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教育》【作者：意·亚米契斯 译者：祁玉乐】

序

此书主要是写给九岁至十三岁的小学生们。

此书也可以此为题：一个意大利市立小学三年级学生写的学年纪事。我说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写的，并不是说他写的东西完全与这本印刷成册的书相同。他将他在校内和校外的所见所闻所想日积月累地记录下来；到了年底，他父亲在这些日记的基础上，仔细斟酌，尽可能不改变儿子的思想，保留儿子的原话，写成此书。四年后，儿子已经上中学，重读此手稿，又将他仍然记忆犹新的一些人和事添了进来。

孩子们，现在读一读这本书吧：我希望你们对此书感到满意，并从中受益。

艾德蒙多·德·亚米契斯

开学第一天

10月17日，星期一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

在乡下的三个月假期如梦般度过了！

今天早上，母亲带我到巴雷蒂学校注册上三年级，可我还想着乡下的时光，一点都不想去。所有通往学校的街道上走着的都是孩子；两家文具店挤满了家长，给孩子买书包、文件夹、本子。学校门口人头攒动，水泄不通，勤杂工和保安费力地保证大门不被堵住。

在学校门口，我感到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原来是我二年级的老师，他总是那么快乐，顶着一头乱蓬蓬的红发。他说：“恩里科，我们已经永远分开了吗？”

我早知如此，但听到这话还是很难受。

我们费劲地挤进学校。很多女士、先生、家庭妇女、工人、官员、爷爷奶奶、女佣都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拿着成绩册，把门厅、台阶挤得满满当当，喧嚣之声如同进了大剧院。

我再次看到一楼那间大厅很是开心，那儿有通往七间小教室的门，两年来我几乎天天从那里经过。女老师们在人潮中穿梭。我二年级的女老师站在教室门口朝我打招呼：“恩里科，今年你要到楼上去了；我再也看不到你从这儿经过了！”她伤感地看着我。

校长被一群心急如焚的母亲团团围住，因为没有她们孩子的名额。我觉得校长的胡子比去年更白了。

我发现有些小伙伴长高了，长胖了。

在一楼，分班已经结束。有些初小一年级的孩子不愿进教室，像倔驴犟马一样执拗不前，要生拖硬拉他们进教室；有些孩子进去了依旧从座位上跑开；有些看见亲人离开，就放声大哭，家长们不得不回来安抚他们。看到此情此景，老师们也无可奈何。

我弟弟被分到德尔卡蒂老师班上，我则被分在佩尔博尼老师班上，教室在二楼。

十点钟，我们都进了教室。一共五十四个人：有十五六个是我二年级的同班同学，其中就有那个一直拿一等奖的德罗西。

想到夏天玩过的树林、大山，我就觉得学校是如此狭小，令人生悲。

我还非常想念我的二年级老师，他是那样和蔼可亲，对我们总是面带微笑，他瘦瘦小小的，像我们的一个同学，想到再也无法经常见到他和他那杂乱的红发，我就很难受。

我们现在的老师是个高个儿，没有胡子，留着灰白长发，额前有条直纹；他说话粗声粗气，盯着我们一个一个地看，就像要看到我们心里去似的，而且还一直不笑。

我对自己说：“这就是开学第一天。还有九个月。好多任务，好多月考，好累呀！”

我需要在放学后能在门口看到母亲，跑过去吻她的手。她对我说：“恩里科，加油啊！我们一起努力学习！”

我开开心心地回家了。

但是那个总是面带善意和快乐笑容的老师再也不教我了，我觉得就连学校也不如从前美好了。

我们的老师

10月18日，星期二

今天上午之后，我也喜欢我的新老师了。进门的时候，他已经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时不时地朝门口望着过来打招呼问候他的去年的学生：那些孩子路过时探头进来，向他问好。

“早上好，老师先生！”

“早上好，佩尔博尼先生！”

有的孩子走进来，摸摸他的手，然后就跑开了。看得出来，他们爱他，都愿意回来跟他学习。他回答说：“早上好！”他握住伸过来的小手，但是谁也不看，对每个问候的回答都是严肃的，脑门的皱纹都是直的，眼睛朝着窗外，看着对面房子的屋顶。对于这些问候，他并不显得高兴，反而好像很痛苦。

然后，他看着我们，一个一个地看，很认真。

听写时，他走下讲台，在课桌间走动着，看到一个孩子脸上有红色小水疱，他停下听写，双手捧着那张小脸端详，然后问他怎么样，一只手摸着他前额感觉是否在发烧。那时候，老师后面的一个男孩子站起来，玩起了木偶。老师突然转身回头，那孩子一下子坐到椅子上，呆在那里，低着头，等候被处罚。老师一只手放在他头上，对他说：“以后不要这样了！”

再就没事了。他回到讲台上，做完了听写。听写后，他无声地看了我们一阵子，然后，用他那好听的粗嗓音慢慢地说：“大家听着，我们要一起过一年，我们要过好这一年。你们学习，你们听话。我没有家，我的家就是你们。我去年还有母亲，但是她去世了。我剩下只身一人，在这个世上我只有你们，我的爱、我的思想里就只有你们。你们应该是我的孩子。我爱你们，也需要你们爱我。我不想处罚任何人。你们要给我表现出来都是善良的孩子。我们学校就是一个大家庭，你们都是我的安慰、我的骄傲。我不要你们做出口头承诺，我相信你们心里已经说‘好的’。感谢你们。”

就在这时候，勤杂工进来宣布下课了。我们都静悄悄地离开课桌走出去。刚才从座位上站起来的那个孩子走向老师，声音颤抖地说：“老师先生，原谅我吧。”

老师吻了他的额头，对他说：“去吧，我的孩子。”

一次不幸

10月21日，星期五

新学年以一次不幸开场了。

今天早上去上学的路上，我向父亲重复着老师说的那些话，当时看到路上都是人，堵在校门口。父亲立刻说：“出事了！这个学年开头不利！”

我们费很大劲才挤进来。大厅里挤满了家长和孩子，老师都无法把学生拉回班上，大家都面朝校长办公室，并听着里面的说话声。

“可怜的孩子！可怜的罗贝提！”

穿过众多人头，能看到那个房间里都是人，可以看到一个民警的头盔和校长的秃头，然后进来了一位戴高帽子的先生，大家都说：“是医生。”

我父亲问一位老师：“发生什么了？”

老师回答说：“一个车轮轧过了他的脚。”另一位说：“脚骨给轧断了。”

那是一个二年级的孩子，他沿着朵拉·格罗萨路走过来上学时，看到有一个一年级小男生挣脱母亲摔倒在马路中间，距离一辆正朝他驶来的公交马车只有几步，罗贝提就上去抓住他，救了他，但是没来得及抽回脚，就被马车轮子从上面轧了过去。罗贝提是一个炮兵上尉的孩子。在众人给我们讲述的时候，一位夫人像疯了一样冲进大厅，推开人群：她是罗贝提的母亲，是校方派人叫她来的；另外一位夫人迎面跑上去，双臂搂着她的脖子抽泣着：那是得救的小男孩的母亲。两个人一起冲向房间，听到的是一阵绝望的喊声：“啊，我的朱利奥！我的孩子！”

那时，一辆车停在了门口，很快，校长抱着孩子出现了，那孩子头靠着校长的肩膀，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大家都不出声了：只听得到母亲的抽泣声。校长停了一下，脸色也苍白，用双臂把孩子举起来，让大家都能看到。那时，老师、家长和孩子们都一起低声说：“好样的，可怜的孩子！”并朝他送去飞吻；女老师和周围的孩子们吻着他的手和胳膊。他睁开了眼睛，说：“我的书包！”

被救小孩的母亲向他晃着书包，哭着对他说：“我给你带着，亲爱的小天使，我给你带着。”同时，她扶着双手正捂着脸的受伤孩子的母亲。一行人走了出去，缓慢地上了马车，车开走了。这时，学校里的一切才恢复了平静。

卡拉布里亚男孩

10月22日，星期六

昨天晚上，老师告诉我们可怜的罗贝提要靠拄着双拐走路的消息时，校长带着一个新注册的学生走进教室，一个男孩子，脸色很深，头发很黑，一双大大的黑眼睛，眉毛浓密而且几乎连在一起；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腰上有一条黑色的摩洛哥皮带。

在跟老师低声耳语了一阵后，校长走了出去，把孩子留在老师身边，他用那双黑色的眼睛看着我们，好像很害怕。于是，老师拉着他的一只手，对全班说：“你们应该很高兴，今天学校里来了一个出生在离这里有五百英里的雷焦卡拉布里亚的小意大利人。你们要爱这个来自远方的兄弟。他出生在一片光荣的土地上，那里为意大利造就了一些杰出的人士，一些强壮的劳动者和优秀的士兵；那是我们祖国最美丽的地方之一，那里有森林和高山，生活着充满才气和勇气的人。你们要爱他，让他感觉不到在这座城市里远离家乡，你们要让他看到，一个意大利的孩子，在意大利任何一所学校都能立足，都能找到兄弟。”

说完这番话，他站起来，在墙上的意大利地图上指着雷焦卡拉布里亚所在的地方，然后大声叫那个总是第一的孩子：“埃尔奈斯托·德罗西！”德罗西站了起来。“你到这儿来。”老师说。

德罗西离开座位，走到讲台旁边，面对着小卡拉布里亚人。

“作为学校的第一名，”老师说，“以全班的名义给新同学一个欢迎的拥抱，皮埃蒙特之子与卡拉布里亚之子的拥抱。”

德罗西拥抱了卡拉布里亚男孩，用他清晰的声音说：“欢迎你！”并激动地吻了他的前额。全班鼓起掌来。

“安静！”老师喊道，“不要在学校里鼓掌！”但是看得出来，他是高兴的。

卡拉布里亚人也高兴了起来。老师给他指定了位子，并陪他到课桌前，然后又说：“你们要记住我对你们说的话。为了让一个卡拉布里亚孩子在都灵能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而一个都灵孩子在雷焦卡拉布里亚能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为了让这点变成现实，我们的国家奋斗了五十年，三万意大利人献出了生命。你们应该互相尊重，彼此相爱；谁要是因为他不是我们省的人而欺负这个同学，就不配在经过三色旗前时抬起头仰望。”

卡拉布里亚人刚坐到自己座位上，他的邻桌就纷纷送给他钢笔和贴画，还有一个坐在最后一张课桌前的孩子，给了他一枚瑞典邮票。

我的同学们

10月25日，星期二

那个给卡拉布里亚男孩邮票的孩子是我最喜欢的，他叫加罗内，是班上岁数最大的，快十四岁了，大头，宽肩，善良，看人总带着笑；不过他好像总在思考，像个大人一样。

现在，我已经认识不少同学了。我喜欢的另外一个名叫柯莱蒂，身穿一件巧克力色的毛衣，头戴一顶猫皮帽子；他总是很快乐，是一个木柴销售商的儿子，他父亲曾经是一八六六年战争的士兵，属于翁贝托亲王的方阵，他们说他父亲得过三枚奖章。还有小内利，一个可怜的小驼背，柔弱，而且脸是瘦削苍白的。

有一个穿得很好的人，总是从衣服上摘细丝毛球，他叫沃蒂尼。坐在我课桌前面的是一个叫作“小瓦匠”的孩子，因为他爸爸是瓦匠。他的脸圆得像个苹果，鼻子像个圆球，他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会学兔子的脸，大家都让他学兔子脸，然后哈哈大笑。他戴着一顶小破帽子，能像块手绢一样卷起来放衣服口袋里。

挨着小瓦匠的是加罗非，一个瘦高，长着猫头鹰鼻子和一对小眼睛的人，总是在贩卖些小钢笔、图片和火柴盒，还把功课写在指甲上，以便偷看。还有一个小少爷，卡洛·诺比斯，样子显得很傲慢。他坐在我挺有好感的两个人中间：一个是铁匠的儿子，套着一件大到膝盖的夹克服，脸色苍白得像个病号，总是一副受了惊吓的样子，从来不笑；另一个一头红发，有一条胳膊残疾，总是吊在胸前—他父亲去了美国，母亲沿街游走卖菜。

还有一个很古怪的人，是我左边的邻桌斯塔尔蒂，小个子，敦实，没有脖子，绷着个脸不跟任何人说话，好像也不太明白什么，但非常注意老师，连眼皮都不眨一下，总是皱着眉头，牙齿紧闭。如果老师讲话时别人问他话，第一次、第二次他都不回答，第三次就要踢人了。他旁边是一个厚脸皮的面容狡诈的人，叫富朗迪，他是被另外一个学校给开除的。还有两兄弟，穿得一模一样，长得也极相似，两个人都戴着卡拉布里亚人的帽子，上面有一根山鸡毛。

不过，比所有人都更漂亮的、更有才气的还是今年铁定的第一名，就是德罗西；老师已经看明白了，总是提问他。不过我喜欢普莱克西，铁匠的儿子，那个穿长夹克服的，好像是个小病号；他们说他父亲打他，他胆子很小，每次要问谁或碰到谁时，他都说“对不起”，用漂亮而哀婉的眼光看着对方。不过，加罗内是最年长而且最善良的。

一个侠义之举

10月26日，星期三

今天上午让人认识了加罗内。

我进校门的时候有点晚了，二年级的女老师叫住我，问几点可以到家里找我们，那时候我的男老师还没到，三四个男孩子在折磨可怜的柯罗西，那个长着红头发、一只胳膊残疾、妈妈卖菜的孩子。他们用尺子捅他脸，往他身上扔栗子皮，朝他做出各种肢体残疾的怪样子，模仿他挎着胳膊。而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课桌后面，脸色苍白，无声地听着，用恳求的目光一个一个地看着他们，让他们放过自己。可那些人越来越起劲地戏弄他，而他开始颤抖，脸气得通红。突然富朗迪，那张丑陋的脸，站到一张课桌上，两只胳膊上各挎着一只篮子，滑稽地模仿他妈妈当初在门口等儿子的样子，因为她现在生病了。不少人开始大笑起来。这时候柯罗西怒不可遏，抓起一个墨水瓶，用尽全力朝他的头部扔过去，可富朗迪闪身躲过，墨水瓶砸到了正在进门的老师胸口。

所有人都逃回自己的位子，吓得一声不吭。

老师脸色发白，走上讲台，用变了调的声音问道：“是谁啊？”无人回答。

老师抬高了声音，又喊了一遍：“是谁啊？”

这时候加罗内出于对柯罗西的同情，一下子站了起来，用不可辩驳的语气说：“是我！”

老师看了他一眼，看了看惊讶的孩子们，然后用平静的口吻说：“不是你。”过了一小会儿，又说：“有过错的人不会受惩罚的，站起来吧！”

柯罗西站了起来，哭着说：“他们打我，侮辱我，我气昏了头，就扔过去……”

“你坐下，”老师说，“那些欺负他的人站起来。”

四个孩子站了起来，全都低着头。

“你们，”老师说，“你们欺负一个没有招惹你们的同学，讥笑一个不幸的人，打一个无力自卫的人，你们所做的，是能玷污一个人的最低级的、最丢人的行为！欺软怕硬！”

说完，他走到课桌中间，一只手放到正低着头的加罗内下巴上，让他仰起了脸，盯着他的眼睛说：“你有一个高贵的灵魂。”

加罗内趁机在老师耳边低语了几句，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老师转向那四个有过错的人，突然说：“我原谅你们了。”

我二年级的女老师

10月27日，星期四

老师履行了承诺，今天来我家了，那时我正和妈妈要出门，去给官方公报上推荐的一个可怜的妇女送衣物。

我们家人已经有一年没见过她了。大家跟她一起很开心。她还是那个样子，小个子，帽子周围围着绿纱巾，穿得朴素，且头发梳得挺差，因为没有时间打扮自己；不过她的头发有点褪色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多了几根白发；还总是咳嗽。

我母亲跟她说：“身体怎么样啊，亲爱的老师？您对身体可不够注意啊！”

“哎，没关系。”她带着那种快乐但又忧伤的笑容回答说。

“您说话声音太大了，”我母亲接着说，“您为孩子们太辛苦啦。”确实如此，总能听到她的声音；我记得跟她上学的时候，她总是说啊说啊，好让孩子们不走神分心，而且没有一刻坐下来。我一直肯定她会来看我，因为她从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学生们，名字都记得住；在月考的日子里，她去找校长问学生们成绩如何；她在门口等着学生，让他们拿出作文看看是否有进步。很多上了中学的学生，穿上了长裤、戴上了手表还来找她。她今天是从美术馆过来的，跟以往这些年一样，她每逢星期四都带学生去参观一家博物馆，给他们讲解各种事情。可怜的老师啊，她更瘦了，不过总是那么精神，一说起学校就神采飞扬。

她想再看看我两年前生病时躺过的床，而那现在已经是我弟弟的床了。她看了一阵，没说话。

她很快就得走了，因为要去看班上的一个孩子，一个皮匠的儿子，长了风疹。更有一大堆作业要批改，整个晚上都得工作。在入夜前还要私下里去给一家店铺女主人上算术课。“好吧，恩里科，”临走时，她对我说，“现在你能解决更难的问题，写更长的作文了吧？你还爱着你的老师吗？”她吻别了我，走到楼梯下面还说：“别忘了我，恩里科！”

我的好老师啊，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忘了你！即使我长大了，也还会记得你，会去看跟孩子们在一起的你；每次我走过学校，听到有女老师的声音，就像听到了你的声音，想起之前跟你在学校度过的两年，那时我学到了很多，我好多次看到你生病或疲惫，但总是热心待人，总是宽容大度，一看到有人养成什么写字的坏习惯就很失望，一有检察官来询问我们就紧张，一看到我们表现良好就幸福，一直像母亲一样善良慈祥。我的老师啊，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忘了你！

亭子间里

10月28日，星期五

昨天晚上，我跟母亲和姐姐希尔维娅去给报纸上推荐的那个可怜的女人送衣物；我抱着包裹，希尔维娅拿着报纸，上面有那个人的姓名和地址。我们到了一栋高房子的屋顶下，在一条长长的走廊里，有很多门。母亲敲了最后一扇门，出来开门的是一个还年轻的女人，金发，瘦削憔悴。我立刻觉得在哪里见过她几次，头上总是那块深蓝色的头巾。

“您就是报纸上说的那位？”母亲问道。

“是的，夫人，是我。”

“好的，我们给您带了一些衣物。”

那位夫人千恩万谢，各种祝福的话说个不停。我在那时候看见房间裸露昏暗的角落里有个男孩子跪在一把椅子面前，后背对着我们，好像是在写什么—确实在写，纸放在椅子上，墨水瓶放在地板上。

他怎么能在这么昏暗的地方写东西啊？我心里说着，突然认出来那头红发，还有柯罗西的那件毛织的外套，那个卖菜女人的儿子，那个胳膊残疾的孩子。趁着女人安放东西，我轻声告诉了母亲。

“别出声！”母亲回答说，“也可能他不好意思看见你，看见你救济他妈妈，你别叫他。”可是，那时候恰好柯罗西转过身来，我感到很尴尬，而他微笑着，于是我母亲推了我一下，让我跑过去和他拥抱。我拥抱了他，他站起来，拉着我的手。

那个时候，他妈妈对我母亲说：“我就在这儿，只有这个孩子，丈夫去美国六年了，我还生了病，不能到处去卖菜挣点钱了。我们连一张让我可怜的路易吉诺做作业的桌子都没有。当初，在下面大门那儿有一张桌子，他起码可以在桌子那儿写作业，可现在，人家把桌子抬走了。这儿连点光亮都没有，他学习都没法不毁眼睛。我能够送他去上学已经是受宠若惊了，市政府给他书和本子。可怜的路易吉诺，他多想学习啊！我真是个可怜的女人！”

我母亲把自己手提包里的所有东西都给了她，又亲了那个孩子，走的时候几乎要哭了。她对我说下面的话是有道理的：

“你看看那个可怜的孩子，他被迫要这样学习，可你有所有的舒适条件，却还觉得学习很艰苦！嗨，我的恩里科，他一天的学习比你一年的都更有功绩！应该给那个孩子发奖啊！”

学校

10月28日，星期五

是的，亲爱的恩里科，学习是艰苦的，正如你母亲所说的。我没有见过你带着那种我所希望的，坚毅的心情和带笑的面容去上学。

你还是那样，让人赶着都不肯往前走。

可是你听着：如果你不去上学，你的一天会是多么可悲！

不消一个星期，你就会饱受无聊和羞愧的折磨，对你的消遣和存在感到恶心反胃，就会合掌祈求，要求重返学校。所有人，现在所有人都在学习，我的恩里科啊！

你想想工人，他们辛苦工作了一天，晚上还去上夜校；想想那些妇女和姑娘，在工作了一星期之后，星期日还去学校学习；想想那些士兵，训练之后疲惫不堪，还要拿起书和本子；想想那些哑巴和瞎子，他们也在学习；甚至就连监狱里的犯人，也在学习看书写字。

你想想，早晨，当你出门的时候，同一个城市里同时有三万多个孩子像你一样，把自己关在一间教室里学习三个小时。

岂止这些！你想想，全世界各国不计其数的孩子，大概都在那段时间去上学。你可以凭借想象，看到他们走啊走啊，走过村庄宁静的小路，走过城市喧闹的街道，沿着海边或湖畔走着；有的在炎炎烈日下，有的在浓浓大雾中，有的坐着小船在分割城市的水渠里划行，有的骑着大马在辽阔的平原上奔跑，有的坐着雪橇在雪地滑行，有的翻山越岭，有的穿林渡河，有的走在山里无人的小路上；有独行者，有二人同行的，有成群结伙的，甚至有排着长队的；大家都腋下夹着课本，穿着千种服装，说着千种语言；从遥远的冰封雪地的俄罗斯那头的学校，到阿拉伯棕榈树下的学校，数以百万计的孩子以不同的形式学习着同样的知识；你想想，这些上百个国家的大批孩子，你就在他们的运动之中，想想吧！

“如果这个运动停止了，人类就会重新陷入荒蛮；这个运动就是进步，是希望，是世界的骄傲。”

那就加油吧，这支大军的小士兵！

你的书就是武器，你的班级就是你的部队，你的战场就是整个大地，而胜利就是人类的文明。

不要做一个胆小的士兵，我的恩里科。

你的父亲

本月故事·帕多瓦的小爱国者

10月29日，星期六

我不会是胆小的士兵，不会的！但是，如果老师每天都像今天上午一样给我们讲一个故事，我会很乐意上学的。

他说，每个月都要讲一个故事，发给我们写成文字的故事，而且都是讲一个孩子所做的一件美好又真实的事情。这个故事的名字就是“帕多瓦的小爱国者”。

事情是这样的。一艘法国轮船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开往意大利的热那亚。船上有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还有瑞士人。

其中有个十一岁的少年，衣衫褴褛，总是避开人群，像野兽似的用斜视的眼光看着所有人。两年前，他在帕多瓦城郊乡间种田的父母把他卖给了街头卖艺的杂耍班子的老板，那个家伙总是对他拳打脚踢，让他忍饥挨饿，强迫他学会杂耍，带他到法国、西班牙到处跑，一味虐待他，从不让他吃饱。杂耍班子到了巴塞罗那的时候，他已经瘦弱得让人可怜，他再也经受不起虐待与饥饿，终于逃出了魔爪，跑到意大利领事馆请求保护。领事可怜他，送他上了这条船，还给了他一封写给热那亚警察局局长的信，那个局长应该再送他回到曾经把他像牲畜一样贩卖掉的父母那里。

少年遍体鳞伤，非常衰弱。

船上给了他一个二等舱，所有人看到他都很奇怪。有人向他问话，他也不做回答，好像憎恶和蔑视所有人，好像是大家都虐待和打过他一样。有三个乘客坚持探问，终于让他开了口。他用夹杂着威内托话、法语和西班牙语的粗浅的言语，大略地讲了自己的经历。这三个乘客虽不是意大利人，却听懂了他的话。一半因为怜悯，一半因为酒后的兴奋，给了他一些钱，一面仍继续连开玩笑带刺激地让他再讲讲其他事情。这时，有几位女士走进大厅，那三个人为了让她们看到自己，就故意大声说：

“拿去吧！”

“把这个也拿走！”

拿出一些钱来叮咚作响地丢到桌子上。少年低声答谢，把钱收入口袋里，态度还是有几分粗暴，但这时脸上第一次现出笑容和温情。

他爬回到自己的舱位，拉上了床帘，静静地想着自己的事。

他两年来一直连面包都难以果腹，现在有了这些钱，可以在船上买点好吃的东西饱餐一顿；他这两年破衣烂衫，一到热那亚，就可以买件上衣换上；然后可以拿着钱回家，这肯定比两手空空地回去要好得多，能让父母给予他更人道的待遇。

对于他来说，这些钱就是一个小小的幸运。

他想着这些，心里正觉得高兴时，在他舱位的床帘后面，那三个旅客围坐在二等舱大厅里的一张饭桌旁高谈阔论。

他们一边饮酒，一边谈着旅行和所到之处的见闻。说着说着，就谈到了意大利。一个人开始抱怨意大利的旅馆不好，另一个埋怨意大利的铁路，然后三个人都情绪激动起来，一起说起关于意大利所有事情的坏话。一个人说，与其到意大利，还不如到北极去；另一个说，在意大利遇到的都是骗子和土匪；第三个人还说意大利的公务员都不识字。

“一群无知的国民！”第一个人说。

“垃圾！”第二个人说。

“小偷……”第三个人叫着，但话还没说完，面值半个里拉的硬币就像冰雹一般倾泻到他们的头上和肩上，然后在桌上和地板上弹跳滚动着，发出可怕的声音。三个旅客愤怒地跳了起来，刚抬起头看，又一把硬币朝他们劈头盖脸地飞来。

“拿回去，你们这些钱！”少年从床帘里探出头来，蔑视地说，“我不接受说我国家坏话的人的施舍！”

烟筒清扫工

11月1日，星期二

昨天晚上，我去隔壁的女生学校，把帕多瓦小男孩的故事送给希尔维娅的老师，她想要看此文。

那里有七百个女孩子！

我到的时候，她们刚放学出来，大家都为万圣节和万灵节的假期而高兴；我看到了一件美好的事情。

在校门口对面，马路那边，一个烟筒清扫工，个子很小，一只胳膊撑着墙，脑门顶着胳膊，脸上都是黑灰，手里提着他的口袋和刮刀，号啕大哭，不断抽泣。

两三个二年级的女孩走过去，问他：“你怎么了，哭成这个样子？”

可是他并不回答，仍然继续哭着。

“你倒是说说怎么啦，为什么哭啊？”女孩子反复问他。

于是，他把头从胳膊上抬起来，露出一张小男孩的脸，哭着说，他去了几家打扫烟筒，挣了三十个币，可是都从衣服兜的一个窟窿漏出去，丢了，不敢空着手回家去，说着，还让人看了看衣袋上的那个窟窿。

“老板会拿棍子打我。”他抽泣着说，头又顶到胳膊上，一副绝望的样子。

女孩子们看着他，大家都很严肃。

这时，又有一些女孩子凑过来，她们有大孩子也有小孩子，有穷的也有富的，胳膊夹着书包。有一个帽子上有一支蓝色羽毛的大女孩，从口袋里掏出两个币，说：“我只有两个币，咱们凑凑吧。”

“我也有两个币，”另一个穿红衣服的说，“我们大家能找够三十个币的。”

于是开始互相招呼起来：

“阿玛利亚！”

“路易佳！”

“阿尼娜！”

“一个币。”

“谁有钱啊？”

“这儿有钱！”

不少人都有准备买花或者练习本的钱，大家都给了他。有些更小的女孩给他几个零钱，那个帽子上有蓝羽毛的收集捐款，大声报数：“八个币，十个币，十五个币！”

可是还得再凑些。

这时，出现了一个比所有人都更大的，几乎像个女老师的人，拿出来半个里拉，所有人都为她欢呼。

还差五个币。

“现在四年级的该过来了，她们会有钱的。”一个女孩说。

四年级的过来了，钱票纷纷递过来。

大家都聚集起来。

真是美好，看到那个可怜的烟筒清扫工被那些穿得五颜六色的女孩子围着，眼前晃动着那些羽毛、头绳、卷发。

三十个币凑够了，还有钱在递过来，更小的女孩子们，她们没有钱，却带着花束挤过来，为的就是给他点什么东西。突然，看门的女人走过来，大喊：“校长来了！”

女孩子们四散跑开，好像是一群喜鹊飞走了。

这时，只见那个小小的烟筒清扫工，孤零零地站在路中间，擦着眼睛，满心欢喜，手里攥着钱，而他上衣的扣眼和衣袋，还有帽子上，有很多束花，地上和脚边还有一些鲜花。

万灵节

11月2日，星期三

这一天是纪念亡灵的日子。你知道，恩里科，你们这些孩子，在这一天要把心思用在哪些死者身上吗？

那些为了你们，为了年轻人，为了孩子们而死去的人！

死过多少人啊，还有多少人在继续死去！

你从来没有想过，多少父亲在工作中损耗了体力，多少母亲为了支撑自己的孩子而缺衣少食，不得不提前耗尽生命葬入土中？

你知道男人看到自己孩子在悲惨境地，绝望得就像一把刀子戳进心里，多少女人因为失去孩子溺水自尽、悲痛而死或者失去心智？

在今天这个日子，你想想所有那些逝去的人吧，恩里科！

想想那些女老师，年纪轻轻就过度劳累而死了，因为在学校的辛苦，因为对孩子们的爱，心里总是割舍不下；想想那些医生，他们因为患上传染病而死去，那是为了医治孩子们而勇敢地迎接挑战啊；想想那些在海难、火灾、饥荒中，在战胜危险的时刻，为把最后一块充饥的面包、最后一块救生的木板、最后一根逃生的绳子留给孩子的人，他们为拯救一条无辜的小生命牺牲自我而含笑死去。

这样的逝者不计其数啊，恩里科！每一座墓地都埋着几百个这样的圣人，如果他们能够从坟墓里爬出来，一定会叫出一个孩子的名字，就是为了那个孩子，他们牺牲了自己青春的快乐、老年的平静、情感、智慧和生命。二十岁的新娘、年轻力壮的小伙、耄耋老人、青春少年、英雄烈士、无名孩童，他们如此伟大，如此高尚，以致我们应该献给他们墓地的鲜花再多都不够啊！

你们得到了多少爱啊，孩子们！

今天，怀着感恩，想想那些死者，你就会更善良，更对所有爱你的人和为你辛劳的人充满情感，在万灵节，你还没有为任何人而哭泣过！

你的母亲

我的朋友加罗内

11月4日，星期五

不过是两天的假期，我就觉得好久没有见到加罗内了。

越了解他，我就越喜欢他，所有人也都这样，唯独蛮横的人除外，那些人跟他没话说，因为他容不得他们蛮横。每当一个大孩子抬起手要打小孩子，小孩子就大喊：“加罗内！”而那个大孩子就不再动手了。

他父亲是铁路的机械师，他开始上学比较晚，因为生了两年病。他是班上最高、最强壮的，一只手就能举起一张课桌，总是吃东西，人很好。

无论问他要什么东西，铅笔、橡皮、纸、铅笔刀，他都借，或者都送人。在学校，他不说话，也不笑，一直坐在对于他来说太过狭窄的座位上不动弹，后背弯着，头缩在肩膀里；我看他的时候，他就眯缝着眼睛微笑一下，好像是对我说：“好的，恩里科，咱们是朋友吧？”

不过好笑的是，他那么大那么壮，可所有的上衣、裤子、袖子都太短太窄，一顶帽子都戴不到头上，头发都剃光了，脚上两只大鞋，脖子上总缠着一条领带，好像是一条绳子。亲爱的加罗内，只要看他的脸一眼，就足以让人对他萌生情意。

所有最小的孩子都愿意坐在他桌子附近，他的算术好。

他把书摆成一摞，用一条皮绳子捆着，提着来上学。

他有一把刀，刀把是珍珠贝的，是在去年的武器市场上找到的。有一天，他切到了手指，都露出骨头了，但是并没有让学校里任何人知道，回到家也没有吭声，生怕吓到父母。

随便什么事，他都能让人开玩笑，从来不计较当真，但是如果当他说一件事时有人跟他说“不是真的”，那他的两只眼睛就会冒火，拳头恨不得敲碎桌子。星期六早上，加罗内给了一个二年级学生一个币，因为有人拿走了他的钱，他在当街哭着，不能去买练习本了。

现在，加罗内已经连着写了三天信，一封八页纸的信，纸上还画了花边，那是写给母亲命名日的信，他母亲经常来接他，和他一样又高又壮，挺可爱的。老师经常看他，每次走过他身边，都用手拍拍他的后脖子，好像是在拍一头安静的小公牛。

我喜欢他，当握着他那只大手的时候，我很高兴，那是一只男人的手。我相信，他会为了救一个同学而冒生命危险，他会为了保护同学而不怕被杀，这在他的眼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虽然他好像总是用那个大嗓门在嘟囔什么，但那是发自于善良的内心，谁都能感觉得到。

煤贩与绅士

11月7日，星期一

加罗内肯定从来不会说出昨天上午卡洛·诺比斯对贝蒂说的那种话。

卡洛·诺比斯很高傲，因为他父亲是个绅士：高个子，黑胡子，很严肃，几乎每天都跟着孩子来学校。

昨天上午卡洛·诺比斯跟贝蒂吵架了，贝蒂是班上最小的孩子之一，父亲是个煤贩。因为理亏，不知如何回答贝蒂，诺比斯就大声说：“你爸爸是个穷光蛋！”贝蒂气得脸通红，什么都没说，两眼含着泪，回到家向父亲重复了那句话。

煤贩是个小个子，一身黑，下午上课的时候手里领着贝蒂出现在教室，找老师申诉此事。他抱怨的时候，所有人都不说话。诺比斯的父亲，跟往常一样，到教室门口就脱去孩子的披风，站在门口听到提起了他的名字，就进来请求解释。

“是这位工人，”老师回答说，“他来申诉，因为您的儿子卡洛对他的孩子说‘你爸爸是个穷光蛋’。”

诺比斯的父亲皱起眉头，脸色有点发红，然后问儿子：“你说过那个话吗？”

儿子站在学校大厅中间，低着头，面对小贝蒂，不回答。于是，他父亲拽着他的胳膊，把他推到贝蒂面前，几乎面对面了，对他说：“向他道歉。”

煤贩走到二人中间，同时说着：“不用，不用。”

但那位先生根本不理睬，继续对孩子说：“向他道歉。重复我说的话：请原谅我对你父亲所说的侮辱人的、轻率鲁莽、卑鄙无耻的话，我父亲以能跟他握手而感到荣耀。”

煤贩做了一个动作，好像是说：我不要啊。而那位先生也并不听他的，他儿子连眼睛都没有从地上抬起来，慢慢地、用很小的声音说：“请原谅我对你父亲所说的侮辱人的、轻率鲁莽、卑鄙无耻的话，我父亲以能跟他握手而感到荣耀。”

这时，先生向煤贩伸出了右手，煤贩用力握住了它，然后立刻推了一下自己的儿子，使他冲向了卡洛·诺比斯张开的双臂。

“劳驾，请让他们俩挨着坐吧。”绅士对老师说。老师把贝蒂安排在诺比斯的座位旁边。二人坐好后，诺比斯的父亲打了个招呼，出去了。煤贩还停顿了一段时间，看着两个孩子比邻而坐，若有所思。然后走到桌边，盯着诺比斯，神情充满温情和歉意，像是要对他说些什么，但却什么也没说。他伸出手，想要去抚摸他，可是又不敢，只是用自己粗大的手指划了一下他的前额。然后走向门口，再次转身看了他一眼，消失了。

“你们记住所看到的这些，孩子们，”老师说，“这是今年最美好的一课。”

弟弟的女老师

11月10日，星期四

煤贩的儿子原来是德尔卡蒂老师的学生，这位女老师今天来看我生病的弟弟。她讲那个孩子的妈妈两年前给她家送了一大围裙的煤，来感谢她给儿子发了奖章，让我们大笑了起来。那个可怜女人执意坚持，不肯把那一围裙煤再带回去，最后当她不得不带着那一围裙煤回家时，几乎都要哭了。

又是一个好女人啊，老师说，她后来又送了一小把很沉的鲜花给老师，那里面有她积攒的钱。

听着她讲话，我们很开心，这样一来，我弟弟居然把平时不肯吃的药给吞下去了。

对这些一年级的孩子得有多大耐心啊！这些孩子都像老人一样掉了门牙，“r”和“s”的音都发不好，这个咳嗽，那个流鼻血，有人把木屐丢在桌子下面，有人因为钢笔扎了自己而叫唤，还有人因为买的是二号本不是一号本而哭。

一个班，五十个人，没有一个省心的，要教给他们所有人，用那些拿不住东西的小手学会写字！

他们的口袋里装着甘草糖、扣子、瓶塞、剁碎的砖块，各种各样的小物件，老师就得翻他们的口袋，但是他们还会藏起来，甚至藏在鞋里。

他们不专心，一只大苍蝇从窗口飞进来，就搅得全班乱套。夏天，他们带来野草和鳃角金龟，这些小虫子到处飞，有的掉进墨水瓶里，再爬出来弄得本子上留下一溜墨水印。

而女老师还得做大家的妈妈，帮助他们穿好衣服，包扎受伤的指头，捡起掉到地上的帽子，关注他们不要互相穿错大衣，不然又得嗷嗷叫了。可怜的老师啊！

可是，妈妈们还是抱怨：老师，怎么回事，我的孩子丢了钢笔？我孩子怎么什么都没学啊？怎么不表扬我的孩子，他知道那么多啊？为什么不让人把桌子上的那颗钉子给拔掉，让它划破了我儿子皮埃罗的裤子！

有时候，我弟弟的老师也生孩子们的气，她受不了的时候，就咬自己的手指头，为的是不让自己失手拍谁的肩膀；她也有失去耐心的时候，但之后又后悔，去抚摸刚才被吼过的孩子。她把一个小淘气赶出学校过，但流了很多眼泪，去找家长发脾气，让他们罚他不准吃饭。

德尔卡蒂老师年轻，大个子，穿着得体，褐色头发，一刻都停不下来，精力充沛地做所有的事情，为一点小事就感动不已，那时说话特别温柔。

“可是，至少孩子们爱你啊。”我母亲说。

“很多人是的，”她回答说，“可是一年过后，大部分人都再也看不见了。当他们跟男老师后，几乎都为跟过女老师而不好意思。

“照顾了两年之后，当你深深爱上了一个孩子，却要跟他分开了，这让我们很难过，可是，她们都说：‘我肯定，那儿那个还会爱我！’

“不过，几度假期后，大家都回到学校，我们朝他迎面跑过去：‘啊，孩子，我的孩子！’可他却扭头冲着别的地方了。”

说到这里，老师停住了。

“可是，你不会这样子吧，小家伙？”她抬起湿润的双眼，吻着我的弟弟，接着说，“你不会扭头转向别的地方，是不是？你不会背叛你可怜的朋友吧。”

我的母亲

11月10日，星期四

当着你弟弟的老师，你对母亲缺乏尊重。这种情况再也不能发生了！恩里科！再也不能！你说的不尊重的话像一支钢针戳进了我的心！

想想你母亲，多少年前，那一整夜俯身在你的小床前，量着你的呼吸，为担心而泣血，为害怕而牙齿打战，以为会失去你，我真的怕她会丧失理智，一想到这里，我就有点对你的厌恶感。

你，冒犯了你的母亲！

你母亲会为了减少你一小时的痛苦而牺牲自己一年的幸福，她会为你去乞讨，为救你命而献身。

听着，恩里科！你把这个想法在自己头脑里固定好！

你想象一下，你一生注定要有一些天过得非常可怕：最可怕的就是你有一天会失去你的母亲！

恩里科，等你长大成人，你强壮了，经历了所有的斗争，你会成千次地呼唤她，会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去重新经历一个时刻，再听到她的声音，再看到她张开的双臂，你就像一个无人保护和安慰的可怜的小男孩，抽泣着扑过去。那时你将怎样回想起每次你给她带来的苦痛，怎样后悔让她不高兴的一切！

如果你让母亲悲伤，那你就一生都不会心安理得！你会后悔，你会请她原谅，你会怀念有关她的记忆—没有用啊—良心会让你寝食不安，那个温柔善良的形象对于你而言将永远是忧伤的，那是在抱怨你，让你的心里受到折磨！

哦，恩里科，注意，这是人类最神圣的情感，谁要是践踏它，就是卑鄙可耻的！尊重母亲的杀人犯还有一点诚实，有一点内心的人情味；即使是人群中最功勋卓著的人，如果让母亲痛苦，冒犯母亲，那就只不过是最卑劣可耻的造物！

再不要从你嘴里对给你生命的人说出来一个生硬的词！如果还有一个这种词溜出口来，那就不要是出于对父亲的惧怕，而是出于灵魂的驱使，跪到她脚下，请求她在你额头留下一个原谅之吻，以此来抹掉你忘恩负义的污点！

我爱你，我的孩子，你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希望；但是我宁愿看到你死去，也不愿看到你对母亲不知谢恩。

去吧，有一段时间你不要来找我亲昵，我无法用心去与你交换亲昵。

你的父亲

我的同学柯莱蒂

11月13日，星期日

父亲原谅了我，但我还是有点抑郁，于是母亲让我带着看门人的大儿子去街上散步。

大约走到街道中间时，路过一辆停在一家店铺门口的车，我听到有人喊我名字，就转过身去，是我学校的同学柯莱蒂，他穿着一件巧克力色的毛衣，戴着猫皮的帽子，出了一身汗，高高兴兴的，肩膀上扛着一大捆木柴。

一个男人站在车上，每次给他一捆木柴，他接过来就送进父亲的店铺里，匆匆忙忙地把木柴堆起来。

“柯莱蒂，你干啥呢？”我问他。

“没看见吗？”他说着，伸出胳膊等着接木柴，“复习功课。”

我笑了。

可他说的是认真的，接过了木柴，开始边跑边说：“动词的问题……它按照数和人称变化……”

然后，他把柴放下，堆好：“……按照时间，按照所指的行为的时间。”

他又回到车前，扛起一捆木柴：“……按照所指的行为的方式。”

那是我们第二天要上的语法课。

“能怎么办呢？”他说，“我在利用时间。我父亲带着伙计去办事了，母亲生病了，轮到我卸车。这时候我就复习语法。今天这课挺难，我没法把它塞进脑子里。我父亲说他大概七点回这儿给您付钱。”他最后的话是对赶车人说的。

车走了。

“你来店里待一会儿。”柯莱蒂对我说。

我走了进去：那是一间大房子，堆满了木柴和树枝垛，一边还有一个地秤。

“今天是个劳碌日子，我跟你说实话吧。”柯莱蒂接着说起来，“我得零敲碎打地干活。我正在写句子，来人要买东西。等我再开始写吧，这不，车又来了。

“今天上午我已经跑了两趟威尼斯广场的木柴市场，两条腿都木了，两只手都肿了！如果我的活儿是画图，那我就很轻松了。”

说着，他拿起扫帚，扫了一下盖着地砖的干叶子和细枝。

“可你在哪儿学习啊，柯莱蒂？”我问他。

“当然不在这儿，”他接着说，“你来看吧。”他把我领到店铺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那是用来做厨房和餐厅的，一边有一张桌子，上面有些书和本子，还有一份已经开始做的作业。

“正好，”他说，“我第二个答题写到一半了：用皮子可以做皮鞋、皮带……现在我再加上一条，皮箱。”

他拿起笔，开始写他那漂亮的字体。“有人吗？”就听见店铺里有人在喊。

那是一个妇女来买细柴。

“来啦！”柯莱蒂回答着，跑过去，称了细柴，收了钱，又跑到一个角落里在流水账上记录下这笔销售，再回到自己的作业前，说：“咱们看看我能不能完成一个句子。”

他写道：旅行包、士兵的背包。

“哎呀，我可怜的咖啡，都溢了！”他突然喊起来，跑到炉子跟前，从火上把咖啡壶取下来。

“这是给妈妈煮的咖啡，”他说，“我得学会煮咖啡。你等一下，我们给她送过去。这样她能见到你，一定很高兴。她已经卧床七天了……哎呀，那个动词啊！我总是拿这个咖啡壶烫了自己的手指头！说完了士兵的背包，我还有什么可以再补充的？还需要添点什么，可是我没有词了。你来，看我妈去。”

他打开一扇门，我们进了另外一间小房子，柯莱蒂的妈妈躺在一张大床上，头上裹着一块白手绢。

“这是咖啡，妈妈。”柯莱蒂说着，把咖啡杯递了过去，“这是我学校的同学。”

“啊，好小伙子，”他妈妈对我说，“你来看病号了，是吗？”

这时候，柯莱蒂整理好妈妈身后垫的枕头，又盖好了床上的被子，再捅开了炉火，从五斗柜上赶走了猫，“您还要别的什么吗？”一边问着，一边取回咖啡杯。

“您吃过两勺糖浆了吗？要是没有了，我就跑去店里买一趟，木柴卸完车了，我四点钟把肉放火上，就像您说的那样，等那个卖黄油的女人过来，我给她那八个币。一切都会好的，您别担心。”

“谢谢，好儿子！”女人回答说，“可怜的孩子，去吧！他什么都想着。”

她想让我拿一块糖，然后柯莱蒂让我看一个方镜框，里面有一张他父亲穿军装的照片，胸前挂着一枚奖章，那是他在一八六六年战争时期在翁贝托亲王方阵赢得的；脸跟儿子的一样，活泼的眼睛，高兴的笑容。

我们又回到了厨房。

“我找到了，”柯莱蒂边说边在练习本上补充写道，“马具。”

“剩下的晚上再做了，我得一直盯到很晚，你多幸福啊，还有那么多时间学习，然后还能散步。”

他总是快乐的，而且机敏，又回到店铺里，开始把木头放到支架上，用锯给锯成木段，还说：

“这就是做操！胳膊前伸。我想父亲回家时能看到所有木头都锯好了：他会高兴的。糟糕的是，锯完后我写‘T’和‘L’，写得像蛇一样，老师说的，我能咋办啊？

“我对他说我还得抡胳膊。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妈妈的病赶紧痊愈，这一点是可能的，今天她就好多了，谢谢老天。至于语法，我明天早上听着猫叫再学。

“哟，拉着木头的车来了！干活啦！”

一辆装满木头的车停在了店门口。柯莱蒂跑出去跟那个男人说话，然后又回来。

“我现在不能陪你了，”他对我说，“明天见，你来看我真好，散步愉快！你真幸福！”

他跟我握了手，就跑去搬第一捆木头，然后又继续在店铺和车子之间往返，猫皮帽子下面那张青春的脸像玫瑰那么鲜嫩，动作敏捷，让人看到他就高兴。

“你真幸福！”他对我说。

啊，不，柯莱蒂，不是的，你才是最幸福的呢！因为你学习和工作都更多，你对于你父亲和母亲更有用，你更善良，比我要善良、能干一百倍，我亲爱的同学！

校长

11月18日，星期五

柯莱蒂今天上午很高兴，因为来主持月考的是他二年级的老师柯阿迪，一个小个子男人，一头浓密带卷的头发，大黑胡子，两只深色的眼睛，声音像炸弹那么响，他总是用那种声音威胁孩子们要好好收拾他们，或者把他们揪着脖子送警察局去，做出各种吓人的面孔，但是从来没有处罚过任何孩子，相反，总是在胡子里面微笑着，让人难以发觉。

跟柯阿迪一起的有八个老师，包括一个代理教师，小个子，没胡子，像个青少年。

有一个四年级的老师，腿瘸，戴着一条纯毛的大领带，总是充满痛苦，他当乡村教师的时候，在一所潮湿的学校，墙上总是滴水，落下了这个病。

另外一个四年级的老师上了岁数，头发全白，他当过盲人学校的老师。还有一个穿戴挺好的，戴着眼镜，两撇金色小胡子，大伙都叫他律师，因为他一边教书，一边读律师，并且拿到了毕业证，还写了一本书，是教如何写信的。

而那个教体操的老师是个士兵一般的人，他曾经跟过加里波第，脖子上的刀疤就是米拉佐战役中留下的伤痕。

然后就是校长，大个子，秃顶，戴着金丝眼镜，灰白的胡子垂到胸口，穿着一身黑色，总是把扣子一直扣到下巴。他对孩子们特别好，即使对哆哆嗦嗦地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挨训的孩子，他也从不吼叫，拉着他们的手，讲很多道理，不应该这样做，应该后悔，要保证学好，说话的方式特别好，声音特别温和，听得所有人都红着眼圈，更胜过挨他处分。

可怜的校长，总是第一个到岗，早上他迎接学生们，听家长们的诉说，等老师们都已经离校回家了，他还要围着学校转一圈，看看有没有孩子钻到车底下，或者还在街上，或者是把背包里装满沙子或石子。他又高又黑，每次走到一个角落，孩子们就丢下玩耍的笔或者弹子球，四散而逃，而他就用食指远远地威胁他们，还带着他那亲切和蔼略带忧伤的神情。

“自从他那个在军队当志愿兵的儿子死后，”我母亲说，“就没有人再看见他笑过。”而他一直把儿子的肖像摆在眼前，就在校长室的桌子上。

在那次不幸之后，他曾经想离去，已经写好了向市政府提交的退休申请书，并一直把它放在小桌上，日复一日地等着把它发出去，因为他对要离开孩子们感到很遗憾。

不过，他前天似乎决定了，而我父亲跟他在校长室里，我父亲对他说：“您要走，真遗憾，校长先生。”

那时有个男人进门给一个孩子注册，那个孩子因为搬家，从另外一所学校转入我们学校。看到那个孩子，校长露出惊讶的样子，盯着他看了好一阵子，又看看自己小桌子上的照片，回头再看那个孩子，把他拉到自己身边，让他抬起头来。

那个孩子跟他死去的儿子非常相像。

校长说：“好吧。”办了注册，告别了那对父子，仍然若有所思。

“您要走，就太遗憾了！”我父亲重复着说。

那时候，校长拿起自己的退休申请书，把它撕成两半，说：“我留下。”

士兵们

11月22日，星期二

校长儿子死的时候是军队里的志愿兵，为此，我们放学的时候，他总是到路上去看过路的士兵。

昨天路过了一个步兵团，五十个孩子围着军乐队蹦蹦跳跳的，跟着节奏唱着，还用尺子敲着书包打拍子。我们一伙人在人行道上看，加罗内穿着那身太过窄小的衣服，大口咬着一块面包；沃蒂尼，那个穿得好的，一直从衣服上往下摘毛；普莱克西，那个铁匠的儿子，穿着父亲的上衣；卡拉布里亚人，小瓦匠，还有红头涨脸的柯罗西，厚脸皮的富朗迪，还有罗贝提，炮兵上尉的儿子，他从车轮下救过一个孩子，现在还拄着双拐走路。

富朗迪当面嘲笑一个瘸腿走路的士兵，但很快就感觉到肩膀上有一只男人的大手，转身一看，是校长。

“听着，”校长对他说，“讥笑一个队列中的士兵，他既不能报复，也不能回应，就好像在辱骂一个被捆着的人：卑鄙。”富朗迪逃走了。士兵们四个人一排，流着汗，满身土，枪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校长说：“你们应该热爱士兵，孩子们，他们是我们的保卫者，如果明天有一支外国军队威胁我们的国家，他们会为了我们宁愿牺牲。他们也是孩子，比你们大不了几岁；他们也要上学，他们中间有穷有富，像你们一样，来自意大利的各个地方。

“你们看，几乎可以从他们的脸上认出来是哪里的人：过去的有西西里人、撒丁人、那不勒斯人、伦巴第人。这是一个老团，就是一八四八年打过仗的。士兵不再是当初那些，但是团旗还是那一面。你们出生前二十年，就在那面旗帜周围，有多少人为我们的国家死去！”

