大馅饼，下面尽是宝藏，一罐罐、一箱箱的钱币，到处埋藏的都是生铁。常常有这样的事，我梦见一个我熟悉的地方，比如说，浴室，浴室的墙角下埋藏有银器。醒来后，我连夜就去挖，往下挖一俄尺深，打眼一看，是一些煤渣和一副狗的头盖骨。这就是我所找到的东西！突然间，哗啦一声！窗子被打得粉碎，一个女人拼命地在喊叫：‘来人啊，有贼啦！’当然，我赶紧逃跑了，不然我会被打一顿的。这太可笑了。”

我常常听到“这太可笑了”这句话！不过伊万·科兹米奇·卢托宁并不笑，他只是喜滋滋地眯缝起眼睛，皱着鼻子，张大两个鼻孔。

他做的梦没有多大意思，跟现实生活一样，枯燥乏味，无聊透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谈起自己的梦来竟然那么津津乐道，而谈起周围人的生活时却很不情愿？

一个有钱茶商的女儿被迫出嫁，婚礼结束后回家便开枪自杀了——消息轰动了全城[77]。数以千计的青年人为她送葬，大学生们在她的墓前发表演说，警察一再地驱赶他们。在邻近面包作坊的一家小店里，人们都在谈论这场悲剧，店铺后面的一个房间里挤满了大学生，他们激昂慷慨的声音和犀利的言辞，一直传到了我们的地下室。

“这个姑娘呀，平时管教得太少了，”卢托宁说，然后他又对我说：

“我好像是在池塘里摸鲫鱼，突然，一个警察喊道：‘住手，你怎么竟敢在这里摸鱼？’逃是无处可逃了，我便一头扎进了水里，于是便醒了过来……”

尽管卢托宁对现实生活不太留意，但他很快还是感觉到面包店的情况有点非同寻常：卖面包的两个姑娘，不熟悉业务，老在看书；她们一个是老板的妹妹，一个是她妹妹的女友——高高的个子，红红的脸蛋，长着一双和蔼可亲的眼睛。大学生们常到这里来，他们在面包店旁边那间屋子里一坐就是很久，不知为什么事，要么大声争吵，要么窃窃私语。店老板很少到店里来，而我这个当“帮手”的，倒好像是这个小店的掌柜。

“你跟老板是亲戚吗？”卢托宁问我，“兴许他想让你做他的妹夫吧，是不是？这太可笑了。大学生们为什么老在这儿窜来窜去？是为了这些姑娘……没错。喏，很有可能……虽然这两个姑娘的长相并不怎么样，没有那么大的魅力……这些大学生与其说是来看这两位小姐，还不如说是为面包而来……”

几乎每天早上五六点钟的时候，总有一个短腿姑娘出现在面包作坊窗外的街上。她好像是用大小不等的半球组成的，整个身子就像是一个装满西瓜的口袋。她的两条腿伸到地下室窗外的洼坑里，一面打着哈欠，一面喊道：

“瓦尼亚！”

她头上包一块花头巾，头巾下露出浅色的卷发，打旋的卷发垂落在她那红扑扑、圆鼓鼓的脸上和低低的额头上，蹭得两只惺忪的睡眼直有些痒痒。她伸出两只小手，懒洋洋地将头发从脸上撩开，她的手指像新生婴儿的那样，一个个都分开伸着，非常好玩儿。有意思的是，跟这样一个姑娘能谈些什么呢？我叫醒面包师，他问她：

“你来啦？”

“你不都看见了。”

“睡得好吗？”

“喏，还能怎么样！”

“你梦见什么了？”

“不记得了……”

城里一片寂静。其实已经能够听见有的地方有扫街的沙沙声了；刚睡醒的小麻雀，已经开始在叽叽喳喳地叫了。冉冉升起的太阳将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玻璃窗上。我非常喜欢这发人深思的早晨的时光。面包师把一只毛茸茸的手伸出窗外，抚摸着姑娘一双光腿，姑娘满不在乎地任其抚摸，眼睛像绵羊似的眨巴着，没有任何笑意。

“彼什科夫，到时候了，奶油鸡蛋面包该出炉啦！”

我把铁烤盘从炉子里取出来，面包师伸手从里面抓了十来个奶油小面包、酥皮点心和菱形面包，扔到姑娘张开的裙子下摆里；烫手的面包在姑娘的手掌里来回倒腾扔来扔去，她用那绵羊般发黄的牙齿不时地啃咬着，烫疼了便像牛似的气得哞哞直叫。

面包师颇为欣赏地望着她，说：

“把裙子放下来，真不知道害臊……”

她走的时候，面包师在我面前夸耀说：

“看见了吗？像只小羊羔，一头卷毛。我这个人呀，老弟，生来爱干净，从不跟婆娘们厮混，只找年轻姑娘玩。她是我的第十三个相好！是尼基福雷奇的教女。”

看着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我想：

“我也要过这样的生活吗？”

我把按重量销售的白面包从炉子里取出来，把十个白面包和十二个大圆面包放在一块长木板上，急忙送到安德烈·杰连科夫的店里去；回来后，又满满装了一篮子小白面包和鸡蛋奶油面包——足有两普特重——一路小跑地送到神学院，以便赶上大学生们吃早餐。在那里，我站在大饭厅门口，将面包递给大学生们，有的是“记账”，有的是收“现钱”，我站在那里，听着他们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争论。神学院有个叫古谢夫的教授，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死对头。有时候我在面包篮子底下放几本小册子，不声不响地塞给这个或那个大学生；有时候大学生们把一些小册子和字条藏在我的篮子里。

每周有那么一次，我跑去的地方更远——到“疯人院”去，精神病学家别赫捷列夫在那里拿患者做病例，给学生们上课。有一次，他让大学生们观摩一个患妄想狂症的病人：这位患者的个子很高，穿一身白衣服，戴一顶和长筒袜差不多一样的圆形软帽。当他在教室门口出现时，我不由得笑了，不过他在我身边只是停了一下，朝我看了一眼，我赶紧闪到了一边，仿佛他那阴沉、灼热的锐利的目光刺疼了我的心。当别赫捷列夫捋着胡子郑重其事地和病人谈话的时候，我一直在悄悄地用手抚摸着我的脸，好像我自己的脸被灼热的灰尘烫伤了似的。

那患者说话的声音非常低沉，他提出了一个什么要求，很威严地将一只长手臂从病号服的袖口里伸了出来，长长的手指头，看上去怪吓人的。我觉得他的整个身躯长得有些反常，一个劲儿地直往上长，即使站在那里不动，他那只黑黢黢的手就能够抓到我，掐住我的喉咙。他的一双黑眼睛眼窝深陷，目光锐利，在瘦骨嶙峋的脸上闪闪发光，看上去威风凛凛，很有些咄咄逼人的样子。二十来个大学生看着这个戴一顶怪里怪气的尖顶帽的人，有的人露出了微笑，但大多数人都在凝神静思，黯然神伤，他们的眼神和这位患者那火辣辣的目光相比，显得极为平常。他的样子很是吓人，身上有一种恢宏大度的东西——没错，是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气势！

大学生们一片寂静，鸦雀无声，只听见别赫捷列夫教授铿锵有力的声音，他的每一个问题都引起一个低沉声音的严厉的回应，这声音仿佛是来自地下，来自死一般寂静的白色墙壁的后面，患者身体的动作俨然一位高僧似的舒缓迟延，稳健庄重。

夜里，我写了一首关于狂躁症患者的诗，称他是“大权在握，独占鳌头，是上帝的幕僚与挚友”；他的形象长时间地萦绕在我的心头，影响着我的生活。

我从下午六点钟开始工作，差不多一直要干到第二天中午，白天我要睡觉，所以只有在揉完一个面团，等待另一个面团完全发起来，或者把面包送进炉子烘烤的时候，我才能够抓紧时间看点书。当我逐渐掌握了做面包的窍门后，面包师要干的活儿就越来越少了，他感到有点惊讶，亲切地“教导”我说：

“你工作很能干，再过一两年，你就能成为一个面包师了。这太可笑了。你还年轻，人们不会听你的话，也不会尊重你……”

他对我喜欢读书这件事很不以为然：

“有读书那工夫，还不如去睡会儿觉。”他关心地劝我说。但他从来不问我读的都是些什么书。

他满脑子想的就是他的那些梦，那些关于宝藏的幻想和那个圆滚滚的矮个子姑娘。那姑娘往往夜里来，因此，他要么把她领到过道里堆放面粉袋的地方，要么——如果天气冷的话——他就皱着鼻子跟我说：

“你出去一会儿吧！”

我走开的时候心里想：“这种爱情跟书里写的一点也不像……”

老板的妹妹住在店铺后面的一间小屋内，我一直给她的茶炊生火，但我尽量避免跟她见面，因为我看到她时会感到很不自在。她那双孩子般的眼睛看我时的目光，仍然像头几次见面时那样，令人无法忍受，我总怀疑她眼睛深处蕴含着一种微笑，觉得她在嘲笑我。

我身强力壮，但行动笨拙，面包师看我能搬运五普特重的面袋子，不无惋惜地对我说：

“你的力量——能顶三个人，可是缺乏灵活性！尽管你个头很大，可依然是一头笨牛……”

虽然我读了不少书，又喜欢朗诵诗，自己还学着写诗，但我说话仍然用“自己的词汇”。我知道，这些词汇非常粗俗难懂，而且语义尖刻，但我觉得，只有它们才能够表现我思想深处混乱的状态。而有时候我故意用些粗鲁的词句，以抗议那些让我感到格格不入、使我非常恼恨的东西。

我的一位学数学的大学生老师责备我说：

“鬼晓得您是怎么说话的。您不是用词汇在表达，而是用一个个秤砣在砸！”

一般地说，我也不喜欢我自己，就像半大孩子们常有的那样，认为自己非常可笑，很粗野。我的脸型像卡尔梅克人，颧骨突出，嗓子也不听我使唤。

可是老板的妹妹行动敏捷，步履轻盈，像凌空的燕子。我觉得，她轻盈的动作与她那圆鼓鼓的柔软的身段不大协调。她的动作和走路的姿势，总是有点不对劲，像是故意做出来给人看的。她说话的声音乐呵呵的，常常发笑，听着她快乐的笑声，我在想：她是希望我能够忘记我头一次看见她时的样子。可是我却不愿意忘记这件事，我很珍惜这一非同寻常的际遇，我很想知道那些可能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有时候她问我：

“您在读些什么书？”

我的回答很简短，而且我想反问她：

“您为什么要打听这个？”

有一次，面包师想和他那个短腿姑娘亲热一番，用喝醉了酒的腔调跟我说：

“请你出去一会儿。哎，你可以到老板的妹妹那里去，有什么好犹豫的？要知道，大学生们……”

我说，要是再说这种话，我可要用秤砣砸他的脑袋了。然后我就向过道里堆放面粉袋的地方走去。透过关得不怎么严实的门缝，我听到了卢托宁的说话声：

“为什么我要生他的气？他成天埋头读书，像个疯子……”

过道里，老鼠横行，吱吱乱叫；面包坊里，那姑娘哼哼哧哧，呻吟声不断。我来到院子里，外面细雨蒙蒙，几乎听不到一点声音，但还是令人有些透不过气来，空气里充满了一股烟熏味——森林着火了。已经是后半夜了。面包店对面的房子窗户大开，灯光昏暗，屋子里有人唱道：

圣徒瓦尔拉米本人，

头戴金色的光环，

笑容满面地……

俯看着她们。

我想象着让玛丽亚·杰连科娃躺在我的膝盖上——就像面包师的那个姑娘躺在他的膝盖上那样——可我打骨子里感到这是不可能的，简直太可怕了。

他通宵达旦，从未间断，

一边喝酒，一边唱歌，

还干着那——哎哟！

不言自明的勾当……

合唱中一个男低音的“哎哟”二字，显得特别突出。我弯着腰，两手撑着膝盖，向窗子里张望着，透过窗帘的花边，我看到一间方方正正的地下室，浅蓝色的灯罩下，一盏小灯照耀着四周灰色的墙壁；一个姑娘坐在灯下，面对窗户在写着什么。现在她抬起了头，用红色的笔杆把耷拉在鬓角上的一绺头发撩了上去。她眯缝起眼睛，脸上现出了微笑。她慢慢地把信纸折叠起来，装进信封，用舌头在信封口上舔了舔，然后把信扔到桌子上，用比我的小手指还要小的手指头，恶狠狠地指了指它。但是她马上又拿起了信，眉头紧皱，打开信封，读了一遍，装入另外一个信封，写好地址，躬着腰，把信举得像一面白旗，在桌子上空摇晃着。她旋转着身子，拍着双手，向放着她床铺的屋角走去，然后又回转过来，脱去短上衣，露出那圆鼓鼓、肉乎乎的双肩，她从桌上端起了灯，消失在屋角里了。当你观察一个人孤身独处的时候，他的举止就像是一个疯子。我在院子里走动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想：这姑娘孤身一人，独居斗室，她的生活有多怪呀。

可是，当一个长着浅红色头发的大学生前来找她，压低嗓门，差不多像说悄悄话似的跟她说什么的时候，她被吓得全身缩作一团，样子变得更娇小了。她怯生生地看着他，双手放在背后，或藏在桌子下面。我不喜欢这个红头发大学生。非常不喜欢。

那个矮墩墩的姑娘身上裹着一块方头巾，踉踉跄跄地走过来，嘴里嘟囔着说：

“回面包坊去吧……”

面包师一面把面团从柜子里往外掏，一面跟我说，他这个小情人如何令人销魂，如何不知疲倦，而我却在想：

“以后我会怎么样呢？”

这时，我觉得，就在不远处的某个地方，一个什么犄角旮旯，倒霉的事情正在等待着我呢。

面包店的生意非常红火，以至于安德烈·杰连科夫打算另外再开一间更大的面包作坊，而且决定再雇一名帮手。这事太好了，我一个人工作太忙，累得我简直晕头转向。

“在新开的面包作坊里，你就是大帮厨了，”面包师答应我说，“我会跟老板说，让他们把你的工资提到每月十个卢布。没错。”

我知道，把我提升为大帮厨，这对他非常有利。他这个人不喜欢干活，而我则很乐意干活，累一点对我有好处，劳累可以消愁解闷，抑制强烈的性冲动。不过这却使我没法读书了。

“好哇，你终于读不成书啦，让老鼠去啃它们吧！”面包师说，“可是你难道就没做过梦吗？恐怕做过，只是不愿意说而已！这太可笑了。要知道，说梦最安全了，用不着担惊受怕……”

他对我的态度十分亲切，甚至好像非常尊敬。也许是因为我是老板的眼线，他有点怕我，尽管这丝毫不妨碍他盗窃货物，一切照偷不误。

外婆去世了。我是在她安葬七周后，才得知她去世的消息的，是我一个表兄弟写信告诉我的。他在那封简短的信里——没有标点符号——说，我外婆在教堂门口讨饭时跌了一跤，摔断了一条腿；第八天时“转成了坏疽病”。后来我听说，我的两个表兄弟和一个表姐，还有他们的孩子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一直全靠我外婆用乞讨来的东西养活他们。他们根本没想到要请个医生来给她瞧瞧。

信里说：

她被安葬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墓地我们大家给她在那里送的葬那些以乞讨为生的人他们都很爱她而且都哭了爷爷也哭了他把我们撵走后自己一个人留在墓地我们从旁边的灌木丛里看着他在哭他也活不了多久啦

我没有哭，只记得当时冷风嗖嗖，直向我袭来。夜晚，我坐在院子里的劈柴堆上，我有一种强烈的、想对什么人讲讲我外婆的事的迫切愿望，讲讲她有多么聪明、贤惠，她对所有的人都像母亲对孩子一样。但是我没有人可以诉说，就这样，长期压在心头，时间久了，便烟消云散，渐渐地淡忘了。

许多年后，我读了契诃夫的一篇讲一个马车夫对一匹马诉说自己儿子死亡的极其真实的故事后，我回想起了那段日子。遗憾的是，在那极度悲伤的日子里，我身边连一匹马、一条狗也没有，我没有想到可以跟老鼠去分担痛苦——面包作坊里它们倒是不少，而且我和它们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城里的警察尼基弗雷奇像老鹰似的，开始在我的身边打转。他身材匀称，体格健壮，留一头银色的短发，经过精心修饰的胡子又宽又密；他一面津津有味地咂巴着嘴，一面瞅着我，仿佛在察看一只圣诞节前要宰杀的鹅一样。

“我听说，你很喜欢读书，是吗？”他问道，“说说看，你都看些什么书？比如是圣徒传呢，还是圣经？”

“圣经我读，月书我也读。”这使尼基弗雷奇大为惊讶，看上去，这下可把他给搞糊涂了。

“是吗？读书可是件好事，没得说！那托尔斯泰伯爵的书，想必你也有所涉猎吧？”

托尔斯泰的书我也读过，不过，我读的那些书，并不是警察感兴趣的作品。

“这么说吧，它们都是些很一般的书，人人都在写，据说，他的有些书是反对神父的，不妨找来读一读！”

“有些”胶版印刷的书我也读过，但我觉得它们写得都非常枯燥，而且，我知道不应该跟警察谈论这些书。

我们在街上边走边谈，谈过几次后，这老头儿决定邀请我到他那里去坐坐。

“请到我值班岗亭里来坐吧，喝杯茶。”

我当然知道他想从我这儿得到点什么，但我确实也想到他那里去看看。我跟一些脑子聪明的人商量过后，认为，我若谢绝这位巡警的盛情邀请，定会增加他对我们面包作坊的怀疑。

于是，我就到尼基弗雷奇那里做客去了。那是一个小小的岗亭，俄式壁炉占去了三分之一的空间；另外三分之一的地方摆放着一张挂着印花布帐子的双人床，床上有许多带红枕套的枕头；剩下的地方，摆放着一个装厨具的柜子，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靠窗放了一条长凳。尼基弗雷奇解开制服扣子，坐到长凳上，身子完全挡住了亭内唯一的一小扇窗子，他的妻子坐在我的旁边，是个面色红润、胸部丰满的二十来岁的小娘儿们，两只灰色的眼睛狡猾、凶狠，非常奇特；鲜红的嘴唇任性地向上噘着，说起话来气鼓鼓的，语气非常生硬。

“我知道，”这位巡警说，“我的教女谢克列捷娅常到你们面包作坊里去，她是个行为放荡的下贱姑娘。我看所有的娘儿们都是下贱货。”

“所有的？”他的妻子问道。

“无一例外！”尼基弗雷奇坚决地说，同时把胸前的奖章晃得叮当作响，就像马甩动马具似的。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兴致勃勃地重申道：

“从最下贱的街头妓女……一直到女王，全都是些放荡下流的东西！示巴女王穿越荒漠，跋涉两千俄里，去找所罗门王，为的就是要过荒淫无耻的生活。同样，叶卡捷琳娜女皇也是这样，尽管她号称大帝……”

尼基弗雷奇详细地讲述了一个锅炉工的故事，这个锅炉工跟女皇过了一夜，从此平步青云，从军士一直干到将军，什么官都当了。他妻子认真地听着，不时地舔着嘴唇，同时一只脚在桌子下老是碰我的脚。尼基弗雷奇讲起来滔滔不绝，妙语连珠，不知怎么搞的，不知不觉中，他便转变了话题：

“比如说，这里有个一年级大学生，叫普列特尼奥夫。”

他老婆叹了口气，插话道：

“人长得不怎么样，然而是个好人！”

“谁？”

“普列特尼奥夫先生。”

“第一，他现在还不是什么先生，等他学成之后，才能成为先生，眼下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大学生，这样的人我们这里数以千计。第二，什么叫作好人？”

“乐观，年轻。”

“第一，戏班子里的小丑也很乐观……”

“小丑是为了赚钱才逗人乐的。”

“嘘！第二，大狗都是从小狗过来的……”

“小丑就好比猴子……”

“嘘，这我已经说过了！你没听见吗？”

“喏，听见了。”

“这不就结了……”

尼基弗雷奇把妻子压下去后，对我说：

“好，请你和普列特尼奥夫认识一下，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大概他不止一次在街上看见我和普列特尼奥夫待在一起，所以，我说：“我们认识。”

“是吗？原来是这样……”

听得出，他的话中有些懊恼。他猛一转身，胸前的各种奖章发出叮当的响声。而我则提高了警惕，因为我知道，普列特尼奥夫正在用胶版印刷某种传单。

那女人一面暗中用脚碰我，一面存心在逗老爷子，而老爷子则像孔雀开屏似的，一再炫耀自己口若悬河的语言才能。他老婆的瞎捣乱使我没法儿好好听下去。不经意间，我又发现尼基弗雷奇改变了语气，声音变低了，更富于感染力了。

“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你明白吗？”他瞪大眼睛看着我的脸说，好像被什么吓了一跳似的。“你可以把皇帝陛下当成一只蜘蛛……”

“哎呀，你这是什么话！”那女人惊叫道。

“你给我闭嘴！蠢货，这样说是为了明白易懂，不是存心骂人。真是木头脑袋！把茶炊拿走……”

他把眉毛一皱，眯缝起眼睛，然后一本正经地说：

“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跟蜘蛛网一样，以皇帝陛下亚历山大三世为中心，透过各部大臣、各省总督大人及各级官员，一直到我，甚至到最基层的士兵，联结在一起。这条线把一切都联系了起来，把一切都网罗在一块儿，构筑成一座看不见的城堡，以确保皇帝的王国千秋万代，永世长存。而那些被狡猾的英国女王收买了的波兰佬、犹太佬和俄国人，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扯断这条线，好像他们是在为人民着想似的！”

他隔着桌子向我探过身来，态度严厉地低声问我：

“明白了吗？对，对。为什么我要跟你说呢？因为你们的面包师总是夸你，说你是个好小伙子，既聪明，又老实，独自一人生活。可那些大学生们经常去你们面包店里闲逛，整夜整夜地待在安德烈·杰连科夫老婆那儿。要是只有一个人，这很容易理解。但若是许多人呢？啊？我绝不是反对大学生们——今天他是大学生，明天他可能就是位副检察长。大学生们都是好人，他们只不过是想急着发挥作用，而沙皇的敌人们却在教唆他们！懂吗？再说了……”

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往下说，忽然门被打开了；一个红鼻子小老头，卷曲的头发上扎着一条细皮带，手里拿着一瓶伏特加酒，醉醺醺地走了进来。

“咱们下盘跳棋怎么样？”他兴冲冲地问道，接着就是一连串的俏皮话，显得十分活跃。

“这是我岳父，我妻子的父亲。”尼基弗雷奇愁眉苦脸地说。

过了一会儿，我便告辞而去，这时，那狡猾的女人在我身后随手关上岗亭门的时候，使劲捏了我一把，说：

“你看这云彩多么红呀，简直像一团火！”

天空里有一小块金灿灿的云彩正在慢慢地消失。

我并不想得罪我的那些老师们，但我毕竟得说，这位岗警在向我解释国家机器构成的时候讲得比他们要更透彻、更直观。一只大蜘蛛端坐在某个地方，从它那里开始，“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把全部生活都紧紧联结起来，严密控制起来。很快，我到处都感受到了由这条线编织起来的牢固的环节。

晚上，关了店门之后，女主人把我叫到她那里，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她是受委派来了解情况的：岗警跟我谈了些什么？

“哎呀，我的天哪！”听了我的详细报告后，她惴惴不安地惊叫一声，立刻像耗子似的在屋子里窜来窜去，一个劲儿地直摇晃脑袋。“怎么，面包师什么都没有问您吗？要知道，他那个情人可是尼基弗雷奇的亲戚呀，难道不是吗？必须得把他赶走。”

我站在那里，靠着门框，斜眼望着她。不知怎么搞的，她张口便说出“情人”这个词，这未免太随便了——我很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她要赶走面包师的主意。

“您要当心点。”她说。像往常一样，她直勾勾的眼神使我感到有些窘迫；它好像在探询什么我无法理解的东西。她就站在我的面前，背抄着双手。

“你为什么老是这样愁眉苦脸的？”

“我外婆刚去世不久。”

她觉得这很滑稽，便笑着问我说：

“您很爱她吗？”

“是的。您还需要了解什么吗？”

“不需要了。”

我走了。当夜，我写了一首诗，记得诗中老出现这样一个句子：

您——装得并不像。

于是决定，以后大学生们尽量少到面包店里来。见不到他们，我在书中遇到不懂的问题几乎就无人可以请教了，于是我把我感兴趣的问题都记在笔记本上。可是，有一次，我实在是累了，趴在本子上就睡着了。面包师看了我的笔记本，叫醒了我，问道：

“你写的这是什么呀？‘为什么说加里波第没有把国王赶走？’加里波第是什么人？再说了，难道国王是可以赶走的吗？”

他气呼呼地把笔记本往柜台上一扔，随即跳进炉前的浅坑里，嘴里嘟囔着说：“请说说看，他要赶走国王，有那个必要吗？这太可笑了。你还是丢掉这种想法吧。什么读者？五年前，在萨拉托夫，宪兵队像逮老鼠似的抓捕过这样的读者，千真万确。现在没有这种事，可是尼基弗雷奇也已经盯上你了。你就别再去赶跑什么国王了，对于你来说，国王可不是鸽子啊！”

他说这话对我是一番好意，可我却不能怎么想就怎么说，以回报他的这番情意，因为人们不允许我跟面包师谈这种“危险的话题”。

城里正流传着一本炙手可热的小册子，人们竞相阅读，争论不休。我请求兽医拉夫罗夫把这本书给我搞来看看，可他却无奈地说：“唉呀，不行，老弟，很难指望！不过好像最近有人要在一个地方朗读这本书，不然，到时候我带你去……”

圣母升天节那天夜里，我沿着阿尔斯基田野，跟在拉夫罗夫身后，黑灯瞎火地一路向前走去，他走在前面约五十俄丈远的地方。田野里空无一人，可我还是根据拉夫罗夫的建议，采取了“预防措施”——边走边吹着口哨，哼着小曲，“装作是喝醉酒的工人师傅”。我头上的一块块乌云在慢慢地移动，月亮在乌云间像一个金色的皮球缓缓地滚动，云层的阴影覆盖着大地，一汪汪水洼银光闪闪，泛出一片片铁青色。背后，是城市愤怒的喧闹声。

我的引路人走到神学院后面一个园子的围墙边站了下来，我急忙赶了过去。我们悄悄地翻过围墙，穿过杂草丛生的园子，一碰到树枝，就有大滴大滴的水珠洒落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站在一幢房子的墙边，轻轻敲了敲紧闭着的窗户的护板——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打开窗子，我看见他的背后是一片漆黑，听不见任何声音。

“谁呀？”

“从雅科夫那儿来的。”

“翻进来吧。”

黑咕隆咚的屋子里好像有许多人，听得见衣服和脚步的沙沙声，人们轻轻地咳嗽着，小声地交谈着。有人划着了一根火柴，照亮了我的面孔。我看见墙边地板上有几个黑的人影。

“来齐了吗？”

“来齐了。”

“把窗帘拉上，别让人看见护窗板缝隙里透出去的光线。”

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拉大嗓门说：

“是哪个聪明人想出的主意，把我们叫到这样一间空无一人的房子里来的？”

“小声点！”

有人点亮了屋角的一盏小灯。房间里空空荡荡，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两只箱子，箱子上放着一块木板，木板上——像寒鸦落在围墙上似的——坐着五个人。那盏小灯也在“竖着”的一只箱子上放着。墙边的地板上还有三个人，窗台上有一个人——是一个蓄着长头发的青年，人长得身单力薄，面色苍白。除了他和大胡子外，别的人我全都认识。大胡子瓮声瓮气地说，他要给大家朗读一本叫《我们的意见分歧》的小册子，作者是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原民意党人。”

黑暗中，地板上有人吼了一嗓子：

“我们知道！”

周围的神秘气氛让我感到兴奋和激动，神秘的诗才是最崇高的诗。我感到自己像是一名在教堂里做早祷的信徒，不禁想起了古罗马最早的基督徒在地下避难所里的晨祷仪式。房间里一片瓮声瓮气的男低音，但言谈话语，清晰可辨。

“胡扯淡。”屋角又传来一声吼叫。

黑暗中有一件什么铜器在闪闪发光，显得很神秘，但又不太明亮，很像是一顶古罗马武士戴的头盔。我猜想可能是火炉的透气罩。

人们在屋子里低声交谈，一片嘈杂，其间夹杂着一些激烈的言辞，很难听明白谁在说什么。有人从窗台上越过我的头顶，用嘲笑的口气大声问道：

“咱们还读不读了呀？”

问话的是那个脸色苍白的长头发青年。这时大家都静了下来，只听见朗读者低沉的声音。有人划着了火柴，点着了烟卷，红色的火苗，映照出正在深思的人们，他们有的眯缝着眼睛，有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朗读持续了很长时间，听得让人昏昏欲睡，十分疲惫，尽管我很喜欢那些唇枪舌剑的言辞和激昂慷慨的话语，它们很容易地就变成了令人信服的思想和道理。

不知为什么，突然间，朗读者的声音一下子停住了，屋子里马上响起了愤怒的喊叫声：

“叛徒！”

“花言巧语，口是心非！”

“这是对英雄所洒鲜血的亵渎。”

“格涅拉洛夫和乌里扬诺夫被绞死后……”

这时，窗台上又传来那个青年的声音：

“先生们，咱们能不能不破口大骂，而就问题的实质，进行严肃认真的争论呢？”

我不喜欢争论，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我很难听明白别人变幻莫测而又自以为是的激进思想；争论双方那种赤裸裸的自我欣赏、死要面子的态度总让我感到十分反感。

那位青年从窗台上俯下身子问我道：

“您是面包师彼什科夫吗？我叫费多谢耶夫。咱们应该相互认识一下。老实说，这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干，这样吵吵嚷嚷已经很久了，可是毫无用处。咱们出去走走，好不好？”

关于费多谢耶夫，我已经听说过很多，他组织了一个很严肃的青年学习小组。我很喜欢他那张有点神经质的苍白的面孔和一双深陷的眼睛。

我们在田野里走着，他问我工人中我有没有熟人，我在读些什么，空闲时间多不多，还说：

“我听说过你们这个面包店，奇怪的是，您竟然会干这种没意思的工作。您干吗干这种工作呢？”

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我没必要干这种工作，这个想法，我对他说了。我的话使他非常高兴，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他对我说，后天他要出一趟门，得两三个星期，回来后他再通知我：我们怎样再见面，在什么地方见面。

面包店的生意相当不错，可是我自己的事情却每况愈下。搬到新的面包房后，我的工作量越来越大。我要在面包房里干活，还得挨家挨户地去送面包，去神学院和“贵族女子学校”送面包。姑娘们从我的篮子里挑选奶油鸡蛋面包的时候，常常顺手塞给我一些便条，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从这些漂亮的便条上往往能够看到一些笔迹稚嫩但恬不知耻的话语。我直感到纳闷：当一群穿得干干净净、眉清目秀、欢蹦乱跳的贵族小姐，围着我的篮子，做着鬼脸，伸出粉红色的小爪子，翻来覆去挑选面包的时候——我看着她们，尽量去猜想——到底是谁给我塞的那些没羞没臊的便条？难道她们不知道这些便条上写的话有伤风化吗？于是，我回想起了那些污浊不堪的“花街柳巷”，心里想：

“难道这种花街柳巷里也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吗？”

有一个梳着大辫子、胸脯丰满、黑头发的姑娘，在走廊里把我叫住，她急匆匆地小声对我说：

“你把这个便条按上面的地址送去，我给你十个卢布。”

她望着我，紧咬着嘴唇，亲切温柔的黑眼睛含满了泪水，面颊和耳朵涨得通红。我谢绝了她的十个卢布，接过便条，把它送交给高等法院一位法官的儿子——一个面带红晕、患有肺结核的高个子大学生。他说要给我五十个卢布，然后默默地、一门心思地在数着零钱，当我说不用给我钱时，他便把这些零钱往自己的裤子口袋里装，但是没有装好，钱被撒落了一地。

看着这些五戈比、七戈比的硬币满地乱滚，他一时没了主意，急得一个劲儿地直搓手，搓得指关节嘎嘎直响，他吃力地喘着气，嘴里嘟囔着说：

“这该怎么办呢？喏，再见！我得想一想……”

我不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但我替那位小姐感到非常惋惜。她很快便从学校里消失了，十五年后我遇见了她，当时她在克里米亚一所中学里教书，患了肺结核，而且饱受世态炎凉之苦，所以一谈到人间世事，沧海桑田，她就恨得咬牙切齿，气不打一处来。

送完面包，我便躺下睡觉，晚上还要在面包作坊里干活，这样半夜以前我就能够将烤制好的奶油鸡蛋面包送到面包店里——面包店就坐落在市剧院的旁边，因此，演出一结束，观众就会到我们店里来享用热腾腾的酥皮面包。然后我再去按分量揉制大的面包和法式小面包，两只手要揉制十五到二十普特的面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然后再睡上两三个小时，接着再去送面包。

就这样，天天如此。

可这时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一心想传播某种“合理、善良、永恒的东西”。我善于和人交往，很会讲故事；我的想象力来自我的亲身经历和我所读过的书。对于我来说，将一件寻常的事编成一个有趣的故事，不用费多大劲儿；故事绕来绕去，归根结底，总离不开那“一条看不见的线”。我认识克列斯托夫尼科夫的和阿拉富佐夫的工厂的工人们，特别是跟老纺织工人尼基塔·鲁布佐夫的关系非常亲密，他差不多在俄国所有的纺织厂里都干过，人非常活跃，而且聪明能干。

“列克谢，我的马克西梅奇，你还年轻，我的流浪儿，新的机灵鬼！我在世上已经混了五十七个年头了！”他压低着声音说道，一双有疾患的灰色眼睛在墨镜后面露出了微笑。这副墨镜是他自己用铜丝制作的，因此，在他的鼻梁和耳后都染上了绿色铜锈的斑点。纺织工人们都叫他德国佬，因为他在刮掉大胡子时上嘴唇上留了浓密的唇髭，下嘴唇上蓄着一撮花白的山羊胡。他身材适中，宽胸膛，生性欢乐，又有几分忧伤。

“我喜欢看马戏，”他说，同时将疙里疙瘩的秃脑袋歪到左肩上，“那些原本是牲口的马，是怎样训练出来的，啊？简直太奇妙了。看着这些个牲口，真让人佩服。我想，喏，这就是说，也可以教人们去用脑子思考。马戏团的人用白糖来驯化牲口，而我们，当然，可以到小店里购买这种糖。我们的心灵也需要糖，而这种糖，就是关爱！就是说，一个小伙子，为人处世，要学会关爱人，不能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动不动就棍棒相加，是不是？”

他自己对人的态度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关爱，说话带刺儿，瞧不起人，争论时，语言简单生硬，常常大喊大叫，显然是想激怒对方。我是在啤酒店里认识他的，当时有人就要打他，而且已经打过他两次，是我站出来劝阻，把他给拉走了。

“打疼您了吗？”我一面问他，一面和他在黑暗中走着，这时，头上正下着蒙蒙的秋雨。

“喏，哪有他们这种打法？”他满不在乎地说。“等一下，你为什么跟我称呼起‘您’来了？”

从此，我们就算认识了。起初，他常常笑话我，说话风趣幽默，机智灵活，但当我告诉他那根“看不见的线”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时，他若有所思地感叹道：

“你这个人并不笨，一点也不笨！真行啊？你……”从此以后，他对我，就像父亲似的，关怀备至，甚至正儿八经地称呼起我的名字和父称来。

“你的想法呀，我的列克谢·马克西梅奇，我亲爱的小锥子，都是对的，只不过是没有人相信你，划不来……”

“您相信吗？”

“我是一条秃尾巴的丧家犬，民众则是用链条锁着的一群狗，每条狗的尾巴上都带有许多牛蒡之类的累赘：老婆、孩子、手风琴、套鞋等；而且，每条狗都很留恋自己原来的那个窝。他们不会相信你的。我们那儿——莫罗佐夫的厂子里——就出过事儿！谁牵头，走在前面，谁的脑门子上准会挨人揍，而脑门子可不是屁股，够你吃不了兜着走了。”

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是一名钳工，是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厂的工人，患有肺结核，会弹吉他，精通《圣经》。自打和这位钳工认识后，鲁布佐夫说话就有点不一样了，雅科夫断然否定上帝存在的态度，使他大为惊讶。他一面随地吐着从肺里咳出来的血痰，一面坚定、动情地证明说：

“第一，我完全不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出来的，我一无所知，什么也不会，而且，我不是一个善良的人，不，我不是一个善良的人！第二，上帝不知道我有多么困难，或许知道，但是他无能为力，再不就是他能够帮助，但是，他不愿意。第三，上帝也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慈悲为怀的，简单说吧，他根本就不存在！这都是臆造出来的，全都是凭空想象，整个生活也是假想出来的，然而，这骗不了我！”

鲁布佐夫惊讶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然后他怒不可遏，破口大骂起来，但是雅科夫援引《圣经》中的一段话，用庄重严肃的语言，解除了他的武装，使他无言以对，待在一边仔细想事儿去了。

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说起话来几乎有些令人生畏。他的脸又黑又瘦，一头黑色卷发，跟茨冈人似的，发青的嘴唇间露着狼一般的牙齿。他那双黑眼睛死死盯着对方的脸，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咄咄逼人的目光，实在让人承受不了，它使我想起了妄想狂患者的眼睛。

鲁布佐夫和我从雅科夫那儿出来后，路上他情绪低沉地对我说：

“还没有人当着我的面反对过上帝。这样的话我闻所未闻。什么样的话我都听到过，可这样的话从未听说过。当然，这个人活不了多久了。唉，他也够可怜的了！人都快烧干了……真有意思，老弟，非常有意思。”

鲁布佐夫很快便和雅科夫变成了好朋友，而且整个人好像疯了似的，感情激动得不得了，时不时地总是用手指头擦拭两只有病的眼睛。

“是这样，”他扬扬自得地说，“就是说，上帝也该退位了，是不是？哈哈！至于沙皇，我的好先生，我有自己的看法：沙皇碍不着我的事。关键不在于沙皇，而在于老板。随便哪一位沙皇我都不在乎，哪怕是伊万雷帝呢？好，当你的沙皇吧，就由你来统治好了，只要你乐意，只不过你要给我管住老板的权力，这就行了！你给我这个权力，我就用金锁链把老板锁在沙皇的宝座上，我会为你祈祷的……”

读完《饥饿王》后，他说：

“写的都是通常的事，完全正确！”

他头一次看到这种石印的小册子，问我道：

“这是什么人给你写的？写得很准确。你告诉他——谢谢了。”

鲁布佐夫的求知欲永无止境。他以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倾听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大骂上帝的话，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听我讲书里的故事，听得他前俯后仰，哈哈大笑，昂着头，赞不绝口地说：“人的脑瓜儿就是机灵，哎呀，实在是机灵！”

他自己看书很费劲，因为眼睛有病，影响视力，但他知道的事情也不少，常常令我感到非常吃惊：

“德国有一个绝顶聪明的细木匠，国王时常亲自请他去进行咨询。”

经我一再追问，原来他讲的就是倍倍尔。

“这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他一面简短地回答，一面用小手指搔了搔自己那疙里疙瘩的脑袋。

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对艰难繁重的乱糟糟的生活不感兴趣，他一心只想着消灭上帝，嘲笑教会里的神父，对修士之类的，尤其恨之入骨。

有一次，鲁布佐夫和颜悦色地问他：

“怎么啦，雅科夫，为什么你张口闭口地总是在反对上帝？”

这时他恶狠狠地喊叫得更凶了：

“除了上帝，还有谁在妨碍我呢，啊？我信奉他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在他面前，我一直在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我一忍再忍。争辩是不可以的。一切都由上面来定。被生活捆住了手脚。我对《圣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发现一切都是臆造的！是杜撰出来的，尼基塔！”

他挥动着一只手，像要把那条“看不见的线”扯断似的，他几乎哭着说：

“瞧吧，为此我会过早死去的！”

我还有几个很要好的朋友：我常到谢苗诺夫的面包作坊去看望老同事，他们非常欢迎我，很愿意听我给他们讲故事。但是，鲁布佐夫住在船厂区，而沙波什尼科夫住在靼鞑区，在卡班河对面很远的地方，彼此相距约五俄里，我很少能看见他们。可是他们到我这里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没地方接待客人，何况新来的面包师是个退伍兵，常与宪兵们来往。宪兵队队部的后院就挨着我们的院子，因此，那些神气活现的“穿蓝制服的人”，经常翻过围墙，到我们这边来为汉加尔特上校买小白面包，也为自己买些主食面包。再说了，已经有人劝我不要太“抛头露面”，以免引起别人对面包店不必要的注意。

我认为，我的工作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有人不顾店里营业的情况，随便从柜上支取现款，弄得店里有时候连买面粉的钱都拿不出来。安德烈·杰连科夫常常捋着胡子垂头丧气地苦笑道：

“我们快要破产了。”

他的日子也很不好过，一头棕色卷发的娜斯佳已经“身怀六甲”，还凶得像只恶猫，龇牙咧嘴的，嗷嗷直叫，气鼓鼓地瞪着一双绿眼睛，对一切人和一切事都瞧不顺眼。

她走起路来，旁若无人，直接往安德烈身上撞；安德烈像做错了事一样，一面赔着笑脸，给她让路，一面唉声叹气。

有时候，他向我诉苦说：

“一直都这样随便。大家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没一点章法。我给自己买了半打袜子，转眼间，全不翼而飞了！”

袜子的事是可笑的，但是我笑不出来，因为我眼看着这个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人一心想把事情办好，而周围的人对这件事却不管不问，熟视无睹，甚至进行破坏。安德烈·杰连科夫并不指望得到他所照顾的这些人的感谢，但他有权得到这些人对他更多的关心和友谊，而不应该是现在的这种态度。他的家庭很快遭到了破坏，父亲由于宗教的原因得了忧郁症；弟弟开始酗酒，整天和姑娘们鬼混；妹妹表现得形同外人，看来她和那个红头发大学生的爱情进行得很不顺心，我常常看到她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因此我对那个大学生也恨之入骨。

我觉得，我已经爱上了玛丽亚·杰连科娃。同样，我也爱上了我们店里的女售货员娜杰日达·谢尔巴托娃——一个人高马大、面色红润的姑娘，鲜红的嘴唇上总是挂着亲切的微笑。一般地说，我是个多情种子。年龄、个性和我没有规律的生活，都要求我和女人交往，而且，这方面与其说我是过早成熟，还不如说是为时已晚。我需要女人的爱抚，哪怕是女人的友好情谊也好；我需要坦率地剖析自己，理清楚我那凌乱不堪的思想和乱作一团的感受。

我没有朋友。人们把我看作是“一块有待加工的材料”，他们引不起我的好感，我无法和他们坦诚相待。当我跟他们谈起他们不感兴趣的话题时，他们就对我说：

“拉倒吧，你！”

古里·普列特尼奥夫被捕后，被押送到彼得堡，关进了“十字架”监狱。最初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尼基弗雷奇，他是一大早在街上看见我时跟我说的。当时他冲我迎面走过来，神态庄重，若有所思，身上佩戴着所有的勋章，好像刚刚接受过检阅似的，他把一只手举到帽檐边，一声不响，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但是他马上又停下来，气鼓鼓地冲着我的脑后说：

“古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是昨夜被捕的……”

然后，他挥了挥手，朝四下看了看，小声补充说：

“小伙子完了！”

我好像看见他狡猾的眼睛里闪耀着泪花。

我知道，普列特尼奥夫早就料到自己会被捕的，这件事他事先曾亲自警告过我，并告诫我说，无论是我，还是鲁布佐夫，都不要和他见面。他和我一样，跟鲁布佐夫也很要好。

尼基弗雷奇眼睛望着脚下，神情忧郁地问道：

“你怎么不到我这里来了？”

晚上，我去了他那里，他刚刚睡醒，正坐在床上喝格瓦斯：他妻子弯着腰在窗边给他缝补裤子。

“情况就是这样，”这位岗警开口说，一边抓挠他那长满像浣熊一样长毛的胸口，一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他被抓了。在他那里搜出一口锅，他用它来熬颜料，印制传单，反对皇上。”

然后，他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怒气冲冲地对妻子说：

“把裤子拿过来！”

“马上就好了。”她回答说，头也没有抬。

“她觉得他怪可怜的，还哭来着，”老头儿瞥了妻子一眼。“其实我也觉得非常惋惜。可是一个大学生反对皇上，能搞出什么名堂呢？”

他一面开始穿衣服，一面对妻子说：

“我出去一会儿……你把茶炊生上。”

他妻子呆呆地望着窗外，但是，当他一走出岗亭的门，她便迅速转过身来，冲门口伸出紧握的拳头，满腔怒火，咬牙切齿地说：

“呸，老不死的东西！”

她的脸已经哭肿了，左眼上有一大块青伤，几乎遮住了眼睛。她迅速直起身，走到炉子跟前，俯身在茶炊上，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

“我要骗他，一定得骗他，让他连哭都来不及！像狼一样地号叫。你不要相信他的话，一个字也别信！他也会抓你的。他在撒谎，他对谁都不会觉得惋惜。整个一个捕鱼的。您的事儿他全知道。他就是吃这碗饭的。抓捕人是他的乐趣……”

她走到我跟前，把身子紧贴着我，用乞求的声音对我说：

“你能不能亲我一下，啊？”

我并不喜欢这个女人，但她瞧着我的那只眼睛是那样凶恶，那样怨气十足，于是我拥抱了她，并且抚摸了她那发硬、蓬乱而油腻的头发。

“眼下他正在盯谁的梢？”

“在跟踪雷布诺里亚德街一家旅馆的什么人。”

“你知道他的姓名吗？”

她微笑着回答说：

“好哇，我这就告诉他你向我打听了些什么！他回来了……古罗奇卡就是他跟踪发现的……”

她迅速跳到炉子边上。

尼基弗雷奇带回来一瓶伏特加酒，还有果酱和面包。我们坐下来喝茶。玛林娜坐在我的身边，对我表现得特别热情、殷勤，用那只没被打伤的好眼睛仔细端详着我的脸，而她丈夫则意味深长地跟我说：“这条看不见的线在人们的心里，深入骨髓，试试看，你能把它扽出来，消除掉吗？沙皇，对人民而言，就是上帝！”

这时，他冷不丁地问道：“你读的书很多，福音书读过吗？哎，怎么样？依你看，那里面说的话都对吗？”

“不知道。”

“依我看，有些话是废话，而且还不少。比如说，关于穷人：那里面说穷人是幸福的，怎么个幸福法？这不是瞎说嘛。而且，一般地说，关于穷人的话，许多都是说不清楚的。生来的穷人和后来变穷的穷人，应该区分开来。生来的穷人，就等于是坏人！而后来变穷的人，也许只是他的不幸。应该这样来看问题。这样比较妥当。”

“为什么呀？”

他没有吭声，只是用探询的目光朝我看了看，然后字酌句斟，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话，看来，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想法：“福音书里有许多地方讲到怜悯，可怜悯这东西是有害的。我就是这样想的。怜悯需要在一些无用甚至有害的人身上花掉巨额的费用。要办养老院，修建监狱，设立疯人院。应该帮助那些健康的、身强力壮的人，使他们不至于白白地浪费精力。可是我们却在帮助弱者，难道你能将弱者变成为强者吗？这种想法，只能使强者变弱，而弱者——骑在强者的脖子上。这才是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的课题！有许多东西需要重新思考。应该明白，生活距离福音书早已经很远了，生活有自己的轨迹。这不，看见了吧，为什么普列特尼奥夫完了？因为怜悯。我们怜悯穷人，可大学生们却一个个在完蛋。这里哪有什么道理可讲，啊？”

我第一次通过这样尖锐的方式听到了这些想法，虽然以前也曾经接触过。这些想法，比通常想象的要更具有生命力，流传得也更为广泛。七年后，当我读尼采的著作时，我非常清楚地想起了这位喀山警察的人生哲学。顺便说一句，在书中我很少遇到以前我在生活中未曾听到过的思想。

而这个“抓捕人”的老头儿一直在往下说，而且随着说话的节奏，他的手指在托盘边上不断地打着拍子。他那干瘪的面孔一脸严肃，皱巴巴的，但是他没有看我，而是在观看擦得像铜镜般油光锃亮的茶炊。

“你该走啦，”妻子第二次提醒他说，但是他不理不睬，仍然一个劲儿地按照自己的思路接着往下讲，这时候，突然，他话锋一转，不知不觉已经跳到另一个话题上了。

“小伙子，你人并不傻，而且有文化，难道你就心甘情愿当个面包师吗？只要你换个工作，为沙皇帝国效劳，你挣的钱决不会少……”

我听着他的话，心里想，怎么去通知雷布诺里亚德街上那些我素不相识的人，告诉他们尼基弗雷奇正在监视他们呢？那里住着一个不久前才从亚卢托罗夫斯克流放回来的人，叫谢尔盖·索莫夫，我听过关于他的许多有意思的事情。

“聪明的人应该过群居生活，就像蜂房里的蜜蜂或蜂窝里的胡蜂一样。沙皇帝国……”

“瞧，都已经晚上九点钟了。”她妻子说。

“真是见鬼！”

尼基弗雷奇一面站起身来，一面扣着制服的扣子。

“哦，不碍事，我坐马车去。回头见，老弟！有空来玩儿，不必客气……”

离开岗亭，我坚决对自己说，以后永远也不再到尼基弗雷奇那里“做客”了，那个老警察太让我讨厌了，尽管他人还是蛮有意思的。他关于怜悯有害的那番话，使我很有些感慨，并且牢牢记在了心中。我觉得他的话有一定道理，但可悲的是，它们出自一个警察之口。

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时常发生，其中有一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令我激动不已。

城里来了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这个人我是头一次见到——高高的个子，体格很健壮，面孔有点黑，留一撮黑山羊胡，长有两片黑人的厚嘴唇。他身子向前倾，两眼望着地面，但有时候蓦然仰起他那有点谢顶的脑袋，两只水灵灵的黑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光芒照人——他锐利的目光中好像有某种仇恨的东西在燃烧。谈话是在一位教授家里进行的，有许多青年人参加，其中有一位神学硕士，瘦高个儿，举止文雅，是位小神父，穿一身黑色的丝质长袍，这袍子很好地衬托出他那苍白漂亮的脸庞，而他那双冷漠的灰色眼睛露出的淡淡微笑，又给他那张脸平增了几分光彩。

关于福音书的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伟大真理，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大讲特讲，嗓子都讲哑了，他的话简短扼要，但言语犀利，信誓旦旦，富于感染力；他说话时总是机械地挥动着毛茸茸的左手，那架势就好像要把他的话截断似的，而右手则一直插在口袋里。

“演员。”我旁边一个角落里有人小声说。

“太像演戏了……”

而在这之前不久，我读了一本书，好像是德雷波尔写的，内容是关于天主教反对科学的。我好像记得，书里说，有一名狂热的信徒，为了用爱的力量去拯救世界，他们出于对世人的仁慈，准备将他们杀死，然后焚尸灭迹。

他穿一件白衬衫，袖子很宽，外面罩一件灰色的旧长衫，这也使他很有些与众不同。宣讲结束时，他高声喊道：

“这么说，你们是信耶稣呢，还是信达尔文？”

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像一块石头，投向聚集了许多青年人的那个角落，那些青年男女们怀着惊恐和兴奋的心情，瞪大眼睛看着他。看来，他的话使大家感到非常吃惊，人们默默无言，若有所思地低着脑袋。他用火辣辣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严厉地补充说：

“只有法利赛人才会试图将这两种无法调和的精神结合起来，而且在结合的时候，会恬不知耻地用花言巧语，自欺欺人，用谎言蒙骗大家……”

小神父站起身来，一本正经地挽起长衫的袖子，带着故意装出来的彬彬有礼的神态和宽宏大量的微笑，从容不迫地说：

“你们显然是赞成有关法利赛人的庸俗的观点，但这种观点不仅是粗暴的，而且彻头彻尾是错误的……”

令我大为惊讶的是，他开始证明说，法利赛人是犹太人遗训的真正忠实维护者，并认为人民始终和他们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你们去读一读，比如说，优素福·弗拉维的书吧……”

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一跃而起，挥动手臂，好像要把优素福·弗拉维的书一劈两半似的，大声叫道：

“人民直到今天，还在跟自己的敌人站在一起，反对自己的朋友；他们不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们是被迫的，是受人驱使的。我干吗要读您的弗拉维的书呢？”

小神父等人把争论的主题扯得非常分散，弄得七零八落，结果也就完全淹没了争论的主题。

“真理就是爱。”托尔斯泰主义者大声喊道，而他眼睛里流露出的却是憎恨与蔑视。

听着他的话，我感到如醉如痴，我捉摸不透这些话的意思，脚下的土地，一直在语言的旋风中摇晃，我常常绝望地在想，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比我更蠢笨和更没有能耐的人了。

而托尔斯泰主义者一面从涨得通红的脸上擦去汗水，一面狂怒地大叫：

“为了不再撒谎骗人，快把福音书扔掉吧，忘了它吧！把耶稣再一次钉到十字架上，这样才比较公正！”

现在我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怎么办？如果说，生活就是为了人世间的幸福而不断进行斗争的话，那么，仁慈和关爱不是只能给这一斗争的胜利设置障碍了吗？

我打听出了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姓氏——克洛普斯基，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于是，第二天晚上我去找了他。他住在两个未出嫁的女地主家里，我去时他正和她们坐在花园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在一棵高大的老椴树的树荫下。他穿一条白裤子，一件同样颜色的衬衫，衣领敞开着，袒露着黑乎乎、毛茸茸的胸口；他个子高高的，人又瘦又干瘪，和我印象中的云游僧或传播真理的教士非常相像。

他用银羹匙从汤盘中舀了些牛奶拌马林果酱，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咂巴着厚厚的嘴唇，他每咂巴一下，白色的牛奶泡沫便从他那稀稀拉拉的猫胡子上被吹落下来。一位姑娘在桌旁侍候他，另一位则站在椴树旁，双手交叉在胸前，望着灰蒙蒙的炎热的天空，凝神静思，浮想联翩。两人都穿着薄薄的淡紫色的连衣裙，看上去样子几乎一模一样。

他跟我谈话时态度和蔼，十分亲切，非常乐意跟我谈论爱的创造性力量，说应该拓展自己内心里的这种感情，因为它是唯一能够“将人和世界精神”联系起来的感情，即与生活中到处洋溢着的爱息息相通的感情。

“只有这种感情才能够约束人！不懂得爱便不可能理解生活。那些声称‘生活的规律就是斗争’的人，他们在心灵上都是盲人，是注定要灭亡的。火是不能够用火来消灭的，同样，邪恶也不能够用邪恶力量来克服！”

当两个姑娘勾肩搭背地向花园深处房子那里走去时，这个人望着她们的背影，眯缝起眼睛，问我道：“你是什么人？”

听了我的回答后，他用手指头敲着桌子说：“人啊，不管在哪儿，都还是人，他要追求的不应该是改变生活中的地位，而是培养自己对人们的博爱精神。”

“越是地位低下的人，他距离生活的真正实际便越近，距生活的真谛也越近……”

我对于他是否能够了解这种“真谛”心存疑虑，但是我一声不吭，没有说出来，我觉得他和我在一块儿会感到乏味的。他用一种令人讨厌的目光看我一眼，打了个哈欠，双手搂住后脖颈，两条腿向前伸着，半闭着眼睛，显得有些倦意，嘴里像说梦话似的嘟哝着说：“听命于仁爱的摆布……生活的规律……”

他忽然打了个激灵，两手一挥，好像在空中抓住了个什么，眼睛直勾勾地盯住我，惊恐不安地说：“怎么啦？我累了，对不起！”

他又闭上了眼睛，好像是因为疼痛，龇牙咧嘴地紧紧咬着牙关；他的下嘴唇向下耷拉着，上嘴唇往上翻着，几根颜色发青的稀稀拉拉的胡髭向上撅着。

我走的时候对他没有一点好感，对他这个人的诚意也感到有些怀疑。

几天后，一大早我去给一位我认识的副教授送面包。他是个单身汉，嗜酒如命，在他那里，我又一次看到了克洛普斯基。他好像一夜没有睡觉，脸色很难看，眼睛发红，还有点浮肿。我觉得，他好像是喝醉了。这位身体有点发福的副教授，醉眼惺忪地坐在地板上，手里拿着一把吉他，只穿一条内裤，周围全是家具什物、啤酒瓶子、脱下的外衣，一片狼藉；他摇晃着身子，嘴里大声吼叫着：“仁——慈……”