“快看，团旗！”加罗内喊道。实际上，能看到不远处，在一些士兵的头上方，那面旗帜正在向前而来。

“孩子们，你们来做一件事，”校长说，“等三色旗路过的时候，你们把手举到额头，做小学生的敬礼。”一个军官举着军旗，已经破旧褪色，旗杆上挂着一些奖牌勋章。我们举手敬礼，军官看看我们，笑着，并用手向我们还礼。“好样的，孩子们。”我们身后有人说。

我们转身看去，是一个老人，上衣扣眼上有蓝色的克里米亚战役的小带子，是一位退休的军官。“好样的，孩子们，”他说，“你们做了一件漂亮事。”这时，团旗已经走到尽头拐过去了，有一大群孩子围着，众人快乐的叫声伴随着号角声，就像是一首战争之歌。

“好样的，”退伍老军官看着我们，反复说着，“谁从小尊重旗帜，长大就会保卫国家！”

内利的保护者

11月23日，星期三

内利昨天也在看士兵，这个可怜的小驼背，可是他的神情像是在想：“我永远当不了兵！”

他善良，好学；但是这么瘦、这么苍白，连呼吸都费劲。他总是穿着一条黑亮色的粗布长罩衫。他母亲是一个小个子金发女士，穿一身黑色衣服，总是最后来接他，好让他不在大家的混乱之中出门；还抚摸他。最初几天，因为他不幸是个驼背，有的孩子就嘲笑他，用书包打他的后背；而他从来不转身，也什么都不对母亲说，为的是不让她知道儿子是同学的笑柄而痛苦。人们嘲笑他，他哭泣，他沉默，脑门顶着课桌。

可是，有一天，加罗内站起来说：“谁第一个碰内利，我就给他一脚，让他滚三圈！”富朗迪不在乎，结果这一脚上去，真的滚了三圈，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谁敢碰内利了。

老师把加罗内安排在内利旁边，坐同桌。他们交了朋友。内利特别喜欢加罗内。一进学校，就赶紧先看加罗内在不在。

不说一声“再见，加罗内”，内利就不走。加罗内也同样这样对他。内利的笔或者书掉到桌子下面，加罗内总是弯腰拾起笔或者书，然后帮助他把东西收拾到书包里，再穿好大衣。因为这些，他喜欢加罗内，总是看着加罗内，当老师表扬加罗内的时候，他高兴得就像表扬了自己一样。现在，他应该是终于把一切都告诉了母亲，说出了开始那些天的同学嘲笑，有人让他遭受的痛苦，然后，有同学保护他，给了他温暖。因为今天上午发生了这个情况—

临放学前半小时，老师让我把上课的计划给校长拿过去。当时我还在校长办公室里，进来了一位金发黑衣的女士，是内利的妈妈，她说：“校长先生，我儿子的班上有一个同学叫加罗内吧？”

“有啊。”校长回答说。

“那劳驾，您让他来这里一下，我想跟他说句话，行吗？”

校长叫勤杂工，让他去叫人，一分钟后，加罗内就站在门口，大脑袋，剃了光头，一脸的茫然。

一见到他，夫人就跑上去，双手扶着他的肩膀，在他的头上吻了好多下，说：“是你啊，加罗内，我儿子的好朋友，我可怜的孩子的保护者，是你，亲爱的，好孩子，是你啊！”

然后，她在衣袋和手提包里一通翻找，却什么都没找到，于是从脖子上摘下一条带着小十字架的项链，把它挂在加罗内的脖子上，压在领带下面，对他说：“拿着，戴着它，这就是我的纪念，亲爱的孩子，记着内利的妈妈，谢谢你，祝福你。”

班上的第一名

11月25日，星期五

加罗内吸引了全班对他的情感；德罗西吸引的是全班对他的钦佩。后者获得了第一枚奖章，今年他还会是第一，没有人能够跟他竞争，所有人都承认他在各门功课上都具有优势。

他的算术、语法、作文、绘画都是第一，什么都能一点就通，有神奇的记忆力，能不费力气地学好一切，学习对他而言如同游戏。老师昨天说他：“你有上帝给予的天赋，你只要别糟蹋它就行了。”

此外，他高大，漂亮，一头金色卷发，拿课桌当鞍马，一只手撑着桌面，跳得敏捷，还会击剑。

他十二岁了，是店老板的儿子，总是穿着深蓝色的带金色纽扣的衣服，他总是活泼、快乐，对所有人都有礼貌，在考试时也尽其所能帮助别人，没有任何人对他无礼，或者对他说难听的话。诺比斯和富朗迪斜眼看他，沃蒂尼眼睛里冒着嫉妒之光；可是他根本就毫无察觉。

当他四下转着以那种优雅的方式收作业的时候，大家都对他微笑着，拉一拉他的一只手，或者一只胳膊。

他把家里送给他的所有东西都送给别人，有画报、图画等；他为卡拉布里亚人做了一张卡拉布里亚小地图；他能像一个绅士一样，对谁都没有偏见地笑着给人一切。不可能不羡慕他，也不可能认为在任何方面都不如他。我也是，跟沃蒂尼一样嫉妒他。

我感到苦涩，对他几乎是一种因嫉妒而生的烦恼，有时候当我在家做作业很难受时，就会想到他那时肯定已经做完了，做得很好而且不费劲。

可后来，等我回到学校，看到他这么漂亮，笑着，胜利者的样子，听着他回答老师的问题坦率、自信，那么有礼貌，全班都那么喜欢他，心里就没有了那种苦涩和烦恼，而且为自己曾有那种感觉而羞愧。

我想一直在他附近，我想能够什么都向他学习，他的存在、他的声音给我勇气，给我学习的欲望，给我快乐和愉悦。

老师给了他明天要读的本月故事《伦巴第的小哨兵》，让他抄写；他今天上午抄好了，被英雄的故事所感动，脸红红的，眼睛湿润了，嘴颤抖着，我看着他，多么漂亮而高贵啊！

我真想当面对他坦率地说：“德罗西，你的一切都比我更有价值！跟我相比，你是个男子汉！我尊敬你，佩服你！”

本月故事·伦巴第的小哨兵

11月26日，星期六

一八五九年，在伦巴第解放战争中，在索尔弗利诺和圣马蒂诺战役里，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打败了奥地利人，几天后，六月的一个上午，萨卢佐的一小队轻骑兵沿着一条无人的小路缓步前行，朝着敌方，仔细搜索着田野。指挥轻骑兵的是一位军官和一个军士，大家都看着前方的远处，目不转睛，默不作声，准备随时看到树丛中敌军前哨的军装。他们这样子来到一处乡间房子跟前，房子周围是欧洲白蜡树，门前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用一把刀削着一根树枝皮，好把它做成一根木棍；房子的窗户上挂着一面三色旗；房子里面没有人，农民挂好旗子后就都逃走了，因为害怕奥地利人。

一看到轻骑兵，小男孩扔掉了木棍，摘掉了帽子。是一个漂亮小伙，一张无畏的脸，一双蓝色的大眼睛，满头金色长发，穿着衬衫，挽着袖子，露出了胸脯。

“你在这儿干吗呢？”军官勒住马问他，“为什么不跟家里人逃走？”

“我没有家。”男孩回答说，“我是个弃儿。给别人干点活。我留在这儿就是想看看战争。”

“你看到奥地利人过去了吗？”

“没有，已经三天了。”

军官若有所思，然后跳下马来，让士兵还留在原地朝着敌方，自己走进房子里，爬到房顶上……房子不高：从房顶只能看到一小片的田野。“得上到树上去。”军官说着，从房顶下来了。在打谷场前面有一棵特别高的树干较细的欧洲白蜡树，在蓝天下摇摆着枝叶。军官一会儿看看树，一会儿看看士兵，考虑着什么；然后，突然对男孩问道：“你视力好吗，你，小家伙？”

“我？”男孩回答说，“我能看到一英里以外的一只小麻雀。”

“你能上到那棵树顶上吗？”

“那棵树顶上？我？半分钟就上去了。”

“你能告诉我在那棵树顶上看到什么吗？那边有没有奥地利士兵、扬起的灰尘、闪光的枪支、马匹？”

“肯定能。”

“为我做这些事情，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男孩笑着回答，“什么都不要。这是好事情！再说……如果是为了德国人，没门！但这是为了自己人，我是伦巴第人！”

“好，那你就去吧。”

“等一下，我把鞋脱了。”

他脱掉鞋子，系紧了腰带，把帽子丢到草地上，抱住了欧洲白蜡树的树干。

“可是，小心……”军官喊道，做出要留住他的手势，好像突然害怕起来了。

男孩转身看着他，用他那漂亮的蓝眼睛发出疑问。

“没事，”军官说，“上去吧。”

男孩像一只猫一样，蹿上去了。

“你们看着自己的前方。”军官对士兵们说。不消一刻，男孩到了树顶，抱着树干，两条腿在树叶之间，但身子暴露着，太阳照着他金色的头发，像金子一样。军官隐约能看见他，他在上面小小的。

“向前看，看远处。”军官喊道。

男孩为了能看得更好，右手离开树干，手搭凉棚，挡住自己的脑门。

“你看见什么了？”军官问。

小男孩朝他低下头，用双手当作喇叭筒说：“两个骑马的男人，在白色的道路上。”

“离这儿有多远？”

“半英里。”

“他们动着吗？”

“没有，停着呢。”

“还看见什么了？”停了一下，军官又问，“看看右边。”

男孩看看右边，然后说：“在墓地附近，树丛中有什么闪光的东西。好像是刺刀。”

“你看到人了吗？”

“没有，可能藏到麦地里了。”

就在这时候，一颗流弹声音尖厉地从空中穿过，打到了房子的后面。

“下来，孩子，”军官喊道，“他们看到你了，我什么都不要了，你快下来。”

“我不害怕。”男孩回答说。

“下来……”军官反复说着，“那你看左边有什么？”

“左边？”

“对，左边。”

男孩的头向左移动了一下，这时，又一声尖厉的枪声，子弹比刚才飞得更低，小男孩全都明白了，“该死的！”他叫着，“还真是冲我来啊！”子弹就从他身边不远处飞过。

“你下来！”军官喊着，带着威严和气恼。

“马上就下来，但树干挡着我呢，您不用怀疑。您想知道左边吧？”

“是左边，”军官答道，“可你马上下来啊！”

“在左边，”小男孩喊着，身子从那边探了出来，“有一顶帽子，我觉得看见了……”

第三声愤怒的枪响，子弹飞来，几乎同时看到小男孩在跌落，有一段被树枝树叶拦了一下，然后就头朝下张着双臂跌下来。

“该死的！”军官喊着急忙奔过去。

小男孩后背着地，摊开双臂仰面躺在地上，一股鲜血从左胸冒出来。下士和两个士兵从马上跳下来，军官弯下身，揭开他的上衣，子弹打进了他的左肺。“他死了！”军官喊道。“不，他活着！”下士大声说。“唉，可怜的孩子，好样的孩子！”军官喊着，“加油！加油！”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绢压住伤口。小男孩瞪大眼睛，头垂了下来，他死了。军官脸色苍白，盯着他看了一阵，把他的头放到草上，站起身，还看着他，下士和两个士兵也一动不动，其他军人都面对敌方。“可怜的孩子！”军官悲伤地重复着，“可怜但好样的孩子！”

然后，他走到房子跟前，从窗户上把三色旗摘了下来，盖到了死去的小男孩身上，只把脸露在外面。下士从旁边把孩子的鞋子、帽子、棍子和刀子都捡了起来。

大家又默哀了一阵，然后军官转向下士，对他说：“我们让救护队来拉走他。他是作为战士而死的，战士们会来埋葬他。”

说完，他用手势送给男孩一个吻。然后喊道：“上马！”大家都骑到马上，马队集合完毕，又继续前进了。

几个小时之后，小男孩得到了他的战争荣誉，日落时分，整个意大利部队的前锋朝敌方推进，走的就是早上轻骑兵经过的那条路。狙击兵营的主力两人一排地行进，他们几天前曾经在圣马蒂诺山上流血奋战过。

早在离开营地之前，小男孩牺牲的消息就传遍了部队。路边有一条小溪，就离那栋房子不远。当营里的第一批军官走过，看到欧洲白蜡树下盖着三色旗的小男孩尸体，都举起军刀向他致敬。其中一个人在小溪边开满鲜花的地上弯腰采下两朵，朝他扔过去。

于是，所有的狙击兵，凡是路过的，都采上几朵花扔到死去的男孩身上。几分钟后，男孩身上就盖满了鲜花，路过的官兵都向他行礼致敬。

“好样的，小伦巴第人！”

“再见了，孩子！”

“给你，小金发！”

“万岁！”

“光荣！”

“再见！”

一个军官把自己的军功章扔给了他，另一个过去吻了他的额头。鲜花继续纷纷而来，盖住了他光着的双脚、流血的胸脯，金色的头发。

他就睡在那草地上，裹着那面三色旗，白色的脸似乎在微笑，可怜的孩子，就好像听到了那些问候，很高兴为他的伦巴第奉献了生命。

可怜的人

11月29日，星期二

就像那个伦巴第小男孩，为自己的国家献身，是一种伟大的品德，但是你不要忽略那些小的品德，我的儿子。

今天上午，我们从学校回家的时候，你在我前面走着，路过一个妇人，坐在地上的双腿上有一个孩子，跟你乞讨。

你看看她，什么都没有给，其实，你口袋里是有钱的。你听着，孩子。

不要让自己习惯在伸着手的可怜人面前无动于衷，更不要对为自己孩子讨零钱的母亲漠然。

你想想，那个孩子可能还饿着，那个可怜的女人饱受折磨。你想象一下，当有一天，你妈妈对你说：“恩里科，我今天没办法给你面包了。”她那种绝望的抽泣。

我把一个币给了一个乞丐的时候，他说：“上帝保佑您和您家人的健康！”你不能理解那些话给我心里带来的温情。我对那个可怜人感受到的是感恩。我真的觉得那个良好祝愿能保佑我们很长时间的健康，我回到家里，很高兴，心想：啊！那个可怜的人给我的比我给他的要多得多啊！

好了，也让我能有时候听到因为你而引起的那种良好祝愿，看到你值得人家祝福。你从自己的包里抽出一个币，让它落到一个无助的老人手上，一个没有面包的妈妈手上，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手上。

可怜的人喜欢孩子的施舍，因为他们不觉得遭到羞辱，因为孩子们跟他们一样，都需要大家。你看，学校附近总有一些穷人。

一个人的施舍，是一种仁爱的行动。但是一个孩子的施舍，就是仁爱和爱抚的行动之和。你明白吗？就好像你手中落到他手里的是一个币还有一朵花。

你想想，你什么都不缺，但是他们什么都缺。你想要幸福，而他们只满足于不死。

你想想，在高楼大厦之间，路上来来往往都是车辆和身穿绒布的孩子，可还有一些女人和孩子都没有吃的。没有吃的啊，我的上帝。

一些像你一样的孩子，像你一样善良，像你一样聪明，在一个大城市里却没有吃的，就像是陷入荒漠里的野兽！再不要这样了，恩里科！再不要走过一个乞讨的女人身边，却连一个币也不放到她手里！

你的母亲

小贩

12月1日，星期四

我父亲想让我每个假日都请一个同学来家里，或者去一个同学家里，好一点一点地跟大家都成为朋友。

明天我跟沃蒂尼出去散步，就是那个穿得很好的、总是非常嫉妒德罗西的同学。

今天，加罗非来我家，就是那个又高又瘦的同学，长着鹰钩鼻子，狡猾的小眼睛好像总是在搜索一切。

他是个杂货店老板的儿子，挺独特的。

他总是数口袋里的钱，手指动作敏捷，做任何乘法运算都不用乘法表。

他攒钱，已经有学生储蓄银行的存折了。我敢说，他从来没有花过一个子儿，就是掉到桌子下面一个币，他也能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找到它。

德罗西说，他就像喜鹊一样。

所有他找得到的东西，用过的笔、贴过的邮票、别针，连蜡烛泪的凝结物都收集起来。他收集邮票已经两年多了，已经有了几百张好多国家的邮票，全都放在一个大集邮册里，等装满一册之后再卖给书商。

那个书商会免费给他一些练习册，因为他带了不少孩子去那里买东西。在学校里，他也总是卖东西，每天都卖点小东西、彩票，以物易物；然后又后悔，再往回要换出去的东西；两个币买进的要四个币卖出；他玩笔从没输过；把旧报纸卖给烟草商，有一个小本子，记着他的每笔生意，上面都是加法和减法。

在学校，他只学习算术，如果说他希望得到奖章，那是为了能免费进入木偶剧院。他让我喜欢、让我开心，我们一起去市场，玩称重量和算账：他知道所有东西的准确价格，熟悉重量，包装起来非常麻利，跟店铺老板一样。

他说，他一毕业就要自己开一家商店，做他自己发明的新生意。

我给他一些外国邮票时他很高兴，并且准确地告诉我们要每张卖出什么价钱给那些收藏者。

我父亲假装看报纸，听着他的谈话，也很开心。

他口袋里总是鼓鼓的，装满那些小东西，然后再穿上一件黑色长披风，好像总是在那里合计着、操心着，像个商人。

但是，他最上心的还是邮票收藏：这是他的宝库，他总是谈这事，好像是指望靠它发大财。

同学们都说他是小气鬼，是放高利贷的。

我不知道。

我喜欢他，他教了我很多东西，我觉得他是个男子汉。

那个木柴商人的儿子柯莱蒂说，哪怕是为了救他母亲的性命，他也不会给别人一张邮票。

我父亲不相信。

“等等再下评论，”他跟我说，“他有那份情感，有那颗心。”

虚荣心

12月5日，星期一

昨天，我跟沃蒂尼还有他父亲沿着黎沃利大街散步。

走到朵拉·格罗萨路，我们看到了斯塔尔蒂，那个踢了捣乱鬼一脚的男孩，站在一家书店橱窗跟前一动不动，眼睛盯着一张地图；谁知道他在那儿站了多久了，因为他在路上也学习，那位粗野的人只是勉强回应了我们的问候。

沃蒂尼穿得挺体面，甚至过分了：一双山羊皮靴，上面有红色刺绣图案；一件带刺绣和流苏的丝绸衣服；一顶白色海狸皮的帽子，还有手表。在沿着那条路走了好一阵之后，我们把他父亲落在了后面，他走得慢，我们就坐在一条石凳上，旁边是一个穿着很普通的孩子，他显得很累，低头思索着。有一个男人，好像是他父亲，在树下来回走着看报纸。

我们坐下来。沃蒂尼坐在我和那个男孩的中间。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穿得太好，就想让自己的邻座欣赏并羡慕自己。

他抬起脚，跟我说：“你看见了吗，我的靴子是军官的。”

他说这话是为了让那个孩子看他的靴子。但那个孩子根本不理睬。

于是，他放下脚，又向我展示那件丝绸流苏，一边眼睛向下斜眼看着那个孩子，一边对我说他不喜欢那个流苏，想换成银扣子。可是，那个孩子连看都不看一眼流苏。于是沃蒂尼又把食指指向自己的白色海狸皮帽子。可那个孩子好像是故意这样做的，连那顶帽子也不值得看一眼。

沃蒂尼开始生气了，摘下手表，让我看上面的小轮子。可是那孩子还是不抬头。

“是银镀金的吗？”我问他。

“不，”他说，“是金的。”

“不过，不都是金子，”我说，“也有银子。”

“没有！”他反驳道，故意让那个男孩看他放到其眼前的手表，并对男孩说，“你说说，看，这都是金的，对吧？”

男孩干巴巴地回答说：“我不知道。”

“哦，不！”沃蒂尼气坏了，喊起来，“太高傲了！”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父亲过来了，听到此话，盯着那个男孩看了一会儿，然后粗暴地对儿子说“住嘴”！然后俯身到儿子耳朵跟前说：“他是盲人！”沃蒂尼冲动地蹿了起来，盯着那个男孩的脸看。他的眼眸是呆滞的，没有表情，没有目光。沃蒂尼非常沮丧，垂眼看着地面，没话了。然后结结巴巴地说：“哦，没关系。”

是啊，他虚荣，而这个盲人根本就没对沃蒂尼有什么坏心。后面的整个散步途中，他再也没有笑过。

第一场雪

12月10日，星期六

再见，在黎沃利大街上的散步。

现在孩子们的好朋友来了！下了第一场雪！从昨天晚上，大片的雪像茉莉花一样纷纷扬扬飘飘洒洒。

今天早上，看到学校里玻璃门窗和窗台上落下的雪，真高兴啊！连老师看着都搓着手，一想到可以滚雪球，还能滑冰，之后还有家里的小火炉，大家都乐不可支。只有斯塔尔蒂不留意雪景，他上课专心致志，两只手握成拳头顶着太阳穴。

真好啊，校门口简直就像过节啦！大家都在马路上跑着、叫着，挥着胳膊，抓着大把的雪，像小狗在水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在校门外等着接孩子的大人都打着白色的伞，民警戴着白色的头盔，我们的书包没一会儿就变成白色了。所有的人都显得非常快乐，甚至是普莱克西，那个铁匠的孩子，那个从来不笑的苍白脸；还有罗贝提，那个舍身救人的孩子，现在还撑着双拐蹦着走路。

卡拉布里亚人从来没有见过雪，攥了一个雪球，吃了起来，好像是在吃鱼一样。柯罗西，卖菜女人的儿子，把书包里装满了雪；小瓦匠让我们都乐坏了，当我父亲请他明天到我家来的时候，他满嘴是雪，既不敢吐出来，又不敢咽下去，就看着我们，含在嘴里，不作回答。

女老师也笑着跑出了校门；我二年级的女老师也出来了，在雨雪交加之中跑着，把脸包在绿色的头巾里，还咳嗽着。这时候，附近女校那几百个女孩子路过，在白色的地毯上叫喊着奔跑。老师、勤杂工和民警们都喊着：“回家！回家！”吞下飘落的雪花，染白了胡子。可他们还是为学生们欢庆冬季的快乐而开心地笑着。

你们欢庆冬季……可是，还有一些既没有面包又没有鞋子，还没有火烤的孩子。

有几千个孩子，从村子里，要走好远一段路，因为冻疮而流着血的手里还抱着一段木头，好为学校点火取暖。

有几百所学校几乎被雪埋住，光秃秃的墙壁，像洞穴一样的校舍，孩子们在里面受着烟熏，或者冻得牙齿打战，恐惧地看着白色的雪花没完没了地从天而落，堆积到远处的家的屋顶上，带来雪崩的威胁。

你们庆祝冬季，孩子们。想想那几千个孩子，对于他们来说，冬季带来的是悲惨与死亡。

你的父亲

小瓦匠

12月11日，星期日

小瓦匠今天来了，穿着猎装，都是他父亲不再穿的衣服，衣服上还有石膏石灰的白点。

我父亲比我更想让他来。他让我们多么高兴啊！一进门，他就摘下被雪打湿了的帽子，塞进一个衣袋里。然后，迈着那种劳累的工人的脚步往前走，那张长着圆鼻头的像红苹果一样的圆脸四下张望。走到餐厅，看了一圈家具，目光盯住了画着里戈莱托的小方画框—那是一个驼背弄臣—做了个“野兔鬼脸”。一看到那副鬼脸，谁都不可能绷得住，都会笑出声来。

我们开始玩搭积木，他搭建塔和桥的本领特别强，就好像在创造奇迹一样，他工作的样子是认真的，有着大人的耐心。他一边搭建塔楼，一边跟我聊家常：他们住在一个亭子间，父亲上夜校学识字，母亲是比耶拉人。他们都很爱他，这能看得出来，因为他穿得是个穷孩子的样子，但是很抗寒，缝补得很好，领带也是他妈妈亲手打的结。他告诉我说，他父亲是个大块头，进出屋门都费劲，但是很善良，总是叫儿子“野兔脸”。但是这个儿子却是个小个子。

四点钟，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吃了面包和白葡萄，等我们站起来后，不知为什么，父亲不让我去掸被小瓦匠身上的白灰蹭白了的沙发坐垫：他拉住了我的手，然后自己悄悄掸掉了白灰。

玩着玩着，小瓦匠弄掉了猎装上的一个纽扣，我母亲给他重新缝好，弄得他满脸通红，带着惊讶与茫然的神情看她缝扣子，连大气都不敢喘。然后，我让他看漫画册，他模仿着那些面孔，活灵活现的，连我父亲都给逗笑了。

他走的时候很高兴，甚至忘了戴那顶破帽子。走到楼梯平台上，为了再次表示他的感谢，他又做了一遍野兔脸。

他叫安东尼奥·拉布克，八岁零八个月了。

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不愿意你掸去沙发上的白灰？因为你去掸灰，让你的同学看到，就几乎是在埋怨他给弄脏了。

而这就会让他不好受，因为首先他不是故意的，然后那是他父亲的衣服，是他父亲干活时弄脏的，干活弄脏的不是污秽：是灰尘、是石灰，随便是什么都行，但绝不是污秽！劳动不会让人肮脏。你永远不要说来干活的工人：“真脏。”你应该说：“你身上有痕迹，劳动的痕迹。”

你要记住啊。你要爱小瓦匠，首先因为他是你的同学，然后因为他是工人的儿子。

一个雪球

12月16日，星期五

总是下雪、下雪。今天上午，我在学校大门口遇到了一件不好的事。

一群孩子刚下课就跑出来打雪仗，用那种潮湿的雪，做成的雪球很硬、很沉，像石头一样。

很多人在人行道上走着。一位先生大喊着：“停下来，小淘气们！”

就在那个时刻，马路对面传来一声尖叫，只见一位老人头上的帽子没了，摇摇晃晃地站不稳，双手捂着脸，在他旁边有一个小男孩大喊：“救命！救命！”

听到喊声，人们从四面八方跑过来。

他是被一个雪球打中了一只眼睛。

我当时就在书店门口，我父亲已经进去了，我看到我的很多同学都跑过来，跟其他人混在一起，就在我附近，假装在看橱窗：他们是加罗内，口袋里装着常带的面包；柯莱蒂、小瓦匠，还有那个收集邮票的加罗非。

这时候，已经有一圈人围着老人，来了一个警察，还有其他一些人跑东跑西，带着威胁的口气问着：“谁啊？是谁啊？是你吗？”边问，边看着孩子们的手，上面有没有雪水。

加罗非就在我旁边，我发现他浑身颤抖，脸色苍白得像个死人。

“谁啊？是谁啊？”人们还在继续大声问着。

这时我听到加罗内低声对加罗非说：“去，站出去自己说，要是让人抓了别人，你就是个懦夫！”

“可是，我不是故意的！”加罗非回答说，浑身抖得就像片树叶一样。

“没关系，尽你自己的责任吧。”加罗内又说。

“可是我没有勇气。”

“鼓起勇气来，我陪着你。”

警察和其他人的喊声越来越大：“谁啊？是谁啊？一片眼镜片刺进了他的眼睛，弄瞎了他一只眼！有人打瞎了他一只眼！这些淘气鬼！”

我相信加罗非都要瘫到地上了。

“你来，”加罗内口气坚决地说，“我护着你。”说着抓住他的一只胳膊，一边撑着他，一边把他往前推，就像扶着个病号一样。人们见到此景，都明白了，好多人跑过来，高举着拳头。

可是，加罗内站到中间，大声喊：“你们十个大人对一个孩子？”

于是，那些人停了下来。这时一个警察拉着加罗非的手，分开众人，把他领到一家面食店，受伤的老人在那里。一看到他，我立刻认出来，他就是我们家楼上五楼那个跟侄子一起住的老职员。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用一块手帕捂着眼睛。

“我不是故意的，”加罗非哭着说，吓得半死不活了，“我不是故意的！”

有两三个人使劲把他推进店里，大声喊着：“跪下磕头！请求饶恕！”并把他推到地上。

但是，立刻就有两只结实的胳膊又把他拉了起来，一个坚定的声音说：“不，先生们！”

那是我们的校长，他看到了一切。

“因为他有勇气自己站出来，”他接着说，“没有人有权力再伤害他。”

众人都不作声了。

“请求原谅吧。”校长对加罗非说。

加罗非大哭起来，抱着老人的膝盖，而老人用一只手摸着他的头，抚摸着他的头发。

于是，大家都说：“走吧，孩子，回家去吧。”

我父亲把我拉出人群，边走边问我：“恩里科，如果你碰上了这种事，你有勇气尽责，去承认自己的过错吗？”

我回答说有，他说：“作为一个有良心讲信誉的人，你向我保证！”

“我保证，我的父亲！”

女老师们

12月17日，星期六

今天，加罗非吓坏了，等着挨老师的数落。可是，我们的男老师并没有露面，而且因为连替代的老师也没有，柯罗米夫人就来顶班上课了，她是女老师里岁数最大的，有两个大孩子，教过不少女士读书写字，现在她们都陪着自己孩子到巴雷蒂这边上学。她今天忧心忡忡，因为有一个孩子生病了。

一看到她，学生们就开始乱哄哄的，而她用缓慢而平静的声音说：“请你们尊重我的白头发—我不仅是个老师，还是个母亲。”于是，没有人再吭声了，就连那个厚脸皮的富朗迪，也只是满足于悄悄地做点小动作。

被派到柯罗米夫人班上的是德尔卡蒂，我弟弟的老师，而接替德尔卡蒂的是那个被叫作“小修女”的，因为她总是穿一身深色的衣服，有一条黑色的围裙，一张又小又白的脸，头发总是光滑的，眼睛亮亮的，声音细细的，好像是在低声祈祷。

我母亲说，真是搞不明白：她那么温柔，那么胆小，总是那么一个声调的小声音，从来不大声喊，从来不生气，却能让那些不听话的孩子都安静下来，只要用手指点一下，淘气包们就都立刻低下头，在她的课上就好像是在教堂里，所以大家才叫她“小修女”。

不过还有一位，我也喜欢，她是一年级三班的女老师，那张粉红色的年轻的面孔，脸蛋上有两个漂亮的酒窝，小帽子上有一支红色的羽毛，脖子上挂着一个黄色的琉璃小十字架。

她总是快乐的，班上也就总是快乐的。她总是微笑着，用她那银铃般的声音喊着，好像是在唱歌，她用教鞭敲打讲台，用拍手让班上安静；孩子们出门时，她就像个小女孩，追在这个或者那个孩子后面，让他们排到队里；一会儿给这个拉拉帽檐，一会儿给那个系上大衣扣子，生怕孩子们着凉感冒；她要把学生一直送到马路尽头，生怕他们会打闹起来，还要叮嘱接孩子的家长不要在家里惩罚孩子；她给咳嗽的孩子带药吃；把自己的皮手筒借给怕冷的孩子；她不断地受那些最小的学生折磨，他们总是让她抚摸和亲吻，总是拉着她的围巾，而她则总是任凭他们拉拽，笑着吻他们每个人。她每天都是头发凌乱、口干舌燥地回家，既担心又高兴，总是带着那两个漂亮的酒窝和那支红羽毛。她还是教女生画画的老师，靠自己的工作养活母亲和弟弟。

伤者的家

12月18日，星期日

被加罗非的雪球打伤了一只眼的老职员，他的侄子是帽子上带着红羽毛的女老师班上的：我们今天在他叔叔家里看见了他，老人一直把他当亲儿子抚养。

我抄写完了下周要做的本月故事《佛罗伦萨的小抄写员》，那是老师布置我抄写的，父亲对我说：“咱们去五楼，看看那位先生的眼睛怎么样了。”

我们走进了一间几乎昏暗的房间，老人在床上坐着，背后垫了很多靠垫，他妻子在旁边的枕垫上坐着，一边是正在玩耍的小侄子。老人眼睛捂着绷带。看到我父亲，他很高兴，让我们坐下来，他说已经好多了，眼睛没有瞎，不仅如此，而且再过些天就会好了。

“真是不幸啊，”他补充说，“我为那个可怜的孩子被吓到而心疼。”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医生这时候就该来给他医治了。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是医生。”夫人说。门打开了，我看到了谁？加罗非，穿着他的长披风，站在门口，低着头，没有勇气进门来。“谁啊？”伤员问。

“是那个扔雪球的孩子。”我父亲说。

而老人说：“哦，可怜的孩子！过来吧，你是来打听伤员的情况，对吗？好多了，放心吧，我好多了，几乎快痊愈了。你到这儿来。”加罗非懵懵懂懂，也没看到我们，走近床边，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老人抚摸着他，他却说不出话来。

“谢谢，”老人说，“你去跟你父亲和母亲说，一切都好了，不要让他们担心。”

可是加罗非还是不动，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又不敢。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你想什么呢？”

“我……没事。”

“那好，再见，孩子，放心地去吧。”

加罗非走到门口，却又停下脚步，转向一直跟着他走的老人的小侄子，小侄子好奇地望着他。突然，他从披风下面拿出一件东西，放到小家伙手里，匆忙地对他说：“这是给你的。”然后就像闪电一样消失了。

小男孩把东西交给叔叔，只见上面写着：送给你这个，看看里面，会让你惊讶得叫起来。

就是那本著名的集邮册，里面是他收集的邮票，他一直谈论的邮票，寄予了很多希望的邮票，为此他付出了很多辛苦，那是他的宝贝。可怜的孩子，那是他一半的心血，用来换取对他的原谅！

本月故事·佛罗伦萨小抄写员

他是小学四年级学生，是一个可爱的十二岁的佛罗伦萨男孩，黑黑的头发，白白的脸蛋。他是家里的老大，父亲是铁路职员，家里子女多，薪水低，日子过得很紧巴。他父亲很爱他，而且非常善良，对他很宽容，几乎是要什么就给什么，但对他在学校的事情，却管得很严。这是因为对他寄托的期望很高，希望他从学校毕业后，能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帮助全家生活过得好些。而要他能尽快成才有用，就得让他短时间内非常辛苦。虽然小男孩自知努力，父亲还总是督促他学习。

父亲年纪大了，过多的操劳使他过早地显得更衰老。为了能养家糊口，除了白天在铁路上的繁重工作，他晚上还到处找来额外的抄写工作，每天夜里的大部分时间都要伏案抄写。

最近，他从一家发行报纸和教科书的出版社得到了一份工作，负责抄写贴在寄给订户的信封上的收件人姓名地址的条子，每写五百张条子就能得到三个里拉的报酬，字要写得很大而且很工整。这工作的确很辛苦，他经常在吃晚饭时跟家人说起：“我的视力越来越不行了。做这种夜工，早晚会把我的命搭上！”

一天，朱利奥对父亲说：“爸爸，让我抄吧。你知道，我的字和你写得一模一样啊！”

可是父亲回答说：“不行！孩子，你得学习，你的功课比我写信封条不知重要多少倍呵！哪怕是剥夺你一小时的学习时间，我心里都过意不去。我感谢你的好意，但我不要你替我抄写。以后再不要提这件事了。”

朱利奥知道父亲的脾气，对这种事情，和他争执也毫无意义，也就没有坚持。但是，他暗地里想办法。他知道，每天晚上一到十二点钟，父亲就不再抄写，走出工作的小房间，回卧室睡觉。他有时候听到：挂钟一敲十二下，就立刻能听到父亲从椅子上起来的动静，然后是缓慢的脚步声。一天晚上，朱利奥等父亲上床睡下以后，悄悄起来穿好衣服，蹑手蹑脚走到父亲书房里，关上房门，点亮油灯，坐到桌旁。桌面上放着一沓白条和杂志的订户地址名册，于是他就模仿着父亲的笔迹开始抄写。

他发自内心地愿意抄写，心里既高兴又有点害怕。他一笔一笔写出来的条子越堆越高，放下笔，搓搓手，然后又继续写下去，越写越快，同时还要竖着耳朵听，脸上微笑着。

一口气写了一百六十张，赚到一个里拉了！

于是，他把笔放回原处，熄了灯，踮着脚尖轻轻地回房睡觉。

那天中午，他的父亲心情很好地坐到桌旁，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现。他机械地抄写，只是计算时间，并不想什么其他的，第二天也根本不数究竟抄写了多少张条子，所以，并没有发觉朱利奥代抄的事。

在饭桌上，父亲很高兴地拍着朱利奥的肩膀说：“喂！朱利奥！你父亲还是干活的好手啊，你信吗！昨天晚上写了两个小时，竟然比平常多写了三分之一。我的手指还不太累，眼睛也还好使呢！”

朱利奥听了虽没有说什么，心里却很快活。他心想：“可怜的爸爸，除了挣钱，我还要让他得到这种满足，相信自己变得年轻了。好好写！加油吧！”

在这次成功的鼓舞下，第二天晚上，钟敲过十二点以后，朱利奥仍旧起来抄写。

这样过了几个夜晚，父亲还是毫无察觉，只是在一天晚餐的时候说：“真奇怪！近来灯油多用了不少！”朱利奥吃了一惊。幸好父亲再没有说什么。

那天夜里，工作还是继续进行。

但是，朱利奥每天熬夜，睡眠不足，休息不够，结果早上总是起床困难，晚上做功课总是眼皮打架。有一晚，竟然平生第一次伏在作业本上睡着了。

“喂！醒醒！起来！”父亲拍着手，“做作业啦！”朱利奥猛然惊醒，继续赶作业。

可是，第二天晚上，还有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还是照旧，而且每况愈下，居然趴在书上打盹，起床也比平时更晚，也总是疲惫不堪，好像不想学习似的。父亲开始注意他，然后开始担心，最后，终于忍不住动了气，他从来不曾这样对待过儿子。

一天早上，他说：“朱利奥！你总是支支吾吾的，根本不是原来的你了！这可不行啊！你要记住，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我很不满意你近来的表现，你懂吗？”

朱利奥有生以来没有受过父亲这样的责备，心里很难过。他暗地里说：“真的，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欺骗就到此为止吧！”

不过，那天晚饭时，父亲非常高兴地宣布：“你们知道吗？这个月我靠写条子比上个月多挣了三十二个里拉呢！”

他一面说着，一面从抽屉里拿出一托盘点心，说是买来庆祝这些额外收入的。弟妹们都拍手欢呼起来，津津有味地吃着久违的美食。朱利奥心里受到很大的鼓舞，心里说：“唉！可怜的爸爸！我还是不能不瞒着你，白天多用点功，晚上还是要继续干，为了你，也为了全家。”

父亲又接着说：“多挣了三十二个里拉，我很高兴，可是，那个人，”他指着朱利奥，“他可实在是让我感到遗憾啊。”

朱利奥默默地承受着责备，忍住快要流出来的眼泪，但他心里突然感到一种莫大的甜美。

此后，他还是继续努力工作着。

可是，疲劳在日积月累，他越来越难以支撑了。这样又过了两个月，父亲不断地抱怨着儿子，看他的眼神也越来越带有怒色。

有一天，父亲到学校去找班上老师问个究竟，老师说：“他功课还行，因为他还是聪明的。可是，他没有以前那么用功了，上课时总是打呵欠想睡觉，思想不集中，叫他作文，也是写得短短的就交卷，字也写得潦草了。哦，他本来是可以做得更好，好很多的。”

那天晚上，父亲把朱利奥叫到一边，用更严厉的态度对他说：“朱利奥！你知道我为了养活全家是在怎样拼命地干吧！可是，你却不让我满意。你心里没有我，也没有你的弟弟妹妹们，也没有你的妈妈！”

“啊！不！爸爸，请不要这样说。”朱利奥哭出声来说。他正想开口把两个多月来的事情和盘托出，而父亲却拦住他的话头，说：“你应该知道家里的条件，需要的时候，全家人都要做出牺牲。你看，我自己，我不是努力做着双份的工作吗？这个月本来指望铁路局能发一百里拉奖金，今天早上才知道，这笔奖金不发了。”

朱利奥听了，又把刚才要说出口的坦白之词咽下去，自己心里说：“不，爸爸，我还是什么都不说，我守着这个秘密，为的是能够帮助你工作！至于给你造成的痛苦，我会补偿你的！学校的功课，我的学习还可以升级的；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帮助你养活全家，必须全力减轻要你命的辛苦负担。”

就这样，又过了两个月，儿子继续夜间工作，白天疲惫不堪。儿子绝望地努力，父亲更痛苦地责备。

最糟糕的是，父亲对这个孩子的态度日渐冷淡。他认为这个儿子已不可救药，没有指望了。从此不再和他说话，甚至不愿意见到他。

朱利奥看到这些，心里十分痛苦，有时望着父亲转过身后的背影，悄悄地伸长脸，给父亲送去一个飞吻，心里充满怜悯的温情和忧伤。痛苦和辛劳折磨得他日渐消瘦，脸色苍白，学校功课也越来越赶不上了。

他自己也知道应该停止夜工了，迟早有一天要结束这一切，每天晚上都对自己说：“从今天夜里开始，我不再起来了。”可是，一到十二点的钟声敲响，到了该执行自己的决心时，他又动摇了，总觉得如果躺在床上不起来抄写，就是放弃了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就是偷了爸爸和家里的一个里拉。

于是，他还是起来，心想，父亲总会有一天夜里会发现自己，或者会数两遍条子，那样，一切也就自然而然地结束了，也就不用凭借自己的意愿停工，因为他觉得没有勇气这样做。

因此，还是这样继续着。

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父亲对他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母亲端详着朱利奥，发现他的脸色不好，比平时更加苍白，便关心地说：“朱利奥，你病了吧？脸色多不好啊！孩子，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呀？”

说着，又忧虑地看着丈夫，焦急地说：“朱利奥病了，你看他脸色多苍白啊！我的朱利奥，你怎么样啊！”

父亲瞟了朱利奥一眼说：“即使有病，也是他自作自受，是没了心才让他搞坏了身体！他以前是好学生和好孩子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

“但是，他真的病了！”母亲大声争辩说。

“我不管他了。”爸爸回答道。

这番话像刀子一样在刺痛这个可怜的孩子的心。啊！以前他偶尔一咳嗽就问长问短的父亲，现在竟然不在乎他了。

毫无疑问，在父亲心中，他已经死了。孩子饱受折磨的心中自言自语地说：“不要啊！现在真的完了！我的父亲，没有你的爱，我是活不下去的，我要你的完整的爱，我把一切都说出来，再也不瞒你了；我还像从前一样学习，只要能重新得到你的爱，我可怜的父亲！这次我可真下定决心了！”

可是，由于习惯的力量，他夜里还是按时起来了，心满意足而满怀温情地想在这静夜中，向自己秘密工作了几个月的小房间做几分钟的最后告别。他走进房间，点上油灯，看见小桌上的白条子，想到从此再也不在上面写那些已经熟悉到能背出来的人名、地址，又感到难舍难分，一时冲动，便又拿起笔，坐下来继续这习以为常的工作。但是在他伸手拿笔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一本书，书落到了地上，把他吓得心惊肉跳：如果父亲醒了怎么办？当然，这又不是做什么坏事，况且自己早就决定要把一切都告诉父亲了；但是，如果在这黑夜中这个万籁俱寂的时候传出他的脚步声，也会把母亲惊醒，她一定会被吓着。想到父亲发现这一切后，将会第一次当着他的面，该感到怎样的懊悔和惭愧啊！

他这样想着，几乎吓到了自己。他侧竖起耳朵，屏住呼吸，背靠在门上听了听。没有任何响动，家人都在睡觉，父亲没有发觉。他这才心里镇定下来，又继续抄写。小条子一张接一张地堆积起来。楼下不时传来警察在没有人迹的路上有节奏的皮靴声，还有突然熄火的汽车声，又过了一会儿，还有一串货车缓慢通过的喧闹声。之后，一切又归于寂静，只是有时远处传来几声犬吠打破沉寂。他还是写啊，写啊；此刻，父亲其实早就站在他背后了。刚才，父亲被书掉在地上的声音惊醒了，已起来好一阵，只是那汽车、货车通过的声音，掩盖了父亲的脚步声和开门声。这时，父亲白发苍苍的头俯在朱利奥的黑头发上面，看那钢笔尖在纸条上飞速地移动。几个月来发生的种种事情，他完全猜透了，完全想起来了，完全弄明白了，一种绝望的懊悔，一种无限的怜悯之情占据了他的心，使他被钉在儿子背后，一动不动，几乎窒息。

朱利奥忽然觉得有一双颤抖着的手臂抱住他的头，不禁“呀！”的一声惊叫起来。他听到父亲哭泣的声音，转过身来抱着父亲说：“爸爸！原谅我！原谅我！”

父亲含泪抽泣着吻着他的额头说：“孩子！你原谅我吧！我都明白了，是我该向你道歉！来吧！我的小天使！跟我来！”说着，扶着儿子，或者说是抱着儿子走到他母亲床前。

“你吻吻我们的小天使吧！可怜的孩子，三个月来，他竟暗地里不睡觉替我干活，为全家挣面包，而我却一味责骂伤了他的心！”

母亲起来把朱利奥紧紧抱在怀里，一时说不出话来，然后说：“宝贝！快去睡吧！快去睡吧！你去休息！”又向父亲说：“你送他去睡吧！”

父亲抱起儿子，把他送到卧室里，放到床上，一边喘着气，一边抚摸着他，替他放好枕头，盖上被子。

朱利奥说：“爸爸，谢谢你！你也睡吧，我已经很满足了。”

可是，父亲还是想看着他入睡，就坐在床边，拉着儿子的手，对他说：“睡吧！睡吧！我的孩子！”

因为疲劳过度，朱利奥很快就睡着了；几个月来终于好好地睡了一觉，竟做了许多快乐的梦。当他睁开眼睛时，阳光照满了全家，他发现满头白发的父亲就靠在床边。原来，父亲就是这样把头贴近儿子的胸前，在床边睡了一夜。

意志

12月28日，星期三

我们班上的斯塔尔蒂，他有力量做佛罗伦萨小男孩所做的事。

今天上午学校里发生了两件事：加罗非高兴得快发疯了，因为他们把集邮簿还给了他，而且还加了三张危地马拉共和国的邮票，那是他找了三个月的邮票啊；而斯塔尔蒂则得到了第二枚奖章。

斯塔尔蒂是班上的第二名，仅次于德罗西！大家都感到惊讶。十月份，当他父亲带他来学校时，他裹着绿色的厚大衣，他父亲当着全班的面说：“对他要非常耐心，因为他头脑愚钝！”

所有人从一开始就认为他是个木头脑袋。可是他说：“要么被压碎，要么我成功。”于是他拼命学习，夜以继日，在家里学，在学校学，在路上学，咬紧牙，攥紧拳，像牛一样耐心，像头骡一样固执，就这样，他埋头苦干，不在乎别人的讽刺挖苦，不理会别人的干扰，这个大脑袋终于超越了所有人。他起初对于算术是一窍不通，作文是错误满篇，连个复合句都想不出来，现在能解决问题，书写正确，上课像个艺术家一样。

看着他那副模样，那么矮胖，方头方脑，短粗的手，粗糙的声音，哪儿来的那钢铁般的意志！

他甚至学习报纸上的段落，还有剧院的通知书，每次有几个钱，就去买一本书：他已经攒成了一个小小图书馆，有一次心情好的时候，顺嘴说出要带我去他家看那些书。他不跟任何人说话，不跟任何人玩耍，总是在自己座位上，两手顶着太阳穴，就像一块石头动也不动，听老师讲课。可怜的斯塔尔蒂，他该多么辛苦啊！今天上午，虽然老师不太耐心，也心情不佳，但在给他奖章时说：“好样的，斯塔尔蒂，谁坚持就能胜利。”可是他似乎并没有为此而自豪，也没有笑容，领了奖章后一回到座位上，就又两只手顶着太阳穴，比之前更加一动不动，更加专心致志。不过，最美好的还是在门口，他父亲在那里等着他。

“一个奖章！”他跟儿子一样粗声粗气，大脸庞加上大声音。

他父亲没料到他会得到那枚奖章，都不敢相信，还要等老师确认属实，才开心地笑了，在儿子后脖颈上摸了一把，大声说：“好样的，好，我亲爱的小傻瓜，走吧！”他微笑着，惊喜地看着儿子，周围所有的孩子都笑了，只有斯塔尔蒂例外。他已经在大脑袋里盘算着明天上午的功课了。

感恩

12月31日，星期六

你的同学斯塔尔蒂从来不抱怨他的老师，我敢肯定。“老师心情不好，不耐心。”你这么说是带着不满的。你想想你多少次做了不耐心的行动，是对谁做的？

是对你的父亲和母亲，你对我们的不耐心是一种罪过。

老师有时候不耐心是有道理的！你想想，他为孩子们辛苦了多少年。他那么有情有义、和蔼可亲，还有人不领情，辜负他的善良，不承认他的辛苦，甚至，你们给他的苦楚要多于满足。

你想想，就是把世界上最好的圣人放到他的位置上，有时也会被气昏了头。

再说，如果你知道，有时候老师是带病上课的，只是因为还没有病到必须请假，他不耐心是因为他难受，看到你们这些人看不出他的难受或者辜负他的善意，当然就会非常痛苦。

尊重、爱戴你的老师吧，我的孩子！

爱戴他是因为你父亲爱戴、尊重他；爱戴他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很多将要忘记他的孩子们；爱戴他是因为他打开并照亮你的智慧，教育你的灵魂；爱戴他是因为有一天，你长大成人了，我和他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的形象会经常跟我的一起出现在你头脑中，那时候，你看你这个正人君子的脸上也有痛苦和疲惫的表情，而这些你现在却不在乎，到那时候，你回想起来，就会难受，就算是过去三十年，你也会害臊，会因没有好好爱他、对他不好而感到伤心。

爱戴你的老师吧，因为他属于五万小学教师的大家庭，他们分布在意大利各地，就像是跟你一起成长的数百万孩子的智慧之父，是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报酬的劳动者，是为我们国家准备更好的人民的人！

如果你对所有那些为你好的人，其中包括你的老师，仅次于你父母的人没有情感，那我就不会高兴你对我的情感。

爱戴你的老师吧，就像爱我的弟弟，当他快乐和蔼的时候爱戴他，看到他伤心的时候更爱戴他！

永远爱戴他，当你说到“老师”这个名字的时候，永远要心存敬意，那是除了“父亲”之外能够给一个人的最高贵、最温柔的名字！

你的父亲

代课老师

1月4日，星期三

我父亲说得有道理，老师心情不好，因为他不舒服。实际上，已经三天了，那个小个子没胡子的代课老师顶班上课，他就像个小男孩。今天上午又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第一天和第二天学校里都乱哄哄的，因为代课老师特别耐心，只是说：“安静，安静，请你们安静。”

可是，今天上午实在过分了。

教室里嗡嗡响，老师的话都听不见了，老师发出警告、请求，都是白费气力。

校长两次到教室门口，来看我们班。

但是他一走开，低语声又抬高了，就像是市场一样乱哄哄的。

加罗内和德罗西都转向同学们，示意大家要听话，这样闹是一种羞耻。但没有人理睬他们。

只有斯塔尔蒂还镇静，胳膊肘架在课桌上，两只手顶着太阳穴，也许是在想他那个著名的小小图书馆；那个长着鹰钩鼻子还收集邮票的加罗非在忙着开单子，列出愿意用两个币买能装口袋里的袖珍墨水瓶的认购者名单。

其他人在喋喋不休、谈笑风生，用钢笔尖敲打课桌，用箍袜口的橡皮筋发射纸镖。

代课老师一会儿抓住一个孩子的胳膊，一会儿抓住另一个孩子，让他们靠墙站着：都是浪费时间啊。

他真不知道能求助哪位圣人了，请求着：“你们为什么这样子？你们想让我不得不责备你们？”

然后，他用拳头敲打着讲台，用生气的声音叫喊并哭着说：“安静！安静！安静！”他这样子，真让人难受啊。可是噪音越来越大。富朗迪朝他发了一个纸镖，有人学猫叫，还有人互相拍脑袋，总之乱七八糟得无法形容。这时，勤杂工突然进来说：“老师先生，校长叫您。”