克洛普斯基气呼呼地厉声喊道：

“根本不存在仁慈！我们不是为爱而丧生，就是在为爱的斗争中被击毙——反正都一样，我们注定要一命呜呼……”

他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拉到屋里，对副教授说：

“喏，你问问他到底想要什么？问问他需不需要对人的博爱？”

那人用泪汪汪的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后笑了：

“他是卖面包的呀！我还欠着他钱呢。”

他身子摇晃了一下，一只手伸进口袋里，掏出钥匙，递给我说：“拿去，全在这里了！”

但托尔斯泰主义者接过他手里的钥匙，朝我挥了挥手。

“你走吧！回头再给你钱。”

于是，他把我给他的小白面包扔到了屋角的沙发上。

他没有认出我来，这让我感到很高兴。我走的时候心里一直记住他关于因爱而死的那番话和我心里对他的厌恶感。

不久，有人跟我说，他向他房东家的一个姑娘表白了爱情，而且就在同一天，他又向另外一个姑娘也表达了爱情。姊妹俩皆欣喜若狂，后来两个人一说通，她们恨死了这个恋人，于是吩咐看院子的人告诉那个爱情骗子，让他马上滚出她们的院子。后来他便从这个城市里消失了。

爱情和仁慈在人们生活中的意义的问题，是个非常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它早就摆在了我的面前，最初，是以捉摸不定的形式出现的，但是我内心里强烈地感受到了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后来才以非常明确的方式，清楚明白地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爱的作用是什么呢？”

第三章

我所读过的所有的东西，都充满着基督教的思想、人道主义的思想和要悲天悯人的呼吁，关于这一切，当时我所知道的一些优秀人物，早已经讲得天花乱坠、口干舌燥了。

我亲眼目睹的种种情况，跟仁慈与对人们的关爱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展现在我面前的生活，像一条无尽的锁链，上面的仇恨、残忍比比皆是；又像一场为了区区小事而打不完的肮脏的斗争。我个人所需要的只有书籍，其他一切在我的心目中都没有意义。

只要走出家门，在门口待上一会儿，你就会明白：所有这些马车夫、看门人、工人、官员、商人——他们与我和我所喜欢的人，生活得全然不同，想法愿望各异，志趣道路也不同；那些我所敬仰和信赖的人——他们都异常的孤僻，与人合不来，在大多数人中间，在蚂蚁般辛勤构筑自己生活巢穴的苟且生涯中，显得非常多余。这种生活在我看来绝对是愚蠢的，极其乏味的。而且，我常常发现人们只是在口头上讲仁慈，谈博爱，实际上却在不知不觉中完全听命于生活的总的秩序。

当时，我感到非常之难。

兽医拉夫罗夫由于浮肿，人变得又黄又胖。有一次，他气喘吁吁地跟我说：“必须加大残忍的力度，一直加大到人人都感到精疲力竭，劳顿不堪，十分厌倦，就跟讨厌这该死的秋天一样！”

秋天来得很早，老是下雨，天气寒冷，生病和自杀的人很多。拉夫罗夫不愿眼看着浮肿病把自己折磨致死，所以也服氰化钾自杀了。

“他本来是给牲口治病的，结果却像牲口一样一命呜呼了！”拉夫罗夫的房东——裁缝梅德尼科夫——在给兽医送葬的时候说，这位房东人长得又瘦又小，笃信宗教，他能把颂扬圣母的赞美诗背得滚瓜烂熟。他经常打自己的孩子——七岁的女儿和上中学的十一岁的儿子，用三股皮条拧成的鞭子打，而他打老婆时用的是细竹条，专打她的小腿肚，还常常抱怨说：

“民事法官指责我，说我好像是从亚洲人那里学来的这一套，然而我这辈子从来都没见过亚洲人，只是在招贴画上和图片上看见过。”

他的一名工人——一个罗圈腿，整天无精打采，外号叫“冬妮娅老公”——谈到自己的老板时说：

“我很害怕这种笃信宗教、性格温和的人！脾气暴躁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总能想办法躲开他，可是性格温和的人看不出来，他像草丛中阴险狡诈的毒蛇，悄悄地向你爬过来，冷不丁地突然在你袒露的胸口上咬上一口。我害怕性格温和的人……”

“冬妮娅老公”就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他生性狡猾，爱在背后说人坏话，很受梅德尼科夫赏识。他的这番话不无道理。

有时候我倒是觉得，性格温和的人很像是地上长的苔藓，它能够疏松地表，软化生活中铁石心肠的人，使其变得较为温和、于人有益一些，但更为经常的是，我看到很多性格温和的人——他们很善于看风使舵，跟一些卑鄙下流的人同流合污，朝三暮四，变化无常，像蚊子似的围着你嗡嗡乱叫——我感到自己像是一匹被绳索缠着了腿的马，陷入了牛虻的重重包围之中。

我从老岗警那里出来的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风呼呼地直吹，像大喘气似的，路灯在大风中摇曳不定，仿佛暗灰色的天空也在随风摇动，向大地上洒下尘埃般细润的十月秋雨。一名全身被打湿了的妓女，拖着一个醉汉，往街的上坡走去；她挽着他一只胳膊，一直往上推他，嘴里嘟嘟哝哝，还不时地小声抽泣。这女人疲惫不堪地低声说：

“你这是命该如此……”

“这不，”我想，“我不是也在被人拖着走吗？一直在把我往令人作呕的角落里推，把我领到一些龌龊不堪、让人伤心的地方，见一些莫名其妙、花里胡哨的人。这一切我看都看腻味了。”

也许我在思考的时候用的不是这些言语，但我脑子里闪现出来的却正是这样的想法，也正是在这个可悲的晚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内心的疲惫和情绪的沮丧。从这一时刻起，我感到自己的心情越来越坏，我开始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用冷静的、别人的和敌对的目光来审视自己。

我发现，几乎每个人的身上都错综复杂地存在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不仅言行方面有，感情方面也有，他们这种一意孤行的游戏使我感到特别难受。这种游戏，我在自己身上也有所发现，这就更加糟糕了。方方面面都在吸引着我——女人、书、工人、快乐的大学生等，但是哪个方面我都不成功，成天“东跑西颠”，转来转去，像一只陀螺，被一只无形但强有力的手，用看不见的鞭子，一个劲儿地在抽打我。

听说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躺进了医院，我便去看他，但那里有一个嘴歪眼斜的胖女人——戴一副眼镜和一顶白色的护士帽，帽子下面垂着两个仿佛煮熟了的通红的耳朵——冷冰冰地说：“死了。”

当时，她看我还不走，一声不吭地站在她面前，便忽然发起火了，吼叫道：

“怎么？你还想干什么？”

这时我也火了，对她说：

“您是个浑蛋。”

“尼古拉，快把他赶走！”

尼古拉正在用抹布擦洗一些铜条，他清了清嗓子，用一根铜条在我背上抽了一下。这时我一把将他抱住，顺势拖到街上，把他按在医院门口的一个水坑里。他对此倒有些处变不惊，一声不响地在水坑里坐了一会儿，瞪大眼睛看着我，然后站起身来，说：“你呀，这个狗东西！”

我去了杰尔查文公园，坐在诗人纪念碑旁边的长凳上。我有一股强烈的愿望，想寻衅滋事，无事生非，这样就会有许多人来干涉我，我也就有理由把他们痛打一顿了。但是，虽说是节日，公园里却空空荡荡，周围没什么人，只有秋风在驱赶着干枯的树叶，路灯柱子上的广告与海报，被吹得沙沙作响。

暮色降临，公园上空清澈湛蓝的傍晚景色，有些寒气袭人。一座巨大的青铜雕像，伫立在我的面前，我望着它，心里想：世上有过一个叫雅科夫的人，他孤身一人，生前曾全身心地反对过上帝，最后像普通人一样地死去了。一切都是那么普通。这事想来让人感到有些沉重，太冤了。

“然而，尼古拉是个白痴，他应该跟我打斗一番，或者叫警察来，把我送进分局……”

我去找鲁布佐夫，他正坐在他那间斗室里的桌子旁边，面对一盏小灯，在缝补上衣。

“雅科夫死了。”

老人抬起拿针线的那只手，看来是想画个十字，但是他只是挥了一下手，线头被什么东西挂住了，他随口低声骂了一句。

然后，他嘴里嘟哝道：“其实我们大家都会死的，我们就是有这么个愚蠢的习惯，没错，老弟！这不，他已经死了，可这里还有一个铜匠，孤身一人，他也跑不了，肯定要被清除掉。上个星期天，宪兵把他抓走了。是古里介绍我认识他的。一个头脑非常聪明的铜匠！他跟大学生们有些往来。你听说大学生们要暴动的事了吗？是真的吗？来，你帮我缝一下这件上衣，我什么都看不清……”

他递给我一些破布和针线，自己两手往背后一抄，在屋子里踱起步来，一边咳嗽，一边唠叨地说：

“一会儿是这里，一会儿是那里，不断地迸发出火花，可是魔鬼很快就把它熄灭了，于是，又是一片沉寂！这座城市真是倒霉。趁轮船还在开通，我一定要离开这里。

他停下来，搔着脑袋，问道：“可是到哪儿去呢？哪儿都去过了。是的，到处都去过了。没有地方我没有去过。”

他吐了口唾沫，补充说：“唉，这就是生活，他妈的！活来活去，也没活出个人样来，灵魂、肉体，一无所获……”

他顿了一下，站在门边的屋角，好像在倾听什么，然后，毅然决然地向我走过来，一屁股坐在桌子边上。

“跟你说吧，列克谢，我的好马克西梅奇，雅科夫把自己的心思全都花在上帝身上算是白费了。无论是上帝，还是沙皇，他们决不会因为我不承认他们，因此就会变得更好一些，人们自己应该怪自己，应该抛弃自己非人的生活，这样做就对了！唉，我老了，赶不上趟了，很快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可悲呀，老弟！缝好了吗？谢谢……咱们去小酒店里喝杯茶……”

去小酒店的路上，我们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着，他紧紧抓住我的肩膀，嘴里嘟囔着说：

“记住我的话，人们不会永远忍耐下去的，到时候，他们会勃然变色，暴跳如雷的，他们会摧毁一切，把自己的盆盆罐罐打得稀巴烂！他们的忍耐是有限的……”

小酒店没有去成，因为我们恰巧遇上众多水手正在围攻一座妓院——阿拉富佐夫工厂的工人们在守卫着妓院的大门。

“每逢节假日这里就会聚众斗殴！”鲁布佐夫一面摘下眼镜，一面很赞赏地说。这时，他发现守卫妓院大门的人中有自己的同事，便立即冲上去，投入了战斗，并且煽风点火地指点大伙说：

“工厂一定要坚持住！打死这帮癞蛤蟆！把这群臭鱼烂虾打他个晕头转向！嗨，大家冲啊！”

这事看起来既可笑，又令人纳闷：这位聪明的老人行动起来是那么投入和麻利，他冲进一群水手中，挡开他们的拳头，用自己的肩膀撞击他们，把他们一个个撞得人仰马翻。他们这样打斗并无恶意，还觉得挺高兴的；他们的身体强壮剽悍，精力过剩。黑压压的一群人拥在大门口，把工人们逼得身子紧靠着妓院的大门；大门被挤得咯吱咯吱响，人群里发出好斗的喊叫声：

“打那个领头的秃脑袋！”

这时，有两个人爬上妓院的屋顶，欢快地、有板有眼地唱道：

我们不是小偷，不是骗子，也不是绿林强盗，

我们是船上的小伙子，是一群专门打鱼的人！

警笛响了起来。在黑暗中，警察身上的铜纽扣，闪闪发光，脚下的泥巴，被踩得扑哧扑哧直响，而这时屋顶上又传来了歌声：

我们向岸上广为撒网，

专网那些巨商富豪、货栈粮仓……

“住手！倒下的人就不要再打了……”

“老爷子，要坚持住啊！”

后来，鲁布佐夫和我，还有四五个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被带往警察分局。深秋寂静的夜晚，一片漆黑，欢快的歌声一直在为我们送行：

哎哟哟，

我们抓到了狗鱼四十条，

用来做皮大衣刚刚好！

“伏尔加河畔的老百姓是多么好啊！”鲁布佐夫赞叹地说。他不住地擤鼻涕，吐唾沫，还悄悄地对我说：

“你逃跑吧！瞅准机会，一跑了之！何必要往局子里钻呢？”

于是，我，还有一个跟在我身后的高个子水手，我们撒腿便跑，钻进一条胡同，翻过一道围墙，又翻过一道围墙，而且打从这天夜里起，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既可爱又聪明的尼基塔·鲁布佐夫了。

我的周围变得空荡荡。大学生们开始闹起了学潮，什么用意我不明白，原因也不清楚。只看见人来人往，非常热闹，感觉不到这里会有什么悲剧发生，因此，我想，为了有幸能到大学里学习，即使被严刑拷打一顿也在所不惜。如果有人建议我说：“去大学里学习吧，不过，这样每逢星期日，在尼古拉广场，我们都会用棍棒揍你一顿的！”我想，我大概会接受这个条件的。

走进谢苗诺夫的面包作坊，我听说，面包工人们正准备到大学里去殴打学生们呢。

“咱们用秤砣狠狠地砸他们！”工人们恶狠狠地打哈哈说。

我开始跟他们争辩，责骂他们，但是突然，我几乎吃惊地发现，我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言辞来为大学生们辩解。

记得我离开地下室的时候，好像是被人打得五劳七伤似的，心里苦恼极了，简直没法形容。

夜里，我坐在卡斑河岸，往黑乎乎的河水里扔石头，心里就想着一句话，而且想过来，想过去，没完没了：

“我该怎么办呢？”

由于心里苦闷，我开始学习拉小提琴，每天夜里都在店里拉，吵得更夫和老鼠都不得安宁。我喜爱音乐，于是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学习，但是，我的老师——剧院乐团的一位小提琴手——上课时趁我出去一会儿的工夫，打开了我没有上锁的钱匣子，等我回到课堂上时恰好看见他正在把里面的钱往自己的口袋里装。他见我就站在门口，于是，把脖子往前一伸，将自己那张刮得很干净的木呆呆的脸凑了过来，低声说：

“喏，你打吧！”

他的嘴唇瑟瑟发抖，两眼无光，浑浊的泪水夺眶而出，奇怪的是，泪珠子特别大。

我真想把这位小提琴手暴打一顿，为了不这样做，我坐在地板上，把紧握拳头的两只手压在身下，同时命令他把钱放回到我的钱匣子里去。他把装进兜里的钱掏出来后，向门口走去，但中间他突然又站住了，用高得出奇的、吓人的声音说：

“请给我十个卢布！”

钱，我是给他了，但学拉小提琴的事也就吹了。

十二月份，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事情的原因，我试图在短篇小说《马卡尔生平一事》中加以描述。但这件事我没有做好，小说写得很糟糕，看了令人很不愉快，缺乏内在的真实。我觉得小说的长处恰恰就在于它完全没有这种真实。事情是真实的，但对事情的描述好像不是我做的，因而小说里讲的并不是我。如果不谈这篇小说的文学价值，对我来说，它有某种令人欣慰的东西，那就是我好像已经超越了我自己。

我从市场上买了一把鼓手用的左轮手枪，装了四发子弹，自己朝自己的胸部开了枪，心想它能够击中心脏，但谁知它只是伤及了肺部，因此，一个月后，我感到非常尴尬，觉得自己真是愚蠢透顶，重新又回到面包店里工作。

然而，时间不长，三月底的一天晚上，我从面包作坊来到店里，看见霍霍尔在女售货员的房间里。他坐在窗边的椅子上，若有所思地抽着一支粗大的烟卷，聚精会神地看着自己吐出的烟雾。

“您有时间吗？”他问道，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有二十分钟。”

“坐下来，咱们谈谈。”

跟往常一样，他身上穿一件“鬼晓得是什么皮”做的紧身卡萨金外套，浅色的大胡子飘落在他宽阔的胸前，倔强的额头上伫立着剪得很短的硬发，脚上是一双农民穿的笨重的靴子，散发出一股浓重的焦油气味。

“您看，”他平心静气地说，声音不高，“您愿不愿意到我那儿去？我住在克拉斯诺维多夫村——在伏尔加河下游，约四十五俄里处，我在那里开了一间铺子，您可以帮助我经营，这花不了您多少时间，我有很多好书，可以帮助您学习。您同意吗？”

“同意。”

“那请您星期五早上六点钟，到库尔巴托多码头去，打听一下从克拉斯诺维多夫村来的一艘平底小木船在哪儿，船老板叫瓦西里·潘科夫。对了，到时候我就在那里，会看到您的。回头见！”

他站起身，向我伸出一只大手，另一只手则从怀里掏出一块沉甸甸的银壳怀表，并且说：

“我们用六分钟时间就谈妥了！对了，我的名字叫米哈伊洛·安东诺夫，姓罗马斯。就这样吧。”

他头也不回，扬长而去，坚定地迈开双脚，轻松地挪动着他那五大三粗、笨重结实的身躯。

两天后，我搭船去了克拉斯诺维多夫村。

伏尔加河刚刚解冻，一块块易碎的灰色浮冰，顺着浑浊的水面，摇摇晃晃，漂流而下，一艘平底小木船穿梭其中，与浮冰擦肩而过，一旦浮冰碰上船体，便被撞得四散开来，变成棱角分明的结晶体，同时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从上游刮过来的河风，不断地将波浪推向岸边；太阳发出耀眼的光芒，照在像蓝色玻璃似的冰块上，反射出一束束明亮的光。小木船满载着木桶、麻袋和箱子，吃力地扬帆前进，掌舵的是一个叫潘科夫的年轻农民，他的衣着很是考究，上身穿一件羊皮短外套，胸口用彩线绣了许多花纹。

他脸部的表情很沉稳，眼神冷冷的，寡言少语，不太像个农民。潘科夫雇的船工库库什金，站在船头上，叉开双腿，两手握着船篙。他也是个农民，但是蓬头垢面，穿一件破旧的粗呢上衣，腰里扎一根绳子，头戴一顶皱里吧唧的神父帽，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他用长篙拨开浮冰，不以为然地骂道：

“一边待着去……往哪儿钻……”

我和罗马斯肩并肩地坐在船帆下面的木箱子上，他小声对我说：

“农民们不喜欢我，特别是有钱的农民！您也会尝到这不友好的滋味的。”

库库什金将船篙横放在船头，搁在自己脚边，把他那张伤痕累累的脸转向我们，赞叹地说：

“特别是你，安东内奇，神父不会喜欢……”

“这倒是真的。”潘科夫证实道。

“对于他这个麻脸狗杂种来说，你无异于眼中钉、肉中刺！”

“不过我也有自己的朋友，您也会有的。”我听见霍霍尔的声音。

天气很冷。三月的阳光，乍暖还寒。河岸上，树叶掉光了的黑压压的枝头，在不住地摇晃，一堆堆天鹅绒般的积雪，还残留在岩石的夹缝和岸边的灌木丛里。河面上到处都是浮冰，像一群正在放牧的绵羊。我感到自己像是在做梦。

库库什金一面往烟斗里装烟丝，一面大发议论：

“打比方说，你并不是神父的老婆，可是，按照他的身份，他必须得像书里写的那样，关爱各种各样的生灵。”

“是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了？”罗马斯笑着问道。

“是这么回事，是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大概是几个流氓恶棍。”库库什金很不以为然地说。然后，他很自豪地说：“没错，有好几个炮兵打我一个人，这事儿千真万确！我简直弄不明白我是怎么活过来的。”

“他们因为什么打你？”潘科夫问道。

“你是问昨天？还是那些炮兵们？”

“喏，昨天为什么要打你？”

“唉，难道说得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打我吗？我们这儿的人，就跟山羊一样，动不动就顶起来！他们认为打架是自己的天职！”

“我想，”罗马斯说，“是因为你这张嘴才打你的吧，你说话太不谨慎了……”

“兴许是这样！我这个人生性好奇，总喜欢问东问西。对于我来说，打听新鲜事是我的一大乐趣。”

小木船的船头重重地撞在了浮冰上，船舷发出一声巨响，库库什金身子一晃，赶紧抓起船篙，潘科夫有点责备地说：

“你要瞧着点船呀，斯捷潘！”

“你就别老跟我说话啦！”库库什金将浮冰撑开，嘴里边嘟囔着说，“我总不能一方面恪尽职守，一方面陪你说话呀……”

他们争论着，双方都无恶意，而罗马斯则对我说：

“这里的土地比我们乌克兰的要差，可是人却比较好，非常能干！”

我仔细地听他讲，也相信他说的话。我喜欢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和舒缓平和的谈话，简单明了，掷地有声。看得出，这个人深明事理，待人接物也很有分寸。我特别高兴的是，他从不问我为什么要自杀？要是换成别人，处在他的位置上，早就会问了，而我特别讨厌别人问我这个问题。因为很难回答。鬼知道我为什么要自杀，如果霍霍尔问我，我的回答可能会很长，而且很愚蠢。总之，我压根儿不想提这档子事儿，伏尔加河上是多么好啊，自由、舒畅！

小木船沿右岸航行，左边是宽阔的河面，河水一直延伸到长满水草的沙土岸边。眼瞅见水涨水落，浪花飞溅，冲击着沿岸的灌木丛；春汛已至，晶莹清澈的涓涓细流正从地下的沟壑与缝隙里潺潺流出，融入河道。太阳露出了笑脸，黄嘴鸦乌黑贼亮的羽毛，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它们嘎嘎地叫个不停，正在忙着筑巢。鲜嫩的草丛，迎着阳光，从地表下破土而出，含青吐绿，令人感动。我身上感到阵阵寒意，可是我心里却怀着一种暗暗的喜悦，萌生出了美好希望的稚嫩幼芽。大地的春天真是令人感到非常舒服。

中午时分，我们的船到了克拉斯诺维多夫村。在一座高高的、陡峭的山岗上，有一座蓝色圆顶的教堂，从那里沿山坡往下去，是一间间结实漂亮的小木屋、黄色的木头屋顶和绸缎似的小草房，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看上去既简朴又漂亮。

每当我乘船从这里经过时，总不免要好好欣赏一下这个村子的自然风光。

我和库库什金开始从小木船上往下卸东西时，罗马斯一面从船舷上将麻袋递给我，一面对我说：

“没想到你还挺有力气的！”

然后，他也不看我，问道：

“胸口不疼吗？”

“一点都不疼。”

我对他这样委婉的问话很是感动，我特别不愿意让农民们知道我曾经想自杀的事。

“可以说，你是有把子力气的，比你应该有的力气还要大，”库库什金随口说，“小伙子，你是哪个省的？下诺夫戈罗德的吗？有人说你们是靠水吃水。可是还有一个说法：‘要随时注意海鸥是从哪儿飞来的。’这句话也是说你们的。”

一个农民，从山坡上，踏着松软的泥土走了下来；他高高的个子，削瘦的身材，一头浓密的褐发，留着卷曲的大胡子，下面打着赤脚，只穿一件衬衣和一条衬裤，在银光闪闪的小溪间，摇摇晃晃、跌跌撞撞，信马由缰地一路走来。

他走到岸边，声音洪亮而亲切地说道：

“欢迎你们到来。”

他环顾四周，捡起两根粗木头，把它们搭到船舷上，然后轻轻一跳，便跳上了木船，接着便指挥了起来：

“用脚踩紧木头的那一端，别让它们从船舷上滑下来，然后，接好木桶。小伙子，过来搭把手。”

他人长得很帅，像画出来似的，看上去也很强壮有力。红润的脸上长着一只端正方直的大鼻子，两只浅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

“你这样会感冒的，伊佐特。”罗马斯说。

“我吗？别担心。”

大伙推着煤油桶，把它滚到了岸上。伊佐特用眼睛打量我一下，问道：

“是店里的伙计吗？”

“跟他较量一下。”库库什金建议说。

“你的脸怎么又被打伤了？”

“对他们有什么办法呢？”

“是谁打的？”

“就那些人打的呗……”

“哎，我说你呀！”伊佐特说着，叹了口气，然后转身对罗马斯说：“大车一会儿就过来。我打老远就看见你们了，看见你们的船在航行，走得很平稳。安东内奇，你去吧，这儿有我守着。”

看得出，这个人对罗马斯十分友好，也非常关心，甚至处处在呵护着他，虽说罗马斯比他年长差不多十岁。

过了半个小时，我已经坐在一座新木屋里一间干净而舒适的房间里了，房间墙壁上的松香和麻刀的气味还没有散掉。一个动作麻利、目光严厉的女人正在往桌子上端菜，准备吃午饭。霍霍尔从箱子里挑了几本书，把它们放到炉旁的书架上。

“您的房间在阁楼上。”他说。

从阁楼窗口可以看到部分村庄和木屋对面的峡谷，峡谷的灌木丛中露出一个个浴室的屋顶。峡谷的对面是一片果园和黑黝黝的田野；它们连绵不断，一直延伸到黑压压的森林边缘，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一个穿蓝衣服的农民坐在一个浴室的屋顶上，他一手拿着一把斧子，另一只手手搭凉棚，正在朝下面的伏尔加河极目眺望。大车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拉车的母牛累得哞哞直叫，溪水在哗哗地流淌。有一个身穿黑衣服的老太婆从小木屋的门里走了出来，但她马上又转过身去，冲着门内，恶狠狠地说：

“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

两个小孩非常麻利地用石头和泥巴在拦截小溪的流水，一听见老太婆在骂他们，便赶快跑开了，而她则从地上捡起一块木片，朝上面吐了口唾沫，扔进小溪里。然后，她用一只穿着男式靴子的脚把孩子们的工程完全毁掉后，向下面的河边一路走去。

我该怎样在这儿生活呢？

有人喊我去吃午饭。伊佐特坐在楼下的桌子旁，腿伸得老长，两只脚红通通的，嘴里正在说什么，但一看见我下来便立马不说了。

“怎么啦，你？”罗马斯沉着脸说，“说呀。”

“其实也没什么，都说完了。就是说，事情就这么定了：我们自己能够对付。你出门时随身要带上手枪，要不带一根大木棍也行。当着巴里诺夫的面可不能口无遮拦，什么话都讲；还有库库什金——他们那嘴，跟长舌妇的一样。小伙子，你喜欢钓鱼吗？”

“不。”

罗马斯说，必须把农民和小果园主们组织起来，让他们摆脱收购商们的控制。伊佐特认真地听他讲完后说：

“这帮吸血鬼绝不会让你的日子好过的。”

“咱们走着瞧吧。”

“肯定是这样！”

我看着伊佐特，心里想：

“大概卡罗宁和兹拉托夫拉茨基的短篇小说就是以这些农民为原型的……”

难道我真的够干一番大事，今后要和真正干事业的人一块儿工作了吗？

伊佐特吃过午饭后，说：

“你呀，米哈伊洛·安东诺夫，不用着急，好事多磨嘛。要耐着性子，慢慢来！”

他走后，米·罗马斯若有所思地说：

“伊佐特人很聪明，也很正直。可惜没有多少文化，勉强识几个字。不过他学习很努力。这不，在这方面可要帮助帮助他！”

一直到晚上，他都在向我介绍店里各种商品的价格。他说：

“我卖的东西比村里另外两家店主卖的都要便宜，不用说，他们对这一点很不高兴。他们故意跟我找碴儿，想揍我一顿。我之所以待在这里，并不是因为我在生意上很顺心，或者是有钱可赚，而是另有原因，这一点，跟你们面包店的情况差不多……”

我说，这一点我已经猜到了。

“是啊……应该教人们学会明辨是非，通情达理。你说是不是？”

店铺已经关门，我们手里拿着灯，在店里随便走了走；街上也有人在不时地走动，他们小心翼翼地踩着泥巴，脚下发出啪唧啪唧的响声，有时候，又听见他们脚步沉重地走到店铺的台阶上来。

“喏，听见了吗？有人在走动！这是米贡，一个无业游民，一头凶恶的畜生，净喜欢干坏事，就像漂亮的娘儿们喜欢卖弄风骚一样。跟他说话你可要当心点儿，跟其他人也一样……”

然后，他在屋里抽起了烟斗，将宽大的后背靠在炉壁上，眯缝着两眼，从嘴里喷出一团团的烟雾，同时慢慢掂量着词句，把话说得明白一些，他说他早已发现我是在虚度自己的青春年华。

“您是个很能干的人，生性执着，很有主见，而且看得出，您有良好的抱负。您应该学习，是的，只是不要让书蒙住了人们的眼睛。有一个教派的信徒——一位老人——说得非常好：‘任何教育都来自人。’人们的训教是很痛苦的——他们的教育方式很粗暴——但是他们所教的科学知识会记得更牢固。”

他给我讲了些我早已知道的道理，说首先应该唤起村民的思想觉悟。不过，从这些老生常谈中，我还是感受到了对我来说更深一层的新的含义。

“你们那里的大学生们总爱侈谈对人民的爱，而我要对他们说的是：人民是不能够爱的。对人民的爱，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他嘿嘿一笑，用探寻的目光瞧着我，开始在房间踱着步子，继续铿锵有力、意味深长地说：

“爱，就意味着要赞同，要宽容，要视而不见，要大度包容，略迹原情。对女人就必须这样。可是，对人民的愚昧无知，难道可以视而不见吗？对他们思想上的误入歧途，难道可以默许赞同吗？对他们的种种劣迹和野蛮行为，难道可以原谅与宽容吗？不可以吧？”

“不可以。”

“这不就结了！在你们那儿，大家都在朗读涅克拉索夫的诗，喏，要知道，光靠读涅克拉索夫的诗，可是远远不够的呀！应该对农民们说：‘老兄，你这个人虽然本身不坏，但日子过得却很糟糕，想过得轻松一些、美好一些吧，可又想不出办法，一筹莫展。连野兽都比你更会照料自己，保护自己。而你们农民当中也产生过各种各样的人物——贵族、神父、学者、沙皇，他们原来也都是农民。瞧见了吗？懂吗？喏，要学会生活，不能让别人老欺侮你……”

他走进厨房，吩咐厨娘把茶炊生起来，然后开始让我看他的书籍——几乎都是些学术性著作，有巴克尔、莱伊尔、哈特波尔·勒启、拉布克、泰罗、穆勒、斯宾塞、达尔文的著作，而俄国学者中则有皮萨烈夫、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等人的作品和冈察洛夫的旅行随笔《战舰巴拉达号》等。

他用宽大的手掌，抚摸着这些书，爱护备至，像抚摸一群小猫似的，嘴里嘟嘟哝哝，充满了感情：

“多好的书啊！这一本，可是稀世珍品：书报检察机关把它给烧了。想知道国家是什么吗？那就读读这一本吧！”

他递给我一本霍布斯的《列维坦》。

“这本书也是谈论国家的，但读起来更轻松、更有趣一些！”

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喝茶的时候，他简短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本是切尔尼戈夫市一个铁匠的儿子，在基辅火车站干过给火车加油的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些革命者，组织工人成立一个自学小组，后来被捕，坐了两年牢，之后被流放到雅库特地区，一待就是十年。

“起初，我在那儿跟雅库特人待在一起，住在乌卢斯，我想，这下我算完了。那儿，冬天那个冷呀，真他妈的见鬼，简直没法说，人的脑子都冻僵了。哪有可能去想事情。后来我发现，时不时地有俄罗斯人常来这里，人虽不多，可毕竟是有哇！这不，为了不使他们感到寂寞，不断有新的人补充到这里来。他们都是些好人。有一个大学生，叫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他现在也已经回去了。我和他相处得很好，后来就分手了。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很相像，但是相像并不一定能成为好朋友。他这个人严肃认真，性格执着，能胜任各种各样的工作，甚至会画圣像，这一点我不大喜欢。现在，据说他常在杂志上写东西，写得挺好。”

他讲了很长时间，一直讲到半夜，好像恨不得一下子把我变成和他一样的人。我头一次这样跟别人相处得如此之好。自从打算自杀那件事后，我就非常瞧不起我自己，感到自己非常渺小，觉得对不起别人，无颜再活在世上。罗马斯想必了解我的这种心情，于是，他坦诚地、与人为善地在我面前打开通向自己生活的大门，让我振作了起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星期天，做完午祷，我们的小店一开门，农民们便立刻拥到我们门前的台阶上。站在最前面的就是马特维·巴里诺夫，他邋里邋遢，蓬头垢面，两条胳膊长得像猴子的双臂一样长，两只女人般的漂亮眼睛流露出漫不经心的目光。

“从城里听到什么了吗？”他打过招呼后，问道，不等对方回答，他便又朝迎面走过来的库库什金喊道：

“斯捷潘！你的那些猫又把一只公鸡给吃了！”

随后便马上接着说，省长从喀山到彼得堡去觐见沙皇，请求把所有的鞑靼人都迁到高加索和突厥斯坦去。沙皇夸奖省长说：

“你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的事情该怎么处理……”

“这都是你自己编出来的吧。”罗马斯不慌不忙地说。

“我自己编的？什么时候？”

“不知道……”

“瞧，你怎么这样不相信人呀，安东内奇，”巴里诺夫遗憾地摇摇头，有点责怪地说，“而我，只是同情那些鞑靼人。高加索这个地方是需要慢慢习惯的。”

这时，一个又瘦又小的人，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他穿一件别人的破旧外套，不时地抽搐，使他那张颜色发灰的脸变得十分难看，他咧着发黑的大嘴，露出一副病态的微笑；他那目光锐利的左眼眨巴个没完，被伤疤分为两截的灰白眉毛不停地在抖动。

“你好哇，米贡！”巴里诺夫冷嘲热讽地说，“夜里偷了什么啦？”

“偷了你的钱呗。”米贡用男高音的嗓子清脆地回答说，同时向罗马斯脱帽致意。

我们的房东潘科夫——他也是我们的邻居——从院子里走了出来；他穿一件西服外套，脖子上系一条红围巾，脚下穿一双胶皮套鞋，胸前挂一条像缰绳一样长的银链子。他气鼓鼓地用眼睛打量一下米贡，说：

“要是你这个老东西再往我园子里钻，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

“你这套老生常谈又来了，”米贡不慌不忙地说，然后，他叹了口气，补充道，“要是不打人，你的日子怎么过呀？”

潘科夫开始对他破口大骂，而他则接着说：

“我怎么能算老呢？我只有四十六岁……”

“圣诞节的时候你已经五十三岁了，”巴里诺夫叫道，“是你自己说的——五十三岁！你为什么要撒谎？”

一个身材魁梧、留着大胡子的老人苏斯洛夫和渔民伊佐特走了过来，这样，加在一起有十来个人。霍霍尔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抽着烟斗，一声不吭地在听农民们谈话；农民们则各自一边，分别坐在店铺前的台阶和长凳上。

当时气候很冷，天空光怪陆离，五色斑斓；云彩在寒冬的蓝天上迅速移动着，阳光和云影的斑点在小溪和洼地的水面上时隐时现，有时使人感到有些眼花缭乱，有时又让人感到像天鹅绒般的柔和与温暖。衣着华丽的姑娘们像一只只孔雀，沿着大街，飘然而下，向伏尔加河边一路奔去，她们撩起裙子的下摆，露出铁青色的皮靴，一个个从洼地上跨越而过；男孩子们肩上扛着长长的鱼竿，一路狂跑；农民们从店铺前大摇大摆走过去的时候斜着眼睛望着我们店里的这些人，默默地脱下便帽和毡帽，表示问候。

米贡和库库什金心平气和地在讨论一个搞不清楚的问题：到底是谁的心更狠一些——是商人，还是地主老爷？库库什金说是商人，米贡说是地主老爷。他那响亮的男高音压过了库库什金语无伦次的声音。

“芬格罗夫先生的爸爸，一把扽住了拿破仑·波拿巴的胡子。而芬格罗夫这时使劲揪住他们两人脑后的羊皮领子，先是双手往两边一拉，接着用力将他们的脑门儿往一块儿一撞——得！两个人躺在地上一动都不动了。”

“要是这样撞，你也得倒下！”库库什金赞同地说，但他补充说：“不过，商人可比地主老爷能吃……”

坐在台阶最上边一阶的、仪表堂堂的苏斯洛夫则抱怨说：

“现在农民种地可有些靠不住了，米哈伊洛·安东诺夫。以前在老爷手下干活的时候是不允许吃白饭的，各人都有各人的事情……”

“那你就呈文请求再恢复农奴制吧。”伊佐特回答他说。罗马斯默默地看了他一眼，开始在台阶的栏杆上磕自己的烟斗。

我等着，看他到底什么时候说话，于是，我一面仔细倾听农民们前言不搭后语的谈话，一面努力想象着霍霍尔究竟会说些什么。我觉得，他已经错过了加入农民谈话的许多大好机会。但是他无动于衷，一句话也不说，木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睛一直盯住看风如何在水洼里掀起层层涟漪，看大风怎样在追逐一块块的云彩，将它们聚拢成大团的乌云。河上传来了轮船的汽笛声，下面是姑娘们尖细的歌声，以及手风琴的伴奏声。一个醉鬼正沿着大街向下面走去，他一面打着饱嗝，一面不停地嚷嚷，同时挥动两只胳膊，步履蹒跚地一路歪斜，不时跌倒在水洼里。农民们谈话的语速越来越慢，他们言谈中流露出一种沮丧的情绪，这时我也感到有些忧伤，因为寒冷的天空眼看就要下雨，我想起了没完没了的城市喧闹声，想起了它那各种各样的杂音，街上川流不息的人们，以及他们的高谈阔论和发人深省的生动语言。

晚上喝茶的时候，我问霍霍尔：“他打算什么时候跟农民们谈谈呢？”

“谈什么呀？”

“啊，”他仔细听我讲完之后说，“喏，要知道，如果我跟他们谈这个内容，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那我准会再次被发配到雅库特去……”

他往烟斗里装些烟丝，抽了起来，周围立刻一片烟雾缭绕。他不慌不忙、如数家珍似的讲了起来，他说：“农民是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不轻易相信人。他们害怕自己，害怕邻居，特别是害怕一切外人。他们获得自由还不到三十年，每一个四十岁的农民，生下来的时候还是奴隶，这一点他们都记忆犹新。什么叫自由，很难弄明白。他们的理解非常简单——自由，就是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但是到处都是当官的，他们一直在妨碍人们生活。沙皇从地主那里抢走了农民，于是，沙皇如今就成了全体农民唯一的老爷。再说了，究竟什么叫自由？突然，有一天，沙皇会解释什么叫自由的。农民非常信任沙皇——他是所有土地和财富的唯一的老爷。他把农民从地主手里夺了过来，他也可以把轮船和店铺从商人手里夺过来。农民信任沙皇，他们明白，老爷多了不好，一个最好。他们期待着，有朝一日，沙皇会向他们解释自由的含义。到那个时候，谁想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大家都希望能有这么一天，可是每个人又非常害怕，人人心里都在打鼓——可不要错过这个谁想要什么就拿什么的关键日子。而且他们自己对自己也感到担心：想要的东西很多，并且也有东西可拿，可是怎么个拿法呢？大家摩拳擦掌，盯住同一件东西。何况，还有数不清的官员，他们显然是仇视农民的，对沙皇也不待见。但是没有当官的也不行，那样大家将你争我夺，彼此会打起来。”

狂风在怒吼，它把淅沥的春雨泼洒在窗户的玻璃上。街上是灰蒙蒙的一片，我的心情也有些灰暗，感到索然乏味，百无聊赖。一个嗓门不高、平心静气的声音若有所思地对我说：

“要告诉农民，他们应该逐渐学会把权力从沙皇手里夺过来；告诉他们，人民有权从自己中间推选各级官员——警察局长、省长和沙皇……”

“这事还得一百年！”

“您以为三圣节之前就能做到这一切吗？”霍霍尔很严肃地问。

晚上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十一点钟的时候，我听到街上传来一声枪响，就在附近什么地方。我黑灯瞎火地冒雨跑了出去，看见米哈伊尔·安东诺维奇正朝大门口走来，他慢腾腾、小心翼翼地绕开地上的横流，看上去，人显得十分高大，黑乎乎的。

“您跑出来干吗？是我开的枪……”

“对谁开的枪？”

“有几个人，手持木棍，向我冲了过来。我说‘站住，不然我要开枪了’，可是他们不听。喏，于是我便朝天鸣放了一枪，反正天是打不坏的……”

他站在过道里，脱去外衣，一只手捋着湿漉漉的大胡子，同时像马一样，一个劲地打着响鼻。

“我这双靴子真是糟糕透了！该换一双了。您会擦手枪吗？帮我擦一擦，不然会生锈的。给抹点火油……”

他坚定不移、沉着冷静，两只灰色眼睛透出平和、执着的目光，对此，我非常赞赏。他在屋内对着镜子梳理着自己的胡子，同时警告我说：

“您在村子里走动可要倍加小心，特别是在节假日和晚上，很可能有人也要打你。不过您随身不要带木棍，这样会刺激那些想寻衅滋事的人，还会让他们觉得您害怕他们。用不着害怕他们！他们自己才是胆小鬼呢……”

我生活得很愉快，每天都有新的、重要的收获。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罗马斯开导我说：

“这一点，马克西梅奇，你首先，而且最好要了解清楚，人类最优秀的人才，都投身于一门科学。”

伊佐特每周有三个晚上到这里来，我教他读书识字。起初他对我不大信任，带有几分嘲笑的意味，但是上了几堂课后，他友好地对我说：

“你讲得很好！你呀，小伙子，应该当老师……”

这时，他突然提议说：

“你好像很有力气，喏，要不，咱们拿根棍子拔一拔，比试一下？”

我们从厨房找来一根粗木棍，然后往地板上一坐，两人脚掌对着脚掌，相互用力，使劲往自己这边拉，僵持好长时间，一心想把对方从地板上拉起来，霍霍尔则在一旁嘿嘿地笑着，给我们打气：

“喏，怎么？加油呀！”

伊佐特把我拉了起来，这件事好像使他进一步对我有了好感。

“行啊，你身体挺不错的！”他安慰我说。“可惜你不喜欢捕鱼，要不你跟我到伏尔加河捕鱼去。夜里的伏尔加河呀，天堂一般！”

他学习很努力，成绩也相当好，这连他自己都感到非常惊讶。有时候，正在上课，他突然站起来，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扬起眉毛，磕磕巴巴地念上两三行诗，然后红着脸，望着我，惊讶地说：

“我这不是会朗读了吗？真他妈的！”

于是他闭上眼睛，重新又朗读一遍：

鹬鸟在凄凉的原野上哀伤悲鸣，

宛若母亲在儿子的墓前泣不成声……

“你看见过吗？”

有几次，他压低声音，小心地问我：

“你倒是给我解释一下，老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人，看着这一个个的鬼符号，它们怎么就联结成词汇了，而且我认识它们——那都是我们嘴边常说的话呀！我是怎么认识它们的？谁也没有悄悄地告诉我。如果它们是一些画，喏，那自然就非常明白。而这里印出来的好像是思想本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能怎么回答他呢？如果我说“不知道”，这会使他非常失望的。

“简直是魔术！”他一面叹道，一面对着亮光，翻看着书页。

他身上有一种人见人爱的稚气，天真纯洁，令人感动；他越来越让我想起书中描写的可爱的农民。他几乎和所有的渔民一样，具有诗人的气质；他爱伏尔加河，喜欢寂静的夜晚，对一人独处和静谧的生活，情有独钟。

他仰望着群星，问道：

“霍霍尔说，很可能有什么人生活在那里，跟我们差不多。你是怎么想的，是真的吗？要能给他们发个信息就好了，问问他们生活得怎么样，兴许比我们过得要好，更快活……”

其实他对自己的生活也很满意。他是个孤儿，房无片瓦，地无一垄，全靠打鱼为生；他喜欢这种平静的生活，谁也不依赖。但是他很讨厌农民，他警告我说：

“你别看他们对人挺亲热的，他们可狡猾了，虚伪得很，可不能相信他们！现在他们对你是一个样子，明天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他们每个人只盯住自己鼻子尖下的那点利益，认为社会公共事业是一种苦役。”

一个心肠软得出奇的人，一谈到“土豪劣绅”，马上便恨得咬牙切齿：

“他们为什么比别人富有？因为他们更聪明。你小子要是聪明的话，那就请你记住：农民们应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这样才会有力量！可是他们却把村子搞得四分五裂，就像把一根木头劈成许多碎片似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他们自己在跟自己过不去。这样的人太可恶了。这不，为了他们，霍霍尔整天忙得焦头烂额……”

他长得一表人才，身体强壮，深得女人们的欢心，她们也确实降着了他。

“当然，在这方面我是被宠坏了，”他真诚地忏悔说，“对于做丈夫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换了我，我也会非常生气的。然而，又不能不同情这些女人，女人就好比是你的第二生命。她们活在世上没有节假日，没有爱情，成天像牛马一样地干活，别的什么都谈不上。当丈夫的没有时间去爱她们，可我是个单身男人。她们有许多人，婚后第一年就尝到了丈夫拳头的滋味。不错，在这方面，我是有罪的，我常和她们一块儿厮混，逢场作戏。我只有一点请求：希望你们——这些女人——不要相互抱怨，我可以满足你们大家的要求！你们彼此不要妒忌，对于我来说，你们全都一样，都值得同情……”

这时，他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接下去说：

“我差一点和一位太太搭上了关系，她是从城里到别墅来度假的。她长得很漂亮，皮肤洁白，像牛奶一样，头发是亚麻色的，一双浅蓝色的眼睛非常善良。我经常卖给她鱼，有时老盯住她看。

“‘你有什么事吗？’她问我。

“您自己心里明白，我说。

“‘那好，’她说，‘我今夜去找你，等着我！’

“她还真是说到做到！她真的来了。只是蚊子给她带来了很大困扰，把她叮得够呛，得，结果我们什么事情也没搞成。

“‘不行，’她说，‘蚊子叮得太厉害了，’她差一点哭出声来。一天后，她丈夫——一个什么法官——来了。没错，这些夫人太太们就是这个德行。”

他带着忧伤与责怪的口吻最后说：“蚊子打扰了他们生活……”

伊佐特非常欣赏库库什金，夸他说：

“喏，要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农民，你就会发现他的心灵有多么善良！大家不喜欢他，唉，真是不应该！当然，他有些多嘴多舌，可是，要知道，每一头牲口都有自己的花色啊！”

库库什金没有土地，娶了一个嗜酒如命的女仆为妻，这女人个子虽然矮小，但是身体强壮，动作麻利，而且非常凶狠。库库什金把自己的小屋租给了一个铁匠，自己则住在浴室里，在潘科夫那里干活。他非常喜欢收集新闻，没有新闻时，他便自己编造各种各样的故事，而且总要把它们一个个串联起来。

“米哈伊洛·安东诺夫，你听说了吗？京科夫地区的一名警察辞职不干了，说要出家为僧去，他说：‘我不愿再殴打农民了。够了！’”

霍霍尔神情严肃地说：

“如果这样，所有当官的都得从你们的身边跑开。”

库库什金一面把麦秸、干草和鸡毛从乱蓬蓬的褐色头发中拣出来，一面说：

“全都跑开是不会的，跑开的只是那些有良心的官员，当然，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也很难办。你呀，安东内奇，我看你是不相信良心的。可是，要知道，不讲良心，就是有很高的聪明才智，日子也是很难过的！你现在听我来讲一件事……”

接着，他讲了一个“绝顶聪明的”女地主的故事。

“有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女人，连省长这样位高权重的官员也必须到她那里登门拜访。省长说：‘夫人，您应该小心谨慎，以防万一。关于您坏事做尽的流言蜚语甚至已经传到了彼得堡！’当然，她用果子露酒款待了他，然后说：‘请回去吧，祝您一路顺风，我的性格是无法改变的！’三年零一个月过去了，她突然把农民们召集到一起，说：‘现在我把我的全部土地都交还给你们，再见了，请原谅我，而我……’”

“她进了修道院。”霍霍尔提醒说。

“没错，当了修道院的院长！这么说，你也听说过她的故事？”

“我从没有听说过。”

“那你从哪儿知道的？”

“因为我了解你。”

这个喜欢幻想的人，一面摇着头，一面嘟嘟哝哝地说：

“你为什么总不相信别人……”

而且，经常是这样：他故事里的坏人、恶棍，一旦坏事做绝，便“逃之夭夭，销声匿迹”，但更多的情况是，库库什金像“处理垃圾”似的把他们都送进修道院。

他常常出人意料地忽发奇想，眉头突然一皱，宣称：

“我们打败鞑靼人，真是多此一举——鞑靼人比我们要优秀！”

可这时并没有人议论鞑靼人的事，大家正在谈论有关成立果农合作社的事。

罗马斯正在介绍西伯利亚的情况，讲西伯利亚的农民多么富裕，但是突然，库库什金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语道：

“如果两三年内不去捕捞鲱鱼，这种鱼就会大量繁殖，海水就会漫过堤岸，淹没众人。鲱鱼是一种繁殖速度极快的鱼！”

村里人认为库库什金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可是他的故事和种种奇怪的想法，却使农民们感到很受刺激，常常引起他们的斥骂和讥笑，但是听他讲起来却又感到津津有味，非常专注，很想从他的胡诌八扯中发现一点真理。

“瞎话篓子”，正儿八经的人都这样叫他，只有那个喜欢打扮的潘科夫态度严肃地说：

“斯捷潘，一个难以捉摸的人……”

库库什金是个非常能干的人，他会箍木桶，修炉灶，懂得养蜂，教妇女们饲养家禽，木工活也非常在行，什么活都会干，尽管他干起活来慢腾腾，死样活气的。他喜欢猫，浴室里喂了十几只养得肥肥胖胖的大猫和小猫，他拿乌鸦和寒鸦喂它们，而且教这些猫捕食家禽，结果加大了人们对他的不满：他的猫经常咬死小鸡和母鸡，妇女们经常去追赶斯捷潘的猫，逮住了就是一通狠揍。在库库什金的浴室附近，时常能够听见愤怒女主人们的尖声叫骂，但这并没有让库库什金感到不安。

“臭娘儿们，猫本是一种会捕猎的动物，它们比狗要灵敏。我要教会它们捕捉飞禽，养上几百只，然后将这些猫出售，收入全都给你们这些臭娘儿们！”

他原先识字，但是后来都忘了；再捡起来，他又不愿意。他天资聪明，比谁都能更快地从霍霍尔的故事中抓住要害。

“啊，是这么回事，”他眉头一皱，像小孩子吃了苦药似的说，“就是说，对小老百姓而言，那伊万雷帝是无害的了……”

他、伊佐特和潘科夫，他们时常晚上到我们这里来，往往一坐就是半夜，听霍霍尔介绍世界的情况，讲外国的生活和各族人民风起云涌的革命故事。潘科夫很喜欢法国革命。

“这才是地道的生活大转折。”他称赞道。

潘科夫的父亲是个富裕的农民，因甲状腺肥大，长了个大粗脖子，两个眼珠子突出，看上去怪吓人的。两年前，他从父亲那里分了出来，“通过恋爱”，娶了伊佐特的侄女——一个孤儿为妻，婚后他对她严加管束，但却让她穿得像城里人似的。父亲大骂儿子固执任性，每当他从儿子的新房屋面前经过时，总要冲它愤愤地吐上一口唾沫。潘科夫不顾村里有钱人的反对，把房子租给了罗马斯，而且紧挨着这房子又开了一家小店，因此这里的人非常恨他，他呢，表面上对他们表现得无所谓，不感兴趣，可谈起他们时，一脸的不屑，而跟他们打交道时——则态度粗暴，而且冷嘲热讽。农村的生活使他感到非常苦恼：

“要是我有手艺，我也会住在城里……”

他仪表堂堂，一向穿得又非常整洁，举止庄重典雅，有很强的自尊心；他为人小心谨慎，不轻易相信他人。

“这件事，你是感情用事，还是有所考虑？”他问罗马斯。

“那你是怎么想的？”

“不，还是你来说吧。”

“依你看，哪样更好一些呢？”

“不知道！那依你看呢？”

霍霍尔一个劲儿地追问，终于使这个农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当然，最好是有所考虑！考虑，就少不了从利益方面着想，而哪儿有利益，那里的事情就比较牢靠。随心所欲可不是我们的好参谋。随心所欲，我就会鲁莽从事，闯下大祸！我肯定会把神父活活烧死，免得他到处管闲事！”

神父，这个长得贼眉鼠眼的可恶的小老头儿，净给潘科夫添堵，他老在潘科夫和父亲的争吵中插上一脚。

起初，潘科夫对我很不友好，几乎是抱着敌视的态度，简直像主子对下人似的，对我大喊大叫，但是很快他就不这样了，尽管我感到他内心里对我还是不信任。其实，我对潘科夫也没有好感。

最令我难忘的是有几天晚上所发生的事。在一间很干净的小房间内，房子的墙壁是用圆木搭建的，窗子的防护板关得严严实实，屋角的桌子上点着一盏灯，灯后坐着一个人——大锛儿头，脑袋剃得光光的，留着一把大胡子，他说：

“生活的本质在于人和动物的距离越来越远……”

三个农民认真地听着，他们一个个耳聪目明，一脸足智多谋的样子。伊佐特总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在倾听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听到的来自很远地方的声音。库库什金好像受到蚊虫的骚扰，一直抓耳挠腮，坐卧不宁，而潘科夫一边捻着浅褐色的唇髭，一边心里暗暗思忖：

“就是说，还是得把人分为不同的阶层。”

潘科夫跟自己的雇工库库什金说话时态度从来都不粗暴，而是非常认真地听取这位幻想家杜撰出来的可笑故事，这一点，我非常喜欢。

谈话快结束时，我回到自己的阁楼上，坐在打开的窗子前面，望着已经沉睡了的村庄和田野，那里是一片沉寂，悄无声息。漆黑的夜幕下，点点星光距离地面仿佛越来越近，而离我则越来越远了。夜阑人静，万籁俱寂，这使我的心情备受压抑，而我的思想，已经飞向那浩瀚无垠的空间，于是，我看到了千千万万个村落，它们默默无闻地匍匐在平坦的大地上，像我们这里的村庄一样，紧贴着地面，一动不动，悄无声息。

空旷的夜晚亲切地拥抱着我，它好像千万条看不见的蚂蟥在吸吮我的灵魂，我渐渐感到困倦无力，一种模糊不清的焦虑情绪使我深感不安。我感到自己在这片土地上是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

我面前的农村生活，毫无乐趣可言。我多次听说，而且在书中也看到，说农村人比城里人活得更健康，人也比较真诚。但是，我眼见农民们整天处于连续不断的苦役般的劳动之中，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身体并不健康，被工作累得五劳七伤，几乎从来看不到他们有个笑脸。城里的手艺人和工人，他们的工作并不轻松，但他们的日子过得比农村人要愉快一些，也没有那么单调乏味，不像村里的这些人，成天愁眉苦脸的，对生活一肚子牢骚。在我看来，农民的生活并不那么简单，它需要对土地进行精心的呵护；为人处世，方方面面都得机智灵活，随机应变。因此，这种缺乏理智的生活并不让人感到亲切，看得出，全村的人都像瞎子一样，在摸索中生活，大家都有所顾忌，互相不信任，只怕他们当中有狼心狗肺之人。

我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一直不喜欢霍霍尔、潘科夫和一切“我们这样”希望理智生活的人。

我清楚地看到城市的优越性，看到城市渴望幸福，大胆开动脑筋，为自己提出各种各样的目标和任务。而且，每逢这样的夜晚，我总是想到下面两个城里人：

弗·卡卢金和兹·涅别伊

钟表匠，兼修各种仪表、外科手

术器械、缝纫机、各类八音盒等

这块牌子就挂在小店狭窄的门上，门两边是两扇落满灰尘的窗子。弗·卡卢金坐在一个窗口前面，他是个谢顶头，发黄的脑袋上长了个鼓包，一只眼睛上戴了个放大镜。他有一张圆圆的脸，人长得很结实，他用细小的镊子在摆弄钟表机件时，几乎总是不停地在微笑；要不就是张着隐藏在灰白唇髭下的圆嘴，在唱着什么。兹·涅别伊坐在另一个窗口前，他长了一头卷发，皮肤很黑，有一只长歪了的大鼻子，两只像李子般大小的眼睛和一小撮山羊胡子，他的模样干瘪消瘦，活像个魔鬼。他也在拆修一些精密的零件，时不时地会用他那男低音突然喊一嗓子：