老师站起来，匆匆而去，做了一个失望的动作。

这时喧闹声再次增强。

突然，加罗内站了起来，脸色失常，攥着拳头，用气得哽咽的声音说：“你们停下来吧，你们是畜生！你们辜负他，就因为他善良。如果他用脚踩你们的骨头，你们就会像狗一样老老实实了。你们是一群胆小鬼。谁再敢第一个跟他嬉皮笑脸，我就在门口等着，打掉他的门牙，我发誓，而且当着他父亲打他！”大家都安静了。

啊！看到加罗内那冒火的眼睛，多美好啊！就像一只发怒的小狮子！

他一个一个地看着那些最胆大妄为的，所有人都低下了头。

代课老师红着眼睛回到班上，连喘气的声音都听得见了，他非常吃惊。

不过，他看到加罗内还激动不已的样子，就明白了，用非常温情的口气，好像是对弟弟一样地说：“谢谢你，加罗内。”

斯塔尔蒂的小小图书馆

我去斯塔尔蒂家了，他家就在学校对面，看到他的小小图书馆，我感到羡慕嫉妒。

他不富裕，不能买很多书，不过他特别精心地保存了学校的书、父母亲友赠送的书，而家人给他的所有钱，他都放到一边，用来买书。他父亲发现了他这一爱好，就给他买了一个带绿色小布帘的漂亮的核桃木书柜，还把所有书都装订成他喜欢的颜色。

现在，他拉了一下那根小绳子，绿色的布帘就打开了，露出来三排五颜六色的书，都排列整齐，亮亮的，书脊上印着烫金字。那些书中有小说、游记、诗歌，还有画册。他善于组合色彩，把白色的书挨着红色的，黄色的挨着黑色的，蓝色的挨着白色的，总之，远远地就能看得出来，组成很好看的形象。他以变换组合为乐，还制作了自己的图书目录，就像一个图书管理员。

他总是围着自己的书转，给书掸去灰尘，翻阅，研究装订，真得看他是如何认真地用他那短粗的手指翻书，轻轻吹着书页，书还都显得很新。而我的书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对于他来说，每次买回一本新书都是一次节日，他要轻轻地擦拭，放到书架上，再取下来逐字逐句地看，当作宝贝一样爱不释手。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只是在看书。

由于总是读书，他眼睛不舒服，过了一阵子，他父亲就到他的房间里，那个模样跟他一样，也是短粗的，长着大脑袋的人，在他后脖颈上抚摸两三下，同时粗声粗气地对我说：“他这个‘大铜头’，你说咋样啊？这个大头真能做成点什么，我向你保证！”

斯塔尔蒂在父亲抚摸时微闭双目，就像一条大猎犬。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敢跟他开玩笑，我不觉得他只比我大一岁。

在家门口，当他对我说“再见”的时候，我看着他那几乎总是板着的脸，差点说出：“再见了，您哪！”就像是对一个大人那样回答。

然后，在家里，我对父亲说：“我不明白，斯塔尔蒂不是天才，也不漂亮，几乎是一副可笑的样子，却能让我感到敬畏。”

父亲回答说：“因为他有特点。”

我又补充说：“在我跟他一起的一个小时里，他总共还没有说五十个词，没有让我看过一个玩具，没有对我笑过一次，可我在那里却待得很高兴。”

父亲回答说：“因为你尊重他。”

铁匠的儿子

是的，但是我也尊重普莱克西，而且说我尊重他还不够分量。普莱克西，铁匠的儿子，那个小个子的脸色苍白的人，一双眼睛善良而忧郁，一副被惊吓的样子，那么胆小，以致对所有人都说：对不起。他总是病病殃殃的，不过学习很努力。

他父亲喝完酒醉醺醺地回家，无缘无故地打他，把他的书扔到空中，本子丢到地上。他来上学时脸上带着青肿，有时候整个脸都是肿的，双眼哭得通红。

可是，他从来都不说是他父亲打了他。

“是你父亲打了你！”同学们都对他说。

“不是的！不是的！”为的是不让父亲丢脸。

“这页纸不是你烧的。”老师指着被烧掉一半的作业对他说。

“是，”他声音颤抖地回答，“是我把它掉到火上了。”虽然大家都很明白，是他父亲喝醉了，一脚踹翻了桌子，而他当时在做作业。

他住在我们家楼上的一个亭子间，在另一个楼梯顶上，看门的女人把一切都讲给了我母亲；我妹妹希尔维娅听见他有一天在露台上喊着，他父亲把他踹得顺着楼梯滚下去，因为他要一点钱买语法书。

他父亲酗酒，家人挨饿。

好多次，可怜的普莱克西饿着肚子来上学，偷偷地啃加罗内给他的面包，或者是那个头上戴着红羽毛的一年级女老师给的苹果。

但是，他从来不说：“我饿，我父亲不给我吃的。”

他父亲有时候路过，也来学校接他，脸色苍白，两条腿站不稳，面色凶狠，头发遮住眼睛，帽子斜戴着。一见到他，可怜的小男孩还在路上就浑身颤抖，但却微笑着迎面跑过去，而他父亲就好像没有看到他一样，心里想着其他事。

可怜的普莱克西！

他要把撕坏的本子再粘好，去借书上课，用别针把撕坏的衬衫给拼接上，看着他做操时穿着那双大得不合脚的鞋，那条拖到地上的裤子，过长的上衣袖子都卷到胳膊肘，实在让人难过。他学习，他努力，如果能在家里静心读书的话，他也会是班里数一数二的。

今天上午，他来上学时，一侧的脸上有抓痕，大家都说他：

“是你父亲，这次你不能否认；是你父亲干的吧！”

“告诉校长去，让人叫他去警察局。”

可是，他满脸通红地站起来，用气得发抖的声音说：“不是的，不是的！我父亲从来不打我！”

不过，后来上课的时候，他的眼泪掉到了课桌上，当有人看他时，他努力微笑着，掩饰泪水。可怜的普莱克西！

明天德罗西、柯莱蒂和内利要到我家来，我也想告诉他，让他也来。

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吃点心，送给他几本书，在我家里折腾一番，好让他开心，给他口袋里塞满水果，好看到他至少能高兴一次，可怜的普莱克西，他那么善良，又那么勇敢！

一次美好的来访

1月12日，星期四

对于我来说，这是今年最美好的星期四。一点整，德罗西、柯莱蒂和那个小驼背内利来我家了；普莱克西的父亲不让他来。

德罗西和柯莱蒂还笑着提到，他们在路上碰到了柯罗西，那个卖菜的女人的孩子，他一只胳膊残疾，一头红发，带了一棵特别大的白菜在卖，要用卖菜得到的钱买笔。他非常高兴，因为日复一日等待的父亲从美国来信了。

哦，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两个小时！

德罗西和柯莱蒂是班上最快乐的两个人，我父亲喜欢他们。柯莱蒂穿着巧克力色的毛衣，戴着那顶猫皮帽子。他是个小魔头，总是想干点事，喜欢忙乎。他一大早已经肩膀上扛了半车的木柴，还在家里东奔西跑，观察着一切，还总是说着话，快活而又敏捷，活像只小松鼠，路过厨房还要问厨娘，买十公斤木柴花多少钱，而他父亲可以只卖四十五个币。他总是谈论自己的父亲，说他在四十九团当兵时参加了库斯托扎战役，就在翁贝托亲王的方阵里，说亲王特别有风度。

出生并成长在木柴堆里并不重要：正如我父亲说的，他的血液和心里都是善良。

德罗西也让我们特别开心，因为他熟悉地理的程度就像老师一样，闭上眼睛说：“喏，我看到了整个意大利，亚平宁山脉一直延伸到爱奥尼亚海，这边和那边都有江河奔流，白色的城市，蓝色的海湾，绿色的岛屿。”他能一口气快速地按照顺序正确地说出所有地名，就好像在看地图一样。看着他仰着头，闭着眼，金色的卷发，有镀金扣子的蓝色衣服，笔挺、漂亮得像一尊雕像，所有人都欣赏他。在一个小时内，他背下来几乎三页后天要朗诵的文章，那是为了维托里奥国王葬礼纪念日。内利也惊奇而深情地看着他，揉搓着黑色罩衫的下摆，睁着那双浅色的忧郁的眼睛微笑着。

他们的这次来访让我非常高兴，给我留下了什么东西，就像一些火种，留在我的脑海里，留在我的心里。他们走的时候，看到可怜的内利夹在两个高个子健壮的同学中间，我也很高兴，他们挽着手送他回家，从来没有一路笑得那么开心过。

回到餐厅里，我发现那张画着驼背弄臣里戈莱托的画不见了。是我父亲摘掉了它，好不让内利看到它。

国王的葬礼

1月17日，星期二

今天两点钟，刚进学校，老师就叫德罗西站到讲台旁边，面对大家，德罗西开始用自己那种强有力的声音朗诵，而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激动：

“四年前的今天，就在现在这个时刻，载着意大利第一位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遗体的灵车来到罗马万神庙，他治理国家二十九年后去世，在那些年里，我们伟大的祖国意大利从分为七个国家、受到外国人和暴君的统治压迫，到统一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他治理国家二十九年，以价值、忠诚、面对危险的勇气、夺取胜利的智慧、战胜灾难的恒心而赢得了尊重和声望。

“灵车载着花圈，在一片花雨中，在一片寂静中走过罗马大街，人们悲痛万分，纷纷从意大利各地赶来，最前面是将军和部长、亲王的方队，接着是残疾人的方队，一个举旗的方队，三百个城市代表的方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力量和荣誉的人们，来到国王墓地所在的奥古斯都神庙面前。这时候，十二名仪仗兵将棺木从灵车上抬下来。这时候，意大利给了她去世的老国王最后的告别，给了大家无比爱戴的老国王、她的勇士、她的父亲、她历史上最幸运、最吉祥的二十九年最后的告别。

“这是一个伟大、庄严的时刻。所有人的目光和心灵都跟着灵柩，走过排成一字的意大利军队八十个团的八十名军官举着的八十面军旗，因为意大利就在那儿，那八十面标志性的旗帜象征着成千上万的烈士、流淌成河的鲜血、我们最神圣的荣誉、我们最神圣的牺牲、我们最难过的痛苦。

“灵柩由仪仗兵抬着走过，所有人都弯腰鞠躬，表示告别，新的团旗，旧的破碎的旗帜有戈伊托、帕斯特伦哥、圣卢西亚、诺瓦拉、克里美亚、帕莱斯特罗、圣马蒂诺、卡斯泰尔菲达尔多，八十个黑幔落下，一百枚奖章落到棺木上，嘈杂的声音混合着人们的热血，就像是数千人同时在大声说：‘再见，善良的国王，勇敢的国王，真诚的国王！只要太阳照耀着意大利上空，你将永远活在你的人民心中！’

“之后，旗帜再次高高举起，维托里奥国王进入了流芳万古的墓地。”

富朗迪被轰出学校

1月21日，星期六

在德罗西说国王葬礼的时候，唯一一个能笑出来的人就是富朗迪。

我讨厌这个人，他心怀恶意。当有哪个父亲来学校对儿子态度不好时，他很享受；当有谁哭泣的时候，他笑着。

在加罗内面前他会颤抖，却会打小瓦匠，因为后者个子小；他折磨柯罗西，因为他有一只胳膊残疾；他取笑大家都尊重的普莱克西；他甚至笑话二年级那个英勇救人后拄着拐走路的罗贝提。他挑衅所有比他弱小的人，一打起架来就很狂暴，往往伤人。

他那低低的额头，浑浊的眼睛，总有什么让人看了就起鸡皮疙瘩，而他的眼睛总是被压低的油布鸭舌帽檐遮住。

他什么都不怕，当着老师面嘲笑人；有机会就偷东西，然后还厚颜无耻地不承认；他总是跟什么人争吵；带着大头针上学，为的是刺痛邻座的同学；他从别人衣服上扯下扣子，然后当玩具玩；他的书包、练习本和书都揉搓得不像样子，脏兮兮的；尺子边缘都凹凸不平，钢笔啃坏了，指甲也啃坏了，衣服油迹斑斑，还在打架中撕扯得破烂不堪。

他们说他母亲因他而焦虑不安，乃至生病；他父亲三次把他赶出家门；他母亲每每来学校打听情况，总是哭着回家。

他恨学校，恨同学，恨老师。

老师有时候假装看不见他的流氓行为，他就更得寸进尺。老师试着好意待他，他却捉弄老师。老师对他说一些吓唬的话，他用双手捂着脸，好像在哭，实际在笑。他被学校停课三天，回来后比从前更奸诈、更蛮横。一天，德罗西对他说：“你打住吧，没看到老师为你多难受吗！”而他却威胁着要给德罗西肚子上钉一颗钉子。

可是，今天早上，他终于像一条狗一样被赶走了。老师把一篇《撒丁鼓手》作为一月份的故事给加罗内抄写的时候，他把一个爆竹扔到地上，炸得学校里像开枪了一样。全班都震撼了。

老师站起来，喝道：“富朗迪，出去，到学校外面去！”

他回答说：“不是我！”还笑着。

老师重复说：“出去！”

“我不动！”他回答。

于是，老师怒不可遏，扑过去，抓住他的胳膊，从课桌边拉了起来。他挣扎着，咬牙切齿地，被老师费尽力气拽出门外。

老师几乎是把他拉到校长办公室的，然后一个人回到班上，坐到讲台边，两手抓着头发，一副疲惫痛苦的表情，让人看了都难受。

“我在学校三十年了！”他伤心地摇着头说。没有人喘气。他的手气得颤抖着，前额上的皱纹那么深，好像是伤口一样。可怜的老师！

德罗西站起来说：“老师先生，不要难过，我们爱你。”

于是他心情平复了一些，说：“我们继续上课，孩子们！”

本月故事·撒丁鼓手

在库斯托扎战役的第一天，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我们军队步兵的一个团的六十多个士兵，被派去占领了一个山头上孤立的房子。

突然，他们受到来自两个连的奥地利兵的攻击，子弹从各个方向倾泻而来，士兵们刚刚有一点时间躲进房子，顾不上外面田野里留下的几个死伤者，赶紧把大门关好。

闩好大门后，我们的人赶紧跑到一楼和二楼的窗户，用密集火力打击进攻者，而敌人则一点一点地以半圆形队伍给予有力还击。

这六十多个意大利士兵由两个下级军官和一个上尉指挥，上尉是一个高个子老头，冷淡，严峻，头发和胡子都是白的，跟着几个军官的是一个撒丁鼓手，也就刚过十四岁，样子显得只有十二岁，小个子，一张棕色皮肤橄榄形的脸，两只深邃的黑眼睛，闪着光亮。

上尉在一楼的一个房间里指挥防御，发出指令就像是开手枪一样，在他钢铁般的脸上看不出一点激动的迹象。鼓手脸色有点苍白，但是两腿站得很稳，爬到一个茶几上，伸长脖子扶着墙，好从窗口朝外瞭望；透过烟雾，看到田野里都是奥地利兵的白色军服，在缓慢地向前推进。

房子坐落在一个陡坡之上，朝着陡坡的方向只有一扇开得很高的窗户，在屋顶下面的位置，因此奥地利人从那个方向威胁不到我方，而陡坡前是空地：火力都集中在房子的正面和两侧了。

不过，那是地狱之火，枪弹如冰雹一般倾泻着，在房子外面打碎瓦片，在房子里面震坏天花板、家具、护窗板、门板，炸得木头碎片、墙皮和餐具、玻璃碎片到处乱飞，弹跳起来，撞击到各种物件上发出震得让人头疼的声音。

有士兵时不时地从窗口重重跌落到地上，被后面预备队的士兵拖下去。有的伤员从一个房间摇摇晃晃地走到另一个房间，双手捂着伤口。厨房里已经有一个牺牲了，前额都被打开了。

敌人的半圆形包围圈在逐渐缩小。

突然之间，目前为止一直都不动声色的上尉做了一个不安的动作，大步走出房间，后面跟着一个下士。

三分钟后，下士跑步回来，呼叫鼓手，给他做了一个“跟我来”的手势。小伙子跑步跟着他上了一个木头楼梯，进入了空无一物的阁楼，看到上尉就在那里，用铅笔在一张靠在窗户玻璃上的纸上写着什么，他脚下的地板上有一根水井的井绳。

上尉把纸折叠起来，那双冷酷的灰色眸子盯着鼓手的眼睛，当着所有颤抖着的士兵说：“鼓手！”

鼓手右手举到了太阳穴旁边。

上尉说：“你有胆量吗？”

小伙子的眼睛闪亮着。“有，上尉先生。”他回答道。

“你往下面看，”上尉说着，用手推开了那层的小窗户，“在平地上的维拉弗朗卡别墅的房子附近，有刺刀闪亮着，那边有我们的人，他们驻守在那儿。你拿上这张条子，抓住绳子，从窗口溜下去，下了陡坡，穿过田野，到我们的人那边，把条子交给你看到的第一个军官。摘掉皮带和背包吧。”

鼓手摘掉了皮带和背包，把纸条放到胸前的口袋里；下士把绳子丢到窗外，两只手抓着绳子的一头；上尉帮助小伙子爬上窗台，后背转向野外。

“小心，”上尉说，“我们这支特遣队的脱险全都靠你的勇敢和你的双腿了！”

“是，请相信我，上尉先生！”鼓手回答着，身体已经悬在空中了。

“下去时弯着腰！”上尉还在说，跟下士一起拽着绳子。

“您不用怀疑。”

“上帝会帮助你。”

不一会儿，鼓手下到了地面；下士把绳子拉了回来，而他已经走了。上尉急躁地在窗口望着，看着小伙子飞身下了陡坡。看到小伙子身前身后飞起的五六个小小的尘埃之云，真希望他能不被发现地平安脱身，可惜奥地利人发现了他，从坡上向下朝他开枪：那些子弹打到地上，又掀起了很多小云朵。

可是，鼓手仍然在飞快地跑着。

突然，他重重地跌倒了。

“他被打死了！”上尉吼着，手攥成了拳头。

不过，他还没说完话，就看到鼓手又起来了。“啊，只是跌倒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喘了口气。

实际上，鼓手又全力奔跑，但腿瘸了。

“崴脚了。”上尉心想。

小伙子身边还在扬起小小的尘埃，但越来越远了。

他脱险了。

上尉发出了胜利的感叹。

不过，接下来，随着他的目光，又焦急起来了，因为这是按分钟计时的事情：如果不尽快把求援的条子送到，自己的士兵都将被击毙倒下，或者是被俘虏。小伙子快速跑了一段，然后瘸着腿减慢了速度，之后又跑了起来，但越来越吃力，不时绊倒、停下。

“也许有子弹打中了他。”上尉心想，激动地注意着他的每个动作，鼓励着他，跟他说着话，好像他能听到自己说话似的；用双眼不停地目测着小伙子与阳光下平原上金色麦田中那些闪光的刺刀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还听到楼下子弹飞过的呼啸声，军官和下士们又急又气的叫喊，一些伤员的尖叫呻吟声，家具和墙皮破裂的倒塌声。

“加油！”他用目光跟踪着远处的鼓手，“前进！跑啊！停下啦？糟了！啊，又跑了！”

一个军官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告诉他，敌人一边不停火，一边打起一面白旗，命令这边投降。

“不要回答！”他吼着，眼睛还没离开小伙子，他已经到了平原，但是不再跑，而是吃力地拖着腿走。

“走啊！跑啊！”上尉咬紧牙关，握紧拳头，“该杀的，动弹啊，小罪犯，走啊！”然后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啊！丢人的懒汉，居然坐下了！”

实际上，直到那时，他一直能看到麦田里露出的小伙子的头，而这时却看不到了，好像是摔倒了。可是，过了一会儿，他的头又露出来了，最后消失在篱笆墙后面，上尉再也看不到了。

于是，他匆匆跑下楼，子弹呼啸横飞，房间里挤满了伤员，有些伤员像酩酊大醉似的扭曲着，抓住家具或者墙壁；墙上和地上都是血迹；有些尸体横在门口；副官的右胳膊被子弹打断；烟尘围绕着所有的物体。

“加油！”上尉喊道，“坚守岗位，援兵就要到了！再坚持一会儿！”

奥地利人还在接近，已经能在硝烟中看到他们惊恐的脸庞，在枪声中听到他们野蛮的叫声，他们在辱骂，在劝降，在以屠杀相威胁。

有的士兵害怕了，从窗口撤了下来，下士又把他们赶了回去，但是反击的火力减弱了，每张脸上都显出了灰心丧气，再无法坚持抵抗了。

某个时刻，奥地利人的攻击减缓了，一个雷鸣般的声音先用德语、后用意大利语吼道：“投降吧！”

“不！”上尉从一个窗口大叫着。

于是，枪弹又更加密集、更加愤怒地互相喷射起来，又有人倒下。

已经不止一个窗口没有人反击了，最后的时刻愈加迫近了。

上尉咬着牙大声说着没头没脑的话：“他们不来了！他们不来了！”愤怒地东奔西跑，用激动得颤抖的手抽出军刀，抱着死战的决心。

这时下士从阁楼上跑了下来，发出了非常尖厉的叫声：“来啦！来啦！”

上尉也高兴地重复着这话。听到这喊声，所有人，无论是还毫发无损的，还是挂彩受伤的，下士们，军官们，都从窗口反击起来，抵抗再度变得凶猛了。

过了一会儿，开始看得出敌人在犹豫，出现了混乱。上尉立刻在一楼召集了一小队人，刺刀上枪，准备向外面发起一次冲击。

然后，他再次跑到楼上。

刚一上去，就听到马蹄飞奔的声音，伴随着洪亮的“乌拉”喊声，从窗口看到在硝烟中头戴两头带尖的帽子的意大利宪兵在靠近，他们身子伏在马背上，像空中霹雳一样，战刀挥舞着落到敌人的头、肩膀和后背上；与此同时，屋子里的士兵小队端着刺刀冲出门，敌方招架不住，乱了阵脚，开始转身逃跑。地面腾空了，房子解放了，不久，意大利步兵营和两门大炮占据了陡坡。

上尉带着剩下的士兵回到了自己的团里，还在战斗，只是左手在最后冲锋时被一颗流弹轻微擦伤。

这一天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

但是，第二天，又要开始战斗了，意大利人受到挤压，虽然在顽强抵抗，但奥地利人占有压倒性多数，二十六日早上只能难过地开始了撤退之路，前往明乔河。

上尉虽然受了伤，还是和战士一起步行，大家疲惫不堪，悄然无声，在落日时分抵达了明乔河的戈伊托。上尉立刻找自己的副官，他因右臂被打碎而被我军的医护队收容，应该是先期抵达这里了。

有人指给他一座教堂，那就是临时设置的战地医院。上尉过去了。教堂里面都是伤员，躺在排成两行的病床和直接铺在地面的床垫上；两个医生和一些护士跑前跑后，非常忙碌；还能听到一些痛苦的叫声和呻吟。

刚一进去，上尉就站住了，用目光搜索着自己的军官。

那时，他听到非常近的地方有一个细弱嘶哑的声音：“上尉先生！”

他转过身去，原来是鼓手！

他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身上用一块从窗户上扯下的红白格相间的窗帘一直盖到胸口，胳膊露在外面，脸上苍白消瘦，但眼睛还是闪烁发光，就像两颗黑宝石。

“是你啊！”上尉惊讶地道，但口气生硬，“好样的，你尽了自己的义务。”

“我尽了自己所能。”鼓手回答说。

“你受伤了。”上尉说着，目光继续搜索着附近的床位，还想找到副官。

“这算啥！”小伙子说，是第一次受伤的骄傲感让他有勇气跟这位上尉说话，否则他根本就不敢在他面前开口的，“我哈着腰跑了一大段，可是他们看到了我，要是没有打中我，就会早到二十分钟了。

“幸亏我立刻就找到了上尉斯塔托·马焦莱，把纸条给了他。不过被打伤之后的下坡路好难啊！我口渴极了，害怕到不了地方，想到自己每分钟的延误那边都有一个人会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就气得直哭。好了，我做到了我能做的事情。我很高兴。可是，您看，上尉先生，您还在失血呢。”实际上，从上尉潦草包扎的手掌上，还有几滴血流到手指上。

“您让我给您把绷带再扎紧一些吧，上尉先生？手伸过来一下。”上尉伸出左手，同时，为了帮助小伙子解开绷带结并能重新扎好它，也伸出了右手。可是小伙子刚从枕头上抬起身来，脸色就变白，不得不又把头靠在枕头上。

“算了，算了，”上尉看着他，抽回了想要对方再扎好的左手，“照顾好你自己的事吧，别想其他人了，都是小事，可以忽略不计，还有更严重的事呢。”

鼓手摇摇头。

“可是你，”上尉仔细看着他，“应该是失血很多，都虚弱到这个程度了。”

“我失血很多吗？”小伙子答道，微笑着，“岂止是失血！您看！”

他一下子掀开了盖在身上的被单。

上尉惊讶地后退了一步。

孩子只有一条腿了：左腿被锯掉了，只留到膝盖上面。残腿的截面包着浸透鲜血的纱布。

那时有个矮胖的军医经过，只穿着衬衫。

“啊，上尉先生，”他快速地指着鼓手说，“真是一个不幸的事件，如果他不是那么发疯似的拼命跑路，这伤本来不算什么，可是该死的发炎了，只好就地截肢了。哦，好小伙子，我敢以我的名誉向您保证，在我做手术的时候，他没流一滴泪，没叫一声疼！我很骄傲，因为他是一个意大利人！真是好样的，上帝啊！”

医生说完就匆匆离开了，上尉白色的眉毛紧皱，盯着鼓手，重新把被单给他盖好，然后，缓缓地，自己都几乎没有察觉，始终盯着小伙子，右手举到头上，敬了个军礼，摘掉帽子。

“上尉先生！”小伙子惊讶地叫出声来，“你这是干吗？上尉先生，是为我吗？”

这时，这个从来没有用温和的口气对待过下属的老军人，用无以言表的深情和温柔说：“我只是一个上尉，而你是一个英雄！”然后张开双臂拥抱着鼓手，三次吻了他的心口。

对祖国的爱

1月24日，星期二

因为鼓手的故事震撼了你的心灵，你今天早上应该容易起床，做好你的考试作文：为什么热爱意大利？

我为什么热爱意大利？

你没有立刻想到一百个答案吗？

我热爱意大利，因为我母亲是意大利人，我血管里流淌的是意大利的血液；因为意大利的土地里埋着我母亲为之哭泣、我父亲对其敬仰的人；因为我诞生的城市，我所说的语言，我受教育的书籍；因为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同学，我生活在其中的伟大人民；因为我周围美丽的自然，一切我看到的，我热爱的，我学习的，我欣赏的，都是意大利的。

啊，你还无法完整地感受这种情感。

当你长大成人，当你长途旅行归来，当你长期不在，早上在船上的围栏边，看到地平线上的蓝色高山，那就是你的国家时：你就会感受到一股温暖的激流荡漾，眼中满含泪水，发出一声出自内心的呼喊。

在一些遥远的大城市，在内心的冲动把你推向陌生的人群之中，遇到一个不相识的工人，听到他在讲你所说的意大利语时，你就能理解了。

当你受到傲慢而痛苦的轻蔑，热血冲上额头，当你听到一个外国人的口中辱骂你的国家时，你就能理解了。

当有一天，一个敌对国家的人对你的祖国燃起战火，你看到四面八方的人都拿起武器，年轻人都奔赴军队，父亲吻别孩子说“加油”、母亲对儿子高喊再见时说“你们会胜利”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神圣的快乐。当你有幸看到疲惫不堪、破衣烂衫的军队再次回到你的城市，而他们的眼里闪耀着胜利的光辉，高举着被枪弹打烂的军旗，后面无数缠着绷带、残肢断臂的士兵高昂着头走过，得到疯狂的群众献上的祝福鲜花和亲吻时，你就能理解了。

那时你就会理解对祖国的热爱，会感受到祖国之亲啊，恩里科！

她是如此伟大和神圣，如果有一天你为她而战归来，我会迎接你；你就是我的血肉和灵魂。但是如果我得知，你得以保存性命，是因为贪生怕死，作为现在接你放学的父亲，我却要难过地哭泣，再也不会爱你，心里像被插上一把匕首一样死掉。

你的父亲

嫉妒

1月25日，星期三

关于祖国的作文，做得最好的还是德罗西。而沃蒂尼一直认为自己能得第一名。

我喜欢沃蒂尼，虽然他有点虚荣，过分打扮；但这不会让我看不起他，现在我是他的邻桌，看到他对德罗西有多么嫉妒。他想跟德罗西比赛，以各种方式学习，但哪门课都比不过，人家每门都比他超过十倍，沃蒂尼只能啃手指甲。卡洛·诺比斯也嫉妒德罗西，但是他本来就那么高傲，因为身上的高傲让人没有察觉他的嫉妒。可是沃蒂尼却瞒不住，在他家里抱怨评分，说老师不公正，当德罗西一如既往地跟老师对答如流时，他阴着脸，低着头，假装没听见，或者努力装笑，却是嫉妒的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些，所以当老师表扬德罗西时，大家都转头看沃蒂尼，他心怀不满，小瓦匠还朝他做鬼脸。比如说，今天上午，小瓦匠就做了个怪鸟鬼脸。

老师走进教室，宣布考试成绩：“德罗西，满分，一等奖。”

沃蒂尼打了一个大喷嚏。老师看看他：很容易地明白是为了什么。“沃蒂尼，”老师对他说，“不要让嫉妒的毒蛇进入你的身体：那是能吃掉你的大脑、腐蚀你的心脏的毒蛇。”

大家都转身看他，只有德罗西没有；沃蒂尼想回答，却不能；就像石头一样呆住了，脸色很白。然后，老师上课时，他开始在一张纸上写大字：“我不嫉妒那些受到保护和不公正待遇而得到奖状的人。”

这是想要写给德罗西的。可是我看到德罗西的邻桌都在咬耳朵，一个人用纸裁成一个奖状，上面画着一条黑蛇。沃蒂尼也发现了。老师出去了几分钟，德罗西的邻桌同学立刻起来，要把那张奖状隆重地发给沃蒂尼，全班都准备演出一场好戏。沃蒂尼已经在浑身颤抖。

德罗西大喊一声：“把那个奖状给我！”

那个同学说：“对，更好，你应该颁发给他。”

德罗西拿起奖状，把它撕成碎片。恰恰那时候，老师回来了，又继续上课。我盯着沃蒂尼，他面红耳赤，慢慢拿出一张纸，就像分神一样，把纸揉成团，放进嘴里，一点一点地咀嚼，然后吐到课桌下面。

在放学的时候，沃蒂尼经过德罗西面前，有点慌乱，把嚼过又晾干的纸团掉了出来。德罗西很善意地把它放进他书包里，帮他系好背带。沃蒂尼连头都没有抬起来。

富朗迪的母亲

1月28日，星期六

可是沃蒂尼是难以改过的。

昨天，上宗教课的时候，当着校长的面，老师问德罗西是否能背下阅读课里的两节小诗：无论我望向何处，上帝啊，我都能看见你。

德罗西回答说不会，沃蒂尼却立刻说“我会”，带着一种微笑，好像是跟德罗西怄气。

不过，气倒的是他自己，因为他不会背诗—也因为那时候富朗迪的母亲突然来学校了，很激动，灰色头发蓬乱，浸着雪水，推着被学校停课八天的儿子进来。

我们看到的情景多么令人伤心啊！

可怜的女人几乎要给校长跪倒，双手合十恳求着：“哦，校长先生，行行好吧，请允许再把他放回学校里！他在家里三天了，我偷偷藏着他，但是上帝看着呢，如果他父亲发现了，就会杀了他，您可怜可怜吧，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我全心全意地求您了！”

校长想把她拉到外面去，但她坚持着，一直哀求再哀求。

“啊，要是您知道这孩子让我多么难受，您就会同情了！您行行好吧，希望他会改变！我已经活不长了，校长先生，我的死已经到这儿了，可是死之前想看到儿子改变，因为……”她哭了起来，“他是我的儿子，我爱他，我会绝望而死；您再收留他一次，校长先生，好不让这个家里遭难，请怜悯我这个可怜的女人吧！”她双手捂着脸，抽泣着。

富朗迪低着脑袋，麻木不仁的样子。校长看看他，有在考虑的样子，然后说：“富朗迪，回到你座位上去！”

于是，女人放下了双手，满脸高兴，开始一个劲地说谢谢，不容校长开口，朝着校门走去，边走边擦着眼睛，对大家说：“孩子啊，求你了！大家伙对他都再有点耐心！谢谢校长先生，他做了一件善事。听话，孩子。大家好，孩子们。谢谢，再见，老先生！”然后又再三道歉。

这位可怜的妈妈，到门口时，还用恳求的目光看了一眼儿子，边走边整理着被拽乱的围巾，脸色苍白，身体佝偻着，头颤抖着，直到走在楼梯上还能听到她的咳嗽声。

在全班的寂静之中，校长盯着富朗迪，用令人颤抖的声音说：“富朗迪，你是在杀害你的母亲！”

大家都转头看富朗迪，这个臭名昭著的家伙，居然在微笑。

希望

1月29日，星期日

恩里科，你从宗教课回来就向我扑来的举动打动了我的心。

是的，老师对你说了一些伟大的令人欣慰的东西。

上帝把我们每个人投向另一个人的怀抱，但不能指望永远；当我死去，当你父亲死去时，我们不会彼此说出那种绝望而可怕的话：“妈妈，爸爸，恩里科，我再也看不到你了！”

我们在另外一个生命中会再见的，那时候，谁这辈子受罪多，就会得到补偿，谁在世上爱过别人，在一个没有过错、没有哭泣和没有死亡的世界里，就会找到他爱过的灵魂。

但是，我们要为自己赢得所有那些配得上另外那个生命的东西。

孩子，你听着，对于那些爱你的人，你的每个善行，每个有情之举；对于你的同学们，你的每个有礼貌的举动，你的每个友善的想法，都如同朝那个世界的一次进发。

每次灾难、痛苦都会让你升向那个世界，因为每次痛苦都是对一次过错的赎罪，每滴眼泪都会擦掉一个污痕。你每天要让自己比前一天更善良，更充满爱心。

每天上午：我今天想做点我的良心会表扬我的、我父亲会高兴的事情，做点让这个或那个同学，让老师，让我弟弟或者其他人喜欢我的事情。

你问上帝，让他给你力量，把你的想法付诸行动。主啊，我想善良、高贵、勇敢、真诚，帮助我，让每天晚上母亲跟我最后一次告别的时候，我能够对她说：你今天晚上吻的是比昨天更诚实、更值得一吻的孩子。你心中要有在今生今世之后，另外一次人生中的那个幸福的超人恩里科，祈求吧。

你无法想象，当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双手合十的时候，感受到的那种温柔。

当我看到你祈祷的时候，我觉得不可能没有人看着你、听着你。我更加坚信，有一种最高的善良，无尽的怜悯。我更爱你，更热心工作，更有力量去忍受一切，更全心地原谅人，想到死亡时也更加坦然。

啊，伟大而善良的上帝！

在母亲去世后，再度听到她的声音，看到我的孩子们，看到我的恩里科被赐福永生，紧紧地拥抱他，永远永远都不放手！啊，你祈求，我们祈求，我们相互爱戴，我们善良，我们的灵魂带着那蓝色的希望，我可爱的恩里科！恩里科，你从宗教课回来就向我扑来的举动打动了我的心。

是的，老师对你说了一些伟大的令人欣慰的东西。

上帝把我们每个人投向另一个人的怀抱，但不能指望永远；当我死去，当你父亲死去时，我们不会彼此说出那种绝望而可怕的话：“妈妈，爸爸，恩里科，我再也看不到你了！”

我们在另外一个生命中会再见的，那时候，谁这辈子受罪多，就会得到补偿，谁在世上爱过别人，在一个没有过错、没有哭泣和没有死亡的世界里，就会找到他爱过的灵魂。

但是，我们要为自己赢得所有那些配得上另外那个生命的东西。

孩子，你听着，对于那些爱你的人，你的每个善行，每个有情之举；对于你的同学们，你的每个有礼貌的举动，你的每个友善的想法，都如同朝那个世界的一次进发。

每次灾难、痛苦都会让你升向那个世界，因为每次痛苦都是对一次过错的赎罪，每滴眼泪都会擦掉一个污痕。你每天要让自己比前一天更善良，更充满爱心。

每天上午：我今天想做点我的良心会表扬我的、我父亲会高兴的事情，做点让这个或那个同学，让老师，让我弟弟或者其他人喜欢我的事情。

你问上帝，让他给你力量，把你的想法付诸行动。主啊，我想善良、高贵、勇敢、真诚，帮助我，让每天晚上母亲跟我最后一次告别的时候，我能够对她说：你今天晚上吻的是比昨天更诚实、更值得一吻的孩子。你心中要有在今生今世之后，另外一次人生中的那个幸福的超人恩里科，祈求吧。

你无法想象，当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双手合十的时候，感受到的那种温柔。

当我看到你祈祷的时候，我觉得不可能没有人看着你、听着你。我更加坚信，有一种最高的善良，无尽的怜悯。我更爱你，更热心工作，更有力量去忍受一切，更全心地原谅人，想到死亡时也更加坦然。

啊，伟大而善良的上帝！

在母亲去世后，再度听到她的声音，看到我的孩子们，看到我的恩里科被赐福永生，紧紧地拥抱他，永远永远都不放手！啊，你祈求，我们祈求，我们相互爱戴，我们善良，我们的灵魂带着那蓝色的希望，我可爱的恩里科！

你的母亲

一枚奖章

2月4日，星期六

今天上午，教育局局长来颁发奖章，他是一位白胡子先生，穿一身黑衣服。他跟校长一起，在放学前不久进来，坐到老师旁边。

他问了很多话，然后把第一枚奖章颁给了德罗西，在颁发第二枚之前，他听老师和校长低声说了一阵。

大家都在问：“第二枚给谁呢？”

局长大声说：“本周的第二枚奖章属于彼得·普莱克西：因为他做的家务，他的功课，他的书写，他的表现，他的一切。”

所有人都转身看普莱克西，看得出来，大家都很高兴。

普莱克西站起来，慌乱得手足无措。

局长说：“你到这儿来！”

普莱克西从课桌前走到讲台边。

局长仔细观察他那蜡色的脸，看着他那瘦小的身躯穿着不合身的臃肿的服装，那双善良而忧伤的眼睛，那不断躲闪局长目光但能透露出苦难经历的眼神，然后满怀深情地把奖章别在他的胸前，说：“普莱克西，我把奖章给你。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得到它。我不只是由于你的智慧和良好愿望，而是由于你的心，你的勇气，你作为一个优秀的好儿子的品行。”

他又转向大家补充说道：“他因此而配得上荣获这枚奖章吗？”

“对，是的。”众口一声地回答道。

普莱克西的脖子做了一个动作，好像是吞咽了什么东西，然后用非常柔和的目光扫视了班上的各个课桌，表达着他无限的感激之情。

“好啦，”局长说，“亲爱的孩子，上帝保佑你！”然后就走了。

我们班先于其他班放学了。

一出教室门，你猜我们看到了谁在大厅里的入口处？

是普莱克西的父亲，那个铁匠，脸色苍白，和平时一样，脸歪着，头发遮着眼睛，帽子歪戴着，两条腿站不稳。

老师第一个看到了他，跟局长耳边低语了几句，局长赶紧找到普莱克西，拉着他的手，把他带到父亲面前，孩子在颤抖着。老师和校长也一起走到近前，很多孩子都围在四周。

“您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对吗？”局长问铁匠，一副高兴的神情，好像是老朋友似的。

没等铁匠回答，局长就接着说：“我替您高兴。您看，他在五十四个同学之上，荣获了第二枚奖章。他的作文、算术，还有一切都配得上奖章。他是一个充满智慧和良好愿望的孩子，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好孩子，得到了所有人的爱戴和尊重；您可以为他而骄傲，我向您保证。”

铁匠张着嘴听着，眼睛盯着局长和校长，然后又盯住自己的儿子，他就站在面前，低垂着眼皮，浑身颤抖；好像那时才第一次想起来并理解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所遭受的痛苦和心怀的善意，还有他在痛苦中那种始终坚持的英雄般的恒心。他的脸上突然表现出一种惊讶，然后是皱着眉头的痛苦。最后是一种猛烈而忧伤的温情，一下子环住孩子的头，把他抱在自己怀里。

我们大家都走上前，我邀请他星期四跟加罗内和德罗西到我家，别人也都问候他，有的抚摸他一下，有的摸摸他的奖章，大家都说了些什么。

他父亲惊讶地看着，一直紧紧地把儿子搂在怀里，抽泣着。

良好愿望

2月5日，星期日

颁发给普莱克西的奖章让我心中懊悔，因为我连一枚都没能赢得啊。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好好读书了，对自己也不满意，老师、父亲和母亲全都不满意。

当初充满意愿地学习时，连娱乐也是开心的。拿课桌当鞍马跳过，快乐地玩自己的游戏，可现在大约有一个月都没有玩过，再也没有那种快感了。

就连在饭桌上，家人也不如以往那么高兴。我心里始终有一个阴影，一个声音在不断地说：“不行，不行啊。”

晚上，在广场上，我看到那么多孩子放学回家，还有许多工人，疲惫但快乐着，他们都加快步伐，迫不及待地赶回家去吃饭，去畅谈，去大笑，用炭弄黑的或者石灰弄白的手拍拍肩膀。我想他们从天刚亮一直工作到晚上。还有更小的孩子，整天都在房顶上、窑炉前、车流中，或者在水里、在地下，只是吃点面包而已。而我，有那么多时间，却只是很不情愿地胡乱涂抹了几篇东西。

啊，我不满意，不满意啊！

我看得很清楚，父亲的心情不好，他想跟我说，他很遗憾，但他还在等待。

亲爱的父亲，您工作多辛苦啊！一切都是您的，我在家周遭看到的一切，我触摸的一切，我穿的一切，我吃的一切，我受到的一切教育和我的一切娱乐，都是您工作的结果，而我却不工作；一切都是您劳心、牺牲、难过、辛苦的付出，而我却没有辛苦！

啊，不，太不公平了，这让我很难过！我想从今天开始，跟斯塔尔蒂一样，攥紧拳头，咬紧牙关，努力学习，全心全力地学习。我想战胜晚上的困倦，早晨起得更早，不停歇地轰炸我的大脑，不留情地鞭笞我的懒惰，要吃苦，要受罪，甚至生病，要一次性永远走出这种无精打采、无所追求、让自己沮丧、让别人难过的糟糕生活！

我的灵魂啊，干活啦！用全部的心灵和精力干活啦！

干活，让我的休息更温馨，游戏更开心，命运更快乐！干活，让我的老师对我再现笑容，让我的父亲再度给我赐福的亲吻！

小火车

2月10日，星期五

昨天普莱克西和加罗内来我家了。

我相信，就算是两个王子，也不会得到我们比这更隆重的接待了。

加罗内是第一次来，因为他又高又壮，不好意思让人看到这么大个子还上三年级。

门铃响时，我们一起去开门。

柯罗西不来了，因为时隔六年，他父亲终于从美国回来了。

我母亲立刻吻了普莱克西，我父亲把加罗内介绍给母亲，说：“这位不仅是个好孩子，还是一个正人君子，一个侠胆义士。”

他立刻低下了那个剃光了的头，偷着冲我微笑。

普莱克西戴着他的奖章，他很高兴，因为他父亲重新工作了，而且连续五天没有喝酒，希望儿子能在铁匠铺里陪陪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我们在一起玩，我把自己的所有东西都端了出来。普莱克西对铁轨和小火车着了迷，只要上了发条，小火车就自己在铁轨上跑起来，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东西，用目光“吞食”着那些红黄相间的车厢。我把上发条的钥匙递给他，他跪下来玩，从此就再也不抬头了。

他从来没有如此高兴过。

每次在那边用手推着车头，好不让车停下来，他都要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万分小心地拿起小车厢重新挂好，好像它们都是玻璃做的，生怕自己的喘气都会让它们失去光泽，他擦着，反复端详着，自己笑着。

我们都站着，看着他：我们看着他那细细的脖子，那可怜的耳朵，有一天我看到他耳朵流血；那挽着袖子的硕大上衣，袖口露出的细弱的白色手腕，曾经多次抬起护住被殴打的脸部。

啊，那个时刻，我真想把我所有的玩具和书都堆到他脚边，真想把我最后一块面包从嘴边省下给他，真想扒掉自己的衣服给他穿上，我真想跪下来吻他的手。我心想，至少这个小火车我想送给他。但是我要征求父亲的允许。就在那时候，我觉得有一张纸条塞进我手里，打开一看，是父亲用铅笔写的：“普莱克西喜欢你的小火车，他没有玩具，你的心没有建议你做些什么吗？”

我立刻双手抓起车头和那些车厢，把所有这些都放到他的手上，说：“拿去，是你的了。”

他看着我，不明白。

“是你的了，”我说，“送给你了。”

此刻，他望望我的父母，更加迷惑了，问我：“为什么？”

我父亲对他说：“恩里科把它送给你，因为他是你朋友，因为他爱你，是为了庆贺你的奖章。”

普莱克西胆怯地问：“我能把它拿走，带回家吗？”

“当然啊！”我们一起回答。

他都到门口了，还不敢走出去。他很幸福！他嘴唇颤抖却笑着请求原谅。

加罗内帮着他把小火车放进大手绢里，一弯腰，口袋里装的那些脆面包棍发出脆裂声。

普莱克西对我说：“哪天你到我父亲的铁匠铺里去看他干活吧，我将送你几颗钉子。”

我母亲把一小束鲜花塞进加罗内衣扣的扣眼里，让他以她的名义送给他母亲。

加罗内用他的粗声粗气说：“谢谢！”可是下巴没从胸口抬起来过。

不过，他眼睛里闪露出高贵善良的灵魂。

高傲

2月11日，星期六

听说在普莱克西路过蹭到他时，卡洛·诺比斯还居然装模作样地擦拭被碰过的袖子！这是个高傲到骨子里的人，不过就因为他父亲是大富豪。可是德罗西的父亲也是有钱人呢！

他想要有一个人独占的座位，害怕大家都不干净，居高临下地看所有人，嘴角总是带着蔑视的笑容。当两个人一排走路时，如果踩到他的脚就糟糕了。

他能无缘无故地当面骂人，或者威胁说要他父亲来学校。不过上次他欺负卖炭小贩的穷孩子时，他父亲确实好好教训了他一顿。我从未见过他有一个同伴，没有人跟他说话，没有人在他出门时对他说再见，也没有人在他课上不会回答问题时给他提醒。

诺比斯不跟任何人说话，尤其假装蔑视德罗西，因为他是第一名，还有加罗内，因为大家都喜欢他。

可是德罗西根本就不理睬他，而加罗内在诺比斯说他坏话时则回应说：“他的高傲如此愚蠢，都根本不配踢他两脚。”至于柯莱蒂，有一天当诺比斯嘲笑他的猫皮帽子时，就说：“你去德罗西那儿，学学做个绅士吧。”

昨天他跟老师抱怨卡拉布里亚人用脚碰了他一条腿。老师问卡拉布里亚人：“你是故意的吗？”

“不是，先生。”卡拉布里亚人坦然地回答说。

老师说：“你太过斤斤计较了，诺比斯。”

诺比斯一副常见的神情，说：“我告诉我父亲。”

于是老师发火了：“你父亲会说是你无理，就像之前那些时候一样。再说，在学校里，老师才能做评判和处罚。”

然后，老师温和地补充说：“算了，诺比斯，你换个方式，对同学们善良礼貌相待。你看，有工人和绅士的孩子，有富人和穷人的孩子，可大家都彼此相爱，以兄弟相待。你为什么不能和别人一样呢？其实让别人喜欢你不需要多少代价，而你自己会更高兴的！好了，你有什么要回答我吗？”

诺比斯还以惯有的蔑视微笑地听着，冷冷地回答道：“没有，先生。”

“坐吧，”老师说，“我同情你，你是个没有心的孩子。”

大家都觉得就该如此结束了，可是坐在第一排的小瓦匠，小圆脸转向坐在最后一排的诺比斯，朝他做了一个特别漂亮而滑稽的兔子脸，惹得全班哄堂大笑。老师对小瓦匠吼了一声，但不得不用一只手捂着自己的脸，挡住憋不住的笑。诺比斯也笑了，但却是那种没有心的笑。

工伤

2月13日，星期一

诺比斯可以跟富朗迪配成一对，今天上午面对眼前发生的可怕的一幕，他们谁都无动于衷。

上午放学，我和父亲走出校门，在看一群二年级的小调皮们跪在地上，用小披风或者帽子蹭路上的冰面，好让它更光洁。这时候，我们看到街道尽头有一群人步履匆匆，个个严肃，像受到了惊吓，低声细语。

人群中有三个城市警察，他们身后有两个人抬着一副担架。孩子们从四面赶过来，人群朝我们走来。担架上躺着一个男人，肤色惨白，就像死人，头歪在一边肩膀上，头发浸着血，结成了一绺一绺的，嘴和耳朵还在流血。担架旁边有一个女人，怀抱着一个孩子，像发疯一样，不时地呼喊着：“他死了，他死了！”女人后面有一个男孩，胳膊下还夹着书包，抽泣着。

“怎么啦？”我父亲问道。

一个旁边的人回答说那是一个瓦匠，在工作的时候从五楼摔了下来。抬担架的人停顿了一下。很多人吓得扭过脸去，我看到那个头戴红羽毛的女老师扶着几乎要晕过去的我二年级的女老师。与此同时，我感到我身边有人撞了我的胳膊：是小瓦匠，他脸色苍白，从头到脚都在颤抖。

他肯定是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我也想到了。至少当我在学校的时候，心里是平静的，我知道我父亲在家里，坐在茶几前，远离各种危险；而我的同学们却在想，他们的父亲正在一座高高的桥上，或者在车轮子旁边工作着，一个动作、一个步子不当，就可能送命！许多士兵的孩子也跟他们一样，他们的父亲在打仗。小瓦匠看着看着，颤抖得越来越厉害，我父亲发现了，就对他说：“孩子，赶紧回家去，立刻找你父亲，你会看到他平安无事，去吧！”

小瓦匠走了，每走一步都回头看一眼。这时候，那群人又开始走起来，女人的喊声撕心裂肺：“他死了，死了，他死了！”

“不，没有，没有死！”四面八方的人说。然而她并不理会，撕扯着自己的头发。

这时我听到一个愤怒的声音说：“你还笑！”与此同时，我看到一个大胡子男人瞪着富朗迪还在笑着的脸。于是，那个男人一巴掌把他的帽子打到地上，说：“当有工伤者路过的时候，要露出你的头，你个没教养的东西！”

人群走过去了，路上留下了一条血迹。

囚犯

2月17日，星期五

啊，这肯定是全年最奇特的事情！

父亲昨天带我去蒙卡列里附近的一栋别墅，准备夏天租用，因为今年我们不再去基耶里。我们发现拿着别墅钥匙的是一位老师，兼任别墅主人的秘书。他带我们看了房子，然后到他的房间，请我们喝点东西。茶几上的杯子中间有一个木制墨水瓶，是锥形的，雕刻的方法很独特。看到我父亲在关注它，他就说：“那儿那个墨水瓶对我来说很珍贵，先生，如果您知道了它的故事就会理解了！”

他讲到，多年前他在都灵教书，整个冬天去给关在监狱里的囚犯上课。那是在监狱里的教堂里上课，教堂是一座圆形建筑，在高高的裸露无饰的墙壁上，开着很多方窗，都用十字交叉的铁条封死了，每个方窗里面就是一间小小的囚室，他在阴冷昏暗的教堂里来回走动着讲课，学生们在方窗里面探着头听课，笔记本靠在窗户的铁条上，露出来的只是昏暗中的一张张面孔，憔悴，皱眉，蓬乱的灰色胡须，一双双杀人犯或盗窃犯的眼睛。其中有一个是七十八号犯人，学习比所有人都更认真，用充满尊重和感恩的目光看着老师。

那是一个长着黑胡子的年轻人，与其说他邪恶，不如说他倒霉。他是个做乌木家具的木工，因为老板有一段时间总迫害他。一次在盛怒之下，他朝老板的头上扔出一个刨子，使其头部受伤致死。为此，他被判处几年监禁。在三个月里，他学会了读书写字，他不断学习，越学越变得善良，越悔恨自己的罪行。有一天下课的时候，他示意老师到他窗口前，伤心地对老师说第二天上午就要离开都灵转到威尼斯的监狱服刑，在道别时，他用谦卑激动的声音请老师让他摸一下自己的手，老师伸出了手，他摸了并吻了这只手，然后说：“谢谢，谢谢！”之后就消失了。老师抽回了手，看到了上面的泪水。

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六年过去了。

“我突然想到那个倒霉的人。”老师说，“前天上午，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黑胡子开始有点杂色了，穿得不怎么样，他说：‘您就是那位老师吧？’

“我问：‘您是谁？’

“‘我是监狱里的七十八号，’他回答说，‘是您教我读书写字，在六年前，如果您记得，最后一次上课，您把手伸给了我。现在我结束了服刑，到这里，请您接受我的一个心意，是我在狱中做的一个小东西，老师先生，您愿意接受我的一个纪念吧？’

“我呆在那里，无话可说。他以为我不肯接受，望着我，好像是说：‘六年的惩罚不足以洗涤我的双手吗？’而他痛苦的表情如此生动，我看到就不由得伸出手，接了过来。就是它，我们仔细端详这个墨水瓶：好像是用一颗钉子的尖头雕刻的，用的是长时间的耐心，上面有一支钢笔，横放在一个本子上，周围写着：给我的老师—七十八号的纪念—六年！下面是小字：学习与希望……”

老师再没说别的，我们就走了。但是从蒙卡列里到都灵的一路上，我脑海里都无法抹去那个窗口里探头的囚犯，那个向老师的告别，那个可怜的狱中制作的墨水瓶，它要说的话很多，夜里我做了梦，到了早上还在想着那事……但是，距离能够想象到上午学校等着我的意外还相差太远啦！

我坐在挨着德罗西的新课桌上，刚写完了月考的算术题，就对他讲起那个囚犯和墨水瓶的故事，描述那个墨水瓶是如何做的，说到了钢笔横放在本子上的模样，还有那些话。

“六年！”德罗西听到后，突然跳了起来，开始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柯罗西，那个卖菜女人的儿子，他就坐在我们前面，后背对着我们，专注于自己的考题。

“安静！”德罗西抓住我的一条胳膊，小声说，“你不知道，前天柯罗西看到他从美国回来的父亲手里拿着一个锥形木头墨水瓶，是手工制作的，上面有一支钢笔和一个本子，还有六年的字样。他说他父亲在美国，其实是在监狱啊。命案发生的时候，柯罗西还很小，什么都不记得，他母亲骗了他，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事情一个字也不要提啊！”我说不出话来，眼睛盯着柯罗西。

这时，德罗西做完了算术题，从桌子下面传给柯罗西；并给了他一张纸；还从他手中拿走了每月故事《塔塔的护士》，是老师让他抄写的，现在德罗西替他重抄，德罗西还送了他几支笔，用手抚摸了一下他的肩膀，德罗西还让我发誓，此事绝不向任何人透露一个字。

我们走出校门时，他又匆匆对我说：“昨天他父亲来接他了，今天也会来的。你就照我的样子做！”

我们走到街上，柯罗西的父亲就在那里，站得有点靠边：一个黑胡子的男人，胡子开始有点杂色，穿得不怎么样，面无血色，若有所思。德罗西拉着柯罗西的手，好让人看得见，然后大声说：“再见，柯罗西！”还用手摸了一下他的下巴。我也照样做了。不过，这样做着，德罗西脸色变红，我也是。

柯罗西的父亲仔细看着我们，目光透着善意，但也显露出一种不安和怀疑，让我们的心里发凉。

本月故事·塔塔的护士

三月份一个雨天的上午，一个乡下人穿着的小伙子浑身泥水，腋下夹着一包衣服，出现在那不勒斯朝圣者医院的门房，拿出一封信，打听他的父亲。

他长着一张漂亮的椭圆脸，皮肤褐色偏白，眼里露出思绪重重，两片嘴唇厚厚的，微张着，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

他从那不勒斯周边的一个村子里来。

他父亲去年离开家，去法国找工作，不久前回到意大利，在那不勒斯下了船，突然身患疾病，刚刚有一点时间给家里写了一行字的信，报告消息，并让他到医院来。他母亲得知消息焦急万分，但带着一个患病的小女儿和一个小不点男孩，无法离开家，就派大儿子去那不勒斯，给了他几个子儿的钱，要他去照顾父亲塔塔，他走了十英里的路才赶到。

门卫看了一眼那封信，叫来一个护士带他去看父亲。

“你父亲是谁？”护士问。

小伙子害怕听到噩耗，浑身颤抖着说出了名字。可护士不记得这个名字。

“一个从外面来的老工人？”护士问。

“是工人，”小伙子更担心了，“但不太老，是从外面来的。”

“什么时候进的医院？”护士又问。

小伙子看了一眼那封信，说：“我想是五天前。”

护士想了想，好像突然想起来了，说：“啊！四号病房，最里面的病床。”

“病得厉害吗？他怎么样？”小伙子呼吸急促地问。

护士看看他，没有回答。然后说：“跟我来。”

上了两层楼梯，走到一个宽敞的走廊尽头，面对着一个打开的房门，里面有两排病床。护士一面往里走，一面说：“你过来。”小伙子鼓起勇气，跟着进去。用害怕的目光环视左右，看着那些病人苍白消瘦的面孔。有些人闭着眼睛，像死人一样；有些人，圆睁着大眼睛，死盯着空中，好像被吓到的样子。不少人像小孩子似的呻吟着。病房里光线昏暗，到处弥散着浓重的药味。

两个修女手里拿着小瓶子来回走动。

到了病房的尽头，护士停在了一张挂着帘子的病床前，说：“这就是你的父亲。”小伙子放声哭了起来，丢下包袱，扑到病人的肩膀上，用一只手抓住病人露在被子外面的那只一动不动的胳膊。病人没有动弹。

小伙子抬起头，看着父亲。这时，病人长时间地看着他，好像是认识他了。可是他的嘴唇没动。可怜的塔塔，变化太大了！儿子绝对认不出他了。头发都白了，胡子长长了，脸肿着，是红色的，皮肤绷着，发着光，眼睛变小了，嘴唇变厚了，整个模样都变了，只有额头和眉毛还是他的样子。他呼吸很急促。

“塔塔，我的塔塔！”小伙子说，“是我啊，您不认识了？我是齐琪罗，您的齐琪罗啊！我从家里来，是妈妈派我来的。您好好看看，不认识我了吗？跟我说句话呀！”

可是病人在仔细看了他之后，闭上了眼睛。

“塔塔，塔塔！您怎么了？我是您的儿子，齐琪罗啊！”病人不再动弹了，继续沉重地呼吸着。

于是，小伙子一边哭着，一边端了一把椅子，坐下等着，眼睛始终没有离开父亲的脸。“医生会过来问诊的。”他心想。

“他会跟我说点什么的。”小伙子想着，沉浸在自己伤心的思绪中，回想起他的好爸爸的很多事情。他出发的那天，在船上的最后道别；他的远行给家里带来的希望；他的信给妈妈带来的悲伤。他甚至想到了死，想到了父亲的去世，母亲穿着黑衣，家里陷入惨境。他这样过了很久。当一只手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肩膀时，他被唤醒了，原来是一个修女。“我父亲怎么啦？”他立刻问道。

“是你父亲？”修女温和地说。

“是，是我父亲，我来了。他怎么了？”

“勇敢点，孩子，医生马上过来。”

修女没有再说什么，就走开了。

过了半个小时，他听到门铃响，然后看到一位医生在一个助理的陪同下走进病房，后面跟着一个修女和男护士。开始查房了，在每张病床前都要停下来。对于小伙子来说，这种等待显得很漫长，医生每一步走近，都让他的呼吸更加急促。

终于到了邻床，医生是一个高个子弯着背的年长者，面容严肃。在他离开邻床之前，小伙子站了起来，等医生到了近前，他哭了出来。

医生看着他。

“是患者的儿子，”修女说，“今天上午从老家过来的。”

医生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然后俯身摸摸病人的手腕，又摸摸他的额头，向修女提了几个问题，修女说“没有什么新情况”。医生若有所思，然后说：“你们继续和先前一样吧。”

这时，小伙子鼓起勇气，带着哭声问道：“我父亲怎么啦？”

“勇敢点，孩子，”医生又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患了面部丹毒。很严重，但是还有希望。你好好照顾他，你在这儿对他有好处。”

“可是他不认识我了！”小伙子用伤心的口气说。

“他会认识你的！……也许，就是明天。希望会好起来，勇敢点！”

小伙子还想再问点其他问题，但是没敢问。医生又去看其他人了。于是，他又开始了护理的生活。他没有其他事要做，就整理病人的床铺，时不时地碰碰病人的手，赶赶苍蝇，每当他呻吟的时候，就弯腰凑到他身边。修女送水过来，他就替她把杯子和勺子递到病人手上。病人看了他几次，但没有表示出认识的意思。不过，病人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得越来越久，特别是当他把手绢放到病人眼边的时候。就这样，第一天过去了。

夜里，小伙子在病房的一个角落里，睡在椅子上，早晨又开始了他的关爱照料。那天，病人的眼中似乎开始有了意识。当小伙子抚摸他的时候，他的眸子里闪烁着一丝感激之情，有一次动了动嘴唇，好像是要说些什么。每次打瞌睡之后，他总是睁开眼睛，好像在找他的小护士。医生又来了两次，发现了他病情的好转。快到晚上，小伙子把水杯递到他肿着的唇边时，看到了他轻轻地微笑。于是，小伙子得到了欣慰，有了希望。至少是带着希望，他长时间地跟病人聊天，谈到了妈妈、小妹妹、家里的事情，鼓励他，说了很多暖心的话。虽然他对自己的话是否被听懂有所疑问，他还是说着，因为他看到即使听不懂，病人也是高兴地听他的声音，听他那种带着情感和忧伤的不一般的音调。就这个样子，在轻微的好转和突然的恶化之间，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过去了。

小伙子如此专注于对他的照顾，乃至一天只是凑合着吃两次修女送来的面包和一点奶酪，而修女几乎只是去注意他身边的其他垂死的病人。夜里，有人死去，修女们跑来跑去，家属们失望的哭泣和伤心的举动，医院生活中的那些痛苦与死人的场面，换作其他时候，肯定会让他震惊和沮丧。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他一直跟着他的塔塔，专注，关切，为塔塔的每次叹息和目光而心跳，不时地因希望而宽心，因沮丧而寒心。

第五天，患者病情突然恶化，大夫查看后，摇摇头，好像是说他不行了，小伙子从椅子上蹿了起来，抽泣着。但是，有一件事让他感到欣慰，病人虽然在恶化，却在缓慢地恢复智力。他越来越执着地用更加温柔的目光盯着小伙子，不愿意接小伙子递过来的水或药，而是努力地让嘴唇做一个动作，似乎是想说一句话。这现象非常明显，以致小伙子有几次都使劲抓住他的胳膊，怀着突然升起的希望，用几乎高兴的口气对他说：“加油，加油！塔塔！你会好的，咱们一起回家找妈妈，再加油啊！”

下午四点，小伙子正经历那种温柔和希望的时候，听到隔壁病房的门声，走步声，然后是大声说的两句话：“再见，修女！”他喜出望外，跳了起来。

与此同时，一个男人走进这间病房，手上提着一个大包袱，后面跟着一位修女。

小伙子发出一声尖叫，像被钉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男人转过身，盯着他看了一阵，也大叫了起来：“齐琪罗！”朝他扑了过来。

小伙子扑到父亲怀里，喘不过气来。修女、护士、助理们都闻声赶来，充满了惊讶地看着。

小伙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啊，我的齐琪罗！”父亲盯着病人仔细看了一眼之后，对小伙子吻了又吻，“我的齐琪罗，这位怎么样？他们把你领到了别人的病床啦，妈妈后来写信说派你来了，我看不到你很绝望。可怜的齐琪罗，你在这儿几天了？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我自己还能对付，你知道，我身体还行，这就出院了，咱们走吧。啊，上帝啊！”

小伙子吃力地用简单的话语介绍了家里的情况。“哦，我真高兴啊！”他结结巴巴地说，“我真高兴！瞧这几天过的！”他不停地吻着父亲，但是身子没动。

“那就走吧，咱们今天晚上还要到家呢！走啊！”

小伙子看了一眼病人，正在那时候，病人睁开了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于是，从内心涌出的话流淌了出来：“不，塔塔，等一下！……这个……我不能走。还有那个老人。我在这儿五天了。他一直看着我。我以为他就是你呢。我爱他。他看着我，我给他水喝，他越来越靠近我。他现在情况很不好，请您耐心点，我没有勇气，我不知道，我太难受了，我明天再回家吧，让我在这里再伺候一阵，丢下他不管真不好，您看他看着我的样子，我不知道他是谁，但他需要我，他被丢下就会孤独而死。让我留在这里吧，塔塔！”

“好样的，齐琪罗！”助理喊了一声。

父亲犹豫了一下，看看小伙子，又看看病人。问道：“他是谁？”

“一个和您一样的农民。”助理回答说，“他是从外面来的，跟您同一天进了医院。人们把他送来时他没有知觉，什么话都不能说。也许他远方有一个家，有子女。他把您的孩子当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孩子。”

病人始终看着小伙子。

父亲对儿子说：“留下吧。”

“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助理低声说。

“你留下吧，”父亲又重复了一遍，“你有一颗善心！我马上回家去，让你妈放心。这是一个盾，给你需要时用。再见，我的好儿子！再见！”

父亲拥抱了儿子，又看了他一眼，吻了他的额头，然后走了。

小伙子回到床边，病人似乎很欣慰。齐琪罗又接着当起了护士，不再哭了，但还是像之前一样精心、一样耐心。他又开始给病人喝的，整理床铺，抚摸他的手，温柔地跟他说话，给他鼓劲打气。他忙了一整天，又照顾了一整夜，第二天又在他身边伺候了一天。可是，病人的情况不断恶化，脸变成紫红色，呼吸越来越粗，人越来越激动，口中蹦出几个不连贯的发音，肿胀的样子变得可怕。医生说他过不了那夜了。于是齐琪罗加倍关注，眼睛一分钟都没离开过他。病人看着他，看着他，嘴唇翕动着，时不时地努力想要说话，眼中一阵阵流露出特别温柔的表情。他的双眼越睁越小，最后闭上了。那一夜，小伙子守着他，直到窗外露出了鱼肚白，修女出现了。修女走到床边，看了一眼病人，然后快速离去。几分钟后，带着医生和一个护士过来，护士手中提着一盏灯笼。

“到最后的时刻了。”医生说。

小伙子抓住了病人的手，他睁开眼睛，盯了小伙子一阵，然后闭上了。

那时候，小伙子感到手背握紧了，喊道：“他握了我的手！”

医生俯身向病人看了一阵，然后直起身来。修女从墙上摘下一个十字架。

“他死了！”小伙子喊出声来。

“走吧，孩子，”医生说，“你的神圣职责完成了。你走吧，祝你好运，你值得走好运。上帝保佑你。再见！”

离开片刻的修女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小把从窗台上一个瓶子里取出的紫罗兰，递给小伙子，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拿着吧，作为医院的纪念。”

“谢谢！”小伙子回答着，一只手接过了花，另一只手还在擦眼泪，“我还要走很长的路呢，会把花弄糟了。”他打开花束，把花撒在病人身上，“我把它们留给我这位可怜的死者。谢谢，修女。谢谢，医生先生。”

然后他转向死者：“再见……”他想寻找一个名字去叫出他，却从心底涌到唇边唤出了那个叫了五天的名字，“再见了，可怜的塔塔！”

说完，腋下夹起自己的包袱，迈着缓慢而疲惫的步伐，走了。迎着黎明的曙光。

铁匠铺

2月18日，星期六

普莱克西昨晚来提醒我，去看他家的铁匠铺，就在楼下的街面上。今天早上，我跟父亲出门，就带他去了那里。

我们接近那里的时候，加罗非从里面跑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包，披风随风抖动着，遮住了他的一些货物。啊！我现在知道他是从哪儿搞到那些为了换取报纸而贩卖的锉刀了，这个小贩加罗非！

到了铁匠铺门口，我们看到了普莱克西坐在一摞砖头上，把书放在膝盖上，正在学习功课。

他看见我们，立刻起身，迎我们进去。这是一间大房子，里面到处是煤灰，墙上挂满了锤子、钳子、杠子等各种各样的铁器，一个角落里的炉子烈火熊熊，一个小男孩拉着风箱。

普莱克西的父亲站在铁砧边，一个伙计控制着火里烧着的一根铁条。

“哦，来啦！”铁匠一见我们，就摘下帽子，“送我儿子小火车的好孩子！是来看干活的，对吧？好啊，正是时候！”

他笑着说着，再也没有当初那张恶狠狠的面孔和斜视的眼睛！

小伙计把一头烧红的铁条递了过来，铁匠把它放到铁砧上。

他在做露台上的铁护栏的栏杆。他举起大锤，一下一下地敲打，不断把烧红的铁条左转右转，一会儿放到铁砧的尖头上，一会儿放到铁砧的中间，以各种方式翻转着。看着在铁锤快速而准确的敲打之下，那支铁杆渐渐变成了一片可爱的树叶状，就像是用手捏面团做成通心粉一样，真是一种奇迹。

这时候，他儿子骄傲地看着我们，好像是在说：“你们看我父亲怎么干活吧！”

“看见怎么做了吧，小少爷？”铁匠打完之后问我，把铁条拿到我面前，活像一根大主教的权杖。

然后，把它放到一边，再把另外一根放进火里烧。

“做得真好。”我父亲对他说。

然后又加了一句：“那么，干活啦，嗯？良好的愿望回来啦！”

“回来啦，对！”铁匠一边擦汗一边重复着我父亲的话，脸有点红，“您知道是谁让它回来的吗？”

我父亲假装不明白。

“是那个好孩子，”铁匠说着，用手指指儿子，“那个好孩子学习，给父亲赢得荣誉，而父亲却寻欢作乐，拿他当牲口对待。当我看到那枚奖章时……嘿！我的小家伙，个子矮得可怜的小家伙，过来一下，让我好好看看你的脸！”

小家伙立刻跑过来，铁匠抱起他，直接把他放到铁砧上，双手撑着他的腋下，对他说：“把你这个大牲口爸爸的‘扉页’擦擦干净吧。”

于是，普莱克西吻着父亲的大黑脸，直到把自己也弄成了大黑脸。

“这就好了。”铁匠说着，把他放到了地上。

“这就真的好了，普莱克西！”我父亲说。

对铁匠和他儿子说完再见后，父亲领我往外走。

我出门时，普莱克西对我说：“对不起。”并往我口袋里塞了一包钉子。

我邀请他狂欢节到我家来。

“你把你的小火车送给了他，”走在路上，父亲对我说，“不过，比起那个孩子给他父亲找回的良心，就算是一辆黄金镶珍珠的火车，都只是小小的礼物而已！”

小演员

2月20日，星期一

整个城市都因为狂欢节而沸腾喧嚣起来，节日就要结束了：每个广场上都搭着临时大棚和旋转木马，我们家窗子下面就有一个马戏团的大棚，那里有一个威尼斯小马戏团带着五匹马表演节目。

马戏团就在广场中间，广场的一个角落里有三驾马车，里面是演员睡觉和更衣的地方。三辆车就是三间有轮子的小房车，各自都有小窗户，小炉子、总是冒着烟；窗户之间拉着绳子，上面晾着孩子的尿布片。

有一个给孩子喂奶的女人，负责做饭和走钢丝表演。

可怜的人们！对他们来说“玩杂耍的”称呼是伤人的，但他们诚实表演挣得面包吃，让大家开心，自己受累！

他们一整天都奔跑于大棚和马车之间，冒着严寒，穿着毛衣，在两场节目中间匆匆忙忙站着吃两口东西，就又跑去表演。有时候，马戏团观众太多，刮一阵风掀起帆布，吹灭灯光，节目就告吹了！他们还要把辛苦半天挣到的钱还给观众，再劳累一晚上重新搭好大棚。

团里有两个孩子，我父亲认出那个正在穿越广场的最小的，他是团长的孩子，是去年我们在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广场上看过的马术表演的同一个人。他长大了，大概八岁了，是个小帅哥，一张漂亮的褐色小顽童的圆脸，从头顶上的圆锥帽子下面钻出来很多黑色卷发。

他身穿小丑服，像是一种带袖子的大口袋，白色布料上面绣着黑色图案，脚踏布鞋，是个小魔鬼。

大家都喜欢他，他什么都会做。

一大早，我们看到他裹着一条大围巾，给他的木房子里送奶；然后去牵放在贝尔托拉路上的那几匹马；抱孩子，运圆圈、三脚架、绳子、横杆等道具；擦车，生火，休息时总是黏着妈妈。

我父亲一直在窗口看着他，不住地谈着他和他的家人，说他们都是好人的样子，说他们爱孩子们。

一天晚上，我们去了马戏团，天很冷，几乎没有人，可是小演员努力地让为数不多的观众快乐起来：做云里翻，贴着马尾巴，头朝下脚朝上用双手行走，唱歌，一个人忙着表演，漂亮的褐色小脸上总带着微笑。他父亲穿着一件红衣服，一条白裤子，一双高筒靴子，手上拿着鞭子，看着他，但脸上露着忧伤。我父亲很同情他们，第二天和来看我们的一个画家得利斯说到此事。

那些可怜的人做这么危险的工作就是玩命啊！那个孩子，他特别喜欢！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画家有了一个主意。“我们在报纸上写一篇文章，”他说，“你会写，你讲述小演员的奇迹，我画肖像画。大家看了报，至少都能去看一次表演。”

他们就这么做了。我父亲写了一篇文章，很动人，文风诙谐，说到我们从窗口看到的一切，让人真想了解并抚摸这个小艺术家；画家画了一幅素描，很像他，很可爱，星期六晚上刊登上报了。

于是，星期日来马戏团看表演的人群如潮水一般。正如报上所号召的，那天是一次献给艺术家和小艺术家的慈善表演。

我父亲带我坐在第一排。

在马戏团门口，贴着那张报纸。

马戏团里座无虚席，很多人手里拿着那张报纸，举着报，朝小演员打招呼；小演员笑着，在观众中间跑来跑去，非常幸福。马戏团团长也很高兴。

想想看吧，从来没有过一份报纸能给他们这么高的荣誉，还让他们的钱匣子装满钱。

我父亲挨着我坐。在观众群里，看得到我们认识的熟人。

在马进场的入口处，站着那个跟加里波第共事过的我们的体育老师；我们对面第二排坐的是小圆脸的小瓦匠，旁边是他那个大个子的父亲；他一看见我就做了个兔子鬼脸。

再往那边一点是加罗非，在那里数着观众人数，掰着手指算着马戏团能收入多少钱。

在第一排座位上，离我们不太远的地方，坐着可怜的罗贝提，那个舍己救人的孩子，他膝盖上放着拐杖，旁边是他那个炮兵上尉的父亲，父亲搂着他的肩膀。

演出开始了，小演员在马上、在秋千上、在钢丝上展示着各种奇迹。每当他跳下来的时候，大家都热烈鼓掌，很多人往场子里投硬币。

接下来是其他人的表演，有走钢丝、杂耍、马术，他们穿着碎布拼的银光闪闪的衣服。

可是，小男孩不在，大家似乎都有点厌倦了。

到一定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体育老师，站在马匹入场的地方，跟马戏团老板咬了一会儿耳朵，老板立刻目光转向观众，好像在寻找什么人。

他的目光停到了我们身上。我父亲发现了，明白老师一定是说他就是文章作者，为了不被感谢，他立刻逃跑，对我说：“你留下，恩里科，我在外面等你。”

小演员跟他爸爸交谈了几句话，就又做了一个表演：站在飞奔的马背上，四次更换衣服，分别是朝圣者的、水手的、士兵的和杂技演员的，每次经过我旁边，都看着我。

然后，他下来，手里拿着杂耍演员的帽子围着场子转了一圈，大家都站起身往帽子里扔钱和糖果。我手里准备好了两个币，可是他到我跟前时原本是面对着我，非但不伸过帽子来，反而抽了回去，看看我，走过去了。

我怏怏不乐，他为什么对我如此无礼啊？

演出结束了，马戏团团长感谢观众们，所有人都站起来，涌向门口。

我混在人群中，已经到门口了，感到有人在碰我的手。我转身一看，是小演员，那张褐色的小脸蛋和那头黑色的卷发，朝我微笑着，手里捧着一把糖果。

于是，我明白了。

“你愿意接受一个小演员的糖果吗？”他问道。

我点头示意，拿了三四块。

“那，再亲一下吧！”

“再给我两下吧。”我说着，把脸伸了过去。

他用衣袖擦去脸上的粉饰，在我脖子旁边吻了一下，然后在脸蛋上吻了两下。对我说：“带一个吻给你父亲！”

狂欢节的最后一天

2月21日，星期二

今天在面具游行时，看到了令人伤感的一幕！结局虽然不错，但也可能造成一次悲剧。

在圣卡罗广场，装饰了红、黄、白色的花束，人群熙熙攘攘，人们戴着五颜六色的面具转来转去；那些镶金挂旗的彩车，有的像楼阁，有的像剧场，有的像帆船，上面拉着演员或武士、厨师或水手，或者是牧人；到处热热闹闹，搞得人都不知道该看哪里；号角齐鸣，锣鼓喧天，震耳欲聋。彩车游弋，歌舞飞扬，路上驻足的和窗口观望的人们为之声嘶力竭地喝彩叫好。有人抛撒糖果和橙子，在彩车和人群头上，眼睛看得到的都是彩旗飘扬，头盔闪亮，羽毛抖动，纸糊的大头晃动，巨大的宽边帽、喇叭，稀奇古怪的兵器、小鼓、响板、红帽、酒瓶，似乎大家都疯狂了。我们的车进广场时，前面有一辆四匹马拉的漂亮的车，马身披金线绣花的鞍子，头戴玫瑰绢花的花环，车上有十四五位先生，戴的都是法国宫廷人物的面具，锦缎的服装，白色的假发，插着羽毛的帽子，腰佩短剑，胸前是各种饰带，非常好看。他们一起唱着一首法国歌曲，向人们抛撒着点心，而人们都拍着手叫喊着。

突然，我们左边有一个男人把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子举过人群的头顶，可怜的小家伙绝望地哭着，晃动着胳膊，像是受到了惊吓。

男人拨开众人，朝那辆拉着法国绅士的车子走来，车上一位绅士弯下腰，那个男人大声说：“你们带上这个孩子，她在人群中跟妈妈走散了，您抱着她，她母亲肯定就在不远处，能够看到她；再没有其他好办法了。”

先生抱起了小女孩，其他人也停止了歌唱，女孩叫喊着、挣扎着，抱着她的先生摘掉了面具，车子继续缓慢前行。

那时候，在广场另外的那一头，一个可怜的几乎发疯的女人，连推带搡地拨开拥挤的人群，叫喊着：“玛利亚！玛利亚！玛利亚！我丢了我的孩子！有人把她偷走了！有人把我的孩子闷死了！”

有一刻钟的时间，她都是如此绝望，这边走走，那边转转，在人群的挤压之下，步履艰难。

这时候，彩车上的先生紧紧抱着孩子，把她贴在自己挂满饰带的胸前，目光在广场上搜寻，同时安慰着可怜的小女孩，她用双手捂着脸，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哭得撕心裂肺。

这位先生很受感动，听到那是发自内心的叫喊，其他的先生都给女孩橙子和糖果，可是她一律拒绝，始终是被惊吓得恐慌的样子。

“你们找她母亲啊！”人群中的那个男人喊，“找她母亲啊！”

大家都面向左边和右边，可是母亲未见身影。

最后，快到通向罗马路的出口时，看到了一个女人在朝这辆车奔来。

啊！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幕！

她几乎都不像一个人了，头发披散着，脸扭曲了，衣服扯烂了，跑到车前，发出一声重重的喘息，不知是欢喜，是焦虑，还是生气，伸出两只像爪子一样的手，要抓住女儿。

彩车停了下来。

“给您！”抱着孩子的先生吻了小女孩之后，把她送到母亲的双臂之间，她立刻把孩子搂到怀里。

不过，孩子的小手在先生的手中又停留了一刻，这位先生从自己的右手上摘下了一枚镶着一颗大钻石的金戒指，把它迅速套在小女孩的一根手指上。

“拿着吧，”他说，“做你结婚的嫁妆！”

母亲像着魔一样愣在那里，人群发出了掌声，这位先生又戴上了面具，他的同伴们又开始唱了起来，彩车缓慢起步，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前行。

盲童

2月23日，星期四

我们老师病得很重，学校派四年级的老师代课，他曾经是盲人学校的教师，是所有老师中最年长的，那头白发白得就像是一堆棉花。他说话有一种特殊方式，就像是在唱一支歌，忧郁的歌，但是很美，而且他很有学问。

他一进学校，看到一个孩子一只眼扎着绷带，就走近他的课桌，问他怎么了。

“注意眼睛啊，孩子！”他对那个学生说。

于是，德罗西就问他：“是真的吗，老师先生，您当过盲人学校的老师？”

“是的，我当了好几年。”他答道。

老师回到了讲台边的座位上。

柯莱蒂大声说：“盲人学校在尼斯路上！”

“你们说盲人，盲人，”老师说，“就好像说病人、穷人一样，可是你们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吗？想一想吧，盲人，什么都看不见，从来就看不见！分不出白天与黑夜，看不到蓝天和太阳，看不到自己的亲人，看不到自己身边的和触摸到的一切。他们沉浸在永久的黑暗中，就像生活在地球的深处！你们试试闭上眼睛，设想自己永远会这个样子，那就立刻会喘粗气，会害怕，会无法抵御地大喊起来，会发疯甚至死亡！

“然而……那些可怜的孩子，当你第一次走进盲人学校，在娱乐时间里，到处都能听到拉小提琴的，吹笛子的，大声说笑的，看到在楼梯上快速上下的，在走廊和宿舍里自由行走的，你就绝不会说他们是不幸的。要仔细观察他们。

“有一些十六到十八岁的年轻人，健壮而快乐，对失明坦然处之，甚至有些骄傲。但是，要知道，他们这种面对失明的坦然和骄傲的表现，是经历了对这种不幸顺从之前的可怕的痛苦啊。

“有些人，他们脸色苍白，表情温柔，看得出有一种听天由命的顺从；但是他们的忧伤，有时候也会发泄出来，悄悄地哭出来。啊，我的孩子们！

“你们想想，他们有的人是在几天之内失明的，有的是经过多年折磨和可怕的外科手术后失明的，有的是生来如此，出生于永远没有黎明的深夜之中，来到世界上就如同进入一个巨大的坟墓，不知道人的面容如何！你们想一想，当他们想到自己和有正常视力的人之间的可怕差距时，该是多么痛苦，他们会问自己：如果我们没有任何过错，为什么要受这种痛苦？我跟他们一起多年，记得那个班，所有那些永远封闭的目光，那些没有眼神没有视觉的眸子，然后再看你们，我觉得你们不可能不幸福啊！

“你们想一想，意大利有两万六千个盲人。两万六千个人看不到光明，明白吗，那是一支大军，要每天四个小时到我们楼下的教室里来！”

老师沉默了，教室里悄然无声。

德罗西又问，盲人的触觉是不是比我们更细腻。

老师说：“是真的，他们所有的其他感官都比我们更精细，因为要替补视觉，就要比有视力的人更好地发挥其功能。

“早上，在宿舍里，一个人问另一个人有太阳吗，穿衣服最快的就赶紧跑到院子里，在空中晃动着双手，感觉是否有太阳的热度，然后跑回去告诉室友：有太阳。

“从一个人的声音，他们就能听出来他的身高，我们用眼睛来评价一个人，他们却是凭声音，能够过多少年都记得住那个人的音调音色。哪怕房间里只有一个人说话，其他人都不出声，他们也能发觉房间里有不止一个人。

“只要摸一下，他们就知道勺子是否干净。女孩子能区分出染色的毛线和纯天然色的毛线。排着两个人一排的队伍在街上走着，他们能闻出来所有店铺的味道，包括那些我们觉得没有味道的店铺。

“玩陀螺，只要听着陀螺旋转的嗡嗡之声，他们就能不失手地抓住陀螺。他们滚铁环，做九柱游戏，跳绳，用石子盖小房子，像看得到似的采花，用不同颜色的稻秸编织席子和篮子，动作熟练敏捷，因为他们的触觉得到了训练。触觉就是他们的视觉！他们最大的快乐之一就是用手摸和握住东西，猜想它们的形态。

“很让人感动的是带他们去工业博物馆，让他们触摸那些他们想要了解的东西，看着他们对那些几何体、房子的模型、工具机械发出兴奋的叫声，他们触摸着，揉搓着，把所有东西放在手里翻转着，好看清它们是怎么做的。他们自己说是看！”

加罗非打断了老师，问他盲童是否比常人学习计算学得更好。

老师回答说：“是的。他们学习算术和写字，他们的书是特制的，字是凸出的，他们用手摸着，识别出他们的字词，能够顺畅地读书。要看到，这些可怜的孩子，当他们搞错的时候脸都发红。

“他们也写字，但不用墨水。他们用一种穿孔的锥子，在又厚又硬的纸上，按照一种特殊的字母表扎出分组排列组合的小孔。把纸翻转过来，那些小孔就是凸出的点点，用手指摸过去，就可以读出他们写的东西；他们就这样写作文，还相互写信。他们写数字和做计算，也用同样的方法。他们以一种难以置信的轻松做心算，不像我们眼前看着东西计算。

“如果看到他们如何热爱阅读，如何专注，如何记忆一切，如何讨论历史和语言问题，五六个人坐在同一张长凳上，无须相互转身相望，第一个跟第三个，第二个和第四个，大家一起说着，谁也不会听漏什么，因为他们的听力特别敏锐！他们非常重视考试的高分数，可以向你们保证，他们对老师感情更深！

“他们能听出老师的走路声，闻出老师的味道，发觉老师的情绪是好是坏，身体是否健康，只不过是通过老师说话的声音而已。他们喜欢老师抚摸他们，给他们鼓励和表扬，他们用拍手和胳膊表示自己的感激。

“他们彼此相爱，都是好同学。在娱乐时，总是老同伴们在一起。比如女生部，按照各自的乐器，分成了很多组：提琴组，钢琴组，横笛组，从来不会散伙！当他们对一个人用了情，就很难再变心。他们在友情中得到莫大安慰，彼此直言相对。他们对于好与坏都有着清楚而深刻的概念，在听到侠义之举，或者什么伟大行动时，没有人像他们那样大加赞许。”

沃蒂尼问他们是否演奏得好。

“他们炽热地喜爱音乐，”老师回答说，“音乐是他们的快乐，是他们的生命。

“一些盲童刚进学校就能一动不动地站三个小时听音乐演奏。他们学得轻松，演得有激情。当老师说某个人没有音乐细胞时，他会很痛苦，但是会拼命地学。啊！如果你们听见，音乐就在他们内心；如果你们看到，他们高昂着头，唇角带着微笑，脸上充满阳光，激动得发抖，在身边无限的黑暗之中，如痴如醉地听着和谐的音乐，音乐就好像是最神圣的慰藉。当老师对一个孩子说：你会成为艺术家的，他会幸福得灿烂无比。对于他们而言，音乐中排在首位的，也就是拉小提琴或弹钢琴好的，就像个国王一样，大家都爱他、敬他。如果两个人吵架，肯定支持他；如果两个人伤了和气，肯定是他出面调和；跟他学习弹琴或拉琴的更小的孩子，把他尊为父亲一般。在晚上睡觉之前，都要去他那里道晚安。

“天晚了，大家都学习很累了，困得半醒半睡的，还在床上继续低声谈论音乐，议论歌剧、大师、乐器和乐队。最大的处罚就是不让他们朗读或者上音乐课，为此他们痛苦万分，几乎从来没有勇气受这种处罚。我们眼中的光明就是他们心中的音乐啊。”

德罗西问是否能去看看他们。

“可以，”老师答道，“不过你们现在不能去。再晚些时候去，等你们能够理解他们的不幸之大，能感受他们值得受到的怜悯。

“那是一种伤感的景象，孩子们。你们有时候看到那些孩子靠着打开的窗户坐，享受新鲜空气，脸都不动，好像是在看你们能看到的绿色的田野、蓝色的山峰；可是，想一想他们什么都看不见，那些极美的一切他们永远都看不到，就会感到心头发紧，好像自己那时候变成了盲人。还有生来就看不见的盲人，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世界，因为什么形象都没见过，也就不觉遗憾，反倒让人难过得少些。可是，有些孩子才失明几个月，他们还记得一切，也理解自己所失去的一切，这些人每天都会在黑暗中用头脑感受到那些最可爱的形象，感觉就像在自己最爱的人心中死去了一样，才更加痛苦。

“有一天，这些孩子中的一个带着难以言表的伤感对我说：‘我真想还有从前的视力，只要一点点时间就行，好能够看看我妈妈的面容，因为我都记不得了！’当他妈妈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都用手摸妈妈的脸，仔仔细细地从前额到下巴，到耳朵，好感受她长的样子，几乎不相信能够看清她，就多次叫着妈妈的名字，好像是让她不要离开，让他们再看一遍。多少人都是哭着离开的，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动心啊！当他们出门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一种例外，我们好像是一种不配能够看到万物的人，不配有看到房子和蓝天的特权。

“哦，你们谁都一样，我肯定，从那里出来后，谁都愿意让自己的视力减少一点，好匀给那些可怜的孩子一点点光亮，给那些太阳没有光、妈妈没有脸的孩子一点点光亮！”

生病的老师

2月25日，星期六

昨天晚上放学后，我去看望生病的老师。他是积劳成疾的。他每天上五小时的课，加上一小时的体育，两小时的夜校，这就意味着睡觉少，吃饭快，从早忙到晚，结果搞垮了身体。

我母亲这样说的，她在大门口等我。我一个人上楼，在楼梯上遇到了那个脸上长着胡子茬的老师柯阿迪，他吓唬所有人，却不处罚任何人。他睁大眼睛看着我，开玩笑地发出狮子吼声，但并没有笑。

到五楼按门铃时，我还在笑。不过，当保姆把我领进一间可怜的房子，看到里面光线暗淡，我的老师躺在一张床上时，我立刻就感到难过了。

他躺在一张小铁床上，胡子长长了，为了看清我，他一只手放在额头前，用他那充满情感的声音叫道：“哦，恩里科！”

我走到床边，他伸出手摸着我肩膀，说：“好孩子，你来看你可怜的老师，做得好啊。看看我这副样子，我可爱的恩里科。学校里怎么样？同学们怎么样，我不在了，还都好吗？你们终于没有我这个老老师了，很高兴吧？”

我刚想说不是的，他又打断了我，说：“算了，算了，我知道你们爱我。”他叹息了一下，我看着他挂在墙上的一些照片，“看见了？那是所有把自己照片给我的孩子们，二十多年了，都是好孩子啊。那就是我的纪念。等我要死的时候，我最后一眼就看它们，看我所有这些孩子，我的一生就是在他们中间度过的。你小学毕业的时候，也会把你照片给我的，对吗？”

然后，他从床头柜上拿起一个橙子，递到我手上：“我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给你，这就是一个病人的礼物。”

我看着他，不知为什么，心里难过。“你注意啊。”他又说起来，“我希望能够好起来，但是如果好不了……你要加强数学，那是你的弱项；再加把劲！只不过是最初的努力，因为有时候不是缺少天赋，只是成见，是有人说的偏执。”说着话，他喘得很厉害，看得出他很难受。

“我发烧，”他喘了一下，“已经是半条命了。记住啊。抓紧数学，这是你的问题。开始不行？没关系，休息一下，再接着试试。还不行？再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来。往前走，放宽心，不要焦躁，不要昏头。去吧，问妈妈好！不要再来爬楼梯了，咱们学校见。如果见不到了，你就偶尔地记起你三年级的老师，他爱你。”听到这番话，我情不自禁地流泪了。

“低下头来。”他说。我在床头低下了头，他吻了我的头发，然后说：“去吧。”就面朝墙壁转过脸去了。

我飞奔下楼，因为需要母亲的拥抱。

道路

2月25日，星期六

今天晚上，当你从老师家回来的时候，我从窗口观察你，看到你撞了一个女人。你走在路上要更加注意。

人在路上也有一些义务。如果你在家里知道控制自己的步子和行动，为什么在路上不同样如此呢，那是大家共同的家呀！

记住，恩里科！

每当你遇到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一个穷人、一个怀抱孩子的女人、一个拄着拐杖的跛行者、一个身负重物的人、一家身穿孝服的人时，都要让路以示敬意：我们应该尊重老年、贫苦、母爱、疾病、辛劳和死亡。

每当你看到正有车辆朝一个人开来时，如果是孩子，就拉开他；如果是大人，就告诉他；如果看到一个孩子在哭，就要问他怎么啦；看到老人的拐杖掉落了，就给他捡起来。

如果两个孩子打架，就拉开他们；如果是两个大人打架，就远离他们，不要观看那些暴力行为，因为会让人心变硬。

当看到有两个警察押着一个人路过时，不要站到残忍的好奇观众群中，因为很可能是一个无辜的人。

看到医院的担架时，停止和同学的谈笑，因为上面抬着的也许是一个垂死的人，也许就是已经去世的人，而有朝一日，你家里也会有这样的人被抬出。

对排成两个人一行的孩子，对盲人、聋哑人、佝偻病人、孤儿和弃婴，都要心怀敬意地看着他们。

对于那些让人觉得恶心或可笑的身体变形者，假装没有看到。在路过时，踩灭见到的每根火柴，因为它可能会夺取某个人的性命。要礼貌地回答路上向你问路的人。不要嘲笑地看人，不要在不需要时快跑，不要大声喊叫。要尊重道路。一个国家人民的教养如何，就看人们在道路上的举止表现。

哪里的人在路上粗野，在家里也就会粗野。要研究，研究道路，研究你生活的城市。如果你明天远离了城市，你会喜欢她在你记忆中的美好形象，会乐于在头脑里重走她的那些道路。你的城市，你的小小祖国，那是你多年的世界，在那里，你在母亲身边迈出了人生最初的步伐，体验了最初的激动，头脑里形成了最初的想法，找到了最初的朋友。

对于你而言，她就是母亲：她教育了你、娱乐了你、保护了你。

研究她的道路和人们。爱她。当你觉得有人侮辱她时，保护她。

你的父亲

夜校

3月2日，星期四

爸爸昨天晚上带我去看我们的巴雷蒂学校的夜校，灯都开着，工人们开始陆续到达。刚一到，我们就看到校长和老师们都非常生气，因为刚才一块石头打碎了一个窗户的玻璃：勤杂工跳出来，抓住了一个过路的孩子；这时斯塔尔蒂出现了，他家住在学校对面，他说：“不是他，我亲眼看见的，是富朗迪扔的，他还跟我说‘假如你敢说出去，就找倒霉吧’。但是我不怕。”

校长说富朗迪将被永久地开除出校。

此刻他关注着三三两两进来的工人们，已经来了二百多人了。

我从来不知道夜校这么美！

那儿有十二岁以上的少年，有下班后来的留着胡子的男人，带着书本，有一脸煤黑的樵夫和司炉工，有手上沾着石灰的泥瓦匠，有头发上沾着面粉的面包房伙计，空气中能闻到油漆味，沥青和油的异味，所有职业的气味。

还进来了一队穿着军服的炮兵营工人，有一个二等兵指挥他们。大家都快速地找到自己的课桌，把桌子下面我们踏脚用的木条抽去，马上低头做作业。

有些人拿着打开的作业本去请教老师。

我看到那个衣冠整洁外号叫“小律师”的年轻老师，他的小桌周围有三四个人，他在用笔批改作业；还有那个瘸子正在对洗染匠笑着，后者带来一个被红色蓝色染得乱七八糟的本子。那儿也有我的老师，他的病已经好了，明天他就返回学校。

每个班的门都开着。我很惊讶，课程开始后，所有人都那么聚精会神目不转睛。

校长说大部分人下班后都没有时间回家吃一口饭，虽然很饿，但是他们怕迟到。但是年龄小的半个小时后就开始犯困了，有人居然头趴在课桌上就睡着了；老师用一支笔挠他的耳朵把他唤醒。

成年人却不困，他们很专注，张着嘴听课，眼睛都不眨一下；我特别感触在我们的课桌上看到那些大胡子男人。我们也到了楼上那层，我跑向我们班的教室门，看到在我的座位上坐着一只手缠着绷带留着八字胡的人，也许是在一台机器上干活使他受了伤；尽管如此，他在努力地写字，慢慢仔细地写。

但是我最喜欢看的还是小瓦匠的位置，同样的课桌同样的角落里坐着他父亲，那个巨人般的泥瓦匠，缩手缩脚地坐在那里，拳头顶着下颏，眼睛看着书，专注得大气都不出。

他坐那里可并非偶然，是他第一天晚上来夜校就对校长说：“校长先生，请让我坐在我那野兔脸的儿子的座位上。”因为他总是那样称呼他的儿子……

我父亲让我在那儿一直到下课，我们看到在路上有很多妇女抱着孩子等待她们的丈夫，在门口他们交换工作：工人们抱起孩子，女人们拿着书本，就这样一起回家去。

路上一时人声鼎沸。

然后一切恢复寂静，我们看到的只有校长那远去的疲惫的长长的身影。

打架

3月5日，星期日

不出所料：被校长开除的富朗迪肯定要报复，放学后他在一个拐角等着斯塔尔蒂和他妹妹路过，因为他每天都去朵拉·格罗萨路的一所学校接妹妹。

我的姐姐西尔维娅从她的学校出来全都看见了，她回到家里还惊恐万状。

这就是当时发生的情况。

富朗迪歪戴着他那蜡染布的帽子，踮着脚尖，跟在斯塔尔蒂的后面，为了激怒他，他拽了一下他妹妹的辫子，拽得如此使劲，几乎让她向后倒下去。小女孩发出一声尖叫，哥哥才转过头来看。

富朗迪比斯塔尔蒂高得多壮得多，他想：“要么他害怕，要么我揍他一顿。”

但是斯塔尔蒂连想都不想，扑向那个大个子，开始用拳头揍富朗迪，虽然他如此矮小。但是他挨揍的拳头要比打到对方的多。

路上只有一些女孩子，没人能分开他们。

富朗迪把他摔在地上；但是他马上站起来，又扑了上来，富朗迪拼命地打他：不一会儿，就撕破了斯塔尔蒂半只耳朵，伤了他一只眼睛，让他鼻子流血。但是斯塔尔蒂毫不屈服，吼道：“你可以杀了我，但是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富朗迪又是一顿拳脚；斯塔尔蒂在下面，头顶脚踢地反抗。

一个妇女在窗户上喊道：“小个子好样的！”

其他人说：“这孩子是在保护他的妹妹。”

“勇敢点，给他点儿颜色。”

人们对富朗迪喊道：“狂徒，懦夫。”

但是富朗迪也疯了，使了个绊子，斯塔尔蒂倒下了，他骑上去：“投降！”

“不！”

“投降！”

“不！”斯塔尔蒂一个猛劲又站了起来，拦腰抱住富朗迪，用一种疯狂的蛮力将他摔在地上，用一个膝盖顶住他的胸膛。

“啊！坏蛋，你有刀子！”一个男人喊着，要来夺下富朗迪的武器。但是斯塔尔蒂打红了眼，双手抓住他的胳膊，在他手上狠狠咬了一口，刀从他手上掉了，手上流出血来。

此时人们赶过来，把他们分开，让他们站起来；被打伤的富朗迪拔腿就跑；斯塔尔蒂站在那里，脸被抓坏了，眼被打青了，但是打赢了，站在哭泣的妹妹身旁。

这时，一些女孩帮忙把散在路上的书本捡起来。

“真棒，小个子！”周围的人都说，“他保护了他的妹妹！”

但是，斯塔尔蒂心里想的是他的书包，而不是胜利，他开始一个一个地检查书本，看有没有缺什么或损坏，用袖子擦干净，看看小笔，收拾好一切，然后一如既往地镇静严肃，对他妹妹说：“我们快走吧，我还有一个四则运算的作业呢。”

孩子们的家长

3月6日，星期一

今天早上斯塔尔蒂大个子的父亲来等儿子，因为害怕他再次遇见富朗迪，但是人们说富朗迪不会再来了，因为他将被判处无期徒刑。

今天早上有很多家长。

其中有木柴商人，那是柯莱蒂的父亲，跟他儿子一模一样，聪明，快乐，他留着尖尖的小胡子，上衣口袋上别着双色饰带。我差不多已经认识所有孩子的家长，总是在那儿看到他们。

有一位弯着身子的老奶奶，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下雪，总是戴着白色的帽子，每天来四趟送或接她上一年级的小孙子，给他脱下大衣，给他穿大衣，为他整理领带，给他掸灰，抚平衣服，看他的作业本：一看就知道她的心思都在小孙子身上，在她眼里，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了。

经常来的还有炮兵上尉，那个曾从马车下救过一个小孩而拄拐杖的罗贝提的父亲；因为所有的同学走过他面前时都会摸他一下，他也会回报以摸一下或是打招呼，从不会怠慢任何人，向所有人致意，越是穷困、越是穿得简陋的人，他似乎越高兴与其打招呼，感谢他们。

有时也会看到伤心的事：一位先生已经一个月没来了，因为他的一个儿子死了，派他的女佣来接另一个孩子。昨天是他第一次回来，看到他死去孩子的同学，看到他们的班级，他走向一个角落，双手捂着脸呜咽起来，校长挽着他的一条胳膊把他带到办公室去了。

有些父亲和母亲能够叫出他们孩子所有同学的名字。有些附近学校的女生和初中的学生来等他们的兄弟。有一位老先生是上校，只要看到孩子把作业本或是笔掉到路上，他都会为他捡起来。也能看到穿着讲究的女士们和其他人谈论学校的事，她们头上戴着围巾臂上挎着篮子，她们说：

“啊！这一次考题真可怕！”

“今天早上一堂语法课上不完了！”

当一个班里有人生病时，她们都知道；当一个人病情好转时，她们也都会高兴。的确，今天早上大约有八个或十个太太或女工，她们围绕着柯罗西的母亲，那个卖菜女人，问她关于我弟弟班上的一个孩子的情况，那危在旦夕的孩子与他家同住一个院子里。

这里好像人人平等，学校让所有人都是朋友。

七十八号

3月8日，星期三

昨天晚上我看到了感人的一幕。

很多天以来，卖菜的女人每次走过德罗西的身旁，总是不停地看着他，充满了温情。因为德罗西在发现了墨水瓶和七十八号犯人后，对犯人的儿子柯罗西—那个长着红头发、一条手臂僵死的孩子开始关爱起来：在学校里帮他做作业，启发他如何回答问题，给他白纸、钢笔、铅笔，总之待他亲如兄弟，似乎要弥补他摊上了却不知情的父亲的遭遇。

已经好几天了，卖菜的女人看着德罗西，好像眼睛离不开他，因为她是个好心肠的女人，她的生活都围绕着她的孩子，德罗西的帮助让她很有面子；德罗西是一个体面人，全校第一，她眼里的他就是一位国王、一位圣人。

她总是看他，似乎有话对他说，又难于启齿。

但是昨天早上，终于鼓起勇气，在大门前拦住他，对他说：

“请您原谅，先生，您这么善良，对我儿子这么好，请您务必收下一个可怜的妈妈这份小小的心意。”说着从菜篮子里拿出一个白色金边的小纸盒。

德罗西满脸通红，坚决地拒绝说：“给您的儿子吧，我什么都不接受。”