“特拉——塔——塔姆，塔姆，塔姆！”

他们的背后都是些箱子、器械、轮子、八音盒、地球仪，堆得乱七八糟，到处都是，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金属构件，墙上挂了许多壁钟，钟摆不停地来回晃动。我打算拿出一整天的时间，看看这些人是如何工作的，可是，我高大的身躯挡住了他们的光线，他们向我做出一副可怕的鬼脸，冲我挥挥手，让我走开。我离开时满心羡慕地想：

“要什么都会做该多么幸福啊！”

我崇敬这些人，相信他们深谙一切机器和工具的奥妙，世上所有的东西他们都会修。他们这才叫人啊！

可是我不喜欢农村，农民都是些莫名其妙的人。妇女们经常抱怨自己有病，她们总是说“心里乱扑腾”“胸口堵得慌”“肚子里绞着疼”。关于这些情况，每逢节假日，她们坐在自己的小屋前或伏尔加河的岸边，乐此不疲地讲个没完。这些人非常容易发火，骂起人来简直不要命。常常因为打碎一个价值十二个卢布的瓦罐，三家人能棍棒相加，大打出手，老太婆的胳膊被打断，小伙子的脑袋被打破。这种邻里打斗，几乎每个星期都发生。

小伙子对姑娘们表现得肆无忌惮，厚颜无耻，他们公然搞恶作剧，捉弄她们：他们在田野里逮住她们，把她们的裙子撩起来，然后用裙子下摆将她们的脑袋紧紧包住，用树皮扎紧。他们管这叫“姑娘开花”。下身裸露的姑娘们在尖声喊叫，破口大骂，但看来她们对这种游戏还是很乐意玩的，因为很明显，她们本来是可以迅速解开被扎住的裙子的，可是她们却尽可能地往后拖延时间。在教堂里通宵做祷告时，小伙子们经常会拧姑娘们的屁股，看来，她们好像是专门为让小伙子们拧一下才来教堂的。星期日，神父站在讲经台上说：

“畜生！你们这种伤风败俗的行为，难道就不能换个别的地方吗？”

“在乌克兰，人们对待宗教的态度，好像更富有诗意一些，”罗马斯说，“可是在这里，在相信上帝的幌子下，我看到的只是恐惧和贪婪的最粗野的本能。要知道，那种对上帝的真诚的爱，对上帝的美德和威力的赞颂，在这里的人们的心目中压根儿就不存在。也许这是件好事，因为这样摆脱宗教的束缚会更容易一些，因为——我告诉你们吧——宗教是一种极其有害的偏见！”

村里的小伙子们都喜欢吹牛，但是他们胆小如鼠。他们已经有三次夜间把我堵在街上，想痛打我一顿，但是都没有得逞，只有一次，他们在我腿上打了一棍子。当然，这件事我没有告诉罗马斯，不过他发现我走路有点跛，也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

“唉，你终归还是收到了他们的礼物，是不是？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嘛！”

尽管他劝我夜晚不要出去，但我有时候还是沿着菜园子来到伏尔加河岸，坐在河边的白柳树下，透过清澈晶莹的夜幕，向下面张望，向河对岸的草原眺望。伏尔加河的河水在缓缓地流动，庄严而肃穆，已经看不见的太阳余晖，在昏暗的月亮的映照下，在河面上反射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我不喜欢月亮，因为它有一种不祥之兆，而且，就像对于狗那样，它会引起我的悲伤，直想悲怆凄厉地吼叫上几声。当我得知月亮本身不会发光，它是死的，它上面没有，也不可能有生命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在这以前，我想象着它上面住的都是些铜制的人，他们是由三角铁构成的，走动起来像圆规似的，叮里咣当，像斋戒日的洪钟，震耳欲聋。月亮上面的一切全都是铜质的，植物、动物——所有的东西都铿然有声，穿云裂石，沸天震地，与地球为敌，嫁祸于它。当我知道天上的月亮不过是空空如也时，我感到非常欣慰，但我仍然希望能有一颗大流星重重地坠落在月球上，由于它的撞击而使它大放光芒，这样月亮就可以用自身的光芒照亮地球了。

望着来自遥远地方的伏尔加河的流水——宛如一块闪闪发光的波动的丝绸，晃晃悠悠地消失在河岸山崖的阴影里——我感到自己的思想变得更加活跃与敏锐了。脑子里很容易涌现出一些难以言表的、不同于白天所感受的想法。伏尔加河的主河道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像一只巨大怪鸟的轮船，身上披着火红的羽翼，在宽阔的黑乎乎的航道上缓缓行进，身后留下些许轻微的噗噗声，像是怪鸟在拍打自己沉重的翅膀。在绿草如茵的岸边，一盏盏灯火，游弋不定，它们在河面上映照出一片耀眼的红光——这是渔民们在灯光照耀下用鱼叉在叉鱼。有人会想，这可能是天上一颗无家可归的星星坠落了下来，像一朵朵火花在河面上来回游动。

从书中读来的东西，现在都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幻想，想象正不知疲倦地绘制出一幅幅美丽无比的图画，此时此刻，你就好像紧跟在河流的后面，遨游在柔和的夜空里。

伊佐特找到了我，在夜色下，他好像显得更加高大，也更加可爱了。

“你怎么又到这儿来了？”他问道，同时在我身边坐了下来。他一句话也不说，沉默了很长时间，看着河面，望着天空，一直抚摸着他那金黄的、细如蚕丝的胡须。

后来，他幻想道：

“等我学成了，书读够了，我就沿着所有的河流一路走下去，我会把一切都搞懂的！我要去教别人！没错。老弟，要和别人促膝谈心，那该有多好！即使是一些老娘儿们，只要能够和她们推心置腹地交谈，她们也会明白过来的。不久前，有一个妇女坐在我的小船上问我，‘我们死后会怎么样？’她说，‘我既不相信有地狱，也不相信有另一个世界。’瞧见了吗？老弟，她们同样……”

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句，停了一会儿，最后补充说：

“都是些活生生的人……”

伊佐特是个夜猫子，喜欢晚间活动。他对美的感受非常敏锐，他能够像一个富于幻想的儿童那样，用朴素的语言谈论美的事物。他相信上帝，并不感到畏惧，虽然他也像在教堂里那样，把上帝想象成为一位高大、端庄的老者，一位聪明善良的世界主宰。他之所以未能战胜邪恶，那是因为“他实在顾不过来，繁衍生息的人太多了。不过，没关系，他一定会除恶务尽的，等着瞧吧！至于耶稣基督，那我就无法理解了，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上帝也就行了。然而这里却又来了一个！据说是他的儿子。是儿子又怎么样？何况上帝并没有死……”

但伊佐特经常是不说话，坐在那里想着心事，只是偶尔叹口气说：

“是啊，原来是这样……”

“什么这样？”

“我只是自己随便一说……”

于是，又叹了口气，眼睛望着迷茫的远方。

“生活可真好啊！”

我表示赞同，说：

“是啊，的确很好！”

像天鹅绒似的雄浑强劲的伏尔加河水，黑压压一片，奔流不息；一条弯弯的银河，横空出世，展现在河流的上空，硕大的星星，像一只只金色的云雀，闪烁其间，照得人们眼花缭乱，而我的心却在低声吟唱自己关于生活奥秘的荒唐想法。

远处，在草地的上空，阳光透过粉红色的云彩，露出了笑脸，这不，瞧呀，太阳终于像孔雀开屏似的，在天上大放光芒了。

“太阳真是奇妙极了！”伊佐特喃喃说道，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苹果树正在开花，村里到处是粉红色的花朵和苦涩的芳香，这种香味无处不在，完全盖过了焦油和粪肥臭气。千百棵鲜花盛开的苹果树，披着用花瓣织成的绸缎似的粉红色的节日盛装，一排排，一行行，井然有序地从村里一直伸延到田野。每当夜晚，明月当空，微风习习，一朵朵像小蝴蝶似的苹果花摇晃不定，发出勉强能够听得见的轻微的簌簌声，这时，整个村庄仿佛都被金光闪闪的淡蓝色巨浪淹没了。夜莺在尽情地歌唱，从不知疲倦；而白天，椋鸟放开歌喉，一个劲儿地欢唱；看不见的云雀，把那委婉动听的歌声不断地撒向大地。

第四章

每逢节假日，傍晚时分，大姑娘、小媳妇们走上街头，她们像鸟儿似的，张大嘴巴，引吭高歌，脸上露出如醉如痴的甜蜜微笑。伊佐特像喝醉了酒似的，也满脸堆笑；他瘦了许多，两只眼睛深深陷进了发黑的眼窝里，他的面孔也显得更加严峻和漂亮了——更像是一位圣徒。他整天都在睡觉，只有傍晚时分才在街上露面，表现出一副心事重重、若有所思的样子。库库什金粗言粗语，但在挖苦嘲笑他时却显得非常亲切，而他总是尴尬地嘿嘿笑着，说：

“得了吧，你！有什么办法呢？”

接着，他赞叹地说：

“啊，生活是多么美好！要知道，能过上这样甜蜜的生活，又有这样暖心的话，是多么好啊！有人说，这好日子到死都不会忘记，要是死后能再活过来——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点！”

“你可要当心，那些当丈夫的会揍你的。”霍霍尔笑着提醒他说，态度也非常亲切。

“这话不无道理。”伊佐特表示赞同。

差不多每天夜晚，伴随着夜莺的歌唱，米贡那高昂而动人的歌声，在果园里、田野里和伏尔加河的岸边，四处飘扬。有许多优秀的歌曲，被他唱得出神入化，妙不可言，为此，农民们甚至在许多事情上都让他三分。

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店铺旁聚集的人会越来越多，而且，其中肯定少不了老头子苏斯洛夫、巴里诺夫、铁匠克罗托夫和米贡。他们坐下来，相互交谈，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有些人走了，另外一些人又来了，如此来来往往，一直能持续到半夜。有时候，喝醉酒的人也发生口角，最常见到的要算是退伍兵科斯京了，他仅有一只眼睛，左手还缺了两个指头。他把袖子往上一卷，挥舞着拳头，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一面大踏步地向店门前走来，一面扯着嗓子，声嘶力竭地喊道：

“霍霍尔，你这可恶的东西，土耳其异教徒！你说说看，为什么你不到教堂里去，啊？你这个异教徒！整个一个害群之马！你说你究竟是什么人？”

有人逗他说：

“米什卡，你为什么把自己的手指头断了两根？是被土耳其人吓的吧，啊？”

他一听，扑上去就要开打，但是人们拦住了他，然后连说带笑地把他往峡谷那边猛推过去，于是，他一溜歪斜地沿着峡谷的斜坡滚了下去，嘴里死命地尖声喊叫着：

“救命呀！要摔死人啦……”

过后，他又爬了上来，滚了一身的尘土，然后向霍霍尔提出要一什卡利克的酒喝。

“为什么呀？

“因为我让你们开心了。”科斯京回答说。农民们听了哄堂大笑起来。

有一次，是个节日的早晨，厨娘将木柴在炉子里生着后，便到院子里去了，而我正在店里面待着，这时突然从厨房里传出一声巨响，店铺被震得直摇晃，装糖果的盒子从货架上纷纷掉下来，震碎的玻璃噼里啪啦落了一地。我急忙奔到厨房，厨房里烟雾腾腾，正在往别的房间里扩散，烟雾中有什么东西在发出咝咝和啪啪的响声，霍霍尔一把抓住我的肩膀，说：

“站住，别进去……”

厨娘在过道里号啕大哭。

“唉，你这蠢婆娘……”

罗马斯冲进烟雾，哐当一声，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他狠狠地骂了一句，喊道：

“别嚷嚷了！拿水来！”

厨房地板上的劈柴正在冒烟，有的木条正在燃烧，地上堆放着一些砖头，黑乎乎的炉膛里，空空荡荡，好像被清扫过一样。透过烟雾，我摸到了一桶水，赶紧把地板上的火扑灭，然后又把地上的劈柴扔回到炉子里去。

“当心点！”霍霍尔说。他拉住厨娘的一只手，把她往一个房间里推去，并且命令说：

“把店门关上！要当心，马克西梅奇，说不定还会爆炸……”于是，他蹲在地上，开始仔细察看那些用云杉圆木劈的木柴，然后又把我扔进炉子里的木柴掏了出来。

“您这是干什么呀？”

“就干这个！”

他把一根被炸得七扭八歪的圆木头递给我看，我看见木头上有人用手钻钻了一个大洞，已经被火烧得不成样子了。

“明白了吗？是他们——这些可恶的家伙，他们在木头里装了炸药。一帮蠢货！唉，一俄磅的炸药能干什么呀？”

于是，他将那根木头放在一边，开始洗手，并且说：

“幸好阿克西尼娅离开了，不然会伤着她的……”

带点酸味的烟雾已经散去，只见碗架上的餐具被震破了，窗子玻璃也都震碎了，炉灶口的砖头也被炸碎了。

我很不喜欢霍霍尔此时此刻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他表现得跟没事人似的，好像这个愚蠢的主意一点都没让他感到气愤。然而，男孩子们却满大街地边跑边喊：

“霍霍尔家失火啦！烧起来啦！”

一个妇女一面不停地诉说，一面号啕大哭，而阿克西尼娅则从房间里发出一声惊叫：

“米哈伊洛·安东内奇，人们闯进店里了！”

“喏，喏，小声点！”他一面说，一面用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大胡子。

一张张胡子拉碴的面孔，因为恐惧和愤怒，全都扭曲变形了，它们眯缝着被烟熏火燎的眼睛，朝敞开着的窗子里一再张望，这时有人尖着嗓子，情绪激动地喊道：

“一定要把他们从村子里赶出去！他们总是不断地惹是生非！天啊，这算怎么回事呢？”

一个红头发的矮个子农民，嘴唇哆嗦着在胸前画着十字，他想从窗口爬进来，但是没有爬成。他右手握住一把斧头，左手哆哆嗦嗦地使劲扒着窗台，最终还是滑了下去。

罗马斯手里拿着一根木头，问他：

“你要往哪里爬呀？”

“我要去救火，老爷子……”

“可是哪儿也没着火呀……”

这个农民惊恐地张大嘴巴，转眼便消失了。这时罗马斯走到店铺外的台阶上，一面把手里的那根木头给大家看，一面对众人说：

“你们当中有人将炸药装进这根木头里，然后把它塞到我们的劈柴垛里。可是炸药的量少了点，所以没造成什么损害……”

我站在霍霍尔的背后，看着大家，只听见那个拿斧头的农民心惊肉跳地说：

“他干吗冲着我挥动那根木头呢……”

这时，已经喝得醉醺醺的退伍兵科斯京大声喊道：

“把肇事者揪出来！把他送交法庭……”

但大多数的人都沉默不语，盯住罗马斯看，心存疑虑地在听他说话：

“要想把这个小屋炸掉，需要很多炸药，大概得一普特！好啦，大家都散了吧……”

有人问：

“村长到哪儿去了？”

“应该去叫警察！”

人们很不情愿地慢慢散开了，好像很有点不甘心似的。

我们坐下来喝茶。这时阿克西尼娅分别给大家一一倒上，态度从来没有这样亲切友善过，她非常同情地看着罗马斯，说：

“请不要责怪他们，他们这是在搞恶作剧。”

“这事儿，您不生气吗？”我问她。

“哪有时间对每件蠢事都生气呀。”

我在想：“如果大家都能安分守己地干自己的事，那该有多好啊！”

他已经对我说过，不久他要到喀山去，问我要带什么书回来。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心里装有一部机器，就像钟表的机芯那样，一旦上紧了弦，就能够走一辈子。我喜欢霍霍尔，也非常尊敬他，但我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对我或者别的什么人，发一通脾气，跺着脚臭骂一顿。然而，他不会或是压根儿不想动这个气。当有人出些馊主意，成心惹他生气时，他也只是轻蔑地眯起灰色的眼睛，冷冷地来上几句不咸不淡的话，但却总是那么简洁明快，一针见血。

比如，他问苏斯洛夫：

“为什么呀，您，年纪都那么大了，何必还要昧良心呢，啊？”

老人发黄的脸和额头，渐渐变得通红，好像他的白胡子的须根也变红了。

“要知道，这对您并没有什么好处，而您却会失去别人对您的尊敬。”

苏斯洛夫低着头，同意道：

“是的，是没有什么好处！”

然后，他对伊佐特说：

“他真是个有知人之明的引路人！让这样的人去当领导……”

罗马斯言简意赅，头头是道，他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当他不在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而且我觉得，他已经完全忘记了有人想用爆炸来恐吓他的事，就像把蚊蝇的叮咬置之脑后一样。

潘科夫来了，他看了看炉灶，阴沉着脸，问道：

“没吓着你们吗？”

“咳，有什么可怕的？”

“是场战争啊！”

“坐下喝茶吧。”

“老婆在等着呢。”

“你去哪儿了？”

“渔场，和伊佐特在一起。”

他走了，在厨房里他再一次若有所思地说：

“是场战争。”

他和霍霍尔说话从来都很简短，好像所有重要而复杂的事情早都已经讲过了。记得伊佐特听了罗马斯讲的关于伊万雷帝当政的故事后说：

“这皇帝也太没有意思了！”

“他杀人如麻。”库库什金补充说，而潘科夫则坚决认为：

“看不出他的脑子有什么过人之处。他杀害了许多王公大臣，可是又有许多小的贵族取代了他们的地位。他还招来了许多外国人。这事他做得可很不明智。小的贵族地主比大的贵族地主还要坏。苍蝇不是狼，猎枪打不着它，可是它让人讨厌，比狼还可恶。”

库库什金提来一桶和好了的泥巴，他一面给炉灶砌砖，一面说：

“这帮鬼东西，亏他们想得出来！自己身上的虱子还捉不干净，竟然捉弄起别人来了，好哇！你呀，安东内奇，不要一下子运来很多货物，最好一次少运点，多运几次，不然，瞧吧，他们还会给你放火烧掉。现在，你要干的这件事，等着吧，有你倒霉的时候！”

所谓“这件事”，指的就是果园主合作组织，村里有钱人都持反对态度。霍霍尔在潘科夫、苏斯洛夫和两三个明白事理的农民的帮助下，已经筹划得差不多了。大部分家庭的主事人对罗马斯已经开始产生好感，店里的顾客也明显多了起来，连那些“没什么用处的”农民——巴里诺夫和米贡——也都千方百计地为霍霍尔的事情助一臂之力。

我非常喜欢米贡，爱听他那美妙而忧伤的歌曲。他唱歌的时候老是闭着眼睛，这样他那张痛苦的脸便不再抽搐了。他喜欢在夜晚没有月亮或天空被厚厚的云层遮住的时候活动。有时候天刚刚黑他就悄悄地喊我：

“到伏尔加河上去吧。”

到了那里，他坐在自己小船的船尾上，将两条黑黢黢的罗圈腿伸进黑乎乎的河水里，一面拾掇禁止使用的捕捉鲟鱼的渔具，一面小声地对我说：

“地主老爷在我的头上拉屎撒尿，唉，我认啦，这狗东西，他是个人物，比我见多识广。可是，自己的兄弟，乡巴佬一个，也来挤对我。我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我们之间有什么差别？他手里数的是卢布，我手里数的是戈比，不就这点不同嘛！”

米贡脸上的表情显得很痛苦，眉毛一动一动的，一直在不停地跳动，他手指头的动作异常麻利，一面察看渔具，一面用锉刀在打磨鱼钩，只听见他在低声地倾诉着自己的心声：

“说我是小偷，没错，我是有罪！可是大家不都是在靠偷窃过日子吗？大家都在互相敲诈，你咬我，我咬你。是的，上帝不喜欢我们，可魔鬼对我们却宠爱有加呀！”

黑乎乎的河水从我们眼前流过，乌云在上空飘动；黑暗中，已经看不见岸上的草地了。

“日子总得过下去呀，是不是？”米贡叹了口气，问道。

岸上，一条狗在凄厉地狂叫着。我好像在做梦似的想：

“可为什么一定要按你这个样子活下去呢？”

河面异常安静，黑压压一片，看着让人瘆得慌。而且，这种温暖的黑夜是没有穷尽的。

“霍霍尔会被人打死的。瞧着吧，你也会被打死的。”米贡嘟哝道，然后，他出人意料地小声唱起来：

我妈妈对我，宠爱有加，

她曾经对我说：

哎呀，我的小心肝儿，

哎呀，我的宝贝疙瘩，

一定要踏踏实实地生活，

一片冰心，不求闻达……

他闭上眼睛，他的声音越来越强劲，听起来也更加忧伤；他的两只手在检查着渔具的绳索，手指头的动作越来越缓慢了。

我没有听妈妈的话，

哎呀呀，没有听妈妈的话……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大地被汹涌澎湃而来的黑色洪流所涤荡，将它深深地卷入其中，而我则从地面上滑落下去，一直滑到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去处，即太阳永远沉没的地方。

米贡忽然不唱了，就像他开始唱时一样出人意料。他一声不响地将小船推到河里，坐上去后，又几乎毫无声息地消失在茫茫黑暗之中。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想：

“这些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巴里诺夫也是我的朋友，他这个人说话没什么条理，爱吹牛，非常懒惰，好搬弄是非，成天东游西荡，总也坐不住。他在莫斯科住过，一谈起这座城市，他便直吐唾沫：

“整个一座地狱！乱七八糟。教堂——一万四千零六座，可那里的人呀，清一色都是骗子！而且，所有的人像马一样，都长有一身的疥疮，千真万确！无论是商人、军人，还是市民，无一例外，都是边走路，边挠痒痒。

确实，那里有一尊大炮王，那家伙个头大极了！是彼得大帝亲自铸造的，是用来对付暴乱分子的；有一个娘儿们，出身贵族，因为爱他，便起事反对他。他和她共同生活了整整七年，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最后他抛弃了她，还有三个孩子。她一怒之下就造了反！就这样，我的好老弟，彼得大帝就用这尊大炮，对准暴乱分子，轰的一声——九千三百零八人，一下子全被撂倒了！他自己甚至都被吓了一跳。于是，他对菲拉列特大主教说，‘不行，必须得把这家伙的嘴给封上，不能再放了！’后来炮口便给封上了……”

我对他说，你这全都是胡扯，他听了生气地说：

“我的天呀！瞧你的脾气有多么坏！这故事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仔细讲给我听的，可你却说……”

他常去基辅面见“圣徒”，而且说：

“那个城市很像我们的村庄，同样坐落在山上，还有一条河不过我忘记它叫什么河了。跟伏尔加河比起来，它不过是一条水沟而已！老实说，这个城市很乱。所有的街道都曲里拐弯，通到山上。那里的老百姓叫‘一撮毛’，跟米哈伊洛·安东诺夫的血统不一样，而是一半波兰人，一半鞑靼人。他们净胡诌八扯，不正经说话，平时蓬头垢面，邋里邋遢，而且还吃癞蛤蟆——他们那里的癞蛤蟆一只有十普特重。他们把牛当作交通工具，甚至还用牛耕地。他们的牛非常棒，最小的也比我们的牛大四倍，体重八十三普特。那里的修士有五万七千名，主教二百七十三人……喏，你这个人真怪！你怎么能跟我争论呢？我是目睹其实，亲眼所见，可你呢，你去过那里吗？没去过。喏，这不就结了！我呀，老弟，最讲究准确无误了，丁是丁，卯是卯……”

他喜欢数字，从我这儿学会了加法和乘法，但是他对除法非常头疼。他对多位数的乘法情有独钟，不怕算错，常常用木棍在沙地上写一连串的数字，瞪大孩子般的眼睛，惊讶地望着它们，赞叹道：“这玩意儿谁都念不出来！”

他这个人邋邋遢遢，灰头土脸的，衣服破破烂烂，可是他那张脸，模样长得倒不错，留着一把卷曲的、很有意思的长胡子，一双浅蓝色的眼睛，笑起来像个孩子似的。他和库库什金身上有一些共同之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总是相互回避，尽量少碰面。

巴里诺夫曾经两次去里海捕鱼，因此，他总爱说：

“大海这玩意儿，我的兄弟，可不像别的什么东西。在大海面前，你只不过是一只小蚊子！面对大海，你简直就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海上的生活是甜美的。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往那儿跑，连东正教的修士大司祭也只身一人跑来了：他做得不错！有个女厨师也是孤身一人，作为情妇，她跟一个检察官住在一起，喏，她还能要求什么呢？然而，她还是忍受不了，说：‘检查官，你待我很好，不过，咱们还是分手吧！’因为不管是谁，只要看见过大海，哪怕只是一次，他就会再被吸引过去。那里有广阔的天地。像在空中一样，天马行空，任人驰骋！我也要到那里去——永生永世。我不喜欢有很多人，这就是原因！我本想过隐居生活，藏身于荒郊野外，不过，我不知道哪儿有像样的荒野去处……”

他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狗，在村子里东游西荡，人们都瞧不起他，可是听他讲故事倒是很乐意，就像愿意听米贡唱歌一样。

“真能胡诌！挺有意思的！”

他那异想天开的故事，有时候连潘科夫这样一本正经的人都听得稀里糊涂了，有一次，这个不轻易相信别人的农民对霍霍尔说：

“巴里诺夫说，关于伊万雷帝的事，并没有都记载在书里，有许多东西被隐瞒起来了。他这个人——伊万雷帝——变化多端，曾经变成过一只鹰，所以，从那个时候起，钱币上便压制出一只鹰，这是为了纪念他。”

我发现不知有多少次了？所有那些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故事，有时甚至是编得很蹩脚的故事，比起那些描写生活真实的严肃故事来，人们往往更喜欢听他那些胡编乱造。

但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霍霍尔时，他嘿嘿一笑说：

“这种情况会过去的！等人们学会思考就好了，而他们一定会认清真理的。至于这几个怪人——巴里诺夫、库库什金，您应该理解他们。要知道，他们是艺术家，是耍笔杆子的。大概耶稣也曾经是这样一个怪人。请相信我的话，有些东西他编得还挺不错呢……”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所有这些人，他们很少而且不怎么愿意谈论上帝，只有苏斯洛夫老人经常而且充满自信地说：

“一切都是由上帝安排的！”

而且我从这句话里总能听出一种无奈的情绪。我和这些人在一块儿相处得很好，从每晚跟他们的交谈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罗马斯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像是一棵高大的树木，深深扎根于生活的土壤，而它的根系在土壤下面和别的、同样古老的大树的根系交织在一起，这样，它们的每一个枝头上都绽放着鲜艳的思想之花，生长出茂密的、掷地有声的语言之叶。我从书中汲取了催人向上的蜜汁，感到自己在不断地成长，说起话来也更加自信了，因此，霍霍尔曾不止一次地笑嘻嘻地夸奖我说：

马克西梅奇，你干得不错啊！”

我非常感谢他对我说的这些话。

潘科夫有时候将自己的老婆带到我们这里来，她个子矮矮小小的，样子很温顺，长有两只聪明的蓝眼睛，一身“城里人打扮”。她不声不响地坐在一个角落，怯生生地抿着嘴唇，但是没过多久，她便惊讶得大张着嘴，眼睛也瞪得老大。有时候，她听到一个什么要害的词，便双手捂住脸，不好意思地笑起来，这时潘科夫直向罗马斯递眼色，说：

“她听懂了！”

常有一些非常谨慎的人来找霍霍尔，然后他和他们一块儿到阁楼上来找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阿克西尼娅给他们送吃的和喝的东西，他们就住在那里，这事除了我和女厨子，别的谁都不知道，女厨子对罗马斯就像狗一样忠心耿耿，几乎把他奉若神明。每天夜晚，伊佐特和潘科夫便把这些客人用小船送上过往的轮船，或者送到洛贝什基的码头。我从山上向下观望，只见一条小船上的透光镜在黑乎乎的，或在月光照耀下白花花的河面上闪闪发光。为引起轮船船长的注意，小船的上方还吊着一盏灯，我看着这一切，感到自己也参与了一项伟大而秘密的事业。