那女人遭到了拒绝，结结巴巴地道歉说：“我不想冒犯您……只不过是一些糖果。”

但是德罗西再次拒绝，摇着头。

接着，她小心翼翼地从篮子里抓出一把水萝卜说：“至少您得接受这些时鲜，带给您的妈妈。”

德罗西微笑了，回答道：“不，谢谢，我什么都不要。我尽我所能帮助柯罗西，但是我不能接受任何东西；总之，谢谢。”

“但是您没生气吧？”女人担心地问道。

德罗西微笑着说“没有、没有”，就走了。而她满心欢喜地喊道：“多善良的孩子啊！我从没见过这么善良的帅小伙！”好像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下午四点钟，不是柯罗西的妈妈，而是他的父亲神情忧郁脸色苍白地来了。

他拦住德罗西，从他的眼神中我立刻明白了他怀疑德罗西知道他的秘密；他盯着德罗西看，用忧伤而热烈的语气对德罗西说：“您对我儿子好……为什么对他这么好？”

德罗西的脸上像火烧了一样。

他本想回答说：“我对他好是因为他不幸；因为您，他的父亲，您与其说有过失，更应该说是不幸，您很光彩地为您犯的过错赎罪了，您是一个热心人。”

但是他没有勇气这样说，因为到底他还是有些怕，几乎厌恶面前这个曾经杀人而且坐了六年监狱的人。

但是那个人猜出了一切，他低声对着德罗西的耳朵几乎颤抖地说：“您对我儿子好；但是会对他的父亲不好……瞧不起他，是不是？”

“啊不，不！正相反！”德罗西一时冲动地喊道。那男人好像要用一只胳膊搂住他的脖子；但是他没敢，只是用两根指头抓住一缕蜷曲的金发，拉直后放开；然后把手放到嘴上，吻着手掌眼睛湿润地看着德罗西，好像说那个吻是给他的。然后拉起自己的儿子快步地走开了。

一个夭折的孩子

3月13日，星期一

在卖菜的女人院子里的孩子，那个二年级的学生，我弟弟的同学，他死了。

女老师德尔卡蒂星期六晚上来了，极度悲伤地来把消息告诉他的老师；加罗内和柯莱蒂主动要求帮助抬棺材。

那是个好孩子，上周还得了奖章；他跟我弟弟很要好，曾经送给弟弟一个储蓄盒，我母亲遇到他时总是抚摸他。他总是戴着一顶带有两条红布条的帽子。他父亲是铁路上的搬运工。

昨天是星期日，下午四点半我们去了他家，为了送遗体去教堂。他家住在一层，院子里已经有很多二年级的孩子，还有他们的母亲，拿着蜡烛；五六个女老师，一些邻居。

戴红羽毛的女老师和德尔卡蒂跟着进来，我们从开着的窗户看到她们在哭泣：听到孩子的妈妈在大声抽泣。两位夫人，死去的孩子的两位同学的母亲，带来了两个花圈。五点钟，我们准时出发。一个举着十字架的孩子走在前面，后面是一个神父，再后是棺材，一口很小的棺材，可怜的孩子！棺材上盖着一块黑布，旁边紧挨着两位太太送的花圈。在黑布的一边人们别上了孩子生前一年里获得的奖章和三张奖状。

加罗内、柯莱蒂和两个同院的孩子抬着棺材。紧跟在棺材后的是德尔卡蒂，她哭得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死了；她身后是其他女老师；她们身后是孩子们，他们中有些很小，大家手里拿着紫罗兰花束，眼睛盯着灵柩，茫然无措，另一只手被母亲们牵着，母亲们替他们拿着蜡烛。我听到一个孩子说：“以后他不再来学校啦？”

当棺材从院子里出来时，从窗子里传出一声绝望的叫喊：那是孩子的妈妈，但是人们立即把她拉进屋里。

到了路上，我们遇到了另一个学校的孩子们，他们两人一排地走着，看到了别着奖章和奖状的棺材，都摘下了帽子。可怜的孩子，他永远地伴着奖章睡去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他的小红帽了。

他本来挺健康的，只有四天的时间就没了。最后一天还挣扎着起来做命名法的作业，想把他的奖章放在床上，生怕别人把它拿走。没人再把它拿走了，可怜的孩子！永别了，永别了。我们会永远在巴雷蒂学校怀念你，孩子。

三月十四日前夜

今天比昨天欢乐一些。三月十三日！在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剧院颁奖的前夜，这是每年盛大美好的节日。但是这一次不再是随意选择一些孩子上台，从发奖人手里拿奖了。

今天上午放学时校长才到，他说：“孩子们，一个好消息。”

然后喊道：“克拉奇！”卡拉布里亚来的孩子站了起来。

“你愿意参加明天在剧院把奖状交给官员的队伍吗？”

来自卡拉布里亚的同学回答愿意。

“很好，”校长说，“这样将有卡拉布里亚的代表。这将是一件幸事。市政府今年决定颁奖的十名或十二名孩子应来自意大利的各个地方，选自不同的公立学校。我们有二十所学校和五所分校，共有七千名学生：这么多人中不难找出意大利各个大区的代表。

“在托尔夸托塔索学校找出两个岛的两名代表：一名撒丁岛人和一名西西里人；邦孔帕尼学校出一名佛罗伦萨人，一个木雕艺人的儿子；托马斯学校出一名罗马出生的罗马人，他们还有很多威内托、伦巴第人和罗马涅人；蒙维索学校出一名那不勒斯人，他是军官的儿子；我们出一名热那亚人和卡拉布里亚人，你，克拉奇，再加上皮埃蒙特人，正好十二个人。

“这很好，你们不觉得吗？他们将作为你们在意大利各地的兄弟来为你们颁奖。注意：十二个人一起出现在台上。要为他们热烈鼓掌。他们是孩子，但是他们像成人一样代表国家：一面小三色旗作为意大利的象征不亚于一面大旗，不是吗？因此，你们要为他们热烈鼓掌。显示出你们的小小心灵也在燃烧，你们十岁的幼小心灵在祖国神圣的形象前也会激动。”说完，校长就走了。

老师笑着说：“好了，克拉奇，你是卡拉布里亚的代表。”

所有人都笑着鼓掌。当我们走在路上时，人们围住克拉奇，抱起他的腿，把他抬起来，开始带着他凯旋游行，喊着：“卡拉布里亚代表万岁！”这样吵吵闹闹，但显然不是开玩笑，正相反，是衷心地祝贺他，因为他是人人喜欢的孩子，他也笑着。

他们就这样把他抬到了街道的拐角，在那里遇见了一位留着黑胡子的先生，他也笑了起来。卡拉布里亚人说：“这是我父亲。”于是孩子们把他儿子投入他的怀抱，四散逃开了。

颁奖

3月14日，星期二

快到两点钟时，巨大的剧院挤满了人：正座、边座、包厢、舞台，全都挤满了人，上千张脸，孩子们、太太们、老师们、工人、平民妇女、儿童们，一片人头攒动，人们挥手致意，羽毛、饰带、卷发在抖动，一片热烈的低声谈话，气氛非常欢快。整个剧院都用红、白、绿三色的帷布装点起来。在正厅里搭建了两排梯子：右边的，为领奖人上台使用；左边的用于领奖之后下台。在舞台前面有一排红色的大椅子，中间的椅子背上垂下两个桂花环；在舞台的底部有一簇旗帜；一边有一张绿色的桌子，上面放着用三色带捆起来的所有奖状。

乐队在正座前，舞台下；老师们挤满了为他们指定的一侧边座；正中的长凳和长地毯上挤满了上百个要唱歌的孩子，他们手里拿着歌谱。在后面和整个周围都能看到来来往往的老师们忙着让获奖人排成队，很多家长最后一次为孩子们整理头发和领带。

刚和我的父母进入包厢，我就看见了在对面包厢里的戴红羽毛的小老师，她笑着，脸颊上嵌着酒窝。与她一起的是我弟弟的老师和一身黑衣的小修女，还有我小学二年级的好老师，但是可怜的她脸色如此苍白，咳嗽如此剧烈，剧院里从这一边到那一边都听得到。

在正座区，我马上就找到了加罗内那可爱的大脸，内利那金色的小脑袋，紧紧地贴在加罗内的肩膀上。再往远一点我看到了加罗非那像猫头鹰嘴一样的鹰钩鼻，他正忙着收集获奖人的印刷名单，手里已经有一大沓了，这是为了做交易……交易内容得明天才能知道。靠近门边有木柴商人和他的妻子，穿着节日的正装，带着他们的孩子柯莱蒂，柯莱蒂是三年级的三等奖获得者。我很惊讶，看见他没戴那顶猫皮帽子，也没穿巧克力色的毛衣，这次他穿得如同小绅士一般。

在一个边座上，我看到了沃蒂尼出现了片刻，一个花边大领子；后来就消失了。舞台前旁边的一个包厢挤满了人，我看到罗贝提的父亲，那个炮兵上尉，罗贝提就是那个拄拐杖的孩子，从公交马车下救出儿童的那一位。

两点的钟声一响，乐队开始奏乐，同时从右边梯子走上舞台的有市长、省督、局长、省教育厅厅长，还有很多其他的先生，都穿着黑色的衣服，他们去坐在舞台前的红色大椅子上。声乐学校的校长拿着指挥棒走上前来。按照他的手势，正座的孩子们全体起立，再一个手势，他们开始歌唱。七百个人同声齐唱一首非常好听的歌，七百个孩子的声音一起唱，多么美呀！

所有人都一动不动地倾听：那是一首甜美、清澈、悠扬的歌，像是教堂的歌。歌声停止时，全场鼓掌，然后又都肃静下来。颁奖仪式就要开始了。此前我的二年级的小老师已经出现在台上，他有一头红色的头发，一双机敏的眼睛，他要念获奖者的名字。他等着十二个孩子进来把奖状交给他。报纸已经透露说将是来自意大利各地的孩子们。所有人都知道和期待着，好奇地看着他们将进来的那个方向，市长和其他的先生也是如此，整个剧场鸦雀无声……

突然，十二个孩子跑步上了舞台，微笑着站好队形。全场三千名观众都起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孩子们好像一时茫然失措。“这就是意大利！”台上一个声音说。我立刻认出了克拉奇，一如既往地穿一身黑衣的卡拉布里亚同学。一位和我们在一起的市政府的先生认识所有的孩子，一一指给我母亲：“那个小黄毛是威尼斯的代表，那个高个卷发的是罗马人。”有两三个穿得像绅士一般，其他的是工人的孩子，但所有人都穿戴整洁。最小的是佛罗伦萨代表，腰上围着一条天蓝色的围巾。所有孩子都从市长面前走过，市长一一地吻他们的额头，他旁边一位先生微笑地轻声报城市名：“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博洛尼亚，巴勒莫……”每过一个孩子，全场鼓掌。然后所有的孩子都跑向绿色的桌子取奖状，老师开始念名单，所属学校、班级和姓名，获奖者开始上台排队。

当第一批人上台时，台后就响起了轻柔的小提琴音乐，在整个颁奖仪式过程中都没有间断，一个不断重复的柔和曲调，就像是很多轻言细语汇集在一起，母亲们、老师们建议的声音，祈祷和善意批评的声音。与此同时，那些获奖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走过那些坐着的先生面前，先生们把奖状给他们，对每个人都说一句或抚摸一下。每一次走过一个很小的孩子，或穿着显得寒酸的孩子，或是头发蓬松蜷曲，或是穿着红色或白色衣服的孩子，从正中座位区和边座区都会发出孩子们的掌声。初小一年级的学生们到了那里，晕头转向，不知道往哪边转身，引得全场哄堂大笑。过了一个三巴掌高的小不点，背着一个粉红带子打成的大花结，步履维艰，被地毯绊了一下摔倒了，省督把他扶起来，所有人都大笑着鼓掌。另一个孩子下台时从梯子上滚下来了，听到了几声尖叫，但是没摔坏。各种各样的表情都能看到，坏孩子的鬼脸、受到惊吓的表情、樱桃般通红的脸、对着所有人笑的滑稽的小屁孩，刚一下到座位间就被爸爸妈妈们拉起来带走了。

当轮到我们学校时，这才是我开心的时候！柯莱蒂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地过来了，带着灿烂的微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但是谁知道当天早上他背了多少木柴！市长在颁发奖状时问他额头上的红印记是怎么回事，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我在座位之间用目光搜索他的父母，看到他们用手捂着嘴在笑着。

然后过来的是德罗西，一身深蓝色的服装，闪闪发光的衣扣，一头金色的卷发，潇洒自如，如此高的额头，如此英俊，如此和蔼可亲，我简直要送他一个吻，所有那些先生都想跟他说话和握手。

再后来老师喊道：“朱力奥·罗贝提。”人们看到炮兵上尉的儿子拄着拐杖过来了。上百的孩子都知道他的事迹，一时间传开了，爆发出一阵掌声和欢呼声，使剧院都颤抖了起来，男士们全体起立，女士们挥舞手帕，可怜的孩子在舞台的中央，惊慌地抖作一团……市长把他拉到身旁，给他奖状并吻了他，挂在大椅子背上的桂花环掉下来了，就把它穿放在一根拐杖的横梁上……然后把他一直送到前台的包厢他父亲那里去，上尉在“真棒”和“万岁”的欢呼声中把他举起来放进包厢去。

小提琴那轻柔的音乐还在继续，孩子们在排队行进。安然学校的学生们几乎都是小商贩的孩子；万奇利亚学校的学生是工人的孩子；邦孔帕尼学校的很多学生是农民的孩子；最后是拉依内里学校。

颁奖刚一结束，七百名孩子又唱起了另一支美丽的歌曲，然后市长讲话，之后是局长，他结束讲话时对孩子们说：“……如果你们没有对那些付出很多辛苦，把他们的智慧和爱心都献给了你们，出生入死为了你们的人致敬，就不能离开这里。他们在这儿！”他指向老师们的边座区。

这时，从其他边座区，从包厢，从中央座位区，所有的孩子都起立挥臂向老师们欢呼致意，老师们也都起立激动地挥动手臂、帽子和手帕还礼。乐队再次奏乐，观众们最后一次向代表意大利各地排队站在台上的孩子们热烈致意，十二名孩子手挽着手接受着如潮的花束。

吵架

3月20日，星期一

今天早上，我和柯莱蒂吵架了，但不是因为他得奖了而我没得奖的嫉妒。

不是因为嫉妒，不过，确实是我的错。

老师让他坐在我身旁，我在我的练字本上写作业，他用胳膊肘碰了我，让我一哆嗦，把每月故事给弄脏了—我要替生病的小瓦匠抄写《罗马涅人的血》。我生气了，骂了他一句。

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不是故意的。”我应该相信他，因为我了解他；但是我受不了他得意的笑脸，我想：哦！现在他得奖了，就飘飘然趾高气扬了。

过了一会儿，为了报复，我撞了他一下，让他的一页作业作废了。他气得满脸通红：“你这就是故意的了！”他对我说，举起了手。老师看见了，他把手缩回去，但是加了一句：“我在外边等你！”

我很难过，气已经消了，开始后悔。是呀，柯莱蒂不可能是故意的。他善良，我想着。我记起了在他家看到他干活，照顾他生病的母亲，后来在我家为他庆祝生日，我父亲多喜欢他呀。我多么希望自己没对他说那句话呀，没有对他做出那样的恶作剧！

我在想象我父亲可能给我的建议：

“你错了？”

“是的。”

“那就向他认错请求原谅。”

但是这我做不到，我怕自己蒙羞。我眯着眼看他，看到他的毛衣在肩膀处开线了，也许他背了太多的木柴，我觉得自己跟他很要好，我对自己说：“勇敢点！”但是“对不起”这句话卡在我的嗓子里。

他不时地斜眼看着我，似乎更难过而不是生气。这时我也斜眼看着他，为了表示我不怕。他对我重复说：“咱们外面见！”

我也说：“咱们外面见！”

但是，我脑子里想的是我父亲曾经对我说的话：“如果你错了，要自卫，但是别打架！”

我对自己说：“我自卫，但是不打架。”但是我不高兴，很难过，听不进老师的讲课。

最终到了出去的时候了。当我一个人在路上时，看到他跟着我。我停下来，等着他，手里拿着尺子。他靠近了，我举起了尺子。

“不，恩里科，”他说，带着善意的笑容，用手推开了尺子，“我们和好如初吧。”

我迟疑了片刻，然后感觉就像一只手推搡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已经在他的拥抱中了。

他亲吻我并对我说：“我们永远不再吵架了，是不是？”

“永远不会了，永远！”我说。

我们高兴地分手了。但是当我回到家里把一切都告诉父亲时，以为这样他会高兴，他却生气地说：“应该是你先向他伸出手，因为是你错了。”

然后又补充道：“对一个比你好的人，对一个士兵的儿子，你不应该举起尺子！”他从我手里夺走了尺子，把它掰成两半扔到墙上。

我的姐姐

3月24日，星期五

为什么，恩里科，我们的父亲已经说你不该对柯莱蒂不好，你竟然还对我做那样的事？你无法想象我多难受。

你不知道，当你是婴儿时，我整小时整小时地守在摇篮边，而不是和伙伴们去玩；当你生病时，我夜里起床看看你是不是额头发烫。

你不知道，你冒犯你的姐姐，可当面临可怕的灾难时，我会像妈妈一样对待你，就像对待儿子！

你不知道，当我们的父母不在人世后，我将是你最好的朋友，唯一能谈论我们去世的亲人和你童年的人。如果需要的话，我会为你去工作，恩里科，供你吃喝供你上学，你长大后我也会永远爱着你。当你远走高飞时，我的思绪也会跟着你，因为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们流着同样的血！

哦，恩里科，你尽管放心吧，当你长大成人时，如果你有困难，如果你孤独，你肯定会找我的，你会来对我说：“希尔维娅，姐姐，让我跟你在一起吧，我们聊聊我们过去的美好时光。你还记得吗？咱们聊聊妈妈，我们的家，那些远去的美好时光。”

哦，恩里科，你永远会看到你的姐姐张开双臂欢迎你。

是的，亲爱的恩里科，原谅我现在对你的抱怨。

我将不会计较你的任何过错，即使你会给我带来其他的不快，有什么关系？你将永远是我的弟弟，我将只记得我怀抱中的孩童时期的你，记得我们共同爱过我们的父母，看到过你的成长，很多年都曾是你最忠实的伙伴。

但是你在这个本子上也写一句让我高兴的话，我会在晚上之前过来读它。 与此同时，为了表现出我没有对你生气，看到你很累，我帮你抄写了每月故事《罗马涅人的血》，这是你应该帮助小瓦匠抄的，放在你桌子左边的抽屉里了。这都是今天夜里你睡觉时我写的。

给我写一句好听的话，恩里科，我求求你。

你的姐姐 希尔维娅

我不配吻你的双手。

恩里科

本月故事·罗马涅人的血

那天晚上，费鲁乔家比平时安静。他父亲有一个小杂货店，他去佛尔利进货去了，他妻子也陪他去了，而且带走了路易吉娜，为了带她去看医生，她的一只眼需要做手术；他们要第二天早上才能回来。

快到半夜了。白天来做家务的女人在黄昏时就离开了。家里只留下了腿已经不能动的姥姥和费鲁乔，一个十三岁的孩子。

那是一栋只有地面一层的小房子，建在大路边上，离最近的村庄有一枪射程的距离，那个村庄离罗马涅大区的佛尔利市不是很远。附近只有一栋无人居住的房子，两个月前被大火烧毁了，在房子上还能看到客栈的标记。在小房子后面有一个用篱笆围起来的菜园，有一个简陋的小门通向它；杂货店的门也是住家的门，开向大路。周围是寂静的农田，耕耘过的田地，种着桑树。

就快要半夜了，下着雨，刮着风。

费鲁乔和姥姥还没睡，还在厨房里，在厨房和菜园之间有一个堆满旧家具的小房间。费鲁乔在外面逛了好几个钟头之后，十一点才回家。姥姥一直没合眼等着他，焦急地等着他，一动不动地坐在一把带扶手的大椅子上。她一般在椅子上一坐就是一天，也经常整夜坐在上面—因为呼吸困难，让她不能躺着。

下着雨，风吹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夜黑极了。

费鲁乔疲惫地回来，浑身是泥，上衣撕破了，脑门上有挨石子打留下的青肿。他和伙伴们扔石子玩，后来就打起来了，这也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他赌输了所有的钱，把帽子扔进了一个池塘。

尽管厨房里只有放在一个桌角上的一盏小油灯照明，在大椅子旁边，可怜的姥姥马上就看出外孙有多狼狈，至于原因嘛，一部分是她猜出来的，一部分是她让他坦白交代了自己的淘气坏事。

她全身心地爱着那个孩子。知道一切后，她哭了起来。

“啊！不，”沉默了很长时间后她说，“你根本就不关心你可怜的姥姥。你爸你妈不在家，你不管你这样做会让我多难受。你一整天都把我扔在家里！你一点怜悯心都没有。当心，费鲁乔！你走上了一条会让你完蛋的邪路。我看到过其他人，开始跟你一样，最终都没有好下场。开始是离家出走，跟其他孩子打架，乱花钱；然后，慢慢地，从用石头到用刀子，从赌博到其他恶习，从恶习……到偷窃。”

费鲁乔听着，站在三步远的地方，靠着一个柜子，低着头，皱着眉，还没完全从打架的愤怒中摆脱出来。一缕栗色的头发斜搭在额头上，蓝色的眼睛目不转睛。

“从赌博到偷盗，”姥姥重复说，继续哭泣着，“想想吧，费鲁乔，想想这个村子里的那个倒霉事，那个维托·莫佐尼，如今在城里流浪；他二十四岁的时候就坐过两次监狱了，让他那可怜的妈妈伤心死了，我认识他妈妈，他父亲绝望地逃到瑞士去了。想想那个倒霉鬼，你父亲连跟他打招呼都觉得耻辱，他总是跟比他更糟的人鬼混，直到有一天会被终身囚禁为止。好吧，我认识他时他是个小伙子，他开始时就跟你现在一样。你想让你父亲和母亲落得像他父母一样的下场吗？”

费鲁乔默不作声。他的心眼并不坏，相反，他的荒唐是由于精力过剩和冒失，而不是心地不良；他父亲把他惯坏了，认为他实际上有好心肠，而且经过试探，觉得他具有坚强和慷慨的行为，于是对他放任自流，等着他自己能辨别是非。他其实很善良，并不坏；但是固执，很难对付，即使他心里非常后悔，也不会说出那些让人能原谅的软话：“是的，我错了，我保证再不这样了，原谅我吧。”有时他心里充满了柔情，但是傲气却不让柔情流露出来。

“啊，费鲁乔！”看到他如此沉默不语，姥姥继续说。

“你一句后悔的话都不对我说吗！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我马上会死的。你不应该毫无良心地让我痛苦，让你妈妈的妈妈哭泣，人都这么老了，所剩日子不多啦；你可怜的姥姥，一直非常爱你；你几个月大的时候，我整夜整夜地守护着你，为了逗你玩都顾不上吃饭，你不知道！

“我总是说：‘这是我的安慰！’现在你却让我死！我愿意把剩下的这点生命献出来，看到你变成善良听话的孩子，就像过去的日子……当我把你带到圣堂时，你记得吗，费鲁乔？你在我口袋里装满了小石子和草，我把睡着的你抱回家。那时候，你对你可怜的姥姥可好了。现在，我半身不遂了，我需要你的关爱，就像喘气需要空气一样，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什么都没有，只是个半死的老女人，我的上帝……”

费鲁乔感动得不能自控，准备扑向姥姥，这时他好像听到了一个来自旁边通往菜园的小房间里微弱的吱吱声。但是他不知道是风吹窗户框的声音，或是其他声音。

他侧耳倾听。

大雨哗哗地响。

噪音重复地响，姥姥也听见了。

“是什么呀？”过了一会儿姥姥不安地问道。

“雨声。”小伙子嘟囔道。

“那么，费鲁乔，”老人擦干眼睛说道，“你向我保证今后做个好人，不再让你可怜的姥姥哭了……”

一个新的响声打断了她。

“但是我觉得不像是雨声！”她脸色苍白地喊道，“去看看！”

但是她马上又说：“别去，留在这儿！”她抓住费鲁乔的手。

两个人都屏住呼吸，听到的只是雨水的声音。

然后两个人都打了个寒战。他和她都听到了小房间里的脚步声。

“谁呀？”小伙子呼吸困难地问道。

没有回答。

“谁呀？”被吓坏了的费鲁乔再次问道。

但是话音刚落，两个人就同时发出惊叫。两个男人闯进屋里来，一个抓住小伙子并用一只手捂住他的嘴，另一个掐住老人的脖子。第一个人说：“住嘴，如果你不想死的话！”第二个人说：“你住嘴！”亮出一把刀。两个人脸上都蒙着黑布，只在眼睛处露有两个窟窿。

一时间只能听到四个人艰难的喘息声和下雨的哗哗声；老女人发出沉闷的出气声，眼珠都快瞪出来了。

那个抓住小伙子的人对着小伙子的耳朵说：“你爸把钱放在哪儿了？”

小伙子一口气回答，牙齿咯咯作响：“在那儿……衣柜里。”

“跟我来。”那个人说。把他拽到小屋里，掐着他的脖子。那里有一盏灯放在地上。

“衣柜在哪儿？”他问道。

喘不过气的小伙子指给他衣柜。

为了不让小伙子逃跑，那人让他跪在衣柜前，用自己的两条腿夹住他的头，这样如果他喊就可以阻止他。那家伙用嘴叼住刀，一只手提着灯，另一只手掏出一个磨尖的铁块，把它塞进锁眼里，摸索，破坏，打开衣柜的双门，快速地到处乱翻，装满了衣服口袋，又再乱翻一遍，然后抓着小伙子的脖子拎起他，把他推到另一个看着老太太的人那里，她吓坏了，仰着头，张着嘴。

那个家伙低声问道：“找到了？”

同伙回答道：“找到了。”

又说：“盯着点儿门口。”

那个看着老女人的家伙跑到菜园的入口去看有没有人，从小房间用哨音一般的尖声说：“过来。”

那个留下来抓着费鲁乔的家伙向少年和睁开眼睛的老人晃着刀子说：“别出声，否则我回来宰了你们！”他盯着祖孙俩看了一会儿。

那一刻，从远方的大路上传来很多声音合唱的一首歌。

盗贼迅速向门口方向扭过头去，在那个剧烈的动作中，蒙脸的布掉了下来。

老女人喊了一声：“莫佐尼！”

“该死的！”被认出的贼喊了一声，“你去死吧！”

他举着刀扑向被吓昏了的老人。

杀人犯准备下手了。

但是费鲁乔大吼一声，迅速地扑到姥姥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姥姥。

杀人犯撞开桌子逃跑，打翻了灯，灯灭了。

少年慢慢地离开姥姥的身体，跪在了地上，保持着那个姿势，用双臂抱住她的腰部，头靠在她的胸口上。

过了一会儿，天黑极了，农民们的歌声也慢慢在农田里远去。老太太醒了过来。“费鲁乔！”她用勉强能听到的声音喊着，牙齿咯咯作响。

“姥姥！”小伙子回答道。

老人努力地想说话，但是恐惧让她的舌头僵硬了。

她呆了一会儿，身体剧烈地颤抖。

“他们不在了？”

“不在了。”

“他们没杀了我。”她闷声嘟囔着说。

“没有，您还活着。”费鲁乔嘶哑着嗓子说。

“您还活着，亲爱的姥姥。他们只把钱拿走了。但是爸爸……几乎把钱都带走了。”

姥姥喘了一口气。

“姥姥，”费鲁乔一直跪在地上，抱着她的腰说，“亲爱的姥姥……您爱我，对吗？”

“哦，费鲁乔，我可怜的孩子！”她回答着把手放到他的头上，“你该多害怕呀！哦，大慈大悲的神主啊！你把灯点上……别，我们还是在黑暗里吧，我还很怕呀。”

“姥姥，”少年接着说，“我一直让您难受……”

“不，费鲁乔，别这样说；我不想那些事了，我都忘了，我非常爱你！”

“我一直给您添麻烦，”费鲁乔接着用颤抖的声音艰难地说，“但是……我一直爱着您。原谅我吗？……请原谅我，姥姥。”

“是的，孩子，我原谅你，我衷心地原谅你。想一想呀，我能不原谅你吗。站起来吧，我的孩子。我再也不会责备你了。你是好孩子，你是特别好的孩子！我们把灯点起来，我们增加点勇气。站起来，费鲁乔。”

“谢谢姥姥，”少年说，声音越来越弱，“我现在……很高兴。您会记得我，姥姥，不是吗？您永远会记得我……您的费鲁乔。”

“我的费鲁乔！”惊奇不安的姥姥喊道，把手放到他的肩膀上，低着头好像要仔细看他的脸。

“请您永远记得我，”少年还在喃喃地说着，声音小得如一阵轻风，“您吻一下我妈妈……我爸爸……路易吉娜……永别了，姥姥……”

“看在老天爷的分儿上，你怎么啦！”老人喊着，艰难地摸着小伙子靠在她膝盖上的头，然后绝望地用尽全力喊出来，“费鲁乔！费鲁乔！费鲁乔！我的孩子！我的爱！天堂里的天使们，你们救救我！”

但是费鲁乔不再答话了。小英雄，他母亲的妈妈的救命恩人，背部挨了一刀，已经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上帝。

病危的小瓦匠

3月28日，星期二

可怜的小瓦匠病得很严重，老师让我们去看他，我们决定由加罗内、德罗西和我一起去。斯塔尔蒂本来也该来的，但是老师给我们布置了描写加富尔纪念碑的作业，他跟我们说，为了描写更准确，他要去看加富尔纪念碑。这样一来，为了试试，我们也邀请了那个吹牛皮的诺比斯，他干脆地回答我们：“不去。”沃蒂尼也找了个借口，也许他怕弄脏了他那浆过的衣服。

我们四点下课后去的。雨下得很大。在路上，加罗内停下来，嘴里嚼着面包对我们说：“买什么东西呀？”他把兜里的钱弄得叮当作响。我们每个人出了两个币买了三个大橙子。

我们爬上顶楼。在门口，德罗西摘下了奖章，把它装进衣服口袋。我问他为什么。“我不知道，”他回答说，“为了低调……我觉得不戴奖章进去更得体。”

我们敲门，小瓦匠的父亲出现了，那个像巨人一样的人：他脸色难看，好像是受了惊吓。

“你们是谁？”他问。

加罗内回答说：“我们是安东尼的同学，我们给他送来三个橙子。”

“啊！可怜的小安东尼，”大瓦匠摇着头喊道，“恐怕他吃不了你们的橙子了！”他用手背擦着眼泪说。他让我们进去。

我们进入了阁楼顶层的房间，在那里，我们看见小瓦匠睡在一个小铁床里，他的母亲扑在床上用双手捂着脸，她勉强转过脸看着我们。一边墙上挂着刷子、一把镐和石灰筛子。在病人的脚下垫着大瓦匠的外衣，沾满了石膏。

可怜的孩子变得瘦极了，惨白惨白的，鼻子更尖了，呼吸急促。哦，亲爱的小安东尼，多么善良和快乐啊，我的小伙伴，我多难受呀，多愿意再看到他做野兔鬼脸，可怜的小瓦匠！

加罗内把一个橙子放在枕头上他的脸旁，香味让他醒来了，他马上拿起橙子，随即又放开了，他盯着看加罗内。“是我，”后者说，“我是加罗内，你认得出我吗？”小瓦匠做出一个勉强的微笑，吃力地从床上抬起他的小手伸向加罗内。加罗内双手抓住它，把它放到脸颊上说：“勇敢点，勇敢点，小瓦匠。你很快会好的，会回学校的，老师会让你挨着我坐，你高兴吗？”但是小瓦匠不回答。

母亲大哭起来：“哦，我可怜的小安东尼！我可怜的小安东尼！多么能干，多么善良，上帝却要把他从我们这儿带走！”

“你住嘴，”绝望的大瓦匠对她喊着，“看在上帝分儿上，你住嘴吧，要不我就失去理智了！”

然后喘着气对我们说：“你们走吧，走吧，孩子们，谢谢，走吧，你们在这儿能做什么？谢谢，你们回家去吧。”床上的小孩又闭上了眼睛，好像死了。

“他需要帮助吗？”加罗内问道。

“不，好孩子，谢谢，”大瓦匠回答道，“你们回家去吧。”说着，把我们推到门外，关上了门。

但是我们楼梯还没下到一半就听到他喊：“加罗内！加罗内！”我们三个人都马上回到楼上。

“加罗内！”大瓦匠变了脸色喊着，“他叫了你的名字，他已经两天没说话了，他叫了你两次，要见你，快来。啊，神圣的上帝，如果这是好兆头！”

“再见，”加罗内对我们说，“我留在这儿。”说着他就和孩子的父亲回到屋里去了。

德罗西眼里充满了泪水。我对他说：“你是为小瓦匠哭吗？他说话了，他会好起来的。”

“我相信，”他回答说，“但是我没想他……我在想加罗内多好呀，他的心灵多美呀！”

加富尔伯爵

3月29日，星期三

这是你该做的对加富尔伯爵纪念碑的描述。你可以写。但加富尔伯爵是什么人，你现在还不甚了解。

现在你就知道这些：他曾经当皮埃蒙特的总理很多年；是他派军队去克里米亚，在诺瓦拉失败后以切尔纳亚的胜利重振了我们军队的军威；是他让十五万法国军人跨过阿尔卑斯山，从伦巴第赶走了奥地利人；是他在我们革命最严峻的时期领导意大利，在那些年代给了祖国统一大业最大的推动力，他有闪光的智慧、战无不胜的毅力、超人的勤奋。

很多将军在战场上度过艰难的时刻，但是他在内阁度过了更艰难的时刻，当他那艰巨的事业随时都可能功亏一篑，就像不牢固的建筑被地震摧毁一样，他度过斗争和焦虑的日日夜夜，身心疲惫和心灰意冷。是这个巨大又艰难的工作，使他的生命少活了二十年。尽管如此，他被可能致命的发烧所折磨，却还是拼命地与疾病做斗争，来为他的祖国做些工作。

“很奇怪，”他在临终的床上说，“我不会读书了，我不能再读书了。”

当人们给他抽血，发烧更严重时，他还想着他的祖国，斩钉截铁地说：“治好我，我的脑子开始混乱，我需要所有的精力来处理重大事件。”

当他临终时，整个城市都在骚动时，国王在他的床前，他艰难地说：“我有很多话要对您说，陛下，很多东西要给您看；但是我病了，我不能，我不能了……”他软弱无力了。他热切的思绪总是想着国家，想着意大利新统一进来的省份；想着很多要做的事情。

当他几乎神志昏迷时，他喘着粗气喊着：“教育儿童……教育儿童和青年……以自由去统治。”

昏迷时间在加长，死亡在临近，他用最热烈的言辞召唤与他曾经不和的加里波第将军，还没有被解放的威尼斯和罗马，他对意大利和欧洲的未来看得很远，睡梦中还想着外国军队的侵入，问询军队和将军们在哪里，还在为我们，为他的人民操心。他最大的痛苦，你懂吗，不是没有了生命，而是不能服务于祖国，祖国还需要他，为了祖国，在短短的几年内，他奇迹般的身体里惊人的力量被消耗了。他嗓子里还有战斗的呐喊就死去了，他的死就像他的生命一样伟大。

现在你想一想，恩里科，跟那些人的艰苦卓绝和殊死搏斗相比，我们的工作算什么，尽管让我们感到沉重，我们的痛苦，甚至我们的死亡又算得了什么；那些伟人的心里装着全世界！想想这些，儿子，当你走过那大理石雕像前时，从心里对他说：“光荣属于你！”

你的父亲

春天

4月1日，星期六

四月一日！这个学期还有仅仅三个月。今天上午是今年最美丽的上午之一。

我在学校很高兴，因为柯莱蒂说他后天去看到访的国王，跟他父亲一起去，他父亲认识国王；因为我母亲曾对我许愿，在那一天带我去参观地处瓦尔多可街的幼儿园。

我高兴，也是因为小瓦匠病情好点了，昨天晚上老师路过时，对我父亲说：“他挺好，他挺好。”

再说，是一个春天的上午让我高兴。

从学校的窗户里，可以看到蔚蓝的天空，院子里长满枝芽的树木，家家户户打开的窗户，还有泛绿的花池和花盆。

老师却不笑，因为他从没有笑脸，但是他情绪很好，以至于几乎看不到他那额头正中竖着的皱纹；他在黑板上解释一个问题，说着俏皮话。

看得出他很高兴，呼吸着从开着的窗户进来的院子里的空气。充满了泥土和树叶的新鲜气味，令人想起在乡村的散步。

当他解释功课时，可以听到附近的街上传来的一个铁匠打铁的声音，对面的房子里一个女人在唱歌哄孩子睡觉；远处，在切尔纳亚兵营里，军号在吹响。所有人都好像很高兴，甚至是斯塔尔蒂。突然，铁匠开始更猛烈地打铁，女人更高声地唱歌。

老师停下来，侧耳倾听。然后，看着窗户慢慢地说：“微笑的天空，唱歌的母亲，工作的绅士，学习的孩子……这就是美好的事情。”

当我们走出教室时，我们看到其他人也都很快乐；所有人都排着队行进，跺着脚唱着歌，就像是一个四天长假的前夕；女老师们开着玩笑，戴红羽毛的女老师在她班级的孩子们后面跳跃着，像个学生的样子；孩子们的父母们也在笑着谈论着；柯罗西的母亲，那个卖菜的女人，她的篮子里有很多紫罗兰小花，香气充满了整个大厅。

看到我母亲在路上等着我，我从来没有像今天上午这样高兴。我朝她走过去，并告诉她：“我很高兴。是什么让我今天上午这么高兴？”

我母亲微笑着回答我说，是美好的季节和美好的心灵。

翁贝托国王

4月3日，星期一

十点整，我父亲从窗户里看到老柯莱蒂，那个木柴商人，跟他的儿子一起在广场上等着我，对我说：“他们在这儿，恩里科，去看你的国王吧。”我健步如飞地跑下去。

他们父子二人比平时更加灵活，我从没看见他们像今天早上这样如此相像，他父亲的衣服上在两枚纪念章中间别着一枚奖章，两撇尖尖蜷曲的小胡子像是两个别针。

我们立刻朝火车站走去，国王会在十点半到达那里。

柯莱蒂的父亲抽着烟斗，搓着双手。“你们知道吗？”他说，“我从一八六六年的战争之后就没见过他，十五年加六个月的漫长岁月。先是在法国的三年，然后是在蒙多维；还有在这儿，我本应看到他，但是他来的时候，我却倒霉地从来都没机会到城里来。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他称国王“翁贝托”，就像是战友。“翁贝托指挥第十六师，翁贝托那时二十二岁零几天，翁贝托总是这样上马。”等等等等。

“十五年！”他大声说，迈着大步，“我确实太想见他啦。我离开他时，他是王子，现在再见到他，他是国王。我也变了，我从士兵变成了卖木柴的。”他笑着说。

儿子问他：“如果他看见你，能认出你吗？”

他大笑起来。

“你疯啦，”他回答说，“哪儿可能呀。他，翁贝托，只有一个；而我们就像是蚂蚁。再说，他哪儿可能一个一个地注视我们。”

我们走到了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大道，有很多人都朝着火车站走。过去了一个吹着号角的阿尔卑斯连，又过去了两个快步小跑的骑马宪兵。气氛严肃得不得了。

“是呀，”柯莱蒂父亲激动地喊着，“我的确很高兴见到他，我的师长。啊！我老得多快呀！就好像是昨天我肩上背着背包，双手端着枪，在那个短暂的停火间隙，六月二十四日早上，短兵相接的前夕。翁贝托和他的军官们来来回回地走着，远处又响起了炮声，所有的人都看着他说：‘只要炮弹别打到他就行！’我根本想不到，过一会儿就会离他非常近，就在奥地利枪骑兵的长矛面前；但是我们之间只有四步距离，孩子们。那天天气很好，天空像明镜一般，但是热死了！我们看看能不能进去了。”

我们到了火车站；那里挤满了人，马车、卫士、宪兵，打旗子的队伍。一个兵团的乐队在奏乐。柯莱蒂的父亲企图从门廊下进去，但是被阻止了。他就想挤到出口处人群的第一排，他用胳膊肘挤出一条路，在我们前面推开他人。但是如潮的人海左右移动着。木柴商人盯住门廊的第一根柱子，那里卫队不让人靠近。“你们跟我来。”他突然说，拽着我们的手，两步跳过空出的一块地，到了那里，肩膀靠着墙壁。

一个警官立刻发现了，对他说：“这里不许停留。”

“我是四十九团第四营的。”老柯莱蒂摸着奖章回答说。

警官看了看他，说：“那就待在这儿吧。”

“我说嘛！”老柯莱蒂胜利地喊着，“四十九团第四营是一句神奇的话！我难道没有权利自在地看看我的长官，我曾经在他的方阵里！如果我当初近距离看过他，我觉得现在近距离看他也是应该的。我说长官！半个小时的时间，他是我们营的指挥官，因为在那一刻是他指挥我们营，而那时和我们在一起的不是乌里赫少校，是神父。”

此刻在候车大厅内外看到的全是绅士和军官，门前排着马车和穿着红衣服的侍从。

柯莱蒂问他父亲，当年翁贝托王子在阵地时手里是不是拿着宝刀。

“他肯定手里拿着宝刀，”他回答说，“来防卫长矛的攻击—长矛可不长眼睛。啊！疯狂的魔鬼！他们攻击我们就像是上帝的愤怒，他们攻击我们。他们在小队、方阵、大炮之间穿梭，就像是旋风吹动的风车一般，无所不入。阿莱桑德里亚的轻骑兵、福贾的长矛兵、步兵、枪骑兵、狙击手，一片混乱，什么也分不清楚的地狱。我只听到喊声：‘殿下！殿下！’看到落下的长矛，我们开枪，一片烟雾什么都看不见了……后来烟雾散开了……大地上满是受伤、死亡的马和枪骑兵。我往后看，看到翁贝托骑着马在我们中间，他镇静地看着周围，似乎在问：‘我的孩子中有人受伤吗？’我们朝着他的脸，疯了一般地喊道：‘万岁！’神圣的上帝，那是什么时刻呀！……看呀，火车来了。”

乐队奏乐，军官们立正，人群都踮起脚尖。

“唉，不会马上出来的，”一个卫兵说道，“现在他们会对他致欢迎辞。”

柯莱蒂的父亲忘乎所以了。“啊！只要我一想，”他说，“就能看见他在那儿。他在疯狂的躁动中泰然自若，不管怎样，他在哪儿都是好样的；但是我脑子里他还是当年看到他时的样子，在我们中间，神情自若。我敢肯定，他也记得四十九团第四营，即便今天是国王，他会很高兴与当年的所有人同桌共餐，那些当年看到的人。现在他身边都是将军、大官和显赫人物，而当时只有可怜的士兵。如果我能面对面跟他说上几句话！我们的二十二岁的长官，我们的王子，把身心寄托在我们刺刀的保护下……十五年没看到他了……我们的翁贝托，嗨。啊！这个音乐让我热血沸腾，真心话。”

一阵喊声打断了他的话，上千顶帽子抛向天空，四个穿黑衣服的绅士上了第一辆马车。

“是他！”老柯莱蒂喊道，就像是被迷住了一般。

然后缓缓地说：“我的圣母呀，他头发都灰白了！”我们三个都摘下帽子，马车慢慢地来到我们面前，离柱子只有一步之遥。

“万岁！”很多声音喊着。“万岁！”老柯莱蒂在其他人之后喊着。

国王看着他的脸，目光在三枚胸章上停留片刻。

这时老柯莱蒂控制不住了，他喊道：“四十九团第四营！”

国王已经转过身去，此时又转向我们，盯着老柯莱蒂的眼睛，从马车里伸出手来。

老柯莱蒂往前跳一步，握住他的手。马车过去了，人群涌动，把我们分开了，我们看不见柯莱蒂的父亲了。但只是片刻，我们马上就找到了气喘吁吁的他，双眼湿润，喊着儿子的名字，高高地举着手。儿子扑向他，他喊着：“这儿，小东西，我的手还热着哪！”他把手放在儿子的脸上，说，“这是国王的抚摸。”

他就那样，像是出了神似的，两眼盯着远去的马车，微笑着，双手握着烟斗，在一群好奇地看着他的人群中。

“他是四十九团第四营的一员。”他们说。

“是一名认识国王的士兵。”

“是国王认出了他。”

“是他向国王伸出了手。”

“他请求了国王。”一个人大声说。

“不是，”老柯莱蒂回答说，他猛地转向那人，“我没有提出任何请求。但是如果他请求我，我会给他另一样东西……”

所有人都看着他。

他简单地说：“我的鲜血。”

幼儿园

4月4日，星期二

我母亲兑现了对我的承诺，昨天早饭后带我去了瓦尔多可大街的幼儿园，为的是向主任说情收留普莱克西的小妹妹。我从来没看见过幼儿园，太开心了！

二百名儿童，都那么小，跟他们比，我们一年级的学生都是大人。

我们到达时，正是他们排队去食堂的时候，那里有两排长长的饭桌，上面有很多圆洞，每个洞里有一个黑碗，盛满了米饭和青豆，旁边放着一把锡制的勺子。

一些孩子进门时一屁股摔在地上，然后就坐在地板上直到老师把他们扶起来。

很多孩子在经过的一个碗前停留，以为那是自己的位置，马上就用勺子吃东西，一个老师来说：“往前走！”那些孩子往前走三四步，就又吃一勺东西，再往前走，走到自己的位置时，已经白蹭了半份汤了。

终于，在往前推和“快点！快点！”的喊叫声中，所有孩子才各就各位，开始祈祷。所有在里面几排的孩子，为了祈祷得背对着碗，可都扭头向后看着自己的碗，生怕被他人偷吃，然后就这样祈祷，双手合掌，眼望天空，但是心里想着汤饭。最后才开始吃饭。

啊，这是什么样的场面呀！一个孩子用两把勺子吃饭，另一个用手抓着饭往嘴里塞，很多孩子一粒一粒地拿青豆放进口袋里；其他孩子把豆子放到围裙里，然后捣成面糊。也有孩子不吃饭，却看着苍蝇飞；有些孩子咳嗽，把米饭喷得到处都是。

这里就像是一个养鸡场，但是很可爱。两排小女孩看起来有模有样，头发都梳在脑后，用红的、绿的、天蓝色的丝带扎起来。一位老师问八个一排的女孩：“稻米是在哪里生长出来的？”

八个女孩都张开了满是汤饭的嘴，异口同声地唱着回答：“是从水里长的。”

然后，老师命令：“举起手来！”

太好玩了，看着那些几个月前还在襁褓中的小胳膊举起来，那些小手摇晃着，就像是很多白色和粉色的蝴蝶。

饭后都去游戏；但是，走之前都拿上挂在墙上的小饭筐，里面装着早餐。到了院子里，孩子们就各自散开，把自己的东西都拿出来：一块面包、几个熟李子、一小块奶酪、一个煮鸡蛋、一些小苹果、一把熟鹰嘴豆、一只鸡翅膀。

一时间，整个院子里都是食物渣滓，就好像在那里撒了要喂一群鸟的食物。

孩子们以各种奇奇怪怪的方式吃东西，像兔子、老鼠、猫一样，嚼着，舔着，吸着。

一个小男孩胸前捧着一根面包条，把它蘸上枇杷汁，就像是磨光一把军刀。

有些小女孩手里捏着软奶酪，结果像奶一样，弄得手指间都黏糊糊的，还顺着手流在袖子里，可她们一点也没发现。

孩子们嘴里咬着苹果和面包，奔跑着，追逐着，就像小狗一样。我看见三个孩子，把一个煮鸡蛋用小棍掏空，以为里面有什么宝贝，把掏出的部分丢在地上，然后再一个渣一个渣地捡起来，非常耐心，就像是捡珍珠一般。那些有新奇东西的孩子，被十个八个地围着一个食物筐，低着头往里看，就像看井里的月亮似的。

二十多个孩子围绕着一个丁点儿高的“小肉团”，他手里拿着一纸筒白糖，所有人都向他献殷勤，希望能用面包蘸一点儿。他让一些孩子蘸了面包；而对另一些求了半天的孩子，只允许他们用手指头蘸了糖舔一下。

这时我母亲来到院子里，摸一下这个孩子，摸一下那个孩子。很多孩子都凑到她的身边，仰起小脸让她亲，就像是看着四层楼高的东西，小嘴巴一张一闭的，就像问妈妈要奶吃一样。

一个孩子送给她被咬过的一瓣橙子；另一个送一块面包皮；一个小女孩给她一片叶子；另一个女孩很严肃地向她展示食指的指尖，如果仔细看，有小小的肿胀，这是前一天她摸蜡烛火苗的结果。

他们让她看一些很小的昆虫，就像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看见并捕捉到它们。还有一些半截的软木塞，一些衬衣的扣子，一些从花盆里揪来的小花。

一个头上缠着绷带的孩子，无论如何要她听他说话，对她结结巴巴地讲我也搞不懂是怎么摔了个大跟头的故事，我妈妈却一句也听不懂；另一个想让我母亲弯下腰来，对着她的耳朵说：“我爸爸做刷子。”

此时，这里那里正发生着无数意外情况，迫使老师们东奔西忙：女孩们在哭，因为解不开一个手绢的结；其他女孩在吵架，互相用指甲抓着喊着，为的是争两个苹果核；一个男孩摔了个嘴啃泥，趴在一个翻着放的小长凳上，在那儿哭泣，却站不起来。

走之前，我母亲抱起了三四个小孩，孩子们都跑过来，希望被抱一下，脸上都是蛋黄和橙子汁，有的抓着她的手，有的拿着她的手指，为的是看看戒指，有的拽她手表上的链子，有的想抓她头上的辫子。

“小心，”老师们说，“他们会弄坏您的衣服。”但是我母亲才不在乎她的衣服呢，她继续亲他们，那些孩子更贴近她，前面的伸出手臂，就好像要爬到她身上去，后面的努力地往前挤，所有人都喊着：“再见！再见！再见！”

最后，她终于从院子里逃出来了。所有的孩子都跑到大门口，脸贴着栏杆，想看到她过去，把手臂伸出去向她致意，继续送给她面包，几口枇杷和奶酪皮，大家都喊着：“再见！再见！再见！明天回来！下次再来！”

我母亲边逃边挨个轻拍那些张开的小手，就像在触摸一个鲜活的玫瑰花环。终于安全地到了路上，浑身都是食物残渣和渍迹，衣服凌乱不整，一只手上都是花朵，眼里都是泪水，高兴得就像是参加了一个聚会。还能听到里面的声音，就像是很多鸟在咕咕叫，在说：“再见！再见！下次再来，太太！”

上体操课

4月5日，星期三

天气持续晴朗，让我们从室内的体操转移到院子里做器械体操。

加罗内昨天在校长办公室里正好遇到前来谈话的内利的母亲，那位穿着黑衣的金发女士，为了让他儿子不参加新的训练。

每一句话她都说得很吃力，她一只手放在孩子的头上，对校长说：“他不行……”

但是，内利显得很难过：不能玩器械，还得忍受更大的难堪……“你看着吧，妈妈，”他说，“我能和其他人一样。”

他母亲默不作声地看着他，表情充满怜悯和爱抚。然后犹豫地反驳说：“我怕他的同学们。”她想说：我怕他们耻笑他。

但是内利回答说：“我不在乎……再说有加罗内。只要他不笑我就满足了。”