玛丽亚·杰连科娃经常从城里到这里来，但是，我从她的眼睛里已经看不到那种使我感到很不自在的目光了——我觉得她的眼睛很像是这样一个姑娘的眼睛：她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美貌而备感幸福，也因为有一个很帅的大胡子男人在追求她而心花怒放。他跟她说话的时候就跟和大家说话时一样，态度非常平静，略微带几分嘲笑的意味，只不过是胡子捋得更勤了，目光也显得温存多了。而她那尖细的嗓音也充满了愉快的情绪。她穿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浅色的头发上系着一条浅蓝色的发带。她那孩子般的双手，不知为什么，总是闲不住，见什么摸什么，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她一直在哼哼着什么歌曲，也不张嘴，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同时用一块小手绢在自己稚嫩的红脸蛋前来回扇着。她身上有某种新的使我感到非常别扭的东西，令人非常反感和气愤。我尽量少跟她见面。

七月中旬，伊佐特不见了。有人说他被淹死了。两天后，事情得到了证实：在距离村子七俄里远的下游处，他的小船被冲到了岸边的草地上——船底破裂，船舷被撞碎。人们对这一不幸事件的解释是：大概伊佐特在河上睡着了，他的小船撞上停泊在距村子五俄里下游处的三艘驳船的船头了。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罗马斯正在喀山。晚上，库库什金到店里来找我，垂头丧气地往麻袋上一坐，一声不吭，只看着自己的两只脚，后来，他吸了一口烟，问我：

“什么时候霍霍尔能回来？”

“不知道。”

于是，他用手开始使劲搓揉自己那张伤痕累累的脸，小声地直骂娘，喉咙里像卡了根骨头似的，一通吼叫。

“你怎么了？”

他紧咬着嘴唇，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睛发红，下颚直哆嗦。见他说不出话来，我十分着急，心想一定出了什么不幸的事儿。最后，他朝外面看了看，好不容易总算结结巴巴地说出话来：

“我和米贡一块儿去了，看见了伊佐特的船。船底是用斧头凿开的，你明白吗？就是说，伊佐特是被人害死的！不可能是别人……”

他不停地摇晃着脑袋，开始骂骂咧咧，一个劲儿地干号，嘴里脏话一直没断。后来，他闷声不响了，开始在胸前画着十字。眼看着一个农民想哭，但哭不出来，因为他不会哭，只是气得浑身颤抖，伤心难过得透不过气来——看着简直让人难受极了。他猛然站起身，拔腿便走，一个劲儿地直摇头。

第二天傍晚，几个在河里洗澡的男孩子，在一条被撞坏的驳船下面发现了伊佐特。驳船就在距村子不远的上游岸边，船体一半在岸边的石头上，另一半浸泡在水里，伊佐特的长长的尸体被钩在已经损坏了的尾舵上，脸朝下，四肢张开，脑壳已经空了，河水已经把脑浆冲走了。是有人从背后对这位渔民下的手，他后脑勺儿上的斧痕清清楚楚。河水把伊佐特冲得摇来晃去，把他的两条腿推向岸边，他的两只手也在随着水流晃动，好像伊佐特在拼命地想爬上岸来。

岸上有二十来个有钱的农民，黑丧着脸，聚精会神地站在那里；贫苦农民们还没有从田里回来。鬼头鬼脑、胆小怕事的村长挥舞着拐杖，前后一通忙活，他吸溜着鼻涕，不时用粉红色的衬衫袖子擦擦鼻子。身体健壮的小店老板库兹明叉开双腿，腆着个肚子，依次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库库什金。他板着个脸，紧皱眉头，但他那毫无表情的眼睛里也饱含着泪水，而且，我觉得他那张麻脸也怪可怜的。

“哎呀，简直是胡闹！”村长哭诉着说，两条罗圈腿在地上直跺脚。“唉，这些个农民，太不应该啦！”

一个人高马大的年轻女人——村长的儿媳妇——坐在岩石上，呆呆地望着河面，一只手哆哆嗦嗦地在胸前画着十字，嘴唇一动一动的；她的下嘴唇又厚又红，不知怎么的，看着让人感到很不愉快，跟狗的嘴唇一模一样，向下耷拉着，露出像羊一样的大黄牙。姑娘和小伙子们像一个个的彩球，从山上飞奔而下，灰头土脸的农民们也急匆匆地赶来了。人们小心谨慎地悄悄嘀咕着：

“这个庄稼佬也真够缺德的。”

“怎么见得呢？”

“这不就是那刺儿头库库什金……”

“不该把人弄死……”

“伊佐特只会老老实实地过日子……”

“老老实实地？”库库什金大吼一声，向农民们扑了过去。“那你们为什么要害死他，啊？浑蛋！为什么？”

突然，一个女人歇斯底里地哈哈大笑起来，这女人的狂笑像一条鞭子，在人群中劈头盖脸地抽打起来，农民们大吼一声，互相开始推推搡搡，大呼小叫，破口大骂，这时，只见库库什金一个箭步，冲到店老板跟前，抡起胳膊，照准库兹明的麻脸，啪的就是一记耳光。

“这一巴掌是给你的，畜生！”

这时，他挥舞着两个拳头，立刻从混战的人群里跳了出来，几乎是满心高兴地冲我喊道：

“你赶紧走开，要打群架啦！”

他已经挨着了别人的揍，嘴被打破了，正往外吐着血，但是他脸上的表情却显得十分得意……

“看见我怎么给库兹明那一耳光了吗？”

巴里诺夫跑到我们跟前，心惊胆战地看了看驳船边上的人群，他们挤了一大堆，这时，只听见村长的尖嗓音从人群中传了出来：

“不，你说话要有证据，我放纵什么人了？你要拿出证据来！”

“我必须离开这儿。”巴里诺夫嘴里嘟哝着，一面往山上走去。晚上的天气很热，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血红的太阳躲在厚厚的蓝色云层的后面，它那红色的余晖把灌木丛的叶子照得闪闪发亮，什么地方传来了隆隆的雷声。

伊佐特的遗体在我的面前轻轻地晃动着，破裂的脑壳上的头发被河水冲得笔直，仿佛都竖起来了。我想起了他那低沉的声音和美好的话语：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孩子气的东西，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要正视它！就说霍霍尔吧，看上去，他好像是铁石心肠，其实，他的心呀——整个一个孩子！”

库库什金和我并肩而行，他气鼓鼓地说：

“我们大家被弄得这样惨……天哪，简直是荒唐！”

两天后，霍霍尔回来了——深更半夜的，好像有什么事情使他感到非常满意，而且对人的态度也显得异常的亲切。我把他让进屋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你的睡眠太少了，马克西梅奇！”

“伊佐特被人害死了。”

“什么？”

他鼓着腮帮子，颧骨突起，胡子哆嗦得像一股激流，直奔胸口。他没顾上脱下帽子，站在房子中间，眯缝起眼睛，一个劲儿地直摇头。

“这么说，不知道是谁干的？喏，是啊……”

他慢慢地走到窗前，坐下后，将两条腿向前伸了出来。

“我曾经对他说过……官方来过了吗？”

“昨天来过了。是区警察局长。”

“喏，说了什么？”他问道，然后又自己回答说，“不用说，毫无结果！”

我对他说，区警察局长像往常一样，在库兹明那里停了一下，他下令将库库什金关进了看守所，因为他打了店老板库兹明一记耳光。

“是啊，喏，这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到厨房给茶炊生火去了。

罗马斯喝茶的时候说：

“这些人真是可悲，他们总是杀害自己中间的佼佼者！可以说，是他们害怕这些人。正像这里的人们所说，这些人‘不对他们的脾胃’。当年我被押往西伯利亚的时候，有一个苦役犯对我说，他是个惯偷，专门从事盗窃活动，他们有一帮人，共五个。这时有一个人开口说：‘弟兄们，咱们不要再盗窃啦，偷来偷去，反正都一样，没有多大意思，日子照样不好过！’为此，他们趁这个人喝醉的时候活活把他给掐死了。讲故事的人对死者大加赞扬，说：‘后来我结果了那三个人的性命，毫不手软，可是对那一位伙伴，至今我还感到非常惋惜，他是个好人，聪明、开朗、心灵纯洁。’我问他：‘那你们为什么要掐死他，是怕他出卖你们吗？’他甚至生气了，说：‘不，他绝不会出卖我们的，给他多少钱他也不会出卖！只是因为觉得跟他合不来，想不到一块儿，我们大家都是有罪的人，好像就他一个人是正人君子，这样可不好。’”

霍霍尔站起身，把两只手往背后一抄，嘴里叼着烟斗，穿一件下摆拖到脚后跟的鞑靼式的白色衬衣，开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光着脚，迈着沉重的步子，若有所思地低声说道：

“害怕正人君子，想把好人从生活中除掉，这种事我见得多了。对这种人有两种态度，要么先是对他们进行迫害，想方设法灭了他们；要么像狗一样盯住他们的眼睛，在他们面前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这样做的人比较少。可是，向这样的人学习，以他们为榜样——他们一是做不到，二也不会去学。也许是他们不愿意学？”

他端起一杯已经放凉了的茶，说：

“可能是不愿意学！你们想嘛，大伙儿千辛万苦为自己建立起了一种生活方式，都已经习惯了，可忽然有那么一个人站出来进行反对，说不能这样生活！是不能够这样吗？可我们已经将我们最宝贵的精力都投入到这样的生活中了呀，见你妈的鬼去吧！于是，“啪”的一记耳光，打在了这位导师和正人君子的脸上。不要妨碍我们！可是现实生活的真理，毕竟是站在那些说‘不能这样生活’的人一边。真理在他们一边。而且是他们在推动生活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他朝书架挥了挥手，补充说：

“尤其是这些书！唉，如果我会写书那该有多好啊！可是我这方面不行，我的思想迟钝，没有条理。”

他坐到桌前，胳膊肘撑在桌子上，双手抱着脑袋，说：

“伊佐特多可惜呀……”

然后他沉默了很久。

“喏，我们睡觉去吧……”

我回到阁楼自己的住处，坐在窗户边。田野的上空，一道道闪电，照亮了半个天空。当清澈、火红的闪电划过天空时，月亮仿佛被吓得胆战心惊，瑟瑟发抖。狗，撕心裂肺地号叫着，狂吠着。若不是这些狗的叫声，我很可能以为自己是生活在一座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呢。远处雷声隆隆，一股烦人的闷热气流，从窗外扑面而来。

伊佐特的尸体就躺在我的面前，停放在岸边的柳树丛中。他那发青的脸仰面朝天，一双无神的眼睛深深地陷进眼窝里。金黄色的胡须被粘在一起，成了乱糟糟的一团，胡子下面是一张张着的嘴，显得很惊讶的样子。

“最主要的，马克西梅奇，就是善良与情谊！我喜欢过复活节，就因为它是一个最讲情谊的节日！”

伊佐特那两条发黑的腿已经被伏尔加河的河水冲刷得干干净净，被炎热的太阳晒干了的蓝色裤子紧紧贴在他的腿上。苍蝇在这位渔民的脸上嗡嗡乱飞，他的尸体发出一股臭烘烘的难闻的气味。

楼梯上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罗马斯弯腰走进门来，然后将胡子拢在一起，坐到了我的床上。他说：

“我呀，知道吗，要结婚了！真的。”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里有很多难处……”

他仔细瞧着我，好像在等着，我对此能说些什么。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一道闪电的余光照进了室内，把整个房间照得通亮。

“我要娶玛莎·杰连科娃……”

我不禁露出了微笑，因为此前我从未想到有人会称这个姑娘为玛莎。这太有意思了。我不记得她的父亲或者兄弟以前是否这样称呼过她——玛莎。

“您笑什么呢？”

“没什么。”

“您以为，对她来说，我太老了吗？”

“噢，不！”

“她告诉过我，说您爱上过她。”

“好像是的。”

“那么现在呢？事情过去了吗？”

“是的，我想是这样。”

他的手松开了手中的胡子，低声说道：

“在您这个年纪，这种事往往只是‘好像’，可是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不是什么好像不好像了，而是干脆抓住一切不放，什么都不能再考虑了，没有精力了！”

这时，他嘿嘿一笑，露出了结实整齐的牙齿，继续说：“安东尼之所以在亚克兴战役中败给了恺撒·屋大维，那是因为他放弃了自己的舰队和指挥，乘坐自己的舰船，去追随克娄巴特拉，而这位女王则被吓坏了，退出了战斗——瞧，竟有这样的事！”

罗马斯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好像很不情愿似的，重又说了一遍：

“就这么着，我要结婚啦！”

“很快吗？”

“秋天。等苹果摘了之后。”

他走了。出门时他根本用不着把脑袋弯得那么低，而我则躺下睡觉了，心想，如果秋天我离开这里，也许会更好一些。他为什么要提安东尼呢？这一点我很不高兴。

已经是采摘早熟品种苹果的时候了。今年的苹果是大丰收，树上硕果累累，树枝被果实压得都快垂到地上了。果园里花香四溢，孩子们吵吵嚷嚷，他们在地上捡拾那些被虫蛀和被风吹落的发黄与发红的苹果。

八月的头几天，罗马斯从喀山运回一船的货物和其他装得满满的箱子。那是一个普通的早上，八点钟的样子。霍霍尔刚穿好衣服，洗过脸，正准备喝茶，他高兴地说：

“夜间在河上行船可真不错……”

忽然，他用鼻子闻了闻，担心地问：

“是不是有一股糊味？”

刚好这时院里传来了阿克西尼娅的喊叫声：

“着火啦！”

我们赶紧跑到院子里——菜园那边的板棚墙壁起火了，板棚里我们存放了煤油、焦油和食用油。有几秒钟的时间，我们完全被惊呆了，眼睁睁地看着在阳光照耀下有些发黄的火舌，在迅速地吞噬着墙壁，直往棚顶上蹿。阿克西尼娅提来了一桶水，霍霍尔马上把水泼向正在熊熊燃烧的墙壁，然后他放下水桶，说：

“见鬼！马克西梅奇，赶紧把油桶滚出来！阿克西尼娅，快去店里叫人呀！”

我迅速将一桶焦油滚到院子里，再滚到街上，然后又去推煤油桶，但是当我刚把它调转过头来——原来桶盖是开着的——煤油一下子流到了地上。就在我急着找桶盖的时候，那火可不等人，一道道火苗已经穿过板棚的木板墙，烧到棚顶上去了，只听见噼噼啪啪一片声响，仿佛是嘲笑人的歌声。我把这已经不满的一桶煤油推出来后，只见有许多妇女、儿童从四面八方跑来，满大街地乱窜，而且边跑边喊，一通尖叫。霍霍尔和阿克西尼娅把货物从店里搬出来，放进峡谷里，这时，街上站着一位老太婆，黑衣服，白头发，正在用拳头威吓人，尖声喊道：

“哎——呀——呀，你们这些魔鬼啊！”

我再一次跑进板棚，发现那里已经是浓烟滚滚，烟雾中只听见噼噼啪啪地乱响，几条弯曲扭动的红色火舌沿着棚顶蜿蜒而下，这时，板棚的墙壁已经被烧成了一张火红的筛子。浓烟熏得我透不过气来，眼睛什么都看不见。我竭尽全力，把油桶推到板棚门边，可是油桶在门口被卡住了，往前推不动了，棚顶上的火星纷纷落下来，直烫着我的皮肤。我喊着要人来帮我一把，这时霍霍尔跑了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把我拖到了院子里。

“快跑！要爆炸了……”

他向过道里跑去，我紧随其后，上了阁楼，那里放有我的许多书籍。我把书从窗口里扔了出去，还想再把一箱帽子也扔出去，但是窗口太小了，箱子过不去，于是，我开始用半普特重的一个哑铃使劲砸窗框，但这时只听见轰隆一声，棚顶剧烈地震动了一下，我明白，这是煤油桶爆炸了，我头上的板棚顶烧了起来，噼噼啪啪地乱响，红色的火苗从窗户边蹿过去，直往里面探头，我被烤得实在难以忍受。我向楼梯跑去——滚滚浓烟，迎面扑来，红色的火舌正在沿着楼梯往上爬，而楼下过道里一片杂乱的响声，好像是谁的铁嘴钢牙在啃咬木头似的。我完全没了主意。我被熏得喘不过气来，眼睛也睁不开了，有几秒钟的时间，我站在那里，呆若木鸡——真是无限漫长的几秒钟啊。这时，有一张黄面孔，红胡子，在楼梯上方的气窗口往里张望了一眼，但他只是将嘴巴一撇，立刻又不见了。就在这个时候，血红的火苗子，像一根根长矛，把棚顶全都烧穿了。

只记得，当时我头上的头发，好像发出一种咝咝的响声，此外我就听不见别的什么声音了。我知道，我已经完了，我两腿直发沉，而且眼睛非常疼，尽管我一直在用手护着。

求生的本能让我急中生智，想出一条唯一的逃生之路：我立刻抱起褥子、枕头和一捆麻绳，把罗马斯的羊皮袄往头上一蒙，从窗口里跳了出去。

我醒来的时候是在峡谷边上，罗马斯蹲在我面前，冲我大声喊道：

“怎么样啦？”

我站起身，呆呆地眼看着我们的小木屋被一点一点地化为灰烬，整个房子完全被大火吞没了，鲜红的火焰，像狗的舌头似的，舔着房前黑色的土地。各个窗口黑烟滚滚，屋顶上蹿出许多摇摆不定的黄色火苗。

“喏，怎么样？”霍霍尔喊道。他满头大汗，一脸的油子，哭得泪人似的，惊魂未定地直眨巴眼睛，湿漉漉的胡子上粘了许多树皮屑。一种由衷的喜悦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这是一种多么巨大而强烈的感情啊！后来，我感到左脚一阵剧烈的疼痛，我躺下来，对霍霍尔说：

“我一只脚脱臼了。”

他摸了摸我的脚，然后突然往外一扽，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可是几分钟后，我简直感到喜出望外，我可以稍微跛着点腿，把抢出来的东西慢慢往浴室里搬了，这时，罗马斯嘴里叼着烟斗，高兴地说：

“我相信，要是煤油桶一爆炸，油溅到房顶上，准会把您烧死。当时火势很猛，火光冲天，天空里笼罩着蘑菇云，整个房子立刻陷入一片火海。我想，唉，这下马克西梅奇算是完了！”

像往常一样，他已经平静了下来，把东西归拢得整整齐齐，码放成一堆，然后对蓬头垢面、一身脏兮兮的阿克西尼娅说：

“您坐在这儿，看着东西，别让人偷走了，我去救火……”

一些白色的纸片在峡谷上空的烟雾里随风飘扬。

“唉，”罗马斯说，“这些书，简直太可惜了！真叫人舍不得……”

已经烧毁了四座房子。这一天，风平浪静，火势烧得非常从容，不慌不忙地向左右蔓延，那灵敏的火舌，好像很不情愿似的攀上篱笆，直达房顶。大火像烧红了的火篦子，在梳理着棚顶的干草，一道道火苗，像弯曲的手指，在篱笆上不停地跳跃，好像在拨弄古斯里琴的琴弦；烟雾中传出大火那恼人的幸灾乐祸的狂热歌声和木头被烧成灰烬前所发出的几乎很柔和、细微的噼啪声。金色的“火乌鸦”从浓浓的烟雾中飞到大街上，落到院子里。农民和农妇们手忙脚乱地乱作一团，各人只关心自己的事，没完没了地大声喊叫着：

“拿水来！”

水，离这里很远，在山下的伏尔加河里。罗马斯很快把农民们集合成一堆，然后又是拉，又是推，最后把他们分成两拨，让他们赶快去拆除篱笆和火场两边的房屋。人们老老实实地听从他的指挥，开始和那眼看就要吞噬“整排”房屋乃至整条大街的肆无忌惮的大火，展开了更加理智的斗争。不过这些人干起活来仍然是缩手缩脚，前怕狼，后怕虎，而且不知为什么，不抱任何希望，好像在为别人干事儿一样。

我心里非常高兴，觉得自己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了劲头。在大街的一头，我看见村长和库兹明领着一帮有钱的人站在那里，他们像看热闹的观众一样，什么都不干，只是挥动手杖，指手画脚地瞎嚷嚷。农民们骑着马，从田野里飞奔而来，两只胳膊肘挓得齐耳朵高，妇女们迎着他们，号啕大哭，小孩子们则到处乱跑。

又有一家院子里的厢房烧起来了，必须赶快拆掉牲口棚那边的篱笆墙，因为它是用粗树条编成的，红彤彤的火苗已经蹿了过来。农民们赶紧去砍篱笆墙上的木桩，火星、火炭纷纷落在他们的身上，吓得他们迅速闪到一边，急忙用手去摩挲已经被烧煳了的衬衫。

“不用害怕！”霍霍尔喊道。

他的喊叫声不起作用。这时他从别人头上摘下一顶帽子，把它往我头上一扣，说：

“您从那头砍，我从这头砍！”

我砍倒一根，又砍倒一根，篱笆墙开始摇晃起来，这时，我爬上篱笆墙，扒住墙头，霍霍尔拽住我的腿，使劲往自己这边拉，于是，整堵篱笆墙便倒了下来，差一点没把我的脑袋埋住。农民们齐心协力地把篱笆墙拖到了街上。

“烧伤了吗？”罗马斯问道。

他的关心使我顿时感到力量倍增，干得就更欢了。我想在这个我很尊敬的人面前露上一手，于是，我像疯了似的拼命地干，只希望他能够多夸奖我几句。可是，在浓浓的烟雾中，我们那些书散落的书页，像鸽子一样，一直不断地在空中飞舞。

右边的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不再蔓延了，可是左边的仍然在继续蔓延，而且面积越来越大，已经波及第十家了。罗马斯留下一部分农民，监视狡猾的火情，他自己则带领大部分人向左边跑去。当他从那帮有钱人身边经过时，我听见有人恶狠狠地喊着：

“就是他放的火！”

店老板则说：

“应该去他的浴室看一看！”

这些刺耳的话，我很难忘记。

众所周知，兴奋，尤其是高兴，能使人力量倍增。当时我非常兴奋，所以拼命地去干，完全忘掉了自己，最后一直干到精疲力竭。只记得当时我坐在地上，背靠着一个什么热烘烘的东西。罗马斯在用水桶往我身上浇水，农民们围住我，满怀敬意，啧啧称赞道：

“这孩子真了不起！”

“还真没看出来……”

我的头紧紧靠在罗马斯的一条腿上，不好意思地哭了起来，而他则抚摸着我湿淋淋的脑袋，说：

“好了，休息休息！”

库库什金和巴里诺夫——两个人被火熏得跟鬼一样，他们把我领到峡谷里，安慰说：

“没关系，老弟，一切都结束了。”

“吓坏了吧？”

我还没有来得及躺一会儿，缓过劲儿来，就看见那十来个“有钱人”朝峡谷我们浴室这边走来，为首的是村长，他身后是押着罗马斯的两名乡村警察。罗马斯没有戴帽子，打湿的衬衫袖子也被扯掉了；他嘴里叼着一只烟斗，沉着个脸，样子非常可怕。退伍兵科斯京挥动手里的木棍，怒不可遏地狂叫着：

“把他扔进火里去，这个异教徒！”

“把浴室门打开……”

“把锁砸了吧，钥匙弄丢了。”罗马斯大声说。

我一下子跳起来，就地捡起一根木棒，和罗马斯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两名村警察闪到了一边，这时，村长尖着嗓子惊慌失措地说：

“东正教徒，是不允许砸锁的！”

库兹明指着我，喊道：

“还有这个人……他是什么人？”

“放心吧，马克西梅奇，”罗马斯说，“他们以为是我把货物藏在浴室里了，因此，是我自己放火烧的店铺。”

“是你们两个！”

“砸！”

“东正教徒们……”

“由我们负责！”

“我们负责……”

罗马斯小声跟我说：

“您站在我身后，和我背靠背！以防他们从背后进行袭击……”

浴室的锁被砸开了，几个人蜂拥而入，但几乎立马便退了出来。我呢，趁这个机会，赶紧往罗马斯手里塞过去一根木棒，我自己则从地上又捡了一根。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好哇，这帮魔鬼！”

有人胆怯地说：

“白看了，农民们……”

针对这句话，有几个人，像喝醉了酒似的，狂怒地质问道：

“什么？白看了？”

“把他们扔到火里去！”

“捣乱分子……”

“竟然还想成立什么劳动合作组织！”

“是一伙窃贼！而且是结成帮的窃贼！”

“别说了！”罗马斯大声喊道，“喏，你们都看见了，我浴室里并没有藏匿什么货物，你们还要干什么？东西全都被烧了，剩下的全在这里了：都看见了吗？把自己的东西放火烧掉，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要保险费呀！”

这时，十几个声音又狂怒地喊了起来：

“他们几个人有什么可看的？”

“够啦！我们受够了……”

我两腿发抖，眼睛发黑。透过浅红色的烟雾，我看见一副副凶狠狰狞的面孔，看见他们一张张胡子拉碴的大嘴；我强压怒火，才没有去狠揍他们。可是他们围着我们，又是吼，又是跳。

“哈，还拿着木棒呢。”

“拿着木棒，是吗？！”

“他们要扽掉我的胡子了，”霍霍尔说，这时我觉得他在冷笑，“您呀，马克西梅奇，同样也跑不了。唉，这叫什么事儿呀！不过，要保持冷静，要稳重……”

“瞧呀，那个年轻人还带着斧子呢！”

我裤腰里确实别了一把木匠用的斧头，我把这碴儿给忘了。

“他们好像是胆怯了，”罗马斯心里想，“不过，如果要发生什么情况，您可不要抡斧头……”

一个不认识的矮个子、跛腿农民，走起路来连蹦带跳的，样子非常滑稽。他扯着尖嗓子，愤怒地喊道：

“从远处用砖头砸他们！砸坏了由我兜着！”

他还真的捡起了一块砖头，抡起胳膊，对准我的肚子扔了过来，我还没有来得及还手，库库什金从高处，像饿鹰扑食似的，一下子就把他掀翻在地，于是他们两个人抱在一起，滚到了峡谷里。潘科夫、巴里诺夫、铁匠，还有十来个人，急忙跟了过去，这时，库兹明大模大样地说：

“你呀，米哈伊洛·安东诺夫，是个聪明人，你明明知道，大火会使农民发疯的……”

“咱们走，马克西梅奇，到岸上的小酒店去。”罗马斯说着，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迅速装进裤子口袋。他拄着一根木棒，疲惫不堪地从峡谷里爬上来，库兹明就在他身边，当时库兹明跟他说了句什么话，罗马斯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回答说：

“滚开，蠢货！”

在我们店铺原来的地方，还有一堆燃烧殆尽的金黄色的炭灰，中间是个炉子，一缕灼热的淡淡的青烟，从依然完好的烟囱里冉冉升起。被烧得通红的床架子像蜘蛛腿似的伫立在那里。已经烧焦了的两个门框，就像两个穿黑衣服的士兵，守卫在火堆旁；其中一个门框上头还戴着一顶仍在燃烧的红彤彤的炭火帽，看上去很像一只大公鸡的鸡冠子。

“书都被烧掉了，”霍霍尔叹道，“这太令人伤心了！”

孩子们像赶小猪似的用木棍把燃烧殆尽的、大一点的木块拨弄到街上的脏水沟里，它们先是发出一阵咝咝的响声，接着便熄灭了，同时冒起一股刺鼻的、乳白色的烟雾。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黄头发，蓝眼睛——正坐在一个暖洋洋的黑水洼里，用一根木棍敲打一只压扁了的小铁桶，而且专心致志地倾听着那小铁桶发出的声音。遭受火灾的人们走起路来，满面愁容，他们把抢救出来的家用物品，慢慢收拢在一起。妇女们又是哭，又是骂，为几块烧剩下的木头而争吵不休。火场后面的果园中，一棵棵树木伫立在那里，岿然不动，许多树木的叶子已经被烤黄，硕果累累的红苹果，显得更加醒目了。