这样他也被允许来上课了。

那个曾追随加里波第作战、脖子上有伤的老师，马上把我们带到很高的爬竿跟前，要求大家都爬到顶端，然后直立在横梁上。

德罗西和柯莱蒂像两只猕猴一样上去了；小个子的普莱克西也很快就上去了，尽管那件及膝的大衣一直阻碍他，为了逗他笑，同学们都重复着他的口头禅：“对不起，对不起！”

斯塔尔蒂喘着粗气，脸红得像只火鸡，咬着牙，像一只发怒的小狗；但是即使是冒着憋得快爆炸的危险，他也要爬上顶端，他也的确爬到了；诺比斯也上去了，他站在上面时，摆出了皇帝的姿势；但是沃蒂尼两次滑下来了，尽管他穿着漂亮的天蓝条图案的新衣服，特意为体操课缝制的。

为了更顺利地爬上去，所有人都在手上抹了希腊树脂，俗称松香；要知道，那个无所不商的加罗非给所有人搞来一纸包粉状的松香，每包卖一个币，他也算赚了一笔钱。

再往后就轮到加罗内了，他嚼着面包爬上去，没事一般，我觉得他背着我们中的一个人上去也没问题，反正他体格粗壮有力，牛犊一般。

加罗内之后，就轮到内利了。一看到他用细长的手抓住爬竿，很多人都开始笑起来，说着风凉话；但是加罗内粗壮的双臂交叉在胸前，眼里射出一道锐利的目光，让人明白即使在老师面前他也会掌掴嘲笑的人，让所有人立即结束了讥笑。内利开始往上爬，可怜的人费尽了力气，脸憋得发紫，大口喘着气，额头上流下汗水。

老师说：“你下来吧。”但是他不下来，努力，拼尽全力：我一直盼望着他可以放弃。

可怜的内利！我想，如果我像他一样，如果我妈妈看见我，她会多难过，我可怜的妈妈。想到这些，我对内利充满了同情，我会给他一切，只要他能爬上去，我愿意在底下推他一把，趁没有人看见。

这时加罗内、德罗西、柯莱蒂一起说：“加油，加油，内利，加油，再往上一点，勇敢点！”内利再次拼尽全力，哼了一声，离横梁只有两掌远了。

“真棒！”其他人喊着，“勇敢点，再使把劲！”这时内利抓到了横梁。全体鼓掌。

“你真棒！”老师说，“但是够了，你下来吧。”但是内利希望跟其他人一样爬到顶。一番努力之后，他成功地将胳膊肘放在横梁上，然后是膝盖、脚，最后他站了起来，喘息着、微笑着看着我们。

我们又鼓起掌来，他却看着路上。我也转过脸看着那边，通过遮住院子栅栏的植物，我看到他母亲在人行道上散步，不敢往这边看。内利下来了，所有的人都祝贺他，他很激动，脸红，两眼放光，好像换了一个人。

然后，在大门口，当他母亲来接他时，拥抱着他，有些不安地问：“那么，可怜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

所有同学都一起回答：

“他成功了！”

“跟我们一样，他上去了。”

“他很棒，您知道。”

“他很敏捷。”

“他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

应该看看她，那时，那位太太的喜悦！

她想感谢我们，但却不能，跟三四个人握握手，抚摸了一下加罗内，把她儿子带走了。我们看着他们快速地远去，他们之间说着话，打着手势，两人都很高兴，过去没人看见过他们之间有这样的场面。

我父亲的老师

4月11日，星期二

昨天我跟父亲去郊游，好美呀！事情是这样的。

前天午饭时，读着报纸，我父亲突然惊叫起来，然后说：“二十年来，我一直以为他死了！你们知道吗，温琴佐·克罗塞蒂，我小学第一个老师，他还活着，已经八十四岁了！我在报上看到教育部给他颁发六十年教育成就奖。六十年，你们明白吗？他退休仅仅两年时间。可怜的克罗塞蒂！他住的地方，孔多维，离这儿只需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就是我们基耶里别墅老园丁的家乡。”又加一句，“恩里科，我们去看他。”整个晚上，话题都是他，他小学老师的名字使他回忆起小时候的很多事儿，他最初的同学、已故的母亲。

“克罗塞蒂！”他感叹着，“我跟他上学的时候，他四十岁。我感觉还能看见他。一个已经有点驼背的矮个子，淡色的眼睛，脸上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很严肃，但是和蔼，对我们好得像个父亲，也不放过任何错误。他来自农民家庭，全靠拼命学习和省吃俭用。是一位正人君子。我母亲非常喜欢他，我父亲待他如同好友。他怎么从都灵跑到孔多维去了？他肯定认不出我了。这不重要，但我肯定认得出他。已经过去四十四年了，四十四年，恩里科，我们明天去看他。”

昨天早上九点，我们已经在苏萨火车站了。我本想让加罗内也来，但是他来不了，因为他妈妈病了。一个春季的好天气。火车在绿色的草原和开花的篱笆间奔驰，空气中弥散着春天的气息。我父亲很高兴，时不时地把手放在我脖子上，像对朋友一样地跟我说话，看着窗外的田野。

“可怜的克罗塞蒂！”他说，“除了我父亲，他是对我最好和照顾我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的教诲，还有严厉的批评，让我回家都觉得喉咙堵得慌。他的手很大很短。我仿佛看到他进到学校，把教杆放到一边，把大衣挂在衣架上，永远是一个姿势。每天都是一个表情，总是很负责、善良和专注，就好像每天都是第一次上课。我记得他对我喊就像现在一样：‘博蒂尼，哎，博蒂尼！食指和中指在笔的那个位置！’四十四年以后，他可能变化很大。”

刚一到孔多维，我们就去找基耶里的老园丁，她在一条小巷里有一个临街的小商店，我们看到她和孩子们在一起。她见到我们很高兴，跟我们说她丈夫的情况，他在希腊那儿已经工作三年了，还没回来；讲她的大女儿，在都灵的聋哑学校上学。然后她告诉我们去老师家的路，这里的人都认识他。

我们从小镇出来，走一条上坡小路，路两边都是开着花的篱笆墙。

我父亲不再说话了，好像沉浸在回忆中，不时地微笑一下，然后摇着头。突然，他停了下来，说：“就是他，我敢打赌，那就是他。”

一个矮小的老人沿着小路向我们走下来，白胡子，宽边帽，拄着拐杖：拖着脚走路，他的手在颤抖。

“是他。”我父亲重复说着，加快了脚步。

当我们走近他时，我们停住了。老人也停下了，看着我父亲。他的样子还精神，眼睛明亮灵活。

“是您吗？”我父亲摘下帽子问道，“温琴佐·克罗塞蒂老师？”

老人也摘下帽子回答说：“是我。”声音有些颤抖，但是很饱满。

“太好啦，”我父亲说着，拉起他的一只手，“请允许您的老学生握您的手，并向您致意。我从都灵来看您。”

老人惊奇地看着他，然后说：“这让我太荣幸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您是我的学生？对不起。告诉我您的名字。”

我父亲说出他的名字，阿尔贝托·博蒂尼，还有他上老师课的年份，在哪儿上的。还补充说：“您不记得我，这很自然。但是我却很清楚地记得您！”

老师低下头看着地面，一边想着，一边低声念叨了两三遍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这时微笑着盯着他看。

突然，老人抬起了头，瞪大眼睛慢慢地说：“阿尔贝托·博蒂尼，博蒂尼工程师的儿子？那个住在康索拉塔广场的工程师？”

“对呀。”我父亲说着握起他的双手。

“那么……”老人说，“请允许我，亲爱的先生，请允许我。”他走上前来拥抱了我父亲，他那满头白发的脑袋刚刚到我父亲的肩膀。我父亲把脸贴到他的额头上。

“你们跟我来。”老师说。

他没说别的，转身向他家走去。几分钟后，我们到了一个打谷场，前面有一个开了两个入口的房子，其中一个周围还有一段刷成白色的墙。

老师打开第二扇门，让我们走进屋里。四面墙壁都是白色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张支架床，上面铺着蓝白方格图案的床单，另一个角落有一张小桌子和小书架；还有四把椅子，墙上钉着一张老地图。空气里飘溢着苹果的芳香。

我们三个人都坐了下来。我父亲和老师默默地对视了片刻。

“博蒂尼！”老师喊道，眼睛盯住砖铺的地板，阳光下像是一个棋盘。“哦，我记得。您的母亲是个多好的太太呀！您，一年级，一段时间坐在左边第一排，靠近窗户。看呀，我记得对不对。我仿佛看到您当时的卷发。”然后，他又想了想，“您是个活跃的孩子，嗯？非常活跃。二年级时，您得了喉炎。我记得他们把您送回学校时，瘦了很多，裹在围巾里。已经过了四十年了，不是吗？您太好了，还记得可怜的老师。几年前其他人也来过，您知道吗，我过去的学生来这里看我：一个上校，几个神父，很多绅士。”

他问我父亲从事什么职业。然后说：“我高兴，从心底里感到高兴。谢谢您。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来看我了。我真害怕您是最后一个，亲爱的先生。”

“您说什么呢！”我父亲喊道，“您身体好，还很清醒，别说这样的话。”

“不是，”老师回答说，“您看到我发抖了吗？”他展示双手，“这不是好兆头。三年前，我还在上课时就有这个兆头了。开始我不在意，以为会过去。但是没完了不说，还越来越厉害。终于，有一天，我不能写字了。啊！那一天，我第一次在学生的作业本上涂鸦了，这对我心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亲爱的先生。我又这样凑合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我坚持不住了。教书六十年后我要跟学校、学生和工作告别了。太残酷了，您知道，太残酷了。最后一次上课，所有学生送我回家，给我庆祝；但是我很难过，我明白，我的生活结束了。一年前，我已经失去了妻子和我的独生子，我只有两个当农民的孙子。现在，我只靠几百里拉的养老金过活。我什么都不干了，日子好像没完没了。我唯一的事情，您看，就是翻阅学校的旧书、校报集，他们送给我的几本书。都在那儿，”他指着小书架说，“那儿有我的回忆，我的全部过去……我在世界上只有这些了。”

突然，他转换了一种快乐的语调：“我想给您一个惊喜，亲爱的博蒂尼先生。”

他起身走近小书桌，打开一个长抽屉，里面有很多用绳子捆起来的信封，每个信封上都写着四位数的编号。他找了一会儿，打开一个，翻了很多张纸，抽出发黄的一页交给我父亲。这是他四十年前的作业！抬头上写着：阿尔贝托·博蒂尼。听写。一八三八年四月三日。我父亲立刻认出他孩提时的粗大笔迹，微笑着开始读。但是，突然泪水湿润了他的眼睛。我站起来，问他怎么啦。

他一只手放在我的腰上，紧紧地抱住我说：“看看这页纸。看见了吗？这是我可怜的母亲给我改的。她总是强调我写的字母l和t。最后几行都是她写的。她学会了模仿我的字体，当我累了困了，她替我写完作业。我神圣的母亲！”

他亲吻那张纸。

“这些，”老师展示着其他信封说，“我的回忆录。每一年我都保存一份我每个学生的作业，都在这儿整理好了，编了号。有时，我就这样翻翻，这儿读一行，那儿读一行，我就回想起很多事情，就像回到了过去。多长时间过去了，亲爱的先生！我闭上眼睛，就看到一张张的脸，一个个的班级，成百成百的孩子，谁知道有多少人已经死去了。我记得很多人。我记得最好的和最坏的学生，记得那些给了我很多满足感的和那些让我度过难受时刻的。当然您也知道，这么多的学生，也有过危险如蛇的。但是，您明白，就好像我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我爱所有的人。”

他又坐下双手捧起我的一只手。

“那我呢，”我父亲微笑着问，“您不记得我干过什么坏事吗？”

“您吗，先生？”他回答道，也微笑着，“没有，暂时想不起来。但是这不意味着您没做过。但是您有正义感，在那个年龄，您很严肃。我记得您母亲多么热情……您太好了，太客气了，还来看我！您怎么能放下您的正事，来看一个年迈的可怜的老师？”

“请您听呀，克罗塞蒂先生，”我父亲激动地回答道，“我记得，我可怜的母亲第一次带我去您的学校，那是她得跟我第一次分开两个小时，让我走出家门，把我交给其他人，而不是我的父亲，总之，交给陌生人。感谢那位可爱的人，我的入学就像走向社会，一系列必要的痛苦分离的开始：是社会第一次从她手里夺走儿子，不让她再全部地占有他。她很动情，我也一样。她把我托付给您，声音颤抖，然后她走了，在出口处还向我告别，眼里含着泪水。正是那一刻，您的举动，一只手挥动着向她告别，另一只手捂着胸口，似乎在对她说：‘夫人，请相信我！’的确，您的举动，您的眼神，让我知道您明白了我母亲所有的情感，所有的思绪，那个眼神似乎在说：‘勇敢点！’那个举动是保护、关爱和宽容的诚实保证，我从来没忘记过，已经永久地印在我心里了；是那个记忆，让我从都灵出发来此的。四十四年之后，现在，我在此对您说：谢谢，亲爱的老师。”

老师不回答，他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发，他的手抖啊，抖啊，从头发跳到额头，从额头跳到肩膀。

与此同时，我父亲看着那空空的四壁，那张寒酸的床，窗台上一块面包和一小瓶油，好像要说：可怜的老师，六十年的工作后，这就是对您的全部奖励？

但是，这位好老人非常高兴，重新打开话匣子，像我们家，像那些年代的其他老师，像我父亲的同学们那样活跃；他记得某些同学，而另一些他不记得，互相谈论着各自知道的信息；我父亲打断了谈话，请求老师去小镇上和我们共进午餐。他爽快地回答说：“谢谢您，谢谢您。”但是他好像在犹豫。

我父亲用双手扶起他，再次请求他。

“但是我怎么吃呀，”老师说，“用这双可怜的抖成这样的手？别人看着也难受呀！”

“我们来帮助您，老师。”我父亲说。于是，他微笑着摇晃着脑袋，接受了。

“这是多美好的一天，”他从外面关门时说，“美好的一天，亲爱的博蒂尼先生。我向您保证我会终生难忘。”

我父亲把手臂给了老师，老师牵着我的手，我们沿着小路下去。

我们遇见了两个赶牛的赤脚小姑娘，一个肩上背着很多柴草跑过去的小伙子。老师跟我们说那是二年级的两个女生和一个男生，他们上午赶牲口去放牧，赤脚在田里干活，下午他们才穿上鞋子去上学。已经快中午了，我们再没遇见其他人。

才几分钟，我们就到了饭店，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让老师坐在中间，然后马上开始吃饭。

饭店安静得像是修道院。老师非常愉快，激动让手抖动得更厉害，他几乎无法吃饭。我父亲给他切肉，给他掰面包，给他把盐放进圆盘里。他得用两手握着杯子喝水，嘴里的牙还在抖。但是他激动地不断说着他年轻时读过的书，说着当年的作息时间，说着他对高年级的表扬，说着最近这些年的规定。他还是那张宁静的脸，比先前更红了一点。他有快乐的声音，年轻人一般的大笑。我父亲看着他，带着我偶尔发现他在家看着我时的同样表情：他想事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微笑，把脸扭向一边。

老师把葡萄酒洒在胸前了，我父亲就站起来，用餐巾给他擦拭干净。

“别，先生，我不能让您这样！”他说，不停地笑着，不断地说些拉丁语的词。

最后，他举起酒杯，手颤抖着，神情严肃地说：“为了您的健康，亲爱的工程师先生，为了您的孩子们，为了纪念您善良的母亲！”

“为了您的健康，我的好老师！”我父亲回答道，握着他的手。

餐厅里有饭店老板和其他人，他们看着、微笑着，好像很高兴有让他们小镇老师体面的这个场面。

两点过后，我们出来了，老师想要送我们去火车站。我父亲再次给他手臂，他也再次牵着我的手，我拿着他的手杖。人们停下脚步望着我们，因为大家都认识他，有些人还向他打招呼。走了一段路后，从一个窗户里，我们听到很多孩子一起朗读、拼写的声音。老人停住了，他好像很难过。

“这就是，亲爱的博蒂尼先生，”他说，“让我难受的是，能听到孩子们在学校里的声音，可自己却不在里面了，而是其他人在教书。这个音乐我听了六十年，它抓走了我的心……现在我没有家。我没有孩子了。”

“不，老师，”我父亲边走边对他说，“您还有很多孩子，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记得您，就像我一直记着您。”

“不，不，”老师痛苦地回答，“我没有学校了，我没有孩子了。没有孩子，我就活不了多久。我的大限快到了。”

“别这样说，老师，别这样想，”我父亲说，“不管怎么说，您做了很多好事！您的一生过得很光彩！”

老师一时把满头白发靠在我父亲的肩膀上，握了一下我的手。

我们进了火车站。火车就要出发了。

“再见，老师！”我父亲亲吻着他的脸颊说。

“再见，谢谢，再见。”老师说着，用他颤抖的双手握着我父亲的手，把它放在心口上。

然后我也亲吻了他，我感到他的脸潮湿了。

我父亲把我推上了车厢，在上车的时候从老师手里拿过粗糙的拐杖，而把他自己漂亮的刻有姓名字头的银把儿手杖给了他，对他说：“您留着做个纪念吧。”

老人试图还给他拿回自己的，但是我父亲已经进入车厢里把车门关上了。

“再见啦，我的好老师！”

“再见啦，孩子，”老师回答着，火车已经开动了，“上帝会保佑你，你给一个可怜的老人带来了安慰。”

“再见！”我父亲喊着，声音激动。

但是老师摇着头，好像说“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肯定会的，肯定会的，”我父亲说，“再见。”

老师举着颤抖的手，指向天空回答说：“在那儿。”

就这样，他高举着手，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

康复

4月20日，星期四

谁会想到，我跟父亲那次愉快的旅行之后，我整整十天都没看见乡村，也没看见天空！

我病得很严重，生命垂危。我听到母亲的哭泣，看到父亲面色惨白，盯着我看，我姐姐希尔维娅和我弟弟低声交谈，戴着眼镜的医生无时无刻不在床前，对我说些我听不懂的话。确实，我当时已经是要跟大家告别的样子了。啊，我可怜的母亲！

至少有三四天，我什么事情都记不得，就像做了一场糊里糊涂的梦。我好像看见在我床边，我小学二年级的好老师用手绢捂住嘴咳嗽，为的是不打扰我；我胡乱地记得，我的老师低头亲我，他的胡子扎了我的脸；我在云雾里看见眼前走过柯罗西的一头红发，德罗西的一头金色卷发，穿着黑衣的卡拉布里亚人，加罗内给我一个带叶子的橘子，他马上就走了，因为他母亲生病了。

然后，我好像从一个长长的梦里醒来了，看到我父母都在微笑，我姐姐在轻声唱歌，我知道，我好起来了。

哦，多苦难的噩梦！

后来我一天天地好起来。小瓦匠来看我，又用他那野兔脸逗我笑，由于疾病，他那拉长的脸装得更像野兔了，小可怜！柯莱蒂来了。加罗非来了，送给我两张他的新彩票，能赢他在贝尔托拉街小商店弄来的“五惊喜转笔刀”。昨天普莱克西来了，我当时在睡觉，他把脸贴在我的手上，没吵醒我，好像他是从他父亲的铁匠铺来的，那满是煤炭的脸在我的袖子上留下了痕迹，我醒来后看到它可高兴了。

短短的几天，树都变得好绿呀！当我父亲把我带到窗户边时，我多么羡慕那些抱着书本跑向学校的孩子！不过，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回去了。我迫不及待地要再看到所有那些孩子，我的课桌，院子，那些街道；知道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重新开始看我的书本，好像一年没看见它们了！

我可怜的母亲，变得多瘦多苍白。我可怜的父亲，他显得多憔悴。我的好同学们，他们来看我，他们轻手轻脚，亲吻我的额头！

一想到有一天我们将分离，我现在就感到难过。和德罗西及少数其他人，我们还会一起继续学习，也许；但是其他人呢？一旦结束了四年级，永别了；我们不会再见了；我如果再生病，就不会看到他们在我的床边；加罗内、普莱克西、柯莱蒂，很多好孩子，很多善良亲爱的同学，再也见不到了！

工人朋友

4月20日，星期四

为什么，恩里科，再也见不到了？

这取决于你。

四年级结束后，你将上初中，而他们将当工人，但是，也许你们将很多年都在同一个城市里。

那么，为什么你们将见不着面了？当你上高中或大学时，你会去他们的商店或工厂找他们，再看到你童年时的伙伴长大成人，在工作，将是非常快乐的事。

我想看到你去寻找柯莱蒂和普莱克西，不论他们在哪儿。你会去跟他们共度几个小时，你将看到，他们在社会的大课堂里，有多少别人不能教给你的东西能教给你，关于他们的职业、关于社会、关于你的国家。

注意，如果你不珍惜这份友谊，你将很难在未来建立新的友谊，我想说的是，你所属的阶层之外的友谊；这样你将生活在一个单一的阶层中，而只生活在一个单一的社会阶层的人，就像是只研究一本书的学者。

所以，从现在起，你就得保持与这些好朋友的联系，即使将来你们分开；从现在起，就培养这份最佳的友谊，正是因为他们是工人的孩子。你看：上流社会的人是当官的，工人是劳动的战士，但是社会就像是军队，战士并不比军官下贱，因为高贵显现在工作中，而不是收入上；在价值中，而不是在军衔上；但是，如果有功劳，那么更高一等的应该是战士和工人，而他们从工作中获利很少。

因此，与所有人相比，你要更热爱你同学中劳动战士的孩子；尊敬他们父母的辛苦和牺牲；蔑视运气和等级的差别，只有卑鄙的人才以这些作为情感和礼貌的准绳。想一想，使我们的祖国复活了的，几乎一切都来自工厂和田野里劳动者血管里的鲜血。

爱加罗内，爱普莱克西，爱柯莱蒂，爱你的小瓦匠，在他们小小的工人胸膛里跳动着王子的心，对你自己发誓，任何变化都不能夺走你心灵里这些神圣的童年友谊。

你发誓，如果四十年后，走过一个火车站，你认出一个火车司机是加罗内，脸上满是煤黑……哦，我不需要你对我发誓，我相信你会跳上机车，搂住他的脖子，尽管你可能是王国的参议员。

你的父亲

加罗内的母亲

4月29日，星期六

刚一回到学校，就听到了一个坏消息。加罗内很多天都没来学校了，因为他母亲病得很厉害。她星期六晚上去世了。

昨天早上，刚一进学校，老师就对我们说：“加罗内经历了一个孩子所能遭遇的最悲惨的事。他母亲去世了。明天他回来上学。我从现在起就请求你们，孩子们，尊重他撕心裂肺的悲痛。当他进来时，热烈但严肃地欢迎他，不许开玩笑，不许对他笑，我要求你们。”

今天早上，可怜的加罗内进来得比其他人都晚一些。看到他，我的心往下一沉。他脸色难看，双眼通红，站立不稳，就好像他大病了一个月，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他一身黑衣，令人心生怜悯。没人敢大喘气，大家都看着他。

他刚一进来，再次看到这所学校，过去几乎每天他母亲都来接他；这个课桌，每次考试她都多次俯下身来叮嘱他；睹物思亲，他多次想到母亲，巴不得向她跑去，绝望地哭了起来。

老师拉近他，把他贴在胸前，对他说：“哭吧，哭吧，孩子，但你要坚强起来。你母亲不在了，但是她还看着你，还爱着你，还活在你身边，有一天，你会再看到她，因为你跟她一样好心和诚实。坚强起来。”

说完，老师把他带到靠近我的座位上。我不敢看他。他掏出已经很多天没打开的书本，当打开一本读物，上面有一张画着母亲领着儿子的图画，他再次哭了起来，头伏在课桌上。

老师用手势让我们别打扰他，开始讲课。

我想跟他说几句话，但是不知说什么。我把一只手放在他的手臂上，对着他的耳朵说：“别哭了，加罗内。”

他不回答，头也没从桌子上抬起来，只是把手放在我的手上，握了一段时间。

放学时没人跟他说话，却都默默无声地充满同情地围在他身旁。我看到我母亲在等着我，就跑去拥抱她，但是她推开我，看着加罗内。我一时不明白为什么，但是后来我发现独自在一旁的加罗内在看着我；用一种无以名状的悲伤看着我，好像在说：“你能拥抱你的母亲，我却再也不能拥抱我的母亲了！你还有你的母亲，我母亲已经死了！”

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母亲推开我，于是，走出去的时候，我也没拉着她的手。

朱塞佩·马志尼

4月29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加罗内仍然脸色苍白、哭肿着眼睛来上学。他只看了一眼我们放在他桌子上用来安慰他的小礼物。

老师却带了一本书，找来一页读给他听，用来安慰他。在此之前，老师通知我们：大家明天都去市政府，去看给一位从波河里救了一个儿童的孩子颁发奖章，星期一将做关于颁奖描述的听写，以此来代替每月的故事听写。然后，他转向低着头的加罗内，对他说：“加罗内，努力一下，你也参加听写。”

我们都拿起笔来。老师开始念：“朱塞佩·马志尼，一八〇五年出生于热那亚，一八七二年去世于比萨，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写作天才，意大利革命的发起者和第一个实践者。出于对祖国的爱，四十年忍受贫困、流放、迫害、漂泊、疾病，对原则和理想坚贞不渝。朱塞佩·马志尼敬佩他的母亲，并在母亲那儿吸取了最崇高和最纯洁的，那坚强而温柔的灵魂，而他为了安慰他最忠实的朋友的最大不幸，这样写道—

“这大约是他的原话：朋友，在这片土地上，你再也看不到母亲了。这是可怕的事实。我没有来看你，因为你的痛苦是每个人要自己去忍受的庄严且神圣的痛苦。请理解我用‘战胜痛苦’这些话所要说的意思：战胜痛苦中不太神圣、不太崇高的一面；那个非但不能强化心灵，反而弱化和降低心灵的一面。但是痛苦的另一面，高贵的一面，让心灵扩大和上升的一面，应该与你同在的一面，再也不会抛弃你。在这世界上没人能替代一位好母亲。无论生活还会给你其他的什么痛苦和安慰，你永远不会忘记她。但是你得记住她、热爱她，为她的死而痛苦却不辜负她。

“哦，朋友，听我说。死亡是不存在的，它算不得什么，甚至都无法去理解。生命就是生命，遵守生命的规则：进步。昨天你在世界上有一个母亲，今天你在别处有一个天使。在尘世生活里，一切善良都会更强有力地存在。因此，你母亲的爱也一样。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你。你的行动要对她更加负责。在另一个世界里能否再遇到她，能否再见到她，取决于你和你的行动。因此，出于对母亲的爱和崇敬，你应该完善自我，让她为你高兴。从今以后，你的每一个行动都要对自己说：我妈妈会同意吗？她的变化给你在世界上添了一个保护天使，你要对她报告你的任何事情。你要坚强和善良；抵制绝望和低俗的痛苦；拥有伟大灵魂所有的坚忍：这是她所希望的。”

“加罗内，”老师补充说，“你要坚强和镇静，这是她所希望的。明白吗？”

加罗内点点头，此时他热泪盈眶，泪水流到手上、本子上、课桌上。

本月故事·见义勇为

下午一点，我们和老师在市政大楼前，看给拯救波河落水同学的孩子颁发文明功勋奖章。

市府大楼正面的阳台上飘扬着三色旗。

我们走进大楼的院子。那里已经挤满了人。院子深处有一张铺着红绒布的桌子，上面有些纸张，后面是一排市长和政府官员的金色的高椅子，还有市政府的服务人员穿着蓝衬衣和白裤子。

院子的右边是一排市政卫队的旗帜，上面有很多奖章，旁边有一个海关卫队的旗帜；另一边是穿着节日服装的消防员，还有很多士兵随便地站着，他们是来观看的：有骑兵、狙击手、炮兵。然后周围是绅士、平民、一些军官、妇女和儿童拥挤在一起。

我们挤在一个角落，那里已经有很多其他学校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我们边上有一些平民孩子，年龄在十岁到十八岁之间，他们高声大笑和说话，一看就知道是波河镇的，是获奖者的同学和熟人。

上面，所有的窗口都有市政府的职员；图书馆的走廊也挤满了人，挤靠着栏杆；在栏杆对面，在正门的楼上，挤满了大量的公立学校的女学生，很多是军人的女儿，戴着漂亮的蓝头巾。

这里就像是一个剧院。大家都快乐地交谈着，不时地看着红色的桌子那边有没有人出现。在走廊的深处，乐队轻声演奏着。太阳照耀着高墙。很美。

突然，院子里，走廊上，窗口前，大家都鼓起掌来。

我踮起脚尖往前看。站在红桌子后面的人群闪开一条路，走出一男一女。男士领着一个小孩。就是那个救了同学的孩子。

男士是他的父亲，一个泥瓦匠，穿着节日的服装。女士，他的母亲，矮个金发，穿着黑衣服。男孩，也是矮个金发，穿着灰色的上衣。

看着那些人，听着如雷的掌声，他们三个停在那里，既不敢动，也不敢看。一个市政工作人员把他们推到右边的红桌前。

大家一时鸦雀无声，然后再次响起了来自各方的掌声。

男孩向上看着窗户，然后看着走廊上的军人的女儿们；他手里拿着帽子，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我觉得他的脸有点像柯莱蒂，但是更红。他的父母目不转睛地看着红桌子。

此时，我们旁边所有波河镇的孩子都倾身向前，向他们的同学致意，希望被看见，小声叫着他：“皮！皮！皮诺特！”不停地叫着让他听见。男孩看着他们，躲在帽子后面偷笑。

突然，所有卫队立正敬礼。

市长在很多绅士的簇拥下进来了。市长一身白衣，佩戴着三色绶带，站在小桌子前；后面和两边的人也全都起立。乐队停止了演奏，市长做了一个手势，大家都安静下来。

他开始讲话，前几句我没太听懂，但是我知道是讲述孩子的事迹。后来他的声音提高了，他的声音如此响亮而清楚，整个院子都听得到，我一句都没漏掉。

“……当他在岸上看到同学在河里挣扎，已经快被死亡的恐怖带走的时候，他脱下身上的衣服，毫不犹豫地去救援。人们对他喊道：‘你会淹死的！’他不回答；人们抓住他，他又挣脱；人们叫着他的名字，他已经跳入水中。

“河水猛涨，即便对成人而言也非常危险。但是，他不怕死，以他弱小的身躯和伟大的心奋力抗争；他及时到达，并抓住开始下沉的落水者，把他拽到水面上；奋力与可能卷走他们的水浪搏斗，同学企图抓住他；他多少次地消失，又重新出现，拼命地挣扎；他顽强地坚持救援，这不像是一个孩子拯救另一个孩子，而是像一个成人、一个父亲在拯救他的儿子，儿子是他的希望，是他的生命。

“最后，上帝是不会让如此慷慨的勇气落空的。会水的孩子从汹涌的河水中把落水者夺了回来，把他带到岸上，和其他人一起对他进行初步抢救，然后才平静地独自回家了，向别人若无其事地讲述他的经历。

“先生们，成人的见义勇为是美好的，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一个孩子，不可能有任何雄心勃勃的动机或其他利益；一个孩子，虽然热血沸腾，但是缺乏力量；一个孩子，我们对他不会有任何要求，他也没有任何义务，不用他去做，而能理解和承认他人的牺牲行为本身就很难能可贵了；孩子的见义勇为是神圣的。

“我不说别的了，先生们。我不想用肤浅的赞扬来美化这如此纯粹的壮举。你们面前的这位就是伟大的救命恩人。士兵们，如同兄弟般向他敬礼；母亲们，如同儿子般向他祝福；孩子们，记住他的名字，记住他的脸，他永远在你们的记忆和心坎里挥之不去。

“走近点，孩子。我以意大利国王的名义，授予你文明功勋奖章。”

一片山呼万岁的声音在大楼里久久回荡。

市长从桌上拿起奖章，把它别到孩子的胸前，然后拥抱和亲吻他。孩子的母亲把手放到眼睛上，父亲低着头。市长握了他们两人的手，拿起丝带捆着的奖状交给他的母亲。然后转向孩子说：“今天对你来说如此荣耀，对你父亲和母亲来说如此幸福，愿今天的回忆永远伴随着你一生，始终走在美德和荣誉之路上。再见！”

市长出去了，乐队开始奏乐，一切都似乎结束了。当消防队的旗帜出现时，一名妇女把一名八九岁的孩子推到前面，她马上就消失了。这位孩子扑向获奖者，倒在他的怀抱里。

又一阵万岁的喊声和掌声响彻院子，人们立刻就明白了：那就是从波河里救出来的孩子，他来感谢他的救命恩人。亲吻过后，就手挽着救命恩人的胳膊出去了。他们两个先出去，紧跟着是他的父母，走向出口，很困难地从两旁让开的人群中走过—警卫、孩子们、士兵和妇女组成的人群。所有人都往前挤，踮着脚尖，想看看孩子。那些前排的人摸他的手。当他走过学校的孩子们面前时，大家都把帽子扔向天空。那些波河郊区的孩子嚷成一片，边拉他的手臂和上衣边喊着：“皮，皮万岁！皮诺特真棒！”

我看到他走过，离我很近。他脸色通红，十分高兴，奖章带着红白绿三色的带子。他的母亲边哭边笑；他父亲用一只颤抖得厉害的手捻着胡子，就像是发烧了一般。

上面，窗口和走廊上的人们继续探出身子和鼓掌。突然，当他们走到游廊下的时候，从上层的军人的女儿们的走廊上落下一阵纸片、紫罗兰和迎春花花束，落在孩子和他父母的头上，散落在地上。很多孩子迅速地捡起来交给母亲。

院子深处的乐队缓缓奏起优美的乐章，像是很多银铃般的声音的合唱，这些声音沿着河边慢慢地散开去。

患佝偻病的孩子们

5月5日，星期五

今天我没上学，因为我不舒服，我妈带我去了佝偻病学校，她去那儿是为了给看门人的孩子报名；但是她没让我进学校……

恩里科，你没明白为什么我没让你进学校吗？为了不向那些在学校里的不幸的人展示一个健康强壮的孩子：他们已经有了太多机会经历这种痛苦的比较。多令人悲伤的事啊！

一进入那里我的心就在哭泣。

一共六十多个孩子，男孩和女孩……可怜的受苦的小骨架！僵硬且扭曲的可怜的手，可怜的小脚！可怜的变形的小身躯！我马上就看到很多漂亮的脸，充满智慧和温情的眼神。有一个女孩，小脸，鼻子细小，下巴翘起，就像个小老太太，但是她有着天使般甜美的微笑。

有些孩子，从正面看，很漂亮，好像没毛病，但是他们一转身……就让你心头一紧。

那儿有医生给他们看病。让他们站在凳子上，撩起他们的衣服来摸鼓胀的肚子和粗大的关节，但是他们一点儿也不害羞，可怜的小家伙们；看得出，孩子们对脱衣服和被翻来覆去地检查已经习以为常了。

想一想，现在是他们病情好转的时候，几乎不再遭受痛苦了。但是谁能说出他们身体开始变形时，当他们的病情逐渐严重时的痛苦呢？当看到越来越不被人喜欢，被丢弃在房子或院子的角落里整小时地没有人关心的痛苦呢？可怜的孩子，吃不饱，有时还被嘲笑或整月地被绷带或毫无用处的矫形器所折磨！

而现在，由于治疗，由于更好的营养，还由于体操锻炼，很多孩子好转了。老师教他们做操。有些口令真是让人心痛，看着那些在夹板之间被裹起来的多节瘤的变形的腿在凳子下伸展，这些腿本该让人亲不够的啊！很多人不能从凳子上站起来，就停在那里，头埋在两臂之间，用手抚摸拐杖；其他人用手臂撑着，几乎喘不过气来，重又坐下，面色惨白，但是用微笑来掩盖费尽的力气。

啊！恩里科，你们不知道珍惜健康，健康对你们来说是那么小的一件事！我当时想着被母亲们带着在街上炫耀的强健的漂亮孩子，为他们的美丽而自豪的母亲们，我真想把那些可怜的小脑袋都抱过来，紧紧地搂在胸口。如果我是一个人的话，我会绝望地说：我在这儿不走啦；我要把生命奉献给你们，为你们服务，做你们所有人的母亲，直到生命终结……

那时，他们在唱歌，用微弱的、甜蜜的、悲伤的声音，令人心动。老师表扬他们，他们很高兴。当她在桌子间走过时，他们吻她的双手和胳膊，因为他们感激为他们做好事的人，他们很热情。

那些小天使也很聪明，他们很好学，老师跟我说。这是一位年轻友善的老师，在她充满善良的脸上表现出一种忧伤，就像是她抚慰的不幸的反映。亲爱的姑娘！在所有靠劳动生存的人群中，没有人比你从事着更高尚的工作，我的孩子。

你的母亲

牺牲

5月9日，星期二

我母亲很善良，我姐姐希尔维娅像她一样，有着仁厚的心地。

昨天晚上我在抄写《从亚平宁到安第斯山脉》故事的一部分，老师让我们每人抄写一部分，因为很长。希尔维娅轻手轻脚地进来，快速地小声对我说：“跟我到妈妈那儿去，我早上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爸爸的一桩生意做砸了，他很难过，妈妈安慰他；我们日子紧了，你明白吗？没钱了。爸爸说要做出牺牲，好东山再起。现在需要我们也做出牺牲，不是吗？你准备好了吗？很好，我跟妈妈说，你表示同意，以你的名义向她保证你将做我说的一切。”

说完这些，她拉起我的手把我带到母亲那儿，母亲正在缝衣服，心情沉重。我坐在沙发的一端，希尔维娅坐在另一端，她马上说：“听着，妈妈，我有话跟你说。我们俩都有话跟你说。”

妈妈惊奇地看着我们。希尔维娅开口说：“爸爸没钱了，是真的吧？”

“你说什么？”妈妈红着脸回答，“不是真的！你知道什么？谁跟你说的？”

“我知道。”希尔维娅坚定地说，“那么，听着，妈妈，我们也应该做出牺牲。你答应我在五月底给我买一把扇子，恩里科等着他的一盒彩笔。我们都不要了，我们不愿意浪费钱，我们将照样很高兴，你知道吗？”

妈妈想说话，但是希尔维娅说：“就这样，我们已经决定了。只要爸爸一天没有钱，我们就一天不要水果和其他东西；我们有汤就够了，早餐我们只吃面包；这样在吃上可以省钱，因为我们花费太多了，我们向你保证你会看到我们一如既往地很快乐。不是吗，恩里科？”我回答说是。

“一如既往地快乐，”希尔维娅重复说，并用手堵住妈妈的嘴，“如果需要做出其他的牺牲，在穿衣上或其他事情上，我们非常愿意，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礼物卖了。我倾一切所有，可以像佣人一样来照顾你。我们再也不出去了，我会整天跟你干活，我能做你要求的一切，我愿意做一切！一切！”

她喊着，展开双臂搂住母亲的脖子：“只要爸爸妈妈没有烦心事，只要我再看到你们两人像以前一样，跟你们的希尔维娅和恩里科一起，心情平静心态好。我们非常爱你们，愿意为你们献出生命！”

啊！我从没看见过我母亲听到这些话时那般高兴，从没有像那样亲吻我们的额头。她又哭又笑，说不出话来。然后安慰希尔维娅说她听错了，幸运的是我们的状况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糟。她对我们千恩万谢，整个晚上都很快乐，等我父亲回来后，她对他说了一切。

他没有开口，我可怜的父亲！但是今天早晨，坐在饭桌前……我悲喜参半：我在餐巾下发现了我的彩笔盒，希尔维娅发现了她的扇子。

火灾

5月11日，星期四

今天早上，我抄完了分给我的那部分《从亚平宁到安第斯山脉》故事，我在想老师让我们做的一份自选题目的作文，我听到了来自楼梯的一个不寻常的声音。不一会儿两个消防员到家里来了，他们要求父亲让他们检查炉子和壁炉，因为房顶的烟囱被烧了，不知道是哪家的。

我父亲说：“请检查吧。”尽管我们没有任何点着的炉子，他们开始在各个房间转悠，把耳朵贴在墙壁上听管道里面是否有火的噪音，这些管道通往我家的高层。

当他们在各房间转悠时，父亲对我说：“恩里科，这可以是你作文的题材—消防员。你试着写一下我给你讲的内容。

“我两年前看过他们工作，一天深夜，我从巴尔博剧院出来。我走进罗马大街，看到一片不寻常的光，人群在跑动：一栋房子着火了；火舌和烟云从窗户和房顶上冒出来，男人和女人们出现在窗台前又消失了，发出绝望的喊声，大门前一片混乱；人群喊着：‘他们会被活活烧死的！救命呀！消防员！’

“这时一辆车到了，从里面跳出四名消防员，他们是市政府派出的第一批消防员，他们迅速冲进房里。他们刚刚进去，就看到令人恐惧的一幕：一个在四层的女人叫喊着出现在窗口，抓着栏杆，翻到外侧，就这样待在那里，像悬空一样，背朝着外面，在屋子里冒出的烟火下蜷曲着身体，火苗几乎烧到了她的头部。人群发出了惊恐的叫声。消防员在三层被吓坏了的居民耽误了，他们已经打破一道墙，冲进一间屋里；当上百的喊声告诉他们：‘在四层！在四层！’他们又飞奔上四层。那里是地狱般的惨景，倒塌的房梁，燃烧的走廊，令人窒息的烟雾。为了接近居民被困的房间，只能从房顶过去。

“他们立刻爬上去，一分钟后，烟雾中看到一个‘黑色幽灵’跳跃在房瓦之间。他是队长，第一个到达。但是要到达对应着火的房顶部位，他必须穿过在天窗和房檐之间一段狭窄的空间。周围的其他地方一片火焰，只有那一小段覆盖着雪和冰，没有可抓住的东西。‘你没办法过去！’底下的人群喊着。队长在房顶的边沿前进，所有的人都胆战心惊，屏住呼吸看着他，爬过去了，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队长又跑起来，到达了目的地，开始用斧头拼命地砍砖瓦、大大小小的房梁，打开一个缺口，好下到里面去。此时，那女人还在窗户外面悬着，大火在她的头上肆虐，再有一分钟她就要摔到街上了。缺口打开了，人们看到队长甩掉皮背带，下去了；其他赶来的消防员跟随着他。与此同时，一个赶到的高高的云梯已经搭靠在房檐上，在喷出火焰和疯狂叫喊的窗户前。

“但是人们以为已经来不及了。‘没人能救了，’他们喊着，‘消防员被烧死了。’

“‘完了。’

“‘他们死了。’

“突然，人们看到带栏杆的窗前出现了队长黑色的身影，从头到脚被火光照亮，女人搂住他的脖子；他双手拦腰抱住女人，把她拉上去放进屋里。人群中爆发出震天的喊声，盖过了火灾的巨响。但是其他人呢，怎么下来？靠在房顶的云梯对着另一层的窗口，离这一层的窗台还很远。他们怎么才能接近救援的地方？当人们谈论着这些时，一个消防员从窗户里出来，右脚踏在窗台上，左脚踏在云梯上，这样站在半空中，一个接一个地抱住其他人从里面送出来的居民，把他们交给从地面上去的另一个同事，把居民们安放在梯子上，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下去，由其他下面的消防员接应。

“第一个是栏杆上的女人，然后是一个女孩，另一个女人，一个老人。全都得救了。老人之后，留在里面的消防员也都下来了；最后一个下来的是队长，他是第一个救援的人。

“人群以掌声欢迎所有人；但是当最后一位出现时，这是救援队的先锋，在其他人之前面对险情，如果有人会牺牲的话很可能是他，人群对他的欢呼犹如对一位凯旋者，呼喊着伸出手臂，充满了敬意和感激之情，他的名字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众人之口，‘朱塞佩·罗比诺’……

“你明白了吗？那就是勇敢，心灵的勇敢，不犹豫彷徨，一旦听到求救的声音，就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有一天我会带你去看消防员演习，让你看看罗比诺队长；因为你会很高兴认识他，不是吗？”

我回答是。

“他就在这儿。”我父亲说。

我马上转过身。两位消防员检查完情况，正穿过房间，准备离开。我父亲指着戴军衔的矮小的那位对我说：“握一下罗比诺队长的手。”

队长停下来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我握住他的手；他向我表示了一下，就出去了。

“你好好记住了，”我父亲说，“因为你一生将握上千次手，但也许不到十只是像他那样珍贵的手。”

本月故事·从亚平宁到安第斯山脉

很多年前，一个十三岁的热那亚孩子，工人的儿子，只身一人从热那亚去美洲，去找他的母亲。

他母亲两年前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共和国的首都，去某个富人家干活，这样可以在短时间内，挣很多钱来重振家业—他家由于种种不幸，陷于贫困和债务中。为了同样的目的远涉重洋的勇敢女人并不少见，因为那里付给佣人的工资高，几年之内，她们就能带几千里拉回到祖国。可怜的母亲有两个孩子：一个十八岁，另一个十一岁。要离开自己的孩子们，她哭得眼里都要流血了，但还是勇敢地充满希望地出发了。旅途很顺利，一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就通过丈夫的表兄弟，一个在那里多年开店做生意的热那亚人，找到了一家好人家，付钱很高，待她很好。

有一段时间，她跟家人保持正常的通信联络。他们事先约好，丈夫把信寄给表兄弟，再转给妻子，妻子回复他的几行字短信都寄到热那亚。她每月挣八十里拉，从不为自己花钱，每三个月就给家里寄一大笔钱。丈夫是个守信用的人，用这些钱来慢慢地按照轻重缓急还债，这样又重新赢得了信誉。他工作，为自己的事业高兴，希望不久妻子就能回来，因为没有她，家好像是空的一般，特别是小儿子，非常爱他的妈妈，他很难过，受不了没有妈妈的日子。

但是，她去了一年以后，在一封短信中说到自己身体不好，之后就再也没收到她的信。他们给丈夫的表兄弟写了两封信；没有回音。他们又给她工作的那家阿根廷人写信；但是，也许信没有送到，或者因为把地址名字写错了，也没有回音。他们害怕她遭遇不幸，就致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意大利领事馆，要求帮助找人。

三个月以后，领事回答他们说，尽管在报刊上登出了寻人启事，可是既没人前来，也没人提供线索。也只能是这个结果，除了其他原因，还有一个可能：为了给家人保全面子，她觉得做佣人是丢脸的事，善良的女人没有告诉阿根廷人家真实姓名。

又过了几个月，还是没有任何消息。父子俩慌了神；尤其小儿子被无法战胜的难过折磨得忧郁了。怎么办？向谁求助？父亲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出发去美洲，去找他的妻子。但是工作呢？谁来照顾他的儿子们？大儿子也不能离开，那时他刚开始挣点钱，这钱是养家不可或缺的。他们在这种焦虑中度日，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痛苦话题，或相对无言。

一天晚上，小儿子马可坚决地说：“我到美洲去找妈妈。”

父亲痛苦地摇着头，不作回答。想法很好，但是不可行。才十三岁，去美洲需要一个月的旅行啊！

但是孩子很有耐心地坚持着。那天坚持，第二天坚持，心平气和地天天坚持，像成年人一样地去说服。

“比我小的人都去了，”他说，“一旦我上了船就跟其他人一样能到那里。一旦到了那里，我就能找叔叔的商店。那里有很多意大利人，总有人会告诉我怎么走。找到了叔叔，就找到了妈妈。如果找不到他，我就到领事那儿去，去找阿根廷人家。不管发生什么，那里人人都有工作；我也能找到工作，至少能挣出回家的钱。”

这样，渐渐地，他几乎说服了父亲。他父亲很喜欢他，知道他有主意和勇气，他习惯了艰苦和牺牲，为了找到他热爱的母亲这一神圣目的，所有这些优良品质都会给他心里双倍的勇气。再加上父亲熟人的朋友是汽艇的船长，听到了这个事情，就主动帮助他找到一张免费去阿根廷的三等舱票。

又经过了一段犹豫，父亲同意了，决定了行程。父亲为他准备了一包衣服，给他兜里塞进几枚五里拉的银币，给了他表兄弟的地址，四月的一个晚上，把他送上了船。

“儿子，我的马可，”父亲站在即将出发的汽艇的梯子上，最后吻了他，眼里含着泪水对他说，“勇敢点，你出发是为了神圣的目的，上帝会保佑你。”

可怜的马可，他很坚强，准备好应对那次旅行的一切艰难困苦；但是，看到美丽的热那亚消失在地平线时，在深海里，在那个满载着外出移民的乡下人的大轮船上，他举目无亲，带着那个装着全部家当的小包裹，突然感到孤立无援。

有两天的时间，他像狗一样蹲在船头，几乎什么都不吃，只是想痛哭一场。他脑子里闪过了所有悲伤的念头，但是，他总也摆脱不掉最悲伤、最可怕的念头：他母亲可能死了。在思绪万千的断断续续的梦境中，他总是看到一个陌生人在怜悯地看着他，然后悄悄附耳对他说：“你妈妈死了。”于是，他强压着不喊出声地惊醒了。

但是，过了直布罗陀海峡，第一眼看到大西洋，他重新振奋起来，满怀希望。可那只是短暂的喘息而已。

那个一成不变的无边的大洋，不断上升的温度，周围那些可怜人的惨状，还有他自己的孤独无助，都让他神情沮丧。接下来空虚和无聊的那些天，让他记忆混乱，就像是病人的经历一样。他觉得好像在大海里航行了一年之久。每天早上醒来，他都惊奇自己只身一人在那无边的大海中，驶向美洲。美丽的飞鱼不时地会落在船上，那些美丽的热带黄昏景色，带着火烧一般的大朵血色云霞，夜晚的荧光使大洋如同燃烧着的火山岩浆之海。对他来说，一切都不像是真实的东西，而像是梦里见到的幻境。

有些天气不好的日子，他一直把自己关在船舱里，一切都在摇晃，都被毁坏，到处是一片抱怨和叫骂声；他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其他日子里，大海平静，泛着黄色，热得难以忍耐，烦恼无边无际，时光没完没了的，充满凶兆。筋疲力尽的旅客一动不动地伏在餐桌上，就像是死了一般。

航行没完没了：海天，天海，今天像昨天，明天像今天，没完没了，永远周而复始。

他长时间地靠在栏杆上，看着无边的大海，发呆，模模糊糊地想着妈妈，直到困倦让他哈欠连天，双眼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那时就看到那张陌生的脸怜悯地看着他，对着他的耳朵重复说：“你妈妈死了！”一听到那个声音，他就惊醒过来，又开始睁着眼睛做梦，盯着不变的地平线。

航行一共持续了二十七天！但是最后几天是最好过的。天气好，空气清爽。他已经认识了一个伦巴第的善良老人，去美洲找他那在罗萨里奥附近种庄稼的儿子；老人告诉他自己家的所有事，不时地用一只手拍打着他的脖颈，对他反复说：“勇敢点，孩子，你能看到你妈妈健康快乐。”老人的陪伴让他重新感到欣慰，他的种种预感都悲喜参半。

坐在船头，在抽烟斗的老农民身旁，在繁星满天的夜幕下，在一群唱歌的移民中，他上百次地想象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情况，在某条街上，找到了那个商店，扑向他的叔叔问：

“我妈怎么样？她在哪儿？我们马上去！”

“我们马上去！”他们一块儿跑，上楼梯，打开一个门……

到这儿，他的无声独白停顿了，他的想象力沉浸在一种无以名状的甜蜜中。他偷偷地打开一个挂在脖子上的纪念盒，吻着它，低声说着心里话。

出发后的第二十七天，他们到岸了。那是一个美丽的五月黎明，轮船在宽阔的拉普拉塔河岸抛下了锚，岸上延伸着巨大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共和国的首都。

那个好天气对他好像是吉兆。他高兴得忘乎所以，按捺不住。他的母亲离他只有几英里了！再过几个小时就看到她了！他在美洲，在新世界里，他有只身前来的胆量！所有漫长的航行，现在他都觉得算不了什么。他好像是飞过来的，犹如大梦醒来就到了那里。他是如此幸福，几乎不奇怪、不难受。当他摸自己口袋时，发现少了一个钱袋—为了更放心，他把自己的钱财分为两袋—这样即使丢的话，也不会丢失全部。他被偷了，他只有很少的里拉；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他现在离母亲很近了。他手里拿着包裹，随着很多其他的意大利人下到了一艘小汽船上，汽船把他们送到离岸很近的地方，那里一艘叫作安德雷阿多利亚的小船才把他们送上码头。他告别了伦巴第的老朋友，大步地向城市走去。

走到第一条街的路口，他拦住一个过路人，问他去行会大街怎么走。他拦住的正好是一个意大利工人。这个人好奇地打量着他，问他识不识字。他表示识字。“那就好，”工人对他说，指向自己来的那条街，“从那儿一直走，在每一个岔口都看一下路名，会找到你的那条街的。”少年感谢他后走进面前的那条街。

那是一条笔直而漫长的街，但是很窄；两边是白色的矮房子，就像是很多小别墅；人来车往，熙熙攘攘；间或挂着各种颜色的大旗帜，上面用黑体字写着去往不知什么城市的轮船的出发时刻。

每走一段路，他就左看右看，看到相交叉的两条路也是笔直的，看不到尽头，路两边也都是白色的矮房子，车来人往，远处是一望无际的美洲大平原的平直轮廓，就像是海上的地平线。城市让他觉得无边无际；他觉得可能要走很多天或很多周，左右看到的都是类似的街道，整个美洲到处都是各种建筑。他仔细看着街道的名字，那些奇怪的名字让他读起来很费劲。每到一条街，就觉着心跳得厉害，想象着是他要找的那条街。看着所有的女人，他心里都想着可能是他的母亲。

他看到前面一个女人，血液都凝住了，他追上去，盯着她看：是个黑人。

他走着，走着，脚步越来越快。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读路名，双脚像钉在地上一般。那就是行会大街。他转身，看到一百一十七号，他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他自言自语：“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真的就要见到你啦！”他往前跑，到了一个小杂货店。正是他要找的。

他往里看，看到一个满头灰发戴眼镜的女人。

“孩子，你想要什么？”她用西班牙语问他。

“这不是，”他使劲发出声来，“佛朗切斯科·梅莱利的商店吗？”

“佛朗切斯科·梅莱利死了。”女人改用意大利语回答他。

少年觉得胸口被什么打了一下。“什么时候死的？”

“有一段时间了，”女人回答说，“有几个月了。他生意做砸了，就逃跑了。人们说他去了离这里很远的白色海湾，一到那儿就死了。这商店现在是我的了。”

少年脸变白了。然后他快速地说：“梅莱利认识我母亲，我母亲在这儿给梅齐内斯家干活。只有他能告诉我母亲在哪儿。我来美洲找我妈妈。梅莱利原来给她寄信。我要找到我妈妈。”

“可怜的孩子，”女人回答道，“我不知道。我可以问院子里的孩子，他认识原来给梅莱利干活的孩子。也许他会知道些情况。”

她到商店里面，喊那个孩子，他马上就来了。“跟我说一下，”女店主问道，“你记得有时帮梅莱利给一个在‘国之子’家干活的女佣人送信的那个孩子吗？”

“在梅齐内斯先生家。”少年回答说，“是的，太太，去过几次，在行会街尽头。”

“啊，太太，谢谢！”马可喊道，“告诉我号码……他不知道？让人陪我去，你陪我马上去，小伙子，我还有些钱。”

他很激动地说了这些话，不等那女人请求，那个少年就回答说“我们走吧”，说着就快步出去了。

他们什么话也不说，几乎是跑步到了那条长长的街道的尽头，进入了一个白色小房子的大门里，停在一个很漂亮的铁栏杆前，从那儿可以看到里面的小院子，摆满了花盆。马可按了一下门铃。

一个姑娘出现了。

“这是梅齐内斯家吗？”少年焦急地问。

“他家曾经在这儿，”姑娘用西班牙腔的意大利语回答道，“现在我们住这儿，哲巴洛斯一家。”

“梅齐内斯家搬到哪儿去了？”马可问道，心跳得厉害。

“他们去了科尔多瓦。”

“科尔多瓦？”马可喊道，“科尔多瓦在哪儿？他们的佣人呢？那个女人，我的妈妈！女佣人是我妈妈！他们把我的妈妈也带走了吗？”

姑娘看着他说：“我不知道。也许我爸知道，在他们离开时他认识了他们。你们等一会儿。”

她离开了一会儿，然后就和她父亲一块儿回来了，她父亲是一位高个留着灰胡子的先生。他打量了一番这个长着黄头发鹰钩鼻的热那亚小水手似的人，用拙劣的意大利语问他：“你妈妈是热那亚人吗？”

马可回答说是。

“那就好，那个热那亚女佣人跟他们走了，我肯定。”

“他们去哪儿了？”

“科尔多瓦，另一个城市。”

少年喘了口气，然后无奈地说：“那么……我去科尔多瓦。”

“啊，可怜的孩子！”先生怜悯地看着他喊道，“可怜的孩子！科尔多瓦离这里有几百英里远。”

马可面色变得惨白如死人一般，一只手撑着栏杆，不让自己摔倒。

“我们再想想，再想想，”先生很感动地说，边说边打开了门，“进来待一会儿，看看能做点什么。”他坐下来，并让少年坐下来，让他讲述自己的故事，他很认真地听着，很长一段时间若有所思。然后很果断地说：“你没钱，是不是？”

“我还有……一点儿。”马可回答说。

先生又想了五分钟，然后坐到小桌子前写了一封信，把它封好交给了少年，对他说：“听着，意大利人。带着这封信去博卡。那是个有很多热那亚人的小城市，离这儿两个小时的路程。人人都能给你指路。去那里找这位先生，这封信是给他的，那儿所有人都认识他。把这封信给他。他明天会让你出发去罗萨里奥市，会把你介绍给那里的某个人，由他负责接下来去科尔多瓦的旅程，你就会找到梅齐内斯家和你的妈妈。现在先拿着这个。”他放到少年手里几个里拉，“去吧，勇敢点；到处都是你的同胞，你不会被抛弃的，再见。”

少年对他说：“谢谢。”他找不到其他语言来表达，就提着包裹出去了，告别了小向导，慢慢地走向通往博卡的路，穿过喧闹的城市，内心却充满了忧愁和惊讶。

从那一刻直到第二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就像是发烧时做的梦，他都记不清了，他太累，太激动，太灰心了。第二天傍晚，他在博卡的一个人家的小房间里挨着一个港口搬运工睡了一夜之后，上了一艘装满水果开往罗萨里奥的帆船，几乎一整天都坐在尾部甲板上，面对着几千艘轮船、平底船和汽艇出神，船上有三个身强体壮晒得很黑的热那亚水手；他们的声音，那熟悉的热那亚方言，让他心里多少有了些安慰。

出发后，船航行了三天四夜，小旅行者不断地感到惊讶。三天四夜都在那条美丽的巴拉那河上，与它相比我们的波河就是一条小溪，意大利领土全长的四倍都没有它长。平底船慢慢地在那无边的水上逆流而行。经过了很多长长的蛇和老虎筑窝栖息的岛屿，上面长着橙树和柳树，就像是一片漂浮的树林。船时而经过狭窄的运河，好像是无法走得出去；时而又经过开阔的水域，就像是平静的湖泊；然后又是岛屿，群岛中曲折的河道蜿蜒在巨大的植物丛之间。万籁俱静。长长的水路，无人的河岸和无际的水流带给他一条未知河流的形象，河上那张孤零零的帆，就像是第一个在世界上冒险的帆。越往前航行，那条可怕的大河就越让他惊慌。他想象他的母亲在河的发源地，需要航行很多年才能到达。

他和水手每天两次一起吃一点面包和咸肉，他们看到他很忧愁，也就从来不跟他说话。夜里，他不盖被子睡觉，经常突然醒来，惊奇地看到清澈的月光照亮宽阔水域与远处的河岸；他的心又开始紧张。“科尔多瓦！”他重复着那个名字，“科尔多瓦！”就像是那些他在读神话时知道的神秘城市名中的一个。但是他又想：“我妈来过这里，她看见过这些岛屿，那些河岸。”既然是母亲看过的地方，那就不再觉得奇怪孤独了……

夜里，水手中的一个唱起歌来。那歌声让他回想起母亲在他小时候为他催眠唱的歌。最后一夜，当他听到那歌声，他哭了。船员停止了歌唱，然后对他喊：“振作，振作点儿，孩子！见什么鬼！一个热那亚人因为远离家乡哭泣！热那亚人环游世界，光荣凯旋！”

这些话让他振作起来，听到了热那亚血统的声音，骄傲地抬起了额头，用拳头敲着船舵。“当然，”他对自己说，“我也应该环游世界，常年在外旅行，步行走无数的路，勇往直前，直到找到我的母亲。即使我要奄奄一息，也要倒在她的脚下！只要我能再看到她！勇敢点！”

他怀着这样的心境，在一个粉红清冷的早上到达了罗萨里奥市，在巴拉那河上游的岸边，那里的河水反映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上百艘船舶挂着的各色旗帜。

下船后不久，他就手提包裹进城，去找一位阿根廷先生，他的博卡保护人给了他一张上面写着一些介绍之言的名片。

进入了罗萨里奥，他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已经了解的城市。无尽的笔直的街道，两旁是白色的矮房子，通往各个方向的人行横道，房顶上大捆的电报线和电话线就像是巨大的蜘蛛网；脚步声、马蹄声、车轮声响作一团。他脑子有点乱了：他以为又进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再次寻找他叔叔。

他转悠了大约一个小时，转弯再转弯，他觉得总是回到同一条街上；不停地问路，终于找到了新的保护人的家。他拉了门铃。门前出现了一个身材魁梧的黄发人，皱着眉，就像是个农场管理人，用外国人的腔调很粗鲁地问他：“干吗？”

少年说出主人的名字。

“主人，”管理人说，“昨天晚上和全家出发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了。”

少年一时间无话可说。然后，才结结巴巴地说：“但是我……在这儿谁都不认识！我无依无靠！”他拿出了名片。

管理人接过去，读完后发脾气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一个月后，等他回来时我才能交给他。”

“但是，我只是一个人！我需要帮助！”少年用祈求的声音喊道。

“哎！算了吧，”那个人说，“在罗萨里奥，你们国家的人还嫌不够多吗！你回意大利去要饭吧。”把栏杆在少年面前关上了。

少年站在那儿目瞪口呆。

然后他慢慢地拿起他的包袱，心烦意乱地出去了，一时间千头万绪缠绕着他。怎么办？去哪儿？从罗萨里奥到科尔多瓦需要坐一天的火车。他只有几个里拉了。除去那一天的开销，他几乎一无所有了。哪儿能找到钱来付旅费？他可以工作。但是怎么工作，向谁去找工作？乞讨！啊！不行，就像刚才那样，被人拒绝，被人辱骂，被人羞辱？不，永远，永远不！宁愿去死！他怀着这个想法，考虑着眼前广袤的平原又远又长的无尽的道路，又觉得胆战了，他把包袱扔在人行道上，坐在上面肩膀靠着墙，把脸埋在两手之间，没有哭泣，一副很悲凉的样子。

过路人的脚踢到他；车辆的噪音充斥街道；一些孩子停下来看他。他就那样发了一阵子呆。

一个夹着伦巴第方言的意大利声音对他说：“孩子，你怎么啦？”

听到这话，他抬起头，立刻跳起来，惊喜地喊道：“您在这儿！”是那个伦巴第老农民，他们在航行旅途中结下了友谊。

老农民的惊喜程度不亚于少年。但是少年没给他提问的时间，就迅速地讲述自己的经历：“现在我没钱了，这不，我得工作；您帮我找个工作，让我挣点钱；我什么都能干，搬东西，扫马路，跑腿办事，在乡下干活也行；我吃黑面包就满足了；只要能早日出发，找到我的母亲。您行行好，工作，您帮我找个工作，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实在受不了了！”

“当然啦，当然啦，”老农民看看周围，挠着下巴说，“这是怎么回事呀！……工作……说得太早，我们先看看，难道就没有办法在同胞中找出三十个里拉？”

少年看着他，有了一线希望之光的安慰。

“跟我来。”农民对他说。

“去哪儿？”少年拿起包袱问道。

“跟我来。”

农民开始走了，马可跟着他，他们一起走了很长一段路，没有说话。农民在一家小饭馆门前停下来，一星级的招牌上写着“意大利饭馆”，他往里探了下头，回头对少年快乐地说：“我们来得正好。”他们进入了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很多张桌子，很多人在里面坐着，喝着酒。伦巴第老人走到最近的一张桌子，从他与旁边的六个人打招呼的样子看，就能明白他刚才还和他们在一起。他们都赤红着脸，手中的杯子叮当作响，说着笑着。

“伙计们，”肯定是伦巴第人在说话，他站着介绍马可，“这是一个可怜的孩子，我们的同胞，从热那亚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是为了找他妈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对他说：‘这儿没有，她在科尔多瓦。’他坐船来到罗萨里奥，三天三夜，只有两行字的介绍信；拿出纸来，人家却羞辱他。他身无分文，只身在这儿，就像个绝望的人。他是个好孩子。我们想想办法，他不就没钱付去科尔多瓦找他妈妈的路费吗？我们能把他像狗一样地扔在这儿吗？”

“这世上不可能，上帝呀！永远不能这么说！”所有的人都敲着桌子喊道。

“一个我们的同胞！”

“过来，小东西！”

“有我们哪，移民！”

“看啊，多漂亮的小淘气。”

“把钱拿出来，伙计们。”

“真棒！自己来的！你真有胆量！”

“喝一口，同胞。”

“我们把你送到你妈那儿去，别担心。”

一个人在他脸颊上拧了一把，另一个在他肩上拍了一下，第三个人摘下他的包袱；其他桌的侨民也都过来了；少年的故事在饭馆里传送；隔壁的三个阿根廷人也过来了；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伦巴第农民伸出去的帽子里已经有了四十二里拉。

“你看见了吧，”他转过来对着少年说，“在美洲钱来得多快呀！”

“喝呀！”另一个向他喊着，端给他一杯葡萄酒，“为了你母亲的健康！”所有人都举起了杯子。

马可重复着：“为了我母亲的健康……”但是，他高兴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放下杯子，搂住了老人的脖子。

第二天早上，天刚开始发亮，他已经出发去科尔多瓦了，他激动得喜笑颜开，充满了幸福的憧憬。但是，在大自然令人恐惧的景象前，欢乐无法持续很久。天色阴沉灰蒙蒙的，几乎没有乘客的火车奔驰在广袤无垠荒无人烟的原野上。他一个人在长长的车厢里，那车厢就像是运送伤员的。他左看右看，只能看到无边的荒野，间或有一些奇形怪状的矮树，树干和树枝都是扭曲的，他从来没见过，似乎是愤怒和焦虑；暗色的、稀疏的忧伤的植物，使得平原显得像无边的墓地。他睡了半个小时，醒来再往外看，还是一样的景观。铁路的车站都是孤零零的，就像是隐修士的住地；当火车停下时，听不到一点声音；他感觉就像一个人在车上，在一个荒漠里迷路了，被人抛弃了。他觉得每个车站都是最后一个，再往前就是荒野的神秘可怕的土地。一股冷风吹打着他的脸。

他在四月底被送上热那亚起程的船，他的家人没有想到在美洲他会遇到冬季，他们只给他穿了夏季的衣服。过了几个小时，他开始感到寒冷，寒冷还伴随着过去几天强烈的感情波动，以及无眠的夜晚所积累的疲乏。

他睡着了，睡了很长时间，醒来后浑身僵硬，他不舒服。他隐隐地害怕自己生病死在旅途中，被扔在那荒芜的平原上，他的尸体将被野狗和猛禽吞噬，就像他在路边看到的那些马和牛的尸体。他厌恶地避开目光。在那令人不安的难过时光，在大自然幽暗的寂静中，他的想象力被激发，向着黑暗。他能肯定在科尔多瓦找到母亲吗？如果她根本就没来过呢？如果那个行会街的先生弄错了呢？如果她死了呢？在这些思绪中他又睡着了，梦见自己半夜到了科尔多瓦，听到从所有的门窗里传出喊声：“不在！不在！不在！”

他突然醒来，惊慌了，看到车厢尽头有三个留胡子的人，围着不同颜色的围巾，他们看着他低声交谈着。他突然怀疑他们是杀人凶手要杀了他，来夺走他的包袱。寒冷、难过再加上害怕，浑噩的想象吞没了他。三个男人一直看着他，其中一个人向他走来。他失去了理智，张开双臂向他跑去，喊着：“我什么都没有。我是个穷孩子。我从意大利来，要找我妈妈，我就一个人；你们别打我！”

那些人马上就明白了，动了恻隐之心，他们抚摸他让他安静下来，说了很多他听不懂的话；看到他冻得牙打战，又把他们的一条围巾给他盖上，让他坐下好再次睡去。天色晚了的时候，他又睡着了。当人们把他叫醒时，已经到了科尔多瓦。

啊！呼吸着多好的空气呀，他是怎样跳出车厢的！

他问一个车站的工作人员梅奇内斯工程师家在哪里，那人告诉他一个教堂的名字：“他家在教堂旁。”少年就跑开了。

深夜，他进了城市。看到那些笔直的道路，两旁矮小的白色房屋，交叉着其他又直又长的道路，他觉得像又一次进入罗萨里奥。但是人很少，在很少的路灯的灯光下遇见一些奇怪的面孔，一种没见过的脸色，在发黑和泛绿之间。他不时地抬起头来，看到一些建筑风格古怪的教堂，在天际下显得巨大和黑暗。城市在夜幕中很寂静，但是穿过了那一大片无人之地后，他觉得挺欢快。

他问了一个神父，很快就找到了教堂和那个家，用颤抖的手拉门铃，另一只手按着胸口来遏制要从喉咙里跳出来的心。

一个老妇人前来开门，手里提着一盏灯。少年一时说不出话来。

“你找谁？”那女人用西班牙语问道。

“梅齐内斯工程师。”马可说。

老妇人双手交叉在胸前，摇着头回答他：“难道你也和梅齐内斯工程师有关系！我觉得该告一段落了！已经折腾我们三个月了。报纸写得还不够呀，应该贴在各个街角昭告天下：梅齐内斯先生已经搬到图库曼去了！”

少年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然后勃然大怒：“真是该死！再看不到我的妈妈，我得死在马路上！我已经疯了，我不活了！我的上帝！那个地方叫什么？在哪儿？离这儿有多远？”

“唉，可怜的孩子，”老妇人被感动了，“哪儿那么容易啊！少说也得四五百里路。”

少年用双手捂住了脸，然后哭着问：“现在……我怎么办？”

“我能跟你说什么，可怜的孩子？”妇人回答道，“我不知道。”

但是她立刻有了想法，马上补充说：“听着，我有个想法。你可以做一件事。你往街右拐，你会看到第三个院子，那儿有个卡帕塔茨商人，他明天带着他的车和牛群出发去图库曼。去看看他愿不愿意带你去，你可以给他干活，也许他会给你一个车上的座位。快去吧。”

少年抓起包袱，边跑边谢。两分钟后，他到了一个灯火通明的大院子，那里很多人在把面口袋装上巨大的牛车，那种车就像是街头艺人的流动住家，有圆顶棚和很高的轮子；一个高个子留胡子的男人，披着一件黑白格的大衣，穿着一双高筒靴，指挥着人们干活。少年走近他，害羞地提出要求，说自己从意大利来寻找母亲。

卡帕塔茨，意思是头儿（那个商运车队的领头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不客气地说：“我没有位置。”

“我有十五里拉，”少年回答说，充满了祈求之意，“我把十五里拉给你。我在路上可以干活。我去给牲口打水和喂草料，我什么活儿都干。我吃一点儿面包就够。给我一个位置吧，先生！”

头儿又重新审视他，口气缓和些：“没有位置……再说……我们不去图库曼，我们去另一个城市，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中途我们得把你放下，你还有很长的路需要步行。”

“啊！我再走双倍的路都行！”马可喊道，“我会毫不犹豫地走；不管怎样，我都得到那里，请给我一个位置，先生，发发慈悲，发发慈悲，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

“你要知道这可是二十天的路程！”

“没关系。”

“这可是艰苦的旅程！”

“我什么苦都能吃。”

“你得独自旅行！”

“我什么都不怕，只要能找到我的妈妈。可怜可怜我吧！”

头儿把灯靠近他的脸，看了看他，然后说：“好吧。”

少年吻了他的手。

头儿在离开他之前补充说：“今天夜里，你在一辆车里睡觉，明天早上四点我叫醒你，晚安！”

凌晨四点钟，在星光下，长长的车队开始出发，一片轰响：每辆车由六头牛拉着，所有的车后面都跟着很多替换的牲口。被叫醒的少年被安置在一辆车里，他坐在口袋上面，马上又沉沉地睡去了。

当他醒来时，车队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停下来，在太阳下，所有的人，那些伙计，围坐在一块小牛肉周围。他们在露天烧烤，牛肉被放在一柄插在地里的剑上，一团大火在风中舞动。大家一块儿吃，一块儿睡觉，然后一块儿再出发。这样，旅行在继续，有序得就像是士兵的行军。每天早晨五点钟就开始走，九点钟停下来，下午五点再出发，晚上十点再次停下来。伙计们骑马行进，用长杆驱赶牛群。少年负责点火烧烤，给牲口喂食，擦拭提灯，打水供饮用。

各个村落从他眼前经过，像是千篇一律的景象：棕色的矮小树木组成的树林；散落着几处房屋的村庄，房子都是红色的，正面墙顶上有齿形城垛；广袤的空间，也许是古代大盐湖的湖底，目力所及之处是盐的白色；各个方向都是平原，空旷，寂静。很少会遇见两三个骑马的行者，带着一大群无束缚的小步快跑的马匹，就像一阵旋风。天天如此，就像是在海上，令人烦躁且没完没了。但是天气晴朗。

只是伙计们把少年当成他们理所当然的奴仆，一天比一天更挑剔：有些人威胁着怠慢他；人人都毫不客气地使唤他；让他背着巨大的饲草捆，让他去很远的地方打水；他累坏了，夜里还经常被车子的剧烈颠簸，以及车轮和木制车轴的吱吱作响打扰得不能睡觉。再加上起风了，发红油腻的灰土环绕着所有的东西，渗入到车里，进入到他的衣服里，充满他的眼睛和嘴，不断地、沉重地、无法忍受地让他看不见和无法呼吸。劳作和失眠令他筋疲力尽，变得衣衫褴褛、肮脏不堪，从早到晚挨打受骂。

可怜的孩子日渐沮丧，如果不是头儿时常对他说些好话，他早就支持不住了。他经常在车子的一角，在没人看见时面对着包袱哭泣，包袱里只剩下了一些烂布头。每天早上他起来，更虚弱，更胆怯，看着村庄。望着无边无际没完没了的平原，就像是土地的海洋，他自言自语：“哦！我熬不到今天晚上了，我熬不到今天晚上了！今天我会死在路上！”

活儿越干越多，虐待越来越加倍。一天早上，因为他打水晚了，头儿不在，其中一个人打了他。其他人也开始欺负他，当给他活儿干时，会打他后脑勺一下说：

“把这个装进口袋，流浪儿！”

“把这一拳带给你妈！”

他的心受不了了，他病了，在车子里待了三天，身上盖着被子，发烧发抖，没人看他，除了头儿来给他喝水和号脉。他觉得自己不行了，绝望地呼唤着他的妈妈，上百次地叫着她的名字：“哦，我的妈妈！我的母亲！救救我！快来呀，我要死了！哦，我可怜的妈妈，我再也看不见你了！我可怜的妈妈，你将看到我死在路上！”他合掌在胸前祈祷。

后来，多亏了头儿的照料，他好起来了，痊愈了；但是病好了，却遇上了整个旅途中最糟糕的一天，他得独自一人过的一天。

他们已经走了两个多星期了，当他们走到通往图库曼和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的道路分岔的时候，头儿对他说该分手了。头儿告诉他一些怎么走的情况，把包袱系在他双肩上，好不妨碍走路，然后就果断地和他告别，好像怕动感情似的。少年只来得及亲一下他的手臂。其他人曾经那么严重地虐待他，好像也被怜悯所动，看到他一个人如此孤独，远去的时候，对他做了一个告别的手势。他也招手回应他们，站在那儿看着车队消失在旷野的红尘中，然后伤心地上了路。

应该说，从一开始就有一件让他放心的事。很多天的旅途之后，穿越那无边无际一成不变的大平原，他总看到眼前有一串天蓝色高高的山脉，白色的山顶，让他回想起阿尔卑斯山脉，让他有接近祖国的感觉。那是安第斯山脉，美洲大陆的脊柱，巨大的山脉从火地岛开始，直到南极的冰海，跨越十个纬度。另外，让他放心的是感觉气候越来越热；这是因为越往北走，他就越来越靠近赤道地区。

走了很远的路，他找到一片住房，一个小商店，他买了一些吃的东西。他遇见了一些骑马的人；不时地看到妇女和孩子坐在地上，一动不动神情严肃，那些脸是他从未见过的，土黄色皮肤，翘起来的眼角，高耸的颧骨；他们都盯着他看，用眼神目送着他，慢慢地扭动着头，好像很呆板。他们是印第安人。

第一天，他走到没有力气为止，在一棵树下过夜。第二天，走得相当少，也更没意志。他鞋子破了，脚也脱皮了，吃得不好，让他的胃口也大减。快到晚上了，他开始害怕起来。在意大利，他曾听说在那些国家里有蛇：他好像听见它们的爬动，他停下来，又跑起来，从骨头里感到发抖。有时他非常可怜自己，边走边默默地哭泣。然后又想：如果我妈妈知道我在害怕，她该多伤心呀！这个想法又给了他勇气。

再后来，为了摆脱恐惧，他想很多关于妈妈的事，他想起当她从热那亚出发时说的话，他躺在床上时她经常给自己把被子拉到下颌的动作，小时候妈妈有时把他抱起来对他说：“跟我这儿待一会儿。”会这样待很长时间，头顶着他的头，想呀，想呀。

他暗自对她说：“有一天我能看见你吗，亲爱的妈妈？我能坚持到这个旅程的终点吗，我的母亲？”

他走啊，走啊，在不认识的树丛间，在广阔的甘蔗园里，在无边的草原上，那些蓝山总是在眼前，高耸的山峰刺破了青天。

过去了四天，五天，一周。力气很快就没了，他的脚淌着血。终于，在一个晚上，太阳落山时，人们对他说：“图库曼离这儿五英里。”

他高兴地喊了一声，加快了步伐，就好像突然他恢复了全部失去的体力。但只是短暂的幻觉。突然他又没有体力了，筋疲力尽地倒在一个大坑边上。但是他的心在兴奋地跳着。群星闪耀的天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美丽。他躺在草地上准备睡觉，望着星空，他想也许此刻他的妈妈也在看着星空。他说：“我的妈妈，你在哪儿？此刻你在干什么？想你的儿子吗？想你的马可吗？他离你很近了。”

可怜的马可，如果他看到那时他母亲是什么样的状况，他肯定会以超人的毅力走更多的路，争取提前几个小时赶到她那里。她病倒在床上，在一个富人家底层的房间里，那里住着梅齐内斯一家人；这家人跟她很有感情，把她照顾得很好。当梅齐内斯突然要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她已经身体不太好了，科尔多瓦的清新空气也没能让她好起来。但是，后来由于没有收到丈夫和表亲的音信，可能发生不幸的预感，在留去之间的犹豫使她不胜烦恼，每天都可能有坏消息的担忧，使她身体进一步异常恶化。最近，她得了非常严重的病：后窄性小肠疝气。

她已经十五天没有起床了。必须手术才能拯救性命。正是在那一时刻，当她的马可呼唤她的时候，男女主人在她的床前，很委婉地劝说她接受手术，她哭着坚持拒绝。一个能干的图库曼医生已经请来一周了，没有用。

“不，亲爱的主人们，”她说，“别费事了，我没有力气挺过去；我会死在手术刀下的。最好让我这样死去。我已经不想活了。对我来说，一切都完了。最好在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之前死去。”

主人们劝她别这样，让她坚强点，很可能最后直接发往热那亚的那些信有回音，先做手术，这也是为了孩子们。但是，长期以来缠绕着她的对孩子们的思念，只能让她更加焦虑。听到这些话，她痛哭起来。

“哦，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她合起双手喊道，“也许不在人世了，我也最好死吧。好主人，我谢谢你们，衷心地谢谢你们。但是我还是死吧。反正手术也不会让我痊愈，我知道。好主人，非常感谢你们的关照。后天大夫也不用回来了。我想死，命运让我死在这里。我横下心了。”

主人们还在劝说她，重复道：“别，别这么说。”拉着她的手乞求她。但是她闭上眼睛晕过去了，像死了一样进入一种昏睡状态。主人们留在那儿一段时间，在微弱的灯光下，慈祥地看着那位值得敬佩的母亲，为了拯救她的家，她远离自己的祖国，来到这六千多里之外的地方，在多少苦难之后死在这里，可怜的女人，如此诚实，如此善良，如此不幸。

第二天一大早，马可肩上背着他的包袱，弯着腰跛着脚，但是精神饱满，进入了图库曼城，这个阿根廷最年轻、最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一。

他好像又看到了科尔多瓦、罗萨里奥、布宜诺斯艾利斯：路是同样的笔直漫长，房子是同样的白色矮小；但是到处是新的漂亮的植物，芳香的空气，美好的阳光，天空清澈深远，即使在意大利，他也好像从来没见过如此美景。

沿着街道往前走，又感到非常激动，就像当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样；他看着所有房子的门窗；看着所有过往的妇女，迫切地希望能够找到他的母亲；他想问所有人，但是他谁也不敢拦住。所有站在门口的人都看着这个衣衫褴褛风尘仆仆的少年，好像他来自很远的地方。他在人群中寻找着可信任的脸孔，好问那个可怕的问题。他的目光落在一个店铺的意大利语招牌上。店里有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和两个女人。他慢慢走向门边，鼓足了勇气问道：“先生，您能告诉我梅奇内斯家住哪儿吗？”

“是梅奇内斯家吗？”店主反问了他。

“是梅奇内斯的家。”少年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

“梅齐内斯家，”店主说，“不在图库曼。”

回应这句话的是一声绝望的痛苦叫喊，像是一个人被扎了一刀。

店主和女人们站了起来，一些邻近的人也赶来了。“怎么啦？孩子，你怎么啦？”店主说着，把他拉进店里，让他坐下，“别绝望呀，真见鬼！梅齐内斯家不在这儿，但是也没多远，离图库曼只有几小时的路程！”

“在哪儿？在哪儿？”马可喊道，他就像是复苏的人一样跳了起来。

“离这里大约十五里地，”男人接着说，“在萨拉迪尤河边上，人们在那里建设一个大的制糖厂，一个居民区，梅齐内斯家就在那儿，大家都知道，你几小时之内就能到。”

“我一个月前去过那儿。”一个赶来的年轻人说。

马可睁大眼睛看着他，马上脸色惨白地问：“你看到梅齐内斯先生的女佣人了吗？她是意大利人。”

“热那亚女人，我看见了。”

马可呜咽起来，又破涕为笑。然后，他突然下定了决心：“哪条路最近，我马上出发，请你们告诉我路怎么走。”

“但是需要走一天哪，”大家对他说，“你累了，你得休息，明天再出发。”

“不行！不行！”少年回答说，“你们告诉我从哪儿走，我一刻也等不了，我马上走，哪怕会死在路上！”

看到他决心已定，大家就不再劝他了。“上帝与你同在，”人们对他说，“注意别走进森林的路。”

“旅途顺利，小意大利人。”一个男人陪着他出了城，给他指路，给了他一些建议，就看着他出发了。几分钟后，背着包袱一瘸一拐的少年消失在路边茂密的树林后了。

那一夜，对生病的女人是可怕的一夜，她剧痛难忍，痛苦的喊叫撕心裂肺，有时陷入昏迷。照顾她的女人们几乎受不了了。不知所措的女主人不时地来看看。所有人都开始担心，即使她同意做手术，大夫只能天亮后才到，恐怕将于事无补了。但是，当她神志清醒时，看得出她最大的痛苦不是身体的，而是远方的家。失神，憔悴，脸都变形了，她双手插在头发里，绝望地喊着：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客死在他乡，看不到他们！我可怜的孩子们，没有妈了，我的心肝，我可怜的血脉！我的马可，他还这么小，才这么高，多么善良，多么可爱！你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孩子！太太，如果您看到的话！当我出发时，他们没法把他从我脖子上抱走，他哭呀，令人心碎地哭呀；就好像他知道再也看不见他妈妈了，可怜的马可，我可怜的孩子！我觉得我的心已经碎了！啊，如果我那时就死了，当他跟我告别时！被雷电击毙！没了妈，可怜的孩子，他非常爱我，他非常需要我，没有妈，贫穷，他得去讨饭当叫花子，他，马可，我的马可，饿得伸出要饭的手！

“哦，永恒的上帝！不，我不想死！大夫！你们快去叫他！来吧，给我开膛，切去我的乳房，让我发疯，只要能救我的命！我要好起来，我要活着，出发，逃跑，明天，马上！大夫！救命！救命！”

女人们抓住她的手，抚摸着她，祈祷着，让她慢慢地恢复神志，跟她谈着上帝和希望。她又陷入了悲哀中，她哭着，手放在灰色的头发里，抽泣得像个小女孩，长长地哀号，不时地喃喃自语：“哦，我的热那亚！我的家！那海洋！……哦，我的马可，我可怜的马可！现在他在哪儿，我可怜的心肝宝贝！”

那是半夜，她可怜的马可，在一个大坑边上过了很多个小时，筋疲力尽。他正在穿过一座大森林，参天大树是植物中的怪物，树干粗大，就像是教堂里的柱子，树冠在很高的空中交叉接触，被月光染成银白色。在那半黑的环境中，他隐约看到成千的各种各样的树干，直的、斜的、扭曲的、交叉的，形态各异，像是在彼此威胁和争斗；一些倒在地上，就像塔楼整个倾倒在地，上面覆盖着浓密错乱的植物，就像是愤怒的人群在一寸一寸地争夺地盘；其他的成簇状，紧密地排列向上，就像是巨型长矛，顶部直冲云霄，巨大无比，形状怪异，他从未看过植物世界这样宏伟的恐怖景观，不时地惊讶不已。

但是，他的思绪马上回到母亲那里。他疲惫不堪，脚上流着血，在可怕的森林里，只能看到彼此距离很远的住家，在那些大树下显得像蚂蚁窝，路上有些睡着的水牛；他疲惫不堪，但是他不感觉累；他独自一人，但是他不怕。森林的巨大也增大了他的胆量；接近母亲的距离，给了他一个男子汉的力量和勇气；大海、惊恐和战胜痛苦的经历、辛苦劳动、不懈地努力的记忆，都让他高昂起头来；他的一腔强悍高贵的热那亚血统，让他心潮澎湃，骄傲无畏。

他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感觉：在那之前，他一直带着对两年前母亲的模糊不清的印象；而在此时，她的形象愈加清晰；他清楚地看到她线条明确的脸庞像是好长时间没看过了；他看得很近，很亮，很生动；看到她最微妙的眼神和嘴唇的移动，她所有的表情，所有的动作，她所有的思绪；他被那些回忆所驱动，步伐更加急促；一种新的感情，一种无以名状的甜蜜在增长，在他心里增长，使他脸上流着甜蜜安详的泪水；他在黑暗中前行，跟她说话，跟她说过一会儿将会在她耳边说的话：“我在这儿，我的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我们一块儿回家，在船上，我将一直守在你身旁，紧挨着你，谁也不能把我跟你分开，任何人永远都不能，只要你还活着！”

他没发现，在巨大树木的顶端，月亮的银白色已经在黎明的淡白色中消退。

那天早晨八点钟，图库曼的医生，一个年轻的阿根廷人，已经来到病人床边，在一名助手的陪同下，最后一次企图说服病人接受手术；梅齐内斯工程师和夫人也与他一道，恳切地请求她。

但是一切都是徒劳的。女人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力气了，不再相信手术了；她坚信要么会死在手术中，要么在经历了比生活本身的折磨更大的手术痛苦之后也活不过几个小时。

医生一直小心地对她说：“手术是可靠的，您的生命没有危险，只要您有勇气！但是如果您拒绝，那死亡可就不可避免了！”

可一切都是白费口舌。“不！”她总是以微弱的声音回答，“我还不怕死，但是我怕不必要的痛苦。谢谢，大夫先生。命该如此，让我安静地死去吧。”

没了信心的医生不再劝说。没人再说话了。

女人把脸转向女主人，对她说最后的祈求：“亲爱的好心太太，”她抽泣着费力说道，“您把那点钱和我的可怜的东西寄给我家……通过领事先生。我希望我的家人还都活着。最近我的心给我好的预感。请您开恩写信告诉他们……我一直惦记他们，我一直为了他们而工作……为了我的孩子们……我唯一的痛苦就是不能再见他们了……但是我死得很勇敢……认命了……祝福他们；我恳求我丈夫……和我大儿子……小儿子，我可怜的马可……我一直到最后都想着他……”

突然她情绪激动，合掌喊道：“我的马可！我的孩子！我的生命！……”但是转动着满含热泪的眼睛四处望，她看到女主人不在了：人们快速地把她叫出去了。她找男主人，也不在了。只留下了两个女护士和医生助手。她听到隔壁房间里快速的脚步声，短促低沉的说话声，还有忍住的呼喊声。病人泪眼模糊地看着屋门等待着。

几分钟后她看到医生出现了，脸色不同寻常；然后是男女主人，他们的脸色也变了。三个人都表情异样地看着她，低声地交换着话语。她似乎听到医生对女主人说：“最好是现在。”病人听不明白。

“胡塞法，”女主人用颤抖的声音对她说，“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你做好心理准备来听这好消息。”

女人仔细地看着她。

“一个消息，”女主人越来越激动地接着说，“让你非常高兴的消息。”

病人睁大了眼睛。

“你准备好，”女主人继续说，“看，一个你非常惦记的人。”

女人猛地抬起头来，用发亮的眼睛开始快速地看一下女主人，看了一下房门。

“一个人，”女主人脸色发白地补充说，“现在刚刚到……真是谁也想不到。”

“是谁？”女人用哽咽变调的嗓音问道，就像是被吓坏的人。

瞬间之后，她大声喊着从床上坐起来，呆在那里不动，瞪大了眼睛，双手捂着太阳穴，就像看到了超人的出现。

衣衫褴褛风尘仆仆的马可站在门槛上，一只胳膊被医生拉着。

女人喊了三声：“上帝！上帝！我的上帝！”

马可向前冲去，她张开瘦骨伶仃的双臂，用一只母老虎的力量把他抱在怀里，无法抑制地大笑着，间或被无泪的抽泣打断，让她又无力地瘫倒在枕头上喘不过气来。

但是她马上缓过来，高兴地大喊，不断地亲吻他的头：“你怎么在这儿？为什么？是你吗？你长得多快呀！谁带你来的？你一个人吗？你没生病吗？是你，马可！不是梦吧！我的上帝！说话呀！”然后突然换了语调，“不，别说话，等等！”

她迅速地转向医生，“快，马上，大夫。我想痊愈。我准备好了，一刻也别耽误。把马可带到听不到的地方。我的马可，没什么。你以后告诉我，再让我吻一下。去吧。我准备好了，大夫。”

马可被带走了。主人和女人们也很快出去了。手术医生和助手留下来，关上了门。

梅齐内斯先生想把马可带到比较远的房间，但是不可能，他就像钉在地板上一样。

“什么事？”他问，“我妈妈怎么了？他们给她做什么？”

梅齐内斯一边试图把他拉走，一边慢慢地说：“你听着，我现在说给你听。你母亲病了，需要做一个小手术，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你跟我来。”

“不，”少年停步不前，回答说，“我就想在这儿，你在这儿给我解释。”

工程师嘴里不停地说着，拽着他，少年开始害怕了，他发抖了。

突然一声尖叫，就像是受致命伤的喊叫，在整个家中回荡。

少年呼应着另一个绝望的喊声：“我妈妈死了！”

医生出现在门口说：“你妈妈得救了。”

少年看了他片刻，然后扑倒在他的脚下抽泣着说：“谢谢大夫！”

但是医生马上把他扶起来说：“起来！……你是少年英雄，是你救了你的母亲。”

夏季

5月24日，星期三

热那亚人马可是我们今年认识的倒数第二个小英雄：还剩下六月份的一个。还有两次月考，二十六天课，六个周四和五个周日。已经感到学期末的气氛。

院子里的树已经是枝叶繁茂，鲜花盛开，给体操器具罩上阴凉。学生们已经穿上夏季的服装。现在看班级下课是件赏心悦目的事，与前几个月截然不同。披到肩膀上的头发没有了：头发都被剃了；能看到裸露的腿和脖子；各种各样的草帽，帽子上的飘带可以搭到肩上；五颜六色的衬衫小领带；年龄最小的孩子身上总有点儿红色和天蓝色，一个翻领，一条花边，一束缨穗，一块颜色鲜艳的小花布，都是妈妈给缝上的，只要显眼就行，最穷的孩子们也一样，他们中很多人来学校不戴帽子，就像从家里逃出来似的。有些学生穿着白色的运动服。德尔卡蒂老师班里有个孩子，从头到脚一身红，像只煮熟的大虾。很多人穿得像水手。但是最漂亮的是小瓦匠，他戴着大帽子，看起来就像是烧了一半的蜡烛的灯罩；看他在帽子下做野兔状的鬼脸，简直笑死人了。柯莱蒂也不戴那顶猫皮帽子了，现在他戴的是一顶旧的灰色丝质的旅行帽。沃蒂尼穿着一种苏格兰衣服，紧绷在身上；柯罗西露出胸脯；普莱克西在一件铁匠穿的深蓝衬衣下晃里晃荡。加罗非呢？现在他不能再穿藏着商品的大斗篷了，他的所有口袋都鼓鼓囊囊地塞满了旧货商的便宜货，彩票都从口袋里露出来了。

现在所有人都显露着自己的一切：用半张报纸做的扇子，芦竹做的管子，射鸟用的箭，草，从口袋里溜出来在上衣上慢慢爬着的腮角金龟。年龄小的很多孩子给女老师带来花束。

老师们也都换上了夏装，颜色欢快；除了小修女还是一身黑色。戴红羽毛的小老师继续戴着红羽毛，脖子上系着粉色的结，被学生的小手弄得皱皱巴巴，他们总是让她笑着跑着。

这是樱桃、蝴蝶、街头音乐和乡间散步的季节；很多四年级的学生都已经逃学去波河游泳；人人的心都飞向假期了；每天都迫不及待地等着放学，期待着新的一天。

只是看到加罗内戴着孝，让我难受。我可怜的二年级的老师越来越清瘦和苍白，咳嗽越来越厉害。她现在弯着腰走路，跟她打招呼都让我如此心酸！

诗意

5月26日，星期五

你开始懂得学校的诗意了，恩里科；但是，目前你只是从里面看学校，再过三十年，你会觉得它更美丽，更富有诗意。当你带着你的孩子来看它时，你将从外面看它，就像我现在看它一样。

等着你放学，我在学校周围寂静的小路上闲逛，侧耳听着一层被百叶窗关闭的窗户。从一个窗户，我听到一个女老师说：“啊，那一笔T，写得不好，我的孩子。你爸爸怎么说？……”旁边的窗户一个男老师的洪亮声音慢慢地念着：“买五十米布……每米四点五里拉……再把布卖出去……”再远一点戴红羽毛的女老师大声念着：“那时彼得罗·米卡点燃导火索……”

附近的班级传出百鸟齐鸣一样的声音，意味着老师暂时不在。我往前走，在拐角处，我听到一个学生在哭，女老师责备又安慰他的声音。从其他窗户传出诗句、伟大的善良人物的名字和提倡美德、爱国、勇敢的警句片段。然后是无声的片刻，就好像学校里无人一般，不像是里面有七百名学生，然后听到爆发的欢笑声，一个情绪好的老师开了个玩笑……过路的人停下来听着，所有人都好意地看着学校优雅的建筑，那里面有着多少青春和希望啊。然后，听到一阵闷响，听到收拾书本和书包的声音，听到跺脚声，从下面到上面，一个班级传到另一个班级的嗡嗡声，就像是一个好消息突然传开：是学校的勤杂工宣布放学了。在这嘈杂声中，男人和女人们、女孩和男孩们三三两两地挤在门里门外，等待着儿子、弟弟、孙子们。

此时，一群小孩子从班级的出口像喷泉一样涌入大厅里，拿着大衣和帽子，在地板上造成一片混乱，周围一切都在欢蹦乱跳，直到勤杂工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又赶回去。他们终于排着长队，跺着脚出来了。这时，所有的家长开始一阵询问：

“你听懂课了吗？”

“你作业得了几分？”

“你们明天有什么课？”

“什么时候月考？”

可怜的妈妈们不识字，也打开本子，看那些问题，问着得分：

“才八分？”

“十分加表扬？”

“课堂提问九分？”

她们不安，她们快乐，向老师问这问那，谈论着教学计划和考试。

这一切多美好呀，多伟大呀，对世界是何等远大的承诺啊！

你的父亲

聋哑女孩

5月28日，星期日

作为五月的结束，我觉得不可能比今天早上的参观更好了。

早上听到门铃响，我们都跑过去。我听到我父亲以惊奇的口气说：“你也在这儿，焦尔焦？”

焦尔焦是我们在基耶里的园丁，现在家住在孔多维，他干了三年铁路工作后，刚刚从希腊回来，前一天在热那亚下船，回归故里。他手里提着很大的包裹。有点儿变老了，但是脸还是红扑扑的，兴致很高。

我父亲想让他进来，但是他说不进，而且马上神情严肃地问道：“我家怎么样？吉佳怎么样？”

“直到几天前都很好。”我母亲回答说。

焦尔焦大喘了一口气：“哦！赞美上帝！如果没有她的消息，我真没有勇气出现在聋哑人面前。我把包裹放在这儿，这就去接她。我三年没看见我可怜的女儿啦！三年我没看过任何亲人啦！”

父亲对我说：“陪他去。”

“对不起，我再说一句。”园丁在楼道里说。

但是我父亲打断他：“生意怎么样？”

“很好，”他回答，“感谢上帝。我带了点儿钱。但是我想问，聋哑孩子的学习怎么样，您跟我说一下吧。我离开她时，她就像个小动物，可怜的孩子。其实，我不太相信这些学校。她学会哑语了吗？我妻子总是写信说好：‘她学说话，有进步。’但是我说她学说话有什么用，如果我不会哑语，我们怎么交流，可怜的小女孩？哑语在他们之间是有用的，一个不幸的人和另一个不幸的人之间。总之，怎么样？怎么样？”

我父亲微笑着回答：“我什么都不跟您说，您自己去看吧，去吧，去吧，一分钟也别再多耽搁了。”

我们出来了，学校很近。在路上，我们大步走着，园丁痛苦地对我念叨：“啊！我可怜的吉佳！她生来就带着那个不幸！你说，我从来没听过她叫我爸爸，她也从没听见我叫她女儿，她从来没有说过也没有听过世界上的一句话！感谢找到了一个好心的恩人，给她付了学校的费用。但是……八岁以前她不能上学。如今她离开家已经三年了。现在，她快十一岁了。跟我说，她长个了吗？她情绪好吗？”

“您马上就看到了，您马上就看到了。”我加快了步伐并回答他。

“这学校在哪儿？”他问道，“我妻子送她去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我觉得好像在这里。”

我们的确到了。我们马上进入会客室。一个管理员接待了我们。“我是吉佳·沃吉的父亲，”园丁说，“我要马上见我的女儿。”

“她们在课间休息，”管理员回答说，“我去通知老师。”他走了。

园丁既不能再说话，也不能停下来；他看着墙上的画，但什么也看不进去。

门开了，进来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女老师，手里领着一个女孩。父女对视了片刻，然后大喊一声，互相拥抱在一起。小女孩穿着淡红和白色条纹布的衣服，一条灰色的围裙。比我高。她哭着用双臂搂着父亲的脖子。

她父亲挣脱出来，从头到脚打量着她，眼里闪着泪花，喘着粗气，就像是刚跑完步一般。他喊道：“啊！长大了！出落得多漂亮呀！哦，我亲爱的，我可怜的吉佳！我的小哑巴！您是她的老师吗？您跟她说她可以跟我打手语，我能懂一些，我以后会慢慢学的。您跟她说，让她用手语，我可以懂一些的。”

老师笑着低声对小女孩说：“来找你的这个人是谁？”

小女孩用洪亮的声音，就像是个野人第一次用我们的语言说话，但是发音清楚，微笑着说：“是我—父—亲。”

园丁往后退了一步，疯了一样喊道：“她说话了！这可能吗！她说话？我的孩子，你说话了？跟我说，你能说话？”他再次拥抱她，并吻了她的额头三次。

“他们不是用手语说话，用手指这样比画？这是怎么回事？”

“不，沃吉先生，”女老师回答说，“不是用手势。那是老方法。这里用新方法教学，用口语。您怎么不知道？”

“我的确什么都不知道！”园丁吃惊地回答说，“我在外面过了三年！或者他们给我写了，而我没明白。我是个榆木疙瘩脑袋。哦，我的女儿，那么，你明白我吗？你听得见我的声音吗？回答我，你听得见我吗？听得到我说的吗？”

“不，好先生，”女老师说，“声音她听不见，因为她聋，她能从您的口型变化来理解您说的话，就是这样。但是她听不见您的话语，她自己跟您说的也听不见。她发那些音是我们一句一句教的，怎样摆口型和动舌头，胸腔和嗓子怎样用力，来发出声音。”园丁听不懂，张大了嘴。他还不能相信。

“跟我说，吉佳，”他对着她的耳朵问女儿，“爸爸回来了，你高兴吗？”他抬起脸等待着回答。

女孩看着他，若有所思，什么也没说。父亲面有难色。

女老师笑了。然后对他说：“好先生，她不回答您，是因为没有看见您嘴唇的动作：您对着她耳朵说的！您把脸对着她的脸，再重复一遍问题。”

父亲看着她的脸重复道：“爸爸回来，你高兴吗？他再也不走了，你高兴吗？”

小女孩认真地看着他的嘴唇，努力地看着他嘴唇的动作，诚实地回答说：“高兴，我—高兴，你—回—来了，你不再走了……永远不。”

父亲使劲地拥抱她，然后为了更好地核实情况，快速地问了她很多问题。

“妈妈叫什么呀？”

“安—东尼娅。”

“这个学校叫什么？”

“聋—哑—学校。”

“二乘以十等于几？”

“二十。”

当我们以为他一定高兴得笑了时，他却突然哭了起来。但那也是高兴的。

“振作起来，”女老师对他说，“您有理由高兴，别哭呀。您看，您让您的女儿也哭了。您不高兴吗？”

园丁抓住女老师的手，吻了两三遍说：“谢谢，谢谢，一百次地感谢，一千次地感谢，亲爱的老师！您原谅我不会说别的好话！”

“但不只是说话，”老师说，“您女儿还会写字，会算数。她知道所有日常用品的词语。她知道一点历史和地理。现在她在正常班里。再上两年学，她会知道得更多。一旦从这里毕业，她可以从事一种职业。我们已经有聋哑人在商店里为顾客服务了，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地工作。”

园丁又惊呆了，好像他脑子又乱了一样。看着女儿，挠着自己的脑门。他的面部表情表示需要新的解释。

女老师转向学校的勤杂工，对他说：“给我叫一个预备班的女孩来。”

过了一会儿，勤杂工带着一个八九岁的聋哑女孩过来，她刚来学校不久。

“这个孩子，”女老师说，“是我们教授最基础知识的学生之一。看怎么做。我要让她说e。您看好啦。”女老师张开嘴，摆出发e音的嘴型，指示小女孩也用同样的方式张开嘴。小女孩照办。老师给她做手势让她发出音来。她发出音了，但是发的是o，而不是e。