我们来到河边，下去洗了个澡，然后在岸边的小饭馆里默默地喝着茶。

“土财主们在苹果这件事情上算是栽了。”罗马斯说。

潘科夫走了过来，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比平时变得温和了一些。

“老弟，怎么办呢？”霍霍尔问道。

潘科夫耸了耸肩膀，说：

“我的房子上了保险。”

奇怪的是，大家都不吭声，好像互相不认识似的，彼此看着，投以试探的目光。

“米哈伊尔·安东内奇，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得考虑一下。”

“你应该离开这里。”

“看一看再说。”

“我倒有个主意，”潘科夫说，“走，我们出去谈谈。”

我们起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潘科夫转过身来，对我说：

“你的胆子可不小啊！你在这里可以生活下去，他们会怕你的……”

我也上到了岸上，躺在灌木丛中，眺望着河水。

虽然太阳已经落山，但天气还是很热。我在村里所经历的一切，宛如一幅宽大的画卷展现在我的面前，就像是在河面上绘制的一幅彩色画。我忧心忡忡，愁肠百结。但很快我就感到疲倦至极，于是便酣然入睡了。

“喂，”梦中只听见有人在喊叫，并感到有人在摇晃我，把我往什么地方拽，“你难道死了吗？醒醒呀！”

一轮明月悬挂在河对岸草地的上空——大大的，红红的，宛若一个大车轮。是巴里诺夫弯着腰在摇晃我。

“快走，霍霍尔在找你，正在着急呢！”

他跟在我身后，嘴里埋怨说：

“你也不能够逮哪儿睡哪儿呀！要是有人从山上路过，不小心踢着一块石头，掉下来砸着你呢！再说了，要是有人想成心砸你呢。在我们这里，人们可不闹着玩。我的好兄弟，这里的人可爱记仇了。除了记仇，别的他们没什么可记的。”

岸边灌木丛里有人在悄悄走动，因为有树枝在轻轻地摇晃。

“找着了吗？”米贡大声问道。

“领回来了。”巴里诺夫回答说。

走了十来步的样子，巴里诺夫叹了口气，说：

“打算偷着去捕鱼。米贡的日子过得也很不容易。”

罗马斯看到我时，气鼓鼓地责备说：

“您怎么能到处乱跑呢？想挨揍，是不是？”

当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他沉着脸，小声跟我说：

“潘科夫想让你留在他身边。他打算开个小铺。我不劝你留在这里。事情是这样的，我已经把剩下的东西统统都盘给了他，我要到维亚特卡去，过些时候，我会写信给你，请你到我那儿去。怎么样？”

“我得想一想。”

“那您就想想吧。”

他躺在地板上，辗转反侧一会儿后便不出声了。我坐在窗边，望着伏尔加河。月光映照在河面上，使我想起了火灾时的熊熊烈火。一艘拖轮沿着绿荫如画的岸边航行，拖轮的轮叶沉重地拍打着水面，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船上的三盏桅灯，在黑夜中缓缓而动，时而与星星擦肩而过，时而又完全挡住了它们。

“您是不是生农民的气了？”罗马斯睡眼惺忪地问道，“用不着生他们的气。他们只不过是愚蠢而已。怨恨就是愚蠢。”

他的话并没有使我得到安慰，也未能减轻我心中的愤恨情绪和强烈不满。那一张张胡子拉碴、野兽般的大口，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凶神恶煞般地狂叫着：

“从远处用砖头砸他们！”

这时候，我还没有学会把应该忘记的东西完全忘记掉。是的，我看得出，这些农民，就单个而言，他们每个人身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怨恨，而且常常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怨恨。实际上，他们只是一些很善良的原始村民，要让他们任何一个人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并不难，任何一个人都会像孩子一样信任地听你讲关于寻找智慧和幸福的故事，听你讲有关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这些人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凡是能够激发人们去幻想、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上好日子的一切故事，他们都会听得有滋有味，而且认为这种故事非常难能可贵。

但是，当这些人在村会上或者岸边小饭铺里一窝蜂似的凑在一块儿时，他们把自己身上一切好的东西不知藏到哪儿去了，就跟神父披上虚假与伪善的长袍一样，对有钱有势的人，像狗一样地摇头摆尾，百般逢迎——那种样子看着都叫人恶心。有时候，他们突然又会变得像狼一样凶狠，毛发倒立，龇牙咧嘴，野蛮地互相吼叫，甚至不惜大打出手——而且也真打，起因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这种时刻，他们变得非常可怕，甚至会捣毁他们昨晚还像绵羊回到羊圈时那样老实出入的教堂。他们当中，有诗人和讲故事能手，可是没有人喜欢他们。他们成了村里嘲笑的对象，无依无靠，被人瞧不起。

我无法跟这些人在一起，也不可能生活在他们中间。在我和罗马斯分手的那天，我把自己这些痛苦的想法都对他说了。

“你的结论为时尚早。”他责备地说。

“但结论一旦下了，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缺乏根据。”

他费了好长时间，苦口婆心地规劝我，说我这样想是不对的，说我错了。

“别急着去谴责他人！谴责人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不要热衷于这一点。看待一切事物要平和冷静，要牢记住一点：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变化。嫌慢吗？但是非常牢靠！要到处去看看，对什么事都要亲自感受一下，要无所畏惧，但就是不要急于谴责别人。再见啦，好朋友！”

我们再次见面，已经是十五年以后的事了，是在塞德列茨。当时罗马斯因“民权党人”一案，在雅库特地区已经又度过了十年的流放生活。

罗马斯离开克拉斯诺维多夫村后，我心里沉重极了，非常苦闷，我在村子里东游西荡，惶惶不可终日，像一条丧家犬。我和巴里诺夫一起，到各村去给有钱的农户干活，打小麦，刨土豆，收拾园子。我就住在他的浴室里。

“列克谢·马克西梅奇，你一个光杆司令，以后怎么办呀，啊？”一个雨夜里，巴里诺夫问我。“咱们明天出海去好不好？说真的！待在这儿有什么意思呢？这儿的人不喜欢咱们这样的哥们儿。再说了，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会栽在哪个醉鬼手里……”

这样的话，巴里诺夫已经不是头一次说了。不知为什么，他也感到非常苦闷，总是无精打采地耷拉着两只长臂猿似的胳膊，垂头丧气地东张西望，好像在森林里迷失了方向似的。

雨不断地敲打着浴室的窗子，雨水沿着浴室的一角，哗哗地往下流，一直流向峡谷深处。这是今年的最后一场大雨，微弱的闪电不时发出惨淡的白光。巴里诺夫小声地问我：

“去吗，啊？明天？”

我们去了。

秋天的夜晚，能够畅游伏尔加河，别提有多么美了。我坐在驳船的船尾，离船舵不远，掌舵的是一个一头乱发的大怪物，脑袋特别大，他一面掌舵，一面在甲板上跺着他那笨重的双脚，而且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嘴里喊着：

“噢——喔！噢——罗——喔……”

船后，河水像丝绸般地缓缓流去，轻波细纹，泛起微微的涟漪，河水黑中有亮，一眼望不到边。河道上空是一团团秋天的乌云。周围的一切，只是黑暗在慢慢地移动，它使人看不清岸边在哪里，仿佛整个大地都融化在黑暗之中，变成了烟雾与河水，滔滔不绝地向下游流去，流向荒无人烟的什么地方，那里既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和星星。

在我们的前方，一艘看不见的拖船，在潮湿的黑暗中，正在吃力地向前挣扎着，艰难地喘着粗气，仿佛一心要摆脱把它往后拖的强大的拉力。船上有三盏灯——两盏靠近河面，一盏高悬在它们之上——它在为拖船指引着航向；离我不远处，还有四盏灯，像金鱼似的在乌云下面游来荡去，其中有一盏，是我们驳船上的桅灯。

我感到自己好像被装在一个冷冰冰的油瓶里了，它沿着一个斜面，在慢慢地往下滑，而我就像一个小虫子被困在了里面。我觉得，当滑动渐渐放慢，以至完全停止不动的时候，轮船便不再突突地响了，轮叶也不再拍击那浑浊的河水了，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就像树叶从树上落下来，粉笔字被擦去了一样。这时，我周围的一切，绝对是静止不动，悄无声息的。

那个在船舵旁走来走去，穿一件破羊皮袄，戴一顶毛茸茸的羊皮帽的大个子舵手，像着了魔似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已经不再“噢——喔！噢——喔……”地吆喝了。

这时我问他：

“你名字叫什么？”

“你管得着吗？”他声音低沉地回答说。

太阳快要落的时候，我们从喀山起航，我发现这个人像狗熊似的笨手笨脚，一脸胡子拉碴，毛茸茸的，眼睛都快看不见了。他站在船舵旁，把一瓶伏特加酒倒在一个大木勺里，像喝水一样，两口便喝完了，然后才开始吃苹果。当拖船一拉动驳船，这个人便紧抓住舵杆，朝火红的落日看了看，脑袋一晃，态度严厉地说：“老天会保佑我们的！”

轮船拖着四艘驳船，从下诺夫戈罗德的市场起航，载着各种铁器、成桶的砂糖，还有一些很重的木箱子，向阿斯特拉罕一路进发——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要运往波斯的。巴里诺夫踢了踢这些木箱子，用鼻子闻了闻，然后想了一下，说：

“没错，是枪支，是伊热夫斯基的工厂生产的……”

可这时舵手用拳头在巴里诺夫的肚子上捅了一下，问道：

“这关你什么事？”

“我是想……”

“你是想挨揍，是不是？”

乘客轮，我们付不起钱，让我们上驳船，是因为“可怜”我们，尽管我们和别的水手一样，还得“值班”，但驳船上人人都把我们当叫花子看待。

“而你总是张口闭口的‘人民’长，‘人民’短，”巴里诺夫抱怨我说，“可这里的道理很简单，谁有钱，谁就可以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

眼前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驳船，只能看见烟雾中被桅灯照亮的尖尖的桅杆。烟雾里散发出一股石油的气味。

掌舵人一直板着个脸，一言不发，这使我感到非常厌烦。水手长派我到驾驶舱“值班”，目的是要帮助这头野兽。他紧盯住桅杆上灯光的动向，转弯的时候则低声对我说：

“喂，把稳舵！”

我从甲板上一跃而起，赶紧转动舵杆。

“可以了。”他嘟哝着说。

我又坐回到甲板上。想跟这个人随便聊聊，根本不可能。他总是反问我：

“你问这干什么？”

他在想些什么呢？当驳船驶过卡马河的黄水，和伏尔加河的青灰色的洪流两相交汇的地方，他向北看了看，嘴里嘟哝着说：

“王八蛋。”

“你骂谁呀？”

他没有回答。

从很远的地方，在无尽的黑暗中，传来了狗的狂叫声。它提醒人们，生命还没有完全被黑暗所窒息，还有一息尚存。它仿佛来自遥不可及的远方，而且完全是多此一举。

“这里的狗都很差。”掌舵人突然说。

“这里是哪儿？”

“到处……我们那儿的狗才是名副其实的猛兽……”

“你是从哪儿来的？”

“沃洛格达省。”

这时，像土豆从破口袋里漏出来似的，他的一些扯淡话才陆陆续续地从他嘴里蹦了出来：

“他——跟你在一块儿的人是谁——是你叔叔吗？依我看，他整个是一个傻瓜。而我的叔叔可聪明了，人很厉害，十分有钱。在辛比尔斯克。他有一座码头，一家饭店。就在岸边。”

他这些话说得很慢，好像非常吃力，他用自己那双别人几乎看不见的眼睛，紧盯住轮船的桅灯，看它如何像一只金色的蜘蛛，在漆黑的网络中缓缓爬行。

“把稳舵，喏……识字吗？知不知道是谁制定的法律？”

没等我回答，他便接着说：

“各种说法都有，有人说是沙皇制定的；另外有人说是大主教、元老院制定的。如果我知道是谁制定的，我肯定会去找他的。我会对他说，你应该把法律制定得我想要打人都不行，更不用说真的去打人了！法律应该是铁面无情的。它像一把钥匙，把我的心牢牢给锁住，这样就好了！到那个时候，我就敢于负责！要是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不能负责！决不。”

他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声音越来越低，话也越来越语无伦次，用拳头不断地捶打着木质的舵杆。

有人用话筒从轮船上向外喊话，那瓮声瓮气的声音，和消失在茫茫黑夜中的狗的狂叫声一样，同样显得十分多余。轮船两边是黑黢黢的河面，灯火的光照反映在河面上，像一块块黄色的油渍，光怪陆离，飘忽不定，它们在慢慢地融化，发出微弱的光芒，在照耀着什么。而我们的头顶上，彤云密布，冷雾缤纷，像河中的淤泥，又稠又黏。我们正在滑向黑暗无声的深渊。

掌舵人愁眉苦脸地埋怨说：

“为什么我到这儿来？我的心都不跳了……”

我觉得什么都无所谓，对一切都感到十分冷漠，心里十分苦闷，只想睡觉。

太阳还没有升起，黎明的曙光好不容易才小心翼翼地穿过乌云，它显得是那样微弱与苍白，它把河水染成了铅灰色，显露出了岸边发黄的灌木丛，锈迹斑斑的铁松及其黑压压的树盖，成排的村舍，还有像石雕一样的人的身影。一只海鸥，扇动着它那一对弯弯的翅膀，从驳船的上空，一掠而过。

我和掌舵人被替换下来后，我便钻到防水布下面睡大觉去了，但是没过多久——我这样觉得——一阵脚步声和喊叫声便把我吵醒了。我从防水布下探头一看，只见三个水手把舵手按在“办公室”的墙壁上，七嘴八舌地喊道：

“别这样，彼得鲁哈！”

“上帝会保佑你的，没关系！”

“你呀，算了吧！”

他交叉着双手，扒着自己的肩膀，站在那里，镇定自若，一只脚踩着甲板上的一个什么包袱，来回地看着他们几个，声音嘶哑地劝他们说：

“别再造孽了！”

他光着脚，没戴帽子，只穿一件衬衫和一条短裤，一团乱蓬蓬的黑发在头上支棱着，耷拉下来的头发，盖住了他那倔强的大脑门儿，只能看见他那布满血丝的两只小眼睛，它们露出祈求的、惶恐不安的目光。

“你会被淹死的！”他们对他说。

“我？绝对不会。弟兄们，放了我吧！不放我，我也要杀死他！等我一游到辛比尔斯克，我就……”

“算了吧！”

“哎呀，弟兄们……”

他慢慢地张开双臂，跪了下来，双手贴着“办公室”的墙壁，好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他一再重复说：

“别再造孽了！”

在他那异常深沉的声音中，有一种令人震撼的东西，他张开的双臂，像船桨一样长，他双手颤抖着，伸向众人。他那张像熊一样胡子拉碴的脸也在颤抖，一双像鼹鼠一样小而无神的眼睛，瞪得像两颗黑珠子似的，那样子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卡住他的喉咙，使他透不过气来。

几个农民默默地向后退去。他笨手笨脚地从地下站起身，捡起包袱说：

“好啦，谢谢了！”

他走到船头，动作出人意料地敏捷，一个纵身，跳进了河里。我急忙跑到船头，只见彼得鲁哈一面晃动着脑袋，一面把自己的包袱当帽子顶在头上，斜着向对面的沙土岸边一路游去。岸边的灌木丛被风吹得向下弯曲着，像迎接他似的，把黄灿灿的叶子撒向水中。

农民们说：

“他毕竟是战胜了自己！”

我问道：

“他疯了吗？”

“为什么疯了？不，他没有疯，他这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

彼得鲁哈已经游到了一个浅水滩，那儿的水只有齐胸深；他把包袱举过头顶，摇晃了几下。

水手们大声喊道：

“再——见——啦！”

有人问：

“可是他没有身份证怎么办？”

一个红头发、罗圈腿的水手自告奋勇地对我说：

“他在辛比尔斯克那里有一个叔叔，对他非常坏，把他搞得倾家荡产，所以他一心想杀死这个叔叔，但是他又下不了手，于是便作罢了。彼得鲁哈确实像一头野兽，但是他心地善良！是个好人……”

这个善良的农民正沿着一条狭窄的浅沙滩往前走着，逆流而上，转眼间，他便消失在一片灌木丛中了。

水手们都是些心地善良的小伙子，他们和我都是同乡，是在伏尔加河边土生土长的人。到了晚上，我和他们在一起就跟一家人似的。但是第二天我发现，他们看我的时候总是黑丧着个脸，一副不信任的样子。我马上就猜想到，准是巴里诺夫这个幻想家鬼迷心窍，乱嚼舌头，不知向水手们讲了些什么。

“你讲什么了？”我问巴里诺夫。

他不好意思地直挠耳朵，一双女人般的眼睛露出了笑容，他承认说：

在他那异常深沉的声音中，有一种令人震撼的东西，他张开的双臂，像船桨一样长，他双手颤抖着，伸向众人。他那张像熊一样胡子拉碴的脸也在颤抖，一双像鼹鼠一样小而无神的眼睛，瞪得像两颗黑珠子似的，那样子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卡住他的喉咙，使他透不过气来。

几个农民默默地向后退去。他笨手笨脚地从地下站起身，捡起包袱说：

“好啦，谢谢了！”

他走到船头，动作出人意料地敏捷，一个纵身，跳进了河里。我急忙跑到船头，只见彼得鲁哈一面晃动着脑袋，一面把自己的包袱当帽子顶在头上，斜着向对面的沙土岸边一路游去。岸边的灌木丛被风吹得向下弯曲着，像迎接他似的，把黄灿灿的叶子撒向水中。

农民们说：

“他毕竟是战胜了自己！”

我问道：

“他疯了吗？”

“为什么疯了？不，他没有疯，他这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

彼得鲁哈已经游到了一个浅水滩，那儿的水只有齐胸深；他把包袱举过头顶，摇晃了几下。

水手们大声喊道：

“再——见——啦！”

有人问：

“可是他没有身份证怎么办？”

一个红头发、罗圈腿的水手自告奋勇地对我说：

“他在辛比尔斯克那里有一个叔叔，对他非常坏，把他搞得倾家荡产，所以他一心想杀死这个叔叔，但是他又下不了手，于是便作罢了。彼得鲁哈确实像一头野兽，但是他心地善良！是个好人……”

这个善良的农民正沿着一条狭窄的浅沙滩往前走着，逆流而上，转眼间，他便消失在一片灌木丛中了。

水手们都是些心地善良的小伙子，他们和我都是同乡，是在伏尔加河边土生土长的人。到了晚上，我和他们在一起就跟一家人似的。但是第二天我发现，他们看我的时候总是黑丧着个脸，一副不信任的样子。我马上就猜想到，准是巴里诺夫这个幻想家鬼迷心窍，乱嚼舌头，不知向水手们讲了些什么。

“你讲什么了？”我问巴里诺夫。

他不好意思地直挠耳朵，一双女人般的眼睛露出了笑容，他承认说：

“是讲了一些！”

“我不是跟你说过，让你不要讲吗？”

“我确实也没有讲，可架不住那故事太有意思啦。本来是打算玩牌的，可是那个舵手把牌随身带走了，烦闷极了！所以我就……”

问来问去，原来是巴里诺夫为了解闷，胡编了一个非常可笑的故事，故事的结尾是：霍霍尔和我，作为古代的海盗，抡起斧头，跟一帮农民一通厮杀。

跟他生气毫无用处，只有在现实生活之外他才能够看到真理。然而，当我和他在一块儿，在去找活儿干的路上，我们坐在野外峡谷的边上，他曾经振振有词地、亲切地对我说：

“寻找真理必须要符合自己的心意！你瞧，峡谷对面有一群羊在吃草，狗来回不停地奔跑，牧羊人也走来走去。喏，那又怎么样？你我从这件事情上在内心里能够得到什么呢？亲爱的，你只用随便看看，坏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可是好人在哪儿呢？好人还没有生出来呢，没错！”

在辛比尔斯克，水手们很不客气地要我们离开驳船到岸上去。

“你们和我们在一起不合适。”他们说。

他们用小船把我们送上辛比尔斯克码头，于是我们在岸上晾干了衣服，那时我们兜里只有三十七个卢布。

我们到小饭馆里去喝茶。

“我们怎么办呢？”

巴里诺夫信心十足地说：

“什么‘怎么办’？继续往前走呀。”

我们用“逃票”的方法乘船到了萨马拉。在萨马拉，我们在一艘驳船上打零工，七天后，我们差不多很顺利地抵达里海海岸，在这里，我们来到卡尔梅克人经营的一个肮脏的卡班库尔-巴伊渔场，在一个小小的渔业合作社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导读 俄国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

——高尔基成长的故事（郭家申）

一

高尔基（1868—1936）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可以说是俄国文学史上一部难能可贵的纪实性系列小说，它真实详尽地记述了作者二十岁以前的坎坷经历，点点滴滴，连缀成篇，读来平实无华，感人至深。但就三部曲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和广阔艺术视野而言，它又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自传体作品所涵盖得了的。作者在描述自己的生活的同时，鲜明地描绘出了俄国人民生活中整个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人的生活特点。

这种体裁的作品在俄国文学中并不鲜见，C.T.阿克萨科夫、Л.H.托尔斯泰等先辈作家都曾经写过。但一般地说，他们的作品社会视野都比较狭窄，叙事往往只围绕主人公一个人展开，而且描写的对象也大都限于贵族。

高尔基的着眼点则不同，他几乎包揽了旧俄国的各个阶层，尤其是他所熟悉的“底层”人民，首先是写他自己，写他在各方面都格格不入的外公家的生活，写他离家出走，在外面流浪、打工，与人们的种种磕碰与切身感受。

阿列克谢的童年生活是短暂的；外婆死后，破了产的外公将他逐出家门。他投身社会，来到所谓“人间”。作家详细而生动地向我们勾勒出还是个孩子的阿列克谢的生活历程：先是在鞋店里“打杂”，后来又在亲戚家的制图作坊里当“学徒”，在轮船上帮厨；再后来又开始“攻读”自己的所谓“大学”：参加喀山地下革命小组活动，阅读地下读物，和所谓“生活导师们”进行交往，甚至还认识了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费多谢耶夫。“人间”的生活让阿列克谢从一个稚气未消的孩子慢慢成熟起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

界定和分析一部自传体作品，恐怕首先应该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要看作品的基本生活素材来源，二是要看作者本人写作的主观思想出发点和作品所达到的客观效应。

阿克萨科夫生长在俄国农奴制下的贵族世家，他笔下的童年生活脱不开他自己的历史环境，他的记述充满着对贵族生活的留恋与痴迷，他对自己童年时仆人们如何侍候他、呵护他，讲起来是津津乐道，不厌其烦；字里行间无不透出对一去不复返的往昔的怀念。

列夫·托尔斯泰写自己的自传三部曲的时候，正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他已经是二十多岁的人了，思想已经成熟，他对自己因出身贵族在社会中所享有的特权地位已经相当不满，而且在其自传三部曲中对一切妨碍个性发展和精神自由的贵族旧礼教已多有批判。但他也只是批判批判而已。毕竟他和阿克萨科夫都出身贵族，其立场虽有明显的不同，但这种不同也只是相对而言。他们回想起“幸福的童年”时心里仍不免乐滋滋的。虽然托尔斯泰后来对贵族阶级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十九世纪末他甚至说：“我现在感到极大的痛苦，因为我想起了我过去过的卑鄙的生活，这些回忆使我于心不安，使我很难再这样生活下去。”毋庸讳言，托尔斯泰也说过自己的童年是“美好的”，那只不过是他和自己后来涉足贵族生活圈子后的“放荡生活”相比较而言，他对自己过去的贵族生活方式，应该说，还是持严厉批判态度的。

高尔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的童年是不堪回首的。童年在他的记忆中只是“野蛮的俄国生活中的种种劣迹”。因此，他写三部曲时的思想起点就比较高，他把自己对过去的回忆是当作劳苦大众在争取自由幸福生活的斗争时的切身体会和教训来写的；他想表明，他之所以反对沙皇统治，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及俄国的社会、经济、道德制度，完全是现实生活本身所提出的要求，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他来自社会底层，生活在他们中间，长期和人民同生活，共呼吸；这也正是劳动者一直视高尔基为自己人，一直喜爱他的根本原因所在。

高尔基生活和成长的年代，正是俄国思想活跃、群英荟萃的时代；各种思想家、理论家层出不穷，都在磨砺以须，为当时的俄国把脉、开药方，有甚嚣尘上的斯拉夫派理论和咄咄逼人的西欧派观点，也有边宣传边实践的民粹主义和已经在迅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1861年，沙皇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被迫宣布放弃农奴制，实行改革，名义上给农民以“自由”，实际上从他们身上搜刮了巨额的“赎金”，同时抢走了他们原先耕作的大批良田，使他们的生活愈加贫困。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速发展，资本家的压榨剥削，进一步激起了劳动者的反抗；农民起义，工人罢工，社会矛盾激化；沙皇政府加强了镇压。民粹派希望动员农民，对抗沙皇统治，发起“到民间去”的活动。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工人阶级日益壮大，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七十年代俄国就出现了一些“工人协会”；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国外组建了俄国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劳动解放社”，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民粹主义。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生动描写了1888年大伙在秘密阅读普列汉诺夫1884年发表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的情形。

其实，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的基本思路，也正在于表现作者的思想成长乃至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心灵历程。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高尔基在三部曲中要打破一般自传体作品的传统概念，不把人物描写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而是在不同程度上着眼于俄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了。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应该说，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实际上，它不仅是作者二十岁前的生活传记，也是俄罗斯人民在一定历史发展条件下的生活纪实，其意义绝对非同寻常。

二

高尔基是1893年萌发写作自传三部曲的构思的，当时起的名字是《使我心灵蒙受创伤的事实和思绪》，但由于事情的耽误，也许是因为考虑得还不够成熟，写了几个片断便搁下了。十多年后，当高尔基重又构思这部作品的时候，物换星移，时过境迁，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1907年，高尔基去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又见到了列宁。两年未见，这次相遇双方分外高兴，无奈会议日程太紧，无暇坐下来长谈。列宁答应高尔基，等大会结束后，他一定去卡普里[185]看望他。列宁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们一起出海钓鱼，参观博物馆，两人海阔天空，无所不谈；高尔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父亲、外公、外婆，伏尔加河和自己的流浪生活……列宁兴致勃勃地听着，末了对高尔基说：“您应该把这些全写下来，老朋友，应该写！这一切都是非常有益的，非常有益……”高尔基回答说：“我一定写……总有一天会写的。”[186]

可是，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高尔基已经是欧洲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了，二十年的文学实践与革命活动，特别是和列宁的交往和所受的影响，在三部曲的创作中都有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的反映。

《童年》是1913年创作的，于同年下半年和1914年初在《俄罗斯言论报》上发表。尽管它的宣传意味很重，但它还是非常真实地描绘了三四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深切著明，时代性很强。《童年》中有这样一段话：“一想到野蛮的俄国生活中这些令人感到压抑的种种劣迹，有时我会反问自己：这些事值得去谈吗？但每次我都满怀信心地对自己回答说：值得！因为这就是活生生的丑恶的现实，至今也还没有消亡。这种现实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认识，以便把它从人们的记忆和心灵中，从我们整个痛苦与可耻的生活中连根拔除……尽管这种丑行令人反感，使我们倍感压抑，使许许多多心灵美好的人感到难以生活下去，但俄罗斯人的心灵毕竟还是健康和年轻的，他们正在消除，而且将来一定能够消除这种丑恶行径……一种光明的、健康的、富有创造性的力量，正在顺利地成长起来，人们善良的本性在增长，它唤起了我们恢复人类美好生活的永不泯灭的希望”。

这里谈到了旧俄国现实的两个方面：一是同什么进行斗争，而且要战胜它；二是在斗争中依靠什么。整个作品都建立在新旧两种事物的相互对比和矛盾冲突上。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落后的旧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而代表新生力量的城市下层的小私有者还只是处在萌发阶段。但难能可贵的是，高尔基敏锐地看到了他们，并描写了他们跟旧势力艰苦的，但是大有希望的斗争。这也是高尔基不同于许多同时代作家的高明之处。

在高尔基童年的生活中，呈现在他面前的现实是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在父母身边的生活和在外公家的生活。后来，这种分裂的生活现实在高尔基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强烈，越互不相容；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外公和外婆两个人了。

高尔基刚到外公家的时候就说：“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我都不喜欢，我觉得我走在他们中间是个局外人，不知为什么，甚至连外婆也失去了光彩，跟我疏远了。我特别不喜欢的是外公，从他身上我一下子就感觉到了敌意，于是我格外地注意他，有一种畏惧的好奇心”（《童年》）。的确，是外公第一个鞭打小阿辽沙的，而且打后还说这都是为了他好，还说他自己挨过的打比他多多了，没有那些打骂就不会有他今天事业的成就。苦难的生活磨炼了他。三十年媳妇熬成婆；外公练就了一副六亲不认的铁石心肠；他认为人生在世，无时不在四面受敌，人与人只能以邻为壑，党同伐异，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这就是外公的人生哲学。但外婆在阿辽沙的眼中就不同了。他说：“我一想到外婆，一切苦恼与委屈都离我而去，化为乌有，一切都变得比较有趣、比较愉快了；人们也变得更加可亲、可爱了……”（《在人间》）

外公和外婆性格迥异，他们各自的上帝也大相径庭。在外婆心目中，上帝是大慈大悲、通情达理、宽以待人、和蔼可亲的，她视上帝为知已，有什么心事都向他倾诉。实际上，这个上帝的原型就是她自己——真诚老实，仁爱慈祥。高尔基将人民身上的一切优秀品德都体现在她身上了。而外公心目中的上帝就不同了，他凶狠残酷，心胸狭窄，有强烈的报复心，显然带有外公自身的一些特点。“外公跟我讲上帝的威力无所不在时，他总是，而且首先是强调这种威力的严酷性：比如有些人造了孽——后来被洪水淹死了，又有些人造了孽——后来活活被烧死了，他们的城市也被毁于一旦；还有，上帝常用饥荒和瘟疫来惩戒世人，他历来都是悬挂在大地上方的一把宝剑，是惩罚罪人的鞭子”（《童年》）。他认为，既然上帝都是这样，为了发财致富，刻毒残暴一点也就算不了什么了；他连对几十年患难与共的结发妻子都毫不讲情义，老了老了竟狠心将她一脚踢开。这种丧心病狂的自私和吝啬，完全是他作为小私有主的贪婪心理的真实写照。一旦遭到破产的厄运，他会变得六亲不认，因为他自己就有过这种受人盘剥与被看不起的惨痛经历。世道如此，理所当然，要怪只能怪上帝了。可上帝又错在哪里呢？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使然。但是宗教毕竟还是有它自己的作用。在童年高尔基的心目中，外婆与外公是善与恶的两个象征，小茨冈在内心素质上更接近于外婆，但他时时处处受制于外公，而这一点最后终于毁了他，被活活砸死在沉重的十字架下。

除外公一家人外，童年的高尔基还认识许多在外面过流浪生活的人，其中就有长期为外公卖命，最后因双目失明被踢出门外，只能沿街乞讨的格里戈里师傅；在幼小的高尔基看来，外面的日子比家里更加贫困和严酷。但是他们家房客“好事儿”却有些与众不同，家里人都视他为“异类”，认为他是个“怪人”，不喜欢他，担心他把高尔基带坏了，因此决心把他赶走。事实证明，他对高尔基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书中有一句话正说明了这一点：“您瞧，我形单影只，孤身一人，没有任何亲友！”（《童年》）“好事儿”的这句话，深深打动了年幼的高尔基，使他产生了共鸣。

阿辽沙·彼什科夫一踏进外公的家，就感到和他们格格不入，这种感觉与日俱增，最后忍无可忍，只能一走了之，去寻找另外的世界。

三

1916年，高尔基将《在人间》全文发表在《编年史》杂志上；故事从1878年末一直写到1884年，正是作者10到16岁青春年少的时候。但这时高尔基面对的却不是学习和憧憬，他必须想尽办法，自谋生路，应付命运的挑战。为了填饱肚子，他不得不出去找活干，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他们，了解和体验他们的生活，所以，《人间》向我们揭示的不光是作者新的所见所闻，而且还告诉我们他这个涉世未深的小伙子的所思所想与切身感受。这个时段他所接触的人大致还是他外公家的人，但他已经能够分辨出他们每个人的特性和共同之点了。首先是外公和几个舅舅，然后是他们家的亲戚，他们一个个都极端的自私，心胸狭隘，无事生非，互相没有一点亲情可言，成天像冤家对头一样，不停地吵闹打斗，不知情者还以为他们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似的，其实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皆因为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日子过得太无聊了，好像不闹点纠纷，时间就没法儿打发。在高尔基的笔下，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是小市民生活的应有之义，他写道：“东家一家人生活在一个怪圈内，一天到晚成天就是做饭、吃饭、生病、睡觉，周而复始，没完没了；他们谈论罪恶和死亡，非常怕死；他们像磨盘上的谷粒，挤来滚去，随时都准备着被碾得粉碎”（《在人间》）。他们感觉到生活之无聊，而且也感到很不耐烦，但他们的“反抗”充其量也只是小市民式的，闹点家庭纠纷，宣泄一下而已。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家庭就是一切。外面的世界，包括他们的亲戚朋友，和他们都格格不入。高尔基写道：“要是有一位圣者来到这里——东家一家人也会想方设法地教训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他；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他们闲得发慌，寂寞难耐。如果他们不对别人指手划脚，大喊大叫，讽刺挖苦，那么他们便不再会说话，变成哑巴，自己连自己都看不见了。为了体现自身的存在，不管怎么着，必须得对别人有一个态度。东家一家人对身边的人，除了教训与指责，不会有别的态度；如果你按照他们的样子去生活、思考和感觉，那他们同样会说得你一无是处。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在人间》）。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尔虞我诈，算计别人，编造流言，散布不和，“我知道，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由于寂寞难耐，但这并不能使我感到好受一些。为编造这些污言秽语，他们像猪一样在垃圾堆里乱拱一气，同时心满意足地哼哼着，把他们认为与已无关的、不理解的、滑稽可笑的美的东西使劲抹黑，将其弄得污秽不堪”（《在人间》）。再不就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抱怨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从不在自己身上找找自己生活边缘化的真正原因——自私、懦弱，缺乏自尊。他们只关心自己鼻子尖下的一点利益，认为那就是自己生活的最高理想，因而他们的生活无疑于原地踏步，日复一日，总是老样子。“我记得，生活毕竟是变得越来越乏味和严酷了；正如我天天所看到的，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各种关系，永远都是不可动摇、一成不变的。除了眼前每天不可避免要出现的一切，根本不可能想到会有什么改善”（《在人间》）。

阿辽沙讨厌这种生活，而且千方百计地加以反抗，但当时他还是个孩子，力量有限，方法也不多；只觉得老板家的规矩“十分可恶”，能够“破一破才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而这时俄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已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已经超过民粹派的思想，《在人间》描写的正是1879—1884年这五年时间。这期间高尔基对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能够找到的书籍，《在人间》里有大量篇幅都是描写读书的感受的。作者想从书中寻找对生活的答案。但是，他没有找到，许多问题仍不甚了了。“好事儿”虽好，但他孤军奋战，与别人格格不入，必然成不了大器，导致失败。高尔基写道：“书向我展示一种不同的生活——一种充满强烈情感和欲望的生活，它能激发人们去建立功勋，也能驱使他们去作奸犯科。我发现，我周围的那些人们——他们既没有能力去建立功勋，也没有能力去作奸犯科；他们袖手一旁，他们的生活和书中所描写的生活保持着距离，而且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生活的志趣究竟何在？我不愿过这样的日子……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不愿意……”（《在人间》）阿辽沙找不到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不过书毕竟还是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和鼓励，特别是俄国作家的书；他说：“我已经读过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和杰出的俄罗斯叙事诗《林中》，读过不同凡响的《猎人笔记》以及格列比奥恩卡和索洛古勃的几本书，还有韦涅维季诺夫、奥陀耶夫斯基和丘特切夫的诗歌。这些作品洗涤了我的心灵，驱散了贫苦现实笼罩在我心头的阴影；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好书，也懂得了它们对我的必要性。这些书在我心中牢牢树立起一种坚定的信念：我在世界上并不孤单，因此我是不会完蛋的！”（《在人间》）他在圣像作坊里仿佛看到了他想寻找的人，因为他们既有自己的信念，也有自己的行事原则，“我读过的书教导我要尊重那些为达到自己目标而顽强奋斗的人们，要珍视那种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人间》）。但是他错了，错就错在他只是根据书上的抽象概念来判断他们。而现实生活表明，这些人的信仰和原则早已陈旧过时，他把他们当作自己追求“不同生活”道路上的知音，完全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因为“他们靠着对昔日的回忆和自己对痛苦与压迫的病态的挚爱，抱残守缺，死死固守在已经僵化了的真理的墓地旁边，但是，如果有人夺去他们历经苦难的可能，他们会感到非常空虚，他们会像风和日丽的浮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人间》）。不过要真的明白这一点，还需要现实生活的实践和磨练，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检验，而且读的书是否有益，还要看它们是不是言之有理，是否符合俄国的国情。这并不是说读书无用，相反，它能够发人深思，开阔视野，帮助你探讨生活的意义，反对不合理的生活秩序。轮船上的厨师斯穆雷就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他总想从书中寻求人生的答案。他对高尔基的影响很大，养成了后者毕生酷爱读书的习惯。但高尔基和他不同，高尔基注意到了书和现实的联系；他发现当时有人酷爱读书，而有的人根本不感兴趣，甚至一看见书，就噤若寒蝉，避之唯恐不及。这使高尔基明白了书的巨大威力，不然神父怎么一再盘问他读过禁书没有呢；他很想知道究竟什么是禁书，最后他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是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这说明，一切对现存制度表示不满的书都是禁书。现实生活告诉高尔基，社会中有两种人，一种人崇尚美好，向往未来；另一种人则饱食终日，安于现状，生怕有人打乱他们舒适安逸的日子，他认为好书是争取美好未来的强大思想武器。人们一旦接受它，就会将它付诸实施，变为物质力量。他发现身边许多人对自己的生活境遇感到不满都是一致的。比如，圣像作坊里的工人，他们确实对现实不满，也向往美好的未来，但是他们不知道何时以及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达到这美好的一天。他们不明白“未来”就是“当前”的发展，因而对当下现实很少关心。“对于他们来说，彼尔姆就在西伯利亚；他们不相信西伯利亚是在乌拉尔以东”（《在人间》）。

在高尔基的思想成长过程中，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如何处理好理想和现实的关系，因为高尔基从小就崇尚理想，外婆给他讲过的故事，以及他后来遇到的诸如“好事儿”和玛尔戈王后等，他们身上那种卓尔不群的风范气质，都使他感到肃然起敬，心驰神往，但实际又如何呢？不过想想而已，说到底，是一种自我蒙骗。阿辽沙觉得彼尔姆轮船上那个司炉工雅科夫虽然没有“好事儿”那么优秀，但他讲的故事却使阿辽沙想起了善良的外婆。雅科夫究竟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好的地方是他富有个性，见多识广，爱劳动，不贪婪，心地善良，有自信心；不好的地方是他对人对事特别冷漠，一切都无所谓。书中是这样描写的：“他讲了很多故事，我认真仔细地听，都好好地记住，但我不记得有哪一个是令人高兴的故事。他讲的比书里写的显得更平静——在书中，我常能感受到作家的情感，他的愤怒、喜悦、忧伤和嘲讽。司炉师傅则不然，他不嘲笑，不谴责，对什么都不生气，也不流露出明显的高兴；他说话时就像一个面对法官的无动于衷的证人，就像一个对被告、原告、法官一样漠不关心的陌生人……这种冷漠的态度使我越来越感到反感，激起了我对雅科夫的愤懑之情”（《在人间》）。

高尔基对圣像作坊的工人师傅们也很不满意，说他们“想过好日子的愿望，不起任何作用，作坊里的生活，画工师傅相互之间的关系，毫无改变，依然故我”（《在人间》）。对于这些工人，《在人间》里有这样一段描述：“当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给他们听时，他们都不大相信我的话，但他们却喜欢听那些吓人的童话和情节曲折的故事；就连那些上了岁数的人，也觉得编的故事比真人真事听起来还过瘾；我看得很清楚，故事越离奇，越不可思议，幻想、虚构成分越多，人们就越爱听。一般说来，他们对现实的生活不感兴趣，大家都在幻想未来，不愿正视眼前的贫困和丑恶现象”（《在人间》）。甚至对外婆的看法和以前也不同了，说她“在谈到灵魂——爱情、美丽、喜悦的秘密所在——时，总是非常小心谨慎……雅科夫·舒莫夫谈起灵魂时也跟外婆一样，非常小心谨慎，三言两语，而且不太愿意谈”（《在人间》）。他对外婆那种逆来顺受、只知道忍耐的态度感到愤愤不平。他说：“每次见到外婆，我从思想上对她的心灵越来越感到钦佩，但是——我已经感觉到，她的美好的心灵被各种童话故事所遮住了，她无法看到、也不能理解严酷现实的诸多现象和我的种种忧患，她根本不理解我的激动和不安”（《在人间》）。

这时（八十年代初），高尔基的思想带有某种双重性；一方面，他比只知道抽象向往过好日子的落后群众的思想要高出一头，另外一方面，他自己的认识也还不甚了了。但是他从小就善于观察生活，能够明辨是非，分得出善恶与好坏。这也是他和那些看不到一点光明的愚昧群众的不同之处，但这点区别还不足以克服他在思想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历史和社会障碍。他认为，“只有一个人的忍耐，其对外部环境力量的逆来顺受，才是对他的最严重的摧残”（《在人间》）。

这种矛盾的心理正是反映了年轻高尔基所处时代的矛盾。当时俄国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也正在形成之中；俄国社会思想界，通过“劳动解放社”1，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缺憾是尚未和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是列宁后来完成了将二者结合起来的伟大使命。不过这已经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了，比《在人间》足足迟了十年。

高尔基的思想在发展，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他必须做出回答，但是他一时还做不到。他苦恼，徬徨。他觉得：“我身上其实有两个人：一个，由于知道的污七八糟的事情太多，因此变得有些胆小怕事，畏首畏尾；生活中一些可怕的事情使他的心情受到很大的压抑，他对生活、对人们的态度开始失去信任，变得疑虑重重；对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持一种无可奈何的同情态度。这个人向往过一种宁静、孤独的生活，终日与书为伴，离群索居，一心只想着修道院、护林人和铁路上的小岗亭，惦记着波斯和城郊某个地方守夜人的职位。但愿身边的人能够少一些，离他们远一些……

“另一个则深受圣贤之书的高尚精神的熏陶，但眼见生活中种种可怕力量的嚣张气焰，深知这种力量轻而易举地就能够拧下他的脑袋，用肮脏的脚掌践踏他的心灵，于是，他咬紧牙关，攥紧拳头，聚精会神地进行自我防卫，生怕受到伤害，随时准备应对各种争吵与打斗。此人敢爱敢恨，富于同情心，就像法国小说里描写的勇敢的主人公那样，话不投机，便拔刀相向，摆出战斗的架势”（《在人间》）。高尔基心情阴郁，怅然若失，但又不想就此“完蛋”；他要去喀山上大学，想靠知识和科学来摆脱困境。他相信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力量。高尔基在《在人间》的最后一章里写道：“这时，我真想对整个大地，对我自己，狠狠地踹上一脚，使人世间的万物——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欢乐的旋风、人们节日舞蹈的带动下，快速旋转起来；他们彼此相爱，同时也爱这种为另一种生活已经开始了的美好、蓬勃、诚信的生活……”

“我在想：

“‘必须得干点什么，不然我就完了……’”（《在人间》）。

这些话带有浓重的宣传鼓动意味，不难想象，它们在十月革命前的1916年听起来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启迪。

四

《我的大学》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22年完成的，次年发表在《红色处女地》杂志上。它描述的是高尔基1884年夏到1888年秋的生活。但当时写作的历史环境和政治生态已经完全变了。作品主要是写上世纪八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和三部曲的前两部一样，《我的大学》描述的重点，仍然是作者内心思想发展的过程以及他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的态度。

革命胜利后，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部分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批判他们脱离人民、散布种种诋毁革命的悲观主义谬论。高尔基以前在喀山和这类旧知识分子有过接触。三十多年过去了，类似的奇谈怪论在彼得堡沉渣泛起，又听到了，它们和当年有人在喀山宣扬的人生如梦、为未来奋斗毫无意义的论调非常相似。请听高尔基在喀山街头遇到的一个冻得半死的历史教师是怎么说的：“进步——这是人们为安慰自己而杜撰出来的说词！生活是非理性的，毫无意义。没有奴役便没有进步；没有多数人服从少数人——人类在自己的道路上便会停滞不前。我们希望减轻我们的生活负担，减轻我们的劳动，结果只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使我们的劳动更加繁重。工厂和机器为的是要不断生产更多的机器，这是非常愚蠢的！工人越来越多，可是社会需要的只是农民——生产粮食的人。粮食就是一切，它是需要用劳动向大自然索取的。一个人需要的东西越少，他就越幸福；他的愿望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人们寻求的是遗忘和安慰，而不是知识！”（《我的大学》）

这位历史教师的想法使高尔基大为惊讶，因为它和高尔基的追求大相径庭，高尔基追求的是知识，绝不是“遗忘和安慰”。

他写道：“后来我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位历史教师，我也不想再见到他了。但我却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说生活没有意义、劳动没有用处的话——说这种话的人，有大字不识一个的云游派教徒，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托尔斯泰主义者’和文化素质很高的人；此外，还有东正教的修士司祭、神学硕士、制造炸药的化学家、新活力论生物学家等许多人。

“有一次，一个自称是‘政治油子’的工人朋友用只有俄国人才有的襟怀坦白的态度对我说：

“‘阿列克谢·马克西梅奇，亲爱的，我什么都不需要，什么学院、科学、飞机，统统都没用——完全多余！我只需要一个安静的角落，还有一个娘儿们，想亲的时候就亲她一下，而她对于我，应该忠贞不渝，全身心地回报我——这就可以了！您——按照知识分子的方式考虑问题，和我们毕竟不一样，您是中了毒的人，对于您来说，思想比人更重要，您考虑问题时是不是跟犹太人一样，即人是为安息日而设立的呢？，”（《我的大学》）

这两段话的意思非常明显，旨在谴责那种小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凸显《我的大学》和当时革命活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高尔基对那种认为劳动群众不会为大家的幸福去奋斗，他们只关心自己鼻尖下的一点个人利益的有害理论大加抨击，充分肯定人类劳动的伟大意义和他们追求自由、知识、幸福的强大思想动力。一个真正的人就应该是天生的斗士。他说：“怎么，千百万俄国人，为革命历尽千辛万苦，难道心灵深处真的只是为了摆脱劳动吗？最少的劳动——最大的享受，这是很有诱惑力的，它像一切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幻想一样，非常吸引人”（《我的大学》）。一个人一定要战胜周围的环境，这样才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完成自己的使命，否则就是浪费光阴、虚度人生。

高尔基自己就是在和周围环境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他从小反抗外公家的陈规陋习，给老板干活时不遵守老板的清规戒律，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时又常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和种种歪理。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实际上触及到了八十年代俄国激烈动荡的社会政治生活，这一点连根本不关心时局变化的面包师卢托宁都注意到了；他总看见有些身份不明的人带些书到面包房里来，有时候在杰连科夫家里聚会。他们在一块读书，讨论各种问题，有时候还发生争论，其中朗读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的场面和高尔基与马克思主义者费多谢耶夫的交往描写得尤为生动。当时，代表沙皇政府的反动势力还相当强大，小说对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警察尼基福雷奇——的描写相当精彩。

尼基福雷奇明白得很：当警察决不能心慈手软，对沙皇政府心怀不满的人很多，要镇压住他们，必须得有一个强大的、运转灵活的警察机构。它就像是一张看不见的蜘蛛网。对此，高尔基是有切身体验的。

知识分子中有许多自认为“目标明确”且“深谙生活之道”的人，其实他们在生活中并不懂得审时度势，不知道应该如何行事。他们有的思想陈旧，有的过于年轻，而且往往脱离生活，书生气十足，只会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张口闭口人民长、人民短，但就是不见具体行动。他们的所作所为，说明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毫无用处的空谈家。这是马克思主义者费多谢耶夫亲口对高尔基说的话。可是，要战胜沙皇卵翼下大大小小的尼基福雷奇们，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仅靠一些思想混乱的知识分子在下面瞎嚷嚷，那是绝对成不了气候的。正如读者所看到的，《我的大学》在人民和知识分子关系的问题上花了不少的笔墨。诚然，高尔基描写的基本上都是以不同方式曾经投身过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在八十年代发生过思想危机的那部分知识分子。这些人对沙皇专制制度不满，想寻求出路，但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还缺乏了解，对人民群众的力量还认识不足，往往孤军奋战，成效甚微。这是俄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最困难的时期之一。但就在这个时候，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们正在觉醒起来，他们逐渐认识到劳动群众的巨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们深入到民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纲领，把许多向往革命的青年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而19世纪八十年代的高尔基，亲眼目睹并感受到了俄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那场思想危机，痛切感到，为了把革命运动推向前进，就必须把思想与事业、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所以他刻意描写了当时俄国先进阶层的生活及精神世界。当然，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他的一种预感，还不能说是他的清醒认识，因为后来他对这一斗争的前景的认识还产生过动摇，思想出现过反复，甚至一度认为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是非人力所能够达到的，失去了信心。1888年夏，高尔基离开喀山，和一个叫罗马斯的民粹主义者来到伏尔加河畔一个叫克拉斯托维多沃的村子。农村的现实生活，农民的贫困、愚昧、野蛮、保守排外心理，使他很难接受，或不闻不问，置之度外；他感到非常苦恼，根本看不到使农民摆脱这种状态的出路和前景，不过他的这种消极悲观的情绪仅仅是他当时的一种思想冲动；随着他对现实生活了解得越多，就越相信未来美好的生活一定能够到来。对农民生活的进一步了解使他产生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他喜欢他们，发现他们身上有许多良好的品质——热爱劳动，纯朴善良，对未来怀有美好的理想。他在《我的大学》里写道：“我看得出，这些农民，就单个而言，他们每个人身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怨恨，而且常常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怨恨。实际上，他们只是一些很善良的原始村民——要让他们任何一个人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并不难，任何一个人都会像孩子一样信任地听你讲关于寻找智慧和幸福的故事，听你讲有关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凡是能够激发人们去幻想——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上好日子——的一切故事，他们都会听得津津有味。”“但是，当这些人在村会上或者岸边小饭铺里一窝蜂似的凑在一块儿时，他们把自己身上好的东西不知藏到哪儿去了，就跟神父披上虚假与伪善的长袍一样，对有钱有势的人，像狗一样的摇头摆尾，百般逢迎——那种样子看着都叫人恶心。有时候，他们突然又会变得像狼一样的凶狠，毛发倒立，龇牙咧嘴，野蛮地互相吼叫，甚至不惜大打出手——而且也真打——起因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这种时刻，他们变得非常可怕，甚至会捣毁他们昨晚还像绵羊回到羊圈时那样老实出入的教堂。”“我无法跟这些人在一起，也不可能生活在他们中间”（《我的大学》）。　

总之，高尔基认为，农民在各方面比起工人素质要差多了。农民的贪婪、自私他就很不喜欢。农民的小私有者的心理使他们很难团结成一个集体。罗马斯千辛万苦地想在农民中间开展宣传工作，为他们办好事，但最后也是一场空。有钱人挤对他不说，连穷苦农民也不支持他。最后他的房子也被人一把火烧了。高尔基离开克拉斯托维多沃村后跟民粹派再没有发生过什么来往。

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描写了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我们从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得出，这时候的高尔基已经开始隐隐约约认识到，在未来的社会变革中工人阶级将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从小说里高尔基跟费多谢耶夫和老纺织工人尼基塔·鲁勃佐夫的谈话中足可以看出来。

1888年秋，高尔基离开了克拉斯诺维托沃村，三部曲到此告一段落；这时高尔基只有20岁，四年后他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多年的耳闻目睹、亲身感受，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阅历，这对他后来成为俄国乃至世界文坛上一名杰出作家不能不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

三部曲以自传的形式展示了作者童年和青少年的生活和思想成长历程。我们眼见他对小市民和小私有者的做派是多么的深恶痛绝，看到他逐步地认识到必须要推翻沙皇封建专制制度；也看到他对那些脱离群众、只会空谈的所谓“革命”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高尔基是在外公家长大的，后来到了“人间”，过的也是在城镇打工或四处流浪的生活，很少接触农村的现实，但底层生活的经历使他后来对自己所看到的农村的状况最终也能够做出冷静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农村中的负面消极现象和农民们的落后意识并没有使他完全感到灰心丧气，而是更加坚定了他的斗争决心，因为他相信劳动人民，而且只寄希望于他们。现实的困难和挫折不表明群众中没有改天换地的革命积极性，它恰恰说明需要革命者脚踏实地地到群众中去把这种蕴藏的革命积极性给挖掘出来。只要追求革命真理的决心不动摇，终究会成为一个革命者，高尔基做到了这一点。实际上，高尔基在自传三部曲中真实地表现了俄国革命者整整一代人怎样从最底层一步一步踏上革命道路的艰辛历程。这也是三部曲的巨大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之所在，不仅如此，高尔基在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同时，也在履行他认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一项革命职责，即批判俄国和欧美文学中无视人类的真正思想与感情，践踏自由、民主理想的颓废、反动的文艺思潮，因为就在高尔基着手创作三部曲的那几年，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们正在有针对性地为现实主义的文艺在进行斗争，批判形形色色颓废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高尔基当时就旗帜鲜明地站在这一斗争的前列。他不只是简单地在维护已有的现实主义，而是希望在原来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增加一些新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因素，即后来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东西。他在后来文学创作中有意识地深化这些因素和原则，努力发掘和揭示正在觉醒的劳动者和他们所身处的资本主义险恶环境之间的关系，即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苏维埃文学所面临的如何塑造新人形象的迫切问题，因为他们虽然从资本主义制度下摆脱了出来，也具有一定的阶级觉悟，但他们身上不同程度地还背着旧世界遗产的沉重包袱。如何用发展的眼光，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写出这些人的发展与变化，高尔基，特别是他的自传三部曲，为年轻的苏维埃文学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我的大学》的基本意涵在于回应时代，弘扬革命思想。当时，诸如《毁灭》《恰巴耶夫》《铁流》等塑造新人的苏联早期革命文学作品还未出现，毫无疑问，高尔基的丰富创作经验为它们的诞生做了及时的文学铺垫，在描写新思想的产生，特别是在对旧思想的批判和扬弃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比如在《我的大学》中对形形色色小资产阶级思想——知识分子的消极悲观、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乃至农民小私有者心理这些与社会主义革命原则格格不入的思想都有鞭辟入里、耐人寻味的批判。这也是高尔基三部曲的深刻认识意义、教育作用和重大影响之所在，这也完全符合作家本人所说的话：一个革命作家应该正确而深刻地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现实。高尔基的创作实践就印证了他的这番话，他的三部曲不仅描写了苦难的过去和现在，而且点出了希望在即的光明未来。高尔基深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因为他的这一信念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之上的。

《我的大学》主要人物表

喀山大学数学系学生、朋友——尼古拉·叶夫列依诺夫

小偷——巴什金

喀山大学医学系学生、朋友——古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普列特尼奥夫（古罗奇卡）

喀山地下小组成员——别列津

喀山地下小组成员、师范学院学生——米洛夫斯基

民粹派革命者——安德烈·杰连科夫

安德烈·杰连科夫的妹妹——玛丽娅·杰连科娃（玛尼娅、玛莎、玛申卡、玛鲁霞、玛鲁先卡、玛涅奇卡）

革命民粹派人——米哈伊尔·安东诺夫·罗马斯（安东内奇、米哈伊洛、霍霍尔）

面包坊老板——瓦西里·谢苗诺夫

面包坊师傅——伊万·科兹米奇·卢托宁（瓦尼亚）

警察——尼基弗雷奇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组织者——尼·叶·费多谢耶夫

纺织工人——尼基塔·鲁布佐夫

钳工——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

售货员——娜杰日达·谢尔巴托娃

渔民——伊佐特

富裕农民——潘科夫

农民——巴特维·巴里诺夫

农民——库库什金

流浪歌手——米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