“不对，”老师说，“不是这样。”她拉起女孩的双手，把一只张开的手放在自己的喉咙上，另一只放在胸口上，重复，“e”。小女孩通过手感觉到了老师的喉咙和胸口，像之前那样张开嘴，很好地发音：“e”。用同样的方法老师让她说c和d，总是把两只小手放在胸口上和喉咙上。

“现在您明白了？”她问。

孩子的父亲已经明白了，但是好像比没明白时更惊讶。“老师们用那种方式教他们说话？”在想了一分钟后，他看着女老师问道，“你们有耐心教所有人慢慢地用那种方式说话？一个一个地，一年一年地……你们是圣人，肯定是！你们是天堂的天使！但是世界对你们无以回报！我能说什么？……请让我和我女儿单独待一会儿，现在。让她跟我单独待五分钟。”

他把女儿拉到一边坐下来，问她各种问题，她回答，他眼里闪着泪花，用拳头敲打着膝盖，双手拉着女儿，端详着她，听着她说话高兴得不能自持，就像是听着来自天上的声音，然后他问女老师：“可以当面感谢校长先生吗？”

“校长不在，”老师回答说，“但是另一个人在，您应该感谢她。在这儿每一个小女孩都被另一个大一点儿的同学照顾，做她的姐姐、妈妈。您的女儿托付给了一个十七岁的聋哑女孩，她是面包师的女儿，人很善良，对她很好。两年来，她每天早上都去帮助吉佳穿衣服、梳头，教她针线活，整理东西，陪伴她。路易佳，你学校里的妈妈叫什么？”

小女孩笑着回答说：“卡特—丽娜·焦尔—达诺。”然后对她父亲说：“她非—常，非—常善良。”

随着女老师的一个手势，勤杂工出去了，一眨眼的工夫就回来了，带来一个金发聋哑女，面相喜庆，身体健壮。她也穿着红白条纹的衣服和灰色的围裙，她脸色通红地停在了门口，然后低着头笑着。她的身体是成熟女人的，但是表情是小女孩的。

焦尔焦的女儿迅速跑向她，像个小姑娘似的拉着她的手，把她拉到父亲面前，用她的粗声说：“卡—特—丽娜·焦尔—达诺。”

“啊！能干的姑娘！”父亲喊道，伸出手要抚摸她，但是又缩回来，重复说，“啊！善良的姑娘，上帝保佑您，给您一切幸运，一切安慰，让您和您所有的亲人都永远幸福。一个如此善良的姑娘，请接受我可怜的吉佳的父亲的衷心祝愿，虽然我只是个诚实的工人，一个穷家长！”

姑娘抚摸着小女孩，一直低着头笑着；园丁一直像看圣母一样地看着她。

“今天您可以把女儿带走。”女老师说。

“我带她走！”园丁回答说，“我把她带到孔多维，明天上午把她带回来。怎么可能不把她带走呀！”女儿跑去换衣服。“三年没看见她了！”园丁接着说，“现在她说话了！我马上带她去孔多维。但是我要先挽着我的小哑巴去都灵转一圈，让大家看看她，让我的几个熟人听听她说话！啊！多美的一天呀！这就叫欣慰！把胳膊给我，我的吉佳！”女孩穿着小斗篷戴着宽边帽回来了，向他伸出胳膊。

“谢谢大家！”父亲在门口说，“我衷心地感谢所有人！我还会回来再次感谢各位！”

他若有所思了片刻，然后他松开女孩，手在衣服下摸索了一阵，又退了回来，像疯了一样喊着：“尽管我是个穷鬼，但是这二十里拉留给学校，一枚崭新的金币。”他使劲敲了一下桌子，留下了金币。

“不，不，好人，”女老师感动地说，“收回您的钱。我不能接受。拿回去。我做不了主，等校长回来您再试试吧。但是，他也不会接受，您就别想了。您出了多少苦力挣到的，可怜的人。我们都照样非常感谢您。”

“不，我要把它留下，”园丁固执地说，“以后……再说以后。”

但是女老师把钱放进他的口袋，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他只好摇着头作罢，然后用手给了女老师和姑娘一个飞吻，挽起女儿的胳膊，向门外边走边说：“来吧，来吧，孩子，我可怜的小哑巴，我的宝贝！”

女儿用她粗犷的声音说：“哦，多—好的—太阳！”

加里波第

6月3日，星期六

（明天是国庆日）

今天是国丧日。昨天晚上加里波第去世了。你知道他是谁？是从波旁专制下解放了一千万意大利人的那个人。终年七十五岁。他出生在尼斯，是一个船长的儿子。八岁时，他救过一个妇女的命；十三岁时，当船要沉没时，救过一船同学的命；二十七岁时，在马赛的海里救出一个溺水的青年；四十一岁时，他从在大洋上起火的轮船上逃生。

他在美洲，为了解放外族人民战斗了十年。他参加了三次抗击奥地利人，解放伦巴第和特伦蒂诺的战争，于一八四九年保卫罗马不受法国人的侵略，于一八六〇年解放巴勒莫和那不勒斯，一八六七年再次在罗马战斗，一八七〇年为保卫法国与德国人战斗。他有英雄主义的热血和战争的天才。他参加了四十场战役，打赢了三十七次。后来他退出战斗，为了生存而工作，或隐居在一个荒凉的岛上种地。

他曾是水手长、工人、商人、战士、将军、独裁者。他伟大、简朴、善良。他憎恨压迫者；热爱所有的人民；保护所有的弱者；他只热衷于善行，拒绝荣誉；不怕牺牲，热爱意大利。

当他号召战斗时，从各方都有勇士的军团响应他。贵族们放弃宫殿；工人们离开工厂，青年人离开学校，去在他的荣耀的阳光下战斗。

在战争中，他穿着红衫。他强壮，金发，英俊。在战场上他是闪电，在亲人中他是孩子，在痛苦中他是圣徒。上千的意大利人为祖国牺牲了，临死前看到他胜利地在远处走过就觉得很幸福，为了他，上千人愿意牺牲；上百万的人祝福过他并将一直祝福他。

他去世了。全世界为他而哭泣。

你现在不明白；但是你将读到他的英雄事迹，生活中将不断地听到有关他的谈论；随着慢慢地长大，他的形象也将在你面前越发高大；当你长大成人，你将视他为巨人；当你不在人世时，当你子孙的子孙不在人世时，当他们的后代也不在人世时，每当念着他的名字，世世代代仍将看到他作为人民救星的那辉煌的头颅，戴着他胜利的战役名字就像星星组成的光环，就将照亮每个意大利人的额头和心灵。

你的父亲

军队

6月11日，星期日，国庆日

（因加里波第去世而推迟了七天）

我们去了古堡广场，在夹道观看的人群中，去看阅兵式。在军号和军乐中，队伍逐个地接受总司令的检阅，我爸爸告诉我，各兵种和各种旗帜代表的荣誉。

首先是军校的士官生，他们将是工兵和炮兵的军官，大约三百人，穿着黑色的军服，他们以战士和学生的热情奔放的步伐走过。

在他们之后，列队走过的是步兵：曾经在戈伊托和圣马蒂诺战斗的奥斯塔旅，曾在卡斯泰尔菲达尔多战斗的贝加莫旅，一共四个团，一个连跟着一个连，上千的红缨，就像是很多血色花组成的双排花链，两头拽着忽紧忽松。

在步兵之后行进的是工兵，战争中的工人，戴着黑色鬃毛的头饰和深红色的饰带。

当他们行进时，已经看到他们后面来的是上百的直羽毛饰，在看热闹的人们的头顶上：他们是阿尔卑斯山地狙击兵，意大利门户的守卫者，他们全都身材高大，红光满面，威武雄壮，戴着卡拉布里亚式的帽子和翠绿的翻领，那是他们山区的颜色。

阿尔卑斯山地狙击兵还没走过去，人群一阵骚动，是古老的第十二营，他们是庇亚门突击战中第一批进入罗马的狙击兵。他们黝黑、灵敏、活跃，羽毛饰迎风飘动，就像是黑色的激流通过，使整个广场都回荡着嘹亮的军号声，就像是欢呼一般。

但是，他们的军号被一阵沉闷的轰隆声打断，预示着野战炮兵的到来；他们坐在由三百对马匹拉着的高高的战车上骄傲地驶过，他们带着黄色的绳索，青铜和钢制的大炮在轻型炮架上闪闪发光，大炮的回响声让大地颤抖。

再往后，步伐缓慢沉重，外表庄严帅气、粗糙彪悍的战士，强壮的骡子，是山地炮兵，只要人迹所至，就能带来恐慌和死亡。

最后是漂亮的热那亚骑兵团，他们快步小跑，阳光下的头盔和冲天的标枪，迎风飘扬的旗帜，金银闪烁，空气中传送着金属碰撞声和马嘶声。他们在十次战役中冲锋陷阵，从圣卢西亚到维拉弗兰卡。

“多好看啊！”我喊道。

但是我父亲几乎责备我说了那句话，他对我说：“别把军队看作是演戏。所有这些强壮和充满希望的年轻人随时可能被召唤保卫我们的国家，几小时之内，所有人都可能倒在子弹的扫射下。每次在节日中你听到喊声：军队万岁，意大利万岁，你就要想象到在通过的军团之外，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战场，那么军队万岁的呼声就会来自你的内心深处，意大利的形象就会更加庄严、更加伟大。”

意大利

6月14日，星期三

在她的节日里，你这样去问候祖国：

意大利，我的祖国，高贵可爱的土地，我父亲和母亲出生并将埋葬在那里，我希望生活和死亡在那里，我的子女将生活和死亡在那里。

美丽的意大利，千百年来，伟大光荣；近几年来，统一自由；你给世界洒满了神圣智慧的光芒，因此很多勇士战死沙场，很多英雄献身断头台；三百城市和三千万子女的苗条的母亲。童年的我还不理解你，不了解你的全部，但我全身心地崇拜你、热爱你，我为生长于你和被称为你的子孙而自豪。

我爱你美丽的海洋，爱你崇高的阿尔卑斯山，爱你庄严的历史建筑和你非凡的历史记忆；爱你的光荣和美丽；我热爱你、崇拜你的全部，也热爱你最让人喜爱的那部分，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太阳和听到你的名字。

我以一种友爱和感激之情爱你的城市，勇敢的都灵，骄傲的热那亚，博学的波伦尼亚，迷人的威尼斯，强大的米兰；我以同样的晚辈崇敬爱你的城市，高贵的佛罗伦萨和无敌的巴勒莫，魅力无穷的那不勒斯，神奇永恒的罗马。

我爱你，神圣的祖国！我向你发誓我将爱所有你的子女，视之为兄弟；我的心里永远崇敬你活着和已故的伟人；我将是勤劳和正直的公民，永远完善自我，让我无愧于你，用我的微薄之力，让你面前有一天能消除贫困、愚昧、不公、罪恶，使你能够在权利和力量的伟大中繁衍生息。

我发誓将为你服务，以我的力量，以我的智力，以我的双臂，以我的热心，谦卑而热情地为你服务；如果有一天需要我为你献出鲜血和生命，我将献出我的鲜血去死，将对天喊着你神圣的名字，将最后吻你那圣洁的旗帜。

你的父亲

三十二度

6月16日，星期五

在国庆日过去的五天时间里，气温上升了三度。

现在是夏天了，所有人都开始觉得疲乏，都失去了春天的玫瑰色；脖子和腿都开始变细，脑袋低垂着，眼睛半闭着。

可怜的内利很受不了热，脸色很难看，有时头枕在本子上就沉沉地睡去；但是加罗内总是很注意，在他面前放一本立着打开的书，这样老师看不见他。

柯罗西把他的红脑袋靠在课桌上，那样子，居然就像是身首分离，把脑袋放在那儿似的。

诺比斯抱怨我们人太多，毁了他的空气。

啊！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毅力来学习呀！我从家里的窗户看着那些漂亮的树洒下如此的阴影，多想跑到那儿去呀，对要把自己关在课桌之间，我几乎感到难过和愤怒。

但是，一看到我善良的母亲，我就心软了。

当我从学校出来时，她总是看着我，看我是不是脸色惨白；每写完一页作业，她就会说：“你还行吗？”

每天早上六点，她叫醒我去上学：“坚持！没几天了，然后你就自由了，你将能充分休息，去大路边的阴影下。”

是的，她有理由提醒我，在田野里或是在河边令人目眩和烫人的白色鹅卵石间，那些干活的孩子还在太阳的煎熬下；那些在玻璃厂工作的人，整天都低头在天然气的火焰前干活；他们都比我们起得早，他们没有假日。

坚持住，总之！这方面也是德罗西占优势，他既不怕热，也无困意，总是很活跃，快乐地晃动着一头金卷发，就和在冬天一样，学习不费劲，能让周围的人也打起精神，就好像他说话都能让空气清爽。

还有另外两个人也总是清醒和专注：那个固执的斯塔尔蒂，为了不打瞌睡，他戳自己的脸，越是疲乏和天热，他就越是咬牙和睁大眼睛，就好像他要吃了老师似的；那个善于经营的加罗非，拼尽全力用红纸做扇子，再用火柴盒上的贴画装饰，卖两个币一把。

但是最能干的还是柯莱蒂，可怜的柯莱蒂五点就起床帮助父亲运木柴！在学校，每到十一点钟，他就睁不开眼睛了，头耷拉在胸前。当然，他也摇晃着脑袋，用手掌打击颈项，要求出去洗把脸，让旁边的人摇他、掐他。

今天早上他撑不住了，睡得很深沉。老师大声叫他：“柯莱蒂！”他没听见。

老师生气了，重复道：“柯莱蒂！”

于是，住他家旁边的烧炭人的儿子起立说：“他从五点到七点一直在运送柴捆。”

老师让他接着睡，继续讲了半个小时的课。然后到柯莱蒂的课桌前，轻轻地吹着他的脸，叫醒他。

看到老师在眼前，他吓得往后缩。

但是老师双手抱住他的头吻着他的头发说：“我不责怪你，我的孩子。你不是因为懒惰而睡觉，而是劳苦的困倦。”

我的父亲

6月17日，星期六

你的同学柯莱蒂，或是加罗内，肯定不会像你今天晚上那样回答他们的父亲。恩里科！怎么可能呢？

你得向我发誓，只要我活着，以后绝不会再发生了。

每当你父亲指责你，你想用不逊之言顶嘴时，就想一下不可避免会有的那一天，当他叫你到他的床前对你说：“恩里科，我走了。”

哦，我的孩子，当你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即使很长时间以后，当你在他留下的房间哭泣时，在那些他再也不会翻开的书籍之间，想起你曾经对他不尊重，你就会自责：“怎么可能呢？”

你那时就会明白他曾一直是你最好的朋友，即使他迫不得已惩罚你，他也比你还难过，他从不想让你哭，那是为你好；那时你就会后悔，你会哭着吻他曾经工作的那张小桌子，在那张桌子上他为了孩子耗尽了生命。

现在，你不明白：他除了善良和爱，隐瞒了个人的一切。你不知道有时他是如此疲劳，以至于他以为没有几天可活了，在那些时刻他谈的都是你，他不放心的只是留下贫穷无助的你！

多少次，想着这些，当你睡着时，他进入你的房间；他在那儿，手里拿着灯看你，然后，虽然很累，很伤心，他仍然坚持着回去工作！

你也不知道，很多时候，他找你，想和你在一起，因为他心里痛苦，正经历着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会经历的不愉快。他找你作为一个朋友寻求安慰和忘却，他需要逃遁在你的同情中，来恢复平静和勇气。

想一想他会多么伤心，如果他得到的是冷漠和不敬，而不是你的同情！别再让这可怕的忘恩负义玷污你！你想呀，尽管你像圣人一样善良，你也永远不可能偿还他为你做过和继续做的一切。

你还应该想：不能依赖命运，一个不幸可能让你在孩提时代就失去父亲，两年之后，三个月之后，甚至是明天。啊！我可怜的恩里科，你会看到，你周围的一切都变了，那么，你会觉得只有穿着黑衣的可怜的母亲的家里多么空荡和凄凉！

去，孩子，去你父亲那儿，他在他的房间里工作。踮着脚去，别让他听见你进去，去把额头放在他的膝盖上，让他原谅你，为你祝福。

你的母亲

在乡下

6月19日，星期一

我的好爸爸这一次也原谅了我，他允许我去乡下散心，这是和柯莱蒂卖木柴的父亲在周三约定的。我们都需要呼吸一下小山丘的空气。

大家快乐得像过节一样。昨天两点，我们在条例广场会合，德罗西、加罗内、加罗非、普莱克西、柯莱蒂父子和我，我们带了水果、香肠和煮鸡蛋。我们还有皮制的小饭盒和马口铁杯子：加罗内带来一个盛着白葡萄酒的葫芦；柯莱蒂带来他父亲的军用水壶，盛满了黑葡萄酒；小普莱克西，穿着铁匠的衬衫，胳膊下夹着一个两公斤重的大面包。

我们乘车直到圣母教堂站，然后快步去丘陵地带。多绿呀，多阴凉呀，多爽快呀！我们在草丛间翻着筋斗，把脸浸泡在小溪里，跨越着篱笆。

柯莱蒂的父亲远远地跟着我们，上衣披在肩上，抽着他那石膏做的烟斗，他不时地用手吓唬我们，让我们别把裤子撕破了。

普莱克西吹着口哨，我从没听过他吹口哨。柯莱蒂一路上忙着，这个小男人用那一指长的折叠刀，什么都会做：小风车、小叉子、喷水器；他想帮着其他人拿东西，他身负重物，汗水直流；但是一直像狍子一样灵敏。

德罗西不时地停下来告诉我们植物和昆虫的名称：我不明白他怎么知道那么多。

加罗内吃着面包，默不作声；但是不再像他母亲去世前那样快乐地大口咬了，可怜的加罗内。不过，他人没变，还是那么善良：当我们中的一个助跑准备跨越一个沟坎时，他就跑到另一端张开双手接应；普莱克西害怕母牛，因为小时候被顶过，每次路过一头牛，加罗内就在前面挡住他。

我们往上一直爬到圣玛格丽特教堂，然后往下跳着，滚着，摔着……滑着。

普莱克西，被荆棘绊住了，衬衫上被撕了个窟窿，惭愧地站在那儿拿着撕破的衣服；但是加罗非的上衣里总带着一些别针，给他把破处别上，看不出来，普莱克西不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又跑起来。

加罗非走在路上也不浪费他的时间：他采集能做生菜的草和蜗牛，每一块有点发亮的石头他都装进口袋，以为里面含有金或银。

这样一直跑着、滚着、爬着，在阴影里，在阳光下，上上下下，在山冈和小路上，直到一个丘陵的顶部，大家都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我们坐在草地上吃点心。眼前是无边无际的平原，所有阿尔卑斯山的天蓝色山峰顶部都是白色的。我们都饿死了，面包好像不嚼就吞下去了。柯莱蒂的父亲用葫芦叶子托着香肠递给我们吃。我们开始谈论着不能来的老师和同学们，谈论着考试。

普莱克西有点不好意思吃，加罗内使劲把自己手里最好吃的部分都塞到他嘴里。

柯莱蒂坐在他父亲旁边，盘着腿：他们如此亲密，看起来更像是两兄弟，而不是父子，俩人都红着脸笑着，露出白色的牙齿。柯莱蒂的父亲津津有味地嚼着，把我们吃剩下的小饭盒和杯里的食物都清理干净，他说：“葡萄酒对你们学习的人不好，只有我这种卖柴火的人才需要它！”

然后，他拉起儿子，捏着他的鼻子说：“孩子们，你们愿意对他好吗？他可是真正的热心人，我跟你们说！”

除了加罗内，大家都笑了起来。他一边嚼着，接着说：“可惜，唉！现在你们在一起是好同学；谁知道再过几年，恩里科和德罗西将是律师和教授，或者，我怎么知道，你们四个人有开店的，有做工的，鬼知道会在哪儿。那么，永别了，同学们。”

“什么！”德罗西回答道，“对我来说，加罗内永远是加罗内，普莱克西永远是普莱克西，其他人也一样，即使我变成俄罗斯沙皇；他们去哪儿，我也去哪儿。”

“愿你有福！”柯莱蒂的父亲说，举起了酒瓶，“这才像话，神圣啊！你们碰碰这儿！好同学万岁，让你们有家没家的孩子成为一家人的学校万岁！”

我们都用饭盒和杯子碰着他的酒瓶，喝完最后一口。他喊道：“四十九团第四营万岁！”他站起来喝下最后一口酒，“如果你们有一天要打阵地战，要像我们一样地勇敢顽强，孩子们！”

时候不早了，我们开始下山，大家跑着唱着，很多段路都手挽着手地走过。傍晚的时候，我们到了波河边上，成千的萤火虫在飞舞。我们到了条例广场才分手，一致同意周日再见，一块儿去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剧院，看给夜校学员的颁奖仪式。多美好的一天呀！

如果没有遇到我可怜的女老师，我会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我看到她从我家的楼梯上往下走，天快黑了，一看见我，就双手拉着我，对着我的耳朵说：“永别了，恩里科，记住我！”我发觉她哭了。

我上去把这事告诉我母亲：“我遇见了我的老师。”

“她去睡觉了，”我妈妈说，“她眼睛都红了。”然后她盯着我看，伤心地补充说：“你可怜的老师……她身体很糟。”

给工人们颁奖

6月25日，星期六

像我们预先说好的那样，我们一块儿去了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剧院。

剧院装点得跟三月十四日一样，很多人，但都是工人家庭，中间的座位被合唱夜校的男女学员占满了，学员们唱着一首献给克里米亚牺牲的战士们的颂歌，很好听，刚一结束，全体起立鼓掌欢呼，他们又重新唱了一遍。

之后，获奖人马上开始列队，从市长、省督和其他官员面前走过，接受储蓄银行的奖金账户、证书和奖章。在中间座位的一角我看到了小瓦匠，坐在他母亲旁边，另一边是校长，他后面是我二年级老师的红头发。

首先上场的是绘画夜校的学员，他们是金银匠、石匠、石印工还有樵夫和泥瓦匠；然后是商业学校的学员；再后是音乐高中的学员，他们中很多是姑娘和女工，都穿着华丽面带笑容，观众对她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最后是小学夜校的学员，这才开始有看点。

各个年龄段，各行各业，穿什么的都有；男人们戴着灰色的帽子，工厂的童工，留着大黑胡子的工人。

年龄小的若无其事，成年人略显尴尬；人们为年龄最大的和最小的鼓掌。但是观众中没有人像我们的颁奖仪式时那样笑：能看到的是一张张认真严肃的脸。很多获奖人的妻子和孩子就坐在台下中间的席位，很多孩子当看到他们的父亲走上舞台时，高声叫着他们的名字，用手指着他们大声笑着。上台的还有农民和搬运工：他们是邦孔帕尼学校的学员。来自齐塔戴拉学校的有一位我父亲认识的擦鞋人，省督颁发给他毕业证。

在他之后我看到一个巨人般的高大男人，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他是小瓦匠的父亲，来领二等奖！我这时才想起来，在阁楼上，在他生病的儿子床前见过他，我马上巡视在座位上的儿子：可怜的小瓦匠！他眼里闪着泪花看着父亲，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做着野兔的鬼脸。

这时我听到爆发出掌声，就往台上看：一个擦烟囱的小孩，洗得很干净的脸，但是穿着工作服，市长拉着一只手跟他说话。擦烟囱人之后，上来的是厨师。然后来领奖章的是一个来自拉涅里学校的市政清洁工。我不知道心里怎么了，极大的同情和极大的尊敬，想着所有那些劳动者获得这些奖励所付出的代价，他们是家长，有很多操心事，在他们的辛苦上又添加了多少辛苦，牺牲了多少小时最需要的睡眠，还得付出多少脑力，用他们那因劳动而变粗糙的手来适应不习惯的学习！

过来了一位工厂的童工，可以看出他穿的是因为颁奖而借的父亲的上衣，袖子太长了，他不得不在台上卷起袖子，才能拿到自己的奖；很多人笑了起来，但是马上就被掌声淹没了。

后面来了一位秃头的白胡子老人。过去的还有炮兵战士，他们是我们学校的夜校学员；再往后是海关税收员、市政保安员，他们都是我们各个学校的保安人员。

最后，夜校的学员再次唱起克里米亚烈士的赞歌，但是这一次非常动情，有一种直接发自内心的感召力，人们几乎不鼓掌了，都很感动，没有喧嚣，慢慢地退场。

短短的几分钟内，大街上就满是行人。在剧院门前，小烟囱清扫工拿着系着红绳子的奖状证书，很多成年人围着跟他交谈。工人、孩子、保安、老师们，很多人在街道的两边隔着路互相问候。我二年级的老师在两个炮兵之间出来。能够看到很多工人的妻子抱着孩子，孩子的小手里拿着父亲的毕业证，骄傲地向路人显示着。

我的女老师去世

27日，星期二

当我们在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剧院时，我可怜的女老师去世了。她是两点过世的，在来找我母亲的七天之后。

昨天早上，校长在学校向我们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你们当中曾经是她的学生的人都知道，她有多善良，对学生有多好，对大家来说，她就是妈妈。现在她不在了。一场可怕的疾病折磨了她很长时间。如果她不教书挣钱糊口，她能及时治疗，也许能痊愈；如果她能休息的话，至少能多活几个月。但是，她宁愿和孩子们一起直到最后一天。星期六晚上，十七日，她与孩子们告别，她知道再也看不到他们了，但还是给他们提出了好的建议，亲吻了所有的人，哭着走了。现在，没人能再看见她了，孩子们。”

小普莱克西，是她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头伏在桌上哭了起来。

昨天晚上放学后，我们都去了亡者的家里，陪同遗体去教堂。路上已经停了一辆两匹马拉的灵车，很多人等在那里，低声说着话。有我们学校的校长、老师，也有其他她过去教的学校的老师；她教过的班级的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被母亲们领来了，母亲们手里拿着火把；很多很多其他班级的孩子，巴雷蒂学校的五十多名女生，有的手里拿着花圈，有的拿着玫瑰花束。很多花束已经放在灵车上了，车上有一个大金合欢花圈，上面用黑体字写着：历届四年级女生献给她们的老师。在大花圈下，吊着一个小花圈，是她的孩子们送来的。

在人群中，能看到很多拿着蜡烛的女佣人，她们是女主人们派来的，也有两位穿着燕尾服的男佣人，他们拿着点燃的火炬；一个富有的绅士，是女老师的一个学生的父亲，驾着自己那辆有天蓝丝绸内衬的马车过来。

大家都挤在门前。很多女孩都抹着眼泪。我们在沉默中等了片刻。终于，人们把棺材抬下来了。当看到棺材被装进车里，有些孩子大哭起来，一个孩子开始喊叫，就好像这时才意识到他的女老师死了，他哭得如此厉害，人们不得不把他拉走。

队伍开始慢慢地排好，开始行进。走在前面的是无罪受孕隐修院的修女，她们穿着绿色的衣服；然后是玛利亚修道院的修女，都穿着白色衣服戴着天蓝带子；再后面是神父。灵车后面跟着的是老师们，高小的学生们和其他学生；最后是普通群众。

人们从窗户和门口往外看那些孩子和花圈，纷纷说：“是个女老师。”还有一些带着小孩子的太太，她们中有人在哭泣。

到了教堂，人们把棺材从灵车上抬下来，放进教堂的中殿，摆在主祭坛的前面。女老师们把花圈放在棺材上，孩子们把花放上，在高大阴暗的教堂里，周围的人都拿着点燃的蜡烛，开始唱祈祷。

然后，当神父说完最后的阿门，蜡烛突然都熄灭了，所有人都快速走了出去，就剩下已故的女老师一个人了。

可怜的女老师，她对我可好了，非常有耐心，她辛苦了很多年！她只给学生们留下了一些书，把墨水瓶给了一个男生，一个小本子给了另一个男生，这就是她的所有；临死前两天，她对校长说不要让最小的学生们去陪她的灵柩，因为她不愿意让他们哭。她做尽好事，她饱受苦痛，她走了。

可怜的女老师，一个人留在黑暗的教堂里！永别了！永别了，我善良、温柔和忧伤的朋友，你是我童年的回忆！

感谢

6月28日，星期三

我可怜的女老师本想结束这个学年的工作，却在课程结束的前三天撒手人寰。

后天，我们还会去上课，听朗读最后一个本月故事《沉船》，然后……就结束了。星期六，七月一日，考试。又一年，三年级，过去了！如果我的女老师没有死，这一年会过得很好。

我想起，跟去年的十月相比，好像现在知道了很多：脑子里有了很多新鲜事物；比过去说和写我所想都更好了；我也可以帮助做很多大人不能做的事情，在他们的工作中打下手。我明白了很多，几乎能懂得所有我读的东西。我很高兴……

但是，有多少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家里，在学校，在路上，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在我看到任何事物时，都曾经敦促和帮助过我学习啊！现在，我感谢所有人。

我首先感谢你，我的好老师，你对我如此宽容而深情，任何一点现在令我愉悦和自豪的知识，都是你辛苦教化的成果。

我感谢你，德罗西，我可敬的同学，很多次以你精准友善的解释让我明白了很多难解的事情，克服考试中的障碍；也感谢你，斯塔尔蒂，强壮能干，你让我知道坚强的意志能做到一切；还有你，加罗内，善良慷慨，你对所有认识你的人都慷慨友善地相处；还有你们，普莱克西和柯莱蒂，你们一直是我勇敢认错踏实工作的榜样。我要对你们说：谢谢，要对其他所有人说：谢谢。

但是，在所有人之前，我感谢你，我的父亲，你是我的第一个老师、第一个朋友，你给了我很多好建议，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当你为我工作时，总是向我隐瞒你的忧伤，尽一切努力，让我的学习更轻松，生活更美好。感谢你，我温柔的母亲，可爱的有福的护卫天使，你分享了我所有的快乐和痛苦，你和我一起学习、劳动和哭泣，用一只手抚摸我的额头，另一只手指向天空。就像小时候一样，我在你们面前双膝跪下，我感谢你们，以我全部的真诚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在我的心灵里种下的温情，感谢你们十二年来的牺牲和仁爱。

最后一个本月故事·沉船

很多年前，一个十二月的早上，一艘大汽船从利物浦港口起锚出发，船上有二百多名乘客，其中七十人是工作人员。船长和几乎所有水手都是英国人。在乘客中有很多意大利人：三位太太，一位神父，一个乐团。船是开往马耳他岛的。

天色很阴沉。

在船尾的三等舱乘客中，有一个十二岁左右的意大利男孩，以他的年龄而论个头不大，但是身体结实，有着西西里人的勇敢且严肃的漂亮面孔。他一个人在靠近前桅杆的地方，坐在一堆绳索上，旁边是一个装着他东西的破行李箱，他一只手放在箱子上。他长着棕色的脸，黑色的大波浪卷发几乎长到肩膀。他穿得很寒酸，肩上披着一个破围巾，斜背着一个旧皮包。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周围的乘客、大船、跑来跑去的水手和波涛汹涌的海洋。他好像是刚刚经历一场家庭的极大不幸：孩子的脸，成人的表情。

出发后不久，船上的水手之一，一个灰头发的意大利人，手领着一个女孩出现在船尾，在小西西里人面前停下来，对他说：“这是你的一个旅行伙伴，马里奥。”然后就走了。

女孩坐在绳索堆上，在男孩旁边。他们互相看着。

“你去哪儿？”西西里人问她。

女孩回答说：“路过那不勒斯，去马耳他。”

然后她补充说：“我去找我爸爸和妈妈，他们在等着我。我叫朱莉叶塔·法嘉尼。”

男孩什么也没说。

过了几分钟，他从包里掏出面包和水果干；女孩有饼干；他们一起吃了起来。

“高兴点儿！”匆匆走过的意大利水手喊道，“现在开始跳舞！”风更大了，船摇摆得厉害。

但是两个孩子不晕船，一点也不在乎。小女孩微笑着。她的年龄几乎跟同伴一样大，但是她高多了：棕色的脸，苗条，面色有点儿清瘦，穿着很简单。她长着剪短的卷发，头上系着红头巾，耳朵上戴着银耳环。

他们边吃边聊着各自的经历。男孩的父母都不在了。父亲原来是工人，几天前在利物浦死了，他成了孤儿，意大利领事把他送回国，要送到巴勒莫，那儿有他的远亲。小女孩前一年被一个对她很好的寡妇姨妈带到伦敦，把她交给一些穷亲戚，被他们养了一段时间，希望能得到一笔遗产；但是，几个月后，姨妈在一次车祸中被轧死了，没有留下一分钱；她也到了领事那里，领事把她送上开往意大利的船。两个人都被托付给了意大利水手。

“就这样，”小女孩下结论说，“我爸我妈以为我会很有钱地回来，但是我却身无分文地回来了。不过他们还会对我同样好。我的兄弟们也一样。我有四个弟弟，都很小。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给他们穿衣服，他们看到我会非常高兴。我将踮着脚进家……海上的天气真恶劣。”

然后，她问男孩：“你去找你的亲戚吗？”

“是啊……如果他们要我。”他回答道。

“他们对你不好吗？”

“我不知道。”

“到圣诞节，我就十三岁了。”女孩说。

然后他们就开始谈论他们周围的大海和人群。他们一整天都在一起，不时地交谈几句。乘客们以为他们是兄妹或姐弟。女孩织袜子，男孩想事情，海浪越来越高了。

晚上，到了分手去睡觉的时候，女孩对马里奥说：“睡个好觉。”

“谁也睡不好，可怜的孩子们。”路过的意大利水手大声喊着，他在找船长。

男孩正准备对女旅友说“晚安”，突然一个大浪重重地打向他，把他拍在一张椅子上。

“我的妈呀，你流血了！”那女孩喊着扑向他。

下面逃生的旅客们没人注意他们。女孩跪在被突然的大浪击打蒙了的马里奥身旁，给他擦拭流血的额头，从自己头上摘下红头巾，缠在他的头上，然后把他的头搂到自己的胸前，好系扣结，这样，在她腰带上部的黄色衣服上沾染了一块血迹。

马里奥醒来，站了起来。

女孩问道：“你感觉好点了吗？”

他回答说：“我没事了。”

朱丽叶塔又说：“睡个好觉！”

马里奥回答说：“晚安。”

他们从靠近宿舍的两个楼梯下去了。

水手的预言果真说中了。他们还没有睡着，就迎来了可怕的暴风雨。就像是疯狂的巨浪突然发作，几分钟之内就摧毁了一根桅杆，吊在船边的三艘小船和船尾的四条小船都像树叶似的被吹走了。在船舱内部，一片混乱和恐慌，倒塌声、喊叫声、哭声和祈祷声，让人毛骨悚然。整个夜晚，暴风雨都在肆虐。黎明到来时，情况还在恶化。可怕的巨浪从侧面抽打着船体，覆盖着甲板，击打，横扫，把一切东西都翻卷到海里。覆盖机舱的甲板被掀翻了，一声恐怖的巨响伴随着冲进来的海水，火焰被熄灭了，轮机工纷纷逃命；到处都是涌进来的喷流。一个洪亮的声音喊着“启动水泵”！那是船长的声音。水手们跑向抽水泵。但是，突然一个海浪，从后部击中船体，毁坏了栏杆和舱门，很多水涌进船内。

所有的乘客，吓得要死，都逃到了大厅里。

这时，船长出现了。

“船长，船长！”大家一块儿喊着，“怎么办？我们处境如何？有希望吗？我们能得救吗？”

船长等大家安静下来，冷冷地说：“我们听天由命吧。”

只有一个女人喊了一声：“发发慈悲吧！”没有其他人能发出声音。恐惧已经令所有人都僵住了。

就这样过去了很长时间，在坟墓般的沉默中。大家面无血色，面面相觑。大海一直在可怕地发疯。船在剧烈地摇晃。到了某个时刻，船长决定向海里抛下一艘救生船，五个水手上去，往下放船；但是大浪把它掀翻了，其中两个水手落水了，包括意大利人，其他人奋力地抓住绳索爬上来。从那以后，水手们自己也失去了勇气。

两小时以后，船已经下沉到升桅杆缆绳的高度。甲板上上演着另一幕可怕的景象。母亲们绝望地搂着自己的孩子，朋友们拥抱着互相道别。有些人下到船舱里，想不看着大海死去。一个乘客用手枪击中自己的头部，扑倒在宿舍的楼梯上死了。很多人疯狂地互相抓抱着，女人们可怕地扭曲着身体。很多人跪在神父周围。听到的是一片哭泣，孩子般的哀怨，尖厉怪异的喊声，这里那里看到的是雕塑般一动不动的人，被吓傻了，目光呆滞无神，死人和疯子一般的面孔。

两个孩子，马里奥和朱丽叶塔，抓着一根船上的

桅杆，目不转睛地看着大海，好像失去了知觉。

海浪有点儿平缓了，但是船还在继续慢慢地下沉。再过几分钟，就要沉没了。

“把救生艇放到海里！”船长喊道。最后一艘救生艇被放到海里，十四名水手和三名乘客下去了。船长留在了船上。

“您跟我们一块儿下来！”下面的人们喊道。

“我要死在我的岗位上。”船长回答说。

“我们会遇到一艘船，”水手们对他喊着，“我们会得救的，下来。您会死去的。”

“我留下。”

“还有一个位置！”水手们对其他乘客喊着，“一位女士！”

一个女人被船长搀着前来，但是看到救生艇的距离，她没有勇气跳下去，重又回到甲板上。其他妇女都像死人一样晕过去了。

“来个孩子！”水手们喊着。

听到那个喊声，直到那一刻，被极度的惊恐吓呆了的西西里男孩和他的伙伴，突然被求生的巨大本能回过神来，他们同时放开了桅杆，一同要往救生艇里跳，异口同声地喊道：“我的！”都力求把对方抛在后面，就像两只疯狂的野兽。

“身体轻的！”水手们喊着，“船已经超重了，身体轻的上来。”

听到那句话，女孩像是被雷击了一样，

放下了臂膀，一动不动，死一般地看着马里奥。

马里奥也看了她一眼，看到了她胸前的血迹，他记起来了，一个神圣的想法闪过他的脑海。

“身体轻的！”水手们齐声喊着，已经不耐烦了，“我们走了。”

这时，马里奥用一个好像不是他的声音喊道：“她更轻。应该是你，朱丽叶塔！你还有父母！我就一个人！我把我的位置给你！下去！”

“把她扔进海里！”水手们喊着。

马里奥抓住朱丽叶塔的腰部，把她扔进海里。女孩喊着，扑通一声下去了；一个水手抓住了她的胳膊把她拉上了船。男孩站在船边，高昂着头，头发迎风，一动不动，安详自若，无上崇高。

小船开始划动，刚好逃离了大船沉没所引起的很可能掀翻小船的旋涡。

这时，直到那一刻都好像失去了知觉的女孩，抬起眼来向着男孩的方向失声痛哭起来。“永别了，马里奥！”她抽泣地向他喊着，双臂伸向他，“永别了！永别了！永别了！”

“永别了！”男孩回答道，高举起手来。

小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和灰暗的天空下迅速驶开。大船上再没人喊了，海水已经吞没了甲板上的栏杆。

突然，男孩跪了下来，双手合十，眼望天空。

女孩捂住了脸。当她再抬起头，眼望大海时，大船已经消失了。

我母亲的最后一页

7月1日，星期六

一个学年结束了，恩里科。很好，你学年的最后一天，纪念一个高尚的孩子，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他的朋友。

你现在要和你的老师们和同学们分手了；我要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个分手不只是三个月，而是永久。由于工作的原因，你父亲要离开都灵，我们都得跟他走。我们秋天离开这里。你要进一所新学校。这让你难过，不是吗？

因为我肯定你热爱你学习过三年的学校。每天两次，你尝试了付出努力后的快乐，很长一段时期，在那里在固定的时刻你看到的是同样的孩子们；同样的老师们，同样的家长们，你的爸爸或妈妈在微笑地等着你，你习惯了的学校，在那里你获得了启蒙，那里你有很多要好的同学，那里你听到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你好，任何一点不愉快都是有用的经历！

把这份情谊留给你自己，衷心地对所有那些孩子说再见。他们中有些人会经历不幸，很快会失去父亲和母亲；另一些人会年轻轻地死去；还有人会在战场上高贵地抛洒热血，很多人会成为能干诚实的工人，成为像他们一样勤劳诚实的家人的一家之长，谁知道，也许有人会成为国家的栋梁，成为国家的荣誉。

因此，满怀情谊地和他们分手：把你心灵的一部分留在那个大家庭里，你儿童时进去，少年时出来，你爸爸妈妈都很爱它，因为你在那里得到了关爱。学校是一位母亲，我的恩里科。她从我的怀抱把刚会说话的你带走，现在把长大、强壮、善良、好学的你还给我；愿学校得福，你永远不能忘记她，孩子。

哦！你不可能忘记她。你将长大，将周游世界，将看到大城市和壮观的历史建筑；其中的很多你可能会忘记；但是那个不起眼的白色建筑，关闭的百叶窗，那个小花园，那里开出了第一朵你的心智之花，你会永远看到它，直至你生命的最后一天，就像我将一直看到、第一次听到你声音的那个家。

你的母亲

考试

7月4日，星期二

终于临到考试了。在学校周围的路上，听到的都是谈论考试的话，孩子们、父亲们、母亲们，甚至女佣们：考试科目、分数、题目、平均分、重考、及格，所有人说着同样的话题。

昨天上午是作文考试，今天上午是算术考试。看着所有的父母带着孩子来学校是令人感动的，在路上给他们最后的叮嘱，很多母亲把他们的孩子一直送到课桌旁，为了看看墨水瓶里是否还有墨水，试试笔是否好使，走到门口还转过身来说：“勇敢点！仔细点！记住啦！”

我们的监考老师是柯阿迪，那个留着黑胡子的，他声音像是狮吼，但是从不惩罚谁。有些孩子吓得脸色发白。当老师打开市政信封的火漆封抽出考题时，连喘气声都听不见。老师高声念考题，他用非常严厉的目光，一会儿看着我们中的一个，一会儿看看另一个；但是，很明显，如果他能把答案念出来，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及格，他将会更高兴。

考试开始一个小时之后，很多人开始感觉吃力了，因为考题很难。一个男生哭了起来。柯罗西用拳头敲着脑袋。可怜的孩子们，如果他们不知道答案并没有过错，因为他们没有充分的时间学习，他们被父母忽视了。但是自有天助。要看一下德罗西是怎么帮助他们的，他怎么想办法传递一个数字或提示运算而不被发觉，他对所有人都很周到，就好像他是我们的老师。算术也是加罗内的强项，他能帮谁就帮谁，甚至帮助诺比斯，现在他放下了臭架子，也得作弊。斯塔尔蒂一个多小时都没动了，眼看着考题，拳头顶着太阳穴，然后五分钟之内就全做完了。

老师在课桌之间转着说：“镇静，镇静，我要求你们镇静！”当他看到有人灰心时，为了让人笑，重新鼓起勇气，他就模仿狮子张开嘴，假装要吃人。

大约十一点钟，通过百叶窗往下看，我看到很多父母不耐烦地在路上来回走着。有普莱克西的父亲，穿着他深蓝色的衬衣，从工厂里跑出来，脸上满是油黑；有柯罗西的母亲，卖蔬菜的；内利的母亲，穿着黑衣服，一刻也待不住。

十二点还差一点儿，我父亲来了，他抬眼看着我的窗户：我亲爱的爸爸！

十二点，我们都做完了。学校出口简直是一台戏。所有人都迎着孩子们问情况，翻阅着练习本，与同学们对答案。

“多少次运算？”

“总分多少啊？”

“减法呢？”

“答案呢？”

“小数点呢？”

所有的老师也来回走着，被上百个声音呼来唤去的。

我父亲迅速从我手里拿去一个很差的誊写稿，看着说：“不错。”

在我们旁边是铁匠普莱克西，他也看着他儿子的卷子，有点儿不安，他看不明白，就转向我父亲：“您能帮我看看总分吗？”

我父亲念分数。他看着，默算着。“好样的，小子！”他高兴地喊着。我父亲跟他对视了一会儿，开心地笑着，就像两个朋友；我父亲向他伸出手，他握住了。他们分手时说：

“口试见。”

“口试见。”

走了几步路，我们听到一个假声，回头看，那是铁匠在唱歌。

最后的考试

7月7日，星期五

我们今天早上有口试。八点钟，我们都在教室里，八点一刻开始叫我们每四个人一组进到大房间去，那里已经在一张大桌子上面铺着绿绒布，旁边坐着校长和四名老师，其中有我们的老师。

我是最先被叫进去的之一。

可怜的老师！今天上午，我发觉他对我们真的很好。当其他人问我们的时候，他只关注着我们；当我们回答不好时，他就焦躁不安，当我们回答漂亮时，他又恢复平静。他一字不落地听着，用手势给我们各种提示，就好像说：“好—不好—注意，慢点儿—勇敢点儿。”如果他能说话，估计会给我们各种提示。如果在他的位子上轮流坐着的是所有学生的父亲，也不可能比他做得更多。当着其他人的面，我会向他十遍地喊“谢谢”！当其他老师对我说“很好；走吧”，他眼睛因喜悦而闪闪发光。

我马上回到班里去等我父亲。几乎所有人还都在。我坐在加罗内旁边。我一点儿也不高兴。我想着，这大概是我们近距离地坐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小时了。我还没有跟加罗内说我们不会在一起上四年级了，我得跟我父亲离开都灵：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他在那儿身体蜷成一团，他的大脑袋耷在课桌上，在一张他父亲的照片上画着花边，照片上，他父亲穿着司炉工作服，高大雄壮，牛一样的脖子，神情严肃诚实，儿子跟他一模一样。他那样弯着身子，衬衣前面有点儿敞开了，我在他那裸露强壮的胸脯上看到了一个小金十字架，那是内利的母亲得知他保护了她儿子后送给他的。

但是我早晚得跟他说我将离开了。

我对他说：“加罗内，今年秋天，我父亲要永远离开都灵了。”

他问我是不是我也走，我回答说是。

“你四年级不跟我们上了？”他对我说。我回答说是这样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啥话都没说，继续画着他的画，然后头也不抬地问：“你记得住三年级的同学们吗？”

“记得住，”我说，“所有的人，但是你……比其他人更记得深。谁能忘记你？”

他严肃地盯着我看，那目光里似乎有千言万语；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左手伸给我，假装用另一只手在画画。我双手握住它，那只强壮忠诚的手。

那一刻，老师红着脸匆匆走了进来，他低声却很高兴地说：“真棒，到现在为止，一切都不错，剩下的继续保持；真棒，孩子们！勇敢点！我很高兴。”为了表示他的高兴和鼓励，他马上出去，假装被绊了一下，扶着墙，避免摔倒。我们从没看见过他这样的笑脸！这件事显得如此奇怪，所有人都没有笑，反而感到非常吃惊；所有人都微笑，却没人笑出声来。是呀，我不知道，他这个孩子般的举动，是让我更加伤心，还是更加亲切。

那快乐的时刻是他的全部奖励，是他九个月的善良、耐心也包括不开心的全部回报！可怜的老师，为了这一刻，他付出了多少辛苦，有多少次，他带病坚持上课！他付出了多少温情和操心，就为换取我们的这个时刻！

现在我觉得，我眼前总浮现他的这个举动，我将会记住他的这个样子很多很多年。如果有一天我长大成人，他还活着，我们再次相遇，我会对他说，他的这个举动打动了我的心，我将在他的头上印上我的吻。

告别

7月10日，星期一

下午一点，我们都最后一次去学校听取考试分数和领取成绩单。

马路上都是家长，他们也占了大厅，很多人进了班级教室，一直挤到老师的小桌子前：我们班里甚至从墙根到第一排课桌之间的空间都占满了。有加罗内的父亲、德罗西的母亲、铁匠老普莱克西、老柯莱蒂、内利卖菜的母亲、小瓦匠的父亲、斯塔尔蒂的父亲，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人；到处都听到低语的声音，就好像是在广场上。

老师进来了，立刻鸦雀无声。

他手里拿着成绩单，马上开始朗读：“阿巴图奇，升级，六十分；阿琴蒂，升级，五十五分；小瓦匠，升级；柯罗西，升级。”

然后，他大声读到：“德罗西·埃尔奈斯托，升级，七十分，一等奖。”

所有在场的家长都认识他，都说：“真棒，真棒，德罗西！”他晃了一下金色的卷发，以他那潇洒漂亮的微笑，看着向他招手示意的母亲。加罗非、加罗内、卡拉布里亚人都升级了。

然后是三四个需要补考的，其中一个哭了起来，因为他父亲站在门口，向他做了一个准备挨揍的手势。但是老师对父亲说：“别，先生，请原谅我；不是他的错，很多时候是运气问题。这就是他的情况。”

然后，老师念道：“内利，升级，六十二分。”内利的母亲用扇子给了他一个飞吻。

斯塔尔蒂以六十七分升级；但是听到这个好成绩，他都没笑，拳头一直顶着太阳穴。

最后念到的一个是沃蒂尼，他穿着漂亮，头发溜光地来了，他也升级了。

念完最后一个，老师站了起来说：“孩子们，这是我们大家最后一次在一起。我们一起共度了一年，现在我们已经是作为好朋友要分手了，不是吗？要和你们分手了，我很难过，亲爱的孩子们。”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如果有时我缺少耐心，如果有时我不公平，过分严厉，都不是故意的，请你们原谅我。”

“不，不，”家长们和很多学生都说，“不，老师先生，永远不会。”

“请原谅我，”老师重复说，“请你们记着我的好。新的一年，你们将不再跟我学习了，但是我会看到你们，你们将永远在我心里。再见了，孩子们！”

话音一落，他就向前走，来到我们中间，全体起立在课桌边向他伸出了手，拉着他的胳膊和衣服边；很多人吻他，五十个学生异口同声地说：

“再见，老师！”

“谢谢，老师先生！”

“祝您健康！”

“请您记住我们！”

他出去的时候，好像很激动。我们大家都三三两两地出去了。其他班的学生也都出了教室。

一片混乱，一片孩子们和家长们的喧闹，人们在向老师们道别，也彼此互相道别。戴红羽毛的女老师身边有四五个孩子，周围还有二十多个孩子，够她招架；小修女老师的帽子一半被学生们拉开了，他们在她的黑衣服的扣子上和口袋里塞了十多束花儿。很多人在罗贝提身旁，正是在这天，他第一次不用拐杖了。

到处都能听到：

“新学年见！”

“十月二十日见！”

“万圣节见！”

我们也告别了。啊！那一刻，人们忘记了所有的不愉快！沃蒂尼，总是如此嫉妒德罗西，却是第一个向他张开双臂告别的人。我向小瓦匠告别，正当他最后一次朝我做野兔鬼脸时，我吻了他，可爱的孩子！我向普莱克西告别，向加罗非告别，他告诉我他最后一次彩票的中奖情况，送给我一方一个边角已经摔坏了的彩釉小镇纸。我向所有人告别。

很有趣的是看着可怜的内利是怎样地拥抱加罗内，没人能把他们分开。所有人都围在加罗内周围，说着：“再见加罗内，再见。”摸摸他，抱抱他，跟他谈谈，那个正直的圣人一样的少年。他父亲完全惊呆了，看着，笑着。加罗内是我最后拥抱的同学，在路上，在他的胸口，我强忍住没哭出来，他吻了我的额头。

然后，我跑到我父母那里。我父亲问我：“你向所有同学都告别了吗？”

我说是的。

“如果你对谁有过错，去跟他说对不起，请他忘记。没有吗？”

“没有。”我回答说。

“那么，永别了！”我父亲用激动的声音说，最后看了一眼学校。

我母亲重复说：“永别了！”

而我，什么都没能说出来